德國王族從來也沒有因為喜歡平民執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這個王族的人頭腦清醒，負責藏書和救濟窮人的工作，在巴伐利亞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瘋狂氣質侵蝕他們之前，還為寬容的事業作了一些十分有用的貢獻。
在某種難度上這是實際需要的結果。德國王族繼承了歐洲最貧窮的地方：那是漫無邊際的沙地和森林，隻有一半的地方有人居住。30年戰爭導致那裏的居民家破人亡。他們需要人力和資金來重整家業，於是開始去尋求人才，不論他們來源於什麽種族，信奉什麽教義，也不管他們以前服過苦役的卑賤身份。
腓特烈大帝的父親是個粗俗之輩，言談舉止活像個采煤工，對酒吧女招待很感興趣。不過，他在會見外國逃亡者代表團的時候倒是能變得彬彬有禮。在處理涉及王國重要統計數字的事務時，他的座右銘是“多多益善”。他有意識地搜集所有其他國家拋棄的東西，就像是在認真網羅1.8米左右多高的擲彈兵擔任自己的衛隊一樣。
腓特烈卻很有教養，跟他父親完全不同。雖然父親不允許他學習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這兩種文字。他喜歡蒙田的散文，討厭路德的詩歌，喜歡愛比克泰德的智慧，討厭那些無知的天主教預言家。父親按照《舊約》中的教義對腓特烈很嚴厲（為了教腓特烈學會服從，父親命令把腓特烈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斬首），但這沒有使腓特烈傾向於正直的猶太理想，那時路德派和加爾文派教士都對猶太理想稱讚有加。腓特烈逐漸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史前的恐懼和無知狀態的複蘇，信教等於陷入一種被一小撮聰明卻又無恥的家夥們小心操縱的奴性狀態，這些家夥知道怎樣充分利用自己的優越地位，靠著損人利己來享樂。腓特烈不僅對基督教義感興趣，而且對基督本人有著更大的興趣，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茲尼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所以至少在宗教問題上是個胸襟寬闊之人，而且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他的國家裏，“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謀求拯救”。
腓特烈作出的這個英明論斷為他沿著寬容的道路作進一步的試驗奠定了基礎。比如說，他宣布，隻要傳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過著正派和遵紀守法的生活，那麽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教義都必須享有同等的權利，政府不許幹涉宗教事務，隻需充當警察的角色，維持不同宗派之間的和平就夠了。他由衷地相信這一點，隻要求臣民順從和忠誠，把對思想和行為的最後評判權留給上帝，“隻有上帝才知曉人的良知”，他從不對上帝的意旨發表哪怕是小小的評論，以免使人們認為上帝需要人的幫助，也就是用暴力和殘忍來推行神聖的目的。
腓特烈在思想境界方麵比他所處的年代早了200多年。國王在首都的中心給天主教徒們劃出一塊土地，讓他們修建自己的教堂。當時的人都搖頭不止。耶穌會的人從大多數天主教國家被驅逐出後，他又挺身保護他們。於是，人們開始嘟囔起一些惡毒的警告。他聲稱，道德和宗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每個人隻要交納稅金和服了役，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信奉什麽宗教。這時候，人們再也不承認他是個基督徒了。
由於當時他們恰好住在普魯士境內，批評家們不得不保持沉默。因為國王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評論，就能給那些在某方麵沒能博得他歡心的人的生涯造成一些料想不到的後果。
不過，事實上，他是一個掌權30年的開明的專製君主，他第一次給歐洲帶來了差不多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歐洲的這個偏僻的角落裏，新教徒、天主教、猶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論者第一次嚐到了享有平等權利和平等待遇的滋味。喜歡穿紅衣服的人不能對穿綠衣服的人說三道四，穿綠衣服的人也不能對穿紅衣服的人作威作福。那些回到尼西亞尋找精神安慰的人，則不得不與那些既和羅馬教皇打交道又和基督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處。
腓特烈對他努力的成果真感到十足的滿意嗎？我很懷疑。他在行將離開人世的時候，讓人把他忠實的愛犬叫來。在這最重要的時刻，這些狗看來是比“所謂的人類”更好的伴侶（國王陛下是一個能力滿強的報刊專欄作家）。
就這樣，他與世長辭了，這是又一個誤入這個錯誤世紀的馬可·奧勒留，像他的先輩一樣，給他的繼承者們留下了一份絕好的遺產。
在某種難度上這是實際需要的結果。德國王族繼承了歐洲最貧窮的地方：那是漫無邊際的沙地和森林，隻有一半的地方有人居住。30年戰爭導致那裏的居民家破人亡。他們需要人力和資金來重整家業，於是開始去尋求人才，不論他們來源於什麽種族，信奉什麽教義，也不管他們以前服過苦役的卑賤身份。
腓特烈大帝的父親是個粗俗之輩，言談舉止活像個采煤工，對酒吧女招待很感興趣。不過，他在會見外國逃亡者代表團的時候倒是能變得彬彬有禮。在處理涉及王國重要統計數字的事務時，他的座右銘是“多多益善”。他有意識地搜集所有其他國家拋棄的東西，就像是在認真網羅1.8米左右多高的擲彈兵擔任自己的衛隊一樣。
腓特烈卻很有教養，跟他父親完全不同。雖然父親不允許他學習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這兩種文字。他喜歡蒙田的散文，討厭路德的詩歌，喜歡愛比克泰德的智慧，討厭那些無知的天主教預言家。父親按照《舊約》中的教義對腓特烈很嚴厲（為了教腓特烈學會服從，父親命令把腓特烈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斬首），但這沒有使腓特烈傾向於正直的猶太理想，那時路德派和加爾文派教士都對猶太理想稱讚有加。腓特烈逐漸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史前的恐懼和無知狀態的複蘇，信教等於陷入一種被一小撮聰明卻又無恥的家夥們小心操縱的奴性狀態，這些家夥知道怎樣充分利用自己的優越地位，靠著損人利己來享樂。腓特烈不僅對基督教義感興趣，而且對基督本人有著更大的興趣，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茲尼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所以至少在宗教問題上是個胸襟寬闊之人，而且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他的國家裏，“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謀求拯救”。
腓特烈作出的這個英明論斷為他沿著寬容的道路作進一步的試驗奠定了基礎。比如說，他宣布，隻要傳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過著正派和遵紀守法的生活，那麽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教義都必須享有同等的權利，政府不許幹涉宗教事務，隻需充當警察的角色，維持不同宗派之間的和平就夠了。他由衷地相信這一點，隻要求臣民順從和忠誠，把對思想和行為的最後評判權留給上帝，“隻有上帝才知曉人的良知”，他從不對上帝的意旨發表哪怕是小小的評論，以免使人們認為上帝需要人的幫助，也就是用暴力和殘忍來推行神聖的目的。
腓特烈在思想境界方麵比他所處的年代早了200多年。國王在首都的中心給天主教徒們劃出一塊土地，讓他們修建自己的教堂。當時的人都搖頭不止。耶穌會的人從大多數天主教國家被驅逐出後，他又挺身保護他們。於是，人們開始嘟囔起一些惡毒的警告。他聲稱，道德和宗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每個人隻要交納稅金和服了役，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信奉什麽宗教。這時候，人們再也不承認他是個基督徒了。
由於當時他們恰好住在普魯士境內，批評家們不得不保持沉默。因為國王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評論，就能給那些在某方麵沒能博得他歡心的人的生涯造成一些料想不到的後果。
不過，事實上，他是一個掌權30年的開明的專製君主，他第一次給歐洲帶來了差不多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歐洲的這個偏僻的角落裏，新教徒、天主教、猶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論者第一次嚐到了享有平等權利和平等待遇的滋味。喜歡穿紅衣服的人不能對穿綠衣服的人說三道四，穿綠衣服的人也不能對穿紅衣服的人作威作福。那些回到尼西亞尋找精神安慰的人，則不得不與那些既和羅馬教皇打交道又和基督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處。
腓特烈對他努力的成果真感到十足的滿意嗎？我很懷疑。他在行將離開人世的時候，讓人把他忠實的愛犬叫來。在這最重要的時刻，這些狗看來是比“所謂的人類”更好的伴侶（國王陛下是一個能力滿強的報刊專欄作家）。
就這樣，他與世長辭了，這是又一個誤入這個錯誤世紀的馬可·奧勒留，像他的先輩一樣，給他的繼承者們留下了一份絕好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