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座標誌著達官貴族的榮耀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古老大廈，名叫法蘭西王國。公元1789年8月的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它終於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氣悶熱，一星期來人們的怒火不停地上漲，國民議會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愛的狂歡之中。隻是到了這個民眾激昂的時刻，特權階層才交出了他們花了3個世紀獲得的古老權力和特權。平民百姓宣布讚成人權理論。從此，人權便為以後的民眾自治奠定了基礎。
就法國而言，這意味著封建體製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實際上就是社會上最具有進取心的精英，他們勇敢地擔起領導的職責，決定著普通民眾的命運，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機會。貴族階層都甘願退出公職，在政府的各個部門裏做一些冠冕堂皇的辦事員的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他們現在隻適合在紐約的五號街道上喝咖啡，或者在二號街道上開飯館。
古老的法蘭西死亡了。
這到底是福還是禍，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法蘭西已經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還有一個看不見的最殘暴的統治，自從黎塞留時代以來，教會一直把這種統治強加在塗了聖油的聖·路易斯的子孫們身上。
可以肯定的是，人類又獲得了一次機會，這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至於激勵著當時所有虔誠的男男女女的衝天激情，更不用說了。
太平盛世已經很近，甚至可以說已經來臨了。
獨裁政府的專橫及獨裁政府的各種邪惡，都要徹底地從美好的地球上永遠清除掉。
前進吧，祖國的後代(1)，暴政的時代就要終結了！
對於它的後果可以多說點兒。
帷幕落下來了，社會上許多汙穢的事物被滌蕩得一幹二淨，一切都重新開始。但是這一切過去以後，我們再次看到了麵熟的“不寬容”，它穿上了無產階級的馬褲，梳著羅伯斯庇爾式的發型，與檢察官並排而坐，度過它罪惡的晚年。
10前，有人要是說當權者隻是依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時也會出差錯，“不寬容”便會把他們送上斷頭台。
現在，誰要是頑固地認為人民的意願不一定總是上帝的意願，“不寬容”也會把他們推向死亡的深淵。
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玩笑！
然而，這個玩笑（具有嘩眾取寵的本性）卻是以數百萬無辜旁觀者的鮮血為代價。
不幸的是，我要講的並不是什麽新鮮的事情。人們可以從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達同一個意思的比較優雅的敘述。
在人類的精神生活方麵，一直明顯地存在、而且很可能會永遠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人。
大革命
少數人沒完沒了地研究和思考，認真尋求自己的不朽靈魂，他們將會悟出某些恰如其分的哲學結論，最終擺脫掉普通民眾的煩惱。
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滿足精神上的“淡酒”，他們想要能刺激精神、燙壞舌頭、傷害食管、使他們突然坐起來，振奮一下精神的東西。那“東西”是什麽倒關係不大，隻要能起到上述的效果，能采用直截了當的方法而且不限製數量就行。
曆史學家似乎不懂得這個事實，這讓許多人大失所望。憤怒的民眾剛剛摧毀掉舊日的城堡（當地的黑羅多弟和塔西提及時，又熱情地報道了該事），就馬上讓泥瓦匠把舊城堡的廢墟用推車運往城市的另一頭，重新修建起一座地牢，它和舊堡壘一樣暴虐、罪惡，同樣出於鎮壓和恐嚇的目的。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些自尊心很強的民族終於擺脫了“一貫正確的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但他們卻開始受一本“一貫正確的書”的指揮。
就在舊掌權人化妝成仆從騎著馬向邊境疾馳出逃的同一天，自由黨進入了這座被遺棄的宮殿，穿上被人丟落的皇袍，又做出與他們的前任同樣的錯誤之事和暴行。
這一切都實在是令人沮喪，但這是我們故事裏一個真實的部分，必須告訴大家才好。
毋庸置疑，那些對法國大動亂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動機是好的。《人權宣言》規定的原則是：不得幹預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觀點，“包括宗教觀點”，安靜地尋求自己道路的自由，隻要他的觀點不攪亂由各項法令和法律製定的社會秩序就行。
不過，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宗教派別都享有同等的權力。新教從此以後得到容許，新教徒不會因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個教堂裏做禮拜而招惹到什麽麻煩，但天主教仍然是國教，是“占統治地位”的教派。
米拉博(2)在認識政治生活本質的方麵有準確無誤的本能，他知道這個遠近聞名的讓步不過是權宜之計。他試圖把一場社會大變革變成一個人的革命，但壯誌未酬就歸西了。許多貴族和主教對他們在8月4日晚上的寬宏大量的表示深為後悔，於是便開始使用設置障礙的方法，這給他們的國王主子帶來了致命的後果。直到公元1791年（整整兩年，這對於任何實際目的來說都太晚了），所有宗教派別，包括新教徒和猶太人在內，才獲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礎，被宣布在法律麵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從那時開始，各種角色就反轉過來。法國人民的代表為這個前途不可限量的國家製訂了憲法，要求教士們不管具有什麽信仰，都必須宣誓忠於這個新政體，就像他們的同胞——教師、郵局員、燈塔看守人和海關官員一樣，要把自己嚴格地看成國民的公仆。
教皇庇護六世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新憲法對教士的規定直接踐踏了公元1516年法國和羅馬教廷簽署的各項正式協議。但是議會沒有時間考慮先例或條約這類微不足道的小事。教士要麽宣誓效忠新憲法，要麽退職，饑餓而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這個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的程序。但是絕大多數教士是虔誠的，他們拒絕發假誓。他們已經迫害了胡格諾教派許多年，現在他們又效仿胡格諾派，開始在荒廢了的馬廄裏做彌撒；在豬窩裏交流思想、共享聖餐；在鄉下的樹籬後麵布道，並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秘密到他們以前的教民家裏進行拜訪。
通常情況下，他們比新教徒在類似的情境下過的生活好得多，因為法國的秩序已經亂作一團，就連對付憲法的敵人，也隻能勉強采取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由於這些出色的教士們——一般稱他們是拒絕宣誓的倔強分子——似乎沒有人想冒上斷頭台的危險，所以很快就壯著膽子要求官方承認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教派”，並要求享有特權，而在過去的3個世紀中，也正是這種人頑固地拒絕把這些特權交給自己的同胞加爾文教徒。
革命的寬容之處
我們如今處在沒有這方麵風險的公元1925年來回顧那個年代，難免感到它既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當時並沒有就他們的要求采取明確的措施，因為極端的激進分子已經徹底控製了國民議會。由於法庭的背信棄義，加上國王陛下昏聵地與外國結盟，結果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就引起了從比利時海岸到地中海海岸的驚慌。它導致了從公元1792年9月2日至7日的一係列屠殺。
從那一刻起，這場革命注定要墮落成恐怖統治。
饑腸轆轆的百姓開始懷疑自己的領袖正在搞一個大陰謀，要把國家出賣給敵人，這時哲學家們試圖通過漸進的方式取得成果的努力便成為了泡影。下麵發生的劇變在曆史中並不足為奇。在如此巨大的危機之中，處理政務的權力很容易落在殘酷無情的人手中，認真學習曆史的學者都很熟悉這一事實。但是這出戲的主要演員居然是個一本正經的人，一個楷模，一個純粹美德的化身，這的確出人意料。
等法國開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實本性，已經為時過晚了，這就好比是在協和廣場的絞架上白費唇舌說一陣過時的警告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這幾個角度探討了法國大革命，但是隻有等曆史學家變成了心理學家，或者心理學家變成了曆史學家，才能真正解釋或理解那些在極度痛苦中決定民族命運的黑暗力量。
有些人認為是愉快和光明統治著世界。有些人則認為人類隻推崇一個東西：專橫的力量。從現在起幾百年後，我們或許能在這二者之間作出一個選擇。然而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法國大革命是所有社會學的試驗中最偉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化。
一些人想通過理性建起一個更人性化的世界，但他們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被那些他們原本想給予榮譽的一幫人處死。隨著伏爾泰、狄德羅、杜爾哥、孔多塞這些人的消逝，新至善論的無知信徒變成了國家命運的有爭議的主人，他們把這項崇高的使命弄得亂七八糟。
在他們統治的第一階段，勝利掌握在宗教的敵人手裏，這些人出於某些原因，憎恨基督教的種種象征。他們在往昔教士專權的日子裏默默地忍受了深重的災難，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長袍就憤怒不已；一嗅到香火的氣味，就會勾起早已忘卻的狂怒，致使臉色發白。還有些人認為可以借助數學和化學來反對上帝的存在。於是，他們聯合起來，著手摧毀教會和它的作品。這是件毫無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場徒勞無功之舉，卻是革命心理的特點之一。正常的變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變成了每天發生的事。於是，一紙國民政府的法律公文就廢除了基督的舊曆，廢除了萬聖節、聖誕節和複活節，取消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將一年劃分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個非基督徒的休息日。接著，一張廢除崇拜上帝的聲明，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
但這段時間並不長。
在空蕩蕩的雅各賓俱樂部裏，無論如何滔滔不絕地做著各種解釋和辯解，這種虛空的主張還是得不到大多數公民的認可。他們連兩個星期都沒忍耐得了。舊神滿足不了群眾的要求，那為什麽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創造出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神呢？
結果，出現了理智女神！
她的確切形象還是後來才弄明白的。在當時，一個標致的女演員，恰到好處地穿上古希臘服裝，完全符合了人們的要求。這位女士是從前任國王的芭蕾舞團的舞蹈演員中找到的，在一個適當的機會，她被人們非常隆重地送到了巴黎聖母院的高大祭壇上——一個早已為舊信仰的追隨者所拋棄的地方。
至於聖母，許多世紀以來她一直站在祭壇上，用充分理解的容忍目光，溫和地注視著那些靈魂受創傷的人們。現在她也銷聲匿跡了。在被送進石灰窯變成灰漿之前，被一雙憐愛的手匆匆地隱藏了起來。自由女神的塑像占據了她的位置。這是一位業餘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隨意雕塑而成。但這並沒有結束。巴黎聖母院還見識過其他的新鮮事。在唱詩班的中間，有四個柱子和一個頂棚，它們象征著“哲學的聖堂”，在國家的重大日子裏就成為新舞神的寶座。當這個可憐的女子不主持儀式、不接受追隨者的膜拜時，“哲學的聖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後一刻。
但“最後一刻”不到6個月就到來了。
公元1794年5月7日上午，法國民眾被正式告知：上帝又重新確立了，靈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認為一條信仰。6月8日，新的至高無上的神（那是用已故的讓·雅克·盧梭遺留下的舊材料匆忙造就出來的）正式向企盼已久的信徒們亮相了。
羅伯斯庇爾身穿一件嶄新的藍色馬甲，發表了歡迎詞。他登上了人生的巔峰。從一個三流城市裏的默默無聞的法律執事搖身一變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級教士。更有甚者，一個精神癲狂的修女凱瑟琳·泰奧特居然被成千上萬的人擁戴為上帝的真正母親，因為她剛剛宣布了救世主即將降臨，還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這就是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此人身穿自己設計的怪異製服，得意洋洋地大講特講，向上帝保證說從今以後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會好起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兩天後他又通過了一項法律。法律規定，凡被懷疑犯有叛國罪和異教罪的人（二者再次被相提並論，就像往昔的宗教法庭時代一樣）都被剝奪一切自衛手段。這個措施非常奏效。在後來的6個星期裏，成千上萬的人在斷頭台的斜斧下丟了腦袋。
他的其他故事是大家熟知的。
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認為自己是他所認為美好的東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質上是有頭腦的狂熱者，因此不可能承認其他不夠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權利。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邪惡的仇恨發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讓法國抵達瀕臨人口滅絕的邊緣。
最後，美德的敵人由於擔心自己性命難保，便動手回擊了。經過一場短暫的殊死鬥爭，這個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毀滅。
沒過多久，法國革命的力量很快削弱殆盡了。法國人民當時采用的憲法獲準了不同宗派並存，並給它們以同等的權利和特權，至少共和國官方不再管理宗教方麵的事情了。那些希望建教堂、公理會和協會的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做。但有個前提——即必須在支持自己的教長和教士的同時，承認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個人選擇的完全自由。
從那時起，法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開始和平共處。
天主教會從未承認過自己的失敗，這倒是千真萬確的。它繼續詆毀政教分離的原則（參見公元1864年12月8日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教令），並且支持那些妄圖顛覆共和國政府，以恢複君主製或帝國的政黨，以圖東山再起重掌大權。但是這些戰鬥一般都是在大臣夫人的起居室裏，或者是在退伍老將和一個野心勃勃的嶽母打兔子的山林小屋裏進行的。
他們為趣味讀物提供了精彩的素材，但這隻能表明他們是白費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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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賽曲》的歌詞，原文為法文。
(2) 法國大革命時期君主立憲派領袖之一。
那天晚上天氣悶熱，一星期來人們的怒火不停地上漲，國民議會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愛的狂歡之中。隻是到了這個民眾激昂的時刻，特權階層才交出了他們花了3個世紀獲得的古老權力和特權。平民百姓宣布讚成人權理論。從此，人權便為以後的民眾自治奠定了基礎。
就法國而言，這意味著封建體製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實際上就是社會上最具有進取心的精英，他們勇敢地擔起領導的職責，決定著普通民眾的命運，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機會。貴族階層都甘願退出公職，在政府的各個部門裏做一些冠冕堂皇的辦事員的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他們現在隻適合在紐約的五號街道上喝咖啡，或者在二號街道上開飯館。
古老的法蘭西死亡了。
這到底是福還是禍，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法蘭西已經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還有一個看不見的最殘暴的統治，自從黎塞留時代以來，教會一直把這種統治強加在塗了聖油的聖·路易斯的子孫們身上。
可以肯定的是，人類又獲得了一次機會，這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至於激勵著當時所有虔誠的男男女女的衝天激情，更不用說了。
太平盛世已經很近，甚至可以說已經來臨了。
獨裁政府的專橫及獨裁政府的各種邪惡，都要徹底地從美好的地球上永遠清除掉。
前進吧，祖國的後代(1)，暴政的時代就要終結了！
對於它的後果可以多說點兒。
帷幕落下來了，社會上許多汙穢的事物被滌蕩得一幹二淨，一切都重新開始。但是這一切過去以後，我們再次看到了麵熟的“不寬容”，它穿上了無產階級的馬褲，梳著羅伯斯庇爾式的發型，與檢察官並排而坐，度過它罪惡的晚年。
10前，有人要是說當權者隻是依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時也會出差錯，“不寬容”便會把他們送上斷頭台。
現在，誰要是頑固地認為人民的意願不一定總是上帝的意願，“不寬容”也會把他們推向死亡的深淵。
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玩笑！
然而，這個玩笑（具有嘩眾取寵的本性）卻是以數百萬無辜旁觀者的鮮血為代價。
不幸的是，我要講的並不是什麽新鮮的事情。人們可以從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達同一個意思的比較優雅的敘述。
在人類的精神生活方麵，一直明顯地存在、而且很可能會永遠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人。
大革命
少數人沒完沒了地研究和思考，認真尋求自己的不朽靈魂，他們將會悟出某些恰如其分的哲學結論，最終擺脫掉普通民眾的煩惱。
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滿足精神上的“淡酒”，他們想要能刺激精神、燙壞舌頭、傷害食管、使他們突然坐起來，振奮一下精神的東西。那“東西”是什麽倒關係不大，隻要能起到上述的效果，能采用直截了當的方法而且不限製數量就行。
曆史學家似乎不懂得這個事實，這讓許多人大失所望。憤怒的民眾剛剛摧毀掉舊日的城堡（當地的黑羅多弟和塔西提及時，又熱情地報道了該事），就馬上讓泥瓦匠把舊城堡的廢墟用推車運往城市的另一頭，重新修建起一座地牢，它和舊堡壘一樣暴虐、罪惡，同樣出於鎮壓和恐嚇的目的。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些自尊心很強的民族終於擺脫了“一貫正確的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但他們卻開始受一本“一貫正確的書”的指揮。
就在舊掌權人化妝成仆從騎著馬向邊境疾馳出逃的同一天，自由黨進入了這座被遺棄的宮殿，穿上被人丟落的皇袍，又做出與他們的前任同樣的錯誤之事和暴行。
這一切都實在是令人沮喪，但這是我們故事裏一個真實的部分，必須告訴大家才好。
毋庸置疑，那些對法國大動亂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動機是好的。《人權宣言》規定的原則是：不得幹預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觀點，“包括宗教觀點”，安靜地尋求自己道路的自由，隻要他的觀點不攪亂由各項法令和法律製定的社會秩序就行。
不過，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宗教派別都享有同等的權力。新教從此以後得到容許，新教徒不會因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個教堂裏做禮拜而招惹到什麽麻煩，但天主教仍然是國教，是“占統治地位”的教派。
米拉博(2)在認識政治生活本質的方麵有準確無誤的本能，他知道這個遠近聞名的讓步不過是權宜之計。他試圖把一場社會大變革變成一個人的革命，但壯誌未酬就歸西了。許多貴族和主教對他們在8月4日晚上的寬宏大量的表示深為後悔，於是便開始使用設置障礙的方法，這給他們的國王主子帶來了致命的後果。直到公元1791年（整整兩年，這對於任何實際目的來說都太晚了），所有宗教派別，包括新教徒和猶太人在內，才獲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礎，被宣布在法律麵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從那時開始，各種角色就反轉過來。法國人民的代表為這個前途不可限量的國家製訂了憲法，要求教士們不管具有什麽信仰，都必須宣誓忠於這個新政體，就像他們的同胞——教師、郵局員、燈塔看守人和海關官員一樣，要把自己嚴格地看成國民的公仆。
教皇庇護六世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新憲法對教士的規定直接踐踏了公元1516年法國和羅馬教廷簽署的各項正式協議。但是議會沒有時間考慮先例或條約這類微不足道的小事。教士要麽宣誓效忠新憲法，要麽退職，饑餓而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這個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的程序。但是絕大多數教士是虔誠的，他們拒絕發假誓。他們已經迫害了胡格諾教派許多年，現在他們又效仿胡格諾派，開始在荒廢了的馬廄裏做彌撒；在豬窩裏交流思想、共享聖餐；在鄉下的樹籬後麵布道，並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秘密到他們以前的教民家裏進行拜訪。
通常情況下，他們比新教徒在類似的情境下過的生活好得多，因為法國的秩序已經亂作一團，就連對付憲法的敵人，也隻能勉強采取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由於這些出色的教士們——一般稱他們是拒絕宣誓的倔強分子——似乎沒有人想冒上斷頭台的危險，所以很快就壯著膽子要求官方承認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教派”，並要求享有特權，而在過去的3個世紀中，也正是這種人頑固地拒絕把這些特權交給自己的同胞加爾文教徒。
革命的寬容之處
我們如今處在沒有這方麵風險的公元1925年來回顧那個年代，難免感到它既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當時並沒有就他們的要求采取明確的措施，因為極端的激進分子已經徹底控製了國民議會。由於法庭的背信棄義，加上國王陛下昏聵地與外國結盟，結果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就引起了從比利時海岸到地中海海岸的驚慌。它導致了從公元1792年9月2日至7日的一係列屠殺。
從那一刻起，這場革命注定要墮落成恐怖統治。
饑腸轆轆的百姓開始懷疑自己的領袖正在搞一個大陰謀，要把國家出賣給敵人，這時哲學家們試圖通過漸進的方式取得成果的努力便成為了泡影。下麵發生的劇變在曆史中並不足為奇。在如此巨大的危機之中，處理政務的權力很容易落在殘酷無情的人手中，認真學習曆史的學者都很熟悉這一事實。但是這出戲的主要演員居然是個一本正經的人，一個楷模，一個純粹美德的化身，這的確出人意料。
等法國開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實本性，已經為時過晚了，這就好比是在協和廣場的絞架上白費唇舌說一陣過時的警告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這幾個角度探討了法國大革命，但是隻有等曆史學家變成了心理學家，或者心理學家變成了曆史學家，才能真正解釋或理解那些在極度痛苦中決定民族命運的黑暗力量。
有些人認為是愉快和光明統治著世界。有些人則認為人類隻推崇一個東西：專橫的力量。從現在起幾百年後，我們或許能在這二者之間作出一個選擇。然而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法國大革命是所有社會學的試驗中最偉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化。
一些人想通過理性建起一個更人性化的世界，但他們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被那些他們原本想給予榮譽的一幫人處死。隨著伏爾泰、狄德羅、杜爾哥、孔多塞這些人的消逝，新至善論的無知信徒變成了國家命運的有爭議的主人，他們把這項崇高的使命弄得亂七八糟。
在他們統治的第一階段，勝利掌握在宗教的敵人手裏，這些人出於某些原因，憎恨基督教的種種象征。他們在往昔教士專權的日子裏默默地忍受了深重的災難，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長袍就憤怒不已；一嗅到香火的氣味，就會勾起早已忘卻的狂怒，致使臉色發白。還有些人認為可以借助數學和化學來反對上帝的存在。於是，他們聯合起來，著手摧毀教會和它的作品。這是件毫無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場徒勞無功之舉，卻是革命心理的特點之一。正常的變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變成了每天發生的事。於是，一紙國民政府的法律公文就廢除了基督的舊曆，廢除了萬聖節、聖誕節和複活節，取消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將一年劃分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個非基督徒的休息日。接著，一張廢除崇拜上帝的聲明，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
但這段時間並不長。
在空蕩蕩的雅各賓俱樂部裏，無論如何滔滔不絕地做著各種解釋和辯解，這種虛空的主張還是得不到大多數公民的認可。他們連兩個星期都沒忍耐得了。舊神滿足不了群眾的要求，那為什麽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創造出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神呢？
結果，出現了理智女神！
她的確切形象還是後來才弄明白的。在當時，一個標致的女演員，恰到好處地穿上古希臘服裝，完全符合了人們的要求。這位女士是從前任國王的芭蕾舞團的舞蹈演員中找到的，在一個適當的機會，她被人們非常隆重地送到了巴黎聖母院的高大祭壇上——一個早已為舊信仰的追隨者所拋棄的地方。
至於聖母，許多世紀以來她一直站在祭壇上，用充分理解的容忍目光，溫和地注視著那些靈魂受創傷的人們。現在她也銷聲匿跡了。在被送進石灰窯變成灰漿之前，被一雙憐愛的手匆匆地隱藏了起來。自由女神的塑像占據了她的位置。這是一位業餘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隨意雕塑而成。但這並沒有結束。巴黎聖母院還見識過其他的新鮮事。在唱詩班的中間，有四個柱子和一個頂棚，它們象征著“哲學的聖堂”，在國家的重大日子裏就成為新舞神的寶座。當這個可憐的女子不主持儀式、不接受追隨者的膜拜時，“哲學的聖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後一刻。
但“最後一刻”不到6個月就到來了。
公元1794年5月7日上午，法國民眾被正式告知：上帝又重新確立了，靈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認為一條信仰。6月8日，新的至高無上的神（那是用已故的讓·雅克·盧梭遺留下的舊材料匆忙造就出來的）正式向企盼已久的信徒們亮相了。
羅伯斯庇爾身穿一件嶄新的藍色馬甲，發表了歡迎詞。他登上了人生的巔峰。從一個三流城市裏的默默無聞的法律執事搖身一變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級教士。更有甚者，一個精神癲狂的修女凱瑟琳·泰奧特居然被成千上萬的人擁戴為上帝的真正母親，因為她剛剛宣布了救世主即將降臨，還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這就是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此人身穿自己設計的怪異製服，得意洋洋地大講特講，向上帝保證說從今以後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會好起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兩天後他又通過了一項法律。法律規定，凡被懷疑犯有叛國罪和異教罪的人（二者再次被相提並論，就像往昔的宗教法庭時代一樣）都被剝奪一切自衛手段。這個措施非常奏效。在後來的6個星期裏，成千上萬的人在斷頭台的斜斧下丟了腦袋。
他的其他故事是大家熟知的。
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認為自己是他所認為美好的東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質上是有頭腦的狂熱者，因此不可能承認其他不夠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權利。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邪惡的仇恨發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讓法國抵達瀕臨人口滅絕的邊緣。
最後，美德的敵人由於擔心自己性命難保，便動手回擊了。經過一場短暫的殊死鬥爭，這個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毀滅。
沒過多久，法國革命的力量很快削弱殆盡了。法國人民當時采用的憲法獲準了不同宗派並存，並給它們以同等的權利和特權，至少共和國官方不再管理宗教方麵的事情了。那些希望建教堂、公理會和協會的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做。但有個前提——即必須在支持自己的教長和教士的同時，承認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個人選擇的完全自由。
從那時起，法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開始和平共處。
天主教會從未承認過自己的失敗，這倒是千真萬確的。它繼續詆毀政教分離的原則（參見公元1864年12月8日羅馬教皇庇護九世的教令），並且支持那些妄圖顛覆共和國政府，以恢複君主製或帝國的政黨，以圖東山再起重掌大權。但是這些戰鬥一般都是在大臣夫人的起居室裏，或者是在退伍老將和一個野心勃勃的嶽母打兔子的山林小屋裏進行的。
他們為趣味讀物提供了精彩的素材，但這隻能表明他們是白費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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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賽曲》的歌詞，原文為法文。
(2) 法國大革命時期君主立憲派領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