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個地方流傳著一首詩歌。詩歌的大意是：上帝以神秘的活動在創造奇跡。
對於研究過大西洋沿海地區曆史的人而言，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是很顯然的。
17世紀的前半期，美洲大陸北部住著一批對《舊約》理想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不知內情的參觀者還會把他們視為摩西的追隨者，而非基督的信徒。浩瀚、寒冷又多風暴的大西洋將這些開拓者和歐洲國家隔斷。他們在美洲新大陸建立起一種恐怖的精神統治，這在對馬瑟家族的大規模搜捕和迫害行動中達到了頂峰。
乍一看，要說這些令人起敬的紳士對寬容傾向頗有貢獻似乎是不可能的，而這種寬容傾向在英國與從前殖民地之間的敵對情緒爆發前的《美國憲法》和其他許多文件裏又講得清清楚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由於17世紀的壓製非常可怕，便注定會激起比較有利於自由思想的強烈的反作用力。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殖民主義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茲尼的選集，不再用《聖經》中的“罪惡之地”和“罪惡之城”的故事來嚇唬孩子們。但是他們的領袖們幾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謀略的人，他們自己的寬容思想都建構在羊皮宣言的基礎上，新的獨立民族的大廈就要在這上麵聳起了。
如果他們是對付一個統一的國家，可能不會這麽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區始終是個非常複雜的事情。在那裏，瑞士路德派的人開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國也有一些胡格諾派教徒趕過來；荷蘭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領了一大片土地；而英國的各個教派亦不時地想在哈德遜灣和墨西哥灣之間的荒涼地帶建起自己的小小天堂。
上述形勢有助於各種教派的發展。在好些殖民區裏，由於不同教派之間的勢力難分伯仲，所以一種最原始的初級的互相容忍形式被強加在各派移民者頭上。若是在通常情況下，他們早就掐住彼此的喉嚨了。
對於那些靠坐收漁利發財的體麵紳士來說，這是討厭的發展趨勢。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現許多年之後，他們仍然在為維持舊的正直理想而抗爭。雖然他們所獲甚少，卻成功地使年輕人疏遠了一種信條，這信條似乎是從比他野蠻的印第安鄰人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而來。
我們國家幸運的是，在這場曆時長久的爭取自由的奮戰中，最受攻擊的是人數不多卻勇氣十足的持反對意見的人們。
思想在輕快地傳播開來，甚至一隻小小的載重80噸的雙桅帆船，運載的都是足以讓整個大陸陷入混亂的新觀念。18世紀的美國殖民主義者沒有什麽雕塑和三角鋼琴，但他們並不缺乏書籍。13個殖民區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明白，這個大世界正在發生驚人的變化，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聽不到的。那時的書商成了他們的先知。他們雖然和已有的教士不公然決裂，表麵的生活也鮮有什麽改變，但是時機一到，他們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蘭西瓦尼亞老親王最忠誠的信徒，那個老親王拒絕在自己的領地上迫害唯一神論的信徒。理由是上帝已經明確地給了他做三件事的權力：“有能力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預知未來；控製人的良知。”
當需要製訂一個將來治理國家的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綱領時，這些勇敢的愛國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寫進文獻，把他們的理想放置在公共輿論這一最高法庭前。
如果弗吉尼亞善良的公民知道他們洗耳恭聽的一些講演是受不共戴天的死敵——自由思想者——直接啟迪的話，他們一定會被嚇得魂不附體。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馬斯·傑斐遜本人就是一個極其有自由思想的人，當他說宗教隻能用道理和說服力來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時，當他又說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權利，依照自己的良知自由運用宗教時，他僅僅是在重複伏爾泰、拜勒、斯賓諾莎和伊拉斯謨的思想和作品的內容罷了。
後來，人們又聽到如下的異端邪說：“在美國謀求任何公職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列為條件”，或者“國會不應該運用法律來幹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運用宗教”，美國的反叛者們默許並接納了這種做法。
如此一來，美國成為第一個宗教和政治明確分離的國家，成為第一個公職候選人在接受任命時不用被迫出示主日學校畢業證的國家；在法律上，美國則成為第一個民眾可以隨意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國家。
但是這裏就像在奧地利（或是其他這種地方）一樣，普通百姓遠遠落後於領袖們，領袖們稍微有一點兒偏離老路，他們就會跟不上步伐。許多州不僅繼續對不屬於主導宗教組織的百姓施加限製，而且居住在紐約、波士頓和費城的人們仍然不能容忍持有不同意見者，好像他們從來沒有讀過一句本國憲法般。對於湯姆·佩恩來說，所有這一切不久就都降臨了。
湯姆·佩恩為美國的事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宣傳員。
湯姆·佩恩
從血統上講，他是英格蘭人；從職業上說，他是水手。在天性和訓練上說，他是個反叛者。他造訪北美各殖民區的時候已經40歲了。在倫敦時，他曾遇見本傑明·富蘭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忠告。公元1774年，他拿著本傑明親筆寫的介紹信，乘船駛往費城，幫助富蘭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貝奇創立了《費城公報》。
佩恩是個老練的業餘政治家，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處於考驗靈魂的重大漩渦之中。不過他的頭腦非常有條理。他搜集了關於美國人不滿情緒的紛雜材料，並將它們融進一本小冊子裏。篇幅短小卻寫得很親切。小冊子通過一般“常識”使人們相信美國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應當得到所有忠心愛國者們衷心的合作。
這本小冊子很快就傳到英國，傳到歐洲大陸，許多人有生以來頭一次知道有個“美利堅民族”。這個美利堅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聖的職責，向母國——英國開戰。
獨立戰爭剛一結束，佩恩就返回歐洲，告訴英國人民統治他們的政府的種種蠢行。那時塞納河西岸正發生著驚人的事情，體麵的英國人開始用疑慮的眼光觀看海峽對岸的情況。
有個人被嚇破了膽。這個人叫埃德蒙·伯克，他剛剛發表了《對法國革命的見解》。佩恩義憤填膺地馬上用《人的權利》予以回擊。結果，英國政府通令他以叛國罪受審。
與此同時，他的法國崇拜者們則選他進入國會。佩恩對法文一竅不通，卻是個樂觀派。他接受了這項榮耀，動身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居住到受羅伯斯庇爾懷疑為止。佩恩知道自己隨時有遭到逮捕或被砍頭的可能，便趕忙完成了他關於人生哲學的一本書。這本書的名稱是《理智時代》。該書第一部分是在他即將入獄時發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獄中的10個月裏寫成的。
佩恩認為，真正的宗教——他稱之為“人性的宗教”——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無神論者，另一個是盲信主義者。但是他在表述這一觀念時受到了眾人的攻擊，公元1802年他回到美國後，人們都以極大的仇視態度對待他。“肮髒的無神論者”的惡名，在他死後仍然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他沒出什麽事，這倒是真的。他既沒有被絞死、燒死，也沒有在輪子上被分屍。隻是沒有一個人理睬他。當他壯大膽子要出門時，受到慫恿的小孩子們還會向他吐舌頭。他去世的時候，已經成為一個被人遺棄的人。他還寫過一些愚蠢的小冊子——反對獨立戰爭中其他英雄人物的小冊子，借此來發泄自己的憤怒。
對於一個好的開端來說，這似乎是最淒涼的結局。
但在近2000年的曆史中，這卻是反反複複發生的典型事例。
公眾的不寬容剛發泄完憤怒，個人的不寬容又開始了。
當官方的死刑就要終止的時候，私刑處死又問世了。
對於研究過大西洋沿海地區曆史的人而言，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是很顯然的。
17世紀的前半期，美洲大陸北部住著一批對《舊約》理想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不知內情的參觀者還會把他們視為摩西的追隨者，而非基督的信徒。浩瀚、寒冷又多風暴的大西洋將這些開拓者和歐洲國家隔斷。他們在美洲新大陸建立起一種恐怖的精神統治，這在對馬瑟家族的大規模搜捕和迫害行動中達到了頂峰。
乍一看，要說這些令人起敬的紳士對寬容傾向頗有貢獻似乎是不可能的，而這種寬容傾向在英國與從前殖民地之間的敵對情緒爆發前的《美國憲法》和其他許多文件裏又講得清清楚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由於17世紀的壓製非常可怕，便注定會激起比較有利於自由思想的強烈的反作用力。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殖民主義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茲尼的選集，不再用《聖經》中的“罪惡之地”和“罪惡之城”的故事來嚇唬孩子們。但是他們的領袖們幾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謀略的人，他們自己的寬容思想都建構在羊皮宣言的基礎上，新的獨立民族的大廈就要在這上麵聳起了。
如果他們是對付一個統一的國家，可能不會這麽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區始終是個非常複雜的事情。在那裏，瑞士路德派的人開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國也有一些胡格諾派教徒趕過來；荷蘭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領了一大片土地；而英國的各個教派亦不時地想在哈德遜灣和墨西哥灣之間的荒涼地帶建起自己的小小天堂。
上述形勢有助於各種教派的發展。在好些殖民區裏，由於不同教派之間的勢力難分伯仲，所以一種最原始的初級的互相容忍形式被強加在各派移民者頭上。若是在通常情況下，他們早就掐住彼此的喉嚨了。
對於那些靠坐收漁利發財的體麵紳士來說，這是討厭的發展趨勢。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現許多年之後，他們仍然在為維持舊的正直理想而抗爭。雖然他們所獲甚少，卻成功地使年輕人疏遠了一種信條，這信條似乎是從比他野蠻的印第安鄰人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而來。
我們國家幸運的是，在這場曆時長久的爭取自由的奮戰中，最受攻擊的是人數不多卻勇氣十足的持反對意見的人們。
思想在輕快地傳播開來，甚至一隻小小的載重80噸的雙桅帆船，運載的都是足以讓整個大陸陷入混亂的新觀念。18世紀的美國殖民主義者沒有什麽雕塑和三角鋼琴，但他們並不缺乏書籍。13個殖民區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明白，這個大世界正在發生驚人的變化，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聽不到的。那時的書商成了他們的先知。他們雖然和已有的教士不公然決裂，表麵的生活也鮮有什麽改變，但是時機一到，他們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蘭西瓦尼亞老親王最忠誠的信徒，那個老親王拒絕在自己的領地上迫害唯一神論的信徒。理由是上帝已經明確地給了他做三件事的權力：“有能力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預知未來；控製人的良知。”
當需要製訂一個將來治理國家的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綱領時，這些勇敢的愛國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寫進文獻，把他們的理想放置在公共輿論這一最高法庭前。
如果弗吉尼亞善良的公民知道他們洗耳恭聽的一些講演是受不共戴天的死敵——自由思想者——直接啟迪的話，他們一定會被嚇得魂不附體。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馬斯·傑斐遜本人就是一個極其有自由思想的人，當他說宗教隻能用道理和說服力來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時，當他又說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權利，依照自己的良知自由運用宗教時，他僅僅是在重複伏爾泰、拜勒、斯賓諾莎和伊拉斯謨的思想和作品的內容罷了。
後來，人們又聽到如下的異端邪說：“在美國謀求任何公職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列為條件”，或者“國會不應該運用法律來幹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運用宗教”，美國的反叛者們默許並接納了這種做法。
如此一來，美國成為第一個宗教和政治明確分離的國家，成為第一個公職候選人在接受任命時不用被迫出示主日學校畢業證的國家；在法律上，美國則成為第一個民眾可以隨意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國家。
但是這裏就像在奧地利（或是其他這種地方）一樣，普通百姓遠遠落後於領袖們，領袖們稍微有一點兒偏離老路，他們就會跟不上步伐。許多州不僅繼續對不屬於主導宗教組織的百姓施加限製，而且居住在紐約、波士頓和費城的人們仍然不能容忍持有不同意見者，好像他們從來沒有讀過一句本國憲法般。對於湯姆·佩恩來說，所有這一切不久就都降臨了。
湯姆·佩恩為美國的事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宣傳員。
湯姆·佩恩
從血統上講，他是英格蘭人；從職業上說，他是水手。在天性和訓練上說，他是個反叛者。他造訪北美各殖民區的時候已經40歲了。在倫敦時，他曾遇見本傑明·富蘭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忠告。公元1774年，他拿著本傑明親筆寫的介紹信，乘船駛往費城，幫助富蘭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貝奇創立了《費城公報》。
佩恩是個老練的業餘政治家，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處於考驗靈魂的重大漩渦之中。不過他的頭腦非常有條理。他搜集了關於美國人不滿情緒的紛雜材料，並將它們融進一本小冊子裏。篇幅短小卻寫得很親切。小冊子通過一般“常識”使人們相信美國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應當得到所有忠心愛國者們衷心的合作。
這本小冊子很快就傳到英國，傳到歐洲大陸，許多人有生以來頭一次知道有個“美利堅民族”。這個美利堅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聖的職責，向母國——英國開戰。
獨立戰爭剛一結束，佩恩就返回歐洲，告訴英國人民統治他們的政府的種種蠢行。那時塞納河西岸正發生著驚人的事情，體麵的英國人開始用疑慮的眼光觀看海峽對岸的情況。
有個人被嚇破了膽。這個人叫埃德蒙·伯克，他剛剛發表了《對法國革命的見解》。佩恩義憤填膺地馬上用《人的權利》予以回擊。結果，英國政府通令他以叛國罪受審。
與此同時，他的法國崇拜者們則選他進入國會。佩恩對法文一竅不通，卻是個樂觀派。他接受了這項榮耀，動身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居住到受羅伯斯庇爾懷疑為止。佩恩知道自己隨時有遭到逮捕或被砍頭的可能，便趕忙完成了他關於人生哲學的一本書。這本書的名稱是《理智時代》。該書第一部分是在他即將入獄時發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獄中的10個月裏寫成的。
佩恩認為，真正的宗教——他稱之為“人性的宗教”——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無神論者，另一個是盲信主義者。但是他在表述這一觀念時受到了眾人的攻擊，公元1802年他回到美國後，人們都以極大的仇視態度對待他。“肮髒的無神論者”的惡名，在他死後仍然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他沒出什麽事，這倒是真的。他既沒有被絞死、燒死，也沒有在輪子上被分屍。隻是沒有一個人理睬他。當他壯大膽子要出門時，受到慫恿的小孩子們還會向他吐舌頭。他去世的時候，已經成為一個被人遺棄的人。他還寫過一些愚蠢的小冊子——反對獨立戰爭中其他英雄人物的小冊子，借此來發泄自己的憤怒。
對於一個好的開端來說，這似乎是最淒涼的結局。
但在近2000年的曆史中，這卻是反反複複發生的典型事例。
公眾的不寬容剛發泄完憤怒，個人的不寬容又開始了。
當官方的死刑就要終止的時候，私刑處死又問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