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有兩大不幸。一個是糟糕的地理位置，一個是選錯了民族。對兩個人而言，兄弟之間往往手足情深，但是就兩個國家而言，同宗同族卻很難保持真正的友情，而波蘭人恰恰就與俄羅斯人同屬斯拉夫民族。
我們已無從考證波蘭人的來曆，像愛爾蘭人一樣（實際上這兩個民族有許多相似之處），波蘭人也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時刻準備為自己的國家獻身，但就是不願意好好生活和工作。據他們自己的曆史學家說，關於波蘭祖先最早的英雄事跡，可以追溯到諾亞時代。據說，隱藏在諾亞方舟中的英雄就是波蘭人的祖先。然而，在值得信賴的曆史文獻中首次發現波蘭人的名字時，就已經是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勇士入土200年之後了。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戰役（發生於1066年10月14日，諾曼底的“征服者”威廉戰勝英格蘭國王哈羅德——譯者注）結束後50年，人們才對波蘭略有所知，而在此之前，人們還以為波蘭是遠東的某個荒野地帶的國家。
據我們現在所知，波蘭人原來生活在多瑙河河口，由於不斷受到來自東方的侵略，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向西。遷移，一直到喀爾巴阡山腳下。他們穿越被另一支斯拉夫族的俄羅斯人放棄了的地區，最後在奧得河與維斯瓦河之間的那塊歐洲大平原上發現了一塊適宜的土地，在沼澤與森林之間找到了棲身之地。
然而，新的生存地卻是他們最糟糕的選擇。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就和一個坐在紐約的中央火車站出口正中間的人一樣，是不可能尋求到安寧與靜謐的。這片土地實際上是歐洲的前哨和通向俄羅斯的走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些想去西麵攻打歐洲占有北海的人必須得從這裏起步，而那些想去東麵搶劫俄國的人也得在這裏借路。波蘭是他們唯一的通道。處於常年的敵意和對抗之中的波蘭將每一個農民鍛煉成隨時待命的戰士，將每一座莊園轉變成備戰的堅固堡壘。結果，軍事化生活使這個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一個常年備戰作戰的國家，商業發展根本無從談起。
北極
波蘭有幾座大城市，它們都坐落在國家的中心位置——維斯瓦河岸邊。南方的克拉科夫恰好位於喀爾巴阡山腳下的加利西亞（今波蘭東南部維斯瓦河上遊河穀——譯者注）的平原上；華沙則在波蘭平原的正中央；而但澤坐落在維斯瓦河河口，靠外國商賈維持著本地的經濟。與這幾座河畔城市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波蘭內陸荒涼幹燥，人煙稀少。除了在俄羅斯境內的第聶伯河，這片平原上就沒有什麽其他河流。
波蘭國內許多經濟命脈操縱在猶太人手中。當年十字軍騎士們帶著神聖的熱情洗劫了萊茵河地區許多著名的猶太區，以致這些猶太人逃到這片荒僻的土地上避難。那些發現俄國的、吃苦耐勞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也許能給這個國家發展作出一些貢獻，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波蘭人。那麽，他們為什麽要來這裏呢？波蘭並沒有四通八達的便捷的商業通道，也沒有君士坦丁堡那樣的城市可以安慰他們長途跋涉的艱辛與疲憊。
就這樣，波蘭人左右都不逢源，陷於水火之中。日耳曼人恨他們，因為他們盡管是自己的羅馬天主教兄弟，但卻是斯拉夫民族。俄國人瞧不起他們，因為他們盡管是自己的斯拉夫手足，但卻不是希臘天主教徒。土耳其人厭惡他們，因為土耳其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
在中世紀，立陶宛皇室曾為波蘭作出過許多貢獻。如果這個卓有成績的王朝還一息尚存，這個國家的命運可能會有極大的改善，可是亞蓋沃家族治下的許多大地主、大貴族不僅靠南征北戰積聚錢財，還在自己廣闊而荒僻的莊園中施行暴政。1572年，隨著最後一位亞蓋沃國王的去世，這些地主貴族終於將這個國家轉變為選舉製的君主政體。這種政體從1572年一直持續到1791年，新體製下的波蘭逐漸走向衰敗和沒落。
波蘭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將主權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法國人、匈牙利人和瑞典人輪流成為這裏的主人，這片土地對他們隻不過是一塊可以榨取不義之財的肥肉而已。當那些外國君主們越來越忽視曾經忠誠於他們的波蘭走狗時，這些波蘭貴族頓感委屈，他們就像1000多年前的愛爾蘭人所做的那樣，請鄰居來幫助自己得到“應得到的權利”。他們的鄰人，普魯士人、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很樂意“伸出援助之手”，自此之後，波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就已經不複存在了。
1795年，波蘭被三國瓜分，俄國人從波蘭劃走18萬平方英裏土地和600萬人口，奧地利搶到4.5萬平方英裏土地和370萬人口，普魯士獲得5.7萬平方英裏土地和250萬人口。125年後，這種可怕的掠奪才得以糾正。協約國由於害怕俄國勢力極度擴張，矯枉過正，而走到另一個極端。它們不僅將新的波蘭共和國的領地擴大到空前的規模，還割讓給波蘭一些原來不屬於它們的土地。為了讓波蘭有一個直接的出海口，它們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波蘭走廊”，從原來的波茲省延伸到波羅的海，這條狹長地帶將普魯士的領土攔腰斬斷，使它的兩個部分從此再也沒有直接的聯係。
無需什麽深奧的地理和曆史知識，人們就可以預見到這條所謂的走廊的未來命運。這塊土地使德國與波蘭之間永遠互相憎恨、互不信任，一旦一方強大起來，另一方就會拚命摧毀，而可憐的波蘭將再次淪為俄國與歐洲爭奪的獵物。
波蘭看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在國與國之間充滿著仇恨，尤其是在某個國家的邊界築起仇恨的堡壘，並不能最終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我們已無從考證波蘭人的來曆，像愛爾蘭人一樣（實際上這兩個民族有許多相似之處），波蘭人也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時刻準備為自己的國家獻身，但就是不願意好好生活和工作。據他們自己的曆史學家說，關於波蘭祖先最早的英雄事跡，可以追溯到諾亞時代。據說，隱藏在諾亞方舟中的英雄就是波蘭人的祖先。然而，在值得信賴的曆史文獻中首次發現波蘭人的名字時，就已經是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勇士入土200年之後了。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戰役（發生於1066年10月14日，諾曼底的“征服者”威廉戰勝英格蘭國王哈羅德——譯者注）結束後50年，人們才對波蘭略有所知，而在此之前，人們還以為波蘭是遠東的某個荒野地帶的國家。
據我們現在所知，波蘭人原來生活在多瑙河河口，由於不斷受到來自東方的侵略，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向西。遷移，一直到喀爾巴阡山腳下。他們穿越被另一支斯拉夫族的俄羅斯人放棄了的地區，最後在奧得河與維斯瓦河之間的那塊歐洲大平原上發現了一塊適宜的土地，在沼澤與森林之間找到了棲身之地。
然而，新的生存地卻是他們最糟糕的選擇。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就和一個坐在紐約的中央火車站出口正中間的人一樣，是不可能尋求到安寧與靜謐的。這片土地實際上是歐洲的前哨和通向俄羅斯的走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些想去西麵攻打歐洲占有北海的人必須得從這裏起步，而那些想去東麵搶劫俄國的人也得在這裏借路。波蘭是他們唯一的通道。處於常年的敵意和對抗之中的波蘭將每一個農民鍛煉成隨時待命的戰士，將每一座莊園轉變成備戰的堅固堡壘。結果，軍事化生活使這個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一個常年備戰作戰的國家，商業發展根本無從談起。
北極
波蘭有幾座大城市，它們都坐落在國家的中心位置——維斯瓦河岸邊。南方的克拉科夫恰好位於喀爾巴阡山腳下的加利西亞（今波蘭東南部維斯瓦河上遊河穀——譯者注）的平原上；華沙則在波蘭平原的正中央；而但澤坐落在維斯瓦河河口，靠外國商賈維持著本地的經濟。與這幾座河畔城市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波蘭內陸荒涼幹燥，人煙稀少。除了在俄羅斯境內的第聶伯河，這片平原上就沒有什麽其他河流。
波蘭國內許多經濟命脈操縱在猶太人手中。當年十字軍騎士們帶著神聖的熱情洗劫了萊茵河地區許多著名的猶太區，以致這些猶太人逃到這片荒僻的土地上避難。那些發現俄國的、吃苦耐勞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也許能給這個國家發展作出一些貢獻，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波蘭人。那麽，他們為什麽要來這裏呢？波蘭並沒有四通八達的便捷的商業通道，也沒有君士坦丁堡那樣的城市可以安慰他們長途跋涉的艱辛與疲憊。
就這樣，波蘭人左右都不逢源，陷於水火之中。日耳曼人恨他們，因為他們盡管是自己的羅馬天主教兄弟，但卻是斯拉夫民族。俄國人瞧不起他們，因為他們盡管是自己的斯拉夫手足，但卻不是希臘天主教徒。土耳其人厭惡他們，因為土耳其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
在中世紀，立陶宛皇室曾為波蘭作出過許多貢獻。如果這個卓有成績的王朝還一息尚存，這個國家的命運可能會有極大的改善，可是亞蓋沃家族治下的許多大地主、大貴族不僅靠南征北戰積聚錢財，還在自己廣闊而荒僻的莊園中施行暴政。1572年，隨著最後一位亞蓋沃國王的去世，這些地主貴族終於將這個國家轉變為選舉製的君主政體。這種政體從1572年一直持續到1791年，新體製下的波蘭逐漸走向衰敗和沒落。
波蘭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將主權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法國人、匈牙利人和瑞典人輪流成為這裏的主人，這片土地對他們隻不過是一塊可以榨取不義之財的肥肉而已。當那些外國君主們越來越忽視曾經忠誠於他們的波蘭走狗時，這些波蘭貴族頓感委屈，他們就像1000多年前的愛爾蘭人所做的那樣，請鄰居來幫助自己得到“應得到的權利”。他們的鄰人，普魯士人、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很樂意“伸出援助之手”，自此之後，波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就已經不複存在了。
1795年，波蘭被三國瓜分，俄國人從波蘭劃走18萬平方英裏土地和600萬人口，奧地利搶到4.5萬平方英裏土地和370萬人口，普魯士獲得5.7萬平方英裏土地和250萬人口。125年後，這種可怕的掠奪才得以糾正。協約國由於害怕俄國勢力極度擴張，矯枉過正，而走到另一個極端。它們不僅將新的波蘭共和國的領地擴大到空前的規模，還割讓給波蘭一些原來不屬於它們的土地。為了讓波蘭有一個直接的出海口，它們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波蘭走廊”，從原來的波茲省延伸到波羅的海，這條狹長地帶將普魯士的領土攔腰斬斷，使它的兩個部分從此再也沒有直接的聯係。
無需什麽深奧的地理和曆史知識，人們就可以預見到這條所謂的走廊的未來命運。這塊土地使德國與波蘭之間永遠互相憎恨、互不信任，一旦一方強大起來，另一方就會拚命摧毀，而可憐的波蘭將再次淪為俄國與歐洲爭奪的獵物。
波蘭看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在國與國之間充滿著仇恨，尤其是在某個國家的邊界築起仇恨的堡壘，並不能最終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與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