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它開始侵略鄰國、征服世界之前，是由500多個島嶼組成的一個半圓形島國。這些島嶼的總麵積與英格蘭、蘇格蘭和曼哈頓麵積之和差不多，其中518個島嶼上共居住著6000萬人。據最新統計數字表明，日本的總人口已接近9000萬，不過這其中包括2000萬朝鮮人和一些波利尼西亞島上的居民在內。自世界大戰以來，這些波利尼西亞島嶼就一直是日本的領地。
其實，隻要記得本州、北海道、四國和九州這幾個島嶼的名字就足夠了。本州是日本中部的主要島嶼。北海道是北部僅次於本州的第二大島嶼。四國和九州這兩大島嶼緊鄰本州南部。日本的首都東京，坐落在本州中部肥沃的平原上，居民200萬。橫濱是東京的港口。
最大的城市是大阪，位於本州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紡織工業中心。大阪以北是日本帝國的舊都。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你偶爾在報紙上能夠看到，比如大阪的港口神戶，還有位於南部的九州島上的長崎是最方便歐洲各式船隻出入的港口。
你可能在曆史書上經常見到江戶這個名字，它是幕府時代東京府舊稱。1866年，幕府失勢，明治天皇就從京都移居到江戶，並改稱為東京。東京從此進入了一個巨大發展時期，而成為現代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而，這些城市都處於隨時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之中。這是由於日本列島地處大亞洲山脈的邊緣（日本海、東海和黃海形成的時間都不長，就像使英國成為一個島嶼的北海），是從薩哈林島到荷屬東印度群島（舊時西方國家使用的一個名稱，指馬來群島——譯者注）的爪哇這條火山帶的一部分。這條火山幾乎一直處於運動之中。地震儀觀察到的統計數據表明，自1885年至1903年間，日本發生過27485次地震，年均地震1447次，日均4次。當然，其中大多數地震都不太嚴重。茶杯輕微地晃動，椅子碰到牆上搖晃一下，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日本的古都京都在過去的十多個世紀中曾發生過地震1318次，這個島國的危險處境就可想而知了。在這1318次地震中，“強烈地震”有194次，純粹“毀滅性”的地震有34次。其中，1923年9月的那次大地震，幾乎將東京夷為平地，15萬餘人喪生，有幾個小島隻露出水麵幾英尺，其餘部分都沉到了大海之中。由於地震發生時間距現在不遠，所以人們仍記憶猶新。
人們經常把地震與火山活動聯係在一起。當然，一些地震無疑是由火山爆發引起的，但大多數地震，是人類生活的表土層下麵的岩石層突然坍塌而造成的。如果這些岩層移動不過二三英尺，其後果不過是弄倒幾棵樹而已，但如果這種情況恰好發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那麽就可能發生像1775年裏斯本那樣的大災難，6萬人遇難；或者像1920年中國廣東大地震，喪生人數可能高達20萬人。據某位最權威的地震專家的保守估計，在過去的4000年間，也就是所謂人類的“有史以來”時期，至少有1300萬人死於地震，不管怎麽看，這個數字相當可觀。
當然，地震幾乎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就在一年前，北海的海底發生強烈地震，萊茵河和斯海爾特河河口島嶼上的泥灘震動得厲害，引起了當時上麵的掘蛤人一陣恐慌，但是北海海麵上卻風平浪靜。日本地震頻發，還有另一方麵的原因。日本列島地處山脊項部，該山脊東部一直向下，延伸至我們的科學家目前所能測定出的最深海溝，著名的塔斯卡羅拉海溝深達2.8萬餘英尺，僅比目前最深的海溝——菲律賓和馬裏亞納之間的海溝淺6000英尺，日本一半以上的災難性地震都發生在海岸下沉約6英裏的東部沿岸地區，這絕非偶然。
然而，像居住在地震帶的大多數人一樣，日本人並未因這一永遠威脅他們安全的現象而夜不能寐。與我們一樣，他們照常播種耕耘，一日三餐照吃不誤，和孩子玩耍，看到查理·卓別林的演出也會大笑。他們從多年的教訓和實踐中摸索出一條經驗：用薄紙板造房子。這種房子雖然冬天可能有穿堂風，但當房子突然倒塌時，對居住者而言，危險能降至最低。當然，如果他們模仿西方，比如在東京建的摩天大樓，碰到大地震，損失將不可估量。總的說來，在適應並克服這一不可避免的地理缺陷方麵，日本做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好，而且他們還成功地把生活安排得比大多數西方國家更協調也更具冒險性。我指的不是日本藝妓在櫻花樹下喝茶的漂亮明信片，也不是蝴蝶夫人那些美麗的木偶玩具，我隻是在複述那些旅遊者告訴我們的一切。他們看到的是昔日的日本，那時日本還承襲著祖宗傳下來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尤其高雅），也沒有試圖將這個島國變成芝加哥和威爾克斯-巴裏（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東北部城市——譯者注）的郊區。日本從舊到新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對我們美國的安全和幸福無疑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將以突飛猛進的勢頭繼續下去。所以，我們美國人應該至少對日本人有些認識，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他們，隻要太平洋沒有幹涸，我們就是比鄰。
與中國曆史相比，日本的曆史並不長。中國的大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約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基奧普斯建金字塔的時期），而日本的最早紀年不過始於公元400年。那時目前所謂的日本族已經出現了。其實，嚴格說來，並沒有“日本人種”，正如英國人一樣，日本人也是一個混合民族。日本島上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後來被來自中國南部和馬來半島、中國中部、滿洲和朝鮮的三批入侵者逐漸驅趕到了比較偏遠的北部島嶼。因此，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實是中國文明的延伸，日本人的一切，都是從中國人那裏學來的。
當日本仿效中國皈依佛教時，兩國關係就更密切了。當一種新教義代替了舊教義時，新教義不可避免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原教義的影響。所有傳教士，不論他傳播的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或佛教，都應懂得這個教訓。
日本
公元6世紀，第一位佛教高僧到日本傳教。他發現日本創立了一種本土宗教體係，也可以說是一種非常適合他們需要的宗教體係。該本土宗教叫“神道教”，來源於“神道”一詞，相當於我們所說的“神聖的道路”。較之於亞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神道教高雅得多。它認為世界是一種不可毀滅的力量，教導人們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不管這結果是多麽微不足道，它永遠是個結果。日本現在的國教就是佛教與神道教的混合產物。神道教特別強調個人對整個社會的責任與義務。日本人與英國人一樣，也是島上居民（未必是孤僻的人）有一種非常真摯而且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認為他應該對他的國家負有某種非常明確的責任。神道教還強調尊崇祖先，但這種尊重和恭敬在日本沒像中國那樣發展到荒唐的地步。偌大的中國，把大量土地變成了大量的墳墓——死人統治著活人，墳地占據了本應是生產糧食養活活人的土地。
然而，中國文明與日本文明出現巨大分歧，已經是16世紀晚期的事情了，當時日本國內諸侯割據，擁兵自重，對天皇的重視還不及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對其皇帝的尊重。各派勢力在經過一段無休止的爭吵和戰爭之後，政府終於被一個鐵腕人物控製了。
在遙遠的歐洲，800年前，古法蘭克國王的男總管們把他們的主人推進了寺院，而自己行使統治國家的權利。因為這些總管們比那些國王們更精於統治之道，所以沒人對此提出異議。日本人民受夠了幾乎長達400年的內戰，隻要能得到安寧，他們並不關心誰來當統治者。因而，當帝國的總管，富有且頗具影響力的德川家族首領成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時，他們並不反對，也不出來奮起捍衛正統的君主。這位日本大管家宣揚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種神靈，是全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他又是那麽遙遠而神秘、那麽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樣，所以他的真麵目永遠不能在其臣民麵前顯現。
這種格局維持了幾乎整整兩個世紀。幕府將軍們（就是眾所周知的對那些統治者們的稱呼，相當於美國的“總司令或最高總司令”）在東京統治國家，而天皇居住在京都寂靜的宮殿，在豪華的屏風後麵消磨光陰。在幕府統治時代，日本建立了嚴格的封建製度，完善這一新製度的細節花費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一製度對日本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直到今日，已經經曆了近80年的工業化的日本，本質上依然是封建主義者。他們考慮問題的角度和他們的歐美競爭者們截然不同。
1600年後，日本社會明顯地分成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集團，最高層是“大名”，由封建貴族成員組成，是大地主；第二階層是武士，即世襲的鬥士，相當於歐洲中世紀時期的騎士；所有其他人屬第三等級，即平民。
這一製度並不理想，但曆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為廣大老百姓從未對政府的任何理論產生過濃厚的興趣。所有平民百姓關心的是：這個政府行嗎？能給我安寧與和平嗎？能確保我辛苦勞動換來的果實確實屬於我，沒人能非法奪走它嗎？在兩百多年裏，這一製度一直運轉得很好。幕府將軍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天皇被視為國家的精神領袖。大名和武士被迫堅持遵守著非常嚴厲的貴族信條，那就是恪盡職責。如果不按宣誓的規定行事，就得在最莊嚴的剖腹儀式中剖腹自殺。
昔日日本
那時日本人口開始過分擁擠，人們隻能勉強維持生活。他們向來非常有節製而且節儉，不奢求太多。大自然似乎也是個忠實的朋友，發源於荷屬東印度北部赤道地區的黑潮（即日本暖流，墨西哥灣流的旁支）先流經菲律賓，然後又跨越太平洋賜福於美國的西海岸，這股暖流使日本的氣候溫和適中。同時，另有一條狹窄的寒流正好流經日本東海岸不遠處，使得日本沒有加利福尼亞那樣溫暖潮濕。不過盡管如此，日本的氣候也還是要比中國大陸強多了。
似乎一切都有利於那個幸福島嶼的正常和合理的發展，當一個叫門登斯·平托的葡萄牙航海家因迷失方向而登上這個群島時，日本曆史的未來進程完全改變了。因為，這個葡萄牙人不隻是訪問遙遠的國家，與他們進行貿易通商，還給這些國家帶來宗教信仰。
那時，基督教傳教士的總部設在印度果阿和中國廣東附近的澳門，他們受到了極高的禮遇，日本當局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切機會和方便，讓他們宣揚其教義比處於至高無上地位的日本宗教更優越。他們到處布道，使許多日本人皈依。後來，其他的一些教派的傳教士從屬於西班牙的菲律賓群島來到了日本，他們同樣也受到了歡迎。但是，幕府將軍發現，陪伴這些傳教士前來的人並不太神聖，而且他們身穿鐵甲，手持奇形怪狀的鐵棍，鐵棍射出的沉重鉛彈能同時穿透三名日本普通士兵，於是將軍開始對這些外國傳教士的存在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對當時所發生的那些痛心事件的觀點和看法，美國人直至最近50年才開始有所了解。這些事件使日本人背上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名聲，這與美國人從其他方麵了解到的情況完全不同。幕府將軍決定禁止基督教傳教士在日本活動，這樣做並不是他們突然討厭西方人了，而是因為他們恐懼。他們擔心整個國家被宗教紛爭搞得四分五裂，國家的財富被那些既是船長也是商人的人們搶去。後者載著和平和祝福的使者們來到日本海岸，然後又滿載著分文未付的日本貨物離去了。
九州是耶穌影響最大的地方，該島離葡萄牙在中國的殖民地最近。起初，教父們還謙卑地宣講著耶穌基督如何如何，可當他們一旦得勢，就開始拆毀日本人的廟宇，搗壞日本人的偶像，逼迫數千萬的農民和貴族在槍口下接受十字架。
豐臣秀吉是當時的鐵腕人物，當他了解所有情況後，意識到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後果。於是，他聲明：“那些牧師們來我國傳道，而其實他們的道德卻是掩蓋他們對我們帝國險惡用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即首位日本使節覲見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之後第五年，所有的基督教傳教士都被驅逐出日本國境。商人們可以像以前一樣在日本經商，但必須置於日本政府的監督之下。葡萄牙傳教士剛一離開，他們的位置就被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方濟各會和多名我會的修士修女們填補了上去。他們喬裝成覲見豐臣秀吉的特別大使來到日本，不過他們的詭計很快就被識破了。不過他們也沒受到什麽非難，隻是被警告不要再布道，但他們並沒有遵守此令，還在江戶建了一座教堂，給來自四麵八方的人施洗。接著他們又在大阪建了教堂。然後，他們又搶占了長崎的一座耶穌會教堂。之後，他們開始公開反對他們的競爭對手耶穌會，並指責耶穌會，說他們給日本人民傳播福音的過程中使用的方法一直太過於諂媚。簡而言之，他們的判斷完全錯了，他們那些專門隱藏那些職業入教者的倉庫被發現了。根據豐臣秀吉的命令，他們最終被驅逐出境，但他們走得快，返回得也快。經過數年徒然的警告後，日本人對那些不受歡迎的西班牙人表現了極大的耐心和容忍，他們最終得出結論：除非采取極端手段，否則別無他法了。
他們沒有重蹈以前的400年中給他們的國家帶來極大災難的內戰，他們吸取了教訓，自發地齊心協力，一致對抗一切外國侵略者，那些以身試法的基督教傳教士被宣布處以死刑。
在接下來的近一個半世紀裏，日本心甘情願地與世界其他國家斷絕往來。可以說日本幾乎處於完全自我封閉狀態，但不是徹底。還有一小扇窗戶對外開放，通過這個小窗口，大量的日本黃金流到西方；也是通過這個小窗口，一些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悄悄潛入了這個奇怪的國家。荷屬東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商業競爭對手，但荷蘭人是純粹的商人，對別國人民的靈魂並不太感興趣，英國人也是如此。這兩個國家誰會獨占日本市場是件難以定奪的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英國人由於經營不善，失去了日本市場。
自從葡萄牙派往日本的一連串外交使團的最後一名成員被處死後（這其實是證據確鑿的官方謀殺），荷蘭人先前享受的許多特權也被剝奪了，但隻要他們在日本的企業每年能獲得近80％的回報，他們就決不放棄日本。他們被迫居住在一個叫出島的小島上，這是長崎港口的一個長300碼、寬80碼的石頭島，小得幾乎連遛狗的地方都沒有，而且還不許他們攜妻帶子，更不許他們踏上陸地一步。
僅僅這一次，荷蘭人修煉了天使般的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因為隻要他們對日本當局製定的數百條規章中的任何一條稍有違犯，就會立刻遭到拘押。一天，東印度公司決定建一座新倉庫，遵照那個時代的習俗，建造日期是刻在建築物正麵的，而且通常前麵要加上“a.d”也就是“公元”。這一符號直接涉及了那些基督徒們的上帝，日本人對此就好像我們美國人對待剛從莫斯科來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家們一樣，所以結果可想而知了。幕府將軍們下令不僅要將那些令人不快的字母去掉，而且要把整座建築物拆掉，夷為平地。為了讓荷蘭人記住葡萄牙人被驅逐出境的下場，他們可怕的敕令裏麵有這樣幾句話：“隻要太陽照耀大地，就不允許基督教徒如此大膽地踏上日本的土地。我們要讓所有人知道——即使是菲利普國王本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違背了這條法令，也要用他們的頭顱來抵罪。”
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們似乎把這個教訓牢記心中，因為出島繼續在荷蘭人手裏達217年之久。在這217年當中，日本的黃金和白銀不斷地外流，因為荷蘭人是現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從國外定購什麽，必須付出匯費。也是通過這個渠道，歐洲人從這些太平洋的隱士們口中，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與日本人有關的消息。所有這些消息讓人得出一致結論：日本帝國的情況遠遠不盡如人意。日本很快成為“沒有國家能期望它完全自給自足”這一理論的實例。而且，日本的青年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管束。他們隱約聽說了西歐國家一些了不起的科學知識，便開始經由出島這個小窗口接觸科學和醫學方麵的書籍。他們費了很大勁終於理解了那些奇怪的荷蘭文字，同時了解到整個世界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隻有日本依然在原地踏步。
1847年，荷蘭國王給江戶的日本皇宮送去了滿滿一箱科學書籍作為禮物，並附有一份世界地圖，警告日本人不要采取這種閉關自守的愚蠢政策了。這時，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商業關係迅速發展，從舊金山開往中國廣東的貨船有時在日本沿海遇險失事，船員們沒有領事或外交保護，他們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一艘美國軍艦的艦長威脅說，除非日本人馬上移交18名美國水手，否則就要炸毀長崎。荷蘭國王又一次警告他的日本同僚，不要再繼續執行這種孤立政策，否則等待日本的隻有災難。這些來自海牙的信件隻不過說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隻是早晚的事，日本肯定會向西方商界打開它的大門，如果它拒絕和平開放，那麽等待它的就是武力強迫開放。
這時，一直向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進的俄國，正在慢慢地計劃加強它對西太平洋的控製。當時，唯一可以采取行動而又不會被懷疑有領土野心的國家隻有美國。1853年，美國佩裏將軍率領四艘軍艦和560名船員進入了浦賀灣。對美國海軍的首次來訪，給日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正式地祈求上天保佑。佩裏一離開（他隻待了10天，把美國總統的信轉交了日本天皇），日本就請求荷蘭人提供一艘軍艦，各要塞配備人員守衛，還架好了以前的葡萄牙火槍，一切安排就緒，以防大洋彼岸那些由蒸汽機推動的怪物們再次造訪。
當時全日本的人分成了兩派。大多數人讚成不惜一切代價繼續閉關鎖國，但另一部分人則支持開放政策。支持後者的幕府將軍從此失勢了，被痛斥為崇洋媚外。然而，從佩裏那次著名的訪問中受益最多的卻是天皇。
今日日本
幕府將軍作為封建政府無可爭議的首腦，走過了其繁榮的黃金時期，很早就開始走向衰落了。就像那些大名和武士們的境況一樣，他們仍堅持佩帶刀劍，忙於鎮壓內亂的光榮使命，好像是生活在1653年似的，而不是1853年。進行全麵改革的時代來臨了。
機緣巧合。當時的天皇，也就是名義上的國家首腦，正是一位非常智慧、才識過人的年輕人。他說服幕府將軍自動辭職，重新掌握了國家的統治權。他認為再繼續閉關鎖國下去無異於自殺。他熱情歡迎所有的外國人回來，就像當初驅逐他們那樣熱誠。這就是明治時代，或稱維新時代。將日本從16世紀的一個封建小國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
如果要問這樣一種大規模的、徹底的感情改變是否是件令人愉快的好事，那麽這個問題問得實在多餘。工廠、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煤礦和鋼鐵鑄造是否能給人帶來幸福，我不知道。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另一些人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在於從什麽角度看。10年前，俄國人培育他們的精神，熱愛他們的聖徒。如今，他們在廚房的壁爐裏焚燒他們的聖徒，而他們的靈魂非常滿意地待在機器的排氣管裏。
我個人認為，這種發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就其本身來看，它們既非絕對錯誤，也非絕對正確，而是必要的，是我們把自己從對饑餓和經濟變幻無常的擔憂和恐懼中解脫出來的一個必經步驟。在這場變革中，機器既充當父親角色又充當母親角色，但也同樣摧毀了許多美好的令人愉快的東西。這一點無人能夠否認。北齋（日本畫家、木刻家——譯者注）和歌麿（日本浮世繪畫家——譯者注）筆下的日本會比到處是汽油廠和煤氣廠的日本有趣得多，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北齋和歌麿早已作古，而東京的家庭主婦們更願意用煤氣做飯，而不是在炭火上慢慢地煮飯，這就是回答。
自1707年以來，白雪皚皚的富士山，這座古老而曆史悠久的火山就一直沉默不語。它俯瞰孩子們向路邊的神道廟敬獻鮮花的那個地方，如今卻隻見香煙廣告牌了。寺廟院內的神鹿的腿也被遊人們亂扔的罐頭盒砸壞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總有一天，這些會結束。
其實，隻要記得本州、北海道、四國和九州這幾個島嶼的名字就足夠了。本州是日本中部的主要島嶼。北海道是北部僅次於本州的第二大島嶼。四國和九州這兩大島嶼緊鄰本州南部。日本的首都東京，坐落在本州中部肥沃的平原上，居民200萬。橫濱是東京的港口。
最大的城市是大阪，位於本州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紡織工業中心。大阪以北是日本帝國的舊都。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你偶爾在報紙上能夠看到，比如大阪的港口神戶，還有位於南部的九州島上的長崎是最方便歐洲各式船隻出入的港口。
你可能在曆史書上經常見到江戶這個名字，它是幕府時代東京府舊稱。1866年，幕府失勢，明治天皇就從京都移居到江戶，並改稱為東京。東京從此進入了一個巨大發展時期，而成為現代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而，這些城市都處於隨時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之中。這是由於日本列島地處大亞洲山脈的邊緣（日本海、東海和黃海形成的時間都不長，就像使英國成為一個島嶼的北海），是從薩哈林島到荷屬東印度群島（舊時西方國家使用的一個名稱，指馬來群島——譯者注）的爪哇這條火山帶的一部分。這條火山幾乎一直處於運動之中。地震儀觀察到的統計數據表明，自1885年至1903年間，日本發生過27485次地震，年均地震1447次，日均4次。當然，其中大多數地震都不太嚴重。茶杯輕微地晃動，椅子碰到牆上搖晃一下，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日本的古都京都在過去的十多個世紀中曾發生過地震1318次，這個島國的危險處境就可想而知了。在這1318次地震中，“強烈地震”有194次，純粹“毀滅性”的地震有34次。其中，1923年9月的那次大地震，幾乎將東京夷為平地，15萬餘人喪生，有幾個小島隻露出水麵幾英尺，其餘部分都沉到了大海之中。由於地震發生時間距現在不遠，所以人們仍記憶猶新。
人們經常把地震與火山活動聯係在一起。當然，一些地震無疑是由火山爆發引起的，但大多數地震，是人類生活的表土層下麵的岩石層突然坍塌而造成的。如果這些岩層移動不過二三英尺，其後果不過是弄倒幾棵樹而已，但如果這種情況恰好發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那麽就可能發生像1775年裏斯本那樣的大災難，6萬人遇難；或者像1920年中國廣東大地震，喪生人數可能高達20萬人。據某位最權威的地震專家的保守估計，在過去的4000年間，也就是所謂人類的“有史以來”時期，至少有1300萬人死於地震，不管怎麽看，這個數字相當可觀。
當然，地震幾乎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就在一年前，北海的海底發生強烈地震，萊茵河和斯海爾特河河口島嶼上的泥灘震動得厲害，引起了當時上麵的掘蛤人一陣恐慌，但是北海海麵上卻風平浪靜。日本地震頻發，還有另一方麵的原因。日本列島地處山脊項部，該山脊東部一直向下，延伸至我們的科學家目前所能測定出的最深海溝，著名的塔斯卡羅拉海溝深達2.8萬餘英尺，僅比目前最深的海溝——菲律賓和馬裏亞納之間的海溝淺6000英尺，日本一半以上的災難性地震都發生在海岸下沉約6英裏的東部沿岸地區，這絕非偶然。
然而，像居住在地震帶的大多數人一樣，日本人並未因這一永遠威脅他們安全的現象而夜不能寐。與我們一樣，他們照常播種耕耘，一日三餐照吃不誤，和孩子玩耍，看到查理·卓別林的演出也會大笑。他們從多年的教訓和實踐中摸索出一條經驗：用薄紙板造房子。這種房子雖然冬天可能有穿堂風，但當房子突然倒塌時，對居住者而言，危險能降至最低。當然，如果他們模仿西方，比如在東京建的摩天大樓，碰到大地震，損失將不可估量。總的說來，在適應並克服這一不可避免的地理缺陷方麵，日本做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好，而且他們還成功地把生活安排得比大多數西方國家更協調也更具冒險性。我指的不是日本藝妓在櫻花樹下喝茶的漂亮明信片，也不是蝴蝶夫人那些美麗的木偶玩具，我隻是在複述那些旅遊者告訴我們的一切。他們看到的是昔日的日本，那時日本還承襲著祖宗傳下來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尤其高雅），也沒有試圖將這個島國變成芝加哥和威爾克斯-巴裏（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東北部城市——譯者注）的郊區。日本從舊到新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對我們美國的安全和幸福無疑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將以突飛猛進的勢頭繼續下去。所以，我們美國人應該至少對日本人有些認識，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他們，隻要太平洋沒有幹涸，我們就是比鄰。
與中國曆史相比，日本的曆史並不長。中國的大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約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基奧普斯建金字塔的時期），而日本的最早紀年不過始於公元400年。那時目前所謂的日本族已經出現了。其實，嚴格說來，並沒有“日本人種”，正如英國人一樣，日本人也是一個混合民族。日本島上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後來被來自中國南部和馬來半島、中國中部、滿洲和朝鮮的三批入侵者逐漸驅趕到了比較偏遠的北部島嶼。因此，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實是中國文明的延伸，日本人的一切，都是從中國人那裏學來的。
當日本仿效中國皈依佛教時，兩國關係就更密切了。當一種新教義代替了舊教義時，新教義不可避免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原教義的影響。所有傳教士，不論他傳播的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或佛教，都應懂得這個教訓。
日本
公元6世紀，第一位佛教高僧到日本傳教。他發現日本創立了一種本土宗教體係，也可以說是一種非常適合他們需要的宗教體係。該本土宗教叫“神道教”，來源於“神道”一詞，相當於我們所說的“神聖的道路”。較之於亞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神道教高雅得多。它認為世界是一種不可毀滅的力量，教導人們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不管這結果是多麽微不足道，它永遠是個結果。日本現在的國教就是佛教與神道教的混合產物。神道教特別強調個人對整個社會的責任與義務。日本人與英國人一樣，也是島上居民（未必是孤僻的人）有一種非常真摯而且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認為他應該對他的國家負有某種非常明確的責任。神道教還強調尊崇祖先，但這種尊重和恭敬在日本沒像中國那樣發展到荒唐的地步。偌大的中國，把大量土地變成了大量的墳墓——死人統治著活人，墳地占據了本應是生產糧食養活活人的土地。
然而，中國文明與日本文明出現巨大分歧，已經是16世紀晚期的事情了，當時日本國內諸侯割據，擁兵自重，對天皇的重視還不及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對其皇帝的尊重。各派勢力在經過一段無休止的爭吵和戰爭之後，政府終於被一個鐵腕人物控製了。
在遙遠的歐洲，800年前，古法蘭克國王的男總管們把他們的主人推進了寺院，而自己行使統治國家的權利。因為這些總管們比那些國王們更精於統治之道，所以沒人對此提出異議。日本人民受夠了幾乎長達400年的內戰，隻要能得到安寧，他們並不關心誰來當統治者。因而，當帝國的總管，富有且頗具影響力的德川家族首領成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時，他們並不反對，也不出來奮起捍衛正統的君主。這位日本大管家宣揚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種神靈，是全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他又是那麽遙遠而神秘、那麽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樣，所以他的真麵目永遠不能在其臣民麵前顯現。
這種格局維持了幾乎整整兩個世紀。幕府將軍們（就是眾所周知的對那些統治者們的稱呼，相當於美國的“總司令或最高總司令”）在東京統治國家，而天皇居住在京都寂靜的宮殿，在豪華的屏風後麵消磨光陰。在幕府統治時代，日本建立了嚴格的封建製度，完善這一新製度的細節花費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一製度對日本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直到今日，已經經曆了近80年的工業化的日本，本質上依然是封建主義者。他們考慮問題的角度和他們的歐美競爭者們截然不同。
1600年後，日本社會明顯地分成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集團，最高層是“大名”，由封建貴族成員組成，是大地主；第二階層是武士，即世襲的鬥士，相當於歐洲中世紀時期的騎士；所有其他人屬第三等級，即平民。
這一製度並不理想，但曆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為廣大老百姓從未對政府的任何理論產生過濃厚的興趣。所有平民百姓關心的是：這個政府行嗎？能給我安寧與和平嗎？能確保我辛苦勞動換來的果實確實屬於我，沒人能非法奪走它嗎？在兩百多年裏，這一製度一直運轉得很好。幕府將軍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天皇被視為國家的精神領袖。大名和武士被迫堅持遵守著非常嚴厲的貴族信條，那就是恪盡職責。如果不按宣誓的規定行事，就得在最莊嚴的剖腹儀式中剖腹自殺。
昔日日本
那時日本人口開始過分擁擠，人們隻能勉強維持生活。他們向來非常有節製而且節儉，不奢求太多。大自然似乎也是個忠實的朋友，發源於荷屬東印度北部赤道地區的黑潮（即日本暖流，墨西哥灣流的旁支）先流經菲律賓，然後又跨越太平洋賜福於美國的西海岸，這股暖流使日本的氣候溫和適中。同時，另有一條狹窄的寒流正好流經日本東海岸不遠處，使得日本沒有加利福尼亞那樣溫暖潮濕。不過盡管如此，日本的氣候也還是要比中國大陸強多了。
似乎一切都有利於那個幸福島嶼的正常和合理的發展，當一個叫門登斯·平托的葡萄牙航海家因迷失方向而登上這個群島時，日本曆史的未來進程完全改變了。因為，這個葡萄牙人不隻是訪問遙遠的國家，與他們進行貿易通商，還給這些國家帶來宗教信仰。
那時，基督教傳教士的總部設在印度果阿和中國廣東附近的澳門，他們受到了極高的禮遇，日本當局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切機會和方便，讓他們宣揚其教義比處於至高無上地位的日本宗教更優越。他們到處布道，使許多日本人皈依。後來，其他的一些教派的傳教士從屬於西班牙的菲律賓群島來到了日本，他們同樣也受到了歡迎。但是，幕府將軍發現，陪伴這些傳教士前來的人並不太神聖，而且他們身穿鐵甲，手持奇形怪狀的鐵棍，鐵棍射出的沉重鉛彈能同時穿透三名日本普通士兵，於是將軍開始對這些外國傳教士的存在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對當時所發生的那些痛心事件的觀點和看法，美國人直至最近50年才開始有所了解。這些事件使日本人背上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名聲，這與美國人從其他方麵了解到的情況完全不同。幕府將軍決定禁止基督教傳教士在日本活動，這樣做並不是他們突然討厭西方人了，而是因為他們恐懼。他們擔心整個國家被宗教紛爭搞得四分五裂，國家的財富被那些既是船長也是商人的人們搶去。後者載著和平和祝福的使者們來到日本海岸，然後又滿載著分文未付的日本貨物離去了。
九州是耶穌影響最大的地方，該島離葡萄牙在中國的殖民地最近。起初，教父們還謙卑地宣講著耶穌基督如何如何，可當他們一旦得勢，就開始拆毀日本人的廟宇，搗壞日本人的偶像，逼迫數千萬的農民和貴族在槍口下接受十字架。
豐臣秀吉是當時的鐵腕人物，當他了解所有情況後，意識到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後果。於是，他聲明：“那些牧師們來我國傳道，而其實他們的道德卻是掩蓋他們對我們帝國險惡用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即首位日本使節覲見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之後第五年，所有的基督教傳教士都被驅逐出日本國境。商人們可以像以前一樣在日本經商，但必須置於日本政府的監督之下。葡萄牙傳教士剛一離開，他們的位置就被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方濟各會和多名我會的修士修女們填補了上去。他們喬裝成覲見豐臣秀吉的特別大使來到日本，不過他們的詭計很快就被識破了。不過他們也沒受到什麽非難，隻是被警告不要再布道，但他們並沒有遵守此令，還在江戶建了一座教堂，給來自四麵八方的人施洗。接著他們又在大阪建了教堂。然後，他們又搶占了長崎的一座耶穌會教堂。之後，他們開始公開反對他們的競爭對手耶穌會，並指責耶穌會，說他們給日本人民傳播福音的過程中使用的方法一直太過於諂媚。簡而言之，他們的判斷完全錯了，他們那些專門隱藏那些職業入教者的倉庫被發現了。根據豐臣秀吉的命令，他們最終被驅逐出境，但他們走得快，返回得也快。經過數年徒然的警告後，日本人對那些不受歡迎的西班牙人表現了極大的耐心和容忍，他們最終得出結論：除非采取極端手段，否則別無他法了。
他們沒有重蹈以前的400年中給他們的國家帶來極大災難的內戰，他們吸取了教訓，自發地齊心協力，一致對抗一切外國侵略者，那些以身試法的基督教傳教士被宣布處以死刑。
在接下來的近一個半世紀裏，日本心甘情願地與世界其他國家斷絕往來。可以說日本幾乎處於完全自我封閉狀態，但不是徹底。還有一小扇窗戶對外開放，通過這個小窗口，大量的日本黃金流到西方；也是通過這個小窗口，一些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悄悄潛入了這個奇怪的國家。荷屬東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商業競爭對手，但荷蘭人是純粹的商人，對別國人民的靈魂並不太感興趣，英國人也是如此。這兩個國家誰會獨占日本市場是件難以定奪的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英國人由於經營不善，失去了日本市場。
自從葡萄牙派往日本的一連串外交使團的最後一名成員被處死後（這其實是證據確鑿的官方謀殺），荷蘭人先前享受的許多特權也被剝奪了，但隻要他們在日本的企業每年能獲得近80％的回報，他們就決不放棄日本。他們被迫居住在一個叫出島的小島上，這是長崎港口的一個長300碼、寬80碼的石頭島，小得幾乎連遛狗的地方都沒有，而且還不許他們攜妻帶子，更不許他們踏上陸地一步。
僅僅這一次，荷蘭人修煉了天使般的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因為隻要他們對日本當局製定的數百條規章中的任何一條稍有違犯，就會立刻遭到拘押。一天，東印度公司決定建一座新倉庫，遵照那個時代的習俗，建造日期是刻在建築物正麵的，而且通常前麵要加上“a.d”也就是“公元”。這一符號直接涉及了那些基督徒們的上帝，日本人對此就好像我們美國人對待剛從莫斯科來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家們一樣，所以結果可想而知了。幕府將軍們下令不僅要將那些令人不快的字母去掉，而且要把整座建築物拆掉，夷為平地。為了讓荷蘭人記住葡萄牙人被驅逐出境的下場，他們可怕的敕令裏麵有這樣幾句話：“隻要太陽照耀大地，就不允許基督教徒如此大膽地踏上日本的土地。我們要讓所有人知道——即使是菲利普國王本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違背了這條法令，也要用他們的頭顱來抵罪。”
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們似乎把這個教訓牢記心中，因為出島繼續在荷蘭人手裏達217年之久。在這217年當中，日本的黃金和白銀不斷地外流，因為荷蘭人是現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從國外定購什麽，必須付出匯費。也是通過這個渠道，歐洲人從這些太平洋的隱士們口中，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與日本人有關的消息。所有這些消息讓人得出一致結論：日本帝國的情況遠遠不盡如人意。日本很快成為“沒有國家能期望它完全自給自足”這一理論的實例。而且，日本的青年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管束。他們隱約聽說了西歐國家一些了不起的科學知識，便開始經由出島這個小窗口接觸科學和醫學方麵的書籍。他們費了很大勁終於理解了那些奇怪的荷蘭文字，同時了解到整個世界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隻有日本依然在原地踏步。
1847年，荷蘭國王給江戶的日本皇宮送去了滿滿一箱科學書籍作為禮物，並附有一份世界地圖，警告日本人不要采取這種閉關自守的愚蠢政策了。這時，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商業關係迅速發展，從舊金山開往中國廣東的貨船有時在日本沿海遇險失事，船員們沒有領事或外交保護，他們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一艘美國軍艦的艦長威脅說，除非日本人馬上移交18名美國水手，否則就要炸毀長崎。荷蘭國王又一次警告他的日本同僚，不要再繼續執行這種孤立政策，否則等待日本的隻有災難。這些來自海牙的信件隻不過說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隻是早晚的事，日本肯定會向西方商界打開它的大門，如果它拒絕和平開放，那麽等待它的就是武力強迫開放。
這時，一直向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進的俄國，正在慢慢地計劃加強它對西太平洋的控製。當時，唯一可以采取行動而又不會被懷疑有領土野心的國家隻有美國。1853年，美國佩裏將軍率領四艘軍艦和560名船員進入了浦賀灣。對美國海軍的首次來訪，給日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正式地祈求上天保佑。佩裏一離開（他隻待了10天，把美國總統的信轉交了日本天皇），日本就請求荷蘭人提供一艘軍艦，各要塞配備人員守衛，還架好了以前的葡萄牙火槍，一切安排就緒，以防大洋彼岸那些由蒸汽機推動的怪物們再次造訪。
當時全日本的人分成了兩派。大多數人讚成不惜一切代價繼續閉關鎖國，但另一部分人則支持開放政策。支持後者的幕府將軍從此失勢了，被痛斥為崇洋媚外。然而，從佩裏那次著名的訪問中受益最多的卻是天皇。
今日日本
幕府將軍作為封建政府無可爭議的首腦，走過了其繁榮的黃金時期，很早就開始走向衰落了。就像那些大名和武士們的境況一樣，他們仍堅持佩帶刀劍，忙於鎮壓內亂的光榮使命，好像是生活在1653年似的，而不是1853年。進行全麵改革的時代來臨了。
機緣巧合。當時的天皇，也就是名義上的國家首腦，正是一位非常智慧、才識過人的年輕人。他說服幕府將軍自動辭職，重新掌握了國家的統治權。他認為再繼續閉關鎖國下去無異於自殺。他熱情歡迎所有的外國人回來，就像當初驅逐他們那樣熱誠。這就是明治時代，或稱維新時代。將日本從16世紀的一個封建小國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
如果要問這樣一種大規模的、徹底的感情改變是否是件令人愉快的好事，那麽這個問題問得實在多餘。工廠、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煤礦和鋼鐵鑄造是否能給人帶來幸福，我不知道。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另一些人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在於從什麽角度看。10年前，俄國人培育他們的精神，熱愛他們的聖徒。如今，他們在廚房的壁爐裏焚燒他們的聖徒，而他們的靈魂非常滿意地待在機器的排氣管裏。
我個人認為，這種發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就其本身來看，它們既非絕對錯誤，也非絕對正確，而是必要的，是我們把自己從對饑餓和經濟變幻無常的擔憂和恐懼中解脫出來的一個必經步驟。在這場變革中，機器既充當父親角色又充當母親角色，但也同樣摧毀了許多美好的令人愉快的東西。這一點無人能夠否認。北齋（日本畫家、木刻家——譯者注）和歌麿（日本浮世繪畫家——譯者注）筆下的日本會比到處是汽油廠和煤氣廠的日本有趣得多，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北齋和歌麿早已作古，而東京的家庭主婦們更願意用煤氣做飯，而不是在炭火上慢慢地煮飯，這就是回答。
自1707年以來，白雪皚皚的富士山，這座古老而曆史悠久的火山就一直沉默不語。它俯瞰孩子們向路邊的神道廟敬獻鮮花的那個地方，如今卻隻見香煙廣告牌了。寺廟院內的神鹿的腿也被遊人們亂扔的罐頭盒砸壞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總有一天，這些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