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乞力馬紮羅山的確切高度。一本書被反複修改過多次，數字就容易出問題了，一次又一次地抄寫，卻還有新的改動。像是和自己在玩捉迷藏的遊戲，一會兒是這樣，一會兒又是那樣，不知道到底應該怎樣。如果你曾患有雪盲症，你就會明白我所說的意思了。
也許你會說：“查詢有關高山的高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隻要翻閱一下權威的地理書籍或是百科全書就可以了。”
如果那些地理書、百科全書或是地圖冊所記載的能與事實一致的話，那查閱之事將是非常簡單的，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我有很多規範的地理書籍，內容雖不太枯燥，但閱讀起來卻沒有那麽有趣。其實地理學不是一門很有趣味的學科。一旦講到有關山脈的高度和海洋的深度，這些書就開始變來變去。江河流域和海洋海域麵積時而擴大、時而又縮小了；世界任何地方的所謂平均溫度更是變化無常，就像股市出現危機時的股市行情顯示器；海洋時深時淺，就像一個人追完貓後呼呼喘氣時的肚子。
這個領域已經在許多方麵讓人失去信仰，我並不想再對此進行任何的指摘。但是我不得不對“地理事實”中極為重要的統計數字提出疑問。我倒希望這些異議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惡習。每一個國家都要製造出來自己認可的數字，似乎唯此才可以顯示主權的獨立。
我要舉例說明一些問題：世界上有一半的國家按十進製計算測量重量和長度，而另外一些國家則仍沿用十二進製計算；把米和千米精確而非近似地換算成碼或英裏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大戰中的軍火製造商對此頗有感觸。借助數學手段（在這方麵我是外行），必要的數字之間的換算還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如何以統一的名字來認知一個國家、一座山脈或一條河流呢？如何統一地理名詞的拚寫呢？如：the gulf of chil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你會選擇哪一個呢？hindu-kush，hindoe-koesch，hindu-kutch，hindu-kusj，你更喜歡哪一個？如果幾個大語係協商決定以統一的方式拚寫俄國、中國、日本或西班牙的名字，情況可能會好一點兒。但是，對某一大語種下的多種方言來說，又怎麽協調一致呢？
於是，每一塊擁有自己語言的地方都會要求完整、平等的權利，因為那是祖先傳承的神聖的語言。從前的歐洲地圖相當簡單；而現在，為區別以各式各樣語言劃分的區域，歐洲的地圖已經變得五顏六色了。人們再閱讀庫克先生那本老式的、曾經值得信賴的反映歐洲鐵路分布的《大陸鐵路指南》，就會發現自己像是在研究埃及的象形文字。
我並不是在為自己所寫的尋找借口，但是請讀者對我在本書中關於深度和廣度的數據給以理解。即使著名的百科全書與統計手冊，在某些內容的記載上都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對一個非專業寫作者，又何必苛求呢？
我猜想他會像我做過的那樣去做這件事。他會將這些專業書籍扔掉，再買一本百科全書，並且會說：“我將以此書為標準，如果有人因為我說乞力馬紮羅山有19321英尺高而告我，我會告訴他，去和那些編輯出版百科全書的人們分辨是非曲直吧，我隻不過是個讀者而已。”因為乞力馬紮羅山的高度在《大英百科全書》中是19321英尺，在《牛津現代地圖冊》中是19320英尺，在《世紀名錄百科詞典》中是19780英尺。
以乞力馬紮羅山引起話題，我想說的隻有這些了。我正在尋找自己的世界年鑒，這本年鑒大約是被放在一大堆地圖集的後麵，就在翻找過程中我發現了別人寄給我的一本小冊子。這是一本關於羅納德·羅斯（ronald ross）先生生平和事跡的紀念冊。作者以婉轉的口吻暗示道：如果不是因為絕對需要，羅納德先生在有生之年離舒適的生活還差得很遠，而這一切是我們應該為他做的事。科學家們很少用金錢計算他們應得的回報，但是當他的健康因長年累月的辛勞而受到嚴重損傷時，坐在舒適的病椅上繼續工作的待遇就能讓他滿足了。
我把這紀念冊放在一邊，又想起了美國的沃爾特·瑞得（walter reed）先生。我已經記不清我們的國家是如何對待他的遺孀的。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這位善良的遺孀應該是隻是獲得了免費郵寄的特權（每一個國會議員都享受的待遇），當然還有從醫療機構獲得的一筆撫恤金（醫療機構官員的遺孀同樣可以獲得），還有就是一所醫院以瑞得的名字命名。
在沉思中，我開始尋找著流行病曆史的圖書。突然，一個新的想法闖進腦海：羅納德和沃爾特先生盡管不為眾人所知，但他們對這個人類社會的貢獻遠遠超過連低年級學生都熟悉的新大陸的探險家們。羅納德和沃爾特先生通過發現導致瘧疾和黃熱病的原因，告知世人根治這些疾病的方法，使人類從這些疾病的折磨中解脫出來。引發疾病並因此抹殺人類生命的禍首——蚊子被製止，人類才有能力繼續創造新的世界。
如果在這一章加上幾頁“醫學對世界地理的影響”是不難辦的，天花、腳氣、失眠等其他許多小病的根治，使整個世界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改善，使人類的生活更有保障。然而這一切有點兒超出我的“領域”，這方麵我知之太少。雖然如此，這兩位醫生卻給了我許多啟示。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不滿的情緒像嚴重的麻疹一樣到處蔓延。於是，人們寫出數以萬計的書籍以診治病情，並提出適合的藥方。我在寫此書之前，從未對這個問題進行考慮（作者的生活有些與世隔絕）。突然發現，所有的問題都變得很簡單，這要感謝羅納德和沃爾特先生給予我們啟示。
對著一張地圖遐想，真是個愜意而有教育意義的消遣。這裏是羅得西亞——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塞西爾·羅得讓少數人富起來，卻殘殺大批土著人。有一個政府卻把槍殺和流血忽略了，而以其名字命名一個遼闊的新省。
再往北一點兒，在剛果、斯坦利維爾和利奧波德維爾，還有大量沒有標記的墳塚，地下埋著無數被折磨至死的土著人，也許隻是因為他們所割的橡膠沒有及時交足，或是運送象牙有些慢了，便遭此厄運。
哈得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個河灣，後來又把這個河灣的名字送給了一家富有的殖民公司。我們美國與當地的印第安人也沒有簽任何協議。我們的祖先在那些遠離本土的島嶼上的殘暴行徑，通常不會被寫進學校的教科書裏。南美的普圖馬約河流域曾經發生過的一切，每個人仍然還有清晰的記憶。非洲和阿拉伯一些國家那些形形色色的販賣奴隸的當權者，在沉寂的塞內加爾森林中所犯下的罪行，致使人們希望但丁在他的《地獄篇》中，為這些惡魔般的人物劃出一片囚禁的地方。
在講述澳大利亞早期曆史的書籍中，很少有人提到過有關當時的人們為滅絕澳大利亞土著人，而將人、馬及狗一起進行捕殺的場麵。
我們的許多土地就是這樣富庶起來的
還要繼續講嗎？
我隻是在重複人人皆知的事實。
似乎很少有人知道開拓新大陸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而那些不願意繼續扮演犧牲品的受害者，越加成為當今世界的不穩定因素。
隻是坐在審判席上評判過去的是非毫無意義，我們最好是吸取教訓，以我們的聰明才智想出各種辦法，以避免我們將來再犯錯誤。類似羅納德和沃爾特醫生的人們已給我們領路。傷感地沉湎於烏托邦世界的思考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如果說，我們已經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去索取，那就應該用幾個世紀的時間去彌補、去奉獻，顯然這種方法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施舍與搶劫在某些意義上是相同的，它們對於接受施舍或是遭受搶劫者都不公平，因為施舍隻考慮到了給予者心理的平衡。如果將印第安人從英國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置他們於野蠻落後的生活而不顧，這又是一個大錯。
如果我們現在收回在中國、爪哇和緬甸鋪設的鐵路，拆除那裏的電話裝置和石油開發基地，讓他們重新回到落後的年代，身紮腰帶，劃著小舢板，這樣做，對那裏的人民就有好處嗎？機器時代已經來臨，當地的居民們也已經習慣快捷的交通和便捷的通訊。當他們的小孩子生病時，他們願意到醫院去請教醫生，而不是求助巫術的幫助。當他們要去拜訪朋友，他們更願意坐公共汽車，而不是步行。已經發展為以貨幣為交換手段的世界是不可能再回複到物物交換的年代了。
答案在哪裏
不論如何，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越來越發展成為一個整體，時間已不是932年，也不是公元前32年，而是1932年。
然而，有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羅納德和沃爾特醫生的工作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他們兩個人的工作不是“給予”，也不是“索取”，而是“合作”。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合作，他們永遠不會有如此大的成就。他們研究治療疾病的方法，並不隻是為了某一個種族，黑人、白人或是黃種人受益，而是全世界的人們，不分種族，不分膚色，都將有所受益。當戈特爾斯和戈加斯博士開鑿巴拿馬運河時（戈特爾斯繪圖，戈加斯組織人力，最終將藍圖變為現實），他們沒有把太平洋、大西洋，或是美洲區分得很清楚，他們考慮的是整個世界。當意大利人馬可尼發明無線電時，他沒有發表聲明：“隻有意大利的船隻遇到緊急情況可以用無線電。”
你應該明白我所追求的。
不要誤解，我無意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那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這種問題自有解決的辦法。即使解決不了，那麽過上幾個世紀也就沒有什麽問題了，因為到那時，人們是不會關心這些事的。
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不能把握的世界裏。蒸汽和電的問世，使相距遙遠的人們成為鄰居，並在不到兩分鍾的時間裏相互交談。我們生產產品不再隻是自給自足。日本能生產我們需要的且相當便宜的汽車；阿根廷可以生產供整個德國免於饑荒的糧食，而且成本不高。
我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隻是支付一個相當於白人二十分之一的工資，來雇傭中國苦力或是南非的黑人。因為莫斯科的廣播電台傳播範圍很廣，而且使用多種語言播放，他們正告知黑人和黃種人，他們被人騙走了本應該屬於他們的東西。
我們無法再像我們的祖先那樣，像強盜一般盡情偷盜掠奪。因為——如果你真想知道為什麽——那是因為我們的良知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即使我們生來就沒有一種精神上的羅盤，人類的集體良知也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就是誠實與禮儀，這兩者不僅在普通民眾之間的私人交往中，而且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並不打算在這裏說教，我也無意用某種啟示或是預言把你打發回家。不過，既然你已經閱讀到這裏，我希望你靜靜地思考半個小時，然後得出你自己的結論。
到目前為止，我們好像一直以這樣的方式生活著。一個人來到這個星球上，隻是一個匆匆的過客。充其量不過是幾十年的時間，或者最多是一個多世紀。這一切都好像是一種偶然。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像是新西蘭列車上的那些貪婪的乘客，在自己下車前隻有10分鍾的時間，他們會盡快吃遍這裏提供的所有飯菜。
漸漸地，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不僅要在這裏生活很久，而且在這裏生活並不是什麽偶然的事。那麽，為什麽要如此匆忙呢？當你要搬到新的地方，並且決定在那裏度過餘生，這時你會對未來有所計劃。你的鄰居也是這樣，那些屠夫、麵包師、雜貨鋪店主、醫生，還有開辦出殯門麵的人，會對自己的前途有一定設想。否則這個地方很快會陷於一種無序的狀態，也許是一個星期，這裏就混亂不堪，不再有人煙了。
當你開始考慮這些問題時，你是否覺得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和你所居住的家鄉之間存在著多麽巨大的差異？如果真的有什麽差別，那隻是量的差異而非質的區別。這就是我說的一切。
也許你會說我的思維過於跳躍，從乞力馬紮羅山到羅納德與沃爾特醫生，現在又開始為地球描繪未來的藍圖，這一切太漫無邊際了。
但是，正如艾利斯的問題，同樣是我的問題：“如果沒有旅行，地理又有什麽意義呢？”
也許你會說：“查詢有關高山的高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隻要翻閱一下權威的地理書籍或是百科全書就可以了。”
如果那些地理書、百科全書或是地圖冊所記載的能與事實一致的話，那查閱之事將是非常簡單的，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我有很多規範的地理書籍，內容雖不太枯燥，但閱讀起來卻沒有那麽有趣。其實地理學不是一門很有趣味的學科。一旦講到有關山脈的高度和海洋的深度，這些書就開始變來變去。江河流域和海洋海域麵積時而擴大、時而又縮小了；世界任何地方的所謂平均溫度更是變化無常，就像股市出現危機時的股市行情顯示器；海洋時深時淺，就像一個人追完貓後呼呼喘氣時的肚子。
這個領域已經在許多方麵讓人失去信仰，我並不想再對此進行任何的指摘。但是我不得不對“地理事實”中極為重要的統計數字提出疑問。我倒希望這些異議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惡習。每一個國家都要製造出來自己認可的數字，似乎唯此才可以顯示主權的獨立。
我要舉例說明一些問題：世界上有一半的國家按十進製計算測量重量和長度，而另外一些國家則仍沿用十二進製計算；把米和千米精確而非近似地換算成碼或英裏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大戰中的軍火製造商對此頗有感觸。借助數學手段（在這方麵我是外行），必要的數字之間的換算還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如何以統一的名字來認知一個國家、一座山脈或一條河流呢？如何統一地理名詞的拚寫呢？如：the gulf of chil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你會選擇哪一個呢？hindu-kush，hindoe-koesch，hindu-kutch，hindu-kusj，你更喜歡哪一個？如果幾個大語係協商決定以統一的方式拚寫俄國、中國、日本或西班牙的名字，情況可能會好一點兒。但是，對某一大語種下的多種方言來說，又怎麽協調一致呢？
於是，每一塊擁有自己語言的地方都會要求完整、平等的權利，因為那是祖先傳承的神聖的語言。從前的歐洲地圖相當簡單；而現在，為區別以各式各樣語言劃分的區域，歐洲的地圖已經變得五顏六色了。人們再閱讀庫克先生那本老式的、曾經值得信賴的反映歐洲鐵路分布的《大陸鐵路指南》，就會發現自己像是在研究埃及的象形文字。
我並不是在為自己所寫的尋找借口，但是請讀者對我在本書中關於深度和廣度的數據給以理解。即使著名的百科全書與統計手冊，在某些內容的記載上都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對一個非專業寫作者，又何必苛求呢？
我猜想他會像我做過的那樣去做這件事。他會將這些專業書籍扔掉，再買一本百科全書，並且會說：“我將以此書為標準，如果有人因為我說乞力馬紮羅山有19321英尺高而告我，我會告訴他，去和那些編輯出版百科全書的人們分辨是非曲直吧，我隻不過是個讀者而已。”因為乞力馬紮羅山的高度在《大英百科全書》中是19321英尺，在《牛津現代地圖冊》中是19320英尺，在《世紀名錄百科詞典》中是19780英尺。
以乞力馬紮羅山引起話題，我想說的隻有這些了。我正在尋找自己的世界年鑒，這本年鑒大約是被放在一大堆地圖集的後麵，就在翻找過程中我發現了別人寄給我的一本小冊子。這是一本關於羅納德·羅斯（ronald ross）先生生平和事跡的紀念冊。作者以婉轉的口吻暗示道：如果不是因為絕對需要，羅納德先生在有生之年離舒適的生活還差得很遠，而這一切是我們應該為他做的事。科學家們很少用金錢計算他們應得的回報，但是當他的健康因長年累月的辛勞而受到嚴重損傷時，坐在舒適的病椅上繼續工作的待遇就能讓他滿足了。
我把這紀念冊放在一邊，又想起了美國的沃爾特·瑞得（walter reed）先生。我已經記不清我們的國家是如何對待他的遺孀的。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這位善良的遺孀應該是隻是獲得了免費郵寄的特權（每一個國會議員都享受的待遇），當然還有從醫療機構獲得的一筆撫恤金（醫療機構官員的遺孀同樣可以獲得），還有就是一所醫院以瑞得的名字命名。
在沉思中，我開始尋找著流行病曆史的圖書。突然，一個新的想法闖進腦海：羅納德和沃爾特先生盡管不為眾人所知，但他們對這個人類社會的貢獻遠遠超過連低年級學生都熟悉的新大陸的探險家們。羅納德和沃爾特先生通過發現導致瘧疾和黃熱病的原因，告知世人根治這些疾病的方法，使人類從這些疾病的折磨中解脫出來。引發疾病並因此抹殺人類生命的禍首——蚊子被製止，人類才有能力繼續創造新的世界。
如果在這一章加上幾頁“醫學對世界地理的影響”是不難辦的，天花、腳氣、失眠等其他許多小病的根治，使整個世界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改善，使人類的生活更有保障。然而這一切有點兒超出我的“領域”，這方麵我知之太少。雖然如此，這兩位醫生卻給了我許多啟示。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不滿的情緒像嚴重的麻疹一樣到處蔓延。於是，人們寫出數以萬計的書籍以診治病情，並提出適合的藥方。我在寫此書之前，從未對這個問題進行考慮（作者的生活有些與世隔絕）。突然發現，所有的問題都變得很簡單，這要感謝羅納德和沃爾特先生給予我們啟示。
對著一張地圖遐想，真是個愜意而有教育意義的消遣。這裏是羅得西亞——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塞西爾·羅得讓少數人富起來，卻殘殺大批土著人。有一個政府卻把槍殺和流血忽略了，而以其名字命名一個遼闊的新省。
再往北一點兒，在剛果、斯坦利維爾和利奧波德維爾，還有大量沒有標記的墳塚，地下埋著無數被折磨至死的土著人，也許隻是因為他們所割的橡膠沒有及時交足，或是運送象牙有些慢了，便遭此厄運。
哈得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個河灣，後來又把這個河灣的名字送給了一家富有的殖民公司。我們美國與當地的印第安人也沒有簽任何協議。我們的祖先在那些遠離本土的島嶼上的殘暴行徑，通常不會被寫進學校的教科書裏。南美的普圖馬約河流域曾經發生過的一切，每個人仍然還有清晰的記憶。非洲和阿拉伯一些國家那些形形色色的販賣奴隸的當權者，在沉寂的塞內加爾森林中所犯下的罪行，致使人們希望但丁在他的《地獄篇》中，為這些惡魔般的人物劃出一片囚禁的地方。
在講述澳大利亞早期曆史的書籍中，很少有人提到過有關當時的人們為滅絕澳大利亞土著人，而將人、馬及狗一起進行捕殺的場麵。
我們的許多土地就是這樣富庶起來的
還要繼續講嗎？
我隻是在重複人人皆知的事實。
似乎很少有人知道開拓新大陸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而那些不願意繼續扮演犧牲品的受害者，越加成為當今世界的不穩定因素。
隻是坐在審判席上評判過去的是非毫無意義，我們最好是吸取教訓，以我們的聰明才智想出各種辦法，以避免我們將來再犯錯誤。類似羅納德和沃爾特醫生的人們已給我們領路。傷感地沉湎於烏托邦世界的思考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如果說，我們已經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去索取，那就應該用幾個世紀的時間去彌補、去奉獻，顯然這種方法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施舍與搶劫在某些意義上是相同的，它們對於接受施舍或是遭受搶劫者都不公平，因為施舍隻考慮到了給予者心理的平衡。如果將印第安人從英國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置他們於野蠻落後的生活而不顧，這又是一個大錯。
如果我們現在收回在中國、爪哇和緬甸鋪設的鐵路，拆除那裏的電話裝置和石油開發基地，讓他們重新回到落後的年代，身紮腰帶，劃著小舢板，這樣做，對那裏的人民就有好處嗎？機器時代已經來臨，當地的居民們也已經習慣快捷的交通和便捷的通訊。當他們的小孩子生病時，他們願意到醫院去請教醫生，而不是求助巫術的幫助。當他們要去拜訪朋友，他們更願意坐公共汽車，而不是步行。已經發展為以貨幣為交換手段的世界是不可能再回複到物物交換的年代了。
答案在哪裏
不論如何，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越來越發展成為一個整體，時間已不是932年，也不是公元前32年，而是1932年。
然而，有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羅納德和沃爾特醫生的工作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他們兩個人的工作不是“給予”，也不是“索取”，而是“合作”。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合作，他們永遠不會有如此大的成就。他們研究治療疾病的方法，並不隻是為了某一個種族，黑人、白人或是黃種人受益，而是全世界的人們，不分種族，不分膚色，都將有所受益。當戈特爾斯和戈加斯博士開鑿巴拿馬運河時（戈特爾斯繪圖，戈加斯組織人力，最終將藍圖變為現實），他們沒有把太平洋、大西洋，或是美洲區分得很清楚，他們考慮的是整個世界。當意大利人馬可尼發明無線電時，他沒有發表聲明：“隻有意大利的船隻遇到緊急情況可以用無線電。”
你應該明白我所追求的。
不要誤解，我無意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那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這種問題自有解決的辦法。即使解決不了，那麽過上幾個世紀也就沒有什麽問題了，因為到那時，人們是不會關心這些事的。
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不能把握的世界裏。蒸汽和電的問世，使相距遙遠的人們成為鄰居，並在不到兩分鍾的時間裏相互交談。我們生產產品不再隻是自給自足。日本能生產我們需要的且相當便宜的汽車；阿根廷可以生產供整個德國免於饑荒的糧食，而且成本不高。
我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隻是支付一個相當於白人二十分之一的工資，來雇傭中國苦力或是南非的黑人。因為莫斯科的廣播電台傳播範圍很廣，而且使用多種語言播放，他們正告知黑人和黃種人，他們被人騙走了本應該屬於他們的東西。
我們無法再像我們的祖先那樣，像強盜一般盡情偷盜掠奪。因為——如果你真想知道為什麽——那是因為我們的良知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即使我們生來就沒有一種精神上的羅盤，人類的集體良知也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就是誠實與禮儀，這兩者不僅在普通民眾之間的私人交往中，而且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並不打算在這裏說教，我也無意用某種啟示或是預言把你打發回家。不過，既然你已經閱讀到這裏，我希望你靜靜地思考半個小時，然後得出你自己的結論。
到目前為止，我們好像一直以這樣的方式生活著。一個人來到這個星球上，隻是一個匆匆的過客。充其量不過是幾十年的時間，或者最多是一個多世紀。這一切都好像是一種偶然。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像是新西蘭列車上的那些貪婪的乘客，在自己下車前隻有10分鍾的時間，他們會盡快吃遍這裏提供的所有飯菜。
漸漸地，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不僅要在這裏生活很久，而且在這裏生活並不是什麽偶然的事。那麽，為什麽要如此匆忙呢？當你要搬到新的地方，並且決定在那裏度過餘生，這時你會對未來有所計劃。你的鄰居也是這樣，那些屠夫、麵包師、雜貨鋪店主、醫生，還有開辦出殯門麵的人，會對自己的前途有一定設想。否則這個地方很快會陷於一種無序的狀態，也許是一個星期，這裏就混亂不堪，不再有人煙了。
當你開始考慮這些問題時，你是否覺得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和你所居住的家鄉之間存在著多麽巨大的差異？如果真的有什麽差別，那隻是量的差異而非質的區別。這就是我說的一切。
也許你會說我的思維過於跳躍，從乞力馬紮羅山到羅納德與沃爾特醫生，現在又開始為地球描繪未來的藍圖，這一切太漫無邊際了。
但是，正如艾利斯的問題，同樣是我的問題：“如果沒有旅行，地理又有什麽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