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個人和民族使關於充分發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進入他們的頭腦，就沒有什麽比這更具有控製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爾
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不僅建立在歐洲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歐洲政治革命的基礎上；政治革命的實質是結束了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由神注定的這種觀念。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於人民，也不再認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來首次在一個比城邦更大的規模上顯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眾已覺醒並行動起來，不僅參與了政治，而且把這樣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各種表現形式和世界性的影響。
<b>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b>
政治革命同經濟革命一樣，分幾個階段發展起來，我們曾提到，經濟革命開始於英國，然後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後來再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紀的英國革命標誌其開始，隨後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標誌其更進一步的發展。然後，它在19世紀時影響了整個歐洲。在20世紀時則影響了整個世界。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擴展情況的相同並非偶然。實際上，這兩種革命是密切聯係的。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治革命，因為它產生了有著新的利益、有著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新的階級。如果我們簡要地追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過程，這將變得很清楚。
中世紀初期，在西歐可發現三個界線分明的社會集團：組成軍事貴族階層的貴族、構成教會和知識界顯貴集團的教士和從事勞動以供養以上兩個上層階級的農民。隨著商業的發展，中世紀社會等級的這種狀況由於一個新的成分即城市資產階級的出現而開始改變。隨著這一階級的財富增長、人數增多，它對各封建階層的特權、對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的許多限製，日益不滿起來。因此，資產階級與民族君主政體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裏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製、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成功。在這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借以為自己獲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製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隨著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利益與其雇主的利益並不相同，他們的境遇隻有通過自己方麵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種新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19世紀後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在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條，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種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思想意識。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於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近代初期，效忠的對象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從於新的民族事業。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民族教育製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思想意識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從前的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與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極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怎麽和睦的一些社會。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種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麽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也許是那些保持著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體、宗教聚集體以及相衝突的地方性忠誠的社會易遭受歐洲擴張主義侵害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裏，這塊擁有千百萬人口、擁有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曆史傳統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級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者。當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驚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麵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驚異。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高興地湧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製服他們的兄弟。"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製和經濟控製必然意味著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正如整個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機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機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的影響。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誌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易使人興奮的文件的直接結果。
<b>二、英國革命 </b>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是17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衝突中找到；這場衝突後來演變成一場鮑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勝。這種結果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其他代議製機構也曾壓下君主的銳氣，如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這兩種情況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得勝的英國國會實質上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波蘭的代議製機構則代表封建貴族。因而，英國國會勝利的結果是建立起代議製立憲政體——這是英國對歐洲、對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貢獻。相形之下，波蘭的由貴族控製的議會的勝利是導致後來以國家的完全滅亡而告終的封建混亂局麵。
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紳士們的歡迎。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製。它通過建立國教英國聖公會來切斷基督教會與羅馬的聯係，並在這過程中，分配了原屬於天主教機構的廣大土地和其他財產。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讚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圖亞特王朝第一代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與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費掉這種信譽。他們企圖把英國聖公會的教義和儀式強加於所有的人，從而引起不信奉國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敵視。他們還企圖進行無國會的統治，但遇到了困難，因為國會控製了國家的資財。他們試圖通過出售進出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許多製造行業中的專利權來繞過這一障礙。這帶來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經營其行業的繼承權"。
當蘇格蘭人舉行起義反對查理將英國聖公會教義強加於他們的企圖時，危機降臨了。為了獲得鎮壓起義的資金，查理被迫召開國會。而這一於1640年召開的長期國會不理查理對金錢的需求，反而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要求，其中包括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和徹底改組英國聖公會。查理拒絕服從；1642年，在保皇的"騎士黨"和清教徒的"圓顱黨"之間爆發了戰鬥。
英國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平靜下來，直到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時為止。那幾十年中的一係列激動人心的事件構成了英國革命。革命的詳情除了在它們有助於說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義信條、民族主義信條和社會主義信條的方式及其程度的範圍內，對我們沒有關係。因此，這裏隻要注意到英國革命經曆過五個階段就夠了。從1642至1645年的第一階段為內戰階段，在這階段中，保是黨人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組織的著名的新模範軍擊潰。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階段間，一種後來在1792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得到重複——不過，帶有某些變化——的形勢發展起來。在得勝的情教徒當中，出現了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裂。溫和派由克倫威爾領導，戰勝了約翰·利爾伯恩領導的激進派。當查理於1649年被處死時，克倫威爾當上了稱為共和政體的英格蘭共和國的首腦。
從1649至1660年的第三階段間，克倫威爾和他的清教徒追隨者極其有效、虔誠地統治著英國。這是各種宗教權利受到抑製、宗教問題得到解決的時期。克倫威爾死於1658年，繼他之後擔任共和政體的護國公的是他的兒子理查。後者是個庸碌無能的人，而且，國民已對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製的、簡樸的生活感到厭倦。因此，斯圖亞特王朝得到複辟；結果，從1660至1688年的第四階段稱為王政複辟時期。
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沒有取消、也不能夠取消共和國的種種改革。但是，他們確試圖恢複個人統治。這一點，加之他們追隨法國王室、鼓勵天主教，使他們愈來愈不得人心。最後，詹姆斯二世隨著1688年的光榮革命的到來而被推翻；光榮革命標誌著英國革命的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新的統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奧蘭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闡明國會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權利法案。這一法案規定：國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提高稅收或保持軍隊；若沒有法律手續，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這些規定並不意味著英國已成為一個民主國。直到19世紀後期確立起普選製時，才實現這一目標。但是，1689年的這一法案確一勞永逸地確立了國會的最高權力，並在這情況下，結束了幾乎早半個世紀就已開始的美國革命。
從世界曆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並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這是可預料到的，因為英國革命實質上是中產階級的事。支持國會的商人和小斌族考慮著兩個主要目標——宗教信仰自由和個人及財產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麵，關於這些事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許多相衝突的觀點得到闡述和熱烈的辯論。例如，就宗教來說，一股名符其實的非正統見解的急流噴湧而出，許多新教派相繼出現，其中包括公理會教派、浸禮會教派和貴格會教派。當時，長老會教徒正在力求將他們的教派建立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所有公民實行其教規。這些宗教分歧顯然必須得到調解，否則國會的勝利就會受到破壞、國家本身也許會垮掉。正是在這些情況下，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教義被製訂和確立。不僅基於權宜之計，也基於原則，人們開始普遍同意，試圖強迫人們接受某種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無效的。誠然，英國聖公會仍然是官方的、受國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員在擔任政府職務和其他方麵受到優待。但是，總的講，當時已確立這一原則：良心的自由應授予所有既不威脅公共秩序也不幹涉其他人的崇拜儀式的基督教徒。
關於人權和財產權利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問題甚至比宗教問題更明顯地在清教徒中間劃分出右翼和左翼兩派。分裂是隨著新模範軍的普通士兵開始感到他們的利益正受到官員和國會的忽視而逐漸發生的。這些士兵經過四年成功的作戰之後，獲得了新思想和新觀點。他們已在戰鬥中擊敗了較優者，作為勝利者，跨進了英國某些最堂皇的大廈。這導致他們對大人物們的權威表示懷疑，並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權威所說的，"簡單地說，繪普通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嚐嚐權力的可能性並說出自己的見解，是英國內戰的偉大成就之一，隻是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確實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見時，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還要求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和消除經濟上的苦難。這方麵表達得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給予一個主要由城市下中層階級和農村佃戶發起的群眾運動的一個輕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領是約翰·李爾本即"生而自由的約翰"，他的艱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隨者所受到的磨煉和他們的抱負。
17世紀30年代，內戰爆發前，他因散發未經許可的印刷品而被國王的星法院關押；由長期國會釋放後，他應征入伍，在布倫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國罪而受審，險些地在國王手下被絞死；後來，他被交換遣返；他作戰勇敢；他在戰鬥中受傷；他因不接受與蘇格蘭人聯合後被強加的[長老會的]嚴肅盟約，退出國會軍隊；接著，他因未經許可的印刷業而坐牢（內戰期間，他與整整一係列秘密的印刷機有關）；因為誹謗下議院議長、誹謗曼徹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經常進出倫敦塔監獄；他試圖改革倫敦商業中心區的政府，試圖打破冒險商公司對羊毛貿易的壟斷；他在新模範軍中組織反對國會的活動；然後，他成為平均派運動的代言人；他經常起來反對克倫威爾，他相信克倫威爾背叛了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自由的事業；他曾兩次在民眾響亮的歡呼聲中被宣判無罪；他也遭到過流放，回來後，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監禁，1655年，離去世僅一、二年時，他成為一名貴格派教徒。
平均派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滿提供了領導，製訂了成文的綱領；在綱領中，係統地提出了模範軍普通士兵們的種種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約》給製訂出來；這份公約於1649年呈遞國會，現被說成是"歐洲曆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首先，個人從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權利即國家和教會所不能剝奪的天賦權利；其次，是人民主權的原則，即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軍隊的代言人要求實行許多具體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民主立憲國家的基礎。它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憲法、男公民普選製、兩年一屆的國會、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更大範圍的傳播以及死刑、債務監禁、長子繼承權和一切封建占有權的終止。
國會從未被迫按《人民公約》行事。克倫威爾有足夠的力量監禁李爾本和鎮壓軍隊中的不滿集團。這並不意味著平均派對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影響。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體而通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國家中最高的權力"。
如果國會如此樂於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麽，使國會與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麽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著"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生在英國的男子都應當……對議員“國會成員〕的選舉有發言權。"因而，爭端在立憲議會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讚成民主政體的人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讚成，是因為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選票引起社會改革，而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因害怕這類改革，則堅決反對平均派。
事實上，17世紀在英國進行著兩種革命。第一種是小斌族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小斌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在社會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種是下中層階級和佃農的社會革命；下中層階級和佃農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給窮人以豐富的食品，具有小財產所有人階層的眼光。17世紀英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了，就象後來18世紀法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一樣。在前後兩種情形下，領導者都缺乏獲取勝利所必需的人數優勢、組織和成熟度。他們的時機到19世紀後期才來臨；那時，工業革命已培養出極其大量的、有階級覺悟的城市無產階級。城市無產階級又發展起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且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自己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b>三、啟蒙運動 </b>
17世紀英國發生大變動以後，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階段是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他們將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隻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於從黑暗進入陽光。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由於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將比前一代好些。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性力量。這種對理性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性。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不可將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係統的思想家。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報刊撰稿人。他們更接近的是h.g.威爾斯和g.b.蕭伯納，而不是g.e.穆爾和a.n.懷特海。這些哲人同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隨筆和曆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性。
這些哲人受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著不僅象牛頓所證實的那樣控製物質世界、也控製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將理性應用於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製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性的檢驗。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於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製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製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的猛擊。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係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其中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號是自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這種對政府幹涉的反對，是對於通常稱為重商主義這種對經濟生活的全麵、嚴格的控製的一種反應。在國家建立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專利權、國內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售的專利權。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製性，所以，哲人們自然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他們尋找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由發揮作用不得幹涉。
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係統闡述。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利隻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隻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爭。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種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種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種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並將它引導到最適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麵，主要口號是"ecrasez 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容異說。這種對不容異說的強烈反對有著兩方麵的原因。一個原因是人們確信不容異說妨礙了科學討論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異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傑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種宗教，政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隻有兩種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更準確地說，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並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結果產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於讚同上帝存在並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幹涉。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穌的複活、基督的神性和《聖經》中的神的啟示。這裏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確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麵，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用語——"社會契約"。關於統治的契約論並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係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著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複自己原先的自由。……"換句話說，洛克將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誌熔合成一個共同意誌，同意接受這共同意誌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盧梭關於共同意誌的觀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20世紀的獨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權主義政權辯護。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於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他把統治權看作隻是一種"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行政權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台；對受托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隻有服從。"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壞了傳統的製度和習俗。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實際上，哲人們並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於，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曆史，忽視了異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曆史。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並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確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於其統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於為人民謀利。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製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製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性的口號，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麵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劃分成少數大地產，是危險的"等等。但是，葉卡捷琳娜和其同時代的君主們並不僅僅談論改革。葉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製度和教育製度；腓特烈為促進普魯土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製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由於試圖將其帝國改造得與新的原則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盡。不過，盡避這些統治者擁有極大的權力，取得的成就卻很有限。他們的繼承者常常破壞他們的成果，而教士和貴族則毫不退讓地反對威脅其既得利益的種種改革。
啟蒙運動的學說不僅鼓舞了少數君主，也鼓舞了他們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國，貴族亞曆山大·拉季謝夫於1790年發表了一部題名為《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記》的著作。拉季謝夫是哲人們的一個忠實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銳地譴責了自己國家的基本製度——官僚政治、專製主義的君主政體和農奴製。同樣，在哈普斯堡帝國，也可找到哲人們的許多忠實信徒。其中有個叫傑爾傑·貝塞恩耶的貴族被普遍地稱為匈牙利的伏爾泰。18世紀末，一個叫尤莉婭·恰凱的女伯爵擁有一個有5，160卷書的藏書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書，包括了伏爾泰和盧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甚至在穆斯林的奧斯曼帝國，蘇丹謝裏姆三世也是啟蒙運動的學說的熱情支持者，他似乎是從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國商人和外交官那裏吸收到這些學說的。雖然他盡力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非常猛烈，他在統治18年後於1807年被殺害。蘇丹的臣民，尤其是與西歐有某些交往的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啟蒙運動的影響。這方麵較傑出的是塞爾維亞的一名到處走動的修道士，名叫奧布拉多維奇，他曾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廣泛地旅行。旅行期間，他成為啟蒙運動的一名直言不諱的信徒；這一點，從其著作的以下這段話中能覺察出來：
我有兩個主要目的：首先，說明寺院對社會是無用的；其次，說明充分地學習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學習是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使人們擺脫迷信，能引導人們真正地崇敬上帝、擁有理性的虔誠和有知識的優點，從而使一個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現世的和永恒的幸福之路。……我將毫不注意任何人屬於什麽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當前的文明時代裏所需考慮的事。
在南北美洲，啟蒙運動也有著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響。在拉丁美洲，新的學說由於官員、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來而得到傳播。有位曆史學家在分析了哲人們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學和私人圖書館中的廣泛傳播之後，下結論說，"啟蒙運動顯然影響了……約1808年前後達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導致了爭取獨立的鬥爭。至於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我們將在下麵論述美國革命的一節中詳細考察。這裏隻要提一下托馬斯·潘恩、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正象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那樣完全是哲人就夠了。畢竟，正是傑斐遜宣布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
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的影響並沒有隨著18世紀甚至19世紀的結束而消失。伏爾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響，仍鼓舞著生活在普遍的狀況和製度限早先哲人們與之鬥爭的狀況和製度相似的國家裏伯人民。例如，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的教授k.m.哈立德於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從這裏開始》的書，提出了一個要使穆斯林世界恢複活力的綱領。哈立德在書中大量地引用了伏爾泰、盧梭和活息的話，並引用盧梭的話來闡明他寫這本書的動機。他在序言中寫道；"就撰寫這本書的動機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問心無愧的。"也許盧梭的話最能表達我的這種感情："正是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人類的信心，激勵我們決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動物變成為有知識的、有人性的人。"
<b>四、美國革命 </b>
我們不應誇大仁慈的專製君主貫徹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所取得的實效。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運動才大大地影響了歐洲的人民群眾。但1789年以前，在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已爆發了一場幫命，這場幫命提供了將新學說付諸行動的一個實驗性的示範。
我們早先已提到，十三個殖民地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駕禦，它們的民選議會者是與從倫敦派來的總督和其他官員不和。我們還提到，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決定性地打敗了法國，並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獲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國殖民地。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們巨大的共同勝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這一勝利在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又引起了新問題。一個新問題是，由於法國進攻的危險已消除，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精神正在不斷增強。另一新問題是，英國政府在獲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後，決定加緊對帝國組織的控製。這種加緊在早期階段也許是可行的，但這時，在長期的"有益的忽視"之後，在消除法國的威脅之後，殖民地居民確信他們能夠照料自己並有充分的權利這樣做。因而，美國革命基本上起因於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這兩種相衝突的要求；馬薩諸塞的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在他於1765年11月23日寄給在倫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美利堅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於沒有確定大不列顛和美利堅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因此，在不列顛和美利堅存在著關於這種關係的種種意見，它們互不一致、互相矛盾。在不列顛，美利堅諸政府給看作是被授權製訂地方法、隻是在議會高興的時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團，議會……隨時有權力解散它們。在美利堅，他們自稱……是完備的國家，除了有同一個國王外，其他方麵均不依靠大不列顛；他們從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機關，一點也不受大不列顛的立法機關的支配。……在一個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誰將作出決定呢？
對這一決定性的問題作出回答的是軍隊。在美利堅殖民者當中，並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讚成求助於暴力。事實上，他們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保守主義者僅僅希望恢複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於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那種鬆散的關係。但是，激進主義者要求帝國關係中發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製自己的事務的變化，他們還要求殖民地內部出現有利於平民百姓的政治權力的轉移。關於後麵一點，保守主義者激烈反對。他們不想引進民主政體；相反，他們希望象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一樣，保持上層階級的領導。最後，由於不列顛無能的官員屢犯大措，激進主義者得以獨行其是。
導致革命的步驟是眾所周知的，無需詳細敘述。首先是1763年時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移民。這原是作為在能夠製訂出有條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項臨時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為移居者和投機商的人以為自己將為了英國少數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遠排除在外。然後，是施行一係列財政措施，公布了"糖稅法"、"駐兵法"、"印花稅法"和"湯森稅法"；其目的是為了將英國繁重的稅收負擔的一部分轉嫁到美利堅殖民者肩上。這些征稅在英國人看來，尤其是考慮到近來擊敗法國人的戰爭所帶來的花費以及將來保護美利堅邊疆所必需的預計的花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於都受到這些征稅的影響，一致加以反對。他們召開了一次洲際大會，組織對英貨的抵製，直到這些財政措施被取消為止。然而，英國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係列欠考慮的措施，引起了一場導致革命的新風暴。
一連串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東印度公司對茶葉的壟斷、波士頓茶黨案、作為對在波士頓港口的破壞行為的懲罰的強製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們所熟悉的。當時，1774年，英國國會還通過了魁北克法案，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規定了一個政府體製，並劃定了魁北克的邊界，邊界內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領土，即現在的威斯康星州、密執安州、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在捍衛魁北克法案方麵，可說的東西很多，但是，美利堅殖民者譴責它是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擋他們向西擴張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組織了對英貨的又一次抵製。第二年，當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前往康科德搜奪那裏的秘密軍需庫時，戰鬥開始了。正是在這次戰鬥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響了"聲聞全世界的槍聲"。結果是英國軍隊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波士頓。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召開，它需要負責一場正式的戰爭，開始招募一支美利堅軍隊。
大會對於與母國實行最後的決裂，仍很勉強。但是，隨著戰鬥的蔓延，要求獨立的情緒增漲。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動性的小冊子《常識》。潘恩隻是兩年前剛從英國來到美洲，他痛恨英國社會的不公正。現在，他在小冊子中熱情地激勵殖民地居民拋棄"舊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塊大陸永遠要由一個島嶼來支配，那是件荒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使衛星大於其主要的行星；由於英國和美洲就彼此間的關係而言，顛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們屬於不同的體係，是很明顯的。英國屬於歐洲；美洲屬於它本身。
啊！熱愛人類的人們！耙於不僅反對暴政、也反對暴君的人們，站出來吧！舊世界的每一處都有著重重壓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驅趕。亞洲和非洲很久以來一直驅逐自由，歐洲把自由看作是個陌生人，英國對自由發出了離開的警告。啊！接受這一逃亡者吧，為人類準備一個避難所！
讓我們每一個人向鄰人伸出熱情的友誼之手……讓輝格黨和紮利黨的名字滅絕；讓我們不是聽別人，而是聽誠實的公民的話；他們是坦率的、堅定的朋友，是人類權利和美洲自由的、獨立的國家的勇敢的擁護者。
《常識》在殖民地各地得到傳閱，它大大地有助於大會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獨立宣言》的決定。一旦軍事行動開始充分進行，決定性的因素證明是法國對革命者的援助。戰爭的前兩年間，法國並沒有正式卷入，不過，它把軍火源源輸送到殖民。1777年決定性的薩拉托加戰役中，美利堅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來源於法國。第二年，法國與起義者訂立同盟，向英國宣戰。荷蘭和西班牙加入法國一方，而歐洲其他大部分強國則組成武裝中立聯盟，以保護它們的貿易不受英國海軍的攻擊。法國海軍和一支擁有6000人的法國遠征軍的援助，大大地有助於喬治·華盛頓所率的軍隊的勝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國最後於1781年在約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正式承認了美利堅共和國的獨立，其邊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屬於英國，並接受了仍忠於英國的60000名美利堅托利黨黨人，他們在人數上與原先在聖勞倫斯河流域的法國居民相等。
從世界曆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新的、不同類型的國家。《獨立宣言》已宣布："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於是，美國人民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通過了旨在使這一宣言不僅在紙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實現的種種法律。
首先，這些法律廢除了東半球的限嗣繼承地產權和長嗣繼承製。被指定繼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該家庭以外出售，而長嗣繼承製則要求土地須移交給長子。施行這些製度的目的是使大地產在其因襲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無損。但是，《獨立宣言》發表10年後，除兩個州外，每個州都廢棄了限嗣繼承地產權，宣言發表15年後，每個州還廢棄了長嗣繼承製。換句話說，新的美利堅共和國是建立在由農民本人經營的小地產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數人控製的大地產的基礎上。托利黨黨人如弗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家族擁有600萬英畝的土地；對托利黨黨人所擁有的大地產的奪取和分配也促進了上述的過程。這些地產被奪取後，被小塊小塊地出售，從而明顯地改變了新共和國的土地所有製。
美國革命也導致公民權大大地擴大，不過，男公民選舉權直到50年後才確立。革命還促進了反對奴隸製度的運動。一個接一個州政府通過了禁止輸入奴隸的法律——羅得島和康涅狄格於1774年通過，特拉華於1776年通過，弗吉尼亞於1778年通過，馬裏蘭於1783年通過，到1784年，規定逐步地、完全地廢除奴隸製度的法律己在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羅得島得到通過。甚至在弗吉尼亞的蓄奴中心，1782年時也通過了使解放奴隸較為容易的法律，8年之內，該州有1萬多名奴隸獲得自由。
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個殖民地中有九個殖民地已設立州教會。這意味著居住在馬裏蘭的公理會教友必須幫助支持該州的主教派教會；居住在馬薩諸塞的主教派教會成員必須幫助支持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即使那些根本沒加入教會的人，也看到他們所納稅款的一部分被用於支持一個州教會。但是，革命開始之後，馬上就有五個州的已確立的教會被廢除，從而，開始了已成為當代美國之特點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憲製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強。十三個州都接受了以《獨立宣言》的原則為基礎的憲法。這些憲法給財產所有人以專門特權，並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們通過政府權能的分立而對統治權加以限製，並附上《人權法案》；該法案規定了公民的天賦權利和以往沒有一個政府會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確保西部諸地將分享美國革命的來之不易的好處：它規定新的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所有法律方麵與舊的州相同，但不能實行奴隸製度。西部諸地將無須經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屬的製度或競爭擴張的製度。相反，當它們能取得州的地位時，它們將因有彈性的聯邦製的原則而享有原先十三個州在戰爭和革命中贏得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變化並不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那樣廣泛和深刻。這些較後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促成了較美國革命多得多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然而，美國革命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美洲的建立，在歐洲被廣泛地解釋為：它意味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是切實可行的——一個民族有可能建立一個國家，有可能製定一種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切實可行的政體。
美國各州所通過的憲法尤其給當時的歐洲人以深刻印象。他們向列舉人類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權法案》歡呼。我們將看到，〈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育》的發表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這並非偶然的。起草該宣言的委員會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北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已進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應將對於自身的保護建立在什麽原則的基礎上。…"當挪威人和比利時人分別於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憲法時，美國又充當了一個樣板。
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征。它作為沒有以往數千年的負擔和積澱的一塊新的土地而受人羨慕。例如，德國的音樂家和詩人舒伯特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製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著"。同樣，傑斐遜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馬澤伊寫道，絕大多數意大利人是美國的讚賞者——他們"大聲地稱它為人類的事業，盡避他們生活在專製政府的統治下"。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因美國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訴自己的同胞們，"在你們確定當奴隸的可行性以前，請始終朝美國看。"隨後，他在對英國的一次警告中說："當美國派遣其大使……前往歐洲並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和政權時，你會想象自己將說服愛爾蘭滿足於一個為它製定法律的英國國會嗎？"
當時的美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識到美國革命的意義，他宣稱：
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發生——這一革命的發生不是由於任何現存國家中的力量的變化，而是由於在世界的一個新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種類的新國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關係、力量均勢和力量趨勢方麵引起一個巨大變化，就象一個新行星的出現會在太陽係中引起一個巨大變化一樣。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變化已改變美國社會、新的更激進的革命運動已控製世界大部分地區時，美國革命對世界曆史進程的影響仍可感覺到。
g.w.f.黑格爾
19世紀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不僅建立在歐洲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歐洲政治革命的基礎上；政治革命的實質是結束了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由神注定的這種觀念。人們不再認為政治高於人民，也不再認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來首次在一個比城邦更大的規模上顯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眾已覺醒並行動起來，不僅參與了政治，而且把這樣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歐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各種表現形式和世界性的影響。
<b>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b>
政治革命同經濟革命一樣，分幾個階段發展起來，我們曾提到，經濟革命開始於英國，然後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後來再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紀的英國革命標誌其開始，隨後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標誌其更進一步的發展。然後，它在19世紀時影響了整個歐洲。在20世紀時則影響了整個世界。
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擴展情況的相同並非偶然。實際上，這兩種革命是密切聯係的。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治革命，因為它產生了有著新的利益、有著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新的階級。如果我們簡要地追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過程，這將變得很清楚。
中世紀初期，在西歐可發現三個界線分明的社會集團：組成軍事貴族階層的貴族、構成教會和知識界顯貴集團的教士和從事勞動以供養以上兩個上層階級的農民。隨著商業的發展，中世紀社會等級的這種狀況由於一個新的成分即城市資產階級的出現而開始改變。隨著這一階級的財富增長、人數增多，它對各封建階層的特權、對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的許多限製，日益不滿起來。因此，資產階級與民族君主政體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裏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製、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成功。在這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借以為自己獲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製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隨著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利益與其雇主的利益並不相同，他們的境遇隻有通過自己方麵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種新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19世紀後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在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條，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種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思想意識。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於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近代初期，效忠的對象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從於新的民族事業。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民族教育製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思想意識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從前的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與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極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怎麽和睦的一些社會。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種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麽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也許是那些保持著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體、宗教聚集體以及相衝突的地方性忠誠的社會易遭受歐洲擴張主義侵害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裏，這塊擁有千百萬人口、擁有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曆史傳統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級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者。當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驚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麵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驚異。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高興地湧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製服他們的兄弟。"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製和經濟控製必然意味著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正如整個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機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機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的影響。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誌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易使人興奮的文件的直接結果。
<b>二、英國革命 </b>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是17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衝突中找到；這場衝突後來演變成一場鮑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勝。這種結果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其他代議製機構也曾壓下君主的銳氣，如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這兩種情況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得勝的英國國會實質上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波蘭的代議製機構則代表封建貴族。因而，英國國會勝利的結果是建立起代議製立憲政體——這是英國對歐洲、對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貢獻。相形之下，波蘭的由貴族控製的議會的勝利是導致後來以國家的完全滅亡而告終的封建混亂局麵。
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紳士們的歡迎。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製。它通過建立國教英國聖公會來切斷基督教會與羅馬的聯係，並在這過程中，分配了原屬於天主教機構的廣大土地和其他財產。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讚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圖亞特王朝第一代國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與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費掉這種信譽。他們企圖把英國聖公會的教義和儀式強加於所有的人，從而引起不信奉國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敵視。他們還企圖進行無國會的統治，但遇到了困難，因為國會控製了國家的資財。他們試圖通過出售進出口貿易、國內貿易和許多製造行業中的專利權來繞過這一障礙。這帶來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經營其行業的繼承權"。
當蘇格蘭人舉行起義反對查理將英國聖公會教義強加於他們的企圖時，危機降臨了。為了獲得鎮壓起義的資金，查理被迫召開國會。而這一於1640年召開的長期國會不理查理對金錢的需求，反而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要求，其中包括處決國王的首席顧問和徹底改組英國聖公會。查理拒絕服從；1642年，在保皇的"騎士黨"和清教徒的"圓顱黨"之間爆發了戰鬥。
英國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平靜下來，直到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時為止。那幾十年中的一係列激動人心的事件構成了英國革命。革命的詳情除了在它們有助於說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義信條、民族主義信條和社會主義信條的方式及其程度的範圍內，對我們沒有關係。因此，這裏隻要注意到英國革命經曆過五個階段就夠了。從1642至1645年的第一階段為內戰階段，在這階段中，保是黨人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組織的著名的新模範軍擊潰。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階段間，一種後來在1792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也得到重複——不過，帶有某些變化——的形勢發展起來。在得勝的情教徒當中，出現了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裂。溫和派由克倫威爾領導，戰勝了約翰·利爾伯恩領導的激進派。當查理於1649年被處死時，克倫威爾當上了稱為共和政體的英格蘭共和國的首腦。
從1649至1660年的第三階段間，克倫威爾和他的清教徒追隨者極其有效、虔誠地統治著英國。這是各種宗教權利受到抑製、宗教問題得到解決的時期。克倫威爾死於1658年，繼他之後擔任共和政體的護國公的是他的兒子理查。後者是個庸碌無能的人，而且，國民已對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製的、簡樸的生活感到厭倦。因此，斯圖亞特王朝得到複辟；結果，從1660至1688年的第四階段稱為王政複辟時期。
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沒有取消、也不能夠取消共和國的種種改革。但是，他們確試圖恢複個人統治。這一點，加之他們追隨法國王室、鼓勵天主教，使他們愈來愈不得人心。最後，詹姆斯二世隨著1688年的光榮革命的到來而被推翻；光榮革命標誌著英國革命的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新的統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奧蘭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闡明國會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的權利法案。這一法案規定：國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提高稅收或保持軍隊；若沒有法律手續，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這些規定並不意味著英國已成為一個民主國。直到19世紀後期確立起普選製時，才實現這一目標。但是，1689年的這一法案確一勞永逸地確立了國會的最高權力，並在這情況下，結束了幾乎早半個世紀就已開始的美國革命。
從世界曆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並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這是可預料到的，因為英國革命實質上是中產階級的事。支持國會的商人和小斌族考慮著兩個主要目標——宗教信仰自由和個人及財產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麵，關於這些事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許多相衝突的觀點得到闡述和熱烈的辯論。例如，就宗教來說，一股名符其實的非正統見解的急流噴湧而出，許多新教派相繼出現，其中包括公理會教派、浸禮會教派和貴格會教派。當時，長老會教徒正在力求將他們的教派建立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所有公民實行其教規。這些宗教分歧顯然必須得到調解，否則國會的勝利就會受到破壞、國家本身也許會垮掉。正是在這些情況下，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的自由主義教義被製訂和確立。不僅基於權宜之計，也基於原則，人們開始普遍同意，試圖強迫人們接受某種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無效的。誠然，英國聖公會仍然是官方的、受國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員在擔任政府職務和其他方麵受到優待。但是，總的講，當時已確立這一原則：良心的自由應授予所有既不威脅公共秩序也不幹涉其他人的崇拜儀式的基督教徒。
關於人權和財產權利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問題甚至比宗教問題更明顯地在清教徒中間劃分出右翼和左翼兩派。分裂是隨著新模範軍的普通士兵開始感到他們的利益正受到官員和國會的忽視而逐漸發生的。這些士兵經過四年成功的作戰之後，獲得了新思想和新觀點。他們已在戰鬥中擊敗了較優者，作為勝利者，跨進了英國某些最堂皇的大廈。這導致他們對大人物們的權威表示懷疑，並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權威所說的，"簡單地說，繪普通人一個機會，讓他們嚐嚐權力的可能性並說出自己的見解，是英國內戰的偉大成就之一，隻是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確實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見時，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還要求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和消除經濟上的苦難。這方麵表達得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給予一個主要由城市下中層階級和農村佃戶發起的群眾運動的一個輕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領是約翰·李爾本即"生而自由的約翰"，他的艱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隨者所受到的磨煉和他們的抱負。
17世紀30年代，內戰爆發前，他因散發未經許可的印刷品而被國王的星法院關押；由長期國會釋放後，他應征入伍，在布倫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國罪而受審，險些地在國王手下被絞死；後來，他被交換遣返；他作戰勇敢；他在戰鬥中受傷；他因不接受與蘇格蘭人聯合後被強加的[長老會的]嚴肅盟約，退出國會軍隊；接著，他因未經許可的印刷業而坐牢（內戰期間，他與整整一係列秘密的印刷機有關）；因為誹謗下議院議長、誹謗曼徹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經常進出倫敦塔監獄；他試圖改革倫敦商業中心區的政府，試圖打破冒險商公司對羊毛貿易的壟斷；他在新模範軍中組織反對國會的活動；然後，他成為平均派運動的代言人；他經常起來反對克倫威爾，他相信克倫威爾背叛了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自由的事業；他曾兩次在民眾響亮的歡呼聲中被宣判無罪；他也遭到過流放，回來後，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監禁，1655年，離去世僅一、二年時，他成為一名貴格派教徒。
平均派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滿提供了領導，製訂了成文的綱領；在綱領中，係統地提出了模範軍普通士兵們的種種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約》給製訂出來；這份公約於1649年呈遞國會，現被說成是"歐洲曆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首先，個人從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權利即國家和教會所不能剝奪的天賦權利；其次，是人民主權的原則，即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軍隊的代言人要求實行許多具體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民主立憲國家的基礎。它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憲法、男公民普選製、兩年一屆的國會、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更大範圍的傳播以及死刑、債務監禁、長子繼承權和一切封建占有權的終止。
國會從未被迫按《人民公約》行事。克倫威爾有足夠的力量監禁李爾本和鎮壓軍隊中的不滿集團。這並不意味著平均派對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影響。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體而通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國家中最高的權力"。
如果國會如此樂於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麽，使國會與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麽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著"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生在英國的男子都應當……對議員“國會成員〕的選舉有發言權。"因而，爭端在立憲議會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讚成民主政體的人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讚成，是因為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選票引起社會改革，而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因害怕這類改革，則堅決反對平均派。
事實上，17世紀在英國進行著兩種革命。第一種是小斌族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小斌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在社會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種是下中層階級和佃農的社會革命；下中層階級和佃農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給窮人以豐富的食品，具有小財產所有人階層的眼光。17世紀英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了，就象後來18世紀法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一樣。在前後兩種情形下，領導者都缺乏獲取勝利所必需的人數優勢、組織和成熟度。他們的時機到19世紀後期才來臨；那時，工業革命已培養出極其大量的、有階級覺悟的城市無產階級。城市無產階級又發展起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且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自己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b>三、啟蒙運動 </b>
17世紀英國發生大變動以後，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階段是在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他們將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隻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於從黑暗進入陽光。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由於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將比前一代好些。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性力量。這種對理性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性。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不可將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係統的思想家。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報刊撰稿人。他們更接近的是h.g.威爾斯和g.b.蕭伯納，而不是g.e.穆爾和a.n.懷特海。這些哲人同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隨筆和曆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性。
這些哲人受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著不僅象牛頓所證實的那樣控製物質世界、也控製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將理性應用於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製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性的檢驗。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於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製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製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的猛擊。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係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其中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號是自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這種對政府幹涉的反對，是對於通常稱為重商主義這種對經濟生活的全麵、嚴格的控製的一種反應。在國家建立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專利權、國內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售的專利權。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製性，所以，哲人們自然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他們尋找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由發揮作用不得幹涉。
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係統闡述。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利隻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隻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爭。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種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種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種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並將它引導到最適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麵，主要口號是"ecrasez 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容異說。這種對不容異說的強烈反對有著兩方麵的原因。一個原因是人們確信不容異說妨礙了科學討論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異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傑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種宗教，政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隻有兩種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更準確地說，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並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結果產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於讚同上帝存在並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幹涉。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穌的複活、基督的神性和《聖經》中的神的啟示。這裏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確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麵，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用語——"社會契約"。關於統治的契約論並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係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著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複自己原先的自由。……"換句話說，洛克將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誌熔合成一個共同意誌，同意接受這共同意誌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盧梭關於共同意誌的觀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20世紀的獨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權主義政權辯護。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於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他把統治權看作隻是一種"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行政權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台；對受托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隻有服從。"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壞了傳統的製度和習俗。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實際上，哲人們並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於，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曆史，忽視了異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曆史。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並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確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於其統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於為人民謀利。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製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製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性的口號，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麵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劃分成少數大地產，是危險的"等等。但是，葉卡捷琳娜和其同時代的君主們並不僅僅談論改革。葉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製度和教育製度；腓特烈為促進普魯土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製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由於試圖將其帝國改造得與新的原則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盡。不過，盡避這些統治者擁有極大的權力，取得的成就卻很有限。他們的繼承者常常破壞他們的成果，而教士和貴族則毫不退讓地反對威脅其既得利益的種種改革。
啟蒙運動的學說不僅鼓舞了少數君主，也鼓舞了他們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國，貴族亞曆山大·拉季謝夫於1790年發表了一部題名為《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記》的著作。拉季謝夫是哲人們的一個忠實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銳地譴責了自己國家的基本製度——官僚政治、專製主義的君主政體和農奴製。同樣，在哈普斯堡帝國，也可找到哲人們的許多忠實信徒。其中有個叫傑爾傑·貝塞恩耶的貴族被普遍地稱為匈牙利的伏爾泰。18世紀末，一個叫尤莉婭·恰凱的女伯爵擁有一個有5，160卷書的藏書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書，包括了伏爾泰和盧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甚至在穆斯林的奧斯曼帝國，蘇丹謝裏姆三世也是啟蒙運動的學說的熱情支持者，他似乎是從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國商人和外交官那裏吸收到這些學說的。雖然他盡力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非常猛烈，他在統治18年後於1807年被殺害。蘇丹的臣民，尤其是與西歐有某些交往的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啟蒙運動的影響。這方麵較傑出的是塞爾維亞的一名到處走動的修道士，名叫奧布拉多維奇，他曾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廣泛地旅行。旅行期間，他成為啟蒙運動的一名直言不諱的信徒；這一點，從其著作的以下這段話中能覺察出來：
我有兩個主要目的：首先，說明寺院對社會是無用的；其次，說明充分地學習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學習是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使人們擺脫迷信，能引導人們真正地崇敬上帝、擁有理性的虔誠和有知識的優點，從而使一個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現世的和永恒的幸福之路。……我將毫不注意任何人屬於什麽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當前的文明時代裏所需考慮的事。
在南北美洲，啟蒙運動也有著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響。在拉丁美洲，新的學說由於官員、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來而得到傳播。有位曆史學家在分析了哲人們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學和私人圖書館中的廣泛傳播之後，下結論說，"啟蒙運動顯然影響了……約1808年前後達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導致了爭取獨立的鬥爭。至於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我們將在下麵論述美國革命的一節中詳細考察。這裏隻要提一下托馬斯·潘恩、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正象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那樣完全是哲人就夠了。畢竟，正是傑斐遜宣布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
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的影響並沒有隨著18世紀甚至19世紀的結束而消失。伏爾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響，仍鼓舞著生活在普遍的狀況和製度限早先哲人們與之鬥爭的狀況和製度相似的國家裏伯人民。例如，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的教授k.m.哈立德於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從這裏開始》的書，提出了一個要使穆斯林世界恢複活力的綱領。哈立德在書中大量地引用了伏爾泰、盧梭和活息的話，並引用盧梭的話來闡明他寫這本書的動機。他在序言中寫道；"就撰寫這本書的動機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問心無愧的。"也許盧梭的話最能表達我的這種感情："正是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人類的信心，激勵我們決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動物變成為有知識的、有人性的人。"
<b>四、美國革命 </b>
我們不應誇大仁慈的專製君主貫徹啟蒙運動的種種學說所取得的實效。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運動才大大地影響了歐洲的人民群眾。但1789年以前，在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已爆發了一場幫命，這場幫命提供了將新學說付諸行動的一個實驗性的示範。
我們早先已提到，十三個殖民地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政治上難駕禦，它們的民選議會者是與從倫敦派來的總督和其他官員不和。我們還提到，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決定性地打敗了法國，並通過1763年的巴黎和約獲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國殖民地。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們巨大的共同勝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這一勝利在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又引起了新問題。一個新問題是，由於法國進攻的危險已消除，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精神正在不斷增強。另一新問題是，英國政府在獲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後，決定加緊對帝國組織的控製。這種加緊在早期階段也許是可行的，但這時，在長期的"有益的忽視"之後，在消除法國的威脅之後，殖民地居民確信他們能夠照料自己並有充分的權利這樣做。因而，美國革命基本上起因於帝國權力和殖民地自治這兩種相衝突的要求；馬薩諸塞的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在他於1765年11月23日寄給在倫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美利堅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於沒有確定大不列顛和美利堅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因此，在不列顛和美利堅存在著關於這種關係的種種意見，它們互不一致、互相矛盾。在不列顛，美利堅諸政府給看作是被授權製訂地方法、隻是在議會高興的時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團，議會……隨時有權力解散它們。在美利堅，他們自稱……是完備的國家，除了有同一個國王外，其他方麵均不依靠大不列顛；他們從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機關，一點也不受大不列顛的立法機關的支配。……在一個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誰將作出決定呢？
對這一決定性的問題作出回答的是軍隊。在美利堅殖民者當中，並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讚成求助於暴力。事實上，他們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保守主義者僅僅希望恢複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於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那種鬆散的關係。但是，激進主義者要求帝國關係中發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製自己的事務的變化，他們還要求殖民地內部出現有利於平民百姓的政治權力的轉移。關於後麵一點，保守主義者激烈反對。他們不想引進民主政體；相反，他們希望象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一樣，保持上層階級的領導。最後，由於不列顛無能的官員屢犯大措，激進主義者得以獨行其是。
導致革命的步驟是眾所周知的，無需詳細敘述。首先是1763年時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移民。這原是作為在能夠製訂出有條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項臨時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為移居者和投機商的人以為自己將為了英國少數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遠排除在外。然後，是施行一係列財政措施，公布了"糖稅法"、"駐兵法"、"印花稅法"和"湯森稅法"；其目的是為了將英國繁重的稅收負擔的一部分轉嫁到美利堅殖民者肩上。這些征稅在英國人看來，尤其是考慮到近來擊敗法國人的戰爭所帶來的花費以及將來保護美利堅邊疆所必需的預計的花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於都受到這些征稅的影響，一致加以反對。他們召開了一次洲際大會，組織對英貨的抵製，直到這些財政措施被取消為止。然而，英國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係列欠考慮的措施，引起了一場導致革命的新風暴。
一連串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東印度公司對茶葉的壟斷、波士頓茶黨案、作為對在波士頓港口的破壞行為的懲罰的強製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們所熟悉的。當時，1774年，英國國會還通過了魁北克法案，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規定了一個政府體製，並劃定了魁北克的邊界，邊界內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領土，即現在的威斯康星州、密執安州、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在捍衛魁北克法案方麵，可說的東西很多，但是，美利堅殖民者譴責它是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擋他們向西擴張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組織了對英貨的又一次抵製。第二年，當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前往康科德搜奪那裏的秘密軍需庫時，戰鬥開始了。正是在這次戰鬥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響了"聲聞全世界的槍聲"。結果是英國軍隊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波士頓。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召開，它需要負責一場正式的戰爭，開始招募一支美利堅軍隊。
大會對於與母國實行最後的決裂，仍很勉強。但是，隨著戰鬥的蔓延，要求獨立的情緒增漲。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動性的小冊子《常識》。潘恩隻是兩年前剛從英國來到美洲，他痛恨英國社會的不公正。現在，他在小冊子中熱情地激勵殖民地居民拋棄"舊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塊大陸永遠要由一個島嶼來支配，那是件荒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使衛星大於其主要的行星；由於英國和美洲就彼此間的關係而言，顛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們屬於不同的體係，是很明顯的。英國屬於歐洲；美洲屬於它本身。
啊！熱愛人類的人們！耙於不僅反對暴政、也反對暴君的人們，站出來吧！舊世界的每一處都有著重重壓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驅趕。亞洲和非洲很久以來一直驅逐自由，歐洲把自由看作是個陌生人，英國對自由發出了離開的警告。啊！接受這一逃亡者吧，為人類準備一個避難所！
讓我們每一個人向鄰人伸出熱情的友誼之手……讓輝格黨和紮利黨的名字滅絕；讓我們不是聽別人，而是聽誠實的公民的話；他們是坦率的、堅定的朋友，是人類權利和美洲自由的、獨立的國家的勇敢的擁護者。
《常識》在殖民地各地得到傳閱，它大大地有助於大會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獨立宣言》的決定。一旦軍事行動開始充分進行，決定性的因素證明是法國對革命者的援助。戰爭的前兩年間，法國並沒有正式卷入，不過，它把軍火源源輸送到殖民。1777年決定性的薩拉托加戰役中，美利堅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來源於法國。第二年，法國與起義者訂立同盟，向英國宣戰。荷蘭和西班牙加入法國一方，而歐洲其他大部分強國則組成武裝中立聯盟，以保護它們的貿易不受英國海軍的攻擊。法國海軍和一支擁有6000人的法國遠征軍的援助，大大地有助於喬治·華盛頓所率的軍隊的勝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國最後於1781年在約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正式承認了美利堅共和國的獨立，其邊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屬於英國，並接受了仍忠於英國的60000名美利堅托利黨黨人，他們在人數上與原先在聖勞倫斯河流域的法國居民相等。
從世界曆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新的、不同類型的國家。《獨立宣言》已宣布："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於是，美國人民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通過了旨在使這一宣言不僅在紙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實現的種種法律。
首先，這些法律廢除了東半球的限嗣繼承地產權和長嗣繼承製。被指定繼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該家庭以外出售，而長嗣繼承製則要求土地須移交給長子。施行這些製度的目的是使大地產在其因襲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無損。但是，《獨立宣言》發表10年後，除兩個州外，每個州都廢棄了限嗣繼承地產權，宣言發表15年後，每個州還廢棄了長嗣繼承製。換句話說，新的美利堅共和國是建立在由農民本人經營的小地產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數人控製的大地產的基礎上。托利黨黨人如弗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家族擁有600萬英畝的土地；對托利黨黨人所擁有的大地產的奪取和分配也促進了上述的過程。這些地產被奪取後，被小塊小塊地出售，從而明顯地改變了新共和國的土地所有製。
美國革命也導致公民權大大地擴大，不過，男公民選舉權直到50年後才確立。革命還促進了反對奴隸製度的運動。一個接一個州政府通過了禁止輸入奴隸的法律——羅得島和康涅狄格於1774年通過，特拉華於1776年通過，弗吉尼亞於1778年通過，馬裏蘭於1783年通過，到1784年，規定逐步地、完全地廢除奴隸製度的法律己在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羅得島得到通過。甚至在弗吉尼亞的蓄奴中心，1782年時也通過了使解放奴隸較為容易的法律，8年之內，該州有1萬多名奴隸獲得自由。
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個殖民地中有九個殖民地已設立州教會。這意味著居住在馬裏蘭的公理會教友必須幫助支持該州的主教派教會；居住在馬薩諸塞的主教派教會成員必須幫助支持當地的公理會教會；即使那些根本沒加入教會的人，也看到他們所納稅款的一部分被用於支持一個州教會。但是，革命開始之後，馬上就有五個州的已確立的教會被廢除，從而，開始了已成為當代美國之特點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憲製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強。十三個州都接受了以《獨立宣言》的原則為基礎的憲法。這些憲法給財產所有人以專門特權，並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們通過政府權能的分立而對統治權加以限製，並附上《人權法案》；該法案規定了公民的天賦權利和以往沒有一個政府會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確保西部諸地將分享美國革命的來之不易的好處：它規定新的州應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區，它們在所有法律方麵與舊的州相同，但不能實行奴隸製度。西部諸地將無須經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屬的製度或競爭擴張的製度。相反，當它們能取得州的地位時，它們將因有彈性的聯邦製的原則而享有原先十三個州在戰爭和革命中贏得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變化並不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那樣廣泛和深刻。這些較後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促成了較美國革命多得多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然而，美國革命在當時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美洲的建立，在歐洲被廣泛地解釋為：它意味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是切實可行的——一個民族有可能建立一個國家，有可能製定一種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切實可行的政體。
美國各州所通過的憲法尤其給當時的歐洲人以深刻印象。他們向列舉人類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權法案》歡呼。我們將看到，〈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育》的發表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這並非偶然的。起草該宣言的委員會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北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已進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們表明了我們應將對於自身的保護建立在什麽原則的基礎上。…"當挪威人和比利時人分別於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憲法時，美國又充當了一個樣板。
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征。它作為沒有以往數千年的負擔和積澱的一塊新的土地而受人羨慕。例如，德國的音樂家和詩人舒伯特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製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著"。同樣，傑斐遜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馬澤伊寫道，絕大多數意大利人是美國的讚賞者——他們"大聲地稱它為人類的事業，盡避他們生活在專製政府的統治下"。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因美國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訴自己的同胞們，"在你們確定當奴隸的可行性以前，請始終朝美國看。"隨後，他在對英國的一次警告中說："當美國派遣其大使……前往歐洲並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和政權時，你會想象自己將說服愛爾蘭滿足於一個為它製定法律的英國國會嗎？"
當時的美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識到美國革命的意義，他宣稱：
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發生——這一革命的發生不是由於任何現存國家中的力量的變化，而是由於在世界的一個新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種類的新國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關係、力量均勢和力量趨勢方麵引起一個巨大變化，就象一個新行星的出現會在太陽係中引起一個巨大變化一樣。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變化已改變美國社會、新的更激進的革命運動已控製世界大部分地區時，美國革命對世界曆史進程的影響仍可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