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一件多麽了不得的傑作！多麽高貴的理性！多麽偉大的力量！多麽優美的儀表！多麽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麽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個天神！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
有時候，在恐怖時刻，我總要懷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這樣的動物繼續生存下去。
伯特蘭特·羅素
當今世界實質上是歐洲的擴張和全球霸權的產物，也是這種擴張和霸權所激起的反應的產物。影響和反應已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情況，引起了眾多的問題，也產生了許多希望。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當今世界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實際上都在經曆變革。確切地說，每個時代都是一個過渡期。但今天，變化的過程在速度、廣度和深度方麵卻是空前的。這必然導致混亂和不幸，但也展現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機會。本章首先考察各種問題，然後討論種種希望，最後探討決算表根據調查人類過去500年曆史後得出的觀點深討未來的前途。
<b>一、二十世紀的問題 </b>
種族衝突歐洲擴張的一個明顯的但卻常被忽視的結果是人類各種族的混合（見圖"世界的種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種人集中在中亞、北亞、東亞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種人集中在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1500年以後，由於自願的和被迫的大規模遷移，這種種族隔離的狀況逐漸有了改變。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著很大程度的種族混合，在非洲、中亞和西伯利亞也有較小程度的種族混合（見第九章第二節）。
有種族混合的地方自然遠比幾乎沒有種族接觸的地方更有可能發生種族衝突。英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戰前，英國幾乎沒有種族糾紛。但戰後，除不少黑人從英屬西印度群島遷入英國外，還有相當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國。英國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現了很大的有色人種的居住區。英國第一次經曆了突然發生的種族暴力行動。
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世界種族地圖上的變化使種族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的確，引起衝突的是歐洲擴張的環境——即這樣一個事實：由於歐洲人享有技術和軍事優勢，他們能占領人煙較稀少的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和南北美洲，能將數百萬非洲人運到新大陸的奴隸種植園；能征服非洲和亞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後，能編造出種族優越的神話，以使他們的最高領主和最高統治者的權位合理化。羅得斯公開宣布："我認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等的種族，我們在世界上占據的地區越多，對人類越有利。"這種自命不凡的樣子可能比經濟剝削更激起有色人種的憤怒——近幾十年來尤其如此，因為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沒有一個種族在智力上優於其他任何種族。
目前的種族關係因國家的不同而迥然相異。處於一個極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裏，種族混合十分廣泛，而且正在繼續進行，因此，種族歧視較少。處於另一極端的是南非，南非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一政策不僅正在迅速地使北麵的黑非洲開始持敵對態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輿論的反對。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美國，在美國，黑人的地位近幾十年來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種因素的結合現已引起一場辨模空前的民權運動。這種黑人運動的高漲十分明顯，它打破了美國社會傳統的自滿情緒，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關注。
種族衝突的一個新特點是，它現已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全球性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種族糾紛被認為純粹是有關國家的事情，但今天，情況已不再如此。各種事件，無論是發生在南非礦山、美國校園還是英國工業城鎮裏，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有關種族歧視或暴力行動的報道在非西方地區的人民大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在馬來亞，美國邊遠落後地區的黑人將他們的黑人聚居區看作是受剝削的殖民地，將他們自己看作是受壓迫的殖民地居民。蘇聯人在進行多年的反西方"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的刺耳宣傳後，現在自己也在經曆亞非學生在蘇聯城市中舉行的示威遊行，這些學生打著諸如"莫斯科是第二個亞拉巴馬"之類的標語，抗議蘇聯的種族主義。現在的危險是世界範圍的反殖民主義將越來越帶有反對白人的特色，產生無法預料的影響。英國著名的權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說：
目前，大多數西方人認為種族問題主要是這樣一個問題：非洲血統的男子和婦女在非洲或美國能否獲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這種意法可能已過時。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非洲人能否獲得平等，而是變成一個更大的疑問：白種人的男子和婦女是否將失去平等。人類在經過300年的白人統治之後是否將平安進入種族平等的社會，這一點還無法確定。
富國和窮國近代以前，西歐並不是一個發達地區，而是一個不發達地區。11世紀，中國生產的鐵是164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合在一起生產的鐵的兩倍半。到12世紀時，中國幾大城市各擁有人口1300萬左右，相當於當時整個英格蘭的人口。1203年，當西歐人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時，他們對"那些高大的城牆和巨大的塔樓……那些富麗的宮殿和高聳的教堂"充滿敬畏之心，"這類建築如此之多，若非親眼看見，真教人難以置信。"
在近代，這一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來自海外貿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潤以及對整塊整塊大陸的拓居和開發。因此今天，世界工業總產量的90%來自歐洲和由歐洲民族占據的地區。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約200美元，而其餘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達2400美元，如美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由於占多數的窮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緯30度以南地區，這一全球的經濟上的劃分是緯度方向上的。這種以經濟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劃分在許多方麵比根據國界或意識形態集團作出的傳統劃分更有意義。
世界不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貧窮的南方，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大約僅為2%左右，而較富裕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通常為前者的兩倍甚至兩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這一差異的一個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說，窮國的出生率高，富國的出生率低。經濟增長率2%而出生率2-3%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停滯不變或下降，經濟增長率4%而出生率約1%則意味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這一差異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為60%或60%以上的不發達國家缺乏受過專門培養的人才，而培養出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專業人員比掃盲更難。最後，全球的不平衡還起因於歧視不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協定。不發達國家生產的糧食和原料的價格趨於下降，而它們購買的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趨於上漲。這損害了不發達國家的購買力，因此，它們今天以一定數量的原料換得的工業品比10年前大約少三分之一。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兩次會議分別於1964年和1968年召開，但是，用出席1968年會議的巴西代表的話來說，這兩次會議的給果僅僅是"含糊的許諾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們幾乎還處在4年前所處的狀況中，我們中的有些人可能還認為我們實際上已遠遠落後於我們1964年時所處的狀況。"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樣，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巨大差距繼續存在，倫敦《經濟學家》警告說，最終結果也許是"白人的1789年"。
表1世界的不平衡：富國和窮國——1970年（表中數字表示世界總數的百分數）
<table border="1" cellpadding="2" cellspacing="0" align="center" bordercolorlight="#000000" bordercolordark="#e8e8e8">
<tr>
<td width="177"> </td>
<td width="52"> 人口 </td>
<td width="105"> 國民總產值 </td>
<td width="46"> 糧食 </td>
<td width="138"> 識字的人 </td>
</tr>
<tr>
<td width="177"> 發達世界（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西歐、加拿大和美國） </td>
<td width="52"> 18.0 </td>
<td width="105"> 45.0 </td>
<td width="46"> 5.0 </td>
<td width="138"> 96.0 </td>
</tr>
<tr>
<td width="177"> 共產黨歐洲和蘇聯 </td>
<td width="52"> 11.0 </td>
<td width="105"> 30.0 </td>
<td width="46"> 23.0 </td>
<td width="138"> 90 </td>
</tr>
<tr>
<td width="177"> 拉丁美洲 </td>
<td width="52"> 6.5 </td>
<td width="105"> 8.0 </td>
<td width="46"> 6.5 </td>
<td width="138"> 67 </td>
</tr>
<tr>
<td width="177"> 非洲 </td>
<td width="52"> 8.5 </td>
<td width="105"> 3.5 </td>
<td width="46"> 6.0 </td>
<td width="138"> 19.o </td>
</tr>
<tr>
<td width="177"> 近東 </td>
<td width="52"> 3.5 </td>
<td width="105"> 7.5 </td>
<td width="46"> 2.5 </td>
<td width="138"> 36.0 </td>
</tr>
<tr>
<td width="177"> 遠東（不包括中國） </td>
<td width="52"> 31.0 </td>
<td width="105"> 3.5 </td>
<td width="46"> 14.0 </td>
<td width="138"> 40.0 </td>
</tr>
<tr>
<td width="177"> 中國 </td>
<td width="52"> 22.0 </td>
<td width="105"> 2.5 </td>
<td width="46"> 13.0 </td>
<td width="138"> 50.0 </td>
</tr>
</table>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義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已聲明；"幾內亞寧願要貧窮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這一口號清楚地表明了當今時代的一個矛盾和問題——民族主義正在一個在其他方麵均日趨統一的世界中迅速發展。這個問題也可直接歸因於歐洲的影響，因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並隨著歐洲的擴張而傳播到全世界。
事實上，民族的團結和好戰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歐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們對全球的統治。征服者的專城努力和冷酷無情使他們能輕易地在美洲大陸取得勝利，這種專誠努力和冷酷無情與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毀滅的不團結和軟弱無力的抵抗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小撮英國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陸，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在技術上占優勢，不如說是因為印度當時缺乏一種把所有印度人團結在一起的民族主義，不能結成反對西方入侵者的統一戰線。如果印度人當時受到民族意識的激勵，情況就會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數印度冒險家出現在英國，而不是少數英國冒險家出現在印度，其反應也會完全不同。在中國，情況同樣如此，孫中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抱怨說，他的同胞"隻有家庭和家族的團結；沒有民族精神"，因此。他們"隻是一盤散沙"，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窮、最弱的國家"。
然而，正如拿破侖的征服刺激了歐洲的民族主義那樣，歐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爆發了殖民地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曆史性的大動亂。但是，帝國統治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新的海外民族主義已得到滿足，也不意味著政治穩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義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義。英國統治的結束導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塞浦路斯的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錫蘭的僧加羅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衝突。同樣，肯尼亞總理喬莫·肯雅塔於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決不答應作任何止步，決不答應交出一寸領土"給鄰近的索馬裏。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對索馬裏對他的歐加登省提出的主權要求作了同樣的答複。於是，非洲諸新國家準備為保護各自的邊界不受侵犯而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雖然這些邊界是人為的、是19世紀歐洲南國主義者在幾乎不考慮當地民族和資源的情況下劃定的。
與此同時，老民族國正牢牢抓住鎊自的國家主權不放。的確，由於這些國家的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痛苦早已過去，它們這時能對民族主義情緒的種種熱烈的表現進行詆毀和采取一種傲慢的態度。的確，在歐洲，共同市場需要成員國在有限的範圍內放棄某些國家特權，但是，共同市場決不在重大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地方證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蘇伊士危機和古巴危機揭示出，在發生關係重大的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時，大國總是準備不與盟國或聯合國商量就單方麵地采取行動。這些危機的過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時代中這種不受限製的國家主權的實質。
科學的潘多拉盒子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國在太平洋中部的約翰斯頓島上引爆了一顆氫彈，其爆炸力相當於200萬噸梯恩梯炸藥。整個天空都亮了起來，紅色、紫色、桔黃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織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緣亂的萬花筒，持續了15分鍾。2000哩以外的美屬薩摩亞群島上的土著都驚慌地衝進家裏或教堂裏去祈禱。當他們得知這種可怕的空中景觀的起因時，紛紛說道："瘋狂的白人。"
比這些薩摩亞島人老練的其他目擊者大體上作出了同樣的反應。這次爆炸同前前後後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關科學及其前景的根本問題。科學無疑是人類智慧的一個偉大成就。但現在，它不是已成為潘多拉盒子了嗎？不是已代表對人類的一種無法控製的威脅嗎？
這個問題的實質遠不僅僅是核爆炸。在整個曆史上，技術的變革已對人類的文化——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農業革命使人類的人口大大增加，並迫使人類適應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終信奉新的上帝，逐漸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同樣，工業革命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率，而且帶來了與工廠和新的工業城鎮有關的種種問題。今天，隨著核力量、計算機、自動化技術和航天科學的出現，我們正在經曆實際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場幫命最終至少產生與第一次革命同樣深遠的影響。
此外，應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類大約經過了100萬年才達到農業革命，但是，僅僅再過10000年便達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僅僅再過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就達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不知道還將從這裏到達何處，但的確知道我們將很快到達那裏。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為促進科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過去出生的科學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並在工作。1970年這一年，美國花在科研上的費用比從美國革命到1945年這整個時期內所花的費用還要多。無疑，科學是當今時代的標誌。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聖母院是中世紀西方的象征，那麽，我們這個時代相應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強力流研究反應器，以及伴隨而來的技術象征如自動化工廠和宇宙飛船。
科學技術的這種高速發展首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能否柔順到足以適應一種他們正在如此迅速地改變、並在許多情況下予以汙染的環境。人類能改變自己傳統的習慣和製度以妥善處理作為科學技術有害的副產品而源源不斷地產生的大量難以對付的問題嗎？以下是若幹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現代技術正在創造無數的產品，這些產品除了在自然環境中，還在人類組織中結合起來，引起目前幾乎還不甚了然的種種反應。輻射是一個已受到關心的主要原因，但它隻是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在城市裏，有來自工廠和汽車的廢氣，在農村，則有施進田裏、然後溶進河溪裏的滅草劑和殺蟲劑。生態學，即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的科學，已成為世界各地許多人越來越關心的一門學科。
人口爆炸在整個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類的一個問題。今天，由於醫學的發展和生產率的提高，這個問題變成完全相反的問題——如何控製正在阻止不發達國家的發展、給富裕國家造成嚴重問題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問題整個世界，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不發達國家，人們正在離開農村，湧進城市。這種遷移的規模遠遠超過了19世紀的海外遷移。由此產生的混亂和緊張局勢——失業、令人難以忍受的貧民窟、交通擁擠、傳統生活習慣的中斷、由不斷增長的希望和停滯不前的經濟之間的差距引起的日趨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同樣令人吃驚。
可怕的開端科學家正開始創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終能人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動物。現在，科學家還懂得了那些為製造自動檢修的機器和自動再生產的機器提供根據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學家認為，他們最終能製造出這種比人更聰明、更能幹的機器。除這些人工創造物外，人類還越來越能夠通過精液冷凍庫和操縱脫氧核額核酸分子來控製人類自己的遺傳特性。精液冷凍庫開辟了讓不僅為空間、而且為時間所分隔的雙親生育後代的可能性，而操縱脫氧核糖核酸分子則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例如，對人類遺傳特性的控製是否應係統地進行？如果應係統地進行，要達到什麽目的呢？
蘑菇狀雲自廣島、長崎事件以來，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擔心會爆發大規模的核戰爭，由於氫彈的威力超過了最初的原子彈，這種擔心已大得教人無法想象。現在，核武器的儲備已達到這樣的程度：據估計，美國能用過多的核力量摧毀蘇聯1250次，蘇聯能用過多的核力量摧毀美國145次。與核戰爭的幽靈同樣折磨人的是不少國家將多得駭人的人力物力用於戰爭目的。在美國，大約國民總產值的10%、全部勞動力的9%、聯邦預算的50%、科學家和工程師的60%被直接或間接地用在國防方麵。美蘇兩國的軍費合在一起相當於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發達國家的人民的年度總收入。如果一位觀察家在月亮上觀察地球，他很可能會下結論說，這是一個有著滿滿的軍火庫、空空的食品室、到處布滿恐怖的古怪星球。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科學技術的傳播已為人類創造了一個新環境，引起了一係列新問題。早先的人類必須麵對自然環境，但主要是作為個人——農夫、獵人或漁民——來對付大自然。今天，新環境和新問題使個人的行動和解決辦法無濟於事；它們需要人類采取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與較早的幾個時期大不相同，現在需要的是社會調節和社會控製。這立刻引起了與管轄相對的自由的問題，即以人身自由和個人主動權為一方麵、以社會組織和紀律為另一方麵的問題。這個問題已是現代社會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將來導致更緊張的局勢。
<b>二、二十世紀的希望 </b>
全球的責任人類今天的危險狀況反映在對當代問題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實，當代問題的數量還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過，對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來說，也都存在著一個希望——一個如果得到承認和鼓勵便有可能給未來留下印記的希望。例如，湯因比曾說道："人們將記住我們這個時代，這主要不是因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惡，也不是因為它的令人驚訝的發明，而是因為它是自大約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來的第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敢於認為讓文明的益處為整個人類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這種由全球意識和全球責任組成的觀念的確存在，應該同諸如種族衝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義之類的趨勢一起得到承認。這種觀念是從人們承認對本國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負有責任開始的。遲至1839年，英國議會還隻為全國的學校撥款15萬美元，而為照料維多利亞女王的馬匹撥款35萬美元。讚成大眾教育製度的改革者們被指責為危及社會基礎的幻想家。但今天，這同一個英國卻已成為一個福利國家，它承擔了照顧其公民"畢生"福利的責任。
近幾十年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已被擴大到不僅包括本國公民，而且包括全人類。這種全球責任已時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現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的新奇和意義也被忽視了。但在本世紀初，幾乎沒有人能預見發達國家會每年對外援助幾十億美元。即便這種援助決不是完全利他主義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利他主義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就是證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權和安全權、遷移和居住的自由權、財產所有權、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權、教育權、工作權和適當的生活標準。
貧困的終止今天，不僅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全球責任感，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存在著履行這種責任的方法。如前所述，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過，這個問題也有一個希望：消除這一差距的方法的確存在，正有待於利用。由於科學的進步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目標首次有可能在不損害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得到實現。現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4.3%，即400億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長率使美國除能進行國內的社會改革外，還有可能撥出大筆大筆的款項支持窮國的發展。由於其他富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長率，今天，改善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有史以來已第一次成為一個可實現的目標。
這並不是否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餓著肚子睡覺。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於14世紀中葉，當時，歐洲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奪去了生命。這也不同於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萬愛爾蘭人死於饑餓，1876年，500萬印度人餓死。瘟疫和饑荒的這些犧牲品不可能得救，因為人類當時極度缺乏必要的醫學和農業知識。今天，仍有數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犧牲品，但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政治和體製方麵的種種障礙。生產能力巨大的、不斷加快的增長正在使人類至少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擺脫有史以來一直在折磨人類的種種災難。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可與農業的發展或文明的到來相媲美。
人類的覺醒當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覺醒同樣重要，因為這種覺醒是有效地利用技術潛力的先決條件。這種大規模的動蕩有許多曆史的根源，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西方思想意識的傳播、現代運輸工具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表明貧窮和苦難不是人類天意注定的命運的富裕社會的影響。因此，爆發了抱有越來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準確地說，爆發了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革命。這種革命解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63個國家贏得獨立這種驚人的景況。種種"變革之風"確已在史無前例的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來。現在，它們仍在以幾乎沒有衰減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關暴動和革命的重要新聞報道可表明這一點。
一些懷念過去當主人、做老爺的美好時光的人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另一些擔心偏執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義在日益擴散的人也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但是，這種覺醒所意味的遠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極度表現。它還代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和觀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認社會變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認為個人能夠並應該參與和促成這種變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質享受，確信苦難不是天災。最後，它堅信所有公民都應該有機會學習和提高自己，這種機會不是取決於他們的錢財或社會等級，而是取決於他們的能力和努力。
科學的神燈這所以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還因為人類的認識——對人類本身和人類過去的認識，對人類周圍的物質世界的認識——在迅速發展。在上個世紀中，由於人類學、考古學、生理學和其他許多學科的進步，人們得到了有關人類本身的可靠資料。同樣，在上個世紀中，人們還收集到了相當多的有關人類過去的資料。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在所具備的曆史知識的範圍和關心曆史的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亞洲、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明就它們的觀點而言基本上是非曆史的。總的來說，它們的作家對過去如同對將來一樣幾乎不感興趣：古代曆史學家中最無偏見的修昔底的在開始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說道，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發生過什麽重大事件。令人驚訝但又不可否認的是，對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早期曆史，我們遠比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還多。
比對過去的新認識更引人注目的是對物質世界的新的認識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愛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約6個正常生命期。然而，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科學已從少數熱心之士的一種秘密的業餘愛好發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學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正在對人文主義研究和人文學科作出重要的貢獻。碳-14年代測定法大大地幫助了考古學家的工作：x射線熒光光譜法證實了辟爾唐人的顱骨和顎骨是偽造的；計算機已能解釋瑪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現在正開始用來翻譯各種外語。
盡避有這些成就，科學仍常常被看作是帶來威脅的、無法控製的潘多拉盒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科學已把人類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開端。但是，又存在著希望：這些開端除了因它們所引起的新危險而使人畏怯外，還因它們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毀人類，但又能改變全球的生活環境。火箭可用於洲際戰爭，但也能用來載人繞地球飛行和飛往其他星球。遺傳特性的控製提出了一些令人驚恐的問題，但又產生了種種令人興奮的可能性。更準確地說，科學家現在期望在以後幾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為事實：
自動導向汽車和原子能火車
通過無線電將原動能傳送給飛機
橫貫寒冷的海洋、改變世界氣候的氣候壩
將淺海改變成海上農場
勘探地殼深處的自動采礦機
生產在價格上有競爭力的淡水的脫鹽法
產生無限能量的核聚變
在登月後進行廣泛的宇宙空間探索
因此，科學既能成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為神燈。1984年可以是一個壞年份，也可以是一個好年份。選擇權掌握在人類手中，因為科學是中立的。
<b>三、我們的黃金時代嗎？ </b>
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有著重大問題和重大機會的時代，也是一個有著巨大危險和巨大潛力的時代。這不是一種使人安寧和舒適的形勢，而是一種令人不安和不舒適的形勢。但是，這是過去所有偉大時代的特征。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與現在所讚頌和懷戀的過去那些"黃金"時代極為相似。每個黃金時代都有緊張、危險和恐懼這類成分。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文藝複興時代的意大利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的情況就是如此。
例如，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曾麵臨與我們今天所麵對的十分相似的許多危險。首先，當時存在著接連不斷的戰爭威脅或戰爭現實。英國人不得不勇敢地對付歐洲頭號軍事強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西班牙，不得不為保護他們的特權而進行冷戰和熱戰。
這也是一個經濟和社會混亂的時代，這種混亂是由從傳統的自然農業向大規模的畜牧業和羊毛生產的轉變引起的。由此產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萬的自耕農流落大路旁，在那裏，他們被當作遊民抓起來。這些"乞丐"的苦境可從下麵這首兒歌中看出來：
聽！聽！聽！狽兒叫；乞丐們進城了。
有人給他們白麵包，有人給他們黑麵包，
有人用馬鞭使勁拍，把他們趕出城外了。
伊麗莎白黃金時代也有可與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間探索"。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了新大陸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離開了宇宙的中心。這種視界的開闊要求對傳統的定論和假設進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約翰·多恩象現代詩人一樣表達了他的憂慮，他寫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調了；
到處都在提供機會，一切都互相關聯。
最後，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還生活在經常破壞倫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陰影廠。詩人和說教者者在翻來覆去地說死亡已迫在眉睫，它會立刻把"你漂亮的麵孔、美麗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優美的身材"變成"泥土、灰末、塵埃和蠕蟲的食物。"當今世界的確在擔心會發生一場熱核大屠殺。但是，這種情況也許可與部鐸時代的英國相比；在都鐸時代的英國，用一位權威人士的話說，"幾乎每一種想象都帶有一種戀屍癖的色彩。"
因此，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生活在一個並非與今天過於不同的時代。他們經曆了冷戰和熱戰、經濟混亂和社會混亂、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戰和一再發生的鼠疫。如果他們當初放棄希望、陷於絕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顧過去，很清楚，如果當初出現這樣的反應，那是無益的、會帶來災難的。
20世紀後半世紀這一時期的情況也是如此。將來的曆史學家也完全有可能認為這個時期是又一個黃金時代，不過它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黃金時代。現在對將來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個半島，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島嶼，而是整個地球本身——不久以後將更大。既然人類已離開其無數代的祖先爬行過的這一地球的表麵，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類就已到達其生涯中的一個新舞台。正如哥倫布、達·伽馬和其他探險者的發現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世界觀一樣，現在的宇宙空間探索也必然產生相應的影響。探索中會發現什麽、這些發現會帶來什麽影響，目前尚不能預知，正如沒有人能預見到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從西班牙帕格斯起程遠航的結果一樣。但是，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人類現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人類在即將到來的幾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幾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實，人類是否將實現這一令人眼花絛亂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這既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又是一個有空前危險的時代。本章標題後的問號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時代之父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話："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了除我們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們正走向空前的災難。"
曆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曆史看人類的前景
天外來客將會發現我們的星球首先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穀物產量可以為全世界每個人提供3000卡路裏的熱量，或提供遠遠足夠有餘的營養。然而，那年營養不良或忍饑挨餓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萬人死於與饑餓有關的疾病，而另外有7億人營養不良。再如：1985年7月曆日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說，現已研製出一種藥物可以治愈"處於死亡邊緣"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這份報紙又報道說，"各種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設計、研製和試爆"，其中包括各種鈷彈、中子彈、x射線彈頭、低殘留炸彈、反衛星武器、x射線激光器、電磁脈衝炸彈（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線激光器、反物質炸彈以及"自動製導炸彈"。
為什麽我們生活在如此觸目驚心和危機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個基本的原因在於，我們沒能適應為第二次產業革命所迅速改變的世界。對於人類來說，這並不是什麽新的困境。至今世界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連續不斷的技術革命的曆史，技術革命要求進行相應的社會革命，而同時代人則不願進行這樣的革命。多少世紀以來的根本問題是，技術革命一直受人歡迎，因為它促使了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但是，世界曆史上所有的技術革命——無論是一萬年以前的農業革命，還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產業革命——都導致社會分裂，這種分裂要求在製度、思維方式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麵實行變革。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總是遭到人們的拚命抵製，其激烈程度一如人們之熱烈歡迎技術變革。正是由於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所產生的時間滯差，才造成了幾千年以來世界曆史上眾多的苦難和暴行。
為什麽這種時間滯差持續如此之久呢？歸根結底，人類的顯著特征在於其大腦，尤其是大腦皮層的前部，這一部分的容量在過去幾百萬年增長了一倍。正是大腦皮層賦予了人類特有的判斷能力，預見其行為後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為的能力，這賦予人類以巨大的生存優勢，並使人類戰勝其他數千種與其競爭的物種，盡避其體質虛弱。
從理論上說，人類這種判斷能力不僅可促進人類擅長的技術變革，而且也可促進其遲滯不前的社會變革。但是，現存的體製和習慣總是受到曆史傳統、啟蒙教育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因此，對社會現狀提出挑戰總要遇到排斥、恐嚇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夠或者願意忍受這些。另外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作用，這種集團顧名思義必然會因社會變革而喪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總是反對變革。他們的反對通常總能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具有雄厚的財力和良好的組織，而且因為他們利用人們對於社會革新的普遍厭惡態度。因此離經叛道者就被輕易地孤立起來，並且身上被打上褻讀神聖、顛覆或者在其他情況下對社會構成危險的烙印。
社會變革遲滯性這一不利影響在過去之所以被人們所承受，是因為技術革命並非迅猛到勢不可擋的地步。然而這種情形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因此混過去的傳統策略已經過時。首先，現在的技術變革象一股洶湧的急流，不僅新發明的數量急遍增加，而且從發明、應用到市場銷售的整個過程大大縮短。其次，當今的技術變革正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僅局限於西歐。再次，最新的科學發現，如核能、計算機以及遺傳工程的動力和破壞性遠遠超過兩個世紀以前英國發明的紡紗機和織布機。因此，1969年5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出警告說，立即在全球範圍內采取行動是當務之急。他說："我並不想聳人聽聞，但從我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上所能獲得的信息來看，我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聯合國各成員國還剩下大約十年時間來緩和他們各自之間由來已久的爭端。開展全球合作以控製軍備競賽，改善人類環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種發展項目所必需的經費。如果這樣的全球合作在下一個十年裏還沒有迅速開展的活，那麽恐怕我所提及的這些問題將會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以至於超出我們的控製能力。"
吳丹寬限的十年期早已過去，而他所警告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以及軍備競賽問題從那時起已變得十分嚴重。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地球不僅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個發發可危的星球。
未來的前景如何呢？曆史學家象氣象學家一樣，麵前隻有一個變幻莫測的水晶球。盡避未來的特定事件無法預見，但是，倘若對世界曆史具有正確的認識和解釋，我們就能根據各種曆史模式來洞察未來的一般趨勢。所以，倘若同意吳丹提出的警告並接受他提出的適度的目標，我們就能得出關於2o世紀末人類前景的若幹結論。
首先，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正受到第二次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衝擊，前者以不斷加快的速度正在改變著社會，而後者正在喚醒和激勵人們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種革命將成為影響世界曆史進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這兩種革命都明確反映了西方的勝利，因為它們都是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的繼續和擴大。但同樣清楚的是，這兩種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為西方所創造的這種新世界已不再顯示其在全球軍事和經濟事務中的優勢地位。就在數年前，報紙上還充斥著關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標題新聞，而今日的電視屏幕已盡是關於那些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不存在的國家的革命、饑荒和財政危機等情況的報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動蕩中誕生的新世界將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麵。縱覽世界曆史，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而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過持續了25年。粗看起來，跟著到來的似乎是美蘇兩極對立的時代，但是這種局麵原來更為短命。隨著中國形成對蘇聯的挑戰，美國在越南的挫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複興，以及正為第三世界其他地區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韋和尼加拉瓜的動亂，美蘇兩極對立業已煙消雲散。取代全球霸權或全球兩極對立格局的，正如周恩來總理一語破的所指出，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空前大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遍及一切方麵，包括北南矛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立）、西西矛盾（美國和正在蓬勃發展的西歐與日本之間的經濟競爭）、東東矛盾（蘇聯和中國，蘇聯和東歐諸國以及中國和越南之間公開和非公開的衝突）以及東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盡的第一次冷戰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僅表現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現為文化發展的多元性。世界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紀實際上已成為全球社會的典範。即使是那些倡導反對西方統治的殖民地領導人，他們都要求用以歐洲母國為典範建立起來的獨立國家來取代西方的殖民統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斷定隻存在一條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也許要加上第二條蘇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人們已不再同意諸如延續持久的家族結構、庇護關係、氏族和部落忠誠以及象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那樣土生土長的宗教運動之類的"傳統"製度注定是曆史的糟粕的觀點。1980年伊朗人質危機時，墨西哥外交家來小說家富恩特斯（c·fuentes）針對當時情況所說的一段話反映了這種文化發展地區自主的堅定態度，他說："我了解今天的伊朗，並且我能夠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們有潘喬·維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薩羅。當時是一片混亂，並且經過數年才得以安定下來，但是卻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麽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發展的話，那就是人民決定不再簡單接受兩種進步發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尋找能將技術力量與他們自身傳統的活力結合起來的發展道路。"
地區自主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一個聚居著50億毛澤東主義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和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還有許多有待完善之處。幸運的是，世界曆史的趨勢是向全球多樣化發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當前的各種問題困擾著所有的社會，已經到了非進行改革不可的時候了。縱覽當今世界，無論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從美國到瑞典，再到日本，還是在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從蘇聯到阿爾巴尼亞，再到北朝鮮，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內部，從秘魯到坦桑尼亞，再到印度尼西亞，都廣泛存在著差異。在這樣一個活躍多變的世界裏，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創造性成就都可能成為大家共同的知識財富，人們加以討論、學習、采用或予以拋棄。最終結果將是全球範圍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學領域中雜交優勢的法則在文化領域中也會起作用。
然而，當前對人類未來的思索更多地集中於核毀滅的危險，而不是雜交優勢的期望。因此，諸多戰略的推行都是為了避免危險而實現希望。從全體人類的觀點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種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來考察這些戰略，它們可以歸納為兩種截然對立的哲學。倘將這兩種哲學簡化到標語的程度，則分別可稱之為"大體尚好"哲學和"懸崖勒馬"哲學。將前一種哲學的樂觀派對當前趨勢一般表示滿意，持後一種哲學的悲觀派則認為當前人類發展趨勢會走向自我毀滅，因而必須懸崖勒馬以避免全球大災難。這兩種哲學的直接對立明顯地表現在對待兩大基本問題，即生態環境惡化和核威脅問題的態度上。
關於生態環境，樂觀派堅持認為技術造就了現代文明，並且可以依賴技術來解決當前和未來的各種問題。
與此針鋒相對的那些持"懸崖勒馬"哲學的鬥士們認為，技術確實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單獨承擔生產和消費的無限增長。發達國家的公民現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財富和舒適，但他們這樣的生活並不僅僅是得益於技術事業。同樣不可缺少的是，他們不但利用了過去已貯藏幾百萬年的有限礦物能源，而且以礦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來的資源。我們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為我們不久前學會轉化和消費過去和未來的資源。然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便在生態賬戶上不斷地賒賬，這生態環境是自古以來大自然對我們的恩賜，但是未來我們不能繼續無限土地亨受這種恩澤。甘地曾表述過這種觀點，他說大自然能滿足人類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滿足人類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無節製的消費主義惡性膨脹的時候。。《致總統（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報告》在對本世紀末的世界情況作如下的預測時也表述了這種觀點："如果目前的發展趨勢持續下去，2000年時世界的人口擁擠、環境汙染、生態失衡以及社會混亂將比現在更為嚴重。……如果要避免日益嚴重的貧困和人類的痛苦，防止環境的惡化，緩解國際緊張關係和衝突，那麽就必須具有新的充滿活力的、堅定不移的主動創業精神。而這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樂觀派和悲觀派的直接衝突不僅表現在生態環境問題上，而且反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在這裏，樂觀波同樣讚成"維持原狀"，而這種看法意味著遵循古老的遺訓，即"維護和平、防止戰爭"。廣島和長崎的創傷曾使某些人一時猶豫不決，但冷戰又迅速恢複了他們備戰的信心。兩個超級大國很快發現他們都已陷於行動——反應的惡性循環中。當一方研製出一種新的武器係統，另一方則盡可能快地研製出一種類似的武器係統加以回擊——其結果是，由於軍備競賽，今天全球武庫中已積聚了5萬件核武器。
原子彈：美國1945年，蘇聯1949年。
洲際轟炸機：美國1948年，蘇聯1955年。
熱核炸彈：美國1952年，蘇聯1953年。
洲際彈道導彈（icbm）：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人造衛星：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照相偵察衛星：美國1959年，蘇聯1962年。
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slbm）：美國1960年，蘇聯1968年。
多彈頭導彈（mrv）：美國1966年，蘇聯1968年。
反彈道導彈（abm）：蘇聯1968年，美國1972年。
多彈頭分導式導彈（mirv）：美國1970年，蘇聯1975年。
遠程巡航導彈：美國1982年，蘇聯1984年。
新型戰略轟炸機：美國1985年，蘇聯1987年。
自動升級軍備競賽的最新進展是發起戰略防禦或稱"星球大戰"計劃。這代表了最終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一種旨在抵消迄今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係統。1983年裏根總統宣布："我要求我國科學界提供使所有這些核武器變為無效和過時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對乙來說是自由戰士一樣，因此，乙的戰略防禦武器對甲來說則是戰略進攻武器。蘇聯科學家宣稱，星球大戰武器係統剛一建立，他們就已掌握"一種有效對抗手段"的技術。
這種狂熱的、自動升級的戰爭準備在"懸崖勒馬"哲學倡導者看來，並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毀滅的前奏。這一結論是基於他們與技術樂觀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這種分析的基本主張首先是，在現代，人類已經從"零和關係"發展到"非零和全球關係"。也就是說，以往人類始終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於技術的落後，所有工業化之前的文明社會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勞動力用於糧食生產，而隻剩很少的勞力從事其他勞作或應急。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損人利己的爭奪。它造成了一個"零和關係"的世界，即一國勝利，另一國就失敗。在這種世界中，戰爭準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戰爭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一種合理工具，因為戰勝國通常能夠依靠成功的戰爭而崛起成為強國。所以，德國在打敗法國（1870-1871年）及吞並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之後，美國在打敗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並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之後，便都自然成為強國。
相比較而言，20世紀的世界則完全不同，因為它已成為一個"非零和關係"的世界。在這種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贏就是全輸。之所以發生這種轉變，是因為有兩項重大的事態發展。首先，早期的產業革命及其節省勞力的技術，當前的產業革命及其替代勞力的技術，已使世界能夠生產足夠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以滿足所有人類的需求，盡避還不能滿足所有人類的欲望。其次，發動戰爭將使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歸於盡，因為其前景是一場核毀滅。在這種根本變化的新形勢下，"懸崖勒馬"哲學的倡導者堅持認為，倘人類停留在從1945年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到未來可能爆發的星球大戰的升級過程中，就不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滅絕升級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體滅絕。
愛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眾演講中就曾這樣認為："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除我們思維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們將日漸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災難。"為了製止人類這種發展趨勢，愛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寫科學論著，還撰寫了大量關於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文章。他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這位原子時代之父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而不為眾人所周知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將軍提出的相同的觀點，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頓商會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麽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密，但卻屏棄了耶穌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著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的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甚於和平，熟諳殺戮遠甚於生存。"
這就是今天全體人類麵臨的困境和前景。這種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慮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曆史上所有偉大時代的情況無不如此，並且必然如此。因為偉大的時代顧名思義就是轉折的時代。這是急劇變革的時代，其時舊觀念和舊製度遲遲不願退出曆史舞台.而新觀念和新製度則逐漸而痛苦地成長起來。世界曆史上所有的黃金時代都是緊張和恐懼的時代，伯裏克利的雅典，文藝複興的意大利，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無不如此。
當今時代同樣如此，雖然存在兩個重大區別：一是當今時代的變革不僅僅影響象英國這樣的小島，以及象希臘或意大利這樣的狹小半島，而是影響整個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當今時代的希望和危險遠遠超過世界曆史上的任何時代。人類還從未看到展現在他們麵前如此燦爛奪目的前景，但人類同樣也從未見識過潛伏在這種景象後麵的蘑菇雲。
莎士比亞，《哈姆萊特》
有時候，在恐怖時刻，我總要懷疑是否有理由希望人這樣的動物繼續生存下去。
伯特蘭特·羅素
當今世界實質上是歐洲的擴張和全球霸權的產物，也是這種擴張和霸權所激起的反應的產物。影響和反應已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情況，引起了眾多的問題，也產生了許多希望。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當今世界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實際上都在經曆變革。確切地說，每個時代都是一個過渡期。但今天，變化的過程在速度、廣度和深度方麵卻是空前的。這必然導致混亂和不幸，但也展現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機會。本章首先考察各種問題，然後討論種種希望，最後探討決算表根據調查人類過去500年曆史後得出的觀點深討未來的前途。
<b>一、二十世紀的問題 </b>
種族衝突歐洲擴張的一個明顯的但卻常被忽視的結果是人類各種族的混合（見圖"世界的種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種人集中在中亞、北亞、東亞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種人集中在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1500年以後，由於自願的和被迫的大規模遷移，這種種族隔離的狀況逐漸有了改變。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著很大程度的種族混合，在非洲、中亞和西伯利亞也有較小程度的種族混合（見第九章第二節）。
有種族混合的地方自然遠比幾乎沒有種族接觸的地方更有可能發生種族衝突。英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戰前，英國幾乎沒有種族糾紛。但戰後，除不少黑人從英屬西印度群島遷入英國外，還有相當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國。英國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現了很大的有色人種的居住區。英國第一次經曆了突然發生的種族暴力行動。
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世界種族地圖上的變化使種族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的確，引起衝突的是歐洲擴張的環境——即這樣一個事實：由於歐洲人享有技術和軍事優勢，他們能占領人煙較稀少的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和南北美洲，能將數百萬非洲人運到新大陸的奴隸種植園；能征服非洲和亞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後，能編造出種族優越的神話，以使他們的最高領主和最高統治者的權位合理化。羅得斯公開宣布："我認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等的種族，我們在世界上占據的地區越多，對人類越有利。"這種自命不凡的樣子可能比經濟剝削更激起有色人種的憤怒——近幾十年來尤其如此，因為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沒有一個種族在智力上優於其他任何種族。
目前的種族關係因國家的不同而迥然相異。處於一個極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裏，種族混合十分廣泛，而且正在繼續進行，因此，種族歧視較少。處於另一極端的是南非，南非實施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一政策不僅正在迅速地使北麵的黑非洲開始持敵對態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輿論的反對。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美國，在美國，黑人的地位近幾十年來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種因素的結合現已引起一場辨模空前的民權運動。這種黑人運動的高漲十分明顯，它打破了美國社會傳統的自滿情緒，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關注。
種族衝突的一個新特點是，它現已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全球性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種族糾紛被認為純粹是有關國家的事情，但今天，情況已不再如此。各種事件，無論是發生在南非礦山、美國校園還是英國工業城鎮裏，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有關種族歧視或暴力行動的報道在非西方地區的人民大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在馬來亞，美國邊遠落後地區的黑人將他們的黑人聚居區看作是受剝削的殖民地，將他們自己看作是受壓迫的殖民地居民。蘇聯人在進行多年的反西方"種族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的刺耳宣傳後，現在自己也在經曆亞非學生在蘇聯城市中舉行的示威遊行，這些學生打著諸如"莫斯科是第二個亞拉巴馬"之類的標語，抗議蘇聯的種族主義。現在的危險是世界範圍的反殖民主義將越來越帶有反對白人的特色，產生無法預料的影響。英國著名的權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說：
目前，大多數西方人認為種族問題主要是這樣一個問題：非洲血統的男子和婦女在非洲或美國能否獲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這種意法可能已過時。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非洲人能否獲得平等，而是變成一個更大的疑問：白種人的男子和婦女是否將失去平等。人類在經過300年的白人統治之後是否將平安進入種族平等的社會，這一點還無法確定。
富國和窮國近代以前，西歐並不是一個發達地區，而是一個不發達地區。11世紀，中國生產的鐵是164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合在一起生產的鐵的兩倍半。到12世紀時，中國幾大城市各擁有人口1300萬左右，相當於當時整個英格蘭的人口。1203年，當西歐人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時，他們對"那些高大的城牆和巨大的塔樓……那些富麗的宮殿和高聳的教堂"充滿敬畏之心，"這類建築如此之多，若非親眼看見，真教人難以置信。"
在近代，這一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來自海外貿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潤以及對整塊整塊大陸的拓居和開發。因此今天，世界工業總產量的90%來自歐洲和由歐洲民族占據的地區。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約200美元，而其餘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達2400美元，如美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由於占多數的窮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緯30度以南地區，這一全球的經濟上的劃分是緯度方向上的。這種以經濟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劃分在許多方麵比根據國界或意識形態集團作出的傳統劃分更有意義。
世界不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貧窮的南方，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大約僅為2%左右，而較富裕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通常為前者的兩倍甚至兩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這一差異的一個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說，窮國的出生率高，富國的出生率低。經濟增長率2%而出生率2-3%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停滯不變或下降，經濟增長率4%而出生率約1%則意味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這一差異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為60%或60%以上的不發達國家缺乏受過專門培養的人才，而培養出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專業人員比掃盲更難。最後，全球的不平衡還起因於歧視不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協定。不發達國家生產的糧食和原料的價格趨於下降，而它們購買的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趨於上漲。這損害了不發達國家的購買力，因此，它們今天以一定數量的原料換得的工業品比10年前大約少三分之一。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兩次會議分別於1964年和1968年召開，但是，用出席1968年會議的巴西代表的話來說，這兩次會議的給果僅僅是"含糊的許諾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們幾乎還處在4年前所處的狀況中，我們中的有些人可能還認為我們實際上已遠遠落後於我們1964年時所處的狀況。"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樣，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巨大差距繼續存在，倫敦《經濟學家》警告說，最終結果也許是"白人的1789年"。
表1世界的不平衡：富國和窮國——1970年（表中數字表示世界總數的百分數）
<table border="1" cellpadding="2" cellspacing="0" align="center" bordercolorlight="#000000" bordercolordark="#e8e8e8">
<tr>
<td width="177"> </td>
<td width="52"> 人口 </td>
<td width="105"> 國民總產值 </td>
<td width="46"> 糧食 </td>
<td width="138"> 識字的人 </td>
</tr>
<tr>
<td width="177"> 發達世界（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西歐、加拿大和美國） </td>
<td width="52"> 18.0 </td>
<td width="105"> 45.0 </td>
<td width="46"> 5.0 </td>
<td width="138"> 96.0 </td>
</tr>
<tr>
<td width="177"> 共產黨歐洲和蘇聯 </td>
<td width="52"> 11.0 </td>
<td width="105"> 30.0 </td>
<td width="46"> 23.0 </td>
<td width="138"> 90 </td>
</tr>
<tr>
<td width="177"> 拉丁美洲 </td>
<td width="52"> 6.5 </td>
<td width="105"> 8.0 </td>
<td width="46"> 6.5 </td>
<td width="138"> 67 </td>
</tr>
<tr>
<td width="177"> 非洲 </td>
<td width="52"> 8.5 </td>
<td width="105"> 3.5 </td>
<td width="46"> 6.0 </td>
<td width="138"> 19.o </td>
</tr>
<tr>
<td width="177"> 近東 </td>
<td width="52"> 3.5 </td>
<td width="105"> 7.5 </td>
<td width="46"> 2.5 </td>
<td width="138"> 36.0 </td>
</tr>
<tr>
<td width="177"> 遠東（不包括中國） </td>
<td width="52"> 31.0 </td>
<td width="105"> 3.5 </td>
<td width="46"> 14.0 </td>
<td width="138"> 40.0 </td>
</tr>
<tr>
<td width="177"> 中國 </td>
<td width="52"> 22.0 </td>
<td width="105"> 2.5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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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義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已聲明；"幾內亞寧願要貧窮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這一口號清楚地表明了當今時代的一個矛盾和問題——民族主義正在一個在其他方麵均日趨統一的世界中迅速發展。這個問題也可直接歸因於歐洲的影響，因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並隨著歐洲的擴張而傳播到全世界。
事實上，民族的團結和好戰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歐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們對全球的統治。征服者的專城努力和冷酷無情使他們能輕易地在美洲大陸取得勝利，這種專誠努力和冷酷無情與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毀滅的不團結和軟弱無力的抵抗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小撮英國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陸，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在技術上占優勢，不如說是因為印度當時缺乏一種把所有印度人團結在一起的民族主義，不能結成反對西方入侵者的統一戰線。如果印度人當時受到民族意識的激勵，情況就會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數印度冒險家出現在英國，而不是少數英國冒險家出現在印度，其反應也會完全不同。在中國，情況同樣如此，孫中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抱怨說，他的同胞"隻有家庭和家族的團結；沒有民族精神"，因此。他們"隻是一盤散沙"，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窮、最弱的國家"。
然而，正如拿破侖的征服刺激了歐洲的民族主義那樣，歐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爆發了殖民地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曆史性的大動亂。但是，帝國統治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新的海外民族主義已得到滿足，也不意味著政治穩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義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義。英國統治的結束導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塞浦路斯的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錫蘭的僧加羅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衝突。同樣，肯尼亞總理喬莫·肯雅塔於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決不答應作任何止步，決不答應交出一寸領土"給鄰近的索馬裏。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對索馬裏對他的歐加登省提出的主權要求作了同樣的答複。於是，非洲諸新國家準備為保護各自的邊界不受侵犯而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雖然這些邊界是人為的、是19世紀歐洲南國主義者在幾乎不考慮當地民族和資源的情況下劃定的。
與此同時，老民族國正牢牢抓住鎊自的國家主權不放。的確，由於這些國家的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痛苦早已過去，它們這時能對民族主義情緒的種種熱烈的表現進行詆毀和采取一種傲慢的態度。的確，在歐洲，共同市場需要成員國在有限的範圍內放棄某些國家特權，但是，共同市場決不在重大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地方證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蘇伊士危機和古巴危機揭示出，在發生關係重大的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時，大國總是準備不與盟國或聯合國商量就單方麵地采取行動。這些危機的過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時代中這種不受限製的國家主權的實質。
科學的潘多拉盒子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國在太平洋中部的約翰斯頓島上引爆了一顆氫彈，其爆炸力相當於200萬噸梯恩梯炸藥。整個天空都亮了起來，紅色、紫色、桔黃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織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緣亂的萬花筒，持續了15分鍾。2000哩以外的美屬薩摩亞群島上的土著都驚慌地衝進家裏或教堂裏去祈禱。當他們得知這種可怕的空中景觀的起因時，紛紛說道："瘋狂的白人。"
比這些薩摩亞島人老練的其他目擊者大體上作出了同樣的反應。這次爆炸同前前後後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關科學及其前景的根本問題。科學無疑是人類智慧的一個偉大成就。但現在，它不是已成為潘多拉盒子了嗎？不是已代表對人類的一種無法控製的威脅嗎？
這個問題的實質遠不僅僅是核爆炸。在整個曆史上，技術的變革已對人類的文化——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農業革命使人類的人口大大增加，並迫使人類適應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終信奉新的上帝，逐漸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同樣，工業革命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率，而且帶來了與工廠和新的工業城鎮有關的種種問題。今天，隨著核力量、計算機、自動化技術和航天科學的出現，我們正在經曆實際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場幫命最終至少產生與第一次革命同樣深遠的影響。
此外，應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類大約經過了100萬年才達到農業革命，但是，僅僅再過10000年便達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僅僅再過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就達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不知道還將從這裏到達何處，但的確知道我們將很快到達那裏。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為促進科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過去出生的科學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並在工作。1970年這一年，美國花在科研上的費用比從美國革命到1945年這整個時期內所花的費用還要多。無疑，科學是當今時代的標誌。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聖母院是中世紀西方的象征，那麽，我們這個時代相應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強力流研究反應器，以及伴隨而來的技術象征如自動化工廠和宇宙飛船。
科學技術的這種高速發展首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能否柔順到足以適應一種他們正在如此迅速地改變、並在許多情況下予以汙染的環境。人類能改變自己傳統的習慣和製度以妥善處理作為科學技術有害的副產品而源源不斷地產生的大量難以對付的問題嗎？以下是若幹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現代技術正在創造無數的產品，這些產品除了在自然環境中，還在人類組織中結合起來，引起目前幾乎還不甚了然的種種反應。輻射是一個已受到關心的主要原因，但它隻是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在城市裏，有來自工廠和汽車的廢氣，在農村，則有施進田裏、然後溶進河溪裏的滅草劑和殺蟲劑。生態學，即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的科學，已成為世界各地許多人越來越關心的一門學科。
人口爆炸在整個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類的一個問題。今天，由於醫學的發展和生產率的提高，這個問題變成完全相反的問題——如何控製正在阻止不發達國家的發展、給富裕國家造成嚴重問題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問題整個世界，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不發達國家，人們正在離開農村，湧進城市。這種遷移的規模遠遠超過了19世紀的海外遷移。由此產生的混亂和緊張局勢——失業、令人難以忍受的貧民窟、交通擁擠、傳統生活習慣的中斷、由不斷增長的希望和停滯不前的經濟之間的差距引起的日趨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同樣令人吃驚。
可怕的開端科學家正開始創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終能人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動物。現在，科學家還懂得了那些為製造自動檢修的機器和自動再生產的機器提供根據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學家認為，他們最終能製造出這種比人更聰明、更能幹的機器。除這些人工創造物外，人類還越來越能夠通過精液冷凍庫和操縱脫氧核額核酸分子來控製人類自己的遺傳特性。精液冷凍庫開辟了讓不僅為空間、而且為時間所分隔的雙親生育後代的可能性，而操縱脫氧核糖核酸分子則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例如，對人類遺傳特性的控製是否應係統地進行？如果應係統地進行，要達到什麽目的呢？
蘑菇狀雲自廣島、長崎事件以來，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擔心會爆發大規模的核戰爭，由於氫彈的威力超過了最初的原子彈，這種擔心已大得教人無法想象。現在，核武器的儲備已達到這樣的程度：據估計，美國能用過多的核力量摧毀蘇聯1250次，蘇聯能用過多的核力量摧毀美國145次。與核戰爭的幽靈同樣折磨人的是不少國家將多得駭人的人力物力用於戰爭目的。在美國，大約國民總產值的10%、全部勞動力的9%、聯邦預算的50%、科學家和工程師的60%被直接或間接地用在國防方麵。美蘇兩國的軍費合在一起相當於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發達國家的人民的年度總收入。如果一位觀察家在月亮上觀察地球，他很可能會下結論說，這是一個有著滿滿的軍火庫、空空的食品室、到處布滿恐怖的古怪星球。
綜上所述，可以斷定，科學技術的傳播已為人類創造了一個新環境，引起了一係列新問題。早先的人類必須麵對自然環境，但主要是作為個人——農夫、獵人或漁民——來對付大自然。今天，新環境和新問題使個人的行動和解決辦法無濟於事；它們需要人類采取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與較早的幾個時期大不相同，現在需要的是社會調節和社會控製。這立刻引起了與管轄相對的自由的問題，即以人身自由和個人主動權為一方麵、以社會組織和紀律為另一方麵的問題。這個問題已是現代社會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將來導致更緊張的局勢。
<b>二、二十世紀的希望 </b>
全球的責任人類今天的危險狀況反映在對當代問題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實，當代問題的數量還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過，對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來說，也都存在著一個希望——一個如果得到承認和鼓勵便有可能給未來留下印記的希望。例如，湯因比曾說道："人們將記住我們這個時代，這主要不是因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惡，也不是因為它的令人驚訝的發明，而是因為它是自大約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來的第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敢於認為讓文明的益處為整個人類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這種由全球意識和全球責任組成的觀念的確存在，應該同諸如種族衝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義之類的趨勢一起得到承認。這種觀念是從人們承認對本國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負有責任開始的。遲至1839年，英國議會還隻為全國的學校撥款15萬美元，而為照料維多利亞女王的馬匹撥款35萬美元。讚成大眾教育製度的改革者們被指責為危及社會基礎的幻想家。但今天，這同一個英國卻已成為一個福利國家，它承擔了照顧其公民"畢生"福利的責任。
近幾十年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已被擴大到不僅包括本國公民，而且包括全人類。這種全球責任已時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現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的新奇和意義也被忽視了。但在本世紀初，幾乎沒有人能預見發達國家會每年對外援助幾十億美元。即便這種援助決不是完全利他主義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利他主義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就是證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權和安全權、遷移和居住的自由權、財產所有權、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權、教育權、工作權和適當的生活標準。
貧困的終止今天，不僅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全球責任感，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存在著履行這種責任的方法。如前所述，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過，這個問題也有一個希望：消除這一差距的方法的確存在，正有待於利用。由於科學的進步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目標首次有可能在不損害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得到實現。現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4.3%，即400億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長率使美國除能進行國內的社會改革外，還有可能撥出大筆大筆的款項支持窮國的發展。由於其他富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長率，今天，改善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有史以來已第一次成為一個可實現的目標。
這並不是否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餓著肚子睡覺。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於14世紀中葉，當時，歐洲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奪去了生命。這也不同於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萬愛爾蘭人死於饑餓，1876年，500萬印度人餓死。瘟疫和饑荒的這些犧牲品不可能得救，因為人類當時極度缺乏必要的醫學和農業知識。今天，仍有數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犧牲品，但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政治和體製方麵的種種障礙。生產能力巨大的、不斷加快的增長正在使人類至少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擺脫有史以來一直在折磨人類的種種災難。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可與農業的發展或文明的到來相媲美。
人類的覺醒當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覺醒同樣重要，因為這種覺醒是有效地利用技術潛力的先決條件。這種大規模的動蕩有許多曆史的根源，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西方思想意識的傳播、現代運輸工具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表明貧窮和苦難不是人類天意注定的命運的富裕社會的影響。因此，爆發了抱有越來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準確地說，爆發了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革命。這種革命解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63個國家贏得獨立這種驚人的景況。種種"變革之風"確已在史無前例的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來。現在，它們仍在以幾乎沒有衰減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關暴動和革命的重要新聞報道可表明這一點。
一些懷念過去當主人、做老爺的美好時光的人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另一些擔心偏執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義在日益擴散的人也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但是，這種覺醒所意味的遠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極度表現。它還代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和觀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認社會變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認為個人能夠並應該參與和促成這種變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質享受，確信苦難不是天災。最後，它堅信所有公民都應該有機會學習和提高自己，這種機會不是取決於他們的錢財或社會等級，而是取決於他們的能力和努力。
科學的神燈這所以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還因為人類的認識——對人類本身和人類過去的認識，對人類周圍的物質世界的認識——在迅速發展。在上個世紀中，由於人類學、考古學、生理學和其他許多學科的進步，人們得到了有關人類本身的可靠資料。同樣，在上個世紀中，人們還收集到了相當多的有關人類過去的資料。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在所具備的曆史知識的範圍和關心曆史的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亞洲、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明就它們的觀點而言基本上是非曆史的。總的來說，它們的作家對過去如同對將來一樣幾乎不感興趣：古代曆史學家中最無偏見的修昔底的在開始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說道，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發生過什麽重大事件。令人驚訝但又不可否認的是，對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早期曆史，我們遠比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還多。
比對過去的新認識更引人注目的是對物質世界的新的認識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愛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約6個正常生命期。然而，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科學已從少數熱心之士的一種秘密的業餘愛好發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學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正在對人文主義研究和人文學科作出重要的貢獻。碳-14年代測定法大大地幫助了考古學家的工作：x射線熒光光譜法證實了辟爾唐人的顱骨和顎骨是偽造的；計算機已能解釋瑪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現在正開始用來翻譯各種外語。
盡避有這些成就，科學仍常常被看作是帶來威脅的、無法控製的潘多拉盒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科學已把人類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開端。但是，又存在著希望：這些開端除了因它們所引起的新危險而使人畏怯外，還因它們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毀人類，但又能改變全球的生活環境。火箭可用於洲際戰爭，但也能用來載人繞地球飛行和飛往其他星球。遺傳特性的控製提出了一些令人驚恐的問題，但又產生了種種令人興奮的可能性。更準確地說，科學家現在期望在以後幾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為事實：
自動導向汽車和原子能火車
通過無線電將原動能傳送給飛機
橫貫寒冷的海洋、改變世界氣候的氣候壩
將淺海改變成海上農場
勘探地殼深處的自動采礦機
生產在價格上有競爭力的淡水的脫鹽法
產生無限能量的核聚變
在登月後進行廣泛的宇宙空間探索
因此，科學既能成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為神燈。1984年可以是一個壞年份，也可以是一個好年份。選擇權掌握在人類手中，因為科學是中立的。
<b>三、我們的黃金時代嗎？ </b>
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有著重大問題和重大機會的時代，也是一個有著巨大危險和巨大潛力的時代。這不是一種使人安寧和舒適的形勢，而是一種令人不安和不舒適的形勢。但是，這是過去所有偉大時代的特征。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與現在所讚頌和懷戀的過去那些"黃金"時代極為相似。每個黃金時代都有緊張、危險和恐懼這類成分。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文藝複興時代的意大利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的情況就是如此。
例如，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曾麵臨與我們今天所麵對的十分相似的許多危險。首先，當時存在著接連不斷的戰爭威脅或戰爭現實。英國人不得不勇敢地對付歐洲頭號軍事強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西班牙，不得不為保護他們的特權而進行冷戰和熱戰。
這也是一個經濟和社會混亂的時代，這種混亂是由從傳統的自然農業向大規模的畜牧業和羊毛生產的轉變引起的。由此產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萬的自耕農流落大路旁，在那裏，他們被當作遊民抓起來。這些"乞丐"的苦境可從下麵這首兒歌中看出來：
聽！聽！聽！狽兒叫；乞丐們進城了。
有人給他們白麵包，有人給他們黑麵包，
有人用馬鞭使勁拍，把他們趕出城外了。
伊麗莎白黃金時代也有可與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間探索"。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了新大陸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離開了宇宙的中心。這種視界的開闊要求對傳統的定論和假設進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約翰·多恩象現代詩人一樣表達了他的憂慮，他寫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調了；
到處都在提供機會，一切都互相關聯。
最後，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還生活在經常破壞倫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陰影廠。詩人和說教者者在翻來覆去地說死亡已迫在眉睫，它會立刻把"你漂亮的麵孔、美麗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優美的身材"變成"泥土、灰末、塵埃和蠕蟲的食物。"當今世界的確在擔心會發生一場熱核大屠殺。但是，這種情況也許可與部鐸時代的英國相比；在都鐸時代的英國，用一位權威人士的話說，"幾乎每一種想象都帶有一種戀屍癖的色彩。"
因此，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們生活在一個並非與今天過於不同的時代。他們經曆了冷戰和熱戰、經濟混亂和社會混亂、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戰和一再發生的鼠疫。如果他們當初放棄希望、陷於絕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顧過去，很清楚，如果當初出現這樣的反應，那是無益的、會帶來災難的。
20世紀後半世紀這一時期的情況也是如此。將來的曆史學家也完全有可能認為這個時期是又一個黃金時代，不過它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黃金時代。現在對將來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個半島，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島嶼，而是整個地球本身——不久以後將更大。既然人類已離開其無數代的祖先爬行過的這一地球的表麵，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類就已到達其生涯中的一個新舞台。正如哥倫布、達·伽馬和其他探險者的發現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世界觀一樣，現在的宇宙空間探索也必然產生相應的影響。探索中會發現什麽、這些發現會帶來什麽影響，目前尚不能預知，正如沒有人能預見到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從西班牙帕格斯起程遠航的結果一樣。但是，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人類現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人類在即將到來的幾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幾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實，人類是否將實現這一令人眼花絛亂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這既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又是一個有空前危險的時代。本章標題後的問號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時代之父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話："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了除我們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們正走向空前的災難。"
曆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曆史看人類的前景
天外來客將會發現我們的星球首先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穀物產量可以為全世界每個人提供3000卡路裏的熱量，或提供遠遠足夠有餘的營養。然而，那年營養不良或忍饑挨餓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萬人死於與饑餓有關的疾病，而另外有7億人營養不良。再如：1985年7月曆日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說，現已研製出一種藥物可以治愈"處於死亡邊緣"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這份報紙又報道說，"各種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設計、研製和試爆"，其中包括各種鈷彈、中子彈、x射線彈頭、低殘留炸彈、反衛星武器、x射線激光器、電磁脈衝炸彈（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線激光器、反物質炸彈以及"自動製導炸彈"。
為什麽我們生活在如此觸目驚心和危機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個基本的原因在於，我們沒能適應為第二次產業革命所迅速改變的世界。對於人類來說，這並不是什麽新的困境。至今世界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連續不斷的技術革命的曆史，技術革命要求進行相應的社會革命，而同時代人則不願進行這樣的革命。多少世紀以來的根本問題是，技術革命一直受人歡迎，因為它促使了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但是，世界曆史上所有的技術革命——無論是一萬年以前的農業革命，還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產業革命——都導致社會分裂，這種分裂要求在製度、思維方式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麵實行變革。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總是遭到人們的拚命抵製，其激烈程度一如人們之熱烈歡迎技術變革。正是由於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所產生的時間滯差，才造成了幾千年以來世界曆史上眾多的苦難和暴行。
為什麽這種時間滯差持續如此之久呢？歸根結底，人類的顯著特征在於其大腦，尤其是大腦皮層的前部，這一部分的容量在過去幾百萬年增長了一倍。正是大腦皮層賦予了人類特有的判斷能力，預見其行為後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為的能力，這賦予人類以巨大的生存優勢，並使人類戰勝其他數千種與其競爭的物種，盡避其體質虛弱。
從理論上說，人類這種判斷能力不僅可促進人類擅長的技術變革，而且也可促進其遲滯不前的社會變革。但是，現存的體製和習慣總是受到曆史傳統、啟蒙教育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因此，對社會現狀提出挑戰總要遇到排斥、恐嚇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夠或者願意忍受這些。另外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作用，這種集團顧名思義必然會因社會變革而喪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總是反對變革。他們的反對通常總能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具有雄厚的財力和良好的組織，而且因為他們利用人們對於社會革新的普遍厭惡態度。因此離經叛道者就被輕易地孤立起來，並且身上被打上褻讀神聖、顛覆或者在其他情況下對社會構成危險的烙印。
社會變革遲滯性這一不利影響在過去之所以被人們所承受，是因為技術革命並非迅猛到勢不可擋的地步。然而這種情形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因此混過去的傳統策略已經過時。首先，現在的技術變革象一股洶湧的急流，不僅新發明的數量急遍增加，而且從發明、應用到市場銷售的整個過程大大縮短。其次，當今的技術變革正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僅局限於西歐。再次，最新的科學發現，如核能、計算機以及遺傳工程的動力和破壞性遠遠超過兩個世紀以前英國發明的紡紗機和織布機。因此，1969年5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出警告說，立即在全球範圍內采取行動是當務之急。他說："我並不想聳人聽聞，但從我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上所能獲得的信息來看，我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聯合國各成員國還剩下大約十年時間來緩和他們各自之間由來已久的爭端。開展全球合作以控製軍備競賽，改善人類環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種發展項目所必需的經費。如果這樣的全球合作在下一個十年裏還沒有迅速開展的活，那麽恐怕我所提及的這些問題將會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以至於超出我們的控製能力。"
吳丹寬限的十年期早已過去，而他所警告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以及軍備競賽問題從那時起已變得十分嚴重。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地球不僅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個發發可危的星球。
未來的前景如何呢？曆史學家象氣象學家一樣，麵前隻有一個變幻莫測的水晶球。盡避未來的特定事件無法預見，但是，倘若對世界曆史具有正確的認識和解釋，我們就能根據各種曆史模式來洞察未來的一般趨勢。所以，倘若同意吳丹提出的警告並接受他提出的適度的目標，我們就能得出關於2o世紀末人類前景的若幹結論。
首先，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正受到第二次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衝擊，前者以不斷加快的速度正在改變著社會，而後者正在喚醒和激勵人們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種革命將成為影響世界曆史進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這兩種革命都明確反映了西方的勝利，因為它們都是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的繼續和擴大。但同樣清楚的是，這兩種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為西方所創造的這種新世界已不再顯示其在全球軍事和經濟事務中的優勢地位。就在數年前，報紙上還充斥著關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標題新聞，而今日的電視屏幕已盡是關於那些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不存在的國家的革命、饑荒和財政危機等情況的報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動蕩中誕生的新世界將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麵。縱覽世界曆史，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而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過持續了25年。粗看起來，跟著到來的似乎是美蘇兩極對立的時代，但是這種局麵原來更為短命。隨著中國形成對蘇聯的挑戰，美國在越南的挫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複興，以及正為第三世界其他地區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韋和尼加拉瓜的動亂，美蘇兩極對立業已煙消雲散。取代全球霸權或全球兩極對立格局的，正如周恩來總理一語破的所指出，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空前大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遍及一切方麵，包括北南矛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立）、西西矛盾（美國和正在蓬勃發展的西歐與日本之間的經濟競爭）、東東矛盾（蘇聯和中國，蘇聯和東歐諸國以及中國和越南之間公開和非公開的衝突）以及東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盡的第一次冷戰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僅表現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現為文化發展的多元性。世界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紀實際上已成為全球社會的典範。即使是那些倡導反對西方統治的殖民地領導人，他們都要求用以歐洲母國為典範建立起來的獨立國家來取代西方的殖民統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斷定隻存在一條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也許要加上第二條蘇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人們已不再同意諸如延續持久的家族結構、庇護關係、氏族和部落忠誠以及象中東地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那樣土生土長的宗教運動之類的"傳統"製度注定是曆史的糟粕的觀點。1980年伊朗人質危機時，墨西哥外交家來小說家富恩特斯（c·fuentes）針對當時情況所說的一段話反映了這種文化發展地區自主的堅定態度，他說："我了解今天的伊朗，並且我能夠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們有潘喬·維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薩羅。當時是一片混亂，並且經過數年才得以安定下來，但是卻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麽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發展的話，那就是人民決定不再簡單接受兩種進步發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尋找能將技術力量與他們自身傳統的活力結合起來的發展道路。"
地區自主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一個聚居著50億毛澤東主義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和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還有許多有待完善之處。幸運的是，世界曆史的趨勢是向全球多樣化發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當前的各種問題困擾著所有的社會，已經到了非進行改革不可的時候了。縱覽當今世界，無論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從美國到瑞典，再到日本，還是在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從蘇聯到阿爾巴尼亞，再到北朝鮮，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內部，從秘魯到坦桑尼亞，再到印度尼西亞，都廣泛存在著差異。在這樣一個活躍多變的世界裏，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創造性成就都可能成為大家共同的知識財富，人們加以討論、學習、采用或予以拋棄。最終結果將是全球範圍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學領域中雜交優勢的法則在文化領域中也會起作用。
然而，當前對人類未來的思索更多地集中於核毀滅的危險，而不是雜交優勢的期望。因此，諸多戰略的推行都是為了避免危險而實現希望。從全體人類的觀點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種意識形態的觀點出發來考察這些戰略，它們可以歸納為兩種截然對立的哲學。倘將這兩種哲學簡化到標語的程度，則分別可稱之為"大體尚好"哲學和"懸崖勒馬"哲學。將前一種哲學的樂觀派對當前趨勢一般表示滿意，持後一種哲學的悲觀派則認為當前人類發展趨勢會走向自我毀滅，因而必須懸崖勒馬以避免全球大災難。這兩種哲學的直接對立明顯地表現在對待兩大基本問題，即生態環境惡化和核威脅問題的態度上。
關於生態環境，樂觀派堅持認為技術造就了現代文明，並且可以依賴技術來解決當前和未來的各種問題。
與此針鋒相對的那些持"懸崖勒馬"哲學的鬥士們認為，技術確實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單獨承擔生產和消費的無限增長。發達國家的公民現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財富和舒適，但他們這樣的生活並不僅僅是得益於技術事業。同樣不可缺少的是，他們不但利用了過去已貯藏幾百萬年的有限礦物能源，而且以礦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來的資源。我們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為我們不久前學會轉化和消費過去和未來的資源。然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便在生態賬戶上不斷地賒賬，這生態環境是自古以來大自然對我們的恩賜，但是未來我們不能繼續無限土地亨受這種恩澤。甘地曾表述過這種觀點，他說大自然能滿足人類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滿足人類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無節製的消費主義惡性膨脹的時候。。《致總統（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報告》在對本世紀末的世界情況作如下的預測時也表述了這種觀點："如果目前的發展趨勢持續下去，2000年時世界的人口擁擠、環境汙染、生態失衡以及社會混亂將比現在更為嚴重。……如果要避免日益嚴重的貧困和人類的痛苦，防止環境的惡化，緩解國際緊張關係和衝突，那麽就必須具有新的充滿活力的、堅定不移的主動創業精神。而這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樂觀派和悲觀派的直接衝突不僅表現在生態環境問題上，而且反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在這裏，樂觀波同樣讚成"維持原狀"，而這種看法意味著遵循古老的遺訓，即"維護和平、防止戰爭"。廣島和長崎的創傷曾使某些人一時猶豫不決，但冷戰又迅速恢複了他們備戰的信心。兩個超級大國很快發現他們都已陷於行動——反應的惡性循環中。當一方研製出一種新的武器係統，另一方則盡可能快地研製出一種類似的武器係統加以回擊——其結果是，由於軍備競賽，今天全球武庫中已積聚了5萬件核武器。
原子彈：美國1945年，蘇聯1949年。
洲際轟炸機：美國1948年，蘇聯1955年。
熱核炸彈：美國1952年，蘇聯1953年。
洲際彈道導彈（icbm）：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人造衛星：蘇聯1957年，美國1958年。
照相偵察衛星：美國1959年，蘇聯1962年。
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slbm）：美國1960年，蘇聯1968年。
多彈頭導彈（mrv）：美國1966年，蘇聯1968年。
反彈道導彈（abm）：蘇聯1968年，美國1972年。
多彈頭分導式導彈（mirv）：美國1970年，蘇聯1975年。
遠程巡航導彈：美國1982年，蘇聯1984年。
新型戰略轟炸機：美國1985年，蘇聯1987年。
自動升級軍備競賽的最新進展是發起戰略防禦或稱"星球大戰"計劃。這代表了最終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一種旨在抵消迄今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係統。1983年裏根總統宣布："我要求我國科學界提供使所有這些核武器變為無效和過時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對乙來說是自由戰士一樣，因此，乙的戰略防禦武器對甲來說則是戰略進攻武器。蘇聯科學家宣稱，星球大戰武器係統剛一建立，他們就已掌握"一種有效對抗手段"的技術。
這種狂熱的、自動升級的戰爭準備在"懸崖勒馬"哲學倡導者看來，並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毀滅的前奏。這一結論是基於他們與技術樂觀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這種分析的基本主張首先是，在現代，人類已經從"零和關係"發展到"非零和全球關係"。也就是說，以往人類始終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於技術的落後，所有工業化之前的文明社會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勞動力用於糧食生產，而隻剩很少的勞力從事其他勞作或應急。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為了生存而進行損人利己的爭奪。它造成了一個"零和關係"的世界，即一國勝利，另一國就失敗。在這種世界中，戰爭準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戰爭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一種合理工具，因為戰勝國通常能夠依靠成功的戰爭而崛起成為強國。所以，德國在打敗法國（1870-1871年）及吞並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之後，美國在打敗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並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之後，便都自然成為強國。
相比較而言，20世紀的世界則完全不同，因為它已成為一個"非零和關係"的世界。在這種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贏就是全輸。之所以發生這種轉變，是因為有兩項重大的事態發展。首先，早期的產業革命及其節省勞力的技術，當前的產業革命及其替代勞力的技術，已使世界能夠生產足夠的農業和工業產品以滿足所有人類的需求，盡避還不能滿足所有人類的欲望。其次，發動戰爭將使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歸於盡，因為其前景是一場核毀滅。在這種根本變化的新形勢下，"懸崖勒馬"哲學的倡導者堅持認為，倘人類停留在從1945年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到未來可能爆發的星球大戰的升級過程中，就不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滅絕升級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體滅絕。
愛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眾演講中就曾這樣認為："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已改變除我們思維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們將日漸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災難。"為了製止人類這種發展趨勢，愛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寫科學論著，還撰寫了大量關於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文章。他這樣寫道："光有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這位原子時代之父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而不為眾人所周知的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將軍提出的相同的觀點，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頓商會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午餐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有無數科學家卻沒有什麽宗教家。我們掌握了原子的奧密，但卻屏棄了耶穌的訓喻。人類一邊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蹣跚而行，一邊卻在玩弄著生命和死亡的危險的秘密。這個世界有光輝而無智慧，有強權而無良知。我們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們精通戰爭遠甚於和平，熟諳殺戮遠甚於生存。"
這就是今天全體人類麵臨的困境和前景。這種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慮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曆史上所有偉大時代的情況無不如此，並且必然如此。因為偉大的時代顧名思義就是轉折的時代。這是急劇變革的時代，其時舊觀念和舊製度遲遲不願退出曆史舞台.而新觀念和新製度則逐漸而痛苦地成長起來。世界曆史上所有的黃金時代都是緊張和恐懼的時代，伯裏克利的雅典，文藝複興的意大利，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無不如此。
當今時代同樣如此，雖然存在兩個重大區別：一是當今時代的變革不僅僅影響象英國這樣的小島，以及象希臘或意大利這樣的狹小半島，而是影響整個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當今時代的希望和危險遠遠超過世界曆史上的任何時代。人類還從未看到展現在他們麵前如此燦爛奪目的前景，但人類同樣也從未見識過潛伏在這種景象後麵的蘑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