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知善知惡是良知陽明心學的價值觀
知行合一王陽明2：四句話讀懂陽明心學 作者：度陰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儒家說，和為貴。有條件，就貢獻才能給社會；沒條件，就保全自己和家庭，等待和忍耐，這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王陽明心學的價值觀也是建立在儒家之上的，隻是他發揮得更精煉。他說：“我的價值觀隻是三個字：致良知。如果一個人能致良知，他必然成為一個誠信、幹淨、敬業的聖人；如果國家能致良知，必然富強、和諧；如果社會能致良知，整個天地間必然充盈著平等、公正的空氣！”
有人問王陽明：“你除了良知外還有別的嗎？”
王陽明回答他：“除了良知外還有別的嗎？！”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除了良知外還能有什麽？！ <h4>一、良知是道德與智慧的直覺</h4>
“良知”的源泉在孟子。孟子說，人類不慮而知的東西叫良知，比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王陽明提出良知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龍場悟道時，他就已經悟得良知，但並未正式點出。此後的十餘年裏，他始終在“靜坐”“存天理去人欲”和“知行合一”的理論上打轉。
1521年，王陽明在老家浙江閑居講學，在經曆了其人生路中最泥濘的“忠泰”之難（朱厚照身邊的紅人張忠、許泰對王陽明極盡所能地陷害）後，他對弟子們說：“最近心上總是有個詞匯欲蹦跳而出，但又不出，可它就在口邊，我捉不出來它。”有一天，王陽明在靜坐中慢慢醒來，微微而笑對弟子們說：“終於讓我捉出它了。”
眾弟子急忙詢問。王陽明道：“良知！”見到弟子們先是茫然，後是毫無反應，最後喜上眉梢，王陽明明白，他的“良知”提對了。
他對弟子們說：“‘良知’之學是我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爾等萬不可當作兩個字輕易對待。”自此後，王陽明專以“良知”教人。1524年，王陽明又在“良知”二字前加了“致”字，陽明心學就此定型。
孟子談“良知”隻是把它當成人與生俱來的一種道德力，其實隻是“仁”的一部分。而王陽明把“良知”抬高到無與倫比的地位，它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簡單而言就是，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支柱，自然也是人之為人的唯一尺度。
王陽明說，良知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知是非善惡的一個東西，人人皆有。
有弟子持保留意見：“惡人也有良知嗎？”
“當然！”王陽明斬釘截鐵。
弟子再問：“朱宸濠呢？”
朱宸濠造反，不忠不義，這顯然是沒有良知的表現。
王陽明卻說：“他也有良知。”
弟子想笑：“且不說他造反使生靈塗炭的後果吧，隻說他被捉後，竟然還恬不知恥地跟您說：‘這是我朱家的事，你姓王的如此忙碌做甚？’不知悔改，這是有良知的表現嗎？”
王陽明笑笑：“這是因為他的良知被遮蔽了，正如烏雲遮蔽太陽，你怎能說太陽不在了？”
弟子啞然。
王陽明繼續說道：“朱宸濠這句問話的確是沒有良知的痕跡，可他還有句話卻是良知在作用了。他被捉後，曾對我說，‘婁妃是好人，請替我好好安葬她。’我問他原因。他說，‘當初造反前，婁妃就苦苦相勸我不要造反。我那時利欲熏心，根本聽不進她的忠言，如今想來，她是這個世界上對我最好的人。’”
弟子們略有所悟。王陽明說出答案：“他能知婁妃是好人，這就是能分清善惡；他能知婁妃勸他的話是正確的，這就是能分清是非。你們說，他這樣的大惡人是不是也有良知在？”
“是非”屬於智慧、“善惡”屬於道德，人能分清是非善惡，就能生存下去，同時也能證明，他是個人！
弟子們連連點頭，是啊，連朱宸濠這樣的惡人都有良知，何況其他！
王陽明又接著說：“良知能知是非善惡，是自然而然的。沒有人告訴朱宸濠，婁妃是好人、婁妃的話是對的，而是他自己感悟到的。在他被擒、麵臨生死之時，被遮蔽的良知終於衝破迷霧濃雲，完全展現。良知作為一種本能、直覺告訴了他終極的答案。”
如果我們用現代心理學來描述“良知”，就是這樣的：當我們麵對一個情境時，它不會導致我們的直接反應，而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個快速評價思維，這個評價思維不是深思熟慮或理性推理的結果，而是自動閃現，迅如閃電，如你所知，這個評價思維就是良知。
比如得到一筆確鑿的不義之財，我們最先出現的是對這份不義之財的是非評價，而不是行為、情緒和生理上的反應，這個是非評價就是良知。它先天而來，自動自發，不受你控製。
通俗而言就是，良知，是人與生俱來的道德與智慧的直覺（直觀）力，或是直覺（直觀）的道德力和智慧力。見父自然知孝是道德，何嚐又不是智慧？見強淩弱所以義憤填膺，因為我們判斷這是錯的，這是智慧，何嚐又不是道德？
王陽明對“良知”的推崇幾乎無以複加，他說：“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他又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他還說，“良知學是千古聖賢相傳的一點真骨血，譬之如行舟得舵，平瀾淺灘無不如意，雖遇巔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
這些對良知的讚美之詞大有“良知在手，天下我有”的意味，良知真的無所不能嗎？
王陽明的答案是，良知的確無所不能，但關鍵有一點就是：你能致它。天下萬事萬物皆不出是非善惡之外，良知輕而易舉就可給你答案，你隻需按良知的答案去行就可以了。
堅信你的直覺、本能、第一感，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如何行良知？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 <blockquote>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隻要不欺它，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 </blockquote>
隻要讓你的直覺、本能、第一感付諸實踐就是致良知。你見到父母，良知所發出的“意”（念頭）就會告訴你“孝”是“是”，那你就去行孝；你對待領導，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忠”是“是”，那你就去行忠誠；你路見不平事，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拔刀相助”是“是”，那就立即去拔刀相助。
延展地說，如果你是一家之長，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家和萬事興”，你就應該用“和”來治家；如果你是工作者，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愛崗敬業”，你就應該用“敬”來工作；如果你是一國之君，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以德治國”，你就應該用“仁”來治國。
倘若人人都能致良知，就會如王陽明所說的那樣：
致吾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天理。
我的良知是光明的，行我的良知於事事物物上，事事物物就得了我的良知。由於心即理，所以事事物物就得了天理，所謂得了天理，就是說，事事物物都是正的，是善的，是對的。你的良知對你說，為天下人謀福利，這就是對的，就是天理，將這一純粹的動機行之於萬事萬物上，萬事萬物必是正的，是善的，是對的。如果整個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正的、善的、對的，那這個世界自然就是“和”的。所以說，致良知的效果並不僅限於個人修身，它還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有弟子問王陽明，天下事物之理無窮，真的隻要致吾良知就能萬事大吉？
王陽明回答： <blockquote>
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blockquote>
良知就如同魔法棒，能按你麵臨的所有問題變幻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它就是阿基米德說的那個支點，能撬動天下萬物，能四兩撥千斤。那個支點人人都有，從理論上而言，人人都能四兩撥千斤，遺憾的是，很多人不用支點、不撥千斤，也就是不能致良知。
王陽明說，這種人的良知實際上被遮蔽了，他們的顯著特點就是：明知善惡是非而不為善去惡，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雖然如此，但正如朱宸濠那種人一樣，他們的良知還在，時機一到，自會顯現。
不能致良知，有兩種表現。第一種是懶得致，誰都知道言行不一是錯的，但很多人卻仍然我行我素，而且也並不認為這有多惡。這也是良知被“習俗”遮蔽得太久，認為社會上流行的就是這個，大家都這樣，我自然也這樣。第二種是沒有能力致，誰都知道發動戰爭必將生靈塗炭，是惡的，但朱宸濠偏偏違背良知造反，要命的是，他還認為這是正確的。這就是良知被“皇帝欲”遮蔽得嚴嚴實實，他已沒了“致”的能力。
社會上不致良知的人絕大多數屬於第一種，但這種不能致良知發展下去，就會順勢成為第二種。到那時，恐怕悔之晚矣。我們用王陽明下麵這段恰如其分的比喻來結束： <blockquote>
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翁沉屙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齊矣。若主人翁服藥治病，漸漸痊可，略知檢束，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沉屙脫體，起來擺布，誰敢有不受約束者哉？良知昏迷，眾欲亂行；良知精明，眾欲消化，亦猶是也。 </blockquote><h4>二、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寶</h4>
1509年，也就是王陽明龍場悟道的第二年，其名氣已大震於貴州。省會貴陽主管教育的行政長官席書慕名前來拜會王陽明，聽了幾句後，就問他：“請問朱熹和陸九淵有什麽不同？”
朱熹創建理學、陸九淵奠基心學，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王陽明卻戳了戳自己胸口說：“都是一樣的心。”
顯然，席書問的不是這個，王陽明也沒給他機會繼續問別的，急轉直下大談特談自己體悟的“格物致知”。席書漸漸聽得入了港，熱情邀請王陽明到貴陽講學。
王陽明欣然同意。席書臨行前問道：“您講課的主題是什麽？”
“知行合一！”
席書一愣：“知行本是兩件事，怎麽能合一？”
王陽明擺出一副驚駭的樣子：“知行就是一回事，我說‘合’都欠妥了。”
席書更是大惑，王陽明馬上和他講起“知行合一”的真諦來，這個真諦就記載於《傳習錄?卷上》中。
徐愛和席書一樣，也不能理解“知行合一”，於是向王陽明請教。
王陽明說：“空談理論，你理解起來很麻煩，你舉個例子吧。”
徐愛說：“例子很多，比如大家明知對父母應該孝順，對兄長應該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見知與行分明是兩碼事。”
王陽明道：“這種人是被私欲遮蔽了，所以知行分為兩截。《大學》中有兩句話叫‘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的就是知行合一的問題。”
徐愛眉頭緊皺，表示不明白。
王陽明解釋道：“見好色是知，喜好色是行。在見到好色時馬上就喜好它了，不是在見了好色之後才起一個念頭去喜好。聞到惡臭是知，討厭惡臭是行。聞到惡臭時就開始討厭了，不是在聞到惡臭之後才起一個念頭去討厭。”
見到美色是“知”，喜歡上美色是“行”；聞到惡臭是“知”，厭惡惡臭是“行”。一見到美色就馬上喜歡了，沒有人見到美色後，還要思考一下“我是喜歡呢還是不喜歡呢”；一聞到惡臭就馬上厭惡了，沒有人聞到惡臭後，還要思考一下“我是厭惡它呢還是喜歡它呢”。
見到美色和喜歡上美色之間沒有停頓，沒有緩衝，它是一種本能、一種條件反射。正如水向下流，水知道向下流是“知”，向下流是“行”。一個人遭雷劈會立即倒地，遭雷劈是“知”，倒地是“行”。沒有人遭雷劈後還會思考“我是倒地呢還是轉個圈”，這就是知行合一。
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知識，而是良知。也就是說，良知光明的人麵對任何情境或是受到外界刺激時，在做出是非善惡判斷後必能行。我們再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證明這個論斷：喜歡美色是人的本能，因為是良知告訴我們的“是”，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地就“行”了——喜歡上美色；厭惡惡臭也是人的本能，因為是良知告訴我們的“非”，所以我們也自然而然地就“行”了——厭惡惡臭。
王陽明龍場悟道後第一次出山的講學居然是知行合一，按事後追溯的思維來說，其中必有深意。果然是有深意的，有人問王陽明，為何提“知行合一”？
王陽明回答：“如今的人都把知行當兩回事看，所以當產生了一個惡念後，雖未去做，也就不去禁止。我主張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明白，一有念頭萌發就是行了。若產生了不善的念頭，就把這不善的念頭克去，並且需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從胸中剔除。這就是我提‘知行合一’的主旨。”
“一念發動即是行”，發動念頭的是良知，所以這句話就是：良知即是行，於是知行合一。善念發動時，我們要保持它；惡念發動時，我們就要祛除它。王陽明提“知行合一”的終極目的還是讓我們去人欲、存天理，不能有一絲惡念存留心中。
王陽明還說：“世上的人都外衣冠而內禽獸，心理不一、言行不一、我太恐懼這樣的事，所以揭‘知行合一’之教。”
言行不一、表裏不一、知行不一，正是王陽明深深憂慮的。知行不一不僅是種態度、行為，它還是種人格缺陷。我們不聽從良知的命令去行，知和行由此分裂，當麵一套背後一套，心裏一套行為一套，這是典型的雙麵人，人格分裂。
倘若知和行是統一的、合一的，那就是知和行一樣，兩條直線為一條；倘若知行不統一、不合一，那就是並不重合的兩條直線，其中一條直線是你的良知，但另外一條直線就是非良知。你需要你良知的那條線去照顧非良知的那條線，這豈不是特別浪費時間和精力的事？！
為何不知行合一，把兩條線合二為一？
良知感應神速，無需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就是說，我們麵對任何一件事時都能快如閃電地得出正確答案，得到答案，知的同時毫不猶豫馬上去行，就是知行合一。
從這點而言，“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寶。在修心上，它能迅速提高為善去惡的效率；在社會中，它更能提高你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這就是王陽明的核心價值觀，它最應該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 <h4>三、王陽明的普世價值觀</h4>
很多人都認為陽明心學僅僅是倫理哲學，隻能針對個人方麵的修心，這是對王陽明最大的不敬和褻瀆。陽明心學是用來治國平天下的，它在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上都有自己的判斷和解決方法，這些判斷和解決方法就是王陽明的普世價值觀。
在王陽明看來，人人雖都有良知，但良知卻有大小的分別：“有如金的分量有輕重一樣。堯、舜如同萬金之鎰，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鎰，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鎰，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鎰。雖才力各異，但純為天理相同，都可稱為聖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隻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稱為精金。”
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良知大小決定著你外在才能的不同：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教，有的擅長治理水土和種植……有的擅長做皇帝，有的擅長做大臣子，有的擅長做百姓……
所以，每個人都應按良知的大小來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良知小的人，就安守從事農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奮，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沒有好高騖遠的念頭。良知大的人就出仕當官，以發揮自己的才能。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製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為家庭和社會乃至天下做出自己的貢獻。
整個社會都應該樹立這種觀念：不可憑地位的貴賤來分重輕，不憑職業種類來分優劣。所以那些從事繁重工作的人，也絲毫不感到辛苦，從事低賤瑣碎工作的人也不認為卑下。倘若真能達到這種效果，那麽就像王陽明所說的：“稷（xiè，商代的祖先，傳說是舜的臣）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五帝之一帝嚳之子，堯稱帝時做為司徒）的擅長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長教化；夔（上古時的音樂家）主掌音樂，不因為不懂禮而感到羞恥，把伯夷通曉禮，看成自己能通曉禮。”
也就是說，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價值都是寶貴的，由於萬物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別人做的工作其實也就是我做的。別人做出了成就，我不但不會嫉妒，反而會非常興奮。
所以王陽明說：“例如人的身體，眼看、耳聽、手拿、腳行，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服務於自身的。眼睛不因沒有耳朵的靈敏而感到可恥，但在耳朵聽時，眼睛一定會輔助耳朵。腳不因沒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恥，但在手拿東西時，腳也必定向前進。由於人身元氣周流充沛，血液暢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覺到，並有神奇的反應，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
這就是王陽明的普世價值，以萬物一體的世界觀為基座，以致良知為靈魂。它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該在良知的指引下各安其位，如此一來，那全天下的人就會高興快樂，和睦相處，親如一家！
可問題是，很少有人能心甘情願地“安其位”，我是個農民，憑什麽讓我受苦受累為你們種莊稼？所以我要做讀書人。我是讀書人，憑什麽讓我寒窗苦讀十年？所以我要一讀書就做大官。做小官的想做大官、做小地主的想做大富豪，做諸侯的想做皇帝，人人都在拚命向上爬，追名逐利，整個社會都沉浸在欲望的驚濤駭浪中。
懷抱遠大理想，向上奮進自然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但要先自問：你有這樣的能力嗎？用心學語境來問就是：你良知的大小和你想要的成就匹配嗎？
如果你的良知隻有米粒那麽大，卻去追求良知如金山那樣大的事業，這就是不自量力。王陽明說：
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
那麽，你如何確定自己的良知大小呢？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當你做一件事時，你持續不斷地感覺到心累，就說明這件事不是你能做得了的，要麽是你的良知不明了，要麽則是你的追求超出了你良知的大小範圍。所以，王陽明說：
心所安處，就是良知。
做任何一件事時，隻要心安，就說明這件事在你良知大小範圍內，反之亦然。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心都是被物所奴役，而非奴役物。所以常常感覺物為大而心為小，於是常有不安之心。我們總是被外物所牽引主導，心就常常不安。不能反省不安的緣由，非做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這就是良知常常被困，而能力枯竭的原因。
我們要篤誌這樣一件事：順天地萬物之理則心安，不順天地萬物之理則心有不安，安與不安之際，其名曰“知”。心即理，順天地萬物之理就是順應自己的良知。中國有句成語叫“心安理得”，它可以用陽明心學這樣解釋：你做事時心安，那件事的理自然會得出，一件事隻要有了“理”，它肯定就是好事，這件事也就肯定能成！
王陽明心學的價值觀也是建立在儒家之上的，隻是他發揮得更精煉。他說：“我的價值觀隻是三個字：致良知。如果一個人能致良知，他必然成為一個誠信、幹淨、敬業的聖人；如果國家能致良知，必然富強、和諧；如果社會能致良知，整個天地間必然充盈著平等、公正的空氣！”
有人問王陽明：“你除了良知外還有別的嗎？”
王陽明回答他：“除了良知外還有別的嗎？！”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除了良知外還能有什麽？！ <h4>一、良知是道德與智慧的直覺</h4>
“良知”的源泉在孟子。孟子說，人類不慮而知的東西叫良知，比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王陽明提出良知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龍場悟道時，他就已經悟得良知，但並未正式點出。此後的十餘年裏，他始終在“靜坐”“存天理去人欲”和“知行合一”的理論上打轉。
1521年，王陽明在老家浙江閑居講學，在經曆了其人生路中最泥濘的“忠泰”之難（朱厚照身邊的紅人張忠、許泰對王陽明極盡所能地陷害）後，他對弟子們說：“最近心上總是有個詞匯欲蹦跳而出，但又不出，可它就在口邊，我捉不出來它。”有一天，王陽明在靜坐中慢慢醒來，微微而笑對弟子們說：“終於讓我捉出它了。”
眾弟子急忙詢問。王陽明道：“良知！”見到弟子們先是茫然，後是毫無反應，最後喜上眉梢，王陽明明白，他的“良知”提對了。
他對弟子們說：“‘良知’之學是我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爾等萬不可當作兩個字輕易對待。”自此後，王陽明專以“良知”教人。1524年，王陽明又在“良知”二字前加了“致”字，陽明心學就此定型。
孟子談“良知”隻是把它當成人與生俱來的一種道德力，其實隻是“仁”的一部分。而王陽明把“良知”抬高到無與倫比的地位，它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簡單而言就是，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支柱，自然也是人之為人的唯一尺度。
王陽明說，良知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知是非善惡的一個東西，人人皆有。
有弟子持保留意見：“惡人也有良知嗎？”
“當然！”王陽明斬釘截鐵。
弟子再問：“朱宸濠呢？”
朱宸濠造反，不忠不義，這顯然是沒有良知的表現。
王陽明卻說：“他也有良知。”
弟子想笑：“且不說他造反使生靈塗炭的後果吧，隻說他被捉後，竟然還恬不知恥地跟您說：‘這是我朱家的事，你姓王的如此忙碌做甚？’不知悔改，這是有良知的表現嗎？”
王陽明笑笑：“這是因為他的良知被遮蔽了，正如烏雲遮蔽太陽，你怎能說太陽不在了？”
弟子啞然。
王陽明繼續說道：“朱宸濠這句問話的確是沒有良知的痕跡，可他還有句話卻是良知在作用了。他被捉後，曾對我說，‘婁妃是好人，請替我好好安葬她。’我問他原因。他說，‘當初造反前，婁妃就苦苦相勸我不要造反。我那時利欲熏心，根本聽不進她的忠言，如今想來，她是這個世界上對我最好的人。’”
弟子們略有所悟。王陽明說出答案：“他能知婁妃是好人，這就是能分清善惡；他能知婁妃勸他的話是正確的，這就是能分清是非。你們說，他這樣的大惡人是不是也有良知在？”
“是非”屬於智慧、“善惡”屬於道德，人能分清是非善惡，就能生存下去，同時也能證明，他是個人！
弟子們連連點頭，是啊，連朱宸濠這樣的惡人都有良知，何況其他！
王陽明又接著說：“良知能知是非善惡，是自然而然的。沒有人告訴朱宸濠，婁妃是好人、婁妃的話是對的，而是他自己感悟到的。在他被擒、麵臨生死之時，被遮蔽的良知終於衝破迷霧濃雲，完全展現。良知作為一種本能、直覺告訴了他終極的答案。”
如果我們用現代心理學來描述“良知”，就是這樣的：當我們麵對一個情境時，它不會導致我們的直接反應，而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個快速評價思維，這個評價思維不是深思熟慮或理性推理的結果，而是自動閃現，迅如閃電，如你所知，這個評價思維就是良知。
比如得到一筆確鑿的不義之財，我們最先出現的是對這份不義之財的是非評價，而不是行為、情緒和生理上的反應，這個是非評價就是良知。它先天而來，自動自發，不受你控製。
通俗而言就是，良知，是人與生俱來的道德與智慧的直覺（直觀）力，或是直覺（直觀）的道德力和智慧力。見父自然知孝是道德，何嚐又不是智慧？見強淩弱所以義憤填膺，因為我們判斷這是錯的，這是智慧，何嚐又不是道德？
王陽明對“良知”的推崇幾乎無以複加，他說：“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他又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他還說，“良知學是千古聖賢相傳的一點真骨血，譬之如行舟得舵，平瀾淺灘無不如意，雖遇巔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
這些對良知的讚美之詞大有“良知在手，天下我有”的意味，良知真的無所不能嗎？
王陽明的答案是，良知的確無所不能，但關鍵有一點就是：你能致它。天下萬事萬物皆不出是非善惡之外，良知輕而易舉就可給你答案，你隻需按良知的答案去行就可以了。
堅信你的直覺、本能、第一感，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如何行良知？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 <blockquote>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隻要不欺它，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 </blockquote>
隻要讓你的直覺、本能、第一感付諸實踐就是致良知。你見到父母，良知所發出的“意”（念頭）就會告訴你“孝”是“是”，那你就去行孝；你對待領導，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忠”是“是”，那你就去行忠誠；你路見不平事，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拔刀相助”是“是”，那就立即去拔刀相助。
延展地說，如果你是一家之長，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家和萬事興”，你就應該用“和”來治家；如果你是工作者，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愛崗敬業”，你就應該用“敬”來工作；如果你是一國之君，良知所發出的“意”就會告訴你“以德治國”，你就應該用“仁”來治國。
倘若人人都能致良知，就會如王陽明所說的那樣：
致吾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天理。
我的良知是光明的，行我的良知於事事物物上，事事物物就得了我的良知。由於心即理，所以事事物物就得了天理，所謂得了天理，就是說，事事物物都是正的，是善的，是對的。你的良知對你說，為天下人謀福利，這就是對的，就是天理，將這一純粹的動機行之於萬事萬物上，萬事萬物必是正的，是善的，是對的。如果整個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正的、善的、對的，那這個世界自然就是“和”的。所以說，致良知的效果並不僅限於個人修身，它還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有弟子問王陽明，天下事物之理無窮，真的隻要致吾良知就能萬事大吉？
王陽明回答： <blockquote>
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blockquote>
良知就如同魔法棒，能按你麵臨的所有問題變幻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它就是阿基米德說的那個支點，能撬動天下萬物，能四兩撥千斤。那個支點人人都有，從理論上而言，人人都能四兩撥千斤，遺憾的是，很多人不用支點、不撥千斤，也就是不能致良知。
王陽明說，這種人的良知實際上被遮蔽了，他們的顯著特點就是：明知善惡是非而不為善去惡，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雖然如此，但正如朱宸濠那種人一樣，他們的良知還在，時機一到，自會顯現。
不能致良知，有兩種表現。第一種是懶得致，誰都知道言行不一是錯的，但很多人卻仍然我行我素，而且也並不認為這有多惡。這也是良知被“習俗”遮蔽得太久，認為社會上流行的就是這個，大家都這樣，我自然也這樣。第二種是沒有能力致，誰都知道發動戰爭必將生靈塗炭，是惡的，但朱宸濠偏偏違背良知造反，要命的是，他還認為這是正確的。這就是良知被“皇帝欲”遮蔽得嚴嚴實實，他已沒了“致”的能力。
社會上不致良知的人絕大多數屬於第一種，但這種不能致良知發展下去，就會順勢成為第二種。到那時，恐怕悔之晚矣。我們用王陽明下麵這段恰如其分的比喻來結束： <blockquote>
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翁沉屙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齊矣。若主人翁服藥治病，漸漸痊可，略知檢束，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沉屙脫體，起來擺布，誰敢有不受約束者哉？良知昏迷，眾欲亂行；良知精明，眾欲消化，亦猶是也。 </blockquote><h4>二、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寶</h4>
1509年，也就是王陽明龍場悟道的第二年，其名氣已大震於貴州。省會貴陽主管教育的行政長官席書慕名前來拜會王陽明，聽了幾句後，就問他：“請問朱熹和陸九淵有什麽不同？”
朱熹創建理學、陸九淵奠基心學，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王陽明卻戳了戳自己胸口說：“都是一樣的心。”
顯然，席書問的不是這個，王陽明也沒給他機會繼續問別的，急轉直下大談特談自己體悟的“格物致知”。席書漸漸聽得入了港，熱情邀請王陽明到貴陽講學。
王陽明欣然同意。席書臨行前問道：“您講課的主題是什麽？”
“知行合一！”
席書一愣：“知行本是兩件事，怎麽能合一？”
王陽明擺出一副驚駭的樣子：“知行就是一回事，我說‘合’都欠妥了。”
席書更是大惑，王陽明馬上和他講起“知行合一”的真諦來，這個真諦就記載於《傳習錄?卷上》中。
徐愛和席書一樣，也不能理解“知行合一”，於是向王陽明請教。
王陽明說：“空談理論，你理解起來很麻煩，你舉個例子吧。”
徐愛說：“例子很多，比如大家明知對父母應該孝順，對兄長應該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見知與行分明是兩碼事。”
王陽明道：“這種人是被私欲遮蔽了，所以知行分為兩截。《大學》中有兩句話叫‘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的就是知行合一的問題。”
徐愛眉頭緊皺，表示不明白。
王陽明解釋道：“見好色是知，喜好色是行。在見到好色時馬上就喜好它了，不是在見了好色之後才起一個念頭去喜好。聞到惡臭是知，討厭惡臭是行。聞到惡臭時就開始討厭了，不是在聞到惡臭之後才起一個念頭去討厭。”
見到美色是“知”，喜歡上美色是“行”；聞到惡臭是“知”，厭惡惡臭是“行”。一見到美色就馬上喜歡了，沒有人見到美色後，還要思考一下“我是喜歡呢還是不喜歡呢”；一聞到惡臭就馬上厭惡了，沒有人聞到惡臭後，還要思考一下“我是厭惡它呢還是喜歡它呢”。
見到美色和喜歡上美色之間沒有停頓，沒有緩衝，它是一種本能、一種條件反射。正如水向下流，水知道向下流是“知”，向下流是“行”。一個人遭雷劈會立即倒地，遭雷劈是“知”，倒地是“行”。沒有人遭雷劈後還會思考“我是倒地呢還是轉個圈”，這就是知行合一。
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知識，而是良知。也就是說，良知光明的人麵對任何情境或是受到外界刺激時，在做出是非善惡判斷後必能行。我們再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證明這個論斷：喜歡美色是人的本能，因為是良知告訴我們的“是”，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地就“行”了——喜歡上美色；厭惡惡臭也是人的本能，因為是良知告訴我們的“非”，所以我們也自然而然地就“行”了——厭惡惡臭。
王陽明龍場悟道後第一次出山的講學居然是知行合一，按事後追溯的思維來說，其中必有深意。果然是有深意的，有人問王陽明，為何提“知行合一”？
王陽明回答：“如今的人都把知行當兩回事看，所以當產生了一個惡念後，雖未去做，也就不去禁止。我主張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明白，一有念頭萌發就是行了。若產生了不善的念頭，就把這不善的念頭克去，並且需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從胸中剔除。這就是我提‘知行合一’的主旨。”
“一念發動即是行”，發動念頭的是良知，所以這句話就是：良知即是行，於是知行合一。善念發動時，我們要保持它；惡念發動時，我們就要祛除它。王陽明提“知行合一”的終極目的還是讓我們去人欲、存天理，不能有一絲惡念存留心中。
王陽明還說：“世上的人都外衣冠而內禽獸，心理不一、言行不一、我太恐懼這樣的事，所以揭‘知行合一’之教。”
言行不一、表裏不一、知行不一，正是王陽明深深憂慮的。知行不一不僅是種態度、行為，它還是種人格缺陷。我們不聽從良知的命令去行，知和行由此分裂，當麵一套背後一套，心裏一套行為一套，這是典型的雙麵人，人格分裂。
倘若知和行是統一的、合一的，那就是知和行一樣，兩條直線為一條；倘若知行不統一、不合一，那就是並不重合的兩條直線，其中一條直線是你的良知，但另外一條直線就是非良知。你需要你良知的那條線去照顧非良知的那條線，這豈不是特別浪費時間和精力的事？！
為何不知行合一，把兩條線合二為一？
良知感應神速，無需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就是說，我們麵對任何一件事時都能快如閃電地得出正確答案，得到答案，知的同時毫不猶豫馬上去行，就是知行合一。
從這點而言，“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寶。在修心上，它能迅速提高為善去惡的效率；在社會中，它更能提高你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這就是王陽明的核心價值觀，它最應該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 <h4>三、王陽明的普世價值觀</h4>
很多人都認為陽明心學僅僅是倫理哲學，隻能針對個人方麵的修心，這是對王陽明最大的不敬和褻瀆。陽明心學是用來治國平天下的，它在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上都有自己的判斷和解決方法，這些判斷和解決方法就是王陽明的普世價值觀。
在王陽明看來，人人雖都有良知，但良知卻有大小的分別：“有如金的分量有輕重一樣。堯、舜如同萬金之鎰，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鎰，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鎰，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鎰。雖才力各異，但純為天理相同，都可稱為聖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隻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稱為精金。”
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良知大小決定著你外在才能的不同：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教，有的擅長治理水土和種植……有的擅長做皇帝，有的擅長做大臣子，有的擅長做百姓……
所以，每個人都應按良知的大小來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良知小的人，就安守從事農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奮，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沒有好高騖遠的念頭。良知大的人就出仕當官，以發揮自己的才能。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製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為家庭和社會乃至天下做出自己的貢獻。
整個社會都應該樹立這種觀念：不可憑地位的貴賤來分重輕，不憑職業種類來分優劣。所以那些從事繁重工作的人，也絲毫不感到辛苦，從事低賤瑣碎工作的人也不認為卑下。倘若真能達到這種效果，那麽就像王陽明所說的：“稷（xiè，商代的祖先，傳說是舜的臣）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五帝之一帝嚳之子，堯稱帝時做為司徒）的擅長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長教化；夔（上古時的音樂家）主掌音樂，不因為不懂禮而感到羞恥，把伯夷通曉禮，看成自己能通曉禮。”
也就是說，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價值都是寶貴的，由於萬物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別人做的工作其實也就是我做的。別人做出了成就，我不但不會嫉妒，反而會非常興奮。
所以王陽明說：“例如人的身體，眼看、耳聽、手拿、腳行，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服務於自身的。眼睛不因沒有耳朵的靈敏而感到可恥，但在耳朵聽時，眼睛一定會輔助耳朵。腳不因沒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恥，但在手拿東西時，腳也必定向前進。由於人身元氣周流充沛，血液暢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覺到，並有神奇的反應，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
這就是王陽明的普世價值，以萬物一體的世界觀為基座，以致良知為靈魂。它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該在良知的指引下各安其位，如此一來，那全天下的人就會高興快樂，和睦相處，親如一家！
可問題是，很少有人能心甘情願地“安其位”，我是個農民，憑什麽讓我受苦受累為你們種莊稼？所以我要做讀書人。我是讀書人，憑什麽讓我寒窗苦讀十年？所以我要一讀書就做大官。做小官的想做大官、做小地主的想做大富豪，做諸侯的想做皇帝，人人都在拚命向上爬，追名逐利，整個社會都沉浸在欲望的驚濤駭浪中。
懷抱遠大理想，向上奮進自然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但要先自問：你有這樣的能力嗎？用心學語境來問就是：你良知的大小和你想要的成就匹配嗎？
如果你的良知隻有米粒那麽大，卻去追求良知如金山那樣大的事業，這就是不自量力。王陽明說：
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
那麽，你如何確定自己的良知大小呢？王陽明給出的答案是，當你做一件事時，你持續不斷地感覺到心累，就說明這件事不是你能做得了的，要麽是你的良知不明了，要麽則是你的追求超出了你良知的大小範圍。所以，王陽明說：
心所安處，就是良知。
做任何一件事時，隻要心安，就說明這件事在你良知大小範圍內，反之亦然。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心都是被物所奴役，而非奴役物。所以常常感覺物為大而心為小，於是常有不安之心。我們總是被外物所牽引主導，心就常常不安。不能反省不安的緣由，非做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這就是良知常常被困，而能力枯竭的原因。
我們要篤誌這樣一件事：順天地萬物之理則心安，不順天地萬物之理則心有不安，安與不安之際，其名曰“知”。心即理，順天地萬物之理就是順應自己的良知。中國有句成語叫“心安理得”，它可以用陽明心學這樣解釋：你做事時心安，那件事的理自然會得出，一件事隻要有了“理”，它肯定就是好事，這件事也就肯定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