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遷都風波的由來</h4>
1926年11月，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北伐軍，節節勝利，在較短的時間裏，奪取了湖南、江西，再向北推進，不久便攻占了武昌、九江、南昌市等戰略要地。為迎接新的形勢，國民政府不能不前移，以便指揮。於是，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廣州開會，根據新形勢的需要，決定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都到武漢。人員分兩批遷移。第一批確定為宋慶齡、宋子文、陳友仁、徐謙、孔祥熙、李烈鈞、蔣作賓、孫科、鮑羅廷夫婦等，及隨員60人，於16日晨經韶關北上。餘下為第二批人員隨後跟上。國民革命總司令部仍留在廣州市，由李濟深主持。
19日，在前方北伐的蔣介石得知這個信息後，立即打電報給任國民黨中執委主席的張人傑和任國民政府代主席的譚延闓說：“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
這年的12月，第一批遷移人員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去武漢時路過南昌，蔣介石高高興興地設宴招待了他們。席間，蔣介石將執行北伐情況說給他們聽：“這次北伐，其性質不單是中國國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東方革命的一個起點。”
“有了起點，就有了勝利的希望。”宋慶齡道。
蔣又說：“縱觀全國的風雲，不由得我們不抱樂觀，我們的敵人內部已發生破綻，自相衝突，用不著我們用大隊去打，去炮轟，隻要動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國民革命，已快將成功，我們的政府統一全國已不再是一種奢望。”
“讓我們舉杯相慶。”陳友仁提議。大家頻頻舉杯相慶。
12月7日，各委員到廬山舉行了中央會議，作出了如下幾項決議：
一是在軍事方麵，鑒於南京和上海尚未收複，孫傳芳還殘存部分兵力，所以對奉係張作霖采取綏靖政策，以便徹底消滅孫傳芳，仍采用各個擊破的戰略戰術。
二是積極開展農民革命運動，推動土地革命的開展。
三是凡北伐軍收複的省份，其財政歸中央統一管理。
四是取消主席一長製，改為委員會的合議製。
五是電請汪精衛複職。
“我尊重會議的決議。但是……”會議上蔣介石作了發言，對以上決議都表示同意，但是後麵卻來了個大的轉變，突然改變了自己提出的遷都武昌的主張，提議遷都南昌，讓各位委員留住南昌，理由是為“政治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
“我不同意。”宋慶齡首先表示反對。其他各委員也都發表了不同意蔣介石的意見，會議不歡而散。12月8日，大部分委員們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冒雨下廬山往武漢而去。對此蔣介石大發雷霆。
12月9日，蔣介石打電報阻止張人傑、譚延闓去武漢。
12月13日，蔣介石催張人傑等各位中央委員速來南昌。
12月31日，張人傑、譚延闓及部分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到達南昌。
1927年1月3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1926年除夕，蔣介石在歡迎張人傑、譚延闓及各委員的宴會上講話說：“今天各位從廣東來到南昌，我們心裏的快樂，幾乎是不能形容的。”
且說蔣介石為什麽反對國民政府遷往武漢呢？
應該說這是一個野心問題，也是一個控製與反控製的問題。
武昌當時是在李濟深和唐生智的第八軍的控製之下，南昌是在蔣介石嫡係第一軍的控製之下。若國民政府設在武漢，蔣介石就控製不了局勢，北伐軍總司令部，必被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控製。
若國民政府設在南昌，蔣介石就可以把北伐軍總司令部置於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之上，從而用槍指揮黨，指揮政府，控製大局。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要背叛革命，成為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當時武漢革命形勢高漲，國民政府設在武漢對蔣叛變革命是十分不利的。按人們的話說，這叫心裏有鬼。
對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昌，李宗仁一針見血地說：
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蔣總司令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
吳玉章評論說：
當初，蔣介石因害怕廣州的工農革命力量，曾提議把政府遷往武漢，遭到我們大家的反對；等到武漢工人運動和兩湖農民運動起來了，我們大家都主張把政府遷往武漢，並根據大多數意見作出了正式決定的時候，他忽然又提出異議，不肯服從，實在不當。
1927年元月11日，蔣介石到了武漢，武漢組織了30萬人參加的歡迎大會。蔣介石在會上發表了冠冕堂皇的演說。演說結束後，有人站起來當麵質問道：“既然蔣總司令這樣革命，為什麽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麽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
“這個……這個……”蔣介石張口結舌，臉漲得通紅。
對此，機要秘書張治中回憶說：
有一天，蔣在漢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辭極其委婉而含義很鋒利的講話……而總政治部主任（兼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態度言論也是日趨激烈，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給蔣的刺激很大。
在另一次歡迎蔣的宴會上，鮑羅廷的講話使蔣更惱火：
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中共）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鮑羅廷的講話激怒了蔣介石，他當時沒說什麽，第二天蔣跟鮑狠狠地吵了一架，最後蔣一甩手回到了南昌。
李宗仁事後回憶說：
民國十六年一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視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
1月19日，蔣介石給武漢聯誼會議主席徐謙打電報，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並堅持遷都南昌。
徐謙接到電報，感到蔣的“撤鮑遷都”的要求很棘手，他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當年蔣、廖都在黃埔軍校任職的時候，兩家住在獨門獨院，兩家的關係甚好，興許能起到作用。於是徐謙便喚來何香凝，交代了任務。何道：“我能勝任嗎？”徐說：“沒問題。”“那我就試試再說。”就這樣徐謙給何訂了張去南昌的船票，並送何香凝上了船。
接著，徐謙又打電報給南昌的譚延闓、朱培德、宋子文，要求他們配合工作。
且說何香凝到達南昌的那天，蔣介石正要出軍北伐，不料這天出師不利，蔣在檢閱出征部隊時，因跨下坐騎突然受驚，蔣介石猝不及防，被驚馬顛翻墜地，但右腳卻被鞍套住，驚馬拖著蔣介石跑了七八米，蔣介石雖然性命無虞，右腳卻受了傷。而且，在士兵麵前，將軍墜馬，主“出師不利”之兆，又出了個大洋相，所以蔣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較之右足之傷為甚。倒是隨軍侍奉的夫人陳潔如安慰他，說：“你從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說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盡管放心吧！”一番寬心話，說得蔣介石轉憂為喜，破涕而笑。
陳潔如說得有理，蔣介石的確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被袁世凱懸賞3000元通緝，在上海無立足之地，隻好連夜潛回奉化，跑到蕭王廟舅父孫琴鳳家裏躲藏。他的舅母遂讓他躲在家裏的閣樓上避禍。
次日，奉化縣衙得線人密報，知道蔣介石逃往蕭王廟孫家，立即派武秀才丁誌國率領兵丁前往蕭王廟搜捕。
兵丁們徑直來到孫家，四處搜索，均不見革命黨的影子，這時，有人發現了閣樓，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誌國暗中同情革命黨，料定蔣介石多半躲在上麵，便對兵丁說：“那是人家的臥室，咱們不能胡來，我一個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誌國上了閣樓，果然見到蔣介石正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瞪著他。丁誌國視若無睹，轉身下去對眾兵丁說：“上邊沒人，咱們再到別處去搜搜吧！”他臨出門又對蔣介石的孫家舅母說：“此處不可久留！”
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蔣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蔣家王朝的禦用文人們會拍馬屁，說蔣介石是“真龍天子”，自有神明護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屢屢大難未死，每每化險為夷。
蔣介石雖然聲稱信奉三民主義，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但他骨子裏卻依然未脫傳統中華文化中封建迷信的窠臼，對“神明護佑”一說是篤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門仙道，迷信陰陽風水之學，也熱衷於抽簽算命測字看相之術。因此，每次罹險脫身之後，蔣介石都要默默靜坐，禱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暗中保護，使自己有驚無險。
而實際上，蔣介石之“大難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觀條件囿限的結果，關鍵時刻，若沒有衛兵挺身保衛，蔣介石有十條命怕也早就丟了。即以在南昌閱兵時被顛落馬下的事為例，當時幸虧蔣介石穿的是馬靴，當那驚馬拖著蔣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後，馬靴從蔣介石的腳上脫落下來，這才使他保住了一條命。若說“護佑”應當說是“馬靴護佑”，若說感謝，倒是說該謝謝“馬靴”。
再說，蔣介石跌了足便到南昌陸軍醫院檢查，剛由大夫做了推拿手術，就傳來有人求見，蔣介石聽說何香凝來見，不假思索地說：“讓她進來見。”
片刻，何香凝在陳潔如的陪同下，來到了病房。會作畫的何香凝把一束鮮花獻給了他。蔣介石感謝地道：“何大姐送鮮花，可謂香花香凝。”
何香凝也笑了，說：“我這次來，帶的不是鮮花，而是對你的批評。可不巧你還在住院，有些話我是不想說的，但我千裏迢迢而來，也不能不說。”
蔣介石道：“你是大姐，自家人，有話隨便說。”
“好，我就直說吧。”接著，何香凝就說：“我是大姐，我真心對你好，武漢對你的批評很烈，尤其是你要撤鮑遷都一說，搞得武昌滿城風雨，這些事，你應該沉思默想。還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已經宣布，武漢政府是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正當詮釋者，也就是說孫夫人是支持武漢政府的。”
“還有什麽？”蔣介石一直默聽。
“我是說：有形勢就有變化，你不能一條道跑到黑，是不是該刹車了。這個主意還得你來拿。我隻是個建議而已。”
何大姐的一席話，確實對蔣介石發生了作用。2月初，又在廬山舉行會議，由譚延闓、朱培德、宋子文從中調停，蔣介石隻得同意遷都武漢，並放棄了驅逐鮑羅廷的主張。不得不於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的決定。
蔣為什麽改變主意呢？
這是蔣的緩兵之計。因為，與武漢國民政府完全決裂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蔣介石於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在南昌先後兩次歡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鄂的大會上發表演講：
“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誌，明白地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到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誌，對於擁護政府、擁護本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
1927年3月10日—1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到會委員33人，蔣介石、張靜江、朱培德未到會。
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統一革命勢力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撤銷中央軍人部案》等案。
上述決議為了限製獨裁，提高民主，實際上取消了蔣介石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軍人部長等職務，限製了蔣介石個人的黨政軍權力，但仍保留了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
會議改選了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各中央機關。選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顧孟餘、孫科、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9人為中央常委。
中央政治委員除中央常委兼任外，宋子文、陳友仁、鄧演達、林祖涵、王法勤、宋慶齡6人當選。
選出了中央各部部長：組織部長汪精衛（暫由吳玉章代理），宣傳部長顧孟餘，農民部長鄧演達，工人部長陳公博，商民部長王法勤，婦女部長何香凝，海外部長彭澤民，青年部長孫科。
選舉蔣介石等15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汪精衛、唐生智、程潛、譚延闓、鄧演達、蔣介石、徐謙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
選汪精衛等28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闓、宋子文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這次會議對蔣介石是極為不利的，蔣介石失去了軍人部長、組織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特別重要的是《統一革命勢力案》，蔣更是反對有加。現抄錄如下：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聯席會議須立時召開，討論一般的合作方法，特別是以下各問題：
一、統一民眾運動，特別是農民與工人運動，共同指導。
二、國內少數民族問題。
三、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問題——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誌，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
四、設法使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機關報，關於兩黨相互之批評與記載，不違背合作之精神，兩黨聯席會議代表五人，即以中共之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五部長充任。
五、應即派代表三人參加第三國際會議，接洽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
這次會議大大削弱了總司令的權力，《中央執行委員組織大綱》、《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組織大綱案》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案》中規定：
“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行動機關”；“軍事委員會一切會議表決，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行之”；軍事委員會也不設主席，而由七人組成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之決議及發布命令，須有主席團委員四人簽字方生效力”；“軍事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所決議的重要案及辦法，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方生效力”；“總司令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軍官任免各出征動員，須經軍委會決議，提交中執會通過，再交司令部執行。
這些決議，使蔣介石的權力大大縮小了。而且《對全體賞訓令案》中，針對蔣介石的獨裁著重指出：
“自北伐軍興，軍事政治黨務集中個人，愈使政治之設施，不能受黨的領導，而隻受軍事機關之支配。此種製度，弊害甚多。”決定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於黨。 <h4>出爾反爾，蓄勢待發</h4>
且說蔣介石是獨裁者，他一時的退，正是為了進。麵對著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製約獨裁者的決議，蔣介石是不會苟同的！
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時間到了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回到上海。這時的蔣介石對一年前被他排擠走的汪精衛表現出了異常的熱情。此時蔣介石與武漢國民政府方麵矛盾很大，汪精衛去武漢，必增加反蔣陣營的力量，若能把汪精衛留在上海，幫自己一把，日子就好過一些。
“歡迎，歡迎，汪主席一行。”蔣介石異常高興，“今天我來請客。”
“李石曾已經安排好了。”汪精衛對一年前“蔣汪風波”還記憶猶新，說話不溫不火。
正如李宗仁在回憶中所說：“汪精衛當時的德望，和黨員的歸心，可說一時無兩。”
汪精衛回憶當時的情形是：回到上海的時候是4月1日，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等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誌都見麵了。見麵之後，蔣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讚成：一是趕走鮑羅廷；一是分黨。
汪精衛道：趕走鮑羅廷，我一個人沒有那麽大的力量。再是分共，與孫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不符。
蔣介石跳出來反擊：這些共產黨，我是恨死他們啦，他們一日不除，我是一日不安。在蔣介石帶動下，其餘人也加入了對共產黨的人身攻擊，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責任。
汪精衛開始是默默地靜聽各人的控訴，未作表示，最後鄭重地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聽了汪的發言，大家不寒而栗。
在上海的黨政要人在歡迎汪精衛時開了兩次會。出席者有吳敬恒（吳稚暉）、蔡元培、李煜瀛、鈕永鍵、汪兆銘（汪精衛）、蔣中正、宋子文、鄧澤如、古應芬、張人傑、李濟深、李宗仁等。
會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滬領導，幫助蔣介石反共滅共。而汪氏則始終袒共，一再申述總理的容共聯俄及工農政策不可擅變，同時為武漢中央的決策辯護：“中國麵對著的敵手不光是千年的封建王朝，還有一大串的外國列強。我們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打擊我們的敵人。不然的話，敵人沒打倒，倒亂了我們自己。子文，你是武漢政府派來的財政接收大員，我說的話對不對？”
至此，全會保持沉默不發一言的宋子文友好地點了點頭。
“汪老兄，你說話絕對些。我看共產黨不是什麽好鳥。你是吃了共產黨的薪水了吧？”
“你這是什麽話？我汪某是行得正站得直，不像有些人說話掖著藏著的。”
“既然是這樣，大家的要求你就答應吧？”
“要求什麽？”
“留在上海，一起革命。”
“幫助蔣介石，反對武漢政府，我不會答應。”
“你要不答應，我就下跪求你了！”吳稚暉一時激動，竟真的下跪在地上。
汪精衛見吳稚暉跪下來，連忙拔腿逃避，退上樓梯處，口中連說：“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場人都為之啼笑皆非。緊張的場麵，也充滿了滑稽的成分。接著汪精衛也乖巧地做了蔣介石的俘虜。
4月3日，蔣介石又召集以上這些人開會，作出了四項決定：
一、4月15日召集國民黨四中全會，解決“黨事糾紛”問題。由汪精衛通知陳獨秀，在開會之前，各地共產黨員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
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發命令一概無效。
三、由各軍隊、黨部、民眾團體、機關的最高長官和主要負責人對“在內陰謀搗亂者”予以製裁。
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反對政府的陰謀 團體，不準存在。
4月3日這一天，蔣介石還發通電，擁護汪精衛，通電全文如下：
廣州李總參謀長、龍華楊總司令、南京何總指揮、漢口唐總指揮、九江宋總指揮、陳總指揮並轉各軍軍長各師長均鑒：我軍勢力日益進展，東南已告底定，江北頻傳捷音，河南敵勢不振，當此革命大業功虧一簣之際，如能統一黨權，有全黨信賴之人，指導督促，疏解糾紛，排除障礙，國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國民眾渴望仰慕，黨國亦蒙受重大影響。中正曾經迭電促駕，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獲甘露，莫名欣慰。汪主席為本黨最忠實同誌，亦中正平日最敬愛之師友，關於黨國大計，業與懇談。中正深信汪主席複職後，必能貫徹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完成革命，以竟總理之遺誌。今後黨政主持有人，後顧無憂，中正得以專心軍旅，掃蕩軍閥，恪盡革命天職。凡我將士，自今以往，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事務，皆須在汪主席指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率全軍而服從之。至於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歸中央統籌；中正唯詞軍令，以明責任。各軍師長務遵此意，對汪主席絕對服從，誠意擁護，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真正黨權集中，達成本黨革命任務，以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特此電達，即希查照。
1926年11月，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北伐軍，節節勝利，在較短的時間裏，奪取了湖南、江西，再向北推進，不久便攻占了武昌、九江、南昌市等戰略要地。為迎接新的形勢，國民政府不能不前移，以便指揮。於是，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廣州開會，根據新形勢的需要，決定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都到武漢。人員分兩批遷移。第一批確定為宋慶齡、宋子文、陳友仁、徐謙、孔祥熙、李烈鈞、蔣作賓、孫科、鮑羅廷夫婦等，及隨員60人，於16日晨經韶關北上。餘下為第二批人員隨後跟上。國民革命總司令部仍留在廣州市，由李濟深主持。
19日，在前方北伐的蔣介石得知這個信息後，立即打電報給任國民黨中執委主席的張人傑和任國民政府代主席的譚延闓說：“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
這年的12月，第一批遷移人員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去武漢時路過南昌，蔣介石高高興興地設宴招待了他們。席間，蔣介石將執行北伐情況說給他們聽：“這次北伐，其性質不單是中國國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東方革命的一個起點。”
“有了起點，就有了勝利的希望。”宋慶齡道。
蔣又說：“縱觀全國的風雲，不由得我們不抱樂觀，我們的敵人內部已發生破綻，自相衝突，用不著我們用大隊去打，去炮轟，隻要動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國民革命，已快將成功，我們的政府統一全國已不再是一種奢望。”
“讓我們舉杯相慶。”陳友仁提議。大家頻頻舉杯相慶。
12月7日，各委員到廬山舉行了中央會議，作出了如下幾項決議：
一是在軍事方麵，鑒於南京和上海尚未收複，孫傳芳還殘存部分兵力，所以對奉係張作霖采取綏靖政策，以便徹底消滅孫傳芳，仍采用各個擊破的戰略戰術。
二是積極開展農民革命運動，推動土地革命的開展。
三是凡北伐軍收複的省份，其財政歸中央統一管理。
四是取消主席一長製，改為委員會的合議製。
五是電請汪精衛複職。
“我尊重會議的決議。但是……”會議上蔣介石作了發言，對以上決議都表示同意，但是後麵卻來了個大的轉變，突然改變了自己提出的遷都武昌的主張，提議遷都南昌，讓各位委員留住南昌，理由是為“政治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
“我不同意。”宋慶齡首先表示反對。其他各委員也都發表了不同意蔣介石的意見，會議不歡而散。12月8日，大部分委員們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冒雨下廬山往武漢而去。對此蔣介石大發雷霆。
12月9日，蔣介石打電報阻止張人傑、譚延闓去武漢。
12月13日，蔣介石催張人傑等各位中央委員速來南昌。
12月31日，張人傑、譚延闓及部分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到達南昌。
1927年1月3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1926年除夕，蔣介石在歡迎張人傑、譚延闓及各委員的宴會上講話說：“今天各位從廣東來到南昌，我們心裏的快樂，幾乎是不能形容的。”
且說蔣介石為什麽反對國民政府遷往武漢呢？
應該說這是一個野心問題，也是一個控製與反控製的問題。
武昌當時是在李濟深和唐生智的第八軍的控製之下，南昌是在蔣介石嫡係第一軍的控製之下。若國民政府設在武漢，蔣介石就控製不了局勢，北伐軍總司令部，必被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控製。
若國民政府設在南昌，蔣介石就可以把北伐軍總司令部置於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之上，從而用槍指揮黨，指揮政府，控製大局。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要背叛革命，成為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當時武漢革命形勢高漲，國民政府設在武漢對蔣叛變革命是十分不利的。按人們的話說，這叫心裏有鬼。
對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昌，李宗仁一針見血地說：
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蔣總司令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
吳玉章評論說：
當初，蔣介石因害怕廣州的工農革命力量，曾提議把政府遷往武漢，遭到我們大家的反對；等到武漢工人運動和兩湖農民運動起來了，我們大家都主張把政府遷往武漢，並根據大多數意見作出了正式決定的時候，他忽然又提出異議，不肯服從，實在不當。
1927年元月11日，蔣介石到了武漢，武漢組織了30萬人參加的歡迎大會。蔣介石在會上發表了冠冕堂皇的演說。演說結束後，有人站起來當麵質問道：“既然蔣總司令這樣革命，為什麽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麽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
“這個……這個……”蔣介石張口結舌，臉漲得通紅。
對此，機要秘書張治中回憶說：
有一天，蔣在漢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辭極其委婉而含義很鋒利的講話……而總政治部主任（兼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態度言論也是日趨激烈，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給蔣的刺激很大。
在另一次歡迎蔣的宴會上，鮑羅廷的講話使蔣更惱火：
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中共）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鮑羅廷的講話激怒了蔣介石，他當時沒說什麽，第二天蔣跟鮑狠狠地吵了一架，最後蔣一甩手回到了南昌。
李宗仁事後回憶說：
民國十六年一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視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
1月19日，蔣介石給武漢聯誼會議主席徐謙打電報，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並堅持遷都南昌。
徐謙接到電報，感到蔣的“撤鮑遷都”的要求很棘手，他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當年蔣、廖都在黃埔軍校任職的時候，兩家住在獨門獨院，兩家的關係甚好，興許能起到作用。於是徐謙便喚來何香凝，交代了任務。何道：“我能勝任嗎？”徐說：“沒問題。”“那我就試試再說。”就這樣徐謙給何訂了張去南昌的船票，並送何香凝上了船。
接著，徐謙又打電報給南昌的譚延闓、朱培德、宋子文，要求他們配合工作。
且說何香凝到達南昌的那天，蔣介石正要出軍北伐，不料這天出師不利，蔣在檢閱出征部隊時，因跨下坐騎突然受驚，蔣介石猝不及防，被驚馬顛翻墜地，但右腳卻被鞍套住，驚馬拖著蔣介石跑了七八米，蔣介石雖然性命無虞，右腳卻受了傷。而且，在士兵麵前，將軍墜馬，主“出師不利”之兆，又出了個大洋相，所以蔣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較之右足之傷為甚。倒是隨軍侍奉的夫人陳潔如安慰他，說：“你從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說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盡管放心吧！”一番寬心話，說得蔣介石轉憂為喜，破涕而笑。
陳潔如說得有理，蔣介石的確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被袁世凱懸賞3000元通緝，在上海無立足之地，隻好連夜潛回奉化，跑到蕭王廟舅父孫琴鳳家裏躲藏。他的舅母遂讓他躲在家裏的閣樓上避禍。
次日，奉化縣衙得線人密報，知道蔣介石逃往蕭王廟孫家，立即派武秀才丁誌國率領兵丁前往蕭王廟搜捕。
兵丁們徑直來到孫家，四處搜索，均不見革命黨的影子，這時，有人發現了閣樓，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誌國暗中同情革命黨，料定蔣介石多半躲在上麵，便對兵丁說：“那是人家的臥室，咱們不能胡來，我一個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誌國上了閣樓，果然見到蔣介石正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瞪著他。丁誌國視若無睹，轉身下去對眾兵丁說：“上邊沒人，咱們再到別處去搜搜吧！”他臨出門又對蔣介石的孫家舅母說：“此處不可久留！”
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蔣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蔣家王朝的禦用文人們會拍馬屁，說蔣介石是“真龍天子”，自有神明護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屢屢大難未死，每每化險為夷。
蔣介石雖然聲稱信奉三民主義，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但他骨子裏卻依然未脫傳統中華文化中封建迷信的窠臼，對“神明護佑”一說是篤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門仙道，迷信陰陽風水之學，也熱衷於抽簽算命測字看相之術。因此，每次罹險脫身之後，蔣介石都要默默靜坐，禱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暗中保護，使自己有驚無險。
而實際上，蔣介石之“大難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觀條件囿限的結果，關鍵時刻，若沒有衛兵挺身保衛，蔣介石有十條命怕也早就丟了。即以在南昌閱兵時被顛落馬下的事為例，當時幸虧蔣介石穿的是馬靴，當那驚馬拖著蔣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後，馬靴從蔣介石的腳上脫落下來，這才使他保住了一條命。若說“護佑”應當說是“馬靴護佑”，若說感謝，倒是說該謝謝“馬靴”。
再說，蔣介石跌了足便到南昌陸軍醫院檢查，剛由大夫做了推拿手術，就傳來有人求見，蔣介石聽說何香凝來見，不假思索地說：“讓她進來見。”
片刻，何香凝在陳潔如的陪同下，來到了病房。會作畫的何香凝把一束鮮花獻給了他。蔣介石感謝地道：“何大姐送鮮花，可謂香花香凝。”
何香凝也笑了，說：“我這次來，帶的不是鮮花，而是對你的批評。可不巧你還在住院，有些話我是不想說的，但我千裏迢迢而來，也不能不說。”
蔣介石道：“你是大姐，自家人，有話隨便說。”
“好，我就直說吧。”接著，何香凝就說：“我是大姐，我真心對你好，武漢對你的批評很烈，尤其是你要撤鮑遷都一說，搞得武昌滿城風雨，這些事，你應該沉思默想。還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已經宣布，武漢政府是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正當詮釋者，也就是說孫夫人是支持武漢政府的。”
“還有什麽？”蔣介石一直默聽。
“我是說：有形勢就有變化，你不能一條道跑到黑，是不是該刹車了。這個主意還得你來拿。我隻是個建議而已。”
何大姐的一席話，確實對蔣介石發生了作用。2月初，又在廬山舉行會議，由譚延闓、朱培德、宋子文從中調停，蔣介石隻得同意遷都武漢，並放棄了驅逐鮑羅廷的主張。不得不於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的決定。
蔣為什麽改變主意呢？
這是蔣的緩兵之計。因為，與武漢國民政府完全決裂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蔣介石於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在南昌先後兩次歡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鄂的大會上發表演講：
“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誌，明白地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到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誌，對於擁護政府、擁護本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
1927年3月10日—1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到會委員33人，蔣介石、張靜江、朱培德未到會。
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統一革命勢力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撤銷中央軍人部案》等案。
上述決議為了限製獨裁，提高民主，實際上取消了蔣介石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軍人部長等職務，限製了蔣介石個人的黨政軍權力，但仍保留了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
會議改選了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各中央機關。選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顧孟餘、孫科、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9人為中央常委。
中央政治委員除中央常委兼任外，宋子文、陳友仁、鄧演達、林祖涵、王法勤、宋慶齡6人當選。
選出了中央各部部長：組織部長汪精衛（暫由吳玉章代理），宣傳部長顧孟餘，農民部長鄧演達，工人部長陳公博，商民部長王法勤，婦女部長何香凝，海外部長彭澤民，青年部長孫科。
選舉蔣介石等15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汪精衛、唐生智、程潛、譚延闓、鄧演達、蔣介石、徐謙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
選汪精衛等28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闓、宋子文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這次會議對蔣介石是極為不利的，蔣介石失去了軍人部長、組織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特別重要的是《統一革命勢力案》，蔣更是反對有加。現抄錄如下：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聯席會議須立時召開，討論一般的合作方法，特別是以下各問題：
一、統一民眾運動，特別是農民與工人運動，共同指導。
二、國內少數民族問題。
三、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問題——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誌，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
四、設法使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機關報，關於兩黨相互之批評與記載，不違背合作之精神，兩黨聯席會議代表五人，即以中共之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五部長充任。
五、應即派代表三人參加第三國際會議，接洽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
這次會議大大削弱了總司令的權力，《中央執行委員組織大綱》、《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組織大綱案》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案》中規定：
“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行動機關”；“軍事委員會一切會議表決，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行之”；軍事委員會也不設主席，而由七人組成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之決議及發布命令，須有主席團委員四人簽字方生效力”；“軍事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所決議的重要案及辦法，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方生效力”；“總司令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軍官任免各出征動員，須經軍委會決議，提交中執會通過，再交司令部執行。
這些決議，使蔣介石的權力大大縮小了。而且《對全體賞訓令案》中，針對蔣介石的獨裁著重指出：
“自北伐軍興，軍事政治黨務集中個人，愈使政治之設施，不能受黨的領導，而隻受軍事機關之支配。此種製度，弊害甚多。”決定將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均集中於黨。 <h4>出爾反爾，蓄勢待發</h4>
且說蔣介石是獨裁者，他一時的退，正是為了進。麵對著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製約獨裁者的決議，蔣介石是不會苟同的！
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時間到了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回到上海。這時的蔣介石對一年前被他排擠走的汪精衛表現出了異常的熱情。此時蔣介石與武漢國民政府方麵矛盾很大，汪精衛去武漢，必增加反蔣陣營的力量，若能把汪精衛留在上海，幫自己一把，日子就好過一些。
“歡迎，歡迎，汪主席一行。”蔣介石異常高興，“今天我來請客。”
“李石曾已經安排好了。”汪精衛對一年前“蔣汪風波”還記憶猶新，說話不溫不火。
正如李宗仁在回憶中所說：“汪精衛當時的德望，和黨員的歸心，可說一時無兩。”
汪精衛回憶當時的情形是：回到上海的時候是4月1日，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等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誌都見麵了。見麵之後，蔣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讚成：一是趕走鮑羅廷；一是分黨。
汪精衛道：趕走鮑羅廷，我一個人沒有那麽大的力量。再是分共，與孫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不符。
蔣介石跳出來反擊：這些共產黨，我是恨死他們啦，他們一日不除，我是一日不安。在蔣介石帶動下，其餘人也加入了對共產黨的人身攻擊，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責任。
汪精衛開始是默默地靜聽各人的控訴，未作表示，最後鄭重地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聽了汪的發言，大家不寒而栗。
在上海的黨政要人在歡迎汪精衛時開了兩次會。出席者有吳敬恒（吳稚暉）、蔡元培、李煜瀛、鈕永鍵、汪兆銘（汪精衛）、蔣中正、宋子文、鄧澤如、古應芬、張人傑、李濟深、李宗仁等。
會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滬領導，幫助蔣介石反共滅共。而汪氏則始終袒共，一再申述總理的容共聯俄及工農政策不可擅變，同時為武漢中央的決策辯護：“中國麵對著的敵手不光是千年的封建王朝，還有一大串的外國列強。我們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打擊我們的敵人。不然的話，敵人沒打倒，倒亂了我們自己。子文，你是武漢政府派來的財政接收大員，我說的話對不對？”
至此，全會保持沉默不發一言的宋子文友好地點了點頭。
“汪老兄，你說話絕對些。我看共產黨不是什麽好鳥。你是吃了共產黨的薪水了吧？”
“你這是什麽話？我汪某是行得正站得直，不像有些人說話掖著藏著的。”
“既然是這樣，大家的要求你就答應吧？”
“要求什麽？”
“留在上海，一起革命。”
“幫助蔣介石，反對武漢政府，我不會答應。”
“你要不答應，我就下跪求你了！”吳稚暉一時激動，竟真的下跪在地上。
汪精衛見吳稚暉跪下來，連忙拔腿逃避，退上樓梯處，口中連說：“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場人都為之啼笑皆非。緊張的場麵，也充滿了滑稽的成分。接著汪精衛也乖巧地做了蔣介石的俘虜。
4月3日，蔣介石又召集以上這些人開會，作出了四項決定：
一、4月15日召集國民黨四中全會，解決“黨事糾紛”問題。由汪精衛通知陳獨秀，在開會之前，各地共產黨員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
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發命令一概無效。
三、由各軍隊、黨部、民眾團體、機關的最高長官和主要負責人對“在內陰謀搗亂者”予以製裁。
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反對政府的陰謀 團體，不準存在。
4月3日這一天，蔣介石還發通電，擁護汪精衛，通電全文如下：
廣州李總參謀長、龍華楊總司令、南京何總指揮、漢口唐總指揮、九江宋總指揮、陳總指揮並轉各軍軍長各師長均鑒：我軍勢力日益進展，東南已告底定，江北頻傳捷音，河南敵勢不振，當此革命大業功虧一簣之際，如能統一黨權，有全黨信賴之人，指導督促，疏解糾紛，排除障礙，國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國民眾渴望仰慕，黨國亦蒙受重大影響。中正曾經迭電促駕，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獲甘露，莫名欣慰。汪主席為本黨最忠實同誌，亦中正平日最敬愛之師友，關於黨國大計，業與懇談。中正深信汪主席複職後，必能貫徹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完成革命，以竟總理之遺誌。今後黨政主持有人，後顧無憂，中正得以專心軍旅，掃蕩軍閥，恪盡革命天職。凡我將士，自今以往，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事務，皆須在汪主席指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率全軍而服從之。至於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歸中央統籌；中正唯詞軍令，以明責任。各軍師長務遵此意，對汪主席絕對服從，誠意擁護，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真正黨權集中，達成本黨革命任務，以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特此電達，即希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