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心懷鬼胎，日本顯露猙獰</h4>
公元1931年9月18日深夜。沒有星光月亮。
黑夜掩蓋著罪惡，罪惡伴著黑夜發生，炮聲、槍聲交加，曳光彈在夜幕中拖著長長的尾巴，把人們從酣睡中驚醒……
原已根據不平等條約而駐紮在東北的不過一萬多人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突然發動進攻。第二天，日本軍隊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沈陽、長春等東北二十多座城市。二十多座城市同時飄起了日本的青天白日旗。繼而，四個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亡國慘痛之中。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發動的武裝侵華事件，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經過日本裕仁天皇長期地醞釀造成的，是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華戰略的繼續。
1862年，孝明天皇正式批準了長州藩的《長州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步，實現內部聯合和國家現代化，主旨在於增強國力。
第二步，向海外擴張，在日本與西方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區，也就是統一亞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這個政策，成為日本以後的基本國策。但此國策又在曆史的變遷中，不斷予以修改，增加內容和擴大規模。
明治革新後，明治天皇又進一步把《長州計劃》肯定下來，並付諸實施。為此他在各方麵積極準備。主要是進一步學習西方科技；積累資金和皇室財富，擴充軍備。
1894年，明治天皇開始實施侵略計劃。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鮮內亂，繼而侵占朝鮮；同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迫使中國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繼位：他的侵華行動是於1916年10月策劃刺殺張作霖，以吞並東三省。但此次刺殺計劃沒有成功。
1921年12月，大正天皇因病不能理事，由21歲的兒子裕仁攝政。裕仁攝政前，遊曆歐洲各國，網羅了許多日本留學生，這些人在以後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骨幹。他們主要在巴黎、蘇伊士和法蘭西三角地帶刺探和獲取最新工業技術，並用於改變日本國的新工業技術。裕仁攝政時謹慎地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憲政統治者，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現於世人麵前。但他暗地裏又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研究周邊各國情況，尤其是中國。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於1927年加冕。此時他已得知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但東三省麵積為本國的三倍，有精銳的東北軍，如果強取必然付出巨大的代價。裕仁為了不費一槍一彈而獲取東三省，起初對東北軍司令張作霖千方百計地拉攏，當研究認為蔣介石最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時，便徹底地拋棄了張。炸死張作霖，控製張學良。開始同蔣介石秘密磋商，最後達成一個不為人知的協定：裕仁支持蔣介石反共，但要蔣隻統治長城以南的中國土地；長城以北的滿蒙地區則由日本控製。等蔣介石的個人統治建立後，裕仁還希望蔣把西方的資本家趕出上海，以獨霸中國。按李宗仁說，蔣介石於訪日期間出賣了東三省，等他完成統一大業後，他又將在日本訂的密約從日本人手中騙回銷毀，使日本人無憑無據。這種說法，無文字可以證實，但日本方麵也諱莫如深。所以一般認為無此密約，但從以後事態發展來看，則又和密商之說吻合。權作蔣介石與日本的口頭許諾吧。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突然易幟使裕仁計劃落空。於是裕仁便產生了武力侵占東三省，驅逐張學良的念頭。在裕仁的密謀和策劃下，發生了開頭的一幕——“九一八”事變。
應該說，事件的突發，是蔣介石南京政府長期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把主要精力用於與汪、胡政治“分贓”和“剿共滅共”的政策上所導致的必然事件。
事變的爆發令國人大嘩。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國難已迫在眉睫！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喊出了億萬中國人心中的滿腔怒火。
然而蔣介石自有打算，他已經和裕仁有了口頭之約，在事變發生前就做好了前期工作：
7月12日，蔣對張學良發電：“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7月13日，於右任（楊虎城的靖國軍老上司）又電：“中央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誌宜加體會。”
7月23日，蔣介石向全國發出《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8月22日，蔣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
9月12日，蔣介石親到石家莊與張學良進行密談，令張不要抵抗，而求助於“國聯”調解。
9月16日，蔣又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采取這種態度，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所顧忌地用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由於民族危機已到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內部也出現急劇分化和破裂。
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占中國本土上的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工人農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經過四年多的低沉狀態後，也紛紛行動起來要求抗日，沉寂多時的城市重新沸騰起來。北平、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群情義憤，紛紛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發表通電，強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但得到的卻是蔣介石無情的鎮壓。
再說日本幾乎未遇到抵抗便占領了麵積三倍於本國的東三省後，侵略野心進一步膨脹。1932年1月28日開始策劃成立偽滿洲國，使東三省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為了轉移國際輿論和中國人民的視線，同日，日本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但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蔣介石還是不予積極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國聯幹涉，得到和平解決。1月29日，蔣介石確定應付“一·二八”的原則為“一麵預備交涉，一麵抵抗”。在方法上交涉開始以前，為國聯與九國公約國接洽，及至交涉開始時，同時向九國公約國聲明。“對日本先用非正式名義與之接洽，必須得其最大限製。”在程度上，“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又確定以“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全力守南京”。
2月18日，上海日軍司令植田謙右、總領事村井倉鬆分別向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限中國軍隊20日下午5時前撤退。中國方麵未予答複。3月1日，日軍向上海駐軍發起全線進攻。
天亮後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過天空，驚天動地的炮聲撕裂了晨靄，在震耳欲聾的坦克和裝甲車的重壓下，碎石鋪成的路麵驚惶不安地顫動著。一架架漆著太陽旗的飛機貼著江麵飛來，抖抖翅膀，扔下一顆顆重磅炸彈；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本海軍“名取”、“氪思”、“得內”、“由良”號巡洋艦也一齊開火，頓時繁華的市井化為一片火海。
此後，戰火彌漫了大上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燒的天空。
同時，大上海保衛戰開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國軍隊的掩護下，奮不顧身，順著街區往前奔跑，奔向槍聲最劇烈的地方。
胳膊上纏著紅十字標記的年輕護士，平時手無縛雞之力的市民，今天卻一個個扛起了擔架；剛從工廠裏出來的工人，順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鋒利的鋼釺；無法讀書的大、中學生，挨家挨戶募集門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鏡的教書先生，把長袍掖在腰間，不顧吱吱橫飛的流彈，跳上方桌，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
駐守上海的駐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和淞滬警備司令的指揮下，奮起抵抗，從而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
越來越多的市民湧上街頭匯成了一股股洶湧的人流，湧向前方。叫喊聲、咒罵聲、命令聲此起彼伏：
“到閘北去！到閘北去！”
“殺盡鬼子！殺盡鬼子！”
“鬼子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叫長官給咱們發槍！給大刀片也行，老百姓能打仗！”
“保衛大上海！上海不能失！”
人們的呼喊聲壓住了機槍的射擊聲，壓倒了坦克的履帶聲和迫擊炮彈尖利的爆炸聲。幾艘冒險駛入蘇州河的日本汽艇，還未拋錨，便連人帶船被平射炮彈掀翻在江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剛從水裏冒出頭來，眨眼間便被岸邊扔過來的石條石塊砸成了肉泥，喂了河裏的魚蝦。
日本海空軍發狂了。
從巡洋艦“出雲”、“川內”號上起飛的九二式水上攻擊機，猶如大雷雨前的撲燈蛾，不顧死活地竄進上海市區。它們那寬大的機身，幾乎擦著美豐洋行的屋頂，見工事就往下撂炸彈，見人就往下掃機槍。
“嗒嗒嗒”，蘇州河岸上躥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燒得焦枯的洋槐樹上掛滿了斷臂殘肢，暗紅色的血液在馬路上流淌……
偌大的祖國沒有製空權。
上海遭空襲！
上海人無處藏身！
傷員增加，無處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電報發往南京；一聲一聲呼叫著——“南京，南京國民政府……”
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力抵抗，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由於上海、南京是國民黨統治的心髒地區，當日本大舉增援後，南京政府迫於形勢也派出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率部赴上海參戰。可是蔣的基本方針依然是求和，害怕戰事擴大，引火燒身。
日本為了挑撥十九路軍和其他中國軍隊的關係，孤立十九路軍，竟故意放風說，日本隻與十九路軍作戰，不與南京政府以及其他中國軍隊為敵。蔣介石的嫡係何應欽立即下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許其他軍隊支持十九路軍。
再無援助的十九路軍根本無法阻擋源源不斷的日本增援部隊，3月2日，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宣布撤退，並發表通電，宣布：“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眾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戰，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寇猝增兩師，而我以後援不繼。自2月11日起，我軍日有重大傷亡，以至於正麵戰線，而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麵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麵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3月1日夜將全軍撤退到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
然而，無意抵抗的蔣介石卻正在和日本議和。5月5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允許日本軍隊在吳淞、閘北、江灣等地駐紮，而中國軍隊不能在上海周圍設防……”
蔣介石為了自己的私利，棄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真正成了民族的罪人。 <h4>張學良代蔣受過</h4>
再說北方。
麵對蔣介石的步步忍讓，日本卻絲毫沒有領情，不久又發動了“華北事變”。
1933年初，日寇開始向熱河進犯。
1月6日，日軍進攻山海關。山海關守軍何柱國部奮起還擊，安德馨營全體官兵300餘人力戰殉國。長城抗戰爆發。但因孤軍無援，沒有抵擋住日軍陸海軍聯合進攻的勢頭。
1月8日，山海關淪陷。之後，日軍開始向長城一線推進。聽了蔣介石話的張學良放棄了東三省，保留熱河、河北，苟延殘喘，靜候蔣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關戰事一開，張學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熱河、河北就不能保住。於是決定調長城以內的東北軍四萬人進入熱河布防。但是張學良對抵抗沒有把握，便致電蔣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受蔣介石之托開始北方之行。隨行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幹、內政部長黃紹竑、參謀部次長楊傑等。專車由南京經徐州隴海路經鄭州，再轉平漢路到達北平西站。宋子文抵達北平後，即在阜成門內原清朝順承王府會見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張學良，聽取前方情況的匯報。
2月18日，張學良陪同宋子文視察熱河。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在承德熱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歡迎會上，宋子文慷慨陳詞：“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決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是敵方占領我首都，亦無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間，宋子文、張學良等人在承德清宮清音閣召開一次軍事會議。會議期間，宋子文、張學良聯名致電日內瓦中國駐國聯代表團，表示中國軍民“決心抵抗日軍之進一步侵略”。張學良還與宋哲元等二十餘名高級將領發出通電，表示抗戰到底，呼籲國人支援。
為了確保熱河的防守，回北平後，宋子文還與張學良擬定了熱河保衛戰計劃草案，決定成立兩個集團軍，每集團軍轄3個軍團。第一集團總司令由張學良兼任。第二集團總司令由張作相擔任，轄孫殿英、湯玉麟各一軍團和張廷樞的第十二旅及馮占海等義勇軍。
在蔣介石不抵抗的大政方針下，2月21日，日軍糾合偽軍共10萬人，分三路進攻熱河，一路由綏中攻淩源，一路由錦州攻朝陽，一路由通遼攻開魯。當地守軍20萬人，不作抵抗，望風而逃。日軍長驅直入，於3月4日以百餘騎兵先頭部隊突入承德，熱河失陷，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裝滿了200多輛汽車，運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著逃走。
熱河失守，全國輿論嘩然。張學良自知失職，曾表示要親率王以哲等軍去與日軍拚殺，收複失地熱河，結果落空。
全國上下，一致譴責南京政府，並要求對張學良、湯玉麟等按軍法處置。迫於輿論的壓力，張學良於3月8日電請辭職，以謝罪於國人。南京政府同時發布命令：“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身兼邊疆重任，兼統軍旅，乃竟於前方軍事緊急，忠勇將士矢誌抗敵之時，畏忠棄職，貽誤軍機，深堪痛恨。著即先行逆職，交行政院、監察院同軍事委員會徹底嚴緝究辦，以肅綱紀。”
此後，全國輿論攻擊的矛頭開始指向不抵抗的蔣介石。蔣介石深感自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必須逼迫張學良下野，為自己戴罪受過。蔣介石要求張學良下野也有多種原因：一是北方的閻錫山軍隊和馮玉祥的舊部都因張學良曾在中原大戰中與己作對，所以不聽張學良指揮。這就無法靠張學良在北方指揮各軍抵抗日寇，而中央軍又不能調往北方。二是因為張學良體力不支，精神頹喪，統率諸軍精力不濟。三是蔣介石要張學良為自己戴罪受過。
3月9日，蔣介石約張學良在保定會晤。張學良抱著蔣介石可能決心抗日，並補充給東北軍充足的彈藥，以便讓自己戴罪立功，收複熱河的希望，從北平趕往保定。張學良到保定後，首先與先期到達的宋子文會麵。宋子文轉達了蔣介石的旨意：“失東北，丟熱河，中央與張均責無旁貸，全國輿論指責於委員長與總司令必須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憤。”
張學良隻得表示：“既然如此，請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職，嚴予處分，以謝國人。”
3月9日下午4時，蔣介石的專車到達保定，張學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車與蔣介石商談。蔣介石不待張學良開口，首先用很嚴肅的口氣對張學良說：“我接到你的辭職電報，知道你的誠意。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所以我決定同意你辭職，待機會再起。”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於次日飛往上海，免部下夜長夢多，並讓張學良到上海後趕快出洋治病。張學良表示：
“我不該丟失東北，早應引咎辭職，以申國法，振軍心……”張學良還提出：“日本野心要吞並中國，希望中央迅速調勁旅北上，收複熱河，保衛華北。”
蔣介石連聲說：“好，好，好！”
蔣介石離去之後，張學良失聲痛哭，並與隨從說：“蔣先生對日仍以外交為主，並想用黃郛（親日派）到北平來主持政務，專辦對日外交”，“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下野後，天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記得仿佛林肯有幾句話，說人民是欺騙不了的，我隻不過是個替罪羊，代人受過罷了。”
1933年3月21日，張學良通電下野，宋子文為其辦完了出國手續。
4月11日，張學良啟程赴歐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張學良後，蔣介石對宋子文說：“你為此事幫了忙。聽說你與張學良的交情不錯，做了不少工作。張學良這張牌還要打，等有一定時機再說。” <h4>日本亡我之心不死</h4>
轟動一時的長城抗戰失敗了，日寇越過長城直逼平津。
蔣介石為了全力“安內”，對於日本的侵略竟不加幹涉，1933年5月31日，他派親日派黃郛同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協議的主要內容為：
——中國軍隊退至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和以南地區。
——日本隨時用飛機偵察第一項之實施情況，中國方麵應予保護。
——日本認為中國方麵已執行以上條件後，即回歸長城一線。
——長城以南和延慶至蘆台一線以東以北為治安區，由中國警察機關執行。
協議將察北、冀東二十餘縣劃為不設防區。不僅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占領東北和熱河四省的合法化，更為危險的是它令華北門戶洞開，平津隨時可以被侵占。
1934年3月1日，日本宣布在偽滿洲國實行帝製，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4月17日，日本發表了獨占中國的“天羽聲明”，稱日本是東亞的主人、中國的保護者，任何國家不得染指中國，中國更不能與日本以外的任何國家發生關係。當年的5月14日，蔣介石便派代表與日本就“滿洲國”通車、通郵、長城設卡等問題達成協議，變相承認了偽滿洲國。
然而日本的野心並不止於此。裕仁天皇已經決定了“南進”的國策，意圖傾全國之力侵略中國。下一步就是華北。他指示“當前把南京政府對華北政權的影響，削弱到最低限度”。
此後的日本不斷在緩衝區製造事端，尋找借口逼迫蔣介石簽訂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的主要目的是讓中國在天津、河北的駐軍撤離，撤銷黨部和軍事委員會，將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撤職，同時壓製中國自發的反日行為；《秦土協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蒙古獨立。這樣日本就可以控製中國北方一線各省，為從北向南的全麵侵略做好了戰略準備。
1935年，日本開始積極策動漢奸在華北發動“五省自治運動”。
1936年9月23日，日本又提出七項要求：
——以河北、察哈爾、山東、山西、綏遠五省為緩衝區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內仍保留宗主權，唯一切其他權利和義務——如官吏之任免、賦稅之征收及軍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當地自治政府。
公元1931年9月18日深夜。沒有星光月亮。
黑夜掩蓋著罪惡，罪惡伴著黑夜發生，炮聲、槍聲交加，曳光彈在夜幕中拖著長長的尾巴，把人們從酣睡中驚醒……
原已根據不平等條約而駐紮在東北的不過一萬多人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突然發動進攻。第二天，日本軍隊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沈陽、長春等東北二十多座城市。二十多座城市同時飄起了日本的青天白日旗。繼而，四個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亡國慘痛之中。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發動的武裝侵華事件，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經過日本裕仁天皇長期地醞釀造成的，是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華戰略的繼續。
1862年，孝明天皇正式批準了長州藩的《長州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步，實現內部聯合和國家現代化，主旨在於增強國力。
第二步，向海外擴張，在日本與西方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區，也就是統一亞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這個政策，成為日本以後的基本國策。但此國策又在曆史的變遷中，不斷予以修改，增加內容和擴大規模。
明治革新後，明治天皇又進一步把《長州計劃》肯定下來，並付諸實施。為此他在各方麵積極準備。主要是進一步學習西方科技；積累資金和皇室財富，擴充軍備。
1894年，明治天皇開始實施侵略計劃。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鮮內亂，繼而侵占朝鮮；同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迫使中國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繼位：他的侵華行動是於1916年10月策劃刺殺張作霖，以吞並東三省。但此次刺殺計劃沒有成功。
1921年12月，大正天皇因病不能理事，由21歲的兒子裕仁攝政。裕仁攝政前，遊曆歐洲各國，網羅了許多日本留學生，這些人在以後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骨幹。他們主要在巴黎、蘇伊士和法蘭西三角地帶刺探和獲取最新工業技術，並用於改變日本國的新工業技術。裕仁攝政時謹慎地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憲政統治者，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現於世人麵前。但他暗地裏又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研究周邊各國情況，尤其是中國。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於1927年加冕。此時他已得知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但東三省麵積為本國的三倍，有精銳的東北軍，如果強取必然付出巨大的代價。裕仁為了不費一槍一彈而獲取東三省，起初對東北軍司令張作霖千方百計地拉攏，當研究認為蔣介石最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時，便徹底地拋棄了張。炸死張作霖，控製張學良。開始同蔣介石秘密磋商，最後達成一個不為人知的協定：裕仁支持蔣介石反共，但要蔣隻統治長城以南的中國土地；長城以北的滿蒙地區則由日本控製。等蔣介石的個人統治建立後，裕仁還希望蔣把西方的資本家趕出上海，以獨霸中國。按李宗仁說，蔣介石於訪日期間出賣了東三省，等他完成統一大業後，他又將在日本訂的密約從日本人手中騙回銷毀，使日本人無憑無據。這種說法，無文字可以證實，但日本方麵也諱莫如深。所以一般認為無此密約，但從以後事態發展來看，則又和密商之說吻合。權作蔣介石與日本的口頭許諾吧。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突然易幟使裕仁計劃落空。於是裕仁便產生了武力侵占東三省，驅逐張學良的念頭。在裕仁的密謀和策劃下，發生了開頭的一幕——“九一八”事變。
應該說，事件的突發，是蔣介石南京政府長期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把主要精力用於與汪、胡政治“分贓”和“剿共滅共”的政策上所導致的必然事件。
事變的爆發令國人大嘩。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國難已迫在眉睫！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喊出了億萬中國人心中的滿腔怒火。
然而蔣介石自有打算，他已經和裕仁有了口頭之約，在事變發生前就做好了前期工作：
7月12日，蔣對張學良發電：“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7月13日，於右任（楊虎城的靖國軍老上司）又電：“中央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誌宜加體會。”
7月23日，蔣介石向全國發出《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8月22日，蔣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
9月12日，蔣介石親到石家莊與張學良進行密談，令張不要抵抗，而求助於“國聯”調解。
9月16日，蔣又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采取這種態度，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所顧忌地用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由於民族危機已到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內部也出現急劇分化和破裂。
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占中國本土上的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工人農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經過四年多的低沉狀態後，也紛紛行動起來要求抗日，沉寂多時的城市重新沸騰起來。北平、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群情義憤，紛紛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發表通電，強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但得到的卻是蔣介石無情的鎮壓。
再說日本幾乎未遇到抵抗便占領了麵積三倍於本國的東三省後，侵略野心進一步膨脹。1932年1月28日開始策劃成立偽滿洲國，使東三省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為了轉移國際輿論和中國人民的視線，同日，日本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但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蔣介石還是不予積極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國聯幹涉，得到和平解決。1月29日，蔣介石確定應付“一·二八”的原則為“一麵預備交涉，一麵抵抗”。在方法上交涉開始以前，為國聯與九國公約國接洽，及至交涉開始時，同時向九國公約國聲明。“對日本先用非正式名義與之接洽，必須得其最大限製。”在程度上，“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又確定以“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全力守南京”。
2月18日，上海日軍司令植田謙右、總領事村井倉鬆分別向十九路軍和上海市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限中國軍隊20日下午5時前撤退。中國方麵未予答複。3月1日，日軍向上海駐軍發起全線進攻。
天亮後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過天空，驚天動地的炮聲撕裂了晨靄，在震耳欲聾的坦克和裝甲車的重壓下，碎石鋪成的路麵驚惶不安地顫動著。一架架漆著太陽旗的飛機貼著江麵飛來，抖抖翅膀，扔下一顆顆重磅炸彈；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本海軍“名取”、“氪思”、“得內”、“由良”號巡洋艦也一齊開火，頓時繁華的市井化為一片火海。
此後，戰火彌漫了大上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燒的天空。
同時，大上海保衛戰開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國軍隊的掩護下，奮不顧身，順著街區往前奔跑，奔向槍聲最劇烈的地方。
胳膊上纏著紅十字標記的年輕護士，平時手無縛雞之力的市民，今天卻一個個扛起了擔架；剛從工廠裏出來的工人，順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鋒利的鋼釺；無法讀書的大、中學生，挨家挨戶募集門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鏡的教書先生，把長袍掖在腰間，不顧吱吱橫飛的流彈，跳上方桌，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
駐守上海的駐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和淞滬警備司令的指揮下，奮起抵抗，從而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
越來越多的市民湧上街頭匯成了一股股洶湧的人流，湧向前方。叫喊聲、咒罵聲、命令聲此起彼伏：
“到閘北去！到閘北去！”
“殺盡鬼子！殺盡鬼子！”
“鬼子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叫長官給咱們發槍！給大刀片也行，老百姓能打仗！”
“保衛大上海！上海不能失！”
人們的呼喊聲壓住了機槍的射擊聲，壓倒了坦克的履帶聲和迫擊炮彈尖利的爆炸聲。幾艘冒險駛入蘇州河的日本汽艇，還未拋錨，便連人帶船被平射炮彈掀翻在江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剛從水裏冒出頭來，眨眼間便被岸邊扔過來的石條石塊砸成了肉泥，喂了河裏的魚蝦。
日本海空軍發狂了。
從巡洋艦“出雲”、“川內”號上起飛的九二式水上攻擊機，猶如大雷雨前的撲燈蛾，不顧死活地竄進上海市區。它們那寬大的機身，幾乎擦著美豐洋行的屋頂，見工事就往下撂炸彈，見人就往下掃機槍。
“嗒嗒嗒”，蘇州河岸上躥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燒得焦枯的洋槐樹上掛滿了斷臂殘肢，暗紅色的血液在馬路上流淌……
偌大的祖國沒有製空權。
上海遭空襲！
上海人無處藏身！
傷員增加，無處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電報發往南京；一聲一聲呼叫著——“南京，南京國民政府……”
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力抵抗，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由於上海、南京是國民黨統治的心髒地區，當日本大舉增援後，南京政府迫於形勢也派出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率部赴上海參戰。可是蔣的基本方針依然是求和，害怕戰事擴大，引火燒身。
日本為了挑撥十九路軍和其他中國軍隊的關係，孤立十九路軍，竟故意放風說，日本隻與十九路軍作戰，不與南京政府以及其他中國軍隊為敵。蔣介石的嫡係何應欽立即下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許其他軍隊支持十九路軍。
再無援助的十九路軍根本無法阻擋源源不斷的日本增援部隊，3月2日，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宣布撤退，並發表通電，宣布：“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眾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戰，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寇猝增兩師，而我以後援不繼。自2月11日起，我軍日有重大傷亡，以至於正麵戰線，而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麵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麵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3月1日夜將全軍撤退到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
然而，無意抵抗的蔣介石卻正在和日本議和。5月5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允許日本軍隊在吳淞、閘北、江灣等地駐紮，而中國軍隊不能在上海周圍設防……”
蔣介石為了自己的私利，棄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真正成了民族的罪人。 <h4>張學良代蔣受過</h4>
再說北方。
麵對蔣介石的步步忍讓，日本卻絲毫沒有領情，不久又發動了“華北事變”。
1933年初，日寇開始向熱河進犯。
1月6日，日軍進攻山海關。山海關守軍何柱國部奮起還擊，安德馨營全體官兵300餘人力戰殉國。長城抗戰爆發。但因孤軍無援，沒有抵擋住日軍陸海軍聯合進攻的勢頭。
1月8日，山海關淪陷。之後，日軍開始向長城一線推進。聽了蔣介石話的張學良放棄了東三省，保留熱河、河北，苟延殘喘，靜候蔣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關戰事一開，張學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熱河、河北就不能保住。於是決定調長城以內的東北軍四萬人進入熱河布防。但是張學良對抵抗沒有把握，便致電蔣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受蔣介石之托開始北方之行。隨行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幹、內政部長黃紹竑、參謀部次長楊傑等。專車由南京經徐州隴海路經鄭州，再轉平漢路到達北平西站。宋子文抵達北平後，即在阜成門內原清朝順承王府會見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張學良，聽取前方情況的匯報。
2月18日，張學良陪同宋子文視察熱河。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在承德熱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歡迎會上，宋子文慷慨陳詞：“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決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是敵方占領我首都，亦無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間，宋子文、張學良等人在承德清宮清音閣召開一次軍事會議。會議期間，宋子文、張學良聯名致電日內瓦中國駐國聯代表團，表示中國軍民“決心抵抗日軍之進一步侵略”。張學良還與宋哲元等二十餘名高級將領發出通電，表示抗戰到底，呼籲國人支援。
為了確保熱河的防守，回北平後，宋子文還與張學良擬定了熱河保衛戰計劃草案，決定成立兩個集團軍，每集團軍轄3個軍團。第一集團總司令由張學良兼任。第二集團總司令由張作相擔任，轄孫殿英、湯玉麟各一軍團和張廷樞的第十二旅及馮占海等義勇軍。
在蔣介石不抵抗的大政方針下，2月21日，日軍糾合偽軍共10萬人，分三路進攻熱河，一路由綏中攻淩源，一路由錦州攻朝陽，一路由通遼攻開魯。當地守軍20萬人，不作抵抗，望風而逃。日軍長驅直入，於3月4日以百餘騎兵先頭部隊突入承德，熱河失陷，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裝滿了200多輛汽車，運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著逃走。
熱河失守，全國輿論嘩然。張學良自知失職，曾表示要親率王以哲等軍去與日軍拚殺，收複失地熱河，結果落空。
全國上下，一致譴責南京政府，並要求對張學良、湯玉麟等按軍法處置。迫於輿論的壓力，張學良於3月8日電請辭職，以謝罪於國人。南京政府同時發布命令：“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身兼邊疆重任，兼統軍旅，乃竟於前方軍事緊急，忠勇將士矢誌抗敵之時，畏忠棄職，貽誤軍機，深堪痛恨。著即先行逆職，交行政院、監察院同軍事委員會徹底嚴緝究辦，以肅綱紀。”
此後，全國輿論攻擊的矛頭開始指向不抵抗的蔣介石。蔣介石深感自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必須逼迫張學良下野，為自己戴罪受過。蔣介石要求張學良下野也有多種原因：一是北方的閻錫山軍隊和馮玉祥的舊部都因張學良曾在中原大戰中與己作對，所以不聽張學良指揮。這就無法靠張學良在北方指揮各軍抵抗日寇，而中央軍又不能調往北方。二是因為張學良體力不支，精神頹喪，統率諸軍精力不濟。三是蔣介石要張學良為自己戴罪受過。
3月9日，蔣介石約張學良在保定會晤。張學良抱著蔣介石可能決心抗日，並補充給東北軍充足的彈藥，以便讓自己戴罪立功，收複熱河的希望，從北平趕往保定。張學良到保定後，首先與先期到達的宋子文會麵。宋子文轉達了蔣介石的旨意：“失東北，丟熱河，中央與張均責無旁貸，全國輿論指責於委員長與總司令必須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憤。”
張學良隻得表示：“既然如此，請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職，嚴予處分，以謝國人。”
3月9日下午4時，蔣介石的專車到達保定，張學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車與蔣介石商談。蔣介石不待張學良開口，首先用很嚴肅的口氣對張學良說：“我接到你的辭職電報，知道你的誠意。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所以我決定同意你辭職，待機會再起。”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於次日飛往上海，免部下夜長夢多，並讓張學良到上海後趕快出洋治病。張學良表示：
“我不該丟失東北，早應引咎辭職，以申國法，振軍心……”張學良還提出：“日本野心要吞並中國，希望中央迅速調勁旅北上，收複熱河，保衛華北。”
蔣介石連聲說：“好，好，好！”
蔣介石離去之後，張學良失聲痛哭，並與隨從說：“蔣先生對日仍以外交為主，並想用黃郛（親日派）到北平來主持政務，專辦對日外交”，“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下野後，天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記得仿佛林肯有幾句話，說人民是欺騙不了的，我隻不過是個替罪羊，代人受過罷了。”
1933年3月21日，張學良通電下野，宋子文為其辦完了出國手續。
4月11日，張學良啟程赴歐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張學良後，蔣介石對宋子文說：“你為此事幫了忙。聽說你與張學良的交情不錯，做了不少工作。張學良這張牌還要打，等有一定時機再說。” <h4>日本亡我之心不死</h4>
轟動一時的長城抗戰失敗了，日寇越過長城直逼平津。
蔣介石為了全力“安內”，對於日本的侵略竟不加幹涉，1933年5月31日，他派親日派黃郛同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協議的主要內容為：
——中國軍隊退至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和以南地區。
——日本隨時用飛機偵察第一項之實施情況，中國方麵應予保護。
——日本認為中國方麵已執行以上條件後，即回歸長城一線。
——長城以南和延慶至蘆台一線以東以北為治安區，由中國警察機關執行。
協議將察北、冀東二十餘縣劃為不設防區。不僅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占領東北和熱河四省的合法化，更為危險的是它令華北門戶洞開，平津隨時可以被侵占。
1934年3月1日，日本宣布在偽滿洲國實行帝製，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4月17日，日本發表了獨占中國的“天羽聲明”，稱日本是東亞的主人、中國的保護者，任何國家不得染指中國，中國更不能與日本以外的任何國家發生關係。當年的5月14日，蔣介石便派代表與日本就“滿洲國”通車、通郵、長城設卡等問題達成協議，變相承認了偽滿洲國。
然而日本的野心並不止於此。裕仁天皇已經決定了“南進”的國策，意圖傾全國之力侵略中國。下一步就是華北。他指示“當前把南京政府對華北政權的影響，削弱到最低限度”。
此後的日本不斷在緩衝區製造事端，尋找借口逼迫蔣介石簽訂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的主要目的是讓中國在天津、河北的駐軍撤離，撤銷黨部和軍事委員會，將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撤職，同時壓製中國自發的反日行為；《秦土協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蒙古獨立。這樣日本就可以控製中國北方一線各省，為從北向南的全麵侵略做好了戰略準備。
1935年，日本開始積極策動漢奸在華北發動“五省自治運動”。
1936年9月23日，日本又提出七項要求：
——以河北、察哈爾、山東、山西、綏遠五省為緩衝區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內仍保留宗主權，唯一切其他權利和義務——如官吏之任免、賦稅之征收及軍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當地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