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敢於挑戰“獨裁”的人</h4>
1960年陽春三月，楊柳吐絮，鳥語花香。
作為年過古稀的蔣介石，可在他的血管裏卻流淌著春天的血液。他決定再度出山，迎接六年一屆的“總統”競選。
此時蔣氏已完成兩任“總統”的任職。按照早已滅亡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6年，連選連任一次”。如果再度連任，即屬於“違憲”。蔣氏既要再當“總統”，又要避開“違憲”之嫌。怎麽辦呢？有人提出修改“憲法”。蔣介石連忙擺手說：萬萬不成。然則不修改“憲法”，蔣氏又怎麽連任呢？這可忙壞了蔣介石的智囊團。後來不知是哪位心腹想了一個高招，即通過大法官會議做成解釋決議，以台灣現有“國大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可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製。”這樣一改，既堅持不修“憲”，又使蔣氏連任不“違憲”，而且還可做“終身總統”，何樂不為呢！
說幹就幹。蔣介石讓他班底連夜通知，召集“國大代表”會議，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大家做了個舉手之勞，3月11日修訂完畢。
應該說蔣氏的這一舉動實屬荒謬可笑，因為當時台島完全處在蔣氏的獨裁專政之下，又在軍事戒嚴期，誰敢說話就會被扣上“共匪同路人”的紅帽子，但仍有人對蔣的荒謬之舉進行發難、對獨裁進行挑戰。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自由中國》雜誌的負責人雷震和主要撰稿人殷海光教授。
雷震，字儆寰，浙江長興人，1897年生。1916年中學畢業後赴日本留學，此間由戴季陶和張繼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2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學係，研究憲法學與政治學，接受現代民主理論的訓練。在政治方麵，他經驗老到。回國後擔任國民政府法製局編審、中央大學教授等職。1931年後從學界進入政界，上世紀40年代，雷震深受蔣介石信任，從抗戰末期到行憲之初，曆任參政會、政協及製憲國大的正副秘書長職務，負責各黨派的溝通協調，並參與製憲工作。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他先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監事”，以及《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負責人。同時，他也多次去香港，與香港的“第三勢力”進行溝通和斡旋。
殷海光沒有雷震那樣的複雜背景，他是一個學者、一個鬥士，有很強烈的信念，很獨立的人格，在《自由中國》裏扮演理論家的角色。殷海光畢業於西南聯大，師從金嶽霖學習邏輯學。其後曾任《中央日報》主筆、金陵大學主筆。1949年赴台，8月離開報界，被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聘為講師（1958年升為正教授），11月擔任《自由中國》編委。除了為《自由中國》撰寫過多篇邏輯嚴密、觀點犀利的社論、書評和論文，他還翻譯了海耶克（大陸譯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開始在《自由中國》連載。
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為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在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曾提供理論分析，認為組黨乃時勢所趨。當時殷海光與經濟學家夏道平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兩支健筆，也因為常激越地批評時政而與執政當局發生衝突。其中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是最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
從《自由中國》的刊名上可以看到雷震和殷海光身上閃光的東西。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啟蒙者。從胡適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這條思想脈絡也許可以折射自由主義在台灣的起承轉合。
“從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來台灣，一直到國民黨政權落到李登輝手上，這是一個由國民黨統治的漫長時期。如果說台灣有過一股自由主義力量的話，這個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因為國民黨而生存，也因為國民黨的失勢而消失。”錢永祥說，“如果說台灣有所謂自由主義的論述、自由主義的思潮、自由主義的言論的話，那麽，那是從《自由中國》半月刊開始的。”
1949年1月，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雷震與胡適、王世傑、杭立武等開始籌備《自由中國》的雜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胡適掛名發行人，雷震為實際負責人。
從創刊始，《自由中國》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適的很大影響。胡適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從哲學、史學、文學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無論是譽是謗，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
關於自由主義，他的闡述非常精到：“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這些理念無不體現在他的行為選擇中。
1958年4月，經蔣介石力邀，胡適同意來台定居並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推動學術研究。在台北的最後五年，胡適主張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灣發揮影響，並鼓舞出新的實踐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並肯定雷震聯合李萬居、高玉樹等本省人士組織新政黨的計劃。
雷震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自由中國》的初衷，是宣揚自由和民主，對抗共產主義。一開始，蔣介石、陳誠均同意這種做法，甚至提供物質支持。但雷震對共產黨的態度更多是出於思想和理論層次，而非權力之爭。他衷心相信，多黨製、代議製度、反對黨監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而蔣介石與國民黨右派人士卻認為，這套體製不僅無法應對共產黨的挑戰，反而提供他們進行分化滲透、遂行顛覆陰謀的空間。
隨著客觀環境的變遷，雙方思想和見解差距巨大，彼此衝突在所難免。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15篇社論，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國民黨借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為所欲為，殘害人權，浪費民族時光精力。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勵台灣能夠出現一個反對黨。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蔣介石當過兩任“總統”了，按照當時的“中華民國憲法”，不能再當第三任。
而蔣經國則發動多次言論的批評，包括用軍方刊物批評《自由中國》。50年代末，雷震開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觸，組建新政黨。
麵對雷震與殷海光的發難，開始蔣介石並不理茬，表現得寬宏大度，如期舉行“總統”大選，3月22日，蔣介石與陳誠分別如意當選第三任正、副“總統”。且說蔣介石對他的違憲行為不僅不感到內疚，反而大言不慚地標榜這是“民主的典範”。是民主還是獨裁，台灣人民心裏都是有數的。
1960年9月4日，就在蔣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總統”不滿四個月，便撕下寬宏大度的麵紗，下令逮捕《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同時逮捕主編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三人，罪名是“煽動叛亂”、“包庇匪諜”，四人分別被判處徒刑10年、12年、7年和5年。《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的命運。
9月13日，美國西海岸記者訪問蔣介石時問及雷震被捕原因，蔣說：雷震發行的《自由中國》“刊登文章，對共匪是有利的”。他說：“已有匪諜在該刊幕後作活動，逮捕雷震當然是有法律依據的”。蔣介石還表示：“這件事與雷震等組建反對黨的事無關，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灣從事政治活動，但是絕對不可參加顛覆的活動。”
蔣介石這種栽贓於人與欲蓋彌彰的說法，不僅不能為廣大公正史學家所接受，就連台灣“監察院”也對此案提出不同意見和看法。
在美中國著名學人、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於“雷案”發生後，即自美國接連電告蔣介石。第一封電報對雷震被捕表示抗議。第二封電報長達2000字，要求釋放雷震，並抄給台北李萬居的《公論報》發表，經《公論報》一再研究，覺其措辭嚴厲，不敢全文發表，隻發表了部分內容。據外電報道，這第二封電報主要內容是：一是抨擊台灣當局獨裁挑戰民主，拘捕雷震；二是反對蔣介石傳位於子，讓蔣經國擔任重要職務；三是要求蔣介石辭職，將其責任交“副總統”陳誠，“以達到民族複興”。
應該說，國民黨對“雷案”的判決，不僅在台灣島內引起輿論嘩然，而且在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製造了轟動中外的“雷震事件”，引起正義輿論的強烈譴責。 <h4>為子開道，逼陳下台</h4>
雷震事件後，蔣介石照當他的“總統”不誤。
應該說這是他的第三任“總統”。
時間到了1960年的5月，這天蔣介石6點起床，起床後靜坐片刻，再到健身房做健身運動約數分鍾，即開始工作。這時，蔣經國過來，向父親請了安，順便談一下當天的工作安排，正要轉身離開時，老蔣叫住了小蔣說：“你給我推薦的那個憲兵團長，讓我過目一下。”因為蔣介石為政多年，他相信麵相，相信個人第一感覺。國民黨退台後，對於重要人選都需蔣介石親自過目核定。當他深思熟慮後，並不事先告知當事人，就在報紙上刊登，致使一些調動者頗為被動。有一次，一個憲兵團長虛位出缺，蔣經國推薦他的二處處長陳其東出任。在經國的安排下，陳其東當天下午到了“總統府”，拜見了“總統”。當時蔣看到他儀表堂堂，五官端正，頗有好感。當即和顏悅色按所寫的資料詢問各項情況，仍覺滿意。最後問到陳的家眷在何處？陳答在湖南湘潭。蔣聽後告陳先回去，最後任命書遲遲未能發表。蔣之所以不同意陳調任憲兵團長，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陳是湖南湘潭人，與毛澤東是同鄉，同時家眷又留在故鄉引起蔣的疑慮。由此說明蔣介石與毛澤東勢不兩立，不共戴天。這也是他選人的一條不成文的原則，排擠毛澤東的同鄉。
身為“總統”，蔣介石相信麵相，相信風水。他認為之所以能當“總統”，是他浙江奉化老家的風水好，祖宗的墳地埋得是個地方。另外，他之所以一個勁地反攻大陸，還有一層說不出口的秘密，那就是家鄉的墳墓不要被共產黨扒了，風水破了。
越到老年，越是想家，葉落歸根，是他的最大願望，除了“反攻大陸”之外，還有望子成龍，傳位於子。想來想去，這種迫切感竟超過了“反攻大陸”。想想親美的吳國楨、孫立人、雷震等勢力雖然被清除了，但阻礙蔣經國接班的障礙依然存在。這一障礙在哪裏呢？他清楚地看到了陳誠勢力——這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大山。
且說陳誠之所以深得蔣介石信任，是因為蔣介石用人嚴守傳統親誼觀念，所用的不是他的黃埔係就是同鄉。而陳誠不僅具有這雙重身份，還對主子絕對忠誠，且他不貪汙、家教嚴謹。正因為如此，陳誠官運亨通，先是出任台灣省主席，後由他“組閣”，出掌“行政院”。1954年3月“國大”一屆二次會議上，由蔣介石提名當上了“副總統”。1957年國民黨八大召開時，陳誠又出任國民黨副總裁，同時仍兼“副總統”、“行政院長”等要職。1960年陳誠再度當選“副總統”。陳誠在台灣的地位，真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紅透半邊天。港台輿論盛傳陳誠將接蔣介石的班。
對於陳誠是蔣接班人的說法，一開始就有爭議，特別是在蔣經國身邊工作的人，他們不以為然，說：“這都是不了解內情的人說的話。真正的接班人是我們的經國部長。”據蔣經國心腹孫家麒回憶說：
早自1954年5月20日，陳誠先生就任副總統之日起，繼承權便已開始轉移了。這話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因為一：副總統的地位，雖然是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但並無實際力量，縱使再兼一個行政院長，在我們這個事實上等於總統製的國家裏，行政院長又能發揮什麽作用？俞鴻鈞先生雖任行政院長，還不是等於一名“高級傳達”？第二：陳誠先生雖然飛黃騰達甚早，然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軍人，在玩弄“政治權術”方麵，確是瞠乎人後；同時他對老先生忠心耿耿，很少培植私人勢力結黨營私，所以他缺乏一個有力的政治性集團，充當他的政治資本。第三：他的年齡雖比老先生年輕十幾歲，但他的健康情形，反而較老先生更差，也可能衰老得更快。太子先生則和他恰恰相反，在這三方麵都比他優越得多。在此之前，兩人明爭暗鬥相當尖銳。有時他還當麵故意給太子以難堪，但自登上“副總統”寶座之後，態度忽而大為改變，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一派禮賢下士的樣子，即對太子先生也委曲求全，遇事隱忍。大概他以為自己業已坐上第二把交椅，老先生百年之後，繼任者舍我求誰？因而放心大膽，篤定泰山了。這位先生真是名副其實的軍人頭腦，對於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經驗，還太缺乏。他不曉得太子先生幾年之間，在上下其手的搬運魔術下，所有的力量，都已無形中先後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吳下阿蒙，而已後來居上。
上述說法頗有一定道理，後來陳誠在蔣介石努力尋求第三次連任的問題上，看出了問題的實質，蔣並不想把身後的“總統”之位讓給他，原來他太天真了。後來，陳誠又被蔣的打手反咬一口：說是陳誠與反對蔣氏連任的雷震先生，狼狽為奸，遙相呼應，阻止蔣連任。這一點使陳誠身受其害，頓開茅塞。
時間到了1960年3月，蔣介石再度連任“總統”後，雖然再度授命陳誠“組閣”行政院，此時的陳誠已心灰意冷。頓開茅塞、聰明絕頂的陳誠，以重病在身為由，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行政院長”的請求。蔣介石既想傳位於子，但又冠冕堂皇，故不準辭職，給假休養一個月，其職由“副院長”王雲五暫代。一月假期屆滿之後，蔣又準假兩月。後因9月中旬台北發生風災，陳誠結束休假，勉強視事，但未打消辭意。同年11月國民黨“九大”召開之際，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提拔新進”，實則在逼陳誠交權。陳誠聽出其意，他再度提出辭職問題，蔣答應了他的要求。
在陳誠辭職後，蔣介石提議由嚴家淦任“行政院院長”。對此舉，在台灣政壇不少人不以為然，也有的瞠目結舌。嚴家淦是江蘇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比蔣經國大五歲，長期從事技術工作，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性官僚，他顯然到台灣時間很早，但長期在島內默默無聞。提議這樣的人擔任如此重要職務，似乎不太符合蔣介石用人的標準。
其實，蔣介石用嚴家淦來填補陳誠留下的空缺，顯現出他在政治權術上的老到。經過陳誠的鋪墊，蔣經國在組織上、特務政治上的經營，有比較好的基礎了。在陳誠之後，他不能再起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太大的人，否則，可能出現影響權力交接新的障礙。所以，他必須物色一個本事既不高，也沒有野心，沒有自己的勢力，不會與蔣經國爭權奪利的人，而嚴家淦正符合這樣的條件。
再說為國民黨效盡犬馬之勞的陳誠，到頭來仍被愛子勝於愛“國”的蔣介石踢出了權力場，心情不暢，舊病複發。1965年3月2日，台灣中央社播發了陳誠病危的公文：
“陳誠副總統曾因十二指腸潰瘍，而於民國三十七年於上海施行手術，在手術時發現肝髒有中等度硬化現象，經施行肝髒穿刺術，獲得小片肝組織做顯微鏡檢查，其結果仍支持肝癌之診斷。”
3月5日下午7時零5分，陳誠病逝台北，他的夫人譚祥、長子陳履安、次子陳履潔、長女陳幸、次女陳平均服侍在側。陳誠病逝，對蔣氏父子而言既悲且喜。悲的是從此蔣家又少了一位“忠臣”，在上個世紀5 0年代末6 0年代初，美國曾想用陳誠替代蔣介石，以便推行其“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計劃，遭到陳誠的拒絕，在陳誠病危彌留期間，他對蔣介石說，美國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對蔣家的忠心可見一斑。他在台灣的政績也是人們公認的。故此，蔣氏父子為陳誠大辦喪事，其規模當是台灣最大的一次。 <h4>教育經國，研究陽明</h4>
忠臣陳誠逝世後，蔣經國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馬上繼任“副總統”，一是威嚴不足，二是又怕恥於天下人笑話，於是蔣介石在1966年3月第四屆榮任“總統”之後，把陳誠留下來的這個“副總統”之位交給了嚴家淦，對經國嚴加培養，提示經國要讀點哲學，看問題就會更加全麵。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蔣介石不信“馬列”，獨信王陽明哲學。這是鮮為人知的。他一生著述頗豐，但是理論著作隻有王陽明哲學研究。他很崇拜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是因為王陽明也是浙江餘姚人。王陽明故居位於餘姚城區龍泉山北麓、陽明西路以北的武勝門西側。在大陸時，他曾登過龍泉山北麓，到過武勝門王陽明的故居，對王陽明的身世有一定的了解。
王陽明，又名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因築室讀書於故鄉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係浙江人，是我國古代有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曾任提督軍務都禦史。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6月14日，明王朝宗室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謀反，叛軍十萬，勢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順流而下。一路克安慶，逼南京，大有揮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勢，明朝廷上下震動，驚慌失措。這時，駐守在豐城的贛南巡撫王陽明迅速趕到吉安，果斷決策，調集軍隊，直搗叛軍老巢南昌。朱宸濠聞訊，急忙回師救援，王陽明與叛軍大戰鄱陽湖，僅用了35天時間，王陽明就大敗叛軍，在南昌附近的生米街生擒朱宸濠。一場危及江山社稷的大叛亂幾乎是在談笑間平定了。可是，王陽明立了如此大功，不但沒有得到朝廷的獎賞，反而遭到一係列的毀謗與陷害。明武宗甚至覺得王陽明這麽快就輕而易舉平定了叛亂丟了自己的麵子，認為像這樣的戰鬥應由他親自帶兵南征才能顯示“皇威”。宦官張忠之流又誣陷他與朱宸濠串通，武宗竟要王陽明放了朱宸濠讓他率軍與朱宸濠再戰……在這種情況下，王陽明連夜趕到錢塘，將朱宸濠交給太監，同時遵照武宗的旨意，重新報捷，將平叛的勝利歸功於武宗。這樣顧全了皇帝的麵子，才保證了王陽明的身家性命。
蔣介石所提倡的“力行”哲學，後來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找到了理論支持。因此，他便與王陽明哲學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蔣介石1949年12月10日退到台灣後，也把王陽明的論著帶到了台灣。又將他所居草山改為“陽明山”，以示對王陽明的尊崇。與此同時，他又在草山創立了反攻大陸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提倡“實踐”運動。
蔣介石不僅自己研究，還讓蔣經國深入了解王陽明哲學。1968年4月15日是蔣經國59歲生日。14日，蔣介石從日月潭給他寄來了一封情感交融的信：
經兒：
明日為你50晉9誕辰，明年即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處相祝，時用懷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陸象山（九淵）與朱晦庵（熹）二先生學術同異之點，尤其對“無極而太極”之說不同之意見，尚未能獲得結論，故不敢下斷語，然以現在太空探測所得之經驗解之，則太空乃無極之說近似也……今觀正中書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編宋元學案導言，共為15則，約25頁，如能先將此閱讀研考，則宋代以來之儒學係統，可得其大概。此乃為研究中國文化來源之不可缺者也……餘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出於陸象山簡易之法，教人以發明基本心為始事，此心有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所謂“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國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類之悲運，而大陸同胞，更無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當急起直追，以補先哲之缺憾，則幾矣。特書此以為爾壽也。
1960年陽春三月，楊柳吐絮，鳥語花香。
作為年過古稀的蔣介石，可在他的血管裏卻流淌著春天的血液。他決定再度出山，迎接六年一屆的“總統”競選。
此時蔣氏已完成兩任“總統”的任職。按照早已滅亡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6年，連選連任一次”。如果再度連任，即屬於“違憲”。蔣氏既要再當“總統”，又要避開“違憲”之嫌。怎麽辦呢？有人提出修改“憲法”。蔣介石連忙擺手說：萬萬不成。然則不修改“憲法”，蔣氏又怎麽連任呢？這可忙壞了蔣介石的智囊團。後來不知是哪位心腹想了一個高招，即通過大法官會議做成解釋決議，以台灣現有“國大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可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製。”這樣一改，既堅持不修“憲”，又使蔣氏連任不“違憲”，而且還可做“終身總統”，何樂不為呢！
說幹就幹。蔣介石讓他班底連夜通知，召集“國大代表”會議，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大家做了個舉手之勞，3月11日修訂完畢。
應該說蔣氏的這一舉動實屬荒謬可笑，因為當時台島完全處在蔣氏的獨裁專政之下，又在軍事戒嚴期，誰敢說話就會被扣上“共匪同路人”的紅帽子，但仍有人對蔣的荒謬之舉進行發難、對獨裁進行挑戰。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自由中國》雜誌的負責人雷震和主要撰稿人殷海光教授。
雷震，字儆寰，浙江長興人，1897年生。1916年中學畢業後赴日本留學，此間由戴季陶和張繼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2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學係，研究憲法學與政治學，接受現代民主理論的訓練。在政治方麵，他經驗老到。回國後擔任國民政府法製局編審、中央大學教授等職。1931年後從學界進入政界，上世紀40年代，雷震深受蔣介石信任，從抗戰末期到行憲之初，曆任參政會、政協及製憲國大的正副秘書長職務，負責各黨派的溝通協調，並參與製憲工作。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他先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監事”，以及《自由中國》半月刊雜誌負責人。同時，他也多次去香港，與香港的“第三勢力”進行溝通和斡旋。
殷海光沒有雷震那樣的複雜背景，他是一個學者、一個鬥士，有很強烈的信念，很獨立的人格，在《自由中國》裏扮演理論家的角色。殷海光畢業於西南聯大，師從金嶽霖學習邏輯學。其後曾任《中央日報》主筆、金陵大學主筆。1949年赴台，8月離開報界，被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聘為講師（1958年升為正教授），11月擔任《自由中國》編委。除了為《自由中國》撰寫過多篇邏輯嚴密、觀點犀利的社論、書評和論文，他還翻譯了海耶克（大陸譯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開始在《自由中國》連載。
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為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在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曾提供理論分析，認為組黨乃時勢所趨。當時殷海光與經濟學家夏道平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兩支健筆，也因為常激越地批評時政而與執政當局發生衝突。其中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是最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
從《自由中國》的刊名上可以看到雷震和殷海光身上閃光的東西。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啟蒙者。從胡適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這條思想脈絡也許可以折射自由主義在台灣的起承轉合。
“從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來台灣，一直到國民黨政權落到李登輝手上，這是一個由國民黨統治的漫長時期。如果說台灣有過一股自由主義力量的話，這個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因為國民黨而生存，也因為國民黨的失勢而消失。”錢永祥說，“如果說台灣有所謂自由主義的論述、自由主義的思潮、自由主義的言論的話，那麽，那是從《自由中國》半月刊開始的。”
1949年1月，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雷震與胡適、王世傑、杭立武等開始籌備《自由中國》的雜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胡適掛名發行人，雷震為實際負責人。
從創刊始，《自由中國》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適的很大影響。胡適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從哲學、史學、文學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無論是譽是謗，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
關於自由主義，他的闡述非常精到：“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這些理念無不體現在他的行為選擇中。
1958年4月，經蔣介石力邀，胡適同意來台定居並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推動學術研究。在台北的最後五年，胡適主張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灣發揮影響，並鼓舞出新的實踐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並肯定雷震聯合李萬居、高玉樹等本省人士組織新政黨的計劃。
雷震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自由中國》的初衷，是宣揚自由和民主，對抗共產主義。一開始，蔣介石、陳誠均同意這種做法，甚至提供物質支持。但雷震對共產黨的態度更多是出於思想和理論層次，而非權力之爭。他衷心相信，多黨製、代議製度、反對黨監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而蔣介石與國民黨右派人士卻認為，這套體製不僅無法應對共產黨的挑戰，反而提供他們進行分化滲透、遂行顛覆陰謀的空間。
隨著客觀環境的變遷，雙方思想和見解差距巨大，彼此衝突在所難免。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15篇社論，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國民黨借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為所欲為，殘害人權，浪費民族時光精力。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勵台灣能夠出現一個反對黨。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蔣介石當過兩任“總統”了，按照當時的“中華民國憲法”，不能再當第三任。
而蔣經國則發動多次言論的批評，包括用軍方刊物批評《自由中國》。50年代末，雷震開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觸，組建新政黨。
麵對雷震與殷海光的發難，開始蔣介石並不理茬，表現得寬宏大度，如期舉行“總統”大選，3月22日，蔣介石與陳誠分別如意當選第三任正、副“總統”。且說蔣介石對他的違憲行為不僅不感到內疚，反而大言不慚地標榜這是“民主的典範”。是民主還是獨裁，台灣人民心裏都是有數的。
1960年9月4日，就在蔣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總統”不滿四個月，便撕下寬宏大度的麵紗，下令逮捕《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同時逮捕主編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三人，罪名是“煽動叛亂”、“包庇匪諜”，四人分別被判處徒刑10年、12年、7年和5年。《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的命運。
9月13日，美國西海岸記者訪問蔣介石時問及雷震被捕原因，蔣說：雷震發行的《自由中國》“刊登文章，對共匪是有利的”。他說：“已有匪諜在該刊幕後作活動，逮捕雷震當然是有法律依據的”。蔣介石還表示：“這件事與雷震等組建反對黨的事無關，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灣從事政治活動，但是絕對不可參加顛覆的活動。”
蔣介石這種栽贓於人與欲蓋彌彰的說法，不僅不能為廣大公正史學家所接受，就連台灣“監察院”也對此案提出不同意見和看法。
在美中國著名學人、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於“雷案”發生後，即自美國接連電告蔣介石。第一封電報對雷震被捕表示抗議。第二封電報長達2000字，要求釋放雷震，並抄給台北李萬居的《公論報》發表，經《公論報》一再研究，覺其措辭嚴厲，不敢全文發表，隻發表了部分內容。據外電報道，這第二封電報主要內容是：一是抨擊台灣當局獨裁挑戰民主，拘捕雷震；二是反對蔣介石傳位於子，讓蔣經國擔任重要職務；三是要求蔣介石辭職，將其責任交“副總統”陳誠，“以達到民族複興”。
應該說，國民黨對“雷案”的判決，不僅在台灣島內引起輿論嘩然，而且在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製造了轟動中外的“雷震事件”，引起正義輿論的強烈譴責。 <h4>為子開道，逼陳下台</h4>
雷震事件後，蔣介石照當他的“總統”不誤。
應該說這是他的第三任“總統”。
時間到了1960年的5月，這天蔣介石6點起床，起床後靜坐片刻，再到健身房做健身運動約數分鍾，即開始工作。這時，蔣經國過來，向父親請了安，順便談一下當天的工作安排，正要轉身離開時，老蔣叫住了小蔣說：“你給我推薦的那個憲兵團長，讓我過目一下。”因為蔣介石為政多年，他相信麵相，相信個人第一感覺。國民黨退台後，對於重要人選都需蔣介石親自過目核定。當他深思熟慮後，並不事先告知當事人，就在報紙上刊登，致使一些調動者頗為被動。有一次，一個憲兵團長虛位出缺，蔣經國推薦他的二處處長陳其東出任。在經國的安排下，陳其東當天下午到了“總統府”，拜見了“總統”。當時蔣看到他儀表堂堂，五官端正，頗有好感。當即和顏悅色按所寫的資料詢問各項情況，仍覺滿意。最後問到陳的家眷在何處？陳答在湖南湘潭。蔣聽後告陳先回去，最後任命書遲遲未能發表。蔣之所以不同意陳調任憲兵團長，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陳是湖南湘潭人，與毛澤東是同鄉，同時家眷又留在故鄉引起蔣的疑慮。由此說明蔣介石與毛澤東勢不兩立，不共戴天。這也是他選人的一條不成文的原則，排擠毛澤東的同鄉。
身為“總統”，蔣介石相信麵相，相信風水。他認為之所以能當“總統”，是他浙江奉化老家的風水好，祖宗的墳地埋得是個地方。另外，他之所以一個勁地反攻大陸，還有一層說不出口的秘密，那就是家鄉的墳墓不要被共產黨扒了，風水破了。
越到老年，越是想家，葉落歸根，是他的最大願望，除了“反攻大陸”之外，還有望子成龍，傳位於子。想來想去，這種迫切感竟超過了“反攻大陸”。想想親美的吳國楨、孫立人、雷震等勢力雖然被清除了，但阻礙蔣經國接班的障礙依然存在。這一障礙在哪裏呢？他清楚地看到了陳誠勢力——這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大山。
且說陳誠之所以深得蔣介石信任，是因為蔣介石用人嚴守傳統親誼觀念，所用的不是他的黃埔係就是同鄉。而陳誠不僅具有這雙重身份，還對主子絕對忠誠，且他不貪汙、家教嚴謹。正因為如此，陳誠官運亨通，先是出任台灣省主席，後由他“組閣”，出掌“行政院”。1954年3月“國大”一屆二次會議上，由蔣介石提名當上了“副總統”。1957年國民黨八大召開時，陳誠又出任國民黨副總裁，同時仍兼“副總統”、“行政院長”等要職。1960年陳誠再度當選“副總統”。陳誠在台灣的地位，真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紅透半邊天。港台輿論盛傳陳誠將接蔣介石的班。
對於陳誠是蔣接班人的說法，一開始就有爭議，特別是在蔣經國身邊工作的人，他們不以為然，說：“這都是不了解內情的人說的話。真正的接班人是我們的經國部長。”據蔣經國心腹孫家麒回憶說：
早自1954年5月20日，陳誠先生就任副總統之日起，繼承權便已開始轉移了。這話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因為一：副總統的地位，雖然是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但並無實際力量，縱使再兼一個行政院長，在我們這個事實上等於總統製的國家裏，行政院長又能發揮什麽作用？俞鴻鈞先生雖任行政院長，還不是等於一名“高級傳達”？第二：陳誠先生雖然飛黃騰達甚早，然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軍人，在玩弄“政治權術”方麵，確是瞠乎人後；同時他對老先生忠心耿耿，很少培植私人勢力結黨營私，所以他缺乏一個有力的政治性集團，充當他的政治資本。第三：他的年齡雖比老先生年輕十幾歲，但他的健康情形，反而較老先生更差，也可能衰老得更快。太子先生則和他恰恰相反，在這三方麵都比他優越得多。在此之前，兩人明爭暗鬥相當尖銳。有時他還當麵故意給太子以難堪，但自登上“副總統”寶座之後，態度忽而大為改變，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一派禮賢下士的樣子，即對太子先生也委曲求全，遇事隱忍。大概他以為自己業已坐上第二把交椅，老先生百年之後，繼任者舍我求誰？因而放心大膽，篤定泰山了。這位先生真是名副其實的軍人頭腦，對於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經驗，還太缺乏。他不曉得太子先生幾年之間，在上下其手的搬運魔術下，所有的力量，都已無形中先後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吳下阿蒙，而已後來居上。
上述說法頗有一定道理，後來陳誠在蔣介石努力尋求第三次連任的問題上，看出了問題的實質，蔣並不想把身後的“總統”之位讓給他，原來他太天真了。後來，陳誠又被蔣的打手反咬一口：說是陳誠與反對蔣氏連任的雷震先生，狼狽為奸，遙相呼應，阻止蔣連任。這一點使陳誠身受其害，頓開茅塞。
時間到了1960年3月，蔣介石再度連任“總統”後，雖然再度授命陳誠“組閣”行政院，此時的陳誠已心灰意冷。頓開茅塞、聰明絕頂的陳誠，以重病在身為由，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行政院長”的請求。蔣介石既想傳位於子，但又冠冕堂皇，故不準辭職，給假休養一個月，其職由“副院長”王雲五暫代。一月假期屆滿之後，蔣又準假兩月。後因9月中旬台北發生風災，陳誠結束休假，勉強視事，但未打消辭意。同年11月國民黨“九大”召開之際，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提拔新進”，實則在逼陳誠交權。陳誠聽出其意，他再度提出辭職問題，蔣答應了他的要求。
在陳誠辭職後，蔣介石提議由嚴家淦任“行政院院長”。對此舉，在台灣政壇不少人不以為然，也有的瞠目結舌。嚴家淦是江蘇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比蔣經國大五歲，長期從事技術工作，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性官僚，他顯然到台灣時間很早，但長期在島內默默無聞。提議這樣的人擔任如此重要職務，似乎不太符合蔣介石用人的標準。
其實，蔣介石用嚴家淦來填補陳誠留下的空缺，顯現出他在政治權術上的老到。經過陳誠的鋪墊，蔣經國在組織上、特務政治上的經營，有比較好的基礎了。在陳誠之後，他不能再起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太大的人，否則，可能出現影響權力交接新的障礙。所以，他必須物色一個本事既不高，也沒有野心，沒有自己的勢力，不會與蔣經國爭權奪利的人，而嚴家淦正符合這樣的條件。
再說為國民黨效盡犬馬之勞的陳誠，到頭來仍被愛子勝於愛“國”的蔣介石踢出了權力場，心情不暢，舊病複發。1965年3月2日，台灣中央社播發了陳誠病危的公文：
“陳誠副總統曾因十二指腸潰瘍，而於民國三十七年於上海施行手術，在手術時發現肝髒有中等度硬化現象，經施行肝髒穿刺術，獲得小片肝組織做顯微鏡檢查，其結果仍支持肝癌之診斷。”
3月5日下午7時零5分，陳誠病逝台北，他的夫人譚祥、長子陳履安、次子陳履潔、長女陳幸、次女陳平均服侍在側。陳誠病逝，對蔣氏父子而言既悲且喜。悲的是從此蔣家又少了一位“忠臣”，在上個世紀5 0年代末6 0年代初，美國曾想用陳誠替代蔣介石，以便推行其“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計劃，遭到陳誠的拒絕，在陳誠病危彌留期間，他對蔣介石說，美國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對蔣家的忠心可見一斑。他在台灣的政績也是人們公認的。故此，蔣氏父子為陳誠大辦喪事，其規模當是台灣最大的一次。 <h4>教育經國，研究陽明</h4>
忠臣陳誠逝世後，蔣經國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馬上繼任“副總統”，一是威嚴不足，二是又怕恥於天下人笑話，於是蔣介石在1966年3月第四屆榮任“總統”之後，把陳誠留下來的這個“副總統”之位交給了嚴家淦，對經國嚴加培養，提示經國要讀點哲學，看問題就會更加全麵。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蔣介石不信“馬列”，獨信王陽明哲學。這是鮮為人知的。他一生著述頗豐，但是理論著作隻有王陽明哲學研究。他很崇拜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是因為王陽明也是浙江餘姚人。王陽明故居位於餘姚城區龍泉山北麓、陽明西路以北的武勝門西側。在大陸時，他曾登過龍泉山北麓，到過武勝門王陽明的故居，對王陽明的身世有一定的了解。
王陽明，又名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因築室讀書於故鄉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係浙江人，是我國古代有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曾任提督軍務都禦史。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6月14日，明王朝宗室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謀反，叛軍十萬，勢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順流而下。一路克安慶，逼南京，大有揮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勢，明朝廷上下震動，驚慌失措。這時，駐守在豐城的贛南巡撫王陽明迅速趕到吉安，果斷決策，調集軍隊，直搗叛軍老巢南昌。朱宸濠聞訊，急忙回師救援，王陽明與叛軍大戰鄱陽湖，僅用了35天時間，王陽明就大敗叛軍，在南昌附近的生米街生擒朱宸濠。一場危及江山社稷的大叛亂幾乎是在談笑間平定了。可是，王陽明立了如此大功，不但沒有得到朝廷的獎賞，反而遭到一係列的毀謗與陷害。明武宗甚至覺得王陽明這麽快就輕而易舉平定了叛亂丟了自己的麵子，認為像這樣的戰鬥應由他親自帶兵南征才能顯示“皇威”。宦官張忠之流又誣陷他與朱宸濠串通，武宗竟要王陽明放了朱宸濠讓他率軍與朱宸濠再戰……在這種情況下，王陽明連夜趕到錢塘，將朱宸濠交給太監，同時遵照武宗的旨意，重新報捷，將平叛的勝利歸功於武宗。這樣顧全了皇帝的麵子，才保證了王陽明的身家性命。
蔣介石所提倡的“力行”哲學，後來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找到了理論支持。因此，他便與王陽明哲學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蔣介石1949年12月10日退到台灣後，也把王陽明的論著帶到了台灣。又將他所居草山改為“陽明山”，以示對王陽明的尊崇。與此同時，他又在草山創立了反攻大陸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提倡“實踐”運動。
蔣介石不僅自己研究，還讓蔣經國深入了解王陽明哲學。1968年4月15日是蔣經國59歲生日。14日，蔣介石從日月潭給他寄來了一封情感交融的信：
經兒：
明日為你50晉9誕辰，明年即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處相祝，時用懷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陸象山（九淵）與朱晦庵（熹）二先生學術同異之點，尤其對“無極而太極”之說不同之意見，尚未能獲得結論，故不敢下斷語，然以現在太空探測所得之經驗解之，則太空乃無極之說近似也……今觀正中書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編宋元學案導言，共為15則，約25頁，如能先將此閱讀研考，則宋代以來之儒學係統，可得其大概。此乃為研究中國文化來源之不可缺者也……餘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出於陸象山簡易之法，教人以發明基本心為始事，此心有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所謂“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國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類之悲運，而大陸同胞，更無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當急起直追，以補先哲之缺憾，則幾矣。特書此以為爾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