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放膽施才，金融壟斷形成</h4>
54歲的孔祥熙出掌財政部，一反宋子文照搬歐美理財方法，硬頂蔣介石的做派，完全以蔣介石馬首是瞻，凡是蔣介石想要的錢，他總是千方百計給予滿足。蔣介石自然從心底高興，也就放手讓孔祥熙在財政金融界大幹。委員長和財政部長再沒有了宋子文時代的那種齟齬和別扭，二人各有所得，如魚入水，優哉遊哉，好不暢快。
從1933年11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是孔祥熙理財措施比較順利的時期，也是他取得較大的成就的時期。這一方麵固然由於宋子文在任時為他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一方麵孔祥熙也確實下了大工夫。
孔祥熙上台之初，首先麵臨廢兩改元和白銀外流的雙重難關。在1931年至1933年期間，世界各國競相放棄金本位製，貶低貨幣。傾銷商品，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麵臨經濟大恐慌。中國貧弱的工商業經不起風吹雨打，搖搖欲墜。加之國內貨幣混亂，既有鑄有孫中山、袁世凱頭像的銀元流行，也有使用了上千年的散碎銀兩，這更使金融上的困難加重。當時的經濟學家和工商界人士均認為必須進行貨幣改革。首先是廢兩改元，使貨幣趨於統一，結算簡便易行。其次要改變銀本位製，采用當時世界通行的金匯兌本位製，以穩定金融，才有利於發展經濟。
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已經進行了大量準備工作。當時規定銀兩七錢一分五厘折合銀幣一元，並已從3月10日在上海開始實施。孔祥熙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後，“蕭規曹隨”，接著大力推行，由於符合民眾要求，進展十分順利。
孔祥熙兼任財長後，利用初期取得的成就和讚譽，和宋子文合力一起乘機奪取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又將原來的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設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加上原來的中央銀行，形成了“四行兩局”的金融中樞地位。同時又控製了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與新華銀行一起，形成了“小四行”的外圍組織。
孔祥熙為國民黨官僚資本壟斷國家經濟命脈做出了突出貢獻，在這當中，他的私人資本也迅速膨脹起來，孔氏家族先後創辦、接收的就有山西裕華銀行、祥記商行、慶記商行、揚子建業公司、嘉陵企業公司、利威汽車公司等等。有了財政、金融、經濟大權，孔祥熙還或明或暗地用白銀國有、發行法幣、公債投機、外匯管理、購買軍火、出售黃金等手法投機倒把，大發橫財，成了舊中國富甲天下的大財閥。
在為國民黨政府壟斷國家財政金融的努力中，孔祥熙充分顯示了他的精明和強幹。他為蔣介石立了大功，也為自己招來了怨憤和對頭。
在孔祥熙推銷公債的活動中，趨炎附勢的銀行家大有人在，而不願屈從的人也為數不少。
這邊，孔祥熙好不容易讓那些容易上當的和雖不情願但懾於淫威的人，購買了數千萬元的政府債券；而那邊，有些銀行家卻反其道而行之，中國銀行的董事長張嘉敖就是一位不聽其命的強硬派。他公開發表演說，反對蔣介石的內戰，大講日本才是真正的敵人。軍隊在剿共作戰方麵花錢太多，南京債券不值錢，我們不要受騙雲雲。他叫部屬大量拋售中國銀行持有的南京債券，致使南京債券一落千丈。張嘉敖還夥同交通銀行共同采取行動，拒絕為孔祥熙提供資金。這些事，令孔祥熙極為惱火。
對於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孔祥熙早就有覬覦之心。因為這兩家銀行的資金占舊中國全部銀行資金的近1/3。張嘉敖自恃有外國資本集團的支持，財大氣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裏。雙方便尖銳地對立起來。孔祥熙自有自己的心計，大權在握，氣勢洶洶，他下定決心要壟斷所有的銀行。他說：“這個令人討厭的張嘉敖，我一定要叫他滾蛋！”
一段時間內，孔祥熙閉門不出，策劃於密室，老謀深算。因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這兩家銀行，民眾對中國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將會失去信心，他的壟斷地位就會建立。
在此期間，他又請示了蔣介石。蔣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對這兩家銀行采取行動。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對這兩家銀行發起了一次“流言攻勢”。他一次又一次地約見工商業的資本家，含沙射影地對他們說：“困擾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銀行家們所作所為造成的。為什麽工商業資本家無法得到貸款？為什麽銀根這樣緊？為什麽利率這樣高？根子就在這裏。”
他和宋靄齡慷慨大方，一次次設宴招待這些憂心忡忡的資本家，引誘這些人向中國和交通銀行發泄不滿情緒，製造對立。在一次由青幫頭目杜月笙出麵召集的會議上，孔祥熙還信誓旦旦地對上海的工商業資本家說：“如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能夠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三銀行財團，整個實業界的狀況就會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低息貸款。”
通過一係列的活動，或流言，或行賄，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業資本家們感到極為不滿，他們認為南京政府和銀行家並不同情他們的困難，不願更多地扶植他們發展生產。一些企業的頭麵人物組成了一個叫做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的組織，要求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增加500萬元的救急款，無擔保貸給麵臨破產的企業，還要求南京政府發起一個以他們的資產或商品做擔保的大規模發展實業的借款計劃，使經濟從蕭條中得以恢複。
火被點起來了，孔洋洋得意。這些企業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來作為壓迫銀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為政府官員，抓住時機，來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協會、救濟協會、城市官員和上海銀行家又開了一係列會議。無論是在會內還是在會外，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種方式催促銀行家貸款。
胳膊擰不過大腿。銀行家們不得不答應，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商界銀行組成銀行財團，提供500萬元應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開較量，使上海銀行家處於被動挨打的態勢。他把民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業受困窘的狀況上，並把責任都推給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小銀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孔祥熙控製的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似乎與此毫無關聯。上海的銀行家們一再妥協退讓，十分謹慎地響應孔祥熙的號召，試圖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為，對於善良的人來說，是很難想象的。妥協和退讓並不能滿足蔣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運終於降臨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頭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須接管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該二行都必須增資而由政府控製半數以上的股份。由孔祥熙簽署的南京政府財政部給中國銀行的命令寫道：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宜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內官股五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元。隨文發給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預約券五張，仰即填具二千五百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
南京政府財政部給交通銀行的命令，除資本額外，其他內容均與此大體相同。這樣不撥一分一文現金，隻憑一道命令和幾張公債券，就控製了中國、交通二行。
孔祥熙勝利了，但其手段並不高明。孔祥熙對中國、交通銀行加入官股的辦法，純係巧取豪奪。因為撥付的官股不是現金，而是靠政府權力發行的公債券。所以，銀行賬麵上資金雖然增高，但庫存的現銀則依然如故。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國銀行的人事變動。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敖及董事長李銘免去現職，由宋子文兼任該兩職，任命張嘉敖為中央銀行第二副總裁。這個所謂的“第二副總裁”形同虛設，因為中央銀行一直是總裁孔祥熙、副總裁陳行所把持，“第二副總裁”必須聽命於孔祥熙和陳行。這當然是張嘉敖所無法忍受的，張以“疲憊”為由，請求辭去“第二副總裁”，並向交通銀行董事會提出準其常務董事請假。
接著，孔祥熙采取高壓和恐嚇手段，為中國、交通銀行的股東們辦理了正式的手續。中國銀行於1935年3月30日“選出”了新的董事會，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躋身其中。4 月20日，交通銀行召開股東會，孔祥熙的一些親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選為常務董事。
在奪取了中國、交通兩個銀行的權利之後，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3家重要的商業銀行——寧波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工業銀行，發起進攻。
1935年6月，上海的這3家商業銀行突然發現他們的“信譽垮台了”，沒有能力兌現他們發行的鈔票。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狀況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為由孔祥熙控製的中央、中國、交通3個銀行，囤積了這3家商業銀行的大量鈔票，為了整垮這3家商業銀行，便在一段時間內突然要求全部兌現，這當然是這3家商業銀行無法應付的。
這樣，南京政府便進一步施加壓力，強迫這3家商業銀行的經理們辭職。孔祥熙乘機在這3家商業銀行中，安插親信，培植勢力，控製了銀行新的董事會。還以“政府緊急增資”為由，向這3家商業銀行各撥500萬元，這樣又把這3家商業銀行完全控製了。
孔祥熙為了實現金融壟斷，步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後塵，不擇手段地對一般民族資本銀行進行控製、兼並和掠奪，逐步形成了全國的金融壟斷網。與宋子文一樣，孔也被毛澤東同誌稱之為“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和國民黨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他們的巨額財富是直接運用政治權力以超經濟的掠奪方式積蓄起來的，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進行的反革命內戰，對於官僚資本迅速膨脹具有特別重大的作用。 <h4>幣製改革，“四行”成為金融寡頭</h4>
推行法幣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財政部長之後的一次大的行動，也是中國近代貨幣史的一件大事。最先是宋子文提出來的，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堅持下來。
形勢是製定政策的依據。孔祥熙上台後，展現在他麵前的是，國內經濟進一步惡化；銀行擠兌，銀根奇緊，通貨緊縮，物價猛跌，工商業倒閉，金融業停歇。京、津、滬等大城市，人心浮動。孔祥熙主持的財政部也不得不承認：“人心恐慌，市麵更形蕭條，長此以往，經濟崩潰，必有不堪設想者。”
這就不得不認真考慮進行幣製改革問題了。
麵對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孔祥熙首先想謀求得到美國的支持，實施幣製改革。然而，美國政府擔心，如果貸款給中國政府，實施幣製改革，會激怒日本，因而對孔祥熙的要求反應冷淡。
這段時間，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倒“十分關心”，主動表示願意給南京政府貸款。但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惡毒的貸款要求，即要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中聘請日本顧問，要償還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對日借款，等等。很明顯，日本帝國主義是想通過苛刻的條件，給蔣介石政權一筆巨額貸款，從而控製整個中國的財政金融命脈。
由於蔣介石、孔祥熙的後台老板是美英壟斷資產階級，對於日本的這些要求，當然隻能采取回避的態度。
英國為了維持它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在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下，於1935年8月派首席經濟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負責為國民黨政府策劃幣製改革。經過孔祥熙、宋子文同李茲羅斯的多次商議，終於製定出采用紙幣流通的“法幣政策”，並提出把中國貨幣納入英鎊集團的幣製改革方案。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幣製改革堅決反對，它公然拒絕交出在上海和天津日商銀行所存的白銀。李茲羅斯專程趕到日本，會見了日本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外交大臣幣原，與他們多次協商，均毫無結果。
孔祥熙對日本不再抱任何希望，於1935年11月2日，以《財政部布告》和《財政部長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幣政策實施辦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兌換法幣辦法》以及《銀製品用銀管理規則》等。這個《法幣政策實施辦法》的主要內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1936 年2月，中國農民銀行發行之鈔票亦視同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二、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準發行之銀行鈔票，現在流通者，準其照常行使。其發行數額，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總額為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確定限期，逐漸以中央銀行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印發之新鈔，及已發收回之舊鈔悉數交由發行準備委員會保管。其核準印製中之新鈔，並俟印就時一並照交保管。
三、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發行準備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
五、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之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
六、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製買賣外匯。
南京政府實施幣製改革，所發行的紙幣定名為“法幣”。為何稱為“法幣”呢？這就是說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國家法律”賦予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具有無限法償的能力。所謂的無限法償是相對於有限法償而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規定：輔幣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額，超過限額對方可以拒絕收受，故稱為有限法償。而對於本位幣，每次授受的數量，則無限額，任何數量的本位幣，對方均不得拒絕收受。故稱為無限法償。法幣政策的實施，表明國民黨政府已放棄銀本位製，但是法幣沒有規定含金量，所以，它與黃金沒有直接的聯係。
孔祥熙和李茲羅斯經過多次籌劃，確定法幣以對英鎊的匯率來表示自己的價值，規定法幣1元等於英鎊l先令2便士半。這樣，法幣就同英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中國也成了英鎊集團中的半殖民地貨幣成員國之一。法幣雖不同白銀相聯係，但卻要把大量白銀運到倫敦出售後，換成英鎊存在英國做儲備，來維持法幣的穩定。那一段時間，國民黨政府存在倫敦的法幣準備金約有2500萬英鎊。
法幣與英鎊相聯係，引起美國的嫉妒和不滿，美國使用停止收購白銀、壓低銀價等手段，迫使蔣介石和孔祥熙同意與其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美國財政部以每盎司白銀按美元50分作價向中國續購白銀5000萬盎司，以維持法幣匯率。同時，確定法幣與美元的匯率為法幣100元等於美元30元，這樣，法幣又與美元掛上了鉤。
在發行法幣的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以白銀為“國有”的名義，進行集中。孔祥熙頒布的《兌換法幣辦法》規定，各地銀錢行號、商店、公共團體及個人，持有銀幣、生銀、銀錠或銀塊等，從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個月內，就近交各地兌換部門換取法幣。
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國、交通、農民4銀行收兌銀幣共達3億元。
由於發行法幣，停止使用白銀，農民不得不用白銀兌換法幣。當時農民用1元銀幣換1元已經貶值的“法幣”，立即損失實際價值1/3，即3角錢以上，這是一種封建性的掠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由此發了一筆橫財，從全國勞動人民身上又剝去一層皮。
法幣政策的實施，有利於英、美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的貨幣政策，加強對中國金融的控製，因法幣同英、美匯價聯係，當英、美匯價發生變動時，法幣價值也必須在英、美匯價上下限內變動。這就有利於英、美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在中國執行法幣政策時，英、美乘機大量收購白銀，集中了大量存款，積聚了更多的貨幣資本。到1937年7月31日為止，國民黨政府存在國外的黃金和外匯準備金共達13521萬美元，其中約7l%存在美國，30%存於倫敦和香港，這就進一步加強了英、美對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控製。
然而孔祥熙卻說：“美國對我國新幣製之讚助，豈獨利吾國人，其裨益外人與我共貿易者亦良多也。”
實施法幣政策，使國民黨政府加強了對商業銀行的控製。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壟斷。在這之前，市場上還流通著12家銀行所發行的紙幣。法幣政策推行以後，使得貨幣發行權完全集中於中央、中國、交、農4行，其他銀行的發行權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銀儲備一律移交各有關接收銀行。這樣，一般商業銀行為了得到法幣，必然要依賴國家資本的銀行，於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銀行，就可以利用法幣關係以及其他業務關係，直接或間接地來控製一般商業銀行。所以，幣製的統一，法幣的發行，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加速控製金融，確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在全國金融界的壟斷地位。
蔣介石委員長備加信任，孔祥熙春風得意，1935年11月被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委、國民黨黨史編委委員，再加上已有的現職（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他實際成了南京政府“執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h4>建立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再樹財政金融兩支柱</h4>
接著，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並以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兼任理事長，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為常務理事，掌握了業務用人大權。
中央信托局從1934年6月24日開始籌備，原為中央銀行直轄的一個局。籌備期間由中央銀行常務理事葉琢堂兼任籌備主任。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最初發表由張公權副總裁兼中央信托局局長，張度、劉攻芸為副局長，10月1日開始營業。
上午，中央信托局首先舉行了開業祝賀典禮。孔祥熙操著地道的山西話，發表了演說：“弟兄們！中央信托局今天正式掛牌營業了，這是一件大好事！我代表蔣委員長、代表汪院長，向你們表示祝賀！
“為什麽要成立中央信托局？因為政府有許多事情要委托商業機構經理，委托給誰誰就要賺錢。我們為什麽把錢白白給人賺去呢？自己出麵辦這樣一個機構，事情辦得又順手，錢又不會讓人白賺去，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當然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節約開支。減輕政府的負擔，這是一。其二，中央銀行限於國家銀行代理國庫的地位，事實上及手續上有許多事情都不便直接出麵辦理，而在中央銀行之下，組織這樣一個信托事業獨立機構，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啊，哈哈哈……”
孔祥熙這一笑，屬下自然心領神會，這是一個大有鈔票可賺的行當，而且是賺政府的錢，賺大宗的錢，那掌聲鼓起來可就熱烈多了。
孔祥熙兼起了這個信托局的理事長，那中央銀行委托給信托局的業務，就等於孔祥熙自己委托給自己，運行起來當然方便又好賺錢。
中央信托局注冊資本1000萬元，會計獨立。原訂的經營業務有：
1.國營投資事業；
2.各種信托業務；
54歲的孔祥熙出掌財政部，一反宋子文照搬歐美理財方法，硬頂蔣介石的做派，完全以蔣介石馬首是瞻，凡是蔣介石想要的錢，他總是千方百計給予滿足。蔣介石自然從心底高興，也就放手讓孔祥熙在財政金融界大幹。委員長和財政部長再沒有了宋子文時代的那種齟齬和別扭，二人各有所得，如魚入水，優哉遊哉，好不暢快。
從1933年11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是孔祥熙理財措施比較順利的時期，也是他取得較大的成就的時期。這一方麵固然由於宋子文在任時為他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一方麵孔祥熙也確實下了大工夫。
孔祥熙上台之初，首先麵臨廢兩改元和白銀外流的雙重難關。在1931年至1933年期間，世界各國競相放棄金本位製，貶低貨幣。傾銷商品，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麵臨經濟大恐慌。中國貧弱的工商業經不起風吹雨打，搖搖欲墜。加之國內貨幣混亂，既有鑄有孫中山、袁世凱頭像的銀元流行，也有使用了上千年的散碎銀兩，這更使金融上的困難加重。當時的經濟學家和工商界人士均認為必須進行貨幣改革。首先是廢兩改元，使貨幣趨於統一，結算簡便易行。其次要改變銀本位製，采用當時世界通行的金匯兌本位製，以穩定金融，才有利於發展經濟。
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已經進行了大量準備工作。當時規定銀兩七錢一分五厘折合銀幣一元，並已從3月10日在上海開始實施。孔祥熙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後，“蕭規曹隨”，接著大力推行，由於符合民眾要求，進展十分順利。
孔祥熙兼任財長後，利用初期取得的成就和讚譽，和宋子文合力一起乘機奪取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又將原來的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設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加上原來的中央銀行，形成了“四行兩局”的金融中樞地位。同時又控製了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與新華銀行一起，形成了“小四行”的外圍組織。
孔祥熙為國民黨官僚資本壟斷國家經濟命脈做出了突出貢獻，在這當中，他的私人資本也迅速膨脹起來，孔氏家族先後創辦、接收的就有山西裕華銀行、祥記商行、慶記商行、揚子建業公司、嘉陵企業公司、利威汽車公司等等。有了財政、金融、經濟大權，孔祥熙還或明或暗地用白銀國有、發行法幣、公債投機、外匯管理、購買軍火、出售黃金等手法投機倒把，大發橫財，成了舊中國富甲天下的大財閥。
在為國民黨政府壟斷國家財政金融的努力中，孔祥熙充分顯示了他的精明和強幹。他為蔣介石立了大功，也為自己招來了怨憤和對頭。
在孔祥熙推銷公債的活動中，趨炎附勢的銀行家大有人在，而不願屈從的人也為數不少。
這邊，孔祥熙好不容易讓那些容易上當的和雖不情願但懾於淫威的人，購買了數千萬元的政府債券；而那邊，有些銀行家卻反其道而行之，中國銀行的董事長張嘉敖就是一位不聽其命的強硬派。他公開發表演說，反對蔣介石的內戰，大講日本才是真正的敵人。軍隊在剿共作戰方麵花錢太多，南京債券不值錢，我們不要受騙雲雲。他叫部屬大量拋售中國銀行持有的南京債券，致使南京債券一落千丈。張嘉敖還夥同交通銀行共同采取行動，拒絕為孔祥熙提供資金。這些事，令孔祥熙極為惱火。
對於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孔祥熙早就有覬覦之心。因為這兩家銀行的資金占舊中國全部銀行資金的近1/3。張嘉敖自恃有外國資本集團的支持，財大氣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裏。雙方便尖銳地對立起來。孔祥熙自有自己的心計，大權在握，氣勢洶洶，他下定決心要壟斷所有的銀行。他說：“這個令人討厭的張嘉敖，我一定要叫他滾蛋！”
一段時間內，孔祥熙閉門不出，策劃於密室，老謀深算。因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這兩家銀行，民眾對中國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將會失去信心，他的壟斷地位就會建立。
在此期間，他又請示了蔣介石。蔣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對這兩家銀行采取行動。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對這兩家銀行發起了一次“流言攻勢”。他一次又一次地約見工商業的資本家，含沙射影地對他們說：“困擾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銀行家們所作所為造成的。為什麽工商業資本家無法得到貸款？為什麽銀根這樣緊？為什麽利率這樣高？根子就在這裏。”
他和宋靄齡慷慨大方，一次次設宴招待這些憂心忡忡的資本家，引誘這些人向中國和交通銀行發泄不滿情緒，製造對立。在一次由青幫頭目杜月笙出麵召集的會議上，孔祥熙還信誓旦旦地對上海的工商業資本家說：“如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能夠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三銀行財團，整個實業界的狀況就會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低息貸款。”
通過一係列的活動，或流言，或行賄，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業資本家們感到極為不滿，他們認為南京政府和銀行家並不同情他們的困難，不願更多地扶植他們發展生產。一些企業的頭麵人物組成了一個叫做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的組織，要求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增加500萬元的救急款，無擔保貸給麵臨破產的企業，還要求南京政府發起一個以他們的資產或商品做擔保的大規模發展實業的借款計劃，使經濟從蕭條中得以恢複。
火被點起來了，孔洋洋得意。這些企業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來作為壓迫銀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為政府官員，抓住時機，來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協會、救濟協會、城市官員和上海銀行家又開了一係列會議。無論是在會內還是在會外，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種方式催促銀行家貸款。
胳膊擰不過大腿。銀行家們不得不答應，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商界銀行組成銀行財團，提供500萬元應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開較量，使上海銀行家處於被動挨打的態勢。他把民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業受困窘的狀況上，並把責任都推給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小銀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孔祥熙控製的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似乎與此毫無關聯。上海的銀行家們一再妥協退讓，十分謹慎地響應孔祥熙的號召，試圖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為，對於善良的人來說，是很難想象的。妥協和退讓並不能滿足蔣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運終於降臨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頭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須接管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該二行都必須增資而由政府控製半數以上的股份。由孔祥熙簽署的南京政府財政部給中國銀行的命令寫道：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宜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內官股五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元。隨文發給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預約券五張，仰即填具二千五百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
南京政府財政部給交通銀行的命令，除資本額外，其他內容均與此大體相同。這樣不撥一分一文現金，隻憑一道命令和幾張公債券，就控製了中國、交通二行。
孔祥熙勝利了，但其手段並不高明。孔祥熙對中國、交通銀行加入官股的辦法，純係巧取豪奪。因為撥付的官股不是現金，而是靠政府權力發行的公債券。所以，銀行賬麵上資金雖然增高，但庫存的現銀則依然如故。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國銀行的人事變動。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敖及董事長李銘免去現職，由宋子文兼任該兩職，任命張嘉敖為中央銀行第二副總裁。這個所謂的“第二副總裁”形同虛設，因為中央銀行一直是總裁孔祥熙、副總裁陳行所把持，“第二副總裁”必須聽命於孔祥熙和陳行。這當然是張嘉敖所無法忍受的，張以“疲憊”為由，請求辭去“第二副總裁”，並向交通銀行董事會提出準其常務董事請假。
接著，孔祥熙采取高壓和恐嚇手段，為中國、交通銀行的股東們辦理了正式的手續。中國銀行於1935年3月30日“選出”了新的董事會，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躋身其中。4 月20日，交通銀行召開股東會，孔祥熙的一些親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選為常務董事。
在奪取了中國、交通兩個銀行的權利之後，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3家重要的商業銀行——寧波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工業銀行，發起進攻。
1935年6月，上海的這3家商業銀行突然發現他們的“信譽垮台了”，沒有能力兌現他們發行的鈔票。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狀況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為由孔祥熙控製的中央、中國、交通3個銀行，囤積了這3家商業銀行的大量鈔票，為了整垮這3家商業銀行，便在一段時間內突然要求全部兌現，這當然是這3家商業銀行無法應付的。
這樣，南京政府便進一步施加壓力，強迫這3家商業銀行的經理們辭職。孔祥熙乘機在這3家商業銀行中，安插親信，培植勢力，控製了銀行新的董事會。還以“政府緊急增資”為由，向這3家商業銀行各撥500萬元，這樣又把這3家商業銀行完全控製了。
孔祥熙為了實現金融壟斷，步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後塵，不擇手段地對一般民族資本銀行進行控製、兼並和掠奪，逐步形成了全國的金融壟斷網。與宋子文一樣，孔也被毛澤東同誌稱之為“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和國民黨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他們的巨額財富是直接運用政治權力以超經濟的掠奪方式積蓄起來的，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進行的反革命內戰，對於官僚資本迅速膨脹具有特別重大的作用。 <h4>幣製改革，“四行”成為金融寡頭</h4>
推行法幣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財政部長之後的一次大的行動，也是中國近代貨幣史的一件大事。最先是宋子文提出來的，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堅持下來。
形勢是製定政策的依據。孔祥熙上台後，展現在他麵前的是，國內經濟進一步惡化；銀行擠兌，銀根奇緊，通貨緊縮，物價猛跌，工商業倒閉，金融業停歇。京、津、滬等大城市，人心浮動。孔祥熙主持的財政部也不得不承認：“人心恐慌，市麵更形蕭條，長此以往，經濟崩潰，必有不堪設想者。”
這就不得不認真考慮進行幣製改革問題了。
麵對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孔祥熙首先想謀求得到美國的支持，實施幣製改革。然而，美國政府擔心，如果貸款給中國政府，實施幣製改革，會激怒日本，因而對孔祥熙的要求反應冷淡。
這段時間，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倒“十分關心”，主動表示願意給南京政府貸款。但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惡毒的貸款要求，即要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中聘請日本顧問，要償還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對日借款，等等。很明顯，日本帝國主義是想通過苛刻的條件，給蔣介石政權一筆巨額貸款，從而控製整個中國的財政金融命脈。
由於蔣介石、孔祥熙的後台老板是美英壟斷資產階級，對於日本的這些要求，當然隻能采取回避的態度。
英國為了維持它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在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下，於1935年8月派首席經濟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負責為國民黨政府策劃幣製改革。經過孔祥熙、宋子文同李茲羅斯的多次商議，終於製定出采用紙幣流通的“法幣政策”，並提出把中國貨幣納入英鎊集團的幣製改革方案。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幣製改革堅決反對，它公然拒絕交出在上海和天津日商銀行所存的白銀。李茲羅斯專程趕到日本，會見了日本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外交大臣幣原，與他們多次協商，均毫無結果。
孔祥熙對日本不再抱任何希望，於1935年11月2日，以《財政部布告》和《財政部長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幣政策實施辦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兌換法幣辦法》以及《銀製品用銀管理規則》等。這個《法幣政策實施辦法》的主要內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1936 年2月，中國農民銀行發行之鈔票亦視同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二、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準發行之銀行鈔票，現在流通者，準其照常行使。其發行數額，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總額為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確定限期，逐漸以中央銀行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印發之新鈔，及已發收回之舊鈔悉數交由發行準備委員會保管。其核準印製中之新鈔，並俟印就時一並照交保管。
三、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發行準備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
五、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之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
六、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製買賣外匯。
南京政府實施幣製改革，所發行的紙幣定名為“法幣”。為何稱為“法幣”呢？這就是說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國家法律”賦予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具有無限法償的能力。所謂的無限法償是相對於有限法償而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規定：輔幣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額，超過限額對方可以拒絕收受，故稱為有限法償。而對於本位幣，每次授受的數量，則無限額，任何數量的本位幣，對方均不得拒絕收受。故稱為無限法償。法幣政策的實施，表明國民黨政府已放棄銀本位製，但是法幣沒有規定含金量，所以，它與黃金沒有直接的聯係。
孔祥熙和李茲羅斯經過多次籌劃，確定法幣以對英鎊的匯率來表示自己的價值，規定法幣1元等於英鎊l先令2便士半。這樣，法幣就同英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中國也成了英鎊集團中的半殖民地貨幣成員國之一。法幣雖不同白銀相聯係，但卻要把大量白銀運到倫敦出售後，換成英鎊存在英國做儲備，來維持法幣的穩定。那一段時間，國民黨政府存在倫敦的法幣準備金約有2500萬英鎊。
法幣與英鎊相聯係，引起美國的嫉妒和不滿，美國使用停止收購白銀、壓低銀價等手段，迫使蔣介石和孔祥熙同意與其簽訂《中美白銀協定》，美國財政部以每盎司白銀按美元50分作價向中國續購白銀5000萬盎司，以維持法幣匯率。同時，確定法幣與美元的匯率為法幣100元等於美元30元，這樣，法幣又與美元掛上了鉤。
在發行法幣的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以白銀為“國有”的名義，進行集中。孔祥熙頒布的《兌換法幣辦法》規定，各地銀錢行號、商店、公共團體及個人，持有銀幣、生銀、銀錠或銀塊等，從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個月內，就近交各地兌換部門換取法幣。
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國、交通、農民4銀行收兌銀幣共達3億元。
由於發行法幣，停止使用白銀，農民不得不用白銀兌換法幣。當時農民用1元銀幣換1元已經貶值的“法幣”，立即損失實際價值1/3，即3角錢以上，這是一種封建性的掠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由此發了一筆橫財，從全國勞動人民身上又剝去一層皮。
法幣政策的實施，有利於英、美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的貨幣政策，加強對中國金融的控製，因法幣同英、美匯價聯係，當英、美匯價發生變動時，法幣價值也必須在英、美匯價上下限內變動。這就有利於英、美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在中國執行法幣政策時，英、美乘機大量收購白銀，集中了大量存款，積聚了更多的貨幣資本。到1937年7月31日為止，國民黨政府存在國外的黃金和外匯準備金共達13521萬美元，其中約7l%存在美國，30%存於倫敦和香港，這就進一步加強了英、美對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控製。
然而孔祥熙卻說：“美國對我國新幣製之讚助，豈獨利吾國人，其裨益外人與我共貿易者亦良多也。”
實施法幣政策，使國民黨政府加強了對商業銀行的控製。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壟斷。在這之前，市場上還流通著12家銀行所發行的紙幣。法幣政策推行以後，使得貨幣發行權完全集中於中央、中國、交、農4行，其他銀行的發行權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銀儲備一律移交各有關接收銀行。這樣，一般商業銀行為了得到法幣，必然要依賴國家資本的銀行，於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銀行，就可以利用法幣關係以及其他業務關係，直接或間接地來控製一般商業銀行。所以，幣製的統一，法幣的發行，使國民黨政府得以加速控製金融，確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在全國金融界的壟斷地位。
蔣介石委員長備加信任，孔祥熙春風得意，1935年11月被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委、國民黨黨史編委委員，再加上已有的現職（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他實際成了南京政府“執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h4>建立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再樹財政金融兩支柱</h4>
接著，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並以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兼任理事長，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為常務理事，掌握了業務用人大權。
中央信托局從1934年6月24日開始籌備，原為中央銀行直轄的一個局。籌備期間由中央銀行常務理事葉琢堂兼任籌備主任。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最初發表由張公權副總裁兼中央信托局局長，張度、劉攻芸為副局長，10月1日開始營業。
上午，中央信托局首先舉行了開業祝賀典禮。孔祥熙操著地道的山西話，發表了演說：“弟兄們！中央信托局今天正式掛牌營業了，這是一件大好事！我代表蔣委員長、代表汪院長，向你們表示祝賀！
“為什麽要成立中央信托局？因為政府有許多事情要委托商業機構經理，委托給誰誰就要賺錢。我們為什麽把錢白白給人賺去呢？自己出麵辦這樣一個機構，事情辦得又順手，錢又不會讓人白賺去，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當然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節約開支。減輕政府的負擔，這是一。其二，中央銀行限於國家銀行代理國庫的地位，事實上及手續上有許多事情都不便直接出麵辦理，而在中央銀行之下，組織這樣一個信托事業獨立機構，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啊，哈哈哈……”
孔祥熙這一笑，屬下自然心領神會，這是一個大有鈔票可賺的行當，而且是賺政府的錢，賺大宗的錢，那掌聲鼓起來可就熱烈多了。
孔祥熙兼起了這個信托局的理事長，那中央銀行委托給信托局的業務，就等於孔祥熙自己委托給自己，運行起來當然方便又好賺錢。
中央信托局注冊資本1000萬元，會計獨立。原訂的經營業務有：
1.國營投資事業；
2.各種信托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