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錢莊:為什麽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係——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於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裏，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絡。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絡脫胎於縱橫上萬公裏、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絡，而猶太金融網絡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絡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絡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程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絡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絡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於晉商貿易網絡覆蓋麵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製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程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程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隻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隻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程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程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絡。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係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絡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絡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於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係”，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係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曆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麵。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麵，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麵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采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係，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采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貨商和采購商缺乏商業信任。采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寧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采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采用的洋買辦製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匯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麵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製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了解市場，占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製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匯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誌，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匯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匯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匯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製錢莊的資金。【20】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匯豐銀行正是看準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隻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匯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匯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匯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隻要匯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匯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匯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匯豐的控製，而不得不變為匯豐的附庸。匯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匯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匯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匯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匯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係——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於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裏，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絡。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絡脫胎於縱橫上萬公裏、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絡，而猶太金融網絡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絡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絡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程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絡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絡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於晉商貿易網絡覆蓋麵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製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程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程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隻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隻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程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程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絡。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係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絡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絡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於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係”，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係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曆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麵。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麵，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麵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采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係，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采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貨商和采購商缺乏商業信任。采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寧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采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采用的洋買辦製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匯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麵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製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了解市場，占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製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匯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誌，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匯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匯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匯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製錢莊的資金。【20】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匯豐銀行正是看準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隻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匯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匯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匯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隻要匯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匯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匯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匯豐的控製，而不得不變為匯豐的附庸。匯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匯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匯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匯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匯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