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買辦憑藉外國侵略勢力與洋務派官僚建立了聯係,參加洋務派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買辦階級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經濟上有雄厚的實力,形成一種重要的反動社會力量。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官僚集團,日益明顯地成為買辦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飆突進的明治維新橫掃日本全國的同時,中國也在轟轟烈烈地推進洋務運動。中國與日本出於幾乎同樣的動機、處於幾乎一樣的地位、麵臨幾乎類似的問題,而最終結果卻有天壤之別,明治維新完全成功,而洋務運動則徹底失敗。


    是日本的初始條件優於中國嗎?中國雖然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法,割地賠款,但總體損失並未嚴重動搖國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使得大清帝國元氣大傷,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複古伊始,更是王權不穩,300多藩鎮割據未除,中央財政收入幾乎為零,貨幣體係混亂,兩者並無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製度更先進嗎?日本明治維新最終形成的是以長州、薩摩、肥前與土佐四藩為核心的明治寡頭政治與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利益相互鎖定的官僚財閥資產階級專政形態,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傑”與“九元老”。而大清帝國則是以李鴻章為核心的官僚與盛宣懷、席正甫為代表的洋買辦勢力集團所形成的官僚買辦階級。二者最大的差別是,財閥與洋買辦的利益取向不同,財閥以國家為自家,維護國家利益就是維護自身利益;買辦則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核心,挾洋自重,以外國勢力作為在中國進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籌碼,必要時,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這樣的比較可以無限製地進行下去,但問題的關鍵是在金融!


    鴉片貿易摧毀了清帝國本位貨幣的穩定;中央銀行缺位造成了貨幣的長期不統一;匯豐控製了中國的銀根;外國銀行滲透進中國的金融網絡;洋買辦壟斷著金融市場;信用創造的秘密未被中國深刻領悟,導致現代銀行業開辦過晚;巨額賠款和大借洋債,致使中國海關關稅、鹽稅、厘稅三大中央財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給外國銀行,中國財政稅收主權喪失殆盡,政府財源枯竭,加深了對洋債的依賴。


    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徹底淪喪,使得中國政治喪失獨立,經濟發展資金匱乏,軍事國防積貧積弱,科技、教育、文化無米下炊,淪落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這一切,正是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最本質的差別。


    漢冶萍公司的命運就是這一比較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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