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隻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麵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愷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複興之一日也。”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製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曆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製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隻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係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係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隻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係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於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製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隻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麵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麽，蘇聯為什麽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隻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麵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愷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複興之一日也。”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製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曆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製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隻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係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係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隻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係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於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製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隻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麵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麽，蘇聯為什麽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