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再融資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項目”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製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隻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h。張嘉h早年就讀於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h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係，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h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h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麵，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麵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製的武漢國民政府。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製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隻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h。張嘉h早年就讀於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h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係，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h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h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麵，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麵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製的武漢國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