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守著金飯碗挨餓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隨著幾聲槍響，巴黎公社最後一批戰士倒在了“公社社員牆”下，他們的眼裏充滿了無畏、憤怒，還有一絲遺憾和困惑。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在誕生僅僅兩個月後，就被殘酷地鎮壓了。到底是什麽讓革命的火焰熄滅得如此之快呢？
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錢，法蘭西銀行的錢！
任何一個政權，如果想要有組織地運轉國家機器，都需要錢。沒有錢就無法調動各種資源，也無法進行戰爭。巴黎公社就是一個血的教訓。
“法蘭西銀行成立於1800年，擁有投票權的200名股東有資格選出12名董事會成員。如果詳加分析，可以發現，這200名股東基本上是屬於同樣一幫人，就是控製著法蘭西銀行的44個主要家族。而且這些家族所擁有的席位是可以繼承的，在這中間有三個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變，他們就是馬利特、米臘博和羅斯柴爾德。前兩者屬於瑞士銀行家族，他們因為1799年秘密資助拿破侖‘霧月政變’而被拿破侖授權成立法蘭西銀行。羅斯柴爾德是後來興起的猶太銀行家族的代表。通過對法國當權的拿破侖政府、波旁王朝和奧爾良公爵政權進行·雲覆雨的金融運作，羅家開啟了在法國勢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為法蘭西銀行的核心成員。”【2】他們掌控的法蘭西銀行是巴黎金融業的核心，當時的巴黎不僅是法國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也是整個歐洲大陸的金融中心。它發行的法郎是法國的法定貨幣，它握有的外匯和黃金是法郎國際購買力的保證，它出售的債券是最高的信用級別，也是法國政府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蘭西銀行的銀行家們認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無產階級政權的目標，是反對資產階級，並從根本上打擊他們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麵，他們關心的是對普魯士的戰爭賠款及融資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後，對法蘭西銀行毫無觸及，但在賠款和融資問題上，無產階級政府肯定會堅持強硬的態度。不僅賠款數目可能會減少，而且融資也不一定由他們來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國民舉債，這樣一來，他們夢寐以求的戰爭債券大蛋糕，就會竹籃打水一場空。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的眼中隻有獲利！既然凡爾賽政府更容易駕馭，銀行家們的選擇也就顯而易見了。
掌握巴黎公社經濟政策的一派領袖，幼稚地認為巴黎公社的目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為法蘭西的中央政府，因此無權也沒有必要接管作為中央銀行的法蘭西銀行，任由這個銀行掌握在與凡爾賽有密切聯係的舊的管理局手中，鑄成了致命的大錯。
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誰掌握了法蘭西銀行，誰就掌握了法國的經濟命脈。這條命脈既決定了資源由誰調配，也決定了國家機器為誰服務。所以這不但是一個經濟上的錯誤，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正如恩格斯所說，假若公社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
公社存在的兩個多月時間裏，法蘭西銀行賬麵上僅現金就有數十億法郎。而公社隻申請和接受了銀行提供的可憐的1600萬法郎借款。公社沒有接管法蘭西銀行，結果就是守著金飯碗挨餓，而且無法迫使以羅斯柴爾德為首的銀行家們向凡爾賽政府施壓，逼迫他們和巴黎公社和談，反而讓銀行家們有機會向凡爾賽匯去2億多法郎！
有了這筆巨款，凡爾賽政府才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1萬多殘兵敗將的基礎上，隻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集結了11萬大軍向公社反撲。
正在這一關鍵時刻，為確保銀行家的利益，羅斯柴爾德直接介入普法戰爭後凡爾賽政府和俾斯麥關於賠款的談判。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在戰爭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爭吵。
最後，梯也爾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麵圜轉。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將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於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爭賠款。權衡利弊之後，俾斯麥隻得接受羅斯柴爾德50億法郎的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出麵立刻擺平。”【3】有了錢，什麽都好辦！“鐵血宰相”俾斯麥慷慨答應遣返數萬名法軍戰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爾賽軍隊穿過普魯士的防線向巴黎進攻。
令人扼腕長歎的是，當凡爾賽政府、俾斯麥和國際銀行家聯合起來剿滅他們的共同敵人巴黎公社，試圖奪回政權的時候，革命者們卻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師待遇這些瑣碎的事情上。於是，悲劇就這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銀行的威力源於它經營的商品——貨幣，而中央銀行的威力則源於它控製著貨幣的源頭。控製一個經濟體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控製這個經濟體的貨幣；而要控製一個經濟體的貨幣，最重要的就是控製創造貨幣的銀行體係，特別是中央銀行。
巴黎公社的教訓表明，沒有掌握經濟命脈的革命政權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擊。而現代社會中，銀行，特別是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係，對於一個政權和一個經濟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確指出，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要“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4】。
在巴黎公社失敗半個世紀後，正是列寧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變成了現實，列寧對銀行體係的認識與實踐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係的神經中樞”【5】。“現代的銀行同商業（糧食以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如此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於不‘插手’到銀行，就絕對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來。”
正是因為蘇聯牢牢控製了銀行係統，才使得它奇跡般地度過了數不清的困難，竟然在短短15年的時間裏，從一個落後的末流國家，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超級大國和共產世界的領袖。
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俄國慘敗告終開始，俄國在列強中淪落為可憐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為建設蘇維埃保存實力，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與德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10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喪失了90%的煤炭、73%的鐵礦石、54%的工業以及33%的鐵路，並向德國賠款60億馬克。緊接著就是蘇俄持續多年的內戰，局勢直到1923年才逐漸穩定下來。蘇聯成立之後，經濟工作逐步進入正軌，在國家控製下的銀行係統立刻對經濟複蘇和重工業崛起發揮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後，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就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當1939年，日軍與蘇軍在諾門罕迎頭相撞時，在7平方公裏的戰場上，在數百米寬的正麵，蘇軍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聲隆隆，日本關東軍精銳損失殆盡。在衛國戰爭時，強大的重工業生產能力保證了蘇聯向前方源源不斷地供應軍事裝備，直到攻克柏林。
沒有強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工業和國防。
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錢，法蘭西銀行的錢！
任何一個政權，如果想要有組織地運轉國家機器，都需要錢。沒有錢就無法調動各種資源，也無法進行戰爭。巴黎公社就是一個血的教訓。
“法蘭西銀行成立於1800年，擁有投票權的200名股東有資格選出12名董事會成員。如果詳加分析，可以發現，這200名股東基本上是屬於同樣一幫人，就是控製著法蘭西銀行的44個主要家族。而且這些家族所擁有的席位是可以繼承的，在這中間有三個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變，他們就是馬利特、米臘博和羅斯柴爾德。前兩者屬於瑞士銀行家族，他們因為1799年秘密資助拿破侖‘霧月政變’而被拿破侖授權成立法蘭西銀行。羅斯柴爾德是後來興起的猶太銀行家族的代表。通過對法國當權的拿破侖政府、波旁王朝和奧爾良公爵政權進行·雲覆雨的金融運作，羅家開啟了在法國勢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為法蘭西銀行的核心成員。”【2】他們掌控的法蘭西銀行是巴黎金融業的核心，當時的巴黎不僅是法國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也是整個歐洲大陸的金融中心。它發行的法郎是法國的法定貨幣，它握有的外匯和黃金是法郎國際購買力的保證，它出售的債券是最高的信用級別，也是法國政府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蘭西銀行的銀行家們認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無產階級政權的目標，是反對資產階級，並從根本上打擊他們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麵，他們關心的是對普魯士的戰爭賠款及融資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後，對法蘭西銀行毫無觸及，但在賠款和融資問題上，無產階級政府肯定會堅持強硬的態度。不僅賠款數目可能會減少，而且融資也不一定由他們來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國民舉債，這樣一來，他們夢寐以求的戰爭債券大蛋糕，就會竹籃打水一場空。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的眼中隻有獲利！既然凡爾賽政府更容易駕馭，銀行家們的選擇也就顯而易見了。
掌握巴黎公社經濟政策的一派領袖，幼稚地認為巴黎公社的目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為法蘭西的中央政府，因此無權也沒有必要接管作為中央銀行的法蘭西銀行，任由這個銀行掌握在與凡爾賽有密切聯係的舊的管理局手中，鑄成了致命的大錯。
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誰掌握了法蘭西銀行，誰就掌握了法國的經濟命脈。這條命脈既決定了資源由誰調配，也決定了國家機器為誰服務。所以這不但是一個經濟上的錯誤，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正如恩格斯所說，假若公社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
公社存在的兩個多月時間裏，法蘭西銀行賬麵上僅現金就有數十億法郎。而公社隻申請和接受了銀行提供的可憐的1600萬法郎借款。公社沒有接管法蘭西銀行，結果就是守著金飯碗挨餓，而且無法迫使以羅斯柴爾德為首的銀行家們向凡爾賽政府施壓，逼迫他們和巴黎公社和談，反而讓銀行家們有機會向凡爾賽匯去2億多法郎！
有了這筆巨款，凡爾賽政府才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1萬多殘兵敗將的基礎上，隻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集結了11萬大軍向公社反撲。
正在這一關鍵時刻，為確保銀行家的利益，羅斯柴爾德直接介入普法戰爭後凡爾賽政府和俾斯麥關於賠款的談判。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在戰爭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爭吵。
最後，梯也爾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麵圜轉。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將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於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爭賠款。權衡利弊之後，俾斯麥隻得接受羅斯柴爾德50億法郎的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出麵立刻擺平。”【3】有了錢，什麽都好辦！“鐵血宰相”俾斯麥慷慨答應遣返數萬名法軍戰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爾賽軍隊穿過普魯士的防線向巴黎進攻。
令人扼腕長歎的是，當凡爾賽政府、俾斯麥和國際銀行家聯合起來剿滅他們的共同敵人巴黎公社，試圖奪回政權的時候，革命者們卻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師待遇這些瑣碎的事情上。於是，悲劇就這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銀行的威力源於它經營的商品——貨幣，而中央銀行的威力則源於它控製著貨幣的源頭。控製一個經濟體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控製這個經濟體的貨幣；而要控製一個經濟體的貨幣，最重要的就是控製創造貨幣的銀行體係，特別是中央銀行。
巴黎公社的教訓表明，沒有掌握經濟命脈的革命政權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擊。而現代社會中，銀行，特別是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係，對於一個政權和一個經濟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確指出，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要“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4】。
在巴黎公社失敗半個世紀後，正是列寧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變成了現實，列寧對銀行體係的認識與實踐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係的神經中樞”【5】。“現代的銀行同商業（糧食以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如此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於不‘插手’到銀行，就絕對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來。”
正是因為蘇聯牢牢控製了銀行係統，才使得它奇跡般地度過了數不清的困難，竟然在短短15年的時間裏，從一個落後的末流國家，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超級大國和共產世界的領袖。
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俄國慘敗告終開始，俄國在列強中淪落為可憐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為建設蘇維埃保存實力，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與德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10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喪失了90%的煤炭、73%的鐵礦石、54%的工業以及33%的鐵路，並向德國賠款60億馬克。緊接著就是蘇俄持續多年的內戰，局勢直到1923年才逐漸穩定下來。蘇聯成立之後，經濟工作逐步進入正軌，在國家控製下的銀行係統立刻對經濟複蘇和重工業崛起發揮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後，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就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當1939年，日軍與蘇軍在諾門罕迎頭相撞時，在7平方公裏的戰場上，在數百米寬的正麵，蘇軍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聲隆隆，日本關東軍精銳損失殆盡。在衛國戰爭時，強大的重工業生產能力保證了蘇聯向前方源源不斷地供應軍事裝備，直到攻克柏林。
沒有強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工業和國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