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貨幣，為人民服務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適合農作物耕種，同時，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規律的季風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農作物的嚴重歉收，從而導致大規模的饑荒。
如果同美國相比，1945年的美國，650萬農戶養活1.4億人口，可耕種麵積高達3.65億英畝。而中國當時6500萬農戶養活著4億人口，可耕種麵積折合僅為2.17億英畝。
這樣的土地壓力和越來越重的稅賦，使得舊中國農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難以保持溫飽水平。農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維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們拾撿每一片落葉，每一顆枯草，每一個遺落的麥穗，來充當燃料。動物和人類的糞便被小心地收集起來，以恢複土地的肥力。
在中國，農業的目標與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新殖民國家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在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過剩而勞動力緊缺，而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因此，中國農業所追求的目標，是單位土地的最大產出量，而美國追求的是單位人口的最大產出量。中國農民可以在狹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勞動力不厭其煩地精耕細作，美國農民則將農業機械化和化學肥料等節省勞動力的措施放在首位，這些投入被龐大的人均占有農田均攤之後，成本變得相對便宜。但是，在中國人均土地稀少的情況下，這種投入就變得無法承受。
舊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和土地產出最大化導向的農業經濟，必然產生大規模的貧困和半就業狀態。在非農忙時間裏，農業人口不得不從事各種手工業來貼補微薄的農業收入。從舊中國的農業經濟係統來看，可以說是處在一個相當脆弱的平衡狀態，其抗天災人禍的財富緩衝層薄如蟬翼，農村手工業收入成為這個弱平衡高危險經濟係統的關鍵減壓閥。
此時，西方的經濟勢力以雷霆萬鈞的勢頭壓了上來。
工業革命時代所創造的大規模廉價機器製造的各類商品如潮水般湧進中國，本土手工紡織產品、木材製品、陶瓷產品、服裝鞋帽等越來越難以與西方產品在本土市場相抗衡。在喪失了手工業收入之後，農村經濟係統瀕於崩潰。中國本來可以采用高關稅的手段，來減緩西方經濟力量的破壞性衝擊，但西方列強決不允許落後國家采用自我保護政策，必要的時候，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采用武力。中國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關稅，並被西方列強把持了海關事務和金融體係。
1900～1940年，中國的農村經濟情況更加惡化，10%的富人擁有了53%的可耕種土地，土地出現高度壟斷。絕大多數農民淪為佃農，每年不得不繳納1/3～1/2的農產品作為租金，這樣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過半數的農民不得不每年借貸維持生存。當時中國農作物的借貸年息為85%，貨幣借貸的年息高達20%～50%！【11】在這種土地高度壟斷、租金極度盤剝、利息高度壓榨的情況下，農業經濟係統已遭到徹底顛覆，農民喪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經成為必然。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為什麽會在中國農村爆發革命，而是為什麽這麽晚才爆發革命！
毛澤東環視整個中國農村經濟版圖，發現許多地方的農村經濟已處在崩潰的邊緣，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潛力，特別是“在1926～1927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他提出的紅色割據的設想，絕非理論空想，而是基於生活實踐，並在農村經濟係統最為薄弱的湖南、江西開始了他的蘇區實踐。
根據地首先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地權由集中變成大體平均。原來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現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產外，其餘的都分到了直接從事生產的農民手中。
同時，政府還積極進行廢債運動，廢除加在農民身上的各種債務。首先是高利貸剝削製度，“工人農民該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另外，取消當鋪也是廢債運動的重要一環。過去當鋪主要以收取農民衣物為抵押來發放利息極高的貸款，而放款金額在抵押品價值的一半以下，農民遭受的剝削非常沉重。蘇區政府沒收了當鋪，典當物件不需要農民贖回，盡可能無代價歸還農民。
在保證農民有田可種的同時，還免收農業稅，讓農民充分享受勞動成果。這些措施，推動和保證了土地革命的順利發展，農民搞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高漲，對政府也十分擁護。農民聽不懂高深的馬列主義，但是他們非常明白蘇區政府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現實利益。任何一個政府，必須給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才有可能穩定地執政。
另一方麵，當時農村的經濟局麵卻非常混亂。一是現金外流，農村市場十分缺乏交易籌碼。現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紳和地主，因為害怕革命而紛紛攜帶現金外逃，造成市場現金籌碼奇缺，大小額交易均難以進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現金藏起來，不借給農民。這樣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無法出售換來現金，又借不到錢，有時連日常用品也無現金購買，生產和生活困難重重。二是手工業和商業資金匱乏，使再生產和購銷活動難以正常進行。許多大的工商業者抽逃資金，造成家庭手工業停產，工人和商鋪店員失業。三是金融市場嚴重混亂，流通的錢幣不下十餘種，金屬幣有各種銀元、銅錢，紙幣有國民黨銀行、外國銀行和華商銀行發行的各種紙幣，還有各地商號鋪戶發行的市票和軍閥、土豪們發行的雜幣。其中金屬幣在流通中往往減低成色、降低重量，紙幣名目繁多，價值不一，錢幣間比價行情多變，常常出現紙幣貶值形同廢紙的現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種錢幣兌換時從中漁利，農民往往上當吃虧，勞動所得幾經折價剝削後，所剩無幾。【12】農民極度渴望擁有自己的銀行和公平的貨幣！
蘇區的國家銀行，通過發行統一的貨幣，徹底改變了錢幣混亂的局麵，使農民免受錢幣兌換商的盤剝，又為農村市場貿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籌碼，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國家銀行為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對農民和手工業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決各項生產和經營方麵的資金需要，發放低息或無息的貸款，如種子貸款、耕牛貸款、肥料貸款等，農民拿到貸款購買肥料和農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農業產出得到大幅提高。
為了防止糧食價格波動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影響，國家銀行配合糧食調劑局積極調控糧食價格。“為了穩定市場，防止糧食價格大漲大落，國家銀行還向糧食調劑局發放貸款。秋收時，以合理的價格買進；農民缺糧時，再以合理的價格賣出，既保護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保證了農民群眾的利益。”【13】這些金融方麵的措施，解決了農民在土地、債務和糧食銷售方麵的困難，讓農業生產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恢複，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農民謝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沒有一點田地，隻有極少數的農具。謝仁地借了地主100擔穀田種，由於剝削重，一年隻能得到10擔穀，全家不夠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糧，割了禾，交了租，還了債，又沒有米下鍋，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後，他分到了地主的穀子、衣服和犁耙等農具，分田時全家分得了57擔穀田，7丈8尺的菜園地。分田後第一年，他收了72擔穀，還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糧40擔，交土地稅3擔外，還餘下29擔穀子。菜園種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還可以出賣，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轉。當時，布價雖然很貴，但他每年都要買兩匹。另外還要添置一些農具。【14】即使在蘇區的後期，由於軍費和政府的開支提高，“農民的負擔（包括農業稅、公債和借穀等）雖然不斷增加，但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農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農民的生活比較國民黨時代至少改良了一倍。農民的大多數，過去有許多時候吃不飽飯，困難的時候有些竟然要吃樹皮，吃糠麩，現在不但一般沒有饑餓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豐足了。過去大多數農民衣服著穿得很爛，現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兩倍”【15】。
政權的建立和穩固，革命戰爭的勝利，都離不開根據地。毛澤東曾幽默地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複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鬥，擴大發展，走向最後勝利。”
而根據地能存在，離不開根據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根據地農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時，也離不開貨幣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澤東所說：“隻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16】“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麽，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17】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為指導，蘇區金融製度的建立，處處為農民著想，從解決農村經濟的實際出發，國家銀行的措施極大地方便了農民的生活，樹立了蘇區貨幣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和愛戴。正是因為得了民心，在為了反“圍剿”而大規模擴充紅軍時，蘇區到處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當紅軍的動人場麵。
如果同美國相比，1945年的美國，650萬農戶養活1.4億人口，可耕種麵積高達3.65億英畝。而中國當時6500萬農戶養活著4億人口，可耕種麵積折合僅為2.17億英畝。
這樣的土地壓力和越來越重的稅賦，使得舊中國農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難以保持溫飽水平。農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維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們拾撿每一片落葉，每一顆枯草，每一個遺落的麥穗，來充當燃料。動物和人類的糞便被小心地收集起來，以恢複土地的肥力。
在中國，農業的目標與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新殖民國家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在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過剩而勞動力緊缺，而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因此，中國農業所追求的目標，是單位土地的最大產出量，而美國追求的是單位人口的最大產出量。中國農民可以在狹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勞動力不厭其煩地精耕細作，美國農民則將農業機械化和化學肥料等節省勞動力的措施放在首位，這些投入被龐大的人均占有農田均攤之後，成本變得相對便宜。但是，在中國人均土地稀少的情況下，這種投入就變得無法承受。
舊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和土地產出最大化導向的農業經濟，必然產生大規模的貧困和半就業狀態。在非農忙時間裏，農業人口不得不從事各種手工業來貼補微薄的農業收入。從舊中國的農業經濟係統來看，可以說是處在一個相當脆弱的平衡狀態，其抗天災人禍的財富緩衝層薄如蟬翼，農村手工業收入成為這個弱平衡高危險經濟係統的關鍵減壓閥。
此時，西方的經濟勢力以雷霆萬鈞的勢頭壓了上來。
工業革命時代所創造的大規模廉價機器製造的各類商品如潮水般湧進中國，本土手工紡織產品、木材製品、陶瓷產品、服裝鞋帽等越來越難以與西方產品在本土市場相抗衡。在喪失了手工業收入之後，農村經濟係統瀕於崩潰。中國本來可以采用高關稅的手段，來減緩西方經濟力量的破壞性衝擊，但西方列強決不允許落後國家采用自我保護政策，必要的時候，他們將毫不猶豫地采用武力。中國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關稅，並被西方列強把持了海關事務和金融體係。
1900～1940年，中國的農村經濟情況更加惡化，10%的富人擁有了53%的可耕種土地，土地出現高度壟斷。絕大多數農民淪為佃農，每年不得不繳納1/3～1/2的農產品作為租金，這樣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過半數的農民不得不每年借貸維持生存。當時中國農作物的借貸年息為85%，貨幣借貸的年息高達20%～50%！【11】在這種土地高度壟斷、租金極度盤剝、利息高度壓榨的情況下，農業經濟係統已遭到徹底顛覆，農民喪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經成為必然。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為什麽會在中國農村爆發革命，而是為什麽這麽晚才爆發革命！
毛澤東環視整個中國農村經濟版圖，發現許多地方的農村經濟已處在崩潰的邊緣，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潛力，特別是“在1926～1927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他提出的紅色割據的設想，絕非理論空想，而是基於生活實踐，並在農村經濟係統最為薄弱的湖南、江西開始了他的蘇區實踐。
根據地首先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地權由集中變成大體平均。原來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現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產外，其餘的都分到了直接從事生產的農民手中。
同時，政府還積極進行廢債運動，廢除加在農民身上的各種債務。首先是高利貸剝削製度，“工人農民該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另外，取消當鋪也是廢債運動的重要一環。過去當鋪主要以收取農民衣物為抵押來發放利息極高的貸款，而放款金額在抵押品價值的一半以下，農民遭受的剝削非常沉重。蘇區政府沒收了當鋪，典當物件不需要農民贖回，盡可能無代價歸還農民。
在保證農民有田可種的同時，還免收農業稅，讓農民充分享受勞動成果。這些措施，推動和保證了土地革命的順利發展，農民搞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高漲，對政府也十分擁護。農民聽不懂高深的馬列主義，但是他們非常明白蘇區政府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現實利益。任何一個政府，必須給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才有可能穩定地執政。
另一方麵，當時農村的經濟局麵卻非常混亂。一是現金外流，農村市場十分缺乏交易籌碼。現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紳和地主，因為害怕革命而紛紛攜帶現金外逃，造成市場現金籌碼奇缺，大小額交易均難以進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現金藏起來，不借給農民。這樣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無法出售換來現金，又借不到錢，有時連日常用品也無現金購買，生產和生活困難重重。二是手工業和商業資金匱乏，使再生產和購銷活動難以正常進行。許多大的工商業者抽逃資金，造成家庭手工業停產，工人和商鋪店員失業。三是金融市場嚴重混亂，流通的錢幣不下十餘種，金屬幣有各種銀元、銅錢，紙幣有國民黨銀行、外國銀行和華商銀行發行的各種紙幣，還有各地商號鋪戶發行的市票和軍閥、土豪們發行的雜幣。其中金屬幣在流通中往往減低成色、降低重量，紙幣名目繁多，價值不一，錢幣間比價行情多變，常常出現紙幣貶值形同廢紙的現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種錢幣兌換時從中漁利，農民往往上當吃虧，勞動所得幾經折價剝削後，所剩無幾。【12】農民極度渴望擁有自己的銀行和公平的貨幣！
蘇區的國家銀行，通過發行統一的貨幣，徹底改變了錢幣混亂的局麵，使農民免受錢幣兌換商的盤剝，又為農村市場貿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籌碼，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國家銀行為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對農民和手工業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決各項生產和經營方麵的資金需要，發放低息或無息的貸款，如種子貸款、耕牛貸款、肥料貸款等，農民拿到貸款購買肥料和農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農業產出得到大幅提高。
為了防止糧食價格波動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影響，國家銀行配合糧食調劑局積極調控糧食價格。“為了穩定市場，防止糧食價格大漲大落，國家銀行還向糧食調劑局發放貸款。秋收時，以合理的價格買進；農民缺糧時，再以合理的價格賣出，既保護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保證了農民群眾的利益。”【13】這些金融方麵的措施，解決了農民在土地、債務和糧食銷售方麵的困難，讓農業生產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恢複，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農民謝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沒有一點田地，隻有極少數的農具。謝仁地借了地主100擔穀田種，由於剝削重，一年隻能得到10擔穀，全家不夠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糧，割了禾，交了租，還了債，又沒有米下鍋，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後，他分到了地主的穀子、衣服和犁耙等農具，分田時全家分得了57擔穀田，7丈8尺的菜園地。分田後第一年，他收了72擔穀，還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糧40擔，交土地稅3擔外，還餘下29擔穀子。菜園種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還可以出賣，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轉。當時，布價雖然很貴，但他每年都要買兩匹。另外還要添置一些農具。【14】即使在蘇區的後期，由於軍費和政府的開支提高，“農民的負擔（包括農業稅、公債和借穀等）雖然不斷增加，但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農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農民的生活比較國民黨時代至少改良了一倍。農民的大多數，過去有許多時候吃不飽飯，困難的時候有些竟然要吃樹皮，吃糠麩，現在不但一般沒有饑餓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豐足了。過去大多數農民衣服著穿得很爛，現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兩倍”【15】。
政權的建立和穩固，革命戰爭的勝利，都離不開根據地。毛澤東曾幽默地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複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鬥，擴大發展，走向最後勝利。”
而根據地能存在，離不開根據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根據地農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時，也離不開貨幣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澤東所說：“隻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16】“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麽，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17】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為指導，蘇區金融製度的建立，處處為農民著想，從解決農村經濟的實際出發，國家銀行的措施極大地方便了農民的生活，樹立了蘇區貨幣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和愛戴。正是因為得了民心，在為了反“圍剿”而大規模擴充紅軍時，蘇區到處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當紅軍的動人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