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特區和蘇區央企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艘載滿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駛近贛州下遊一處時，船長讓船在西岸停了下來等候向導。突然，東岸響起“噠噠噠”的機槍聲。“快將船駛向東岸！”船長吩咐道。船工們拔起竹篙剛將船駛近東岸尚未停穩，岸上等候多時的蘇區江口貿易分局的工作人員便跳上船來。船長與他們打過招呼，便急忙高聲叫著“紅軍打劫了”，棄船“逃”回贛州。回去後，船長對布莊老板說：“不好了，一船布被紅軍給‘搶’走了！”老板不僅不著急，反而讚揚船長幹得好。過不了幾天，這船布匹的貨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莊。老板一算，整整賺了幾千銀元。而船長呢，還格外得到貿易局付給的數百塊銀元的酬謝費。
這奇特的場麵，在當年蘇區和國統區毗鄰的區域屢見不鮮。實際上，這是蘇區與國統區之間的一種特殊貿易方式。
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失敗後，加緊對中央蘇區進行經濟封鎖，斷絕了蘇區和國統區之間的貿易。蘇區的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鹽、布匹、煤油、西藥等也運不進來。一時間，蘇區一些物品的價格高漲，人心惶惶，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政府認識到這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專門成立了中央國民經濟部，下設對外貿易總局，負責發展對外貿易。同時出台了一係列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麵的合作；鼓勵國統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統區開設商店和采購站等。
“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18】在毛澤東的貿易大方針之下，毛澤民也積極參與進來。他認為蘇區的輸出物資價格便宜，利潤豐厚，國統區商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僅如此，他還同時利用軍閥的貪婪和內部矛盾，和他們進行地下交易。為了支持對外貿易，國家銀行從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中，撥出100萬作為外貿資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縣城的老百姓圍著政府貼出的一張告示議論紛紛：“蘇區地域，遍布寶藏。一旦開掘，國富民強。軍民報礦，一概有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
有人說：“瑞金縣的縣名，取自‘合生瑞氣，挖地得金’，地下寶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過話：“舉報有獎，誰不想得，快點去找吧！”
幾天過後，毛澤民收到紅軍送來的一封信和一塊烏黑發亮的石頭。信裏說有個叫“鐵山壟”的地方產鎢礦，在紅軍之前有廣東商人在那裏開礦，國外洋人說有多少要多少。毛澤民立即做了調查，一擔鎢砂能賣8塊大洋，而一擔稻穀才2塊，這簡直就是蘇區的聚寶盆！毛澤民喜出望外，這下國家銀行要成財主了！
贛南號稱“鎢都”，有大小鎢礦上百個。鎢鋼是製造槍械的關鍵材料，在國際上很搶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個參戰國爭相擴充軍備，鎢礦成了重要的戰略物資，洋人和地方軍閥壟斷鎢礦的收購，不計其數的鎢砂被源源不斷地傾銷到海外。
紅軍如果掌握了鎢礦這樣的戰略物資，就有了和國統區討價還價的本錢，將會在蘇區的封鎖線上撕開一個裂口，給蘇區帶來巨大收入。
1932年春，蘇區成立了中華鎢礦公司，領導與組織蘇區的鎢礦生產。毛澤民兼任鎢礦總經理。中華鎢礦公司是蘇區組建的第一家“國營企業”，支撐著整個蘇區的財政運轉。
當時，國民黨許多軍政要員都有自己的買賣。毛澤民便派人和贛州城內他們經營的貿易百貨商場取得了聯係。廣東軍閥陳濟棠，既炒黃金，又收鎢砂。他聽說有新的發財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親信與蘇區代表進行秘密談判。臨行前，陳濟棠鄭重囑咐：“忍辱負重，隻許成功。”
毛澤民也來到贛州城，親自部署鎢砂出口事宜。利用粵軍急於發財的想法，經過幾輪討價還價，硬是將鎢砂價格從最初的每擔8塊大洋抬高了將近7倍，談到了52塊大洋！很快，雙方達成了鎢砂交易秘密協定：蘇區進口貨物由駐防在贛州的軍閥部隊護送，從廣東運入蘇區，再從蘇區把鎢砂運回。雙方各得其便。
陳濟棠在贛州做上鎢砂生意後，其他粵軍軍官也都急紅了眼，蔣委員長的訓令早被拋在腦後，紛紛同蘇區做起買賣來，用食鹽和布匹交換蘇區的鎢砂和農副產品。中華鎢礦公司生產的鎢砂，被貼上印有“國防物資”的大封條，大搖大擺地由民團護送出境，換回了根據地急需的食鹽、布匹、西藥、軍火等，還有白花花的銀元。
就這樣，中華鎢礦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銷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華鎢礦公司共生產鎢砂4193噸，財政收入400多萬元，成為當時蘇區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央企”。鎢礦收入對粉碎蔣介石的經濟封鎖和四次“圍剿”，充實國家銀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蘇區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戰略物資打開貿易渠道外，還在蘇區邊界、交通運輸比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蘇區的“經濟特區”，稅收減半，動員和吸引國統區商販與蘇區進行貿易。通過發動和依靠蘇區群眾，建立堅強可靠的商品采購隊伍；通過建立與贛州大商號的秘密貿易關係，衝破了國民黨的層層經濟封鎖。
為了充分調動個體商戶搞貿易的積極性，蘇維埃政府同樣給予保護和鼓勵。規定：“保證商業自由，不應幹涉經常的商品市場關係”，“肩挑小販及農民直接賣出其剩餘生產者，一律免收商業稅。商業資本兩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稅”。因此，中央蘇區的一些小商小販不僅在蘇區的城鎮擺攤設點，而且經常潛入國統區采購緊缺物資。
同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圍繞貨幣與食鹽也展開鬥法。
國民黨對蘇區發行的銀幣非常惱火，於是派遣鑄幣專家，潛入中央蘇區，指揮當地土匪采用紅銅鍍銀的辦法鑄造劣質假銀幣。一時間，市場上假幣偽鈔泛濫成災，商人們拒絕接受蘇區鑄造的銀幣。蘇區政府立刻做出反應，組建假幣偵破組，重拳出擊，徹底端掉了國民黨安插在蘇區心髒的假幣製造窩點。
贛州商人發現蘇區政府支付的銀元，都是蘇區土造，質量不高，在國統區難以流通，所以他們隻接受墨西哥的“鷹洋”。國家銀行偏偏又生產不出“鷹洋”。毛澤民通過開明商人，從上海購進了一台“鷹洋”鑄幣機和一批鋼模用材，中央造幣廠放棄鑄造隻能在蘇區境內流通的1元銀幣，重點改鑄國統區通行的“鷹洋”，於是對外貿易又開始節節攀升，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俗話說：“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其中食鹽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蔣介石用來作為對付共產黨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國民黨政府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對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所謂的“計口售鹽”的辦法，對超量購買食鹽或知情不報者以“資匪通敵”治罪。
國民黨的這一招非常厲害，因為蘇區不產鹽，而每月食鹽需求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蘇區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
為了應對這一困局，蘇區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裝成乞丐到白區要飯，買了鹽裝在討米袋裏帶回來。蘇區政府還發動老百姓把糞桶做成雙層，利用到國統區挑糞的機會，將鹽放在底層挑回來，甚至把棺材改做雙層，上層放一些臭豬腸，下層放鹽，讓一些人裝作送葬，過關時，國民黨士兵遠遠聞著臭味，就讓運鹽的“送葬隊伍”通過了。
中央蘇區實行對外貿易與發展個體商業並舉，使蘇區商業出現繁榮景象，對於打破封鎖和促進蘇區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驚歎道：“1933年，中央蘇區對外出口貿易，超過1200萬元，他們闖破國民黨的封鎖，大獲其利。”
國家銀行在實踐中認識到，蘇區政府和國家銀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資的供給豐富程度和物價水平，隻有保證了物資供應，蘇區貨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擁護。
這奇特的場麵，在當年蘇區和國統區毗鄰的區域屢見不鮮。實際上，這是蘇區與國統區之間的一種特殊貿易方式。
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失敗後，加緊對中央蘇區進行經濟封鎖，斷絕了蘇區和國統區之間的貿易。蘇區的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鹽、布匹、煤油、西藥等也運不進來。一時間，蘇區一些物品的價格高漲，人心惶惶，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政府認識到這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專門成立了中央國民經濟部，下設對外貿易總局，負責發展對外貿易。同時出台了一係列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麵的合作；鼓勵國統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統區開設商店和采購站等。
“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18】在毛澤東的貿易大方針之下，毛澤民也積極參與進來。他認為蘇區的輸出物資價格便宜，利潤豐厚，國統區商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僅如此，他還同時利用軍閥的貪婪和內部矛盾，和他們進行地下交易。為了支持對外貿易，國家銀行從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中，撥出100萬作為外貿資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縣城的老百姓圍著政府貼出的一張告示議論紛紛：“蘇區地域，遍布寶藏。一旦開掘，國富民強。軍民報礦，一概有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
有人說：“瑞金縣的縣名，取自‘合生瑞氣，挖地得金’，地下寶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過話：“舉報有獎，誰不想得，快點去找吧！”
幾天過後，毛澤民收到紅軍送來的一封信和一塊烏黑發亮的石頭。信裏說有個叫“鐵山壟”的地方產鎢礦，在紅軍之前有廣東商人在那裏開礦，國外洋人說有多少要多少。毛澤民立即做了調查，一擔鎢砂能賣8塊大洋，而一擔稻穀才2塊，這簡直就是蘇區的聚寶盆！毛澤民喜出望外，這下國家銀行要成財主了！
贛南號稱“鎢都”，有大小鎢礦上百個。鎢鋼是製造槍械的關鍵材料，在國際上很搶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個參戰國爭相擴充軍備，鎢礦成了重要的戰略物資，洋人和地方軍閥壟斷鎢礦的收購，不計其數的鎢砂被源源不斷地傾銷到海外。
紅軍如果掌握了鎢礦這樣的戰略物資，就有了和國統區討價還價的本錢，將會在蘇區的封鎖線上撕開一個裂口，給蘇區帶來巨大收入。
1932年春，蘇區成立了中華鎢礦公司，領導與組織蘇區的鎢礦生產。毛澤民兼任鎢礦總經理。中華鎢礦公司是蘇區組建的第一家“國營企業”，支撐著整個蘇區的財政運轉。
當時，國民黨許多軍政要員都有自己的買賣。毛澤民便派人和贛州城內他們經營的貿易百貨商場取得了聯係。廣東軍閥陳濟棠，既炒黃金，又收鎢砂。他聽說有新的發財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親信與蘇區代表進行秘密談判。臨行前，陳濟棠鄭重囑咐：“忍辱負重，隻許成功。”
毛澤民也來到贛州城，親自部署鎢砂出口事宜。利用粵軍急於發財的想法，經過幾輪討價還價，硬是將鎢砂價格從最初的每擔8塊大洋抬高了將近7倍，談到了52塊大洋！很快，雙方達成了鎢砂交易秘密協定：蘇區進口貨物由駐防在贛州的軍閥部隊護送，從廣東運入蘇區，再從蘇區把鎢砂運回。雙方各得其便。
陳濟棠在贛州做上鎢砂生意後，其他粵軍軍官也都急紅了眼，蔣委員長的訓令早被拋在腦後，紛紛同蘇區做起買賣來，用食鹽和布匹交換蘇區的鎢砂和農副產品。中華鎢礦公司生產的鎢砂，被貼上印有“國防物資”的大封條，大搖大擺地由民團護送出境，換回了根據地急需的食鹽、布匹、西藥、軍火等，還有白花花的銀元。
就這樣，中華鎢礦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銷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華鎢礦公司共生產鎢砂4193噸，財政收入400多萬元，成為當時蘇區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央企”。鎢礦收入對粉碎蔣介石的經濟封鎖和四次“圍剿”，充實國家銀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蘇區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戰略物資打開貿易渠道外，還在蘇區邊界、交通運輸比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蘇區的“經濟特區”，稅收減半，動員和吸引國統區商販與蘇區進行貿易。通過發動和依靠蘇區群眾，建立堅強可靠的商品采購隊伍；通過建立與贛州大商號的秘密貿易關係，衝破了國民黨的層層經濟封鎖。
為了充分調動個體商戶搞貿易的積極性，蘇維埃政府同樣給予保護和鼓勵。規定：“保證商業自由，不應幹涉經常的商品市場關係”，“肩挑小販及農民直接賣出其剩餘生產者，一律免收商業稅。商業資本兩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稅”。因此，中央蘇區的一些小商小販不僅在蘇區的城鎮擺攤設點，而且經常潛入國統區采購緊缺物資。
同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圍繞貨幣與食鹽也展開鬥法。
國民黨對蘇區發行的銀幣非常惱火，於是派遣鑄幣專家，潛入中央蘇區，指揮當地土匪采用紅銅鍍銀的辦法鑄造劣質假銀幣。一時間，市場上假幣偽鈔泛濫成災，商人們拒絕接受蘇區鑄造的銀幣。蘇區政府立刻做出反應，組建假幣偵破組，重拳出擊，徹底端掉了國民黨安插在蘇區心髒的假幣製造窩點。
贛州商人發現蘇區政府支付的銀元，都是蘇區土造，質量不高，在國統區難以流通，所以他們隻接受墨西哥的“鷹洋”。國家銀行偏偏又生產不出“鷹洋”。毛澤民通過開明商人，從上海購進了一台“鷹洋”鑄幣機和一批鋼模用材，中央造幣廠放棄鑄造隻能在蘇區境內流通的1元銀幣，重點改鑄國統區通行的“鷹洋”，於是對外貿易又開始節節攀升，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俗話說：“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其中食鹽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蔣介石用來作為對付共產黨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國民黨政府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對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所謂的“計口售鹽”的辦法，對超量購買食鹽或知情不報者以“資匪通敵”治罪。
國民黨的這一招非常厲害，因為蘇區不產鹽，而每月食鹽需求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蘇區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
為了應對這一困局，蘇區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裝成乞丐到白區要飯，買了鹽裝在討米袋裏帶回來。蘇區政府還發動老百姓把糞桶做成雙層，利用到國統區挑糞的機會，將鹽放在底層挑回來，甚至把棺材改做雙層，上層放一些臭豬腸，下層放鹽，讓一些人裝作送葬，過關時，國民黨士兵遠遠聞著臭味，就讓運鹽的“送葬隊伍”通過了。
中央蘇區實行對外貿易與發展個體商業並舉，使蘇區商業出現繁榮景象，對於打破封鎖和促進蘇區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驚歎道：“1933年，中央蘇區對外出口貿易，超過1200萬元，他們闖破國民黨的封鎖，大獲其利。”
國家銀行在實踐中認識到，蘇區政府和國家銀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資的供給豐富程度和物價水平，隻有保證了物資供應，蘇區貨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