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金融集權:廢兩改元與四行兩局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蔣介石明白，要想實現金融集權，僅有中央銀行還不夠，關鍵是要統一貨幣。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會有統一的財政，也就不會有統一的政治與軍事權力基礎。而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必須首先確定貨幣本位。
為了實現貨幣本位的統一，南京政府決心推行“廢兩改元”，將貨幣本位由銀兩改為銀元，所有紙幣對應的價值基礎均統一為銀元計價。
當時的中國，銀兩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門，交易買賣中的銀兩換算工作十分困難。而各種銀元也十分複雜，市麵通用的銀元，有早年外國商人帶進中國的西班牙銀幣——時稱“本洋”，英國人最初做生意時，所用收的就是這種“本洋”。後來“洋莊”的業務越做越大，於是墨西哥銀幣——時稱“鷹洋”，也逐步在中國通行起來。【6】中國各省也鑄造了不少和“鷹洋”相似的“龍洋”，再加上各種仿鑄的銀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在流通中，各種銀兩、銀元、銅錢之間的換算相當麻煩，而怎麽兌換則是由錢莊說了算。要把市麵上的銀兩全部廢除，阻力主要來自於錢莊，錢莊就是幹銀兩、銀元和銅錢兌換業務的，統一貨幣，錢莊會失去兌換權，也就失去金融話語權。當然，蔣介石後來要搞金融大一統，錢莊這些“小蝦米”自然是要收編的。
對於銀元作為貨幣本位的問題，國民政府也算早有認識，還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研究會，由宋子文主導，認為要廢除銀兩改用銀元，需要分步驟地推行。宋子文開始著手改革貨幣製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參與了“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是一項難度極大的係統工程，不僅牽涉到中國的銀行和錢莊，還牽涉到外國銀行以及外匯的兌換。作為中央銀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從方案的設計到具體的實施，再到疏通協調各方，無不事必躬親。
就在第五次“圍剿”的前夕，在蔣委員長的親自督導下，1933年4月，“廢兩改元”終成正果。
貨幣本位的統一，使得蔣介石貨幣統一的步伐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接下來，他要徹底控製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樹立中央銀行的權威，完成金融集權的全麵布局。
於是，蔣介石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措辭嚴厲：“國家社會瀕於破產，關鍵乃中交兩行，若不斷然矯正，革命絕望而民生亦被中交兩行斷送。”矛頭直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隻不過是個陪襯。
1935年3月27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1億元金融公債發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資之款。隨後強行“改製”中國銀行，改總經理製為董事長製，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長，宋子良和杜月笙等進入了董事會。同時強行加入官股1500萬元，總股本擴張為4000萬元，官商各半，使官股從原來的50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張嘉h調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實際上是把張嘉h給架空了，隻給他留了個頭銜。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張嘉h一無所知。隨後蔣介石以同樣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銀行，到了4月，交通銀行修訂章程，官股占比改為63%，交通銀行也被“官辦”了。
對於蔣介石驅趕親日的張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麵極為不滿。在日本住天津總領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參事官的密電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據某要人密談：把張公權（張嘉h）由中國銀行趕走，這是因為蔣介石為了討伐共匪及擴張軍備，使南京政府的財政收支每月出現了2500萬元的赤字，每年赤字達3億元。這是孔、宋兩人為了加強蔣介石政權而策劃的……歸根結底，他們所策劃的，是在統製金融、整頓通貨的美名下，謀求（貨幣發行權）的統一，從而使南京政府的勢力能夠統一地發行不兌換紙幣……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氣正在日益高漲的時候，隻為了孔、宋等，要把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張公權趕走，簡直是個莫大的笑話……”
拿下中交兩行之後，官僚資本控製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國金融業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後來加進來的中國農民銀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h被迫辭職，和中國銀行脫離了關係，從這一天起，中國銀行淪為官僚資本的工具，這也正標誌著中國自由資本時代的結束。鑒於張嘉h在社會上的影響和日本方麵的情緒，蔣介石還是有所顧忌。為了籠絡人心，半年之後，又把張嘉h列入內閣成員中，任命了個部長，後來張嘉h以健康不佳為由，辭去了部長職務，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對私有資本的清洗才剛剛開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銀行的蔣介石，再令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積聚大批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三家銀行的鈔票，並一次性向該三行兌現，製造擠兌風潮。
中國通商銀行是三行中發生擠兌的最後一家，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傅筱庵，是當年盛宣懷的心腹總管。他事前已估計到蔣介石要來這一手，就乞求通商銀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幫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們撐腰，不要害怕。”
事實上，傅筱庵恰恰落進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著胸脯道：“缺多少頭寸，盡管來拆，這點小忙，做小弟的應該幫，但是你還得做好充分準備。至於上麵，盡力見機行事。”
傅筱庵決定把即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友情”出讓。請杜轉達“上麵”予以收購，杜月笙一口就答應了。
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麵，代表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收購了這座大廈。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並連夜動工把大廈的招牌給掉換了。
外界立即盛傳，中國通商銀行要倒了，連大廈都賣了。而這時中央銀行通知宋子良，將購置大廈的款項首先償還中央銀行，傅筱庵還沒摸到賣樓的錢，就被宋子良轉給了中央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節前夕，傅筱庵拚湊了一些有價證券，向中央銀行要求抵押貸款300萬元。沒想到，過了端午節，突然接到中央銀行電話通知：“賬上沒有頭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財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無效。這時杜月笙繼續在外邊大肆散布，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存戶紛紛提款擠兌。
傅筱庵隻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幫助維持殘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氣了一番。最後，傅筱庵雙手捧著通商銀行資產清冊，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舊股折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財政部隻同意舊股按一成半折價，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國通商銀行僅存舊股款52.5萬元，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47.5萬元。所有官股均由財政部以同額“複興公債”撥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長。這應該是黨國給予青幫的部分酬勞，而沒能“與時俱進”，仍與政府抗爭的江浙財閥，則被蔣介石徹底“玩”廢了。
搞定了這一堆銀行，還剩下一個農民銀行，它的情況就比較特殊了。中國農民銀行是由四省農民銀行改組而成，蔣介石親任董事長，私股都掌握在蔣本人或蔣的嫡係人馬手中，該行為蔣的需要隨時印發鈔票，而且發行準備金不在監察之列，蔣介石把農民銀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後花園”。後來英國財政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要求對中國銀行業準備基金進行檢查時，孔祥熙通知農民銀行配合辦理，沒想到蔣介石大發雷霆，叫喊道：“難道我連這點權利都沒有了嗎？！”
根據斯諾的一份報告顯示，農民銀行可能暗地裏有鴉片收入。全國禁煙局每年收入將近2億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幫和其他黑社會組織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則由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直接控製。由於農民銀行的業務性質“曖昧”，所以在幣製改革時沒有賦予發鈔權，但是農業銀行很快和三大行並列，並擁有了發鈔權，顯然是蔣介石在背後促成了這一迅速改變。
推動政府進一步操縱私營經濟的關鍵人物是宋子文，他辭去財政部長後繼續保留了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職務，這個機構的基本政策由蔣介石決定，宋子文則承擔著“日常工作”。後來宋子文成為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掌握了幾乎占中國銀行業1/4的資本支配權。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國建設銀公司，並以建設銀公司為大本營，對工商業進行廣泛投資，包括棉花貿易、化工工業和汽車製造等方方麵麵的產業，宋子文利用職權增加他本人和他親屬的私人投資，最終控製了數量龐大的企業。
“耳光事件”後，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由孔祥熙繼任，同時孔祥熙還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職，被蔣介石認定為“身邊的人”。中央銀行董事會曾通過一項計劃，將1億股票中的4000萬售給商股，孔曾向蔣“征求”過認購私股一事，但事實上，中央銀行股票從來沒有向“私人”出售過。蔣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權，怎麽可能減少對這個關鍵機構的控製。
孔祥熙的中央銀行體係掌握著保險業，他自然也要搞個“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營信托和投資業務。孔以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兼任理事長，任命大兒子孔令侃為常務理事，實際掌握業務及人事大權，把中央信托局辦成了孔氏家族買賣軍火、走私貪汙、搜刮外匯的專門機構。
宋子文掌握的中國銀行體係和孔祥熙控製的中央銀行體係，在重要決策方麵協調配合，相得益彰。中國的金融體係經過一通眼花繚亂的大洗牌後，成為了以“四大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資本的囊中之物，當然，這堆人裏麵，也包括蔣介石的嫡係打手：杜月笙。
為了實現貨幣本位的統一，南京政府決心推行“廢兩改元”，將貨幣本位由銀兩改為銀元，所有紙幣對應的價值基礎均統一為銀元計價。
當時的中國，銀兩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門，交易買賣中的銀兩換算工作十分困難。而各種銀元也十分複雜，市麵通用的銀元，有早年外國商人帶進中國的西班牙銀幣——時稱“本洋”，英國人最初做生意時，所用收的就是這種“本洋”。後來“洋莊”的業務越做越大，於是墨西哥銀幣——時稱“鷹洋”，也逐步在中國通行起來。【6】中國各省也鑄造了不少和“鷹洋”相似的“龍洋”，再加上各種仿鑄的銀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在流通中，各種銀兩、銀元、銅錢之間的換算相當麻煩，而怎麽兌換則是由錢莊說了算。要把市麵上的銀兩全部廢除，阻力主要來自於錢莊，錢莊就是幹銀兩、銀元和銅錢兌換業務的，統一貨幣，錢莊會失去兌換權，也就失去金融話語權。當然，蔣介石後來要搞金融大一統，錢莊這些“小蝦米”自然是要收編的。
對於銀元作為貨幣本位的問題，國民政府也算早有認識，還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研究會，由宋子文主導，認為要廢除銀兩改用銀元，需要分步驟地推行。宋子文開始著手改革貨幣製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參與了“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是一項難度極大的係統工程，不僅牽涉到中國的銀行和錢莊，還牽涉到外國銀行以及外匯的兌換。作為中央銀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從方案的設計到具體的實施，再到疏通協調各方，無不事必躬親。
就在第五次“圍剿”的前夕，在蔣委員長的親自督導下，1933年4月，“廢兩改元”終成正果。
貨幣本位的統一，使得蔣介石貨幣統一的步伐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接下來，他要徹底控製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樹立中央銀行的權威，完成金融集權的全麵布局。
於是，蔣介石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措辭嚴厲：“國家社會瀕於破產，關鍵乃中交兩行，若不斷然矯正，革命絕望而民生亦被中交兩行斷送。”矛頭直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隻不過是個陪襯。
1935年3月27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1億元金融公債發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資之款。隨後強行“改製”中國銀行，改總經理製為董事長製，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長，宋子良和杜月笙等進入了董事會。同時強行加入官股1500萬元，總股本擴張為4000萬元，官商各半，使官股從原來的50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張嘉h調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實際上是把張嘉h給架空了，隻給他留了個頭銜。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張嘉h一無所知。隨後蔣介石以同樣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銀行，到了4月，交通銀行修訂章程，官股占比改為63%，交通銀行也被“官辦”了。
對於蔣介石驅趕親日的張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麵極為不滿。在日本住天津總領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參事官的密電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據某要人密談：把張公權（張嘉h）由中國銀行趕走，這是因為蔣介石為了討伐共匪及擴張軍備，使南京政府的財政收支每月出現了2500萬元的赤字，每年赤字達3億元。這是孔、宋兩人為了加強蔣介石政權而策劃的……歸根結底，他們所策劃的，是在統製金融、整頓通貨的美名下，謀求（貨幣發行權）的統一，從而使南京政府的勢力能夠統一地發行不兌換紙幣……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氣正在日益高漲的時候，隻為了孔、宋等，要把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張公權趕走，簡直是個莫大的笑話……”
拿下中交兩行之後，官僚資本控製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國金融業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後來加進來的中國農民銀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h被迫辭職，和中國銀行脫離了關係，從這一天起，中國銀行淪為官僚資本的工具，這也正標誌著中國自由資本時代的結束。鑒於張嘉h在社會上的影響和日本方麵的情緒，蔣介石還是有所顧忌。為了籠絡人心，半年之後，又把張嘉h列入內閣成員中，任命了個部長，後來張嘉h以健康不佳為由，辭去了部長職務，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對私有資本的清洗才剛剛開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銀行的蔣介石，再令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積聚大批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三家銀行的鈔票，並一次性向該三行兌現，製造擠兌風潮。
中國通商銀行是三行中發生擠兌的最後一家，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傅筱庵，是當年盛宣懷的心腹總管。他事前已估計到蔣介石要來這一手，就乞求通商銀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幫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們撐腰，不要害怕。”
事實上，傅筱庵恰恰落進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著胸脯道：“缺多少頭寸，盡管來拆，這點小忙，做小弟的應該幫，但是你還得做好充分準備。至於上麵，盡力見機行事。”
傅筱庵決定把即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友情”出讓。請杜轉達“上麵”予以收購，杜月笙一口就答應了。
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麵，代表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收購了這座大廈。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並連夜動工把大廈的招牌給掉換了。
外界立即盛傳，中國通商銀行要倒了，連大廈都賣了。而這時中央銀行通知宋子良，將購置大廈的款項首先償還中央銀行，傅筱庵還沒摸到賣樓的錢，就被宋子良轉給了中央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節前夕，傅筱庵拚湊了一些有價證券，向中央銀行要求抵押貸款300萬元。沒想到，過了端午節，突然接到中央銀行電話通知：“賬上沒有頭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財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無效。這時杜月笙繼續在外邊大肆散布，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存戶紛紛提款擠兌。
傅筱庵隻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幫助維持殘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氣了一番。最後，傅筱庵雙手捧著通商銀行資產清冊，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舊股折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財政部隻同意舊股按一成半折價，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國通商銀行僅存舊股款52.5萬元，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47.5萬元。所有官股均由財政部以同額“複興公債”撥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長。這應該是黨國給予青幫的部分酬勞，而沒能“與時俱進”，仍與政府抗爭的江浙財閥，則被蔣介石徹底“玩”廢了。
搞定了這一堆銀行，還剩下一個農民銀行，它的情況就比較特殊了。中國農民銀行是由四省農民銀行改組而成，蔣介石親任董事長，私股都掌握在蔣本人或蔣的嫡係人馬手中，該行為蔣的需要隨時印發鈔票，而且發行準備金不在監察之列，蔣介石把農民銀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後花園”。後來英國財政顧問李茲·羅斯來華，要求對中國銀行業準備基金進行檢查時，孔祥熙通知農民銀行配合辦理，沒想到蔣介石大發雷霆，叫喊道：“難道我連這點權利都沒有了嗎？！”
根據斯諾的一份報告顯示，農民銀行可能暗地裏有鴉片收入。全國禁煙局每年收入將近2億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幫和其他黑社會組織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則由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直接控製。由於農民銀行的業務性質“曖昧”，所以在幣製改革時沒有賦予發鈔權，但是農業銀行很快和三大行並列，並擁有了發鈔權，顯然是蔣介石在背後促成了這一迅速改變。
推動政府進一步操縱私營經濟的關鍵人物是宋子文，他辭去財政部長後繼續保留了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職務，這個機構的基本政策由蔣介石決定，宋子文則承擔著“日常工作”。後來宋子文成為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掌握了幾乎占中國銀行業1/4的資本支配權。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國建設銀公司，並以建設銀公司為大本營，對工商業進行廣泛投資，包括棉花貿易、化工工業和汽車製造等方方麵麵的產業，宋子文利用職權增加他本人和他親屬的私人投資，最終控製了數量龐大的企業。
“耳光事件”後，宋子文辭去財政部長，由孔祥熙繼任，同時孔祥熙還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等職，被蔣介石認定為“身邊的人”。中央銀行董事會曾通過一項計劃，將1億股票中的4000萬售給商股，孔曾向蔣“征求”過認購私股一事，但事實上，中央銀行股票從來沒有向“私人”出售過。蔣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權，怎麽可能減少對這個關鍵機構的控製。
孔祥熙的中央銀行體係掌握著保險業，他自然也要搞個“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營信托和投資業務。孔以中央銀行總裁身份兼任理事長，任命大兒子孔令侃為常務理事，實際掌握業務及人事大權，把中央信托局辦成了孔氏家族買賣軍火、走私貪汙、搜刮外匯的專門機構。
宋子文掌握的中國銀行體係和孔祥熙控製的中央銀行體係，在重要決策方麵協調配合，相得益彰。中國的金融體係經過一通眼花繚亂的大洗牌後，成為了以“四大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資本的囊中之物，當然，這堆人裏麵，也包括蔣介石的嫡係打手：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