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權力！權力！
(1)
有這麽一首詩，可能是多情的法國人寫的，大致意思是：宇宙間有一個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座叫巴黎的城市，巴黎市中心有一個叫……的公園，公園裏坐著我和你，我和你正摟抱在一起親吻……我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首愛情詩。空間和時間，瞬間和永恒，竟然能夠容納在這樣幾句簡簡單單的文字之中，的確讓人驚歎。
現在讓我們移植一下這首詩：宇宙中有一個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個叫北京的城市，北京市中心有一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有一個叫吳運韜的人，吳運韜正在品味什麽叫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都有一個獨屬於自己的衡量萬物的尺度；被哲學家抽象出來的善惡是非等概念，實際上隻是一般意義上的觀念歸結，並不反映在茫茫社會中生存著的單個人的哲學觀感。權力的概念也是一樣，不管我們的教科書怎樣定義它，它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是有著各不相同色彩繽紛的理解。
在無數個失眠的日子裏，吳運韜已經把這個問題想得無比透徹：隻有完全意義上的權力才是真正的權力，隻有真正的權力才能保證你無阻礙地做事情。現在他就達到了這樣的境地，他可以無阻礙地做事情了。在一個單位，隻有做第一把手才意味著掌握了完全的權力，完全權力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可以基本上不受阻礙地把自己的意誌變成集體決策，其他的人不過是協助者。當然，其他人有可能不是協助者，有可能在某個問題上是掌握完全權力的人的反對者，但幾率很小很小———這既是機製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在一個沒有民主程序設計的權力機構中，反對者會增加這個機構的運作成本，反對者還會成為自己的行為的犧牲品。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自己成為犧牲品。有了這些條件，完全權力成為絕對權力，就成為一種必然。
富燁在最近幾年頻繁的人事調整中，就像一個被推推搡搡的人，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已經不厭其煩，程序的運作完全失去了規則和標準，成了一種遊戲，他感到悲哀。如果說最初的被推搡還在某種程度上激起自尊心的反抗的話，現在他則已經心如死水，完全沒有反應。這裏隻有利益算計，隻有欲望，隻有陰謀……他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即使在年輕的時候也不會和人進行爭奪，何況風燭殘年之時？現在，他不希望為某種輿論提供證言———這種輿論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麵說，富燁都是接任徐罘職位的最佳人選。富燁對z部黨組選定吳運韜接任主任職位是有看法，對吳運韜這個人是有看法。但是，這些看法與怎樣安排自己無關，與輿論的期望無關。越是在這樣的時候，他越是不能表現出任何對吳運韜的負麵評價，也不能在任何問題上與吳運韜意見相左。這個極為愛惜名聲的老知識分子絕對不能讓人以為他在覬覦權位，他認為這是一個人道德破產的標誌，是他無法承受的。
孫穎則忙於他的事情。從出版部主任升任為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從來沒敢想的事情。他對任何安排和變動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吳運韜提出關於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張的時候———盡管誰都看得出這些措施純粹是為了加強吳運韜的個人權力———領導班子成員希望黨委書記富燁提出不同意見。富燁的意見是：“我同意老吳的意見。”既然黨委書記是這個姿態，已經選擇好處世姿態和安心於現有位置的人還會有什麽不同意見呢？於是，一項項規定和管理措施就這樣定了下來。
一個不健全的領導班子，是形成專斷權力的溫床。最後的局麵是：吳運韜一言九鼎，完全控製了這個單位。
五年前，由於在k省卷入人事糾紛而走投無路的吳運韜，投奔到了z部，到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這位其貌不揚的政治家在經曆了一係列征戰之後，終於把旗幟插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這片高地上。也就是說，征服這片高地，他僅僅用了不到五年時間。
富燁在某個場合曾經為自己辯解說：“老吳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當然要聽他的。如果不聽他的，受損失的不是吳運韜，而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個員工……”實際上，他在這裏強調的是個人的生活法則。
個人生活法則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曆數我們的墮落之後，痛心疾首地對紀小佩說：“一百年以後，我們的後代也許會抱怨我們這代人沒有責任感，說我們沒有堅守住人性的高地，說我們沒有為他們看守好本應當屬於他們的財富，說我們怯懦得簡直像是一群沒有意誌的綿羊……那時候我們說什麽？我們可能會無言以對。人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曆史的，時過境遷，就連我們自己都找不到限製我們的那些東西當時為什麽會有那樣大的力量，扭曲我們的人格，壓抑人的良知……我們無法解釋，我們也許不得不承擔後代的指責。”
有一次，吳運韜參加了文學界的一個學術活動，實際上是著名作家在豪華飯店裏的一次聚會，他聽到一位從不寫作卻在文化圈占很高領導職位的長者談自己的經曆，意味深長地說：“我一直是這樣想的：一個人做事情不一定為了要當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須當官。”吳運韜記得很清楚，一般人說“官”這個字後麵要加兒音的，那位當了官的長者不加兒音，因此特別有效果，讓人過耳不忘。
(2)
這是一句箴言。每當吳運韜為了權力失去內心平衡之時，每當他為爭奪權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驟，以至於隱隱地從道德上感到不安時，他都要用這句話來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過去做的、現在做的和將來準備做的都是高尚的。因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條件。在謀取這些條件的過程中，他不考慮做事情，或者說，就連做事情也成了謀取條件的手段。所以，盡管他知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結在於每況愈下的經濟效益，但是他從來沒在這個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從來沒想過怎樣改變這種狀況。
現在，獲得了條件，他要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盡快發展起來，把出版業做大做強，盡快為z部的事業發展做出貢獻。至於為什麽非要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發展起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發展起來於他有什麽意義，或者說他通過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發展達到什麽目的等等這些深層的問題，他暫時沒想，不是表麵上沒想，是真的沒想。吳運韜不是耽於幻想的人，對於過於遙遠的事情，他從來不做沒有意義的想象。要清醒麵對的是現實，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
曆史是人創造的，在一個曆史事件中，你很難將這個事件中隱含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做嚴格區分，或者換一句話說，你很難說清一個人在創造曆史事件的時候究竟隱藏著多少個人動機，這時候，曆史就是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欲望的統一。但是，也會有這樣的情形：在一個曆史事件中，個人價值大於社會價值、以至於大於某項事業的發展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某個人，是某個人的曆史，那麽，這個事件一定在最初產生的時候就被賦予了個人動機，因而具有這種濃鬱的個人的色彩。
現在我們暫且不對吳運韜創造的曆史時間做更多的評說，我們談一下他是在一種什麽情況下創造曆史的。
吳運韜的前任留給他的是一個爛攤子。長時間以來，夏乃尊和徐罘都是在用行政手段管理著這個單位，沒有經營管理思路，盡管有非常寬泛的經營範圍，卻沒有很好地利用起這些條件，沒有拉起更多經營項目，所以印刷和廣告這兩塊很有經濟前景的業務丟掉了；即使在出版這一塊，也岌岌可危：沒有自己的圖書品牌，在出版領域默默無聞，提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讓人想到的不是出了哪些好書，而是因為賣書號被上級主管部門查處通報。財務狀況簡直到了危機的程度，要求結印刷款的人整天堵在副主任孫穎的辦公室裏吵吵嚷嚷，財務處長馬緗總是帶著被欺淩的痛苦表情拿著孫穎已經批過的結帳單找吳運韜，想讓吳運韜幹預一下，這筆賬再緩一個星期……吳運韜左磕右拜，把大學同學都發動了起來，才從銀行貸出五十萬元，把必須結的賬給印刷廠結了。中心內部管理混亂，由於經濟效益很差，收入很低，相當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賺錢：編輯在賣書號的同時索要編輯費，發行部的個別人甚至在外麵有了自己的書店或者發行點，中心的出版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開發利用，通過各種渠道流失了出去。人材短缺，缺少核心，沒有一個骨幹團隊。最近幾年，一些真正有質量的人已經離開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沒有走的，也已經心灰意懶，或者無所事事，或者開始學著做紀律不允許的事情。
要把這樣一個單位發展起來，要做的工作簡直可以說是千頭萬緒。要緊的是安排好節奏。吳運韜已經從夏乃尊和徐罘那裏記取了教訓：你隻能做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做的事情，你就可能為自己招禍。他絕不能為自己招禍，相反，要想辦法避禍———有哪一個人比吳運韜更知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一個處處潛藏著禍水的地方呢？
京西賓館的會議是z部的一個部門舉辦的，和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業務沒有什麽直接關係，吳運韜帶著金超來參加會議，主要是為了休息一下。z部各司、局開會總要邀請各直屬單位領導，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意思。會上吃得很好。人對第一次經曆的事情總會留下很深的印象。若幹年後，經見了不少世麵的金超說起第一次吃龍蝦，總要說到吳運韜帶他來參加的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比新婚之夜都更深刻地留到了他的記憶之中。當然，留下記憶的不僅僅是龍蝦，還有吳運韜對他說過的那些話。
在舒適的房間裏，兩個人躺在床上，把床頭燈擰到最暗的光度，聊著天……這是一種美好的意境。吳運韜平時不喝酒，可是，晚餐時和z部常務副部長梁崢嶸坐在一桌，為了勸梁崢嶸多喝一些，他也喝了幾杯“茅台”。酒一多，話就多了。吳運韜用醉酒的人特有的不莊重語調問金超：“吃飯的時候怎麽沒看見你？”
金超說：“我在大餐廳。”
“哦。”吳運韜想起他是作為直屬單位負責人和z部領導在小餐廳吃的飯。“梁崢嶸他……非要我喝酒……你知道吧？我是不喝酒的，我從來不喝酒……”吳運韜端起金超為他沏好的茶水，喝了一口，用濕潤的眼睛看著金超，突然轉換了話題說：“好好幹，金超，你一定要好好幹。”
金超坐起來，起誓似地說：“吳主任，我鞍前馬後！”
吳運韜滿意地點點頭，笑了。他是含著笑意睡去的。他腦子裏全是碰杯的聲音。這是他頭一次和梁崢嶸在一起喝酒。他早就想和他一起喝酒了。在這之前所有的機會都被徐罘占據了，從此以後他就有了獨自接近梁崢嶸甚至邱小康的機會。這就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間的巨大區別。機會總是青睞占有有利位置的人。現在他終於占有了這樣一個位置。他才四十八歲，他還有的是機會。他自信他是善於利用機會的。他一定利用好一切機會。
(3)
會議開了三天。在另外一個吳運韜沒有喝酒的日子，金超陪吳運韜到附近的街心花園散步。此時正是薄暮時分，花園裏的人還不是很多，幽靜極了，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附近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匯成一股洪流向遠方蕩漾，叫賣報紙的小販靈巧地在車流中穿行。金超再一次意識到他的生活的巨大轉換。如果他是那個在車流中奔跑的報販，如果他的生活也是僅僅為掙幾毛錢而奔跑……他臉上有一種沉思的表情。他們坐在一隻木條椅上。
吳運韜問金超：“你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幾年了？”
金超說：“三年。讓我算一算……今天是八月二十九號，後天，後天我到咱們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就整整三年了。”
“真快呀！”吳運韜感歎道，“真快。我還以為是昨天的事情。你知道嗎？你來的那一天……”他冗長地敘述那一天的情形———他經常說那天的情形，有時候說給其他的人，有時候直接對金超說。金超始終沒弄明白他為什麽總是不厭其煩地說這件事情。金超陪著笑，在臉上保持著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時的生動表情，有時補充一下吳運韜忽略了的細節。
“當時我實際上是這樣想的：這小夥子可能不錯，我說我要看一看。你看，我沒看走眼，金超。我現在還在想，當初我決定調你是對的……我不是說遠道的和尚會念經，我是看中一個人的品位和能力。這兩年你幹得不錯。我想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要是有四五個你和林平、夏昕、鄭九一這樣的人，事情就好辦多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必須發展，中心下一步的發展，主要是要靠你們這樣的人材，有了人材，沒有做不了的事情……事情要大家來做，我想了，以後還要物色幾個人才，一個單位的發展，完全取決於你有什麽樣的人才……”
金超注意到吳運韜關於要再物色幾個人材的話，但是他沒有深想。
“我們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雖然是一個事業單位，但我們從事的工作，我們肩負的責任，是通過企業行為來實現的，因此，我們必須將行政管理方式改變為企業管理方式，也就是說，我們要將利潤產出作為每一個部門，作為我們整個單位第一位的目標。我以前說過，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養官的地方。我們要淡化官本位觀念，不能把處長、副處長當官來做。這樣，我們就要有我們的用人標準，標準就是：看誰可以促進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效益和發展？”
吳運韜的談話方式發生了微妙變化，能夠給平平常常的話題賦予深刻意義，並且用組織得很好的書麵語言表達出來。這種談話方式會擴大談話者的心理距離，金超一時還有些不適應，不知道該怎樣應答。他不會組織書麵語言，同時他也不知道該怎樣把握和已經成為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第一把手的吳運韜的交往狀態。他臉上帶著恭順的笑容，聽吳運韜說下去。毫無疑問，吳運韜仍然把金超當作和別人不一樣的朋友。從京西賓館回來，金超就把吳運韜的話轉述給了師林平。
師林平把吳運韜說要再物色一些人才這件事看得很嚴重。
這個好不容易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生活中謀到尊嚴的人，像一種被稱之為獴的小動物一樣，不時直立起身子，轉動著小小的腦袋，警覺地觀察周圍是不是有什麽危險的事情發生。
他認為這件事很危險。
金超超脫一些，雖然他也和師林平一樣不希望有什麽新的因素摻進來改變來之不易的格局，他還不至於夜不成寐。他開始竭盡全力抓編輯室的工作。
王瑩琪大張旗鼓地調到另一家出版社去了，臨走的時候，這個從來都把自己看作貴族的人物，用最通俗的市井語言咒罵吳運韜排斥異己，說吳運韜把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經營成了他家的自留地……但是，沒有人應她。她裝得很灑脫，但是離開的時候，她是孤寂的，沒有人送行，沒有人給她哪怕一句安慰，所有人都為生存把良知抵押給了魔鬼，變得冰冷而沉默。
據說王瑩琪離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前後給邱小康寫過一封信，全麵反映吳運韜的問題，但是，誰也無法確切知道王瑩琪是不是寫了這封信，無法知道這封信在邱小康那裏起沒起作用，起了什麽作用？
金超在向吳運韜轉述這個傳言的時候，吳運韜竟然對此一無所知。
“你聽誰說的？”
“很多人這樣說，”金超看著吳運韜嚴厲的目光，心裏有些膽怯。
盡管吳運韜嘴上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她去吧！”但金超看出吳運韜內心非常不安，他詢問了很多關於傳言的細節。
後來因為工作太忙，金超也就把這件事放到腦後去了。
不存在和原任領導的合作問題，金超能夠放開手腳進行工作了。他待人真誠，不怕吃苦，編輯室的同誌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時間不長，就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苗頭。
金超興致勃勃地走在上班的路上。
這是一個晴朗的冬日，城市顯得白光光的。太陽一出來，一千萬人就一齊出動，像是被某種神奇力量推動著，攪擾在一起，世界發出無法辨析的雄渾的聲浪。這種聲浪衝擊的不是你的耳膜，而是你的心靈，它使你煩躁不安，想向什麽人發火，想和什麽人打一架，想做一件讓人驚愕的事情。但是金超的心情很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有的人心情很好，有的人心情不好。
(4)
夏昕和鄭九一的心情也都很好。
杜一鳴的結局對夏昕造成很大的心理影響，他現在隻求認認真真做好出版工作，從工作成績中尋找滿足感，對於中心其他事情一概不聞不問，甚至於和他認為有些品位的人也不過多交往，決然超脫於任何紛爭之外。他蔑視那些不遺餘力讓自己和別人都活得不舒服的人，他自認為自己在精神上比他們優越。不管別人怎樣評價他，認為他清高，他不改變自己。這是他惟一能夠堅守的東西。現在他堅守住了這些東西，他心情很好。
鄭九一目前還不具備政治上進一步發展的條件，這個講究實際的人嚴格按照設定的路線接近目標：他孤身一人闖蕩北京，有了一個可愛的妻子，妻子已經懷孕，目前沒有住房，還和嶽父嶽母住在一個大雜院裏，心性高傲的他和嶽母關係緊張……目前他什麽也不需要，惟一需要的是金錢。他就是為了這個東西才主動要求從機關來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盡管他在機關也已經找到了撈外快的方法。這些方法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繼續有效，編輯室主任的職務又給他創造了新的條件。他當然有理由心情不錯。
吳運韜沒有感覺到王瑩琪寫了那封信，沒感覺到那封信在起什麽作用，就把王瑩琪帶給他的煩惱放到心靈裏一個小小的角落，在最初是邱小康，然後是廖濟舟、夏乃尊、徐罘坐過的寬大的辦公室裏翻閱著金超、夏昕、師林平、鄭九一負責的部門出於各自角度和目標形成的生產力成果的報表，尋找即將達到他自己設定的目標的喜悅。
(1)
有這麽一首詩，可能是多情的法國人寫的，大致意思是：宇宙間有一個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座叫巴黎的城市，巴黎市中心有一個叫……的公園，公園裏坐著我和你，我和你正摟抱在一起親吻……我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首愛情詩。空間和時間，瞬間和永恒，竟然能夠容納在這樣幾句簡簡單單的文字之中，的確讓人驚歎。
現在讓我們移植一下這首詩：宇宙中有一個叫地球的星球，地球上有一個叫北京的城市，北京市中心有一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有一個叫吳運韜的人，吳運韜正在品味什麽叫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都有一個獨屬於自己的衡量萬物的尺度；被哲學家抽象出來的善惡是非等概念，實際上隻是一般意義上的觀念歸結，並不反映在茫茫社會中生存著的單個人的哲學觀感。權力的概念也是一樣，不管我們的教科書怎樣定義它，它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是有著各不相同色彩繽紛的理解。
在無數個失眠的日子裏，吳運韜已經把這個問題想得無比透徹：隻有完全意義上的權力才是真正的權力，隻有真正的權力才能保證你無阻礙地做事情。現在他就達到了這樣的境地，他可以無阻礙地做事情了。在一個單位，隻有做第一把手才意味著掌握了完全的權力，完全權力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可以基本上不受阻礙地把自己的意誌變成集體決策，其他的人不過是協助者。當然，其他人有可能不是協助者，有可能在某個問題上是掌握完全權力的人的反對者，但幾率很小很小———這既是機製使然，也是人性使然。在一個沒有民主程序設計的權力機構中，反對者會增加這個機構的運作成本，反對者還會成為自己的行為的犧牲品。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自己成為犧牲品。有了這些條件，完全權力成為絕對權力，就成為一種必然。
富燁在最近幾年頻繁的人事調整中，就像一個被推推搡搡的人，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已經不厭其煩，程序的運作完全失去了規則和標準，成了一種遊戲，他感到悲哀。如果說最初的被推搡還在某種程度上激起自尊心的反抗的話，現在他則已經心如死水，完全沒有反應。這裏隻有利益算計，隻有欲望，隻有陰謀……他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即使在年輕的時候也不會和人進行爭奪，何況風燭殘年之時？現在，他不希望為某種輿論提供證言———這種輿論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麵說，富燁都是接任徐罘職位的最佳人選。富燁對z部黨組選定吳運韜接任主任職位是有看法，對吳運韜這個人是有看法。但是，這些看法與怎樣安排自己無關，與輿論的期望無關。越是在這樣的時候，他越是不能表現出任何對吳運韜的負麵評價，也不能在任何問題上與吳運韜意見相左。這個極為愛惜名聲的老知識分子絕對不能讓人以為他在覬覦權位，他認為這是一個人道德破產的標誌，是他無法承受的。
孫穎則忙於他的事情。從出版部主任升任為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是他從來沒敢想的事情。他對任何安排和變動都心安理得。
所以，在吳運韜提出關於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新的治理主張的時候———盡管誰都看得出這些措施純粹是為了加強吳運韜的個人權力———領導班子成員希望黨委書記富燁提出不同意見。富燁的意見是：“我同意老吳的意見。”既然黨委書記是這個姿態，已經選擇好處世姿態和安心於現有位置的人還會有什麽不同意見呢？於是，一項項規定和管理措施就這樣定了下來。
一個不健全的領導班子，是形成專斷權力的溫床。最後的局麵是：吳運韜一言九鼎，完全控製了這個單位。
五年前，由於在k省卷入人事糾紛而走投無路的吳運韜，投奔到了z部，到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這位其貌不揚的政治家在經曆了一係列征戰之後，終於把旗幟插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這片高地上。也就是說，征服這片高地，他僅僅用了不到五年時間。
富燁在某個場合曾經為自己辯解說：“老吳是主任，是他在主持工作，當然要聽他的。如果不聽他的，受損失的不是吳運韜，而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個員工……”實際上，他在這裏強調的是個人的生活法則。
個人生活法則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所以，方伯舒教授在曆數我們的墮落之後，痛心疾首地對紀小佩說：“一百年以後，我們的後代也許會抱怨我們這代人沒有責任感，說我們沒有堅守住人性的高地，說我們沒有為他們看守好本應當屬於他們的財富，說我們怯懦得簡直像是一群沒有意誌的綿羊……那時候我們說什麽？我們可能會無言以對。人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曆史的，時過境遷，就連我們自己都找不到限製我們的那些東西當時為什麽會有那樣大的力量，扭曲我們的人格，壓抑人的良知……我們無法解釋，我們也許不得不承擔後代的指責。”
有一次，吳運韜參加了文學界的一個學術活動，實際上是著名作家在豪華飯店裏的一次聚會，他聽到一位從不寫作卻在文化圈占很高領導職位的長者談自己的經曆，意味深長地說：“我一直是這樣想的：一個人做事情不一定為了要當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須當官。”吳運韜記得很清楚，一般人說“官”這個字後麵要加兒音的，那位當了官的長者不加兒音，因此特別有效果，讓人過耳不忘。
(2)
這是一句箴言。每當吳運韜為了權力失去內心平衡之時，每當他為爭奪權力采取一次重大步驟，以至於隱隱地從道德上感到不安時，他都要用這句話來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過去做的、現在做的和將來準備做的都是高尚的。因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條件。在謀取這些條件的過程中，他不考慮做事情，或者說，就連做事情也成了謀取條件的手段。所以，盡管他知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症結在於每況愈下的經濟效益，但是他從來沒在這個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從來沒想過怎樣改變這種狀況。
現在，獲得了條件，他要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盡快發展起來，把出版業做大做強，盡快為z部的事業發展做出貢獻。至於為什麽非要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發展起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發展起來於他有什麽意義，或者說他通過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發展達到什麽目的等等這些深層的問題，他暫時沒想，不是表麵上沒想，是真的沒想。吳運韜不是耽於幻想的人，對於過於遙遠的事情，他從來不做沒有意義的想象。要清醒麵對的是現實，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
曆史是人創造的，在一個曆史事件中，你很難將這個事件中隱含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做嚴格區分，或者換一句話說，你很難說清一個人在創造曆史事件的時候究竟隱藏著多少個人動機，這時候，曆史就是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欲望的統一。但是，也會有這樣的情形：在一個曆史事件中，個人價值大於社會價值、以至於大於某項事業的發展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某個人，是某個人的曆史，那麽，這個事件一定在最初產生的時候就被賦予了個人動機，因而具有這種濃鬱的個人的色彩。
現在我們暫且不對吳運韜創造的曆史時間做更多的評說，我們談一下他是在一種什麽情況下創造曆史的。
吳運韜的前任留給他的是一個爛攤子。長時間以來，夏乃尊和徐罘都是在用行政手段管理著這個單位，沒有經營管理思路，盡管有非常寬泛的經營範圍，卻沒有很好地利用起這些條件，沒有拉起更多經營項目，所以印刷和廣告這兩塊很有經濟前景的業務丟掉了；即使在出版這一塊，也岌岌可危：沒有自己的圖書品牌，在出版領域默默無聞，提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讓人想到的不是出了哪些好書，而是因為賣書號被上級主管部門查處通報。財務狀況簡直到了危機的程度，要求結印刷款的人整天堵在副主任孫穎的辦公室裏吵吵嚷嚷，財務處長馬緗總是帶著被欺淩的痛苦表情拿著孫穎已經批過的結帳單找吳運韜，想讓吳運韜幹預一下，這筆賬再緩一個星期……吳運韜左磕右拜，把大學同學都發動了起來，才從銀行貸出五十萬元，把必須結的賬給印刷廠結了。中心內部管理混亂，由於經濟效益很差，收入很低，相當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賺錢：編輯在賣書號的同時索要編輯費，發行部的個別人甚至在外麵有了自己的書店或者發行點，中心的出版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開發利用，通過各種渠道流失了出去。人材短缺，缺少核心，沒有一個骨幹團隊。最近幾年，一些真正有質量的人已經離開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沒有走的，也已經心灰意懶，或者無所事事，或者開始學著做紀律不允許的事情。
要把這樣一個單位發展起來，要做的工作簡直可以說是千頭萬緒。要緊的是安排好節奏。吳運韜已經從夏乃尊和徐罘那裏記取了教訓：你隻能做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做的事情，你就可能為自己招禍。他絕不能為自己招禍，相反，要想辦法避禍———有哪一個人比吳運韜更知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一個處處潛藏著禍水的地方呢？
京西賓館的會議是z部的一個部門舉辦的，和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業務沒有什麽直接關係，吳運韜帶著金超來參加會議，主要是為了休息一下。z部各司、局開會總要邀請各直屬單位領導，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意思。會上吃得很好。人對第一次經曆的事情總會留下很深的印象。若幹年後，經見了不少世麵的金超說起第一次吃龍蝦，總要說到吳運韜帶他來參加的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比新婚之夜都更深刻地留到了他的記憶之中。當然，留下記憶的不僅僅是龍蝦，還有吳運韜對他說過的那些話。
在舒適的房間裏，兩個人躺在床上，把床頭燈擰到最暗的光度，聊著天……這是一種美好的意境。吳運韜平時不喝酒，可是，晚餐時和z部常務副部長梁崢嶸坐在一桌，為了勸梁崢嶸多喝一些，他也喝了幾杯“茅台”。酒一多，話就多了。吳運韜用醉酒的人特有的不莊重語調問金超：“吃飯的時候怎麽沒看見你？”
金超說：“我在大餐廳。”
“哦。”吳運韜想起他是作為直屬單位負責人和z部領導在小餐廳吃的飯。“梁崢嶸他……非要我喝酒……你知道吧？我是不喝酒的，我從來不喝酒……”吳運韜端起金超為他沏好的茶水，喝了一口，用濕潤的眼睛看著金超，突然轉換了話題說：“好好幹，金超，你一定要好好幹。”
金超坐起來，起誓似地說：“吳主任，我鞍前馬後！”
吳運韜滿意地點點頭，笑了。他是含著笑意睡去的。他腦子裏全是碰杯的聲音。這是他頭一次和梁崢嶸在一起喝酒。他早就想和他一起喝酒了。在這之前所有的機會都被徐罘占據了，從此以後他就有了獨自接近梁崢嶸甚至邱小康的機會。這就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間的巨大區別。機會總是青睞占有有利位置的人。現在他終於占有了這樣一個位置。他才四十八歲，他還有的是機會。他自信他是善於利用機會的。他一定利用好一切機會。
(3)
會議開了三天。在另外一個吳運韜沒有喝酒的日子，金超陪吳運韜到附近的街心花園散步。此時正是薄暮時分，花園裏的人還不是很多，幽靜極了，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附近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匯成一股洪流向遠方蕩漾，叫賣報紙的小販靈巧地在車流中穿行。金超再一次意識到他的生活的巨大轉換。如果他是那個在車流中奔跑的報販，如果他的生活也是僅僅為掙幾毛錢而奔跑……他臉上有一種沉思的表情。他們坐在一隻木條椅上。
吳運韜問金超：“你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幾年了？”
金超說：“三年。讓我算一算……今天是八月二十九號，後天，後天我到咱們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就整整三年了。”
“真快呀！”吳運韜感歎道，“真快。我還以為是昨天的事情。你知道嗎？你來的那一天……”他冗長地敘述那一天的情形———他經常說那天的情形，有時候說給其他的人，有時候直接對金超說。金超始終沒弄明白他為什麽總是不厭其煩地說這件事情。金超陪著笑，在臉上保持著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時的生動表情，有時補充一下吳運韜忽略了的細節。
“當時我實際上是這樣想的：這小夥子可能不錯，我說我要看一看。你看，我沒看走眼，金超。我現在還在想，當初我決定調你是對的……我不是說遠道的和尚會念經，我是看中一個人的品位和能力。這兩年你幹得不錯。我想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要是有四五個你和林平、夏昕、鄭九一這樣的人，事情就好辦多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必須發展，中心下一步的發展，主要是要靠你們這樣的人材，有了人材，沒有做不了的事情……事情要大家來做，我想了，以後還要物色幾個人才，一個單位的發展，完全取決於你有什麽樣的人才……”
金超注意到吳運韜關於要再物色幾個人材的話，但是他沒有深想。
“我們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雖然是一個事業單位，但我們從事的工作，我們肩負的責任，是通過企業行為來實現的，因此，我們必須將行政管理方式改變為企業管理方式，也就是說，我們要將利潤產出作為每一個部門，作為我們整個單位第一位的目標。我以前說過，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養官的地方。我們要淡化官本位觀念，不能把處長、副處長當官來做。這樣，我們就要有我們的用人標準，標準就是：看誰可以促進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效益和發展？”
吳運韜的談話方式發生了微妙變化，能夠給平平常常的話題賦予深刻意義，並且用組織得很好的書麵語言表達出來。這種談話方式會擴大談話者的心理距離，金超一時還有些不適應，不知道該怎樣應答。他不會組織書麵語言，同時他也不知道該怎樣把握和已經成為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第一把手的吳運韜的交往狀態。他臉上帶著恭順的笑容，聽吳運韜說下去。毫無疑問，吳運韜仍然把金超當作和別人不一樣的朋友。從京西賓館回來，金超就把吳運韜的話轉述給了師林平。
師林平把吳運韜說要再物色一些人才這件事看得很嚴重。
這個好不容易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生活中謀到尊嚴的人，像一種被稱之為獴的小動物一樣，不時直立起身子，轉動著小小的腦袋，警覺地觀察周圍是不是有什麽危險的事情發生。
他認為這件事很危險。
金超超脫一些，雖然他也和師林平一樣不希望有什麽新的因素摻進來改變來之不易的格局，他還不至於夜不成寐。他開始竭盡全力抓編輯室的工作。
王瑩琪大張旗鼓地調到另一家出版社去了，臨走的時候，這個從來都把自己看作貴族的人物，用最通俗的市井語言咒罵吳運韜排斥異己，說吳運韜把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經營成了他家的自留地……但是，沒有人應她。她裝得很灑脫，但是離開的時候，她是孤寂的，沒有人送行，沒有人給她哪怕一句安慰，所有人都為生存把良知抵押給了魔鬼，變得冰冷而沉默。
據說王瑩琪離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前後給邱小康寫過一封信，全麵反映吳運韜的問題，但是，誰也無法確切知道王瑩琪是不是寫了這封信，無法知道這封信在邱小康那裏起沒起作用，起了什麽作用？
金超在向吳運韜轉述這個傳言的時候，吳運韜竟然對此一無所知。
“你聽誰說的？”
“很多人這樣說，”金超看著吳運韜嚴厲的目光，心裏有些膽怯。
盡管吳運韜嘴上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她去吧！”但金超看出吳運韜內心非常不安，他詢問了很多關於傳言的細節。
後來因為工作太忙，金超也就把這件事放到腦後去了。
不存在和原任領導的合作問題，金超能夠放開手腳進行工作了。他待人真誠，不怕吃苦，編輯室的同誌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時間不長，就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苗頭。
金超興致勃勃地走在上班的路上。
這是一個晴朗的冬日，城市顯得白光光的。太陽一出來，一千萬人就一齊出動，像是被某種神奇力量推動著，攪擾在一起，世界發出無法辨析的雄渾的聲浪。這種聲浪衝擊的不是你的耳膜，而是你的心靈，它使你煩躁不安，想向什麽人發火，想和什麽人打一架，想做一件讓人驚愕的事情。但是金超的心情很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有的人心情很好，有的人心情不好。
(4)
夏昕和鄭九一的心情也都很好。
杜一鳴的結局對夏昕造成很大的心理影響，他現在隻求認認真真做好出版工作，從工作成績中尋找滿足感，對於中心其他事情一概不聞不問，甚至於和他認為有些品位的人也不過多交往，決然超脫於任何紛爭之外。他蔑視那些不遺餘力讓自己和別人都活得不舒服的人，他自認為自己在精神上比他們優越。不管別人怎樣評價他，認為他清高，他不改變自己。這是他惟一能夠堅守的東西。現在他堅守住了這些東西，他心情很好。
鄭九一目前還不具備政治上進一步發展的條件，這個講究實際的人嚴格按照設定的路線接近目標：他孤身一人闖蕩北京，有了一個可愛的妻子，妻子已經懷孕，目前沒有住房，還和嶽父嶽母住在一個大雜院裏，心性高傲的他和嶽母關係緊張……目前他什麽也不需要，惟一需要的是金錢。他就是為了這個東西才主動要求從機關來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盡管他在機關也已經找到了撈外快的方法。這些方法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繼續有效，編輯室主任的職務又給他創造了新的條件。他當然有理由心情不錯。
吳運韜沒有感覺到王瑩琪寫了那封信，沒感覺到那封信在起什麽作用，就把王瑩琪帶給他的煩惱放到心靈裏一個小小的角落，在最初是邱小康，然後是廖濟舟、夏乃尊、徐罘坐過的寬大的辦公室裏翻閱著金超、夏昕、師林平、鄭九一負責的部門出於各自角度和目標形成的生產力成果的報表，尋找即將達到他自己設定的目標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