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舵手的謀略
(1)
蘇北上班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從胡同口坐三站電車，再乘地鐵，坐七站，出站以後再走一刻鍾；一種是從家裏出來，走兩站，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車點乘班車，直接到單位。他選擇了後者。
班車是一個小社會，這個小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單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車上，熱情的問候和調侃中，有會心的理解同時也可能有不可調和的憎惡；嘻嘻哈哈的玩笑話說的也許是一個誰都不願明說的嚴重事件；“鑼鼓聽聲，說話聽音。”惡毒的詛咒有可能用熱烈的讚揚來表達；由衷的感歎說出來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罵；暗戀著的姑娘總是遠遠地避開她的白馬王子的座位，被愛火燃燒的小夥子對他所愛的姑娘表現出誰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結領導的方式早已經超越公開諂媚的原始階段，進入到了一種了無痕跡的爐火純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賺取不義之財的人不斷訴說生活的艱難，生動描述在農貿市場上為一捆菠菜和小販發生的爭吵，一貧如洗的人誇誇其談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門烤鴨店的一頓大餐；富於心計權謀的人躲在一個角落裏哦哦啊啊地裝傻，沒心沒肺的人炫耀著自己的聰明，把眾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醜聞或者領導層的某種動向作為秘聞說著；在一對要離婚的人麵前總是有一些熱心的說合者，隨後這些說合人就成為足以對離婚者造成傷害的小道消息傳播者———或者男方東西太小沒有靈性，或者女方得了什麽病見了男人那東西就吐……最後還不無遺憾地說：“倆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說出這樣的事多讓人可惜呀……”
中國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長時間的不正常年代裏形成和積澱起來的，這是一種強大的集體無意識。當兩千多年前一個身材瘦小、麵色蒼白的儒生在鹹陽被秦始皇活埋的時候，他的後人一定刻骨銘心地記住了這樣一條血淋淋的教訓，你不要對皇上說他不愛聽的話。他又用這個教訓後輩。後輩已經削為平民，躬耕於鄉間，見不到皇上，皇上對他也就失去了作用於人生的意義，但是鄉間還是有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於是古訓成了“你要順從所有有權有勢的人”。
曆史長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個種姓，一脈血緣，要經曆多少榮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夠說出自己的來曆，哪怕是僅僅上溯五代人的來曆，我們血緣的脈絡早已幹涸消失在曆史的粗大線條之中了，但是在我們的意識之中，卻潛藏著先祖留給我們的關於什麽可為什麽不可為的密碼。我們並不意識到這些密碼，在它蜇伏著的現世人生中出現某種無法規避的選擇之時，它才喚起我們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們怎樣做和怎樣說。但是我們並不完全被動，作為大自然的一個鏈條，我們的肉體還肩負著繁衍的功能，所以我們有肉體的欲望，有由此生發的種種精神渴求。我們的一生實際上隻是索取和得到兩者之間的一個過程。我們要索取，我們就工作，就爭權，就奪利，人生就處在“匱”的狀態，一種失衡的狀態；我們得到了，“匱”變為“盈”，我們就達到了平衡。這是最好的狀態。但這種狀態在人生中是極為短暫的，如電石火花，轉瞬即逝。我們似乎永遠處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們總是在爭鬥，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既醜又美的東西的，這對誰都一樣。
班車上三十多個人，處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狀態，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見，這個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絕大部分時間裏處在“失衡”的狀態，但是，如前所說，我們中國人的生存智能讓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製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車又很有樂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個其貌不揚的人。其貌不揚的中國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機智足以和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媲美。美國《紐約時報》刊載過一個在中國遊曆的美國人的專稿，那位美國人告訴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美國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與一個用牛糞火燒飯的婦女交談，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民族對話。
班車上的說笑在繼續：
“看北京晚報了嗎？昨兒一輛夏利從燕莎橋開下去了，翻了個過兒司機愣沒死嘿……”
“現在那兒人特多，根本沒法兒玩兒。”
“其實你犯不上，現在這兄弟姐妹之間，有幾個好的？還不是自個兒過自個兒的日子？你過得好，他還眼紅呢；過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誰來幫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認為，崔健是中國最好的詩人，隻有他把詩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說句不客氣的話———整個新時期文學對時代與社會的認識都抵不過崔健的《一塊紅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評論話語權的騙子，你不可能指望他們有真知灼見，他們當緊要解決的是道德問題而不是學術觀點問題。”
“我爺爺那會兒在天津開武館……”
“中國作家中如果有一百個像王小波這樣自由思索、敢於拒絕官方榮譽的人，中國文學就有希望了。”
“後來丫用手指我，我說你他媽指誰呢？‘啪’的一下就給了丫一耳切子，哎喲把丫打的喲，血當時就從鼻子流出來了……”
“那怎麽辦？我隻能這樣。再者話說了，你主任都不當回事兒，我著哪門子急？不就是十幾萬塊錢嗎？損失就損失了。”
(2)
“有那麽一句話：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汙辱垢穢，要茹納些；與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這才是做人的學問。”
“弗洛伊德是個大流氓。”
“後來我跟我姐說，你不能離開單位，哦，對了，我給你賣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說算了，組織甭管我了，我自謀生路去呀……能這麽便宜他嗎？!我說我姐夫當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憑什麽為這個把單位饒了去？傻冒呀？公家給了咱這碗飯，咱就往下吃唄……”
“不不不，那你是說錯了，王朔的價值不在這兒，王朔的價值在於他譏笑了從來沒有人敢譏笑的東西，盡管這些東西並不都是壞的。”
“散文墮落了，我從來不看眼下走紅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這次我先放過他去，你看我最後怎麽整他……”
又有人說到吳運韜昨天在全中心職工大會上的講話，說到師林平因為加班工作昏倒在辦公室。
於海文嚷嚷說：“誰知道丫是真昏倒還是裝神弄鬼？說不定是丫裝孫子迷糊老吳呢！”
那時候於海文還沒有對吳運韜恨得咬牙切齒，所以還叫他“老吳”，沒有用“丫”這個字代稱他。
和蘇北隔過兩個人，一個不緊不慢的聲音說：“老吳就喜歡這樣的人。”
另一個年紀已經不小的人說：“我一看見師林平和老吳說話那種樣子就惡心。一個人竟然能夠把自己作踐成這個樣子，可見這人不是個普通人，我們這些人都沒有這個本事……人家老吳用他也就是對的，要是我也用這樣的人，想睡了人家給你遞過來枕頭，想坐了給你屁股下麵塞來個凳子，多得呀！”
人們就笑。這話實際上已經有譴責吳運韜的味道了。
蘇北坐在班車最後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眼睛打盹。
沒有人把蘇北放在眼裏，沒有人顧及蘇北的反應，這也是一個環境中出現不了解的外來人時常有的情形。
誰都沒想到，這個不起眼的人，眼下正在做一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
在首都機場候機大廳，蘇北見到了已經交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楊。
胡楊其貌不揚，由於長年伏案寫作，眼睛看上去顯得有些浮腫。胡楊的小說、散文蜚聲中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美國和西歐國家也給予他很高評價，稱他是中國新時期以來最有創造性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著作為一個人的“原生態”，就連他說的話也是地地道道的k省中部方言，這種接近山西、陝西口音的方言雖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時說的話那樣拗口，沒有到過k省的人聽起來仍很困難。就是這個其貌不揚的人，因為一本《國色》，在中國大陸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文學地震。
《國色》剛剛出版之際，忠實貫徹有關部門意圖的文學評論家在沒有弄清上級意圖之前，鑒於胡楊的巨大名聲，在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的盛情邀請下，撰文說這是一部裏程碑式的作品、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的重大收獲，評價相當高。裏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關部門的意圖就傳達了下來，認為《國色》的性質是消極的，應當引起注意。據說傳達下來的意圖是出於這樣的背景：有人對一位德高望重的將軍說最近出版了這樣一本書，將軍非常激動，就像當年麵對國民黨軍隊一樣，用拐杖嗵嗵地拄著地板，命令說：“把狗日的抓起來槍斃！”當然，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人真的執行，胡楊沒有被抓起來，也沒有被槍斃，但是，有關部門不能不過問這件事了，主抓這件事的就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同誌。謝東方同誌在一次小範圍通氣會上嚴厲宣稱：依據原則，遠東文藝出版社必須撤消。
聽到這個傳言，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很緊張，對責任編輯王嵐說：“這事要控製一下。”但是，在這樣的時候，你是無法控製輿論的，一向善於看風使舵的評論家馬上否定了自己對這部作品的最初評價，解釋說評價一部作品需要時間，現在看來，這部作品在主調上是缺少時代亮色的，是消極的……隨後，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潮流，全麵否定胡楊二十餘年的文學耕耘，繼而對當下的文學從整體上進行了所謂“反思”，說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正在喪失……這更增加了錢寬的壓力。那段時間，錢寬幾乎每天接到謝東方的電話，這位年近六十歲的老者也經常到謝東方的門上去，點頭哈腰地說好話，聽訓斥。最終，遠東文藝出版社沒有被撤消，有關人員卻受到嚴重衝擊，責任編輯王嵐被開除留用，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則背了一個記大過的處分。
作家胡楊的壓力來自文學評論界，一邊倒的文學批評幾乎把他逐出文學主流，不幸的是，胡楊又是一個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學主流一員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邁的父親從k省中部老家趕到省城看望據說已經被捕入獄的兒子，拉住兒子因為常年寫作顯得非常纖細的手，淚漣漣地說：“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樣……”兒子說他沒那樣，說他從來沒想過要那樣，父親這才點點頭，放心了。
然而社會並沒有傾聽他的解釋，沒有像父親那樣點頭，仍然繼續聲討這位離是非很遠的作家。於是，關於作家胡楊的種種傳說就不脛而走。最離奇的說法是胡楊走投無路，最後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兩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裏的無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腦塗地”。
(3)
但是就像所有事情最終都將過去一樣，這件事也過去了。
蘇北接到《西北文學》現任主編費黧的電話，說胡楊到法國訪問要在北京停留三個小時，這才趕到機場。
身材瘦小的胡楊有些驚愕，笑著說：“你咋能在這麽大的一個地方找到我？”
在這以前，很少對外公布寫作信息的胡楊對蘇北說過，他最近將完成一部名為《最後一片戈壁》的長篇小說。蘇北懇求胡楊把這部作品交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胡楊說：“等寫完再說。”蘇北知道，胡楊寫不完《最後一片戈壁》是斷然不會安排出訪的。
胡楊帶著歉意對蘇北解釋說：“遠東文藝出版社去年為了出版《國色》招了不少麻煩，我欠著他們的人情，這部作品，我說什麽也得給他們……”
蘇北不聽他的解釋，堅持說：“不。這部作品一定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這話已經很不講究，很不客氣了。胡楊隻是為難地歎口氣，並沒有責怪蘇北。
蘇北和胡楊交往了二十多年，他們是k省新時期以來最初的一批小說作者。他們的交往除了文學層麵的東西之外，還有友誼因素———遠在胡楊沒有特別出名的時候，蘇北就組織過很多次胡楊作品研討會，對此，胡楊一直心存感激。
蘇北編輯、出版過胡楊的作品集，但是從來沒向他約過長篇小說。蘇北知道，長篇小說對一個作家來說往往具有特殊意義，獲得全國性影響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們不願把這樣的作品交給省級出版社出版。蘇北離開k省的時候就曾經向胡楊約定，一定要支援他一部長篇小說，盡管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一家完全意義上的出版機構。當時胡楊是點了頭的。
“胡楊，這本書對於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非常重要，你必須幫我。”
“但是……蘇北，我已經把稿件交給王嵐了。”
“我隻要你的授權，”蘇北一步不讓，“其他問題由我來解決。我會用我的方式彌補你所說的欠著王嵐和錢寬的情分。現在你一定給我一個授權。”
胡楊猶豫了：“這樣行不行？等我幾天，我從法國回來以後再說這件事行嗎？反正遠東文藝出版社還在看稿子，也還沒有簽合同，時間還是有的……”
蘇北不好再說什麽，笑笑，說：“那也行……我等你。”
前景很好……當金超在編輯室以胡楊老鄉的身份斷言胡楊不會再寫出高質量作品的時候，蘇北坐在辦公桌前，構築著把《最後一片戈壁》爭奪過來的細節。隨後，他就在北京出版界跑動起來，包括麵見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和《國色》的責任編輯王嵐。
和王嵐見麵是在亞運村附近一家新開張的咖啡館。
王嵐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姑娘，遠東文藝出版社的骨幹編輯，有相當強的組稿能力，在當代作家中很有影響。為了胡楊去年那本書，錢寬頂著很大的壓力，拚命保她，雖然給了一個開除留用的處分，最終還是讓她繼續做編輯工作，上麵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王嵐穿一件質地很好的黑色皮夾克，脖子上攏著帶碎花的紗巾，藍色牛仔褲使她的雙腿顯得修長而健美。她的目光清澄透亮，看人的時候顯出好奇的樣子。
兩個人在考究的小木桌旁邊坐下來的時候，穿藍地白花蠟染服裝，頭上紮著漂亮的紅色頭飾的服務生小姐端來散發著濃鬱芳香的咖啡。
“路上，我一直在想，”王嵐用動聽的嗓音說，“這個蘇北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胡楊如此看重———他以前從來沒敢這樣和我說過話。你知道嗎？他從巴黎打電話給我，而且是北京時間午夜兩點，他就沒有算一算巴黎和北京的時差。你猜他在電話裏怎麽說？他‘命令’我和你見一次麵。”
蘇北笑了，說：“能夠被胡楊命令的人一定是他最信賴的人。”
王嵐銀鈴一般笑起來，為蘇北這句沒有痕跡的恭維而高興。“謝天謝地，”王嵐說，“誰要是被他信賴，離倒黴就不遠了。我曾經勸過他，我說你把社會責任感之類的東西扔遠一點兒，我說你僅僅是一個作家，你什麽也改變不了……”
“這不是胡楊的錯。”
“我知道。可你也得有個輕重呀，幹嗎非往槍口上撞？你知道嗎？他老父親都急出病來了。老家的人都說胡楊被抓起來了，說是要槍斃呢！還有的說胡楊現在被公安局吊在監獄大禮堂柱子上了，一天隻給兩口飯吃……”王嵐無可抑止地笑了起來，她想起胡楊繪聲繪色說這些事時的情形。
蘇北說：“我在k省洛泉地區插隊的時候，住土窯洞的老鄉跟我感歎：聽說劉少奇窯裏放兩個裝糖的罐罐哩，想吃白糖有白糖，想吃紅糖有紅糖，咋還不滿足？為啥還要反對毛主席嘛？！”
王嵐幾乎笑出眼淚，搖著頭說：“這是多麽好的老百姓，為這他們的領導人應當對他們感恩不盡哪！”
蘇北看著王嵐，深深地為她不經意表現出的美所傾倒。
“我聽胡楊說，為了那本書，你……”
王嵐果斷地一揮手，說：“不提它！現在說咱們的正事。胡楊說你非常需要《最後一片戈壁》？”
“是的，”蘇北原想繞很大圈子說出的話，直言不諱說了出來。他介紹了一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情況，他告訴她，他應當報答吳運韜……
(4)
王嵐微微笑了一下，沒有對蘇北的話做評價，隻是說：“關於《最後一片戈壁》，情況是這樣：我們社當然非常想得到它，但是我們也非常慎重，畢竟有了去年的事情，所以，稿子，領導班子的人都在看。據我所知，目前意見不一致，有的認為作品仍然偏於灰暗，出版以後恐怕會有麻煩，也有的認為不存在這方麵的問題，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最終意見，恐怕還要等幾天才能夠拿出來。無論我們社裏是什麽意見，最終交給哪一家出版社，還要由胡楊來決定。現在我覺得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著名的出版社都在追蹤這部作品，他們給出了很高的價碼……”
“胡楊不會因為這個東西影響他的決定。”
“但是，我知道他同時也很看重這些東西，現在作家也不清高了，我碰到過很多比商人還精於算計的作家。據我所知，胡楊對這些出版社的拒絕並不特別的堅決，我不知道是不是出版條件在影響他……也許是我多慮了。”
“謝謝你提醒我，王嵐。”蘇北誠摯地說，“如果遠方文藝出版社決定接受出版，如果你認為繼續做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對於你很重要，而我又懇求你們，胡楊也建議你們把這個獲得巨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機會讓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你會做什麽樣選擇？”
王嵐沉吟了一會兒，說：“就我個人來說，我當然不希望放棄，說白了這裏麵的確有利益問題，但是，世界上又有比利益更重要的東西……我想，如果胡楊有這個願望，我會毫無怨言地照他說的去做，在我這裏不應當是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你必須麵對遠東文藝出版社和其他那些著名的出版社。”
“這些工作都由我來做。”
王嵐笑了：“你這個人不像表麵上那樣溫良。”
蘇北望著她，不知道她是什麽意思。
胡楊從法國回來的時候，實際上已經不再為把《最後一片戈壁》交給哪家出版社出版而為難了。蘇北幾乎拜會了所有追蹤這部作品的人和單位，包括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
遠東文藝出版社是一個龐大的平房院落。蘇北在王嵐的帶領下走進錢寬的辦公室之前，遠遠地看了一眼罩在霧嵐中的頤和園，心裏感歎時光流逝得太快了。他曾經參加為紀念毛主席橫渡長江一周年舉辦的橫渡昆明湖活動……細想起來，那已經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三十年，倏忽之間，三十年就過去了。
錢寬一頭白發，有一種儒雅的氣質。胡楊曾經對人說：“錢寬是北京文化人裏麵的最後一個貴族。”錢寬很反感蘇北從半路上殺出來，彬彬有禮中顯示出冷淡。但是，在和蘇北深談以後，他倒比王嵐先動搖了，對蘇北說：“如果胡楊決定把這部作品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我不堅持。”
實際上，在蘇北和錢寬後來的交往中，《最後一片戈壁》已經不再是重要話題，他們聊了很多別的東西。錢寬很欣賞蘇北開闊的眼界、深厚的學養和對工作鍥而不舍的勁頭，遠東文藝出版社缺這樣的編輯。錢寬對蘇北感歎說：“你當初要是到我們這裏來就好了，就沒今天這樣的事情了……”
胡楊拜會了錢寬，懷著一種歉疚心理和這位心地善良的總編輯交換意見。錢寬總編輯隻好說：“那行吧。”胡楊主動許諾下一部作品一定給遠東文藝出版社。錢寬笑笑，說：“下次要是再有一個什麽人出來，我看結果還會是這樣。”
“不不不不，絕對不會了。”
“蘇北是好編輯，”錢寬送胡楊的時候說。“你應當把他推薦給我……”
“蘇北沒對我說他要回北京，否則我一定會建議他投奔您的麾下。”
錢寬笑道：“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裏，結果現在成了對手。”
“蘇北人很好，”胡楊說，“你們以後一定會成為朋友。”
“我知道。”
為了回避出版單位的追蹤，胡楊特意住到東長安街北側一座大樓後麵不起眼的內部招待所。胡楊和漂亮的王嵐開玩笑說：“你看，我還是沒有補給你這個人情。”這是胡楊見過錢寬的第二天。
王嵐笑著說：“你不妨把這看成是你和我的共同決定。”
胡楊指著蘇北說：“這個人用什麽辦法迷惑了你？”
王嵐寸步不讓：“是迷惑了我嗎？是迷惑了你的……”
胡楊就笑，蘇北也笑著，什麽都不說。蘇北很感激胡楊，感激錢寬，更感激王嵐，這不是言語能夠表達的。接下來，胡楊對蘇北叮嚀了很多出版環節上的事情，王嵐則已經完全把這件事放到了一邊，站在一旁饒有興味地聽著他們的談話。
把《最後一片戈壁》轉讓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或者說蘇北，對於王嵐來說並不像蘇北想象的那樣困難。蘇北在後來與王嵐的接觸中，才逐步了解到這個人的處事風格。
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和王嵐的交往會開拓一片視野，在那裏看到與別處完全不同的風光。
(1)
蘇北上班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從胡同口坐三站電車，再乘地鐵，坐七站，出站以後再走一刻鍾；一種是從家裏出來，走兩站，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車點乘班車，直接到單位。他選擇了後者。
班車是一個小社會，這個小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單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車上，熱情的問候和調侃中，有會心的理解同時也可能有不可調和的憎惡；嘻嘻哈哈的玩笑話說的也許是一個誰都不願明說的嚴重事件；“鑼鼓聽聲，說話聽音。”惡毒的詛咒有可能用熱烈的讚揚來表達；由衷的感歎說出來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罵；暗戀著的姑娘總是遠遠地避開她的白馬王子的座位，被愛火燃燒的小夥子對他所愛的姑娘表現出誰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結領導的方式早已經超越公開諂媚的原始階段，進入到了一種了無痕跡的爐火純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賺取不義之財的人不斷訴說生活的艱難，生動描述在農貿市場上為一捆菠菜和小販發生的爭吵，一貧如洗的人誇誇其談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門烤鴨店的一頓大餐；富於心計權謀的人躲在一個角落裏哦哦啊啊地裝傻，沒心沒肺的人炫耀著自己的聰明，把眾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醜聞或者領導層的某種動向作為秘聞說著；在一對要離婚的人麵前總是有一些熱心的說合者，隨後這些說合人就成為足以對離婚者造成傷害的小道消息傳播者———或者男方東西太小沒有靈性，或者女方得了什麽病見了男人那東西就吐……最後還不無遺憾地說：“倆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說出這樣的事多讓人可惜呀……”
中國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長時間的不正常年代裏形成和積澱起來的，這是一種強大的集體無意識。當兩千多年前一個身材瘦小、麵色蒼白的儒生在鹹陽被秦始皇活埋的時候，他的後人一定刻骨銘心地記住了這樣一條血淋淋的教訓，你不要對皇上說他不愛聽的話。他又用這個教訓後輩。後輩已經削為平民，躬耕於鄉間，見不到皇上，皇上對他也就失去了作用於人生的意義，但是鄉間還是有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於是古訓成了“你要順從所有有權有勢的人”。
曆史長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個種姓，一脈血緣，要經曆多少榮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夠說出自己的來曆，哪怕是僅僅上溯五代人的來曆，我們血緣的脈絡早已幹涸消失在曆史的粗大線條之中了，但是在我們的意識之中，卻潛藏著先祖留給我們的關於什麽可為什麽不可為的密碼。我們並不意識到這些密碼，在它蜇伏著的現世人生中出現某種無法規避的選擇之時，它才喚起我們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們怎樣做和怎樣說。但是我們並不完全被動，作為大自然的一個鏈條，我們的肉體還肩負著繁衍的功能，所以我們有肉體的欲望，有由此生發的種種精神渴求。我們的一生實際上隻是索取和得到兩者之間的一個過程。我們要索取，我們就工作，就爭權，就奪利，人生就處在“匱”的狀態，一種失衡的狀態；我們得到了，“匱”變為“盈”，我們就達到了平衡。這是最好的狀態。但這種狀態在人生中是極為短暫的，如電石火花，轉瞬即逝。我們似乎永遠處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們總是在爭鬥，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既醜又美的東西的，這對誰都一樣。
班車上三十多個人，處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狀態，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見，這個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絕大部分時間裏處在“失衡”的狀態，但是，如前所說，我們中國人的生存智能讓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製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車又很有樂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個其貌不揚的人。其貌不揚的中國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機智足以和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媲美。美國《紐約時報》刊載過一個在中國遊曆的美國人的專稿，那位美國人告訴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美國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與一個用牛糞火燒飯的婦女交談，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民族對話。
班車上的說笑在繼續：
“看北京晚報了嗎？昨兒一輛夏利從燕莎橋開下去了，翻了個過兒司機愣沒死嘿……”
“現在那兒人特多，根本沒法兒玩兒。”
“其實你犯不上，現在這兄弟姐妹之間，有幾個好的？還不是自個兒過自個兒的日子？你過得好，他還眼紅呢；過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誰來幫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認為，崔健是中國最好的詩人，隻有他把詩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說句不客氣的話———整個新時期文學對時代與社會的認識都抵不過崔健的《一塊紅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評論話語權的騙子，你不可能指望他們有真知灼見，他們當緊要解決的是道德問題而不是學術觀點問題。”
“我爺爺那會兒在天津開武館……”
“中國作家中如果有一百個像王小波這樣自由思索、敢於拒絕官方榮譽的人，中國文學就有希望了。”
“後來丫用手指我，我說你他媽指誰呢？‘啪’的一下就給了丫一耳切子，哎喲把丫打的喲，血當時就從鼻子流出來了……”
“那怎麽辦？我隻能這樣。再者話說了，你主任都不當回事兒，我著哪門子急？不就是十幾萬塊錢嗎？損失就損失了。”
(2)
“有那麽一句話：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汙辱垢穢，要茹納些；與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這才是做人的學問。”
“弗洛伊德是個大流氓。”
“後來我跟我姐說，你不能離開單位，哦，對了，我給你賣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說算了，組織甭管我了，我自謀生路去呀……能這麽便宜他嗎？!我說我姐夫當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憑什麽為這個把單位饒了去？傻冒呀？公家給了咱這碗飯，咱就往下吃唄……”
“不不不，那你是說錯了，王朔的價值不在這兒，王朔的價值在於他譏笑了從來沒有人敢譏笑的東西，盡管這些東西並不都是壞的。”
“散文墮落了，我從來不看眼下走紅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這次我先放過他去，你看我最後怎麽整他……”
又有人說到吳運韜昨天在全中心職工大會上的講話，說到師林平因為加班工作昏倒在辦公室。
於海文嚷嚷說：“誰知道丫是真昏倒還是裝神弄鬼？說不定是丫裝孫子迷糊老吳呢！”
那時候於海文還沒有對吳運韜恨得咬牙切齒，所以還叫他“老吳”，沒有用“丫”這個字代稱他。
和蘇北隔過兩個人，一個不緊不慢的聲音說：“老吳就喜歡這樣的人。”
另一個年紀已經不小的人說：“我一看見師林平和老吳說話那種樣子就惡心。一個人竟然能夠把自己作踐成這個樣子，可見這人不是個普通人，我們這些人都沒有這個本事……人家老吳用他也就是對的，要是我也用這樣的人，想睡了人家給你遞過來枕頭，想坐了給你屁股下麵塞來個凳子，多得呀！”
人們就笑。這話實際上已經有譴責吳運韜的味道了。
蘇北坐在班車最後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眼睛打盹。
沒有人把蘇北放在眼裏，沒有人顧及蘇北的反應，這也是一個環境中出現不了解的外來人時常有的情形。
誰都沒想到，這個不起眼的人，眼下正在做一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情。
在首都機場候機大廳，蘇北見到了已經交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楊。
胡楊其貌不揚，由於長年伏案寫作，眼睛看上去顯得有些浮腫。胡楊的小說、散文蜚聲中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美國和西歐國家也給予他很高評價，稱他是中國新時期以來最有創造性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著作為一個人的“原生態”，就連他說的話也是地地道道的k省中部方言，這種接近山西、陝西口音的方言雖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時說的話那樣拗口，沒有到過k省的人聽起來仍很困難。就是這個其貌不揚的人，因為一本《國色》，在中國大陸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文學地震。
《國色》剛剛出版之際，忠實貫徹有關部門意圖的文學評論家在沒有弄清上級意圖之前，鑒於胡楊的巨大名聲，在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的盛情邀請下，撰文說這是一部裏程碑式的作品、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的重大收獲，評價相當高。裏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關部門的意圖就傳達了下來，認為《國色》的性質是消極的，應當引起注意。據說傳達下來的意圖是出於這樣的背景：有人對一位德高望重的將軍說最近出版了這樣一本書，將軍非常激動，就像當年麵對國民黨軍隊一樣，用拐杖嗵嗵地拄著地板，命令說：“把狗日的抓起來槍斃！”當然，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人真的執行，胡楊沒有被抓起來，也沒有被槍斃，但是，有關部門不能不過問這件事了，主抓這件事的就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同誌。謝東方同誌在一次小範圍通氣會上嚴厲宣稱：依據原則，遠東文藝出版社必須撤消。
聽到這個傳言，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很緊張，對責任編輯王嵐說：“這事要控製一下。”但是，在這樣的時候，你是無法控製輿論的，一向善於看風使舵的評論家馬上否定了自己對這部作品的最初評價，解釋說評價一部作品需要時間，現在看來，這部作品在主調上是缺少時代亮色的，是消極的……隨後，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潮流，全麵否定胡楊二十餘年的文學耕耘，繼而對當下的文學從整體上進行了所謂“反思”，說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正在喪失……這更增加了錢寬的壓力。那段時間，錢寬幾乎每天接到謝東方的電話，這位年近六十歲的老者也經常到謝東方的門上去，點頭哈腰地說好話，聽訓斥。最終，遠東文藝出版社沒有被撤消，有關人員卻受到嚴重衝擊，責任編輯王嵐被開除留用，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則背了一個記大過的處分。
作家胡楊的壓力來自文學評論界，一邊倒的文學批評幾乎把他逐出文學主流，不幸的是，胡楊又是一個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學主流一員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邁的父親從k省中部老家趕到省城看望據說已經被捕入獄的兒子，拉住兒子因為常年寫作顯得非常纖細的手，淚漣漣地說：“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樣……”兒子說他沒那樣，說他從來沒想過要那樣，父親這才點點頭，放心了。
然而社會並沒有傾聽他的解釋，沒有像父親那樣點頭，仍然繼續聲討這位離是非很遠的作家。於是，關於作家胡楊的種種傳說就不脛而走。最離奇的說法是胡楊走投無路，最後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兩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裏的無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腦塗地”。
(3)
但是就像所有事情最終都將過去一樣，這件事也過去了。
蘇北接到《西北文學》現任主編費黧的電話，說胡楊到法國訪問要在北京停留三個小時，這才趕到機場。
身材瘦小的胡楊有些驚愕，笑著說：“你咋能在這麽大的一個地方找到我？”
在這以前，很少對外公布寫作信息的胡楊對蘇北說過，他最近將完成一部名為《最後一片戈壁》的長篇小說。蘇北懇求胡楊把這部作品交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胡楊說：“等寫完再說。”蘇北知道，胡楊寫不完《最後一片戈壁》是斷然不會安排出訪的。
胡楊帶著歉意對蘇北解釋說：“遠東文藝出版社去年為了出版《國色》招了不少麻煩，我欠著他們的人情，這部作品，我說什麽也得給他們……”
蘇北不聽他的解釋，堅持說：“不。這部作品一定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這話已經很不講究，很不客氣了。胡楊隻是為難地歎口氣，並沒有責怪蘇北。
蘇北和胡楊交往了二十多年，他們是k省新時期以來最初的一批小說作者。他們的交往除了文學層麵的東西之外，還有友誼因素———遠在胡楊沒有特別出名的時候，蘇北就組織過很多次胡楊作品研討會，對此，胡楊一直心存感激。
蘇北編輯、出版過胡楊的作品集，但是從來沒向他約過長篇小說。蘇北知道，長篇小說對一個作家來說往往具有特殊意義，獲得全國性影響是他們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們不願把這樣的作品交給省級出版社出版。蘇北離開k省的時候就曾經向胡楊約定，一定要支援他一部長篇小說，盡管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一家完全意義上的出版機構。當時胡楊是點了頭的。
“胡楊，這本書對於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非常重要，你必須幫我。”
“但是……蘇北，我已經把稿件交給王嵐了。”
“我隻要你的授權，”蘇北一步不讓，“其他問題由我來解決。我會用我的方式彌補你所說的欠著王嵐和錢寬的情分。現在你一定給我一個授權。”
胡楊猶豫了：“這樣行不行？等我幾天，我從法國回來以後再說這件事行嗎？反正遠東文藝出版社還在看稿子，也還沒有簽合同，時間還是有的……”
蘇北不好再說什麽，笑笑，說：“那也行……我等你。”
前景很好……當金超在編輯室以胡楊老鄉的身份斷言胡楊不會再寫出高質量作品的時候，蘇北坐在辦公桌前，構築著把《最後一片戈壁》爭奪過來的細節。隨後，他就在北京出版界跑動起來，包括麵見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和《國色》的責任編輯王嵐。
和王嵐見麵是在亞運村附近一家新開張的咖啡館。
王嵐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姑娘，遠東文藝出版社的骨幹編輯，有相當強的組稿能力，在當代作家中很有影響。為了胡楊去年那本書，錢寬頂著很大的壓力，拚命保她，雖然給了一個開除留用的處分，最終還是讓她繼續做編輯工作，上麵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王嵐穿一件質地很好的黑色皮夾克，脖子上攏著帶碎花的紗巾，藍色牛仔褲使她的雙腿顯得修長而健美。她的目光清澄透亮，看人的時候顯出好奇的樣子。
兩個人在考究的小木桌旁邊坐下來的時候，穿藍地白花蠟染服裝，頭上紮著漂亮的紅色頭飾的服務生小姐端來散發著濃鬱芳香的咖啡。
“路上，我一直在想，”王嵐用動聽的嗓音說，“這個蘇北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胡楊如此看重———他以前從來沒敢這樣和我說過話。你知道嗎？他從巴黎打電話給我，而且是北京時間午夜兩點，他就沒有算一算巴黎和北京的時差。你猜他在電話裏怎麽說？他‘命令’我和你見一次麵。”
蘇北笑了，說：“能夠被胡楊命令的人一定是他最信賴的人。”
王嵐銀鈴一般笑起來，為蘇北這句沒有痕跡的恭維而高興。“謝天謝地，”王嵐說，“誰要是被他信賴，離倒黴就不遠了。我曾經勸過他，我說你把社會責任感之類的東西扔遠一點兒，我說你僅僅是一個作家，你什麽也改變不了……”
“這不是胡楊的錯。”
“我知道。可你也得有個輕重呀，幹嗎非往槍口上撞？你知道嗎？他老父親都急出病來了。老家的人都說胡楊被抓起來了，說是要槍斃呢！還有的說胡楊現在被公安局吊在監獄大禮堂柱子上了，一天隻給兩口飯吃……”王嵐無可抑止地笑了起來，她想起胡楊繪聲繪色說這些事時的情形。
蘇北說：“我在k省洛泉地區插隊的時候，住土窯洞的老鄉跟我感歎：聽說劉少奇窯裏放兩個裝糖的罐罐哩，想吃白糖有白糖，想吃紅糖有紅糖，咋還不滿足？為啥還要反對毛主席嘛？！”
王嵐幾乎笑出眼淚，搖著頭說：“這是多麽好的老百姓，為這他們的領導人應當對他們感恩不盡哪！”
蘇北看著王嵐，深深地為她不經意表現出的美所傾倒。
“我聽胡楊說，為了那本書，你……”
王嵐果斷地一揮手，說：“不提它！現在說咱們的正事。胡楊說你非常需要《最後一片戈壁》？”
“是的，”蘇北原想繞很大圈子說出的話，直言不諱說了出來。他介紹了一下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情況，他告訴她，他應當報答吳運韜……
(4)
王嵐微微笑了一下，沒有對蘇北的話做評價，隻是說：“關於《最後一片戈壁》，情況是這樣：我們社當然非常想得到它，但是我們也非常慎重，畢竟有了去年的事情，所以，稿子，領導班子的人都在看。據我所知，目前意見不一致，有的認為作品仍然偏於灰暗，出版以後恐怕會有麻煩，也有的認為不存在這方麵的問題，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最終意見，恐怕還要等幾天才能夠拿出來。無論我們社裏是什麽意見，最終交給哪一家出版社，還要由胡楊來決定。現在我覺得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著名的出版社都在追蹤這部作品，他們給出了很高的價碼……”
“胡楊不會因為這個東西影響他的決定。”
“但是，我知道他同時也很看重這些東西，現在作家也不清高了，我碰到過很多比商人還精於算計的作家。據我所知，胡楊對這些出版社的拒絕並不特別的堅決，我不知道是不是出版條件在影響他……也許是我多慮了。”
“謝謝你提醒我，王嵐。”蘇北誠摯地說，“如果遠方文藝出版社決定接受出版，如果你認為繼續做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對於你很重要，而我又懇求你們，胡楊也建議你們把這個獲得巨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機會讓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你會做什麽樣選擇？”
王嵐沉吟了一會兒，說：“就我個人來說，我當然不希望放棄，說白了這裏麵的確有利益問題，但是，世界上又有比利益更重要的東西……我想，如果胡楊有這個願望，我會毫無怨言地照他說的去做，在我這裏不應當是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你必須麵對遠東文藝出版社和其他那些著名的出版社。”
“這些工作都由我來做。”
王嵐笑了：“你這個人不像表麵上那樣溫良。”
蘇北望著她，不知道她是什麽意思。
胡楊從法國回來的時候，實際上已經不再為把《最後一片戈壁》交給哪家出版社出版而為難了。蘇北幾乎拜會了所有追蹤這部作品的人和單位，包括遠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錢寬。
遠東文藝出版社是一個龐大的平房院落。蘇北在王嵐的帶領下走進錢寬的辦公室之前，遠遠地看了一眼罩在霧嵐中的頤和園，心裏感歎時光流逝得太快了。他曾經參加為紀念毛主席橫渡長江一周年舉辦的橫渡昆明湖活動……細想起來，那已經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三十年，倏忽之間，三十年就過去了。
錢寬一頭白發，有一種儒雅的氣質。胡楊曾經對人說：“錢寬是北京文化人裏麵的最後一個貴族。”錢寬很反感蘇北從半路上殺出來，彬彬有禮中顯示出冷淡。但是，在和蘇北深談以後，他倒比王嵐先動搖了，對蘇北說：“如果胡楊決定把這部作品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我不堅持。”
實際上，在蘇北和錢寬後來的交往中，《最後一片戈壁》已經不再是重要話題，他們聊了很多別的東西。錢寬很欣賞蘇北開闊的眼界、深厚的學養和對工作鍥而不舍的勁頭，遠東文藝出版社缺這樣的編輯。錢寬對蘇北感歎說：“你當初要是到我們這裏來就好了，就沒今天這樣的事情了……”
胡楊拜會了錢寬，懷著一種歉疚心理和這位心地善良的總編輯交換意見。錢寬總編輯隻好說：“那行吧。”胡楊主動許諾下一部作品一定給遠東文藝出版社。錢寬笑笑，說：“下次要是再有一個什麽人出來，我看結果還會是這樣。”
“不不不不，絕對不會了。”
“蘇北是好編輯，”錢寬送胡楊的時候說。“你應當把他推薦給我……”
“蘇北沒對我說他要回北京，否則我一定會建議他投奔您的麾下。”
錢寬笑道：“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裏，結果現在成了對手。”
“蘇北人很好，”胡楊說，“你們以後一定會成為朋友。”
“我知道。”
為了回避出版單位的追蹤，胡楊特意住到東長安街北側一座大樓後麵不起眼的內部招待所。胡楊和漂亮的王嵐開玩笑說：“你看，我還是沒有補給你這個人情。”這是胡楊見過錢寬的第二天。
王嵐笑著說：“你不妨把這看成是你和我的共同決定。”
胡楊指著蘇北說：“這個人用什麽辦法迷惑了你？”
王嵐寸步不讓：“是迷惑了我嗎？是迷惑了你的……”
胡楊就笑，蘇北也笑著，什麽都不說。蘇北很感激胡楊，感激錢寬，更感激王嵐，這不是言語能夠表達的。接下來，胡楊對蘇北叮嚀了很多出版環節上的事情，王嵐則已經完全把這件事放到了一邊，站在一旁饒有興味地聽著他們的談話。
把《最後一片戈壁》轉讓給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或者說蘇北，對於王嵐來說並不像蘇北想象的那樣困難。蘇北在後來與王嵐的接觸中，才逐步了解到這個人的處事風格。
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和王嵐的交往會開拓一片視野，在那裏看到與別處完全不同的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