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軍械庫儲備著大量美國高科技軍用物資，晚上要特別設防。
安-坎貝爾遇害的那天清晨，我正在軍械庫執行我的密探任務。幾個星期以前，我冒充一個掌管軍火供應的中士，他的名字叫富蘭克林-懷特，到這裏來和一個真正從事軍火交易的達伯特-埃爾金斯中士合夥向古巴的自由戰士出售一批武器，有m－16型步槍、一批手榴彈發射器，還有許多危險品。因為這幫人自稱正在準備推翻反基督教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先生。實際上他們都是毒品販子，他們冒充古巴的自由戰士是為了和我們做這筆交易時更順利些。早晨6點在訓練基地，我正跟埃爾金斯中士商量怎樣分配賺來的20萬美金。埃爾金斯中士會因為這件事坐牢，可他還蒙在鼓裏，人總有個做夢的時候。其實我也不願意做他們夢中的惡魔，隻是履行職責而已。
電話鈴響了，我搶在我的新夥伴前麵拿起了話筒：“喂，這兒是基地軍械庫。我是懷特中士。”
“啊，總算找到你了。”打電話的是威廉-肯特上校，基地憲兵司令，也是哈德雷堡的最高警官。“總算找到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失蹤了。”我回答道。在我遇見辛西婭之前，肯特上校是基地裏唯一知道我真實身份的人，所以一接到他的電話我就猜想他準是要告訴我，我馬上就有暴露的危險。我立刻警惕起來，一隻眼睛盯著埃爾金斯，另一隻掃視著門口。
謝天謝地，不是那麽回事。肯特上校說：“這兒發生了一起殺人案。受害者是一位女上尉。可能是強xx。你講話方便嗎？”
“不。”
“你能來見我嗎？”
“也許吧。”肯特像多數憲兵司令官一樣很正統，並不太聰明。犯罪調查處使他神經緊張。我說：“顯然，我正在工作。”
“可這個案子應該先辦，布倫納先生，因為這是個大案。”
“這個也一樣。”我瞥了埃爾金斯一眼，見他正仔細地觀察著我。
肯特說：“受害者是坎貝爾將軍的女兒。”
“我的天。”我想了一會兒。所有的直覺都告訴我，該回避涉及將軍女兒被奸殺的任何案子，因為這種案子會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責任感、榮譽感和正義感使我堅信犯罪調查處那些專門處理這類案件的傻瓜能夠辦理此案，那些注定畢生事業要毀滅的家夥。這樣的人還真有幾個。責任感、榮譽感且不說，此案倒真喚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問肯特上校：“在哪兒見麵？”
“在憲兵司令部的停車場，我帶你去看現場。”
作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進憲兵司令部辦公樓的，肯特上校此時竟如此糊塗。我說：“不行吧。”
“哦……在步兵營怎麽樣？就在第3營總部，去現場正好順路。”
埃爾金斯很緊張，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對肯特說：“好的，寶貝兒。我10分鍾就到。”我掛斷電話，對埃爾金斯中士說：“來電話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點愛的滋潤了。”
埃爾金斯看了看表說：“有些晚……也許太早了吧。”
“這位女友可不管什麽早晚。”
埃爾金斯笑了。
根據基地的規定，我當時還帶著武器。看到埃爾金斯已經冷靜下來，我便根據規定把手槍放在那兒了。當時我根本沒想到過，過會兒還會需要它。我對埃爾金斯說：“我有可能還要回來的。”
“好的。代我親親她，夥計。”
“沒問題。”
我把追光牌汽車留在活動房屋集中地了。我現在的pov（軍隊裏私人汽車的代號）是一輛福特牌小噸位運貨卡車。實際上，它是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準備的，裏麵全是放槍的架子，裝飾著狗毛，後麵放著一雙流行的軍用防水靴。
就這樣，我駕車駛過了基地中心，幾分鍾就到了步兵訓練大隊的地盤。這裏隨處可見二戰時期建的一些長長的木頭營房，大都荒廢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戰已經結束，部隊雖沒解散，但規模顯然是縮小了。步兵、裝甲兵和部隊賴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戰部隊削減得最厲害。但專與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調查處卻日益壯大起來。
好多年前，我還是個年輕的二等兵，先從哈德雷堡的高級步兵培訓學校畢業，後來又分別在離這兒不遠的本寧堡的空降兵學校和騎兵學校上過學，所以我就成了一個空降兵和騎手——一件終極武器、一台殺人機器、一個地位低下，瘦弱，將要在空中喪命的人。現在我已經開始衰老了，在犯罪調查處工作很合適。
時間又到了軍隊中稱為破曉的時候了。佐治亞的天空變成了粉紅色，空氣非常潮濕，不難想象，又是一個90華氏度的大熱天。我可以聞到潮濕的泥土味、鬆樹的清香和附近軍隊餐廳飄出的咖啡香。
我把車停在舊軍營指揮部前麵的草坪上，看見肯特從他的草綠色小車裏鑽出來，便也從小貨車裏走出來。
肯特50歲左右，個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臉上長著亮而藍的大眼睛。我前麵已經說過，他這個人有時候很死板，不是太聰明，但工作效率相當高，也很賣力。他在軍隊的官職相當於地方的警長，指揮整個哈德雷堡的憲兵。因為他執行規定和章程太嚴，所以大家雖然不討厭他，但誰也沒把他當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憲兵司令的軍裝，頭戴白色鋼盔，腰間掛著白色手槍套，腳穿一雙擦得鋥亮的靴子。他告訴我：“我安排了6個憲兵守護現場，什麽也沒動過。”
“這樣很好。”我和肯特相識大約有10年之久了。盡管我來哈德雷堡辦案隻能一次見麵一次，但我們的工作關係不錯。肯特級別比我高，但隻要我來這兒辦案，就能接近他，實際上常給他帶來一些麻煩。我曾經看過他在軍事法庭作證的情景。作為一名證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質：可信、符合邏輯、客觀而有條理。但他也有處理不好的地方。他總感到原告會很高興讓他離開證人席。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軍事法庭開庭時，通常讓人都會對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點關心；而肯特卻不是這樣的人，他隻關心誰是誰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當眾辱罵過他。實際上我見他笑過一次，那是當一個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燒了一個廢棄的營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時候。法律畢竟是法律，像肯特這樣冷漠無情的人從事法律工作也許是再合適不過了。所以，今天早晨發生的奸殺竟能使他震動，令我有些吃驚。我問他：“你通知坎貝爾將軍了嗎？”
“沒有。”
“你最好親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點了點頭，臉色很難看。我猜想他已經到過現場了。我又一次鄭重地告訴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將軍肯定饒不了你。”
他趕緊解釋：“唉，直到我親眼看見屍體，死者身份才被確認。我是說，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訴他，他的女兒——”
“是誰認出死者的？”
“一個叫聖-約翰的中士，是他發現了屍體。”
“他認識她嗎？”
“案發前他們在一起值勤。”
“噢，這麽說，死者身份是確鑿無疑了。你認識她嗎？”
“當然認識。是我確認她的身份的。”
“其實，不用看身份識別牌，她軍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這些都不見了。”
“不見了？”
“是的……她的軍裝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對這類事情人們都很敏感，好像腦子裏天生就存著這種材料，所以一聽到這些證詞，看了現場，他就會自問：“這些材料有什麽不大對頭嗎？”於是我問肯特上校：“內衣內褲呢？”
“什麽？噢……在那兒……”他接著又說，“通常他們要拿走內衣內褲，對嗎？這就怪了。”
“聖-約翰中士是懷疑對象嗎？”
肯特上校聳了聳肩說：“那就是你的任務了。”
“啊，就憑聖-約翰這個名字，我們也得暫時把他列為可疑對象。”我對肯特上校說，“那邊是我的連隊呆過的地方，得爾塔連。”
“我不知道你還當過步兵。”
我點了點頭，說：“有時候我覺得步兵更好一些，因為步兵和別的兵種不一樣，內部不出壞蛋。”
“壞蛋就是壞蛋，”肯特告訴我，“部隊就是部隊，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這話說出了軍事觀念的精華。軍令如山，無須探究為什麽，隻許勝不許敗，這一警句很適用於戰鬥和大多數軍事形勢。但犯罪調查處的工作隻能例外了，因為犯罪調查處的最終目的是查清事實真相，而要做到這一點有時就不得不違背上級命令，自行決定。這樣做就不能很好地適應部隊的要求。部隊認為自己是個大家庭，家庭成員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賢淑”的信條。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對我說：“我知道這個案子也許很複雜，不過也許不很複雜，也許是非軍人幹的，也許很快便可破獲。”
“噢，肯定是這樣，比爾。我們兩人的檔案裏都將會增加一封讚揚信，然後就是坎貝爾將軍邀請我們赴雞尾酒會了。”
肯特看上去滿瞼愁容，他說：“啊，坦白地說，我無法推卸責任，因為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職責，而你就不同了。隻要你願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後上級就會派另一個人來。現在你碰巧來到這兒，又碰巧是特別犯罪調查人員。我們從前合作過，我希望我們再次合作。”
“可你連杯咖啡都沒給我喝。”
他獰笑了一下說：“咖啡？見鬼，我還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這個案子辦好了你可以得到晉升。”
“如果你說降級，那倒可能；要說升級，我已經沒地方可升了。”
“對不起，我忘了。這製度太不合理。”
我問他：“你會再升一級嗎？”
“也許吧。”他看上去有點憂慮，好像夢中見到的閃閃發光的將軍星突然消失了一樣。
我又問：“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調查處了嗎？”
“沒有。”
“為什麽沒有？”
“啊……反正本案不會由他們處理……天哪，我是說，受害者是基地指揮官的女兒，而且犯罪調查處的頭頭鮑爾斯少校又認識她，在這兒人人都認識她，所以我們必須讓將軍知道，我們是找了福爾斯徹奇最有才能的人來——”
“你想用的詞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訴我在福爾斯徹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個特級偵查員，但我本人現在還不知願不願幹呢。”
“我們去看看屍體，然後你再決定。”
我們向他的汽車走去。這時，我們聽到基地的炮聲（實際是放的錄音），便停下腳步，轉向炮聲傳來的方向。營房頂上的喇叭裏傳來了嘹亮的起床號聲。我們行了禮。站在晨曦裏的兩位戰士以軍隊的傳統儀式行了禮。
從十字軍時期沿用至今的號聲激昂高亢，回蕩在兵營的各個角落。頃刻間，街道、營地、草地訓練場，還有戰旗升起的廣場都被這號聲喚醒了。
號聲漸漸消失了，我和肯特繼續向汽車走去。他對我說：“哈德雷堡又迎來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戰士卻再也看不到它了。”——
安-坎貝爾遇害的那天清晨，我正在軍械庫執行我的密探任務。幾個星期以前，我冒充一個掌管軍火供應的中士，他的名字叫富蘭克林-懷特，到這裏來和一個真正從事軍火交易的達伯特-埃爾金斯中士合夥向古巴的自由戰士出售一批武器，有m－16型步槍、一批手榴彈發射器，還有許多危險品。因為這幫人自稱正在準備推翻反基督教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先生。實際上他們都是毒品販子，他們冒充古巴的自由戰士是為了和我們做這筆交易時更順利些。早晨6點在訓練基地，我正跟埃爾金斯中士商量怎樣分配賺來的20萬美金。埃爾金斯中士會因為這件事坐牢，可他還蒙在鼓裏，人總有個做夢的時候。其實我也不願意做他們夢中的惡魔，隻是履行職責而已。
電話鈴響了，我搶在我的新夥伴前麵拿起了話筒：“喂，這兒是基地軍械庫。我是懷特中士。”
“啊，總算找到你了。”打電話的是威廉-肯特上校，基地憲兵司令，也是哈德雷堡的最高警官。“總算找到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失蹤了。”我回答道。在我遇見辛西婭之前，肯特上校是基地裏唯一知道我真實身份的人，所以一接到他的電話我就猜想他準是要告訴我，我馬上就有暴露的危險。我立刻警惕起來，一隻眼睛盯著埃爾金斯，另一隻掃視著門口。
謝天謝地，不是那麽回事。肯特上校說：“這兒發生了一起殺人案。受害者是一位女上尉。可能是強xx。你講話方便嗎？”
“不。”
“你能來見我嗎？”
“也許吧。”肯特像多數憲兵司令官一樣很正統，並不太聰明。犯罪調查處使他神經緊張。我說：“顯然，我正在工作。”
“可這個案子應該先辦，布倫納先生，因為這是個大案。”
“這個也一樣。”我瞥了埃爾金斯一眼，見他正仔細地觀察著我。
肯特說：“受害者是坎貝爾將軍的女兒。”
“我的天。”我想了一會兒。所有的直覺都告訴我，該回避涉及將軍女兒被奸殺的任何案子，因為這種案子會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責任感、榮譽感和正義感使我堅信犯罪調查處那些專門處理這類案件的傻瓜能夠辦理此案，那些注定畢生事業要毀滅的家夥。這樣的人還真有幾個。責任感、榮譽感且不說，此案倒真喚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問肯特上校：“在哪兒見麵？”
“在憲兵司令部的停車場，我帶你去看現場。”
作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進憲兵司令部辦公樓的，肯特上校此時竟如此糊塗。我說：“不行吧。”
“哦……在步兵營怎麽樣？就在第3營總部，去現場正好順路。”
埃爾金斯很緊張，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對肯特說：“好的，寶貝兒。我10分鍾就到。”我掛斷電話，對埃爾金斯中士說：“來電話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點愛的滋潤了。”
埃爾金斯看了看表說：“有些晚……也許太早了吧。”
“這位女友可不管什麽早晚。”
埃爾金斯笑了。
根據基地的規定，我當時還帶著武器。看到埃爾金斯已經冷靜下來，我便根據規定把手槍放在那兒了。當時我根本沒想到過，過會兒還會需要它。我對埃爾金斯說：“我有可能還要回來的。”
“好的。代我親親她，夥計。”
“沒問題。”
我把追光牌汽車留在活動房屋集中地了。我現在的pov（軍隊裏私人汽車的代號）是一輛福特牌小噸位運貨卡車。實際上，它是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準備的，裏麵全是放槍的架子，裝飾著狗毛，後麵放著一雙流行的軍用防水靴。
就這樣，我駕車駛過了基地中心，幾分鍾就到了步兵訓練大隊的地盤。這裏隨處可見二戰時期建的一些長長的木頭營房，大都荒廢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戰已經結束，部隊雖沒解散，但規模顯然是縮小了。步兵、裝甲兵和部隊賴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戰部隊削減得最厲害。但專與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調查處卻日益壯大起來。
好多年前，我還是個年輕的二等兵，先從哈德雷堡的高級步兵培訓學校畢業，後來又分別在離這兒不遠的本寧堡的空降兵學校和騎兵學校上過學，所以我就成了一個空降兵和騎手——一件終極武器、一台殺人機器、一個地位低下，瘦弱，將要在空中喪命的人。現在我已經開始衰老了，在犯罪調查處工作很合適。
時間又到了軍隊中稱為破曉的時候了。佐治亞的天空變成了粉紅色，空氣非常潮濕，不難想象，又是一個90華氏度的大熱天。我可以聞到潮濕的泥土味、鬆樹的清香和附近軍隊餐廳飄出的咖啡香。
我把車停在舊軍營指揮部前麵的草坪上，看見肯特從他的草綠色小車裏鑽出來，便也從小貨車裏走出來。
肯特50歲左右，個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臉上長著亮而藍的大眼睛。我前麵已經說過，他這個人有時候很死板，不是太聰明，但工作效率相當高，也很賣力。他在軍隊的官職相當於地方的警長，指揮整個哈德雷堡的憲兵。因為他執行規定和章程太嚴，所以大家雖然不討厭他，但誰也沒把他當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憲兵司令的軍裝，頭戴白色鋼盔，腰間掛著白色手槍套，腳穿一雙擦得鋥亮的靴子。他告訴我：“我安排了6個憲兵守護現場，什麽也沒動過。”
“這樣很好。”我和肯特相識大約有10年之久了。盡管我來哈德雷堡辦案隻能一次見麵一次，但我們的工作關係不錯。肯特級別比我高，但隻要我來這兒辦案，就能接近他，實際上常給他帶來一些麻煩。我曾經看過他在軍事法庭作證的情景。作為一名證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質：可信、符合邏輯、客觀而有條理。但他也有處理不好的地方。他總感到原告會很高興讓他離開證人席。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軍事法庭開庭時，通常讓人都會對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點關心；而肯特卻不是這樣的人，他隻關心誰是誰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當眾辱罵過他。實際上我見他笑過一次，那是當一個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燒了一個廢棄的營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時候。法律畢竟是法律，像肯特這樣冷漠無情的人從事法律工作也許是再合適不過了。所以，今天早晨發生的奸殺竟能使他震動，令我有些吃驚。我問他：“你通知坎貝爾將軍了嗎？”
“沒有。”
“你最好親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點了點頭，臉色很難看。我猜想他已經到過現場了。我又一次鄭重地告訴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將軍肯定饒不了你。”
他趕緊解釋：“唉，直到我親眼看見屍體，死者身份才被確認。我是說，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訴他，他的女兒——”
“是誰認出死者的？”
“一個叫聖-約翰的中士，是他發現了屍體。”
“他認識她嗎？”
“案發前他們在一起值勤。”
“噢，這麽說，死者身份是確鑿無疑了。你認識她嗎？”
“當然認識。是我確認她的身份的。”
“其實，不用看身份識別牌，她軍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這些都不見了。”
“不見了？”
“是的……她的軍裝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對這類事情人們都很敏感，好像腦子裏天生就存著這種材料，所以一聽到這些證詞，看了現場，他就會自問：“這些材料有什麽不大對頭嗎？”於是我問肯特上校：“內衣內褲呢？”
“什麽？噢……在那兒……”他接著又說，“通常他們要拿走內衣內褲，對嗎？這就怪了。”
“聖-約翰中士是懷疑對象嗎？”
肯特上校聳了聳肩說：“那就是你的任務了。”
“啊，就憑聖-約翰這個名字，我們也得暫時把他列為可疑對象。”我對肯特上校說，“那邊是我的連隊呆過的地方，得爾塔連。”
“我不知道你還當過步兵。”
我點了點頭，說：“有時候我覺得步兵更好一些，因為步兵和別的兵種不一樣，內部不出壞蛋。”
“壞蛋就是壞蛋，”肯特告訴我，“部隊就是部隊，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這話說出了軍事觀念的精華。軍令如山，無須探究為什麽，隻許勝不許敗，這一警句很適用於戰鬥和大多數軍事形勢。但犯罪調查處的工作隻能例外了，因為犯罪調查處的最終目的是查清事實真相，而要做到這一點有時就不得不違背上級命令，自行決定。這樣做就不能很好地適應部隊的要求。部隊認為自己是個大家庭，家庭成員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賢淑”的信條。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對我說：“我知道這個案子也許很複雜，不過也許不很複雜，也許是非軍人幹的，也許很快便可破獲。”
“噢，肯定是這樣，比爾。我們兩人的檔案裏都將會增加一封讚揚信，然後就是坎貝爾將軍邀請我們赴雞尾酒會了。”
肯特看上去滿瞼愁容，他說：“啊，坦白地說，我無法推卸責任，因為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職責，而你就不同了。隻要你願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後上級就會派另一個人來。現在你碰巧來到這兒，又碰巧是特別犯罪調查人員。我們從前合作過，我希望我們再次合作。”
“可你連杯咖啡都沒給我喝。”
他獰笑了一下說：“咖啡？見鬼，我還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這個案子辦好了你可以得到晉升。”
“如果你說降級，那倒可能；要說升級，我已經沒地方可升了。”
“對不起，我忘了。這製度太不合理。”
我問他：“你會再升一級嗎？”
“也許吧。”他看上去有點憂慮，好像夢中見到的閃閃發光的將軍星突然消失了一樣。
我又問：“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調查處了嗎？”
“沒有。”
“為什麽沒有？”
“啊……反正本案不會由他們處理……天哪，我是說，受害者是基地指揮官的女兒，而且犯罪調查處的頭頭鮑爾斯少校又認識她，在這兒人人都認識她，所以我們必須讓將軍知道，我們是找了福爾斯徹奇最有才能的人來——”
“你想用的詞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訴我在福爾斯徹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個特級偵查員，但我本人現在還不知願不願幹呢。”
“我們去看看屍體，然後你再決定。”
我們向他的汽車走去。這時，我們聽到基地的炮聲（實際是放的錄音），便停下腳步，轉向炮聲傳來的方向。營房頂上的喇叭裏傳來了嘹亮的起床號聲。我們行了禮。站在晨曦裏的兩位戰士以軍隊的傳統儀式行了禮。
從十字軍時期沿用至今的號聲激昂高亢，回蕩在兵營的各個角落。頃刻間，街道、營地、草地訓練場，還有戰旗升起的廣場都被這號聲喚醒了。
號聲漸漸消失了，我和肯特繼續向汽車走去。他對我說：“哈德雷堡又迎來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戰士卻再也看不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