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吃早飯還是去心理訓練學校？”辛西婭問。
“去心理訓練學校。我們就把穆爾上校當早飯吃吧。”
我們離開了貝薩尼山，匯進了早晨開往基地中心的車流人流中。
辛西婭說：“有些人在時間觀念上有問題。我相信福勒上校與此事有關係，盡管他一口咬定無關。時間會證明一切的。”
“實際上，他打電話的時間很早。”
“你說什麽呀，保羅？”
“我在說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為了掩蓋他知道這件事的事實，為了製造她還活著、赴約遲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這個電話。可他沒有料到我們會那麽早就到了死者的家裏。”
“這是一種解釋，但他怎麽會知道她死了？”
“隻有3種途徑：有人告訴他；他用什麽方法發現了她的屍體，或者是他殺了安。”
辛西婭回答道：“他沒殺她。”
我盯著她說：“你喜歡這個家夥？”
“是的。但不是因為這個。他不是個殺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殺人犯，辛西婭。”
“不對。”
“好吧，不過你能找到他那樣做的動機嗎？”
“能。他的動機是保護將軍，除掉基地裏一個腐敗的根源。”
我點點頭。“有這個幫助他人的動機，像福勒這樣的人也許會開槍殺人，但也許還有更多的個人目的。”
“也許。”辛西婭把車駛向通往心理訓練學校的路。
我說：“如果我沒通過那根鬈曲的頭發查到穆爾上校，我會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頭，隻根據那個電話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麵部的表情。”
“也許。”她問：“我們讓穆爾知道多少？”
“到門檻止步。”
“你不認為到了該同他談談他的頭發、指紋和車轍印的時候了嗎？”
“沒必要。我們為這些證據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讓他陷得更深些。”
我們的車駛過一塊牌子，上麵寫著“閑人免進”。沒有憲兵的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麵有遊動的憲兵吉普車。
我們把車停在心理訓練學校的總部樓前。樓前的牌子上寫著“軍官停車處”，我看見一輛灰色福特牌汽車停在那裏，可能就是穆爾上校的車。
我們走進大樓，空蕩蕩的走廊上有一張桌子，旁邊坐著一個中士。他站起來說：“你們有什麽事？”
我向他出示了證件，說：“請帶我們去穆爾上校的辦公室。”
“我打電話給他，長官。”他回答，用了一個非正式的詞來稱呼一個準尉。我不喜歡“長官”這個詞，並對他說：“我猜你沒弄懂我的話，中士。帶我們去他的辦公室。”
“是，長官。跟我來。”
我問他：“上校來了多久了？”
“大約10分鍾。”
“坎貝爾上尉的辦公室在哪兒？”
“就在穆爾上校辦公室的右邊。”他又說：“現在空了。”
我們到了走廊盡頭，停在盡頭的一扇門旁，門上寫著“穆爾上校”。
那個中士問我們：“要我通報一下嗎？”
“不用。這就可以了，中士。”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我……”
“什麽事？”
“求上帝保佑你們找到那個殺人的家夥。”他說完轉身沿著那長長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邊的一個門也是關著的，名牌上寫著“坎貝爾上尉”。
辛西婭推開門，我們走了進去。
實際上，辦公室空蕩蕩的，隻有地上擺著一束花，上麵沒有留言卡片。
我們離開這間辦公室，幾步走到穆爾上校辦公室的門前。我敲了敲門，穆爾喊道：“進來，進來。”
辛西婭和我走了進去。穆爾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著，沒有抬頭。辦公室很大，室內的擺設沒什麽特色。隻是穆爾上校桌子旁邊放著一個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紙機。
穆爾上校抬起頭來看著我們說：“怎麽回事兒？——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們是怎樣進來的。
我說：“我們很抱歉貿然來訪，上校，不過我們剛才就在附近辦事。我們可以坐下嗎？”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對麵有兩把椅子。“如果下次你們能同我預約，我會非常感激。”
“是的，長官。下次我們一定約你去憲兵司令部大樓。”
“通知我一聲就行了。”
像許多有科學和學術頭腦的人一樣，穆爾上校好像對周圍組織嚴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說的是“下次我們將在警察局同你談話”，他也未必領會其中的含義。
“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麽？”
“嗯，”我說，“我想讓你再確認一下悲劇發生的那個晚上你確實在家裏。”
“好吧，我從晚上7點到第二天早晨7點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裏。”
早晨7點半是我和辛西婭到達維多利花園的時間。我問他：“你一個人住嗎？”
“是的。”
“有人能證明你在家嗎？”
“沒有。”
“你晚上11點同基地總部的坎貝爾上尉通過電話，對嗎？”
“對。”
“談話內容同工作有關嗎？”
“是的。”
“你在中午又給她打過電話，在她的電話錄音機裏留了言。”
“對。”
“你曾在這之前給她打過電話，可她的電話出了故障。”
“對。”
“你給她打電話幹什麽？”
“就是我留言中說的話——憲兵隊來過，把她的辦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們爭論起來，因為她的檔案中有分類的資料，但是他們不聽。”他又說：“軍隊快變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嗎？他們甚至不需要搜查證。”
“上校，如果這裏是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總部，衛兵也會按公司高級官員的命令做同樣的事。這裏的每件東西，每個人都屬於美國。你有關於犯罪調查的憲法規定的某種權利，但我建議你不要去行使這些權利，除非我現在把手銬銬在你手上，把你關進監獄。那樣每個人，包括我在內，就會看到你的權利受到了保護。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沒有。不過我會在強迫和抗議下同你合作。”
“好。”我又一次環顧了這間辦公室。敞開的鋼櫃頂層是一套衛生用具，我想發刷就是從這裏麵找出來的。我很想知道穆爾有沒有注意到此事。我向碎紙機的貯藏器裏看去，裏麵是空的，這很好。穆爾並不笨，也不是那種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型的人；實際上，按我的說法，他有一個邪惡的外表和一個狡猾的內心。但是他對自己假裝不關心，以致即使我在他桌子上看到了錘子和帳篷樁子，我也不會太吃驚。
“布倫納先生，我今天早晨很忙。”
“是的。你說過你會用某些心理學的知識來幫助我們了解坎貝爾上尉的個性。”
“你們想知道什麽？”
“啊，首先想知道她為什麽恨她父親？”
他盯著我看了好一會兒，說：“可以看出，我們上次談話後你又了解了不少事情。”
“是的，長官。森希爾女士和我一直在同周圍的人交談，每個人都告訴我們一些情況。經過這幾天的調查了解，我們明白了該問什麽和該問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能夠區分開那些壞人和好人，我們把壞人抓起來。比起心理戰術來，這是很簡單的事。”
“你太謙虛了。”
“安為什麽恨她父親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坐回椅子裏，說：“讓我用這句話來開場吧。我相信將軍得了一種強迫性神經紊亂症，也就是說，他自私自利，專權，不能容忍批評，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有揭穿別人的問題的愛好，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競爭者和權威人士。”
“你已經描繪出了軍隊中90％的將軍形象。那與我們的問題又有什麽關係呢？”
“嗯，安-坎貝爾跟父親沒有很大不同，由於他們的父女關係，這並沒什麽不平常。於是，在一個家庭裏有兩個個性相似的人，一個是年長的男士，父親，另一個是年輕的姑娘，女兒。問題就在這兒。”
“那麽這個問題要上溯到她不快樂的童年了。”
“不完全是這樣。開始時一切很好。安在她父親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很喜歡她看到的東西，她父親也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也很高興。實際上，安向我描繪了一個快樂幸福的童年和一種與她父親很親近的關係。”
“後來關係變壞了嗎？”
“是的，變壞了。安還是孩子的時候，她想贏得她父親的讚許。父親也認為他的威信不會受到威脅。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他把兒子和女兒看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他們都開始看到對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歡的特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又都是他們自身最不好的特征，但是人們往往不能客觀地對待自己，並且他們開始爭奪權威，開始批評對方。由於他們都無法忍受批評，他們倆實際上都很有能力，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矛盾就尖銳化了。”
“我們是在泛泛而談，”我問，“還是在針對將軍和坎貝爾上尉呢？”
他猶豫了一會兒，可能是出於不願透露個人隱私的習慣。他說：“我也許說的是普遍性，但你們應該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嗯，”我回答說，“森希爾女士和我問的是個體問題，而你卻隻給出了一般性的回答，我們也許會弄錯你的意思，我們很笨。”
“我不這麽看，你們騙不了我。”
“好吧，回到正題上來吧，”我對他說，“別人告訴我們，安感覺到她是在與她父親競爭，認識到她在父親的那個世界內無法與他對抗，但她並沒有宣布放棄，而是向他發動了一次破壞性的戰役。”
“是誰告訴你的？”
“我是從一個人那兒聽來的，他又是從一個心理學家那兒聽來的。”
“那麽，那個心理學家錯了，強迫性紊亂症病人總是相信他們有能力對抗，並且是能做統帥的人。”
“這麽說，這不是安恨她父親的真實原因-？他們並不在乎碰得頭破血流。”
“對，她恨她父親的實際原因是背叛。”
“背叛？”
“是的。安-坎貝爾不會由於競爭、妒嫉和不適當的感覺對她父親產生一種非理性的恨。他們不斷增長的競爭未必是壞事。她實際上一直很愛她父親，直到他背叛她的那一刻。這種背叛太徹底了，帶來的巨大創傷幾乎把她毀了。這個她最愛戴、最尊敬、最信賴的人背叛了她，傷了她的心。”他又補充說：“這樣講夠具體嗎？”
幾秒鍾的沉默之後，辛西婭向前傾著身子問道：“他怎麽背叛了她？”
穆爾隻是看著我們而沒有回答。
辛西婭問：“他強xx她了嗎？”
穆爾搖搖頭。
“那麽問題出在哪兒？”
穆爾回答說：“實際上具體是什麽問題並不重要。與此有關的隻有一點，那就是，這是一次徹底的、不可原諒的背叛。”
我說：“上校，不要騙我們。他究竟對她做了什麽？”
穆爾看上去有些吃驚，接著又恢複了常態，說：“我不知道。”
辛西婭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強xx和亂倫。”
“對，我知道這一點是她自願告訴我的。當我們談起這件事時，她隻把它稱做背叛。”
“那麽，”我諷刺地說，“也許他忘了給她買生日禮物。”
穆爾上校一副苦惱的樣子，這就是我諷刺的目的。他說：“不，布倫納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瑣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當你無條件地愛和信任某人的時候，而那人以某種簡單的、有預謀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於粗心等可以原諒的方式，就像你所說的，是用一種利己的方式——那麽你永遠不會原諒那個人。”他又說：“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深愛、崇拜自己丈夫的人發現他對另一個女人有著強烈的愛。”
辛西婭和我都思考了一會兒，我猜其中有些關於個人的想法，但我們都沒說出來。
最後，穆爾說：“這裏有一個更恰當的例子：一個處於青春期的或者說是一個年輕姑娘愛戴並且崇拜她的父親。後來有一天，她無意中聽到她父親對一個朋友或同事談起她。這個父親說他的女兒‘簡直是一個很古怪的女孩子，她總是呆在家裏，老是圍著我，對男孩抱有幻想。但由於她的膽小和非常平庸，從不去與他們約會。我希望她能偶爾走出家門，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歸宿’。”他看著我們。“這是否會傷害了這個崇拜父親的年輕女子呢？這會傷透她的心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聽著這個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並不是個易被感動的人。我說：“你認為是這麽回事嗎？”
“也許。”
“可你並不知道是什麽事。為什麽她沒告訴你呢？”
“這經常是因為接受治療者經不起討論，因為把這一切告訴治療專家，意味著征求他們的判斷或評估，而這判斷或評估通常並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療者知道對一個客觀的聽者來說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麽徹底。雖然有時候背叛用任何常規標準來衡量都是嚴重的——就像亂倫。盡管不是亂倫，但我相信用任何標準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點點頭，好像聽明白了，但是這個問題沒解決。我問道：“你能猜一下是什麽事嗎？”
“不，我並不想知道她父親對她幹了什麽——隻知道他幹了並且幹了具有傷害性的事就夠了。兩人之間再也沒有共同語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試圖在這件事上運用我自己的標準，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須了解事件發生的幾大要素：誰、什麽、在哪兒、什麽時候、怎麽樣和為什麽。穆爾至少知道發生的時間，所以我問他：“什麽時候？什麽時候發生的？”
他回答說：“大約10年前。”
“那時她是在西點軍校。”
“對。是她在西點的第二年發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婭問：“那麽她什麽時候開始伺機報仇的？不是馬上嗎？”
“不，不是馬上。她經曆了難以想象的過程，震驚，否認，接著是消沉，最後是憤怒。直到大約6年前，她才要伺機報仇而不是盡力應付。實際上，她變得有些反複無常，從此她就認定這一理論：‘隻有報仇才能解決問題。’”
我問：“那麽是誰引她走上這條路的？是你？還是尼采？”
“對於她反對她父樣的行為我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布倫納先生，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我是靠聽來的情況做工作的。”
辛西婭說：“那麽她也許同某個告密者談過。難道你沒有勸告過她這很有危險嗎？”
“我當然勸說過。我冷靜地告訴她，她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但我從未把它上升到布倫納先生剛才說的那種高度。”
我說：“如果她複仇的行為是直接針對你的，那你就不會如此冷談了。”
他盯著我說：“我明白，但是有時候病人不想采取任何正規的療法治病，而是心懷不滿，用自己的方法——通常是一種以牙還牙的方式——你背叛了我，我就會背叛你。你強xx了我的妻子，我就去強xx你的妻子。通常，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有複仇成分同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是初期犯罪一樣都是不現實或不可能的。有時的確如此。傳統心理學認為複仇是不健康的行為，然而複仇者知道這種行為可以起排解和治療自己內心創傷的作用。問題在於複仇者在精神上要付出很大代價，甚至成為一個迫害他人的人。”
我對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穆爾上校，我很想知道為什麽你堅持用中性普通詞匯交談。這是你與此悲劇保持距離的方法，還是避免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方法？”
他根本不愛聽這些話，說：“你暗示我助長或慫恿她仇視她父親的行為，我對這種暗示深為不滿。”
“無論你滿與不滿，”我告訴他，“在某些方麵你都有重大的嫌疑。”
“你指望些什麽——”他聳了聳肩說，“無論是我，我這兒的工作，這個學校，還是我同安-坎貝爾的關係——在這個基地裏都不受人讚成，不被人理解。”
我說：“我能理解這些。我已經看過一些坎貝爾上尉的演講錄相，我認為你們在履行人的生命的職責，但你們很可能走進了使人感到緊張的一些領域。”
“我們在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級領導批準的。”
“聽你這麽說我很高興，但是我認為安-坎貝爾把一些事帶出了教室，在自己的戰場上做了試驗。”
穆爾沒回答。
我問他：“你知道為什麽安-坎貝爾保留著她對罪犯、性犯罪者的治療記錄？”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不知道她這麽做。如果是這樣，那也隻是一種個人的愛好。這裏幾乎所有的心理學家都有些工作之外的計劃或興趣，大部分都是同哲學博士學位項目有關的。”
“聽起來很有道理。”
辛西婭問他：“她與許多人發生性關係，對此你有什麽看法？”
開始他沒回答，後來才說：“嗯……我……是誰告訴你們的？”
辛西婭說：“除你之外每個人。”
“可你從未問過我。”
“我現在在問你，對於她同那些她並不喜歡、隻是當做複仇工具的男人發生性關係，你會有什麽看法？”
他用手捂著嘴咳了幾下，然後回答說：“嗯……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她這麽幹的原因是——”
“你妒嫉嗎？”
“當然不。我——”
辛西婭又一次打斷了他的話，說：“你認為那是對你的背叛？”
“當然不是。我們關係很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很理智的相互信任的關係。”
我想問這關係中是否包括將她裸身捆在地上的內容，但我必須先了解他這麽做的動機。實際上，我認為我現在明白了，我可以拋開尋找凶手的事不提，根據穆爾剛才說的有關背叛的事，去理解安-坎貝爾的生活和她的憂鬱。
我對他說：“你和坎貝爾上尉在海灣戰爭期間，曾得出了一個叫瘋狂行動的心理作戰計劃。”
他說：“這是軍事機密，我不能隨便討論。”
“坎貝爾上尉堅信用性的力量作為一種手段可以達到顯然與性行為本身無關的目的，對嗎？”
“我……是的，是這樣。”
“我說過，我已經看過她關於心理戰術係列演講的錄像，可以看出她這一個計劃的來龍去脈。我不否認性的力量，那是一種向上的動力，是愛和關懷的表示，但安-坎貝爾理解錯了。你同意這一點嗎？”
他也許同意，但他說：“性本身不好也不壞。但確實有些人——大多數是女人——把它當做工具或武器去實現她們的目標。”
我問辛西婭：“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她好像有點煩躁，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她說：“我同意說有些女人利用性行為作為一種武器，但人們認為那是無法接受的行為。在安-坎貝爾的案子裏，她已經將性看成是反對不公平的武器了。我想，穆爾上校，如果你知道她在那麽做，你應去阻止她，這是你道義上的責任，更何況你還是她的上司。”
穆爾似乎在用那雙小而亮的眼睛盯著辛西婭，說：“我處在無法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地位。”
“為什麽無法？”她喊道，“你是個軍官，還是個船艙服務員？你是不是她的朋友？當然由於你未被她的漂亮所迷惑，你可以勸說她。你為發現她的性試驗是臨床式的而感到有趣嗎？你為知道她同許多人發生性關係而感到興奮嗎？”
穆爾看著我：“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並且拒絕同這個女人談話。”
我告訴他：“直到我們宣讀了你作為被告的權利，你才能享受第5修正案的保護。我現在還沒打算這麽做。我知道這是令人難堪的。我們現在先不談這個問題，我向你保證，森希爾女士會盡量注意提問的措詞，以免你產生反感。”
穆爾看到保持這種道義上的義憤沒有什麽好處，便點了點頭，坐回椅子裏。他的態度告訴我：“你們倆都不值一提。滾開。”
辛西婭控製住了自己，用一種緩和的口氣問他：“到什麽時候安才會覺得他們之間的比分拉平了呢？”
穆爾既沒有看辛西婭也沒有看我，而是用一種沒有感情的、職業性的語氣回答：“可惜，隻有她自己知道。她顯然並不滿意自己對他所做的一切報複。問題的一半出在坎貝爾將軍身上。”穆爾笑了，實際上他是在冷笑。他說：“他是個不允許別人有損於他的將軍，更不必說讓他挨打或投降了。就我所知，用軍事比喻來說，在戰場上他從未請求過停火，也從未請求過和談。顯然，他覺得自己對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的行為抵消了。”
“換句話說，”辛西婭說，“他們父女都很固執而不去談判。將軍也從未因他起初的背叛道過歉。”
“嗯，他是道過歉，但是你可以想象出從這樣一個人那裏得到的會是什麽樣的道歉。”
辛西婭說：“兩個人之間的爭鬥傷害了如此多的無辜者，真是太糟糕了。”
穆爾回答說：“這就是生活，這就是戰爭。什麽時候有過改變嗎？”話裏帶著某些令人吃驚的敏銳的洞察力。
的確如此，或者，像柏拉圖說的：“隻有死亡看到了戰爭的結束。”
辛西婭問穆爾上校：“謀殺發生的那天早晨，當你離開家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安-坎貝爾的車不在她的房前？”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也許注意到了，但隻是下意識地。”
“你一般不去注意她的車嗎？”
“不。”
“你甚至不知道你這個下屬、鄰居和朋友是否是在家裏還是在去辦公的路上。”
“嗯，我想多數早晨我是知道的。”
“你曾經與她合乘過車嗎？”
“有時。”
“你知道那天早晨坎貝爾上尉有同她父母共進早餐的約定嗎？”
“不……嗯，是的，經你一提，我想起來了，她是告訴過我這事。”
“這次早餐聚會的目的是什麽？”
“目的？”
“坎貝爾家的人經常聚在一起享受這種天倫之樂嗎？”
“我想不。”
辛西婭說：“我的理解是，關於安的行為，將軍向她發出了最後通牒，並且安-坎貝爾要在那天早晨對此做出答複，對嗎？”
我們第一次看見穆爾上校顯出不自在的樣子，他也許在想我們了解了多少，是從誰那兒了解到的。
“對嗎？”辛西婭又問。
“我……她告訴過我，她父親想解決這個問題。”
辛西婭又激動起來，很尖銳地說：“上校，關於這一切，她告訴了你還是沒告訴你？她用了還是沒用‘最後通牒’、‘軍事法庭’、‘常規治療’和‘從軍隊中辭職’這樣的詞語，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征求過你的建議？”
很顯然，穆爾上校因為辛西婭的語調又生氣了，還因為這一特別問題給搞得很不自在，這個問題可能觸到了他所害怕的什麽事情。他一定認定我們不可能掌握足以擊敗他的證據，所以他說：“我已經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你們。她從未對我講過她的打算，也從未征求過我的建議。我告訴你們，作為她的治療醫生，我盡量少提問題，隻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時候我才說話。”
辛西婭回答說：“我不相信同一個認識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麽強的自製力。”
“因為你不懂得治療，森希爾女士。關於安的事業、工作，我當然提過建議，甚至還提過關於住處、度假等個人問題的建議。但是關於她家庭的問題隻在治療期間談論過——這些都是分開討論的，從沒同工作和演講時間混在一起。我們絕對理解這一點並且從未背離過它。比方說，醫生不喜歡他的病人在高爾夫球場上請他診斷，律師也不樂意在酒吧裏搞法律谘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婭說：“謝謝你告訴我這麽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經想過這些問題。我猜測，死者從沒有機會安排一個正式的時間同你談這個最後通牒和最後期限的問題，對吧？”
“對，沒有。”
“所以，這些年以來，這件令人頭痛、悲傷和憤怒的事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卻因你們中的一個人或者你們倆都太忙而沒有談及。”
“是安-坎貝爾不同我談。不過，我們決定在她同她父親談過後再談。實際上，我們打算昨天下午談。”
辛西婭說：“我不相信你的話，上校。我想將軍的最後通牒同她所發生的事之間有聯係，而你知道這種聯係是什麽。”
穆爾上校站了起來。“我不是個說謊者。”
辛西婭也站了起來。他們都盯著對方。辛西婭說：“我們已經知道你是個說謊者。”
這是真的。我們知道在第6步槍射擊場，穆爾同安-坎貝爾在一起。我認為穆爾現在已意識到我們了解了這一點。現在我們已無法逃脫攻擊一個上校的罪責了。不過我們現在已經越過門檻半步，這已經夠遠的了。我也站了起來。“謝謝你給我們時間交談，上校。不要在肯特麵前抱怨我們，一次全麵的抱怨至少可以維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說：“我在你門口派了一個憲兵站崗，長官。如果你試圖粉碎任何文件或者將任何東西從這兒帶出去，你將會被監禁在基地。”
這愛夥現在顫抖起來，但我說不出他是因為害怕還是憤怒，這我並不感興趣。他說：“我將正式指控你們倆。”
“如果我是你，我絕不會這樣做。我們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免於上絞索的——或者免於被槍斃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關規定。我沒有辦過很多這樣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們對殺人犯是施絞刑還是槍斃。但不管怎樣，不要朝我發火。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麽。祝你愉快，上校。”
我們走了，留下他一個人站在那兒，仔細考慮著他的選擇，當然不包括對我發火——
“去心理訓練學校。我們就把穆爾上校當早飯吃吧。”
我們離開了貝薩尼山，匯進了早晨開往基地中心的車流人流中。
辛西婭說：“有些人在時間觀念上有問題。我相信福勒上校與此事有關係，盡管他一口咬定無關。時間會證明一切的。”
“實際上，他打電話的時間很早。”
“你說什麽呀，保羅？”
“我在說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為了掩蓋他知道這件事的事實，為了製造她還活著、赴約遲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這個電話。可他沒有料到我們會那麽早就到了死者的家裏。”
“這是一種解釋，但他怎麽會知道她死了？”
“隻有3種途徑：有人告訴他；他用什麽方法發現了她的屍體，或者是他殺了安。”
辛西婭回答道：“他沒殺她。”
我盯著她說：“你喜歡這個家夥？”
“是的。但不是因為這個。他不是個殺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殺人犯，辛西婭。”
“不對。”
“好吧，不過你能找到他那樣做的動機嗎？”
“能。他的動機是保護將軍，除掉基地裏一個腐敗的根源。”
我點點頭。“有這個幫助他人的動機，像福勒這樣的人也許會開槍殺人，但也許還有更多的個人目的。”
“也許。”辛西婭把車駛向通往心理訓練學校的路。
我說：“如果我沒通過那根鬈曲的頭發查到穆爾上校，我會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頭，隻根據那個電話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麵部的表情。”
“也許。”她問：“我們讓穆爾知道多少？”
“到門檻止步。”
“你不認為到了該同他談談他的頭發、指紋和車轍印的時候了嗎？”
“沒必要。我們為這些證據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讓他陷得更深些。”
我們的車駛過一塊牌子，上麵寫著“閑人免進”。沒有憲兵的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麵有遊動的憲兵吉普車。
我們把車停在心理訓練學校的總部樓前。樓前的牌子上寫著“軍官停車處”，我看見一輛灰色福特牌汽車停在那裏，可能就是穆爾上校的車。
我們走進大樓，空蕩蕩的走廊上有一張桌子，旁邊坐著一個中士。他站起來說：“你們有什麽事？”
我向他出示了證件，說：“請帶我們去穆爾上校的辦公室。”
“我打電話給他，長官。”他回答，用了一個非正式的詞來稱呼一個準尉。我不喜歡“長官”這個詞，並對他說：“我猜你沒弄懂我的話，中士。帶我們去他的辦公室。”
“是，長官。跟我來。”
我問他：“上校來了多久了？”
“大約10分鍾。”
“坎貝爾上尉的辦公室在哪兒？”
“就在穆爾上校辦公室的右邊。”他又說：“現在空了。”
我們到了走廊盡頭，停在盡頭的一扇門旁，門上寫著“穆爾上校”。
那個中士問我們：“要我通報一下嗎？”
“不用。這就可以了，中士。”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我……”
“什麽事？”
“求上帝保佑你們找到那個殺人的家夥。”他說完轉身沿著那長長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邊的一個門也是關著的，名牌上寫著“坎貝爾上尉”。
辛西婭推開門，我們走了進去。
實際上，辦公室空蕩蕩的，隻有地上擺著一束花，上麵沒有留言卡片。
我們離開這間辦公室，幾步走到穆爾上校辦公室的門前。我敲了敲門，穆爾喊道：“進來，進來。”
辛西婭和我走了進去。穆爾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著，沒有抬頭。辦公室很大，室內的擺設沒什麽特色。隻是穆爾上校桌子旁邊放著一個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紙機。
穆爾上校抬起頭來看著我們說：“怎麽回事兒？——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們是怎樣進來的。
我說：“我們很抱歉貿然來訪，上校，不過我們剛才就在附近辦事。我們可以坐下嗎？”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對麵有兩把椅子。“如果下次你們能同我預約，我會非常感激。”
“是的，長官。下次我們一定約你去憲兵司令部大樓。”
“通知我一聲就行了。”
像許多有科學和學術頭腦的人一樣，穆爾上校好像對周圍組織嚴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說的是“下次我們將在警察局同你談話”，他也未必領會其中的含義。
“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麽？”
“嗯，”我說，“我想讓你再確認一下悲劇發生的那個晚上你確實在家裏。”
“好吧，我從晚上7點到第二天早晨7點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裏。”
早晨7點半是我和辛西婭到達維多利花園的時間。我問他：“你一個人住嗎？”
“是的。”
“有人能證明你在家嗎？”
“沒有。”
“你晚上11點同基地總部的坎貝爾上尉通過電話，對嗎？”
“對。”
“談話內容同工作有關嗎？”
“是的。”
“你在中午又給她打過電話，在她的電話錄音機裏留了言。”
“對。”
“你曾在這之前給她打過電話，可她的電話出了故障。”
“對。”
“你給她打電話幹什麽？”
“就是我留言中說的話——憲兵隊來過，把她的辦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們爭論起來，因為她的檔案中有分類的資料，但是他們不聽。”他又說：“軍隊快變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嗎？他們甚至不需要搜查證。”
“上校，如果這裏是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總部，衛兵也會按公司高級官員的命令做同樣的事。這裏的每件東西，每個人都屬於美國。你有關於犯罪調查的憲法規定的某種權利，但我建議你不要去行使這些權利，除非我現在把手銬銬在你手上，把你關進監獄。那樣每個人，包括我在內，就會看到你的權利受到了保護。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沒有。不過我會在強迫和抗議下同你合作。”
“好。”我又一次環顧了這間辦公室。敞開的鋼櫃頂層是一套衛生用具，我想發刷就是從這裏麵找出來的。我很想知道穆爾有沒有注意到此事。我向碎紙機的貯藏器裏看去，裏麵是空的，這很好。穆爾並不笨，也不是那種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型的人；實際上，按我的說法，他有一個邪惡的外表和一個狡猾的內心。但是他對自己假裝不關心，以致即使我在他桌子上看到了錘子和帳篷樁子，我也不會太吃驚。
“布倫納先生，我今天早晨很忙。”
“是的。你說過你會用某些心理學的知識來幫助我們了解坎貝爾上尉的個性。”
“你們想知道什麽？”
“啊，首先想知道她為什麽恨她父親？”
他盯著我看了好一會兒，說：“可以看出，我們上次談話後你又了解了不少事情。”
“是的，長官。森希爾女士和我一直在同周圍的人交談，每個人都告訴我們一些情況。經過這幾天的調查了解，我們明白了該問什麽和該問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能夠區分開那些壞人和好人，我們把壞人抓起來。比起心理戰術來，這是很簡單的事。”
“你太謙虛了。”
“安為什麽恨她父親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坐回椅子裏，說：“讓我用這句話來開場吧。我相信將軍得了一種強迫性神經紊亂症，也就是說，他自私自利，專權，不能容忍批評，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有揭穿別人的問題的愛好，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競爭者和權威人士。”
“你已經描繪出了軍隊中90％的將軍形象。那與我們的問題又有什麽關係呢？”
“嗯，安-坎貝爾跟父親沒有很大不同，由於他們的父女關係，這並沒什麽不平常。於是，在一個家庭裏有兩個個性相似的人，一個是年長的男士，父親，另一個是年輕的姑娘，女兒。問題就在這兒。”
“那麽這個問題要上溯到她不快樂的童年了。”
“不完全是這樣。開始時一切很好。安在她父親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很喜歡她看到的東西，她父親也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也很高興。實際上，安向我描繪了一個快樂幸福的童年和一種與她父親很親近的關係。”
“後來關係變壞了嗎？”
“是的，變壞了。安還是孩子的時候，她想贏得她父親的讚許。父親也認為他的威信不會受到威脅。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他把兒子和女兒看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他們都開始看到對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歡的特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又都是他們自身最不好的特征，但是人們往往不能客觀地對待自己，並且他們開始爭奪權威，開始批評對方。由於他們都無法忍受批評，他們倆實際上都很有能力，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矛盾就尖銳化了。”
“我們是在泛泛而談，”我問，“還是在針對將軍和坎貝爾上尉呢？”
他猶豫了一會兒，可能是出於不願透露個人隱私的習慣。他說：“我也許說的是普遍性，但你們應該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嗯，”我回答說，“森希爾女士和我問的是個體問題，而你卻隻給出了一般性的回答，我們也許會弄錯你的意思，我們很笨。”
“我不這麽看，你們騙不了我。”
“好吧，回到正題上來吧，”我對他說，“別人告訴我們，安感覺到她是在與她父親競爭，認識到她在父親的那個世界內無法與他對抗，但她並沒有宣布放棄，而是向他發動了一次破壞性的戰役。”
“是誰告訴你的？”
“我是從一個人那兒聽來的，他又是從一個心理學家那兒聽來的。”
“那麽，那個心理學家錯了，強迫性紊亂症病人總是相信他們有能力對抗，並且是能做統帥的人。”
“這麽說，這不是安恨她父親的真實原因-？他們並不在乎碰得頭破血流。”
“對，她恨她父親的實際原因是背叛。”
“背叛？”
“是的。安-坎貝爾不會由於競爭、妒嫉和不適當的感覺對她父親產生一種非理性的恨。他們不斷增長的競爭未必是壞事。她實際上一直很愛她父親，直到他背叛她的那一刻。這種背叛太徹底了，帶來的巨大創傷幾乎把她毀了。這個她最愛戴、最尊敬、最信賴的人背叛了她，傷了她的心。”他又補充說：“這樣講夠具體嗎？”
幾秒鍾的沉默之後，辛西婭向前傾著身子問道：“他怎麽背叛了她？”
穆爾隻是看著我們而沒有回答。
辛西婭問：“他強xx她了嗎？”
穆爾搖搖頭。
“那麽問題出在哪兒？”
穆爾回答說：“實際上具體是什麽問題並不重要。與此有關的隻有一點，那就是，這是一次徹底的、不可原諒的背叛。”
我說：“上校，不要騙我們。他究竟對她做了什麽？”
穆爾看上去有些吃驚，接著又恢複了常態，說：“我不知道。”
辛西婭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強xx和亂倫。”
“對，我知道這一點是她自願告訴我的。當我們談起這件事時，她隻把它稱做背叛。”
“那麽，”我諷刺地說，“也許他忘了給她買生日禮物。”
穆爾上校一副苦惱的樣子，這就是我諷刺的目的。他說：“不，布倫納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瑣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當你無條件地愛和信任某人的時候，而那人以某種簡單的、有預謀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於粗心等可以原諒的方式，就像你所說的，是用一種利己的方式——那麽你永遠不會原諒那個人。”他又說：“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深愛、崇拜自己丈夫的人發現他對另一個女人有著強烈的愛。”
辛西婭和我都思考了一會兒，我猜其中有些關於個人的想法，但我們都沒說出來。
最後，穆爾說：“這裏有一個更恰當的例子：一個處於青春期的或者說是一個年輕姑娘愛戴並且崇拜她的父親。後來有一天，她無意中聽到她父親對一個朋友或同事談起她。這個父親說他的女兒‘簡直是一個很古怪的女孩子，她總是呆在家裏，老是圍著我，對男孩抱有幻想。但由於她的膽小和非常平庸，從不去與他們約會。我希望她能偶爾走出家門，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歸宿’。”他看著我們。“這是否會傷害了這個崇拜父親的年輕女子呢？這會傷透她的心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聽著這個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並不是個易被感動的人。我說：“你認為是這麽回事嗎？”
“也許。”
“可你並不知道是什麽事。為什麽她沒告訴你呢？”
“這經常是因為接受治療者經不起討論，因為把這一切告訴治療專家，意味著征求他們的判斷或評估，而這判斷或評估通常並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療者知道對一個客觀的聽者來說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麽徹底。雖然有時候背叛用任何常規標準來衡量都是嚴重的——就像亂倫。盡管不是亂倫，但我相信用任何標準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點點頭，好像聽明白了，但是這個問題沒解決。我問道：“你能猜一下是什麽事嗎？”
“不，我並不想知道她父親對她幹了什麽——隻知道他幹了並且幹了具有傷害性的事就夠了。兩人之間再也沒有共同語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試圖在這件事上運用我自己的標準，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須了解事件發生的幾大要素：誰、什麽、在哪兒、什麽時候、怎麽樣和為什麽。穆爾至少知道發生的時間，所以我問他：“什麽時候？什麽時候發生的？”
他回答說：“大約10年前。”
“那時她是在西點軍校。”
“對。是她在西點的第二年發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婭問：“那麽她什麽時候開始伺機報仇的？不是馬上嗎？”
“不，不是馬上。她經曆了難以想象的過程，震驚，否認，接著是消沉，最後是憤怒。直到大約6年前，她才要伺機報仇而不是盡力應付。實際上，她變得有些反複無常，從此她就認定這一理論：‘隻有報仇才能解決問題。’”
我問：“那麽是誰引她走上這條路的？是你？還是尼采？”
“對於她反對她父樣的行為我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布倫納先生，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我是靠聽來的情況做工作的。”
辛西婭說：“那麽她也許同某個告密者談過。難道你沒有勸告過她這很有危險嗎？”
“我當然勸說過。我冷靜地告訴她，她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但我從未把它上升到布倫納先生剛才說的那種高度。”
我說：“如果她複仇的行為是直接針對你的，那你就不會如此冷談了。”
他盯著我說：“我明白，但是有時候病人不想采取任何正規的療法治病，而是心懷不滿，用自己的方法——通常是一種以牙還牙的方式——你背叛了我，我就會背叛你。你強xx了我的妻子，我就去強xx你的妻子。通常，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有複仇成分同確定一個行為是否是初期犯罪一樣都是不現實或不可能的。有時的確如此。傳統心理學認為複仇是不健康的行為，然而複仇者知道這種行為可以起排解和治療自己內心創傷的作用。問題在於複仇者在精神上要付出很大代價，甚至成為一個迫害他人的人。”
我對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穆爾上校，我很想知道為什麽你堅持用中性普通詞匯交談。這是你與此悲劇保持距離的方法，還是避免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方法？”
他根本不愛聽這些話，說：“你暗示我助長或慫恿她仇視她父親的行為，我對這種暗示深為不滿。”
“無論你滿與不滿，”我告訴他，“在某些方麵你都有重大的嫌疑。”
“你指望些什麽——”他聳了聳肩說，“無論是我，我這兒的工作，這個學校，還是我同安-坎貝爾的關係——在這個基地裏都不受人讚成，不被人理解。”
我說：“我能理解這些。我已經看過一些坎貝爾上尉的演講錄相，我認為你們在履行人的生命的職責，但你們很可能走進了使人感到緊張的一些領域。”
“我們在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級領導批準的。”
“聽你這麽說我很高興，但是我認為安-坎貝爾把一些事帶出了教室，在自己的戰場上做了試驗。”
穆爾沒回答。
我問他：“你知道為什麽安-坎貝爾保留著她對罪犯、性犯罪者的治療記錄？”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不知道她這麽做。如果是這樣，那也隻是一種個人的愛好。這裏幾乎所有的心理學家都有些工作之外的計劃或興趣，大部分都是同哲學博士學位項目有關的。”
“聽起來很有道理。”
辛西婭問他：“她與許多人發生性關係，對此你有什麽看法？”
開始他沒回答，後來才說：“嗯……我……是誰告訴你們的？”
辛西婭說：“除你之外每個人。”
“可你從未問過我。”
“我現在在問你，對於她同那些她並不喜歡、隻是當做複仇工具的男人發生性關係，你會有什麽看法？”
他用手捂著嘴咳了幾下，然後回答說：“嗯……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她這麽幹的原因是——”
“你妒嫉嗎？”
“當然不。我——”
辛西婭又一次打斷了他的話，說：“你認為那是對你的背叛？”
“當然不是。我們關係很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很理智的相互信任的關係。”
我想問這關係中是否包括將她裸身捆在地上的內容，但我必須先了解他這麽做的動機。實際上，我認為我現在明白了，我可以拋開尋找凶手的事不提，根據穆爾剛才說的有關背叛的事，去理解安-坎貝爾的生活和她的憂鬱。
我對他說：“你和坎貝爾上尉在海灣戰爭期間，曾得出了一個叫瘋狂行動的心理作戰計劃。”
他說：“這是軍事機密，我不能隨便討論。”
“坎貝爾上尉堅信用性的力量作為一種手段可以達到顯然與性行為本身無關的目的，對嗎？”
“我……是的，是這樣。”
“我說過，我已經看過她關於心理戰術係列演講的錄像，可以看出她這一個計劃的來龍去脈。我不否認性的力量，那是一種向上的動力，是愛和關懷的表示，但安-坎貝爾理解錯了。你同意這一點嗎？”
他也許同意，但他說：“性本身不好也不壞。但確實有些人——大多數是女人——把它當做工具或武器去實現她們的目標。”
我問辛西婭：“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她好像有點煩躁，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她說：“我同意說有些女人利用性行為作為一種武器，但人們認為那是無法接受的行為。在安-坎貝爾的案子裏，她已經將性看成是反對不公平的武器了。我想，穆爾上校，如果你知道她在那麽做，你應去阻止她，這是你道義上的責任，更何況你還是她的上司。”
穆爾似乎在用那雙小而亮的眼睛盯著辛西婭，說：“我處在無法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地位。”
“為什麽無法？”她喊道，“你是個軍官，還是個船艙服務員？你是不是她的朋友？當然由於你未被她的漂亮所迷惑，你可以勸說她。你為發現她的性試驗是臨床式的而感到有趣嗎？你為知道她同許多人發生性關係而感到興奮嗎？”
穆爾看著我：“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並且拒絕同這個女人談話。”
我告訴他：“直到我們宣讀了你作為被告的權利，你才能享受第5修正案的保護。我現在還沒打算這麽做。我知道這是令人難堪的。我們現在先不談這個問題，我向你保證，森希爾女士會盡量注意提問的措詞，以免你產生反感。”
穆爾看到保持這種道義上的義憤沒有什麽好處，便點了點頭，坐回椅子裏。他的態度告訴我：“你們倆都不值一提。滾開。”
辛西婭控製住了自己，用一種緩和的口氣問他：“到什麽時候安才會覺得他們之間的比分拉平了呢？”
穆爾既沒有看辛西婭也沒有看我，而是用一種沒有感情的、職業性的語氣回答：“可惜，隻有她自己知道。她顯然並不滿意自己對他所做的一切報複。問題的一半出在坎貝爾將軍身上。”穆爾笑了，實際上他是在冷笑。他說：“他是個不允許別人有損於他的將軍，更不必說讓他挨打或投降了。就我所知，用軍事比喻來說，在戰場上他從未請求過停火，也從未請求過和談。顯然，他覺得自己對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的行為抵消了。”
“換句話說，”辛西婭說，“他們父女都很固執而不去談判。將軍也從未因他起初的背叛道過歉。”
“嗯，他是道過歉，但是你可以想象出從這樣一個人那裏得到的會是什麽樣的道歉。”
辛西婭說：“兩個人之間的爭鬥傷害了如此多的無辜者，真是太糟糕了。”
穆爾回答說：“這就是生活，這就是戰爭。什麽時候有過改變嗎？”話裏帶著某些令人吃驚的敏銳的洞察力。
的確如此，或者，像柏拉圖說的：“隻有死亡看到了戰爭的結束。”
辛西婭問穆爾上校：“謀殺發生的那天早晨，當你離開家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安-坎貝爾的車不在她的房前？”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也許注意到了，但隻是下意識地。”
“你一般不去注意她的車嗎？”
“不。”
“你甚至不知道你這個下屬、鄰居和朋友是否是在家裏還是在去辦公的路上。”
“嗯，我想多數早晨我是知道的。”
“你曾經與她合乘過車嗎？”
“有時。”
“你知道那天早晨坎貝爾上尉有同她父母共進早餐的約定嗎？”
“不……嗯，是的，經你一提，我想起來了，她是告訴過我這事。”
“這次早餐聚會的目的是什麽？”
“目的？”
“坎貝爾家的人經常聚在一起享受這種天倫之樂嗎？”
“我想不。”
辛西婭說：“我的理解是，關於安的行為，將軍向她發出了最後通牒，並且安-坎貝爾要在那天早晨對此做出答複，對嗎？”
我們第一次看見穆爾上校顯出不自在的樣子，他也許在想我們了解了多少，是從誰那兒了解到的。
“對嗎？”辛西婭又問。
“我……她告訴過我，她父親想解決這個問題。”
辛西婭又激動起來，很尖銳地說：“上校，關於這一切，她告訴了你還是沒告訴你？她用了還是沒用‘最後通牒’、‘軍事法庭’、‘常規治療’和‘從軍隊中辭職’這樣的詞語，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征求過你的建議？”
很顯然，穆爾上校因為辛西婭的語調又生氣了，還因為這一特別問題給搞得很不自在，這個問題可能觸到了他所害怕的什麽事情。他一定認定我們不可能掌握足以擊敗他的證據，所以他說：“我已經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你們。她從未對我講過她的打算，也從未征求過我的建議。我告訴你們，作為她的治療醫生，我盡量少提問題，隻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時候我才說話。”
辛西婭回答說：“我不相信同一個認識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麽強的自製力。”
“因為你不懂得治療，森希爾女士。關於安的事業、工作，我當然提過建議，甚至還提過關於住處、度假等個人問題的建議。但是關於她家庭的問題隻在治療期間談論過——這些都是分開討論的，從沒同工作和演講時間混在一起。我們絕對理解這一點並且從未背離過它。比方說，醫生不喜歡他的病人在高爾夫球場上請他診斷，律師也不樂意在酒吧裏搞法律谘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婭說：“謝謝你告訴我這麽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經想過這些問題。我猜測，死者從沒有機會安排一個正式的時間同你談這個最後通牒和最後期限的問題，對吧？”
“對，沒有。”
“所以，這些年以來，這件令人頭痛、悲傷和憤怒的事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卻因你們中的一個人或者你們倆都太忙而沒有談及。”
“是安-坎貝爾不同我談。不過，我們決定在她同她父親談過後再談。實際上，我們打算昨天下午談。”
辛西婭說：“我不相信你的話，上校。我想將軍的最後通牒同她所發生的事之間有聯係，而你知道這種聯係是什麽。”
穆爾上校站了起來。“我不是個說謊者。”
辛西婭也站了起來。他們都盯著對方。辛西婭說：“我們已經知道你是個說謊者。”
這是真的。我們知道在第6步槍射擊場，穆爾同安-坎貝爾在一起。我認為穆爾現在已意識到我們了解了這一點。現在我們已無法逃脫攻擊一個上校的罪責了。不過我們現在已經越過門檻半步，這已經夠遠的了。我也站了起來。“謝謝你給我們時間交談，上校。不要在肯特麵前抱怨我們，一次全麵的抱怨至少可以維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說：“我在你門口派了一個憲兵站崗，長官。如果你試圖粉碎任何文件或者將任何東西從這兒帶出去，你將會被監禁在基地。”
這愛夥現在顫抖起來，但我說不出他是因為害怕還是憤怒，這我並不感興趣。他說：“我將正式指控你們倆。”
“如果我是你，我絕不會這樣做。我們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免於上絞索的——或者免於被槍斃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關規定。我沒有辦過很多這樣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們對殺人犯是施絞刑還是槍斃。但不管怎樣，不要朝我發火。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麽。祝你愉快，上校。”
我們走了，留下他一個人站在那兒，仔細考慮著他的選擇，當然不包括對我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