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們徒然等了墨塞裏尼那麽長時間。我們從此再也沒有在那家咖啡館的玻璃窗後麵看見過他。
她沒回丈夫家的那個二月裏下了很多雪，我們在阿根廷街，就好像迷失在一個位於雪峰上的旅店裏。我發現在一個中立地區生活很艱難。說實在的，最好是靠近中心。這條阿根廷街——我記錄了巴黎一些跟它相似的街道——最讓人覺得奇怪的是，它與它所屬的行政區一點也不相稱。它跟哪個都不相稱，別具一格。覆蓋了一層雪之後，這條街道的兩頭通向白茫茫的一片。我也許應該重新找到那些街道的名單，它們不僅僅是一些中立地區，而且還是巴黎的黑洞。更確切地說，是這種黑暗物質發出的亮光，這種黑暗物質是天文學上說到的，這種物質可以使所有的東西都看不見，甚至能夠抵禦紫外線、紅外線和x光。是的，久而久之，我們很有可能被這種黑暗物質吸進去。
她不想呆在一個離她丈夫的住所太近的街區。隻有兩站路。她一直在左岸尋找一家靠近孔岱或者居伊·德·威爾住的那套寓所的賓館。那樣的話，她就可以走路去了。可我卻害怕回到塞納河的那一邊，靠近那個六區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在那裏度過的。痛苦的回憶多得數也數不清……但有什麽必要再去說它們呢，一些人在那裏經營奢侈品店，一些有錢的外國人在那裏買房子，對於他們以外的人來說，那個行政區今天已經不複存在……那個時候，我還能在那裏找到一些我孩童時代的遺跡：多費那街上的那些破敗不堪的賓館，裝教理書的庫房，位於奧黛翁十字路口、一些美軍基地的逃兵在那裏從事非法買賣的那家咖啡館，綠加朗的黑黢黢的樓梯，還有馬紮利納街那堵積滿汙垢的牆壁上的一行文字：“永遠也別工作”，我每次去上學都要念到這句話。
她在稍往南邊靠近蒙帕納斯的地方租到一個房間時，我還待在星形廣場附近。在左岸，我一心想要避開那些幽靈。除了孔岱和維嘉書店外，我寧可不在我從前住過的這個街區耽擱太久。
另外，還得弄到錢。她賣掉了一件毛皮大衣，那可能是她丈夫送給她的禮物。賣掉大衣後，她就隻剩下一件風雨衣了，這風雨衣太單薄了，無法抵禦寒冬。她讀著那些小廣告，像結婚之前一樣。她時不時地跑去奧特依看一名汽車修理工，那是她母親的一位老朋友，接濟過她。我幾乎不敢透露我所從事的是什麽樣的工作。可是，何苦隱瞞真相呢？
一個名叫貝洛-貝多萬的人也住在我租住的賓館旁邊那一片房屋之間。確切地說，是在西貢街8號。一個帶家具出租的房間。我經常與他擦肩而過，但現在我已經想不起我們第一次說話的情景了。一個頭發鬈曲、屬於陰險奸詐型的家夥，穿著總是挺講究的，裝出一副上流社會人士的瀟灑派頭。當時，我坐在他對麵，坐在阿根廷街那家咖啡館餐廳的一張桌子旁，那是一個冬日的午後，巴黎正在下雪。當他問我那個人們常問的問題“您呢，您是做哪一行的”時，我跟他說我想“寫作”，而他呢，這個貝洛-貝多萬，我不是很明白他所在公司的名稱。那天下午，我一直陪他到了他的“辦公室”——“離這裏非常近，”他說道。我們的腳步在雪地上留下了印子。隻需要筆直地往前走到夏爾格蘭街就行了。我查閱了那年的一本舊年鑒，想查出這個貝洛-貝多萬到底在哪裏“工作”。有時，我們會回想起我們人生的某些片段，我們需要證據來證實我們沒有做夢。
夏爾格蘭街14號。“法國商務出版社”。一定是在那裏的。今天，我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去那裏、去辨認那棟樓了。我已經很老了。那一天，他沒讓我上樓去他的辦公室，但第二天我們在同一時間同一家咖啡館再次見麵。他建議我做一項工作。為一些公司或者機構撰寫小冊子，他多多少少是那些公司或機構的推銷員或者廣告代理，而那些冊子將會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會支付我五千法郎。但那些文章要掛他的名字。我隻是給他做槍手。他會把所有需要的資料都提供給我。就這樣，我撰寫了十來部小作品：《布爾布雷的礦泉水》《綠寶石海岸的旅遊業》《巴尼奧爾-德-羅納地區賓館和俱樂部的曆史》，還有一些有關約旦銀行、瑟裏格曼、米拉波和德馬西銀行的專著。我每次坐在工作台後麵，都擔心自己會因為厭倦而呼呼大睡。但工作做起來還是很簡單，隻需把貝洛-貝多萬所做的筆記整理成文就可以了。他第一次帶我去法國商務出版社的所在地時，我非常吃驚：那是底樓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但在我那個年齡，是不會問自己太多問題的。那個年齡的人對生活充滿信心。兩三個月後，我就不再有這個編輯的消息了。答應給我的稿酬他隻預付了一半，但也足夠我花銷了。有朝一日——假如我有足夠力量的話為什麽不是明天呢——我也許應該去西貢街和夏爾格蘭街朝聖，那是一個中立地區，貝洛-貝多萬和法國商務出版社都隨著那個冬天的雪一起從人間蒸發了。還是不行，思來想去，我真的沒有勇氣那麽做。我甚至在想，那些街道是否還存在，是否已經被那些黑暗物質永遠吸走了。
我更願意在一個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麗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義上的香榭麗舍已經不複存在，不過，到了晚上，它們還能給人造成一種假象。也許，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我依然能聽見你喚我名字的聲音……你賣掉毛皮大衣和鑲嵌有光麵寶石的純綠寶石的那一天，貝洛-貝多萬給我的那筆錢還剩下兩千法郎左右。我們有錢。未來屬於我們。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來到星形廣場街區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們與“死人頭”一起在河堤路那裏見麵、我看見你們倆迎麵朝我走來的那個夏天一樣。我們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館。他們把桌子都擺到了人行道上。天色還早。街上已經沒有汽車了，能聽見人們悄悄的說話聲和腳步聲。接近十點鍾的時候，我們走到了香榭麗舍大街上，我尋思著，黑夜是不是永遠也不會降臨，這是不是一個白夜，不像在俄羅斯和那些北方國家出現的那種白夜。我們漫無目的地走著，我們有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利沃裏街上的拱廊下麵還映照著夕陽的餘暉。這是在夏初，我們很快就要出發了。去哪裏呢？我們還不知道。也許是去西班牙的馬略卡島或者墨西哥。也許去倫敦或者羅馬。去哪裏已經不重要了，這些
地方已經混在一起了。我們旅行的惟一目的就是進入夏日的中心，時間在那裏停止，時鍾的指針永遠指著同一時刻：正午十二時。
到王宮的時候，夜幕降臨了。我們在盧克-尤尼維爾咖啡館的露台上歇了一會兒，然後繼續上路。一條狗跟著我們從利沃裏街走到聖保羅。然後，它走進了那座教堂。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累，露姬告訴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們穿過兵工廠之前的一個中立地區，那幾條街渺無人蹤，從那裏經過的人不禁要問，那裏是否有人居住。我們發現，在一幢房子的二樓，有兩扇大窗戶亮著燈。我們坐在對麵的一張長椅上，情不自禁地望著那兩扇窗戶。那盞電燈的燈罩是紅色的，在房間的最裏頭，暗淡的燈光就是從那裏映照下來的。我們還可以看見，在左邊的牆上有一麵鑲了鍍金鏡框的鏡子。另外幾麵牆上什麽也沒有。我守候著一個可能會在窗戶後麵出現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見有人在這個不知道到底是客廳還是臥室的房間出現，恐怕一個人也沒有。
“我們應該去按門鈴，”露姬說道，“我保準有人在等著我們。”那張長椅位於在兩條街的交匯處形成的一個類似於土台的地方的正中間。幾年之後，我坐在一輛出租車上，沿
著兵工廠去往河堤路。我讓司機把車停下。我想找到那張長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樓的那兩扇窗戶過了那麽長時間之後依然亮著燈。可是，我差點就在幾條通往塞萊斯廷會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牆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對她說沒有必要去按門鈴。因為裏麵可能不會有人。再說了，我們坐在那裏，坐在長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聽見某個地方有泉水的潺潺聲。
“你確定嗎？”露姬問道，我什麽也沒聽見……”
“可我，對麵的那套房間住的是我們倆。我們忘記關燈了。我們一時把鑰匙弄丟了。剛才跟著我們的那條狗一定在等著我們。它在我們的臥室裏睡著了，它會在那裏等著我們回來，直到時間的盡頭。
後來，我們朝北邊走去，為了不偏離航向，我們確定了一個目標：共和國廣場，但是我們並不能肯定我們是否走對了方向。走錯了也無大礙，假如我們迷路的話，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乘坐地鐵，回到阿根廷站。露姬跟我說，小時候，她常來這個街區。她母親的朋友居伊·拉維涅在附近有個汽車修理廠。是的，在共和國廣場附近。我們每見到一家修理廠都要停一下，但我們一直沒找到她所說的聖塞萊斯廷五世（又譯聖則肋司定五世、聖雷定五世、聖切萊斯廷五世1215—1296），意大利籍教皇，塞萊斯廷修會創始者，1294年當選教皇。
那一家。她已經找不到那條路了。下一次她去奧特依拜訪居伊·拉維涅的時候，她一定得問問他以前的修理廠的地址，要趕在這個家夥消失之前，他也會跟著消失的。這看上去沒什麽，但這很重要。不然的話，我們的人生當中將不再有任何參照依據。她還記得她母親和居伊·拉維涅在複活節後的禮拜六帶她去過禦座交易會。他們是走路去的，走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蔭大道，跟我們走的那一條很相像。可能就是同一條道。但我們已經偏離了共和國廣場。那些禮拜六，她常跟母親和居伊·拉維涅一起走到萬森森林的邊緣。
快到午夜了，我們倆要是出現在動物園的柵欄前會顯得很奇怪的。我們會看見半明半暗的夜色中的大象。但是，到那裏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塊明亮的林間空地，中間聳立著一座雕像。共和國廣場。我們越往前走，演奏的音樂聲也越來越大。舞會嗎？我問露姬是不是到了七月十四日。她知道的並不比我更清楚。一段時間以來，白天和黑夜都混在一起了，我們都分不清日夜。音樂是從一家咖啡館裏飄出來的，咖啡館在靠近林蔭大道和大修院街的拐角處。
法國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交易會，1965年遷往萬森森林裏的魯利草坪，在每年四五月份舉辦。1965年之前的舉辦地址為現今的民族廣場，該廣場從前叫禦座廣場，交易會由此得名。
太晚了，已經坐不上最後一班地鐵了。就在那家咖啡館過去一點點，有一家開著門的賓館。一盞沒有燈罩的裸燈照著一道非常陡峭的黑木樓梯。值夜者甚至都沒問我們的名字。他隻是跟我們說了二樓一個房間的號碼。“從現在開始，我們也許可以住在這裏。”我對露姬說道。
一張隻能睡下一個人的床，但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很窄。窗戶上既沒有窗簾也沒有百葉窗。我們開著窗戶，因為天氣很熱。樓下的音樂不響了，我們聽見朗朗的大笑聲。她湊到我的耳邊說：
“你說的有道理。我們應該永遠待在這裏。”
我想，我們正在一個遠離巴黎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一個海港上。每天早晨，我們在同一個時刻，沿著海灘的那條路漫步。我記住了那家賓館的地址：大修院街2號。依維尼亞賓館。在隨後那暗無天日的幾年裏，時常有人問我要住址或者電話號碼，我總會說：“您隻要寫信到大修院街2號的依維尼亞賓館就行了。如果我不在，會按新地址轉交的。”我也許應該去找找所有那些信，它們等著我去取回，已經等很久了，一直都沒有給人回複。你說的沒錯，我們本該永遠待在那裏的。
她沒回丈夫家的那個二月裏下了很多雪，我們在阿根廷街，就好像迷失在一個位於雪峰上的旅店裏。我發現在一個中立地區生活很艱難。說實在的，最好是靠近中心。這條阿根廷街——我記錄了巴黎一些跟它相似的街道——最讓人覺得奇怪的是，它與它所屬的行政區一點也不相稱。它跟哪個都不相稱，別具一格。覆蓋了一層雪之後，這條街道的兩頭通向白茫茫的一片。我也許應該重新找到那些街道的名單，它們不僅僅是一些中立地區，而且還是巴黎的黑洞。更確切地說，是這種黑暗物質發出的亮光，這種黑暗物質是天文學上說到的，這種物質可以使所有的東西都看不見，甚至能夠抵禦紫外線、紅外線和x光。是的，久而久之，我們很有可能被這種黑暗物質吸進去。
她不想呆在一個離她丈夫的住所太近的街區。隻有兩站路。她一直在左岸尋找一家靠近孔岱或者居伊·德·威爾住的那套寓所的賓館。那樣的話，她就可以走路去了。可我卻害怕回到塞納河的那一邊，靠近那個六區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在那裏度過的。痛苦的回憶多得數也數不清……但有什麽必要再去說它們呢，一些人在那裏經營奢侈品店，一些有錢的外國人在那裏買房子，對於他們以外的人來說，那個行政區今天已經不複存在……那個時候，我還能在那裏找到一些我孩童時代的遺跡：多費那街上的那些破敗不堪的賓館，裝教理書的庫房，位於奧黛翁十字路口、一些美軍基地的逃兵在那裏從事非法買賣的那家咖啡館，綠加朗的黑黢黢的樓梯，還有馬紮利納街那堵積滿汙垢的牆壁上的一行文字：“永遠也別工作”，我每次去上學都要念到這句話。
她在稍往南邊靠近蒙帕納斯的地方租到一個房間時，我還待在星形廣場附近。在左岸，我一心想要避開那些幽靈。除了孔岱和維嘉書店外，我寧可不在我從前住過的這個街區耽擱太久。
另外，還得弄到錢。她賣掉了一件毛皮大衣，那可能是她丈夫送給她的禮物。賣掉大衣後，她就隻剩下一件風雨衣了，這風雨衣太單薄了，無法抵禦寒冬。她讀著那些小廣告，像結婚之前一樣。她時不時地跑去奧特依看一名汽車修理工，那是她母親的一位老朋友，接濟過她。我幾乎不敢透露我所從事的是什麽樣的工作。可是，何苦隱瞞真相呢？
一個名叫貝洛-貝多萬的人也住在我租住的賓館旁邊那一片房屋之間。確切地說，是在西貢街8號。一個帶家具出租的房間。我經常與他擦肩而過，但現在我已經想不起我們第一次說話的情景了。一個頭發鬈曲、屬於陰險奸詐型的家夥，穿著總是挺講究的，裝出一副上流社會人士的瀟灑派頭。當時，我坐在他對麵，坐在阿根廷街那家咖啡館餐廳的一張桌子旁，那是一個冬日的午後，巴黎正在下雪。當他問我那個人們常問的問題“您呢，您是做哪一行的”時，我跟他說我想“寫作”，而他呢，這個貝洛-貝多萬，我不是很明白他所在公司的名稱。那天下午，我一直陪他到了他的“辦公室”——“離這裏非常近，”他說道。我們的腳步在雪地上留下了印子。隻需要筆直地往前走到夏爾格蘭街就行了。我查閱了那年的一本舊年鑒，想查出這個貝洛-貝多萬到底在哪裏“工作”。有時，我們會回想起我們人生的某些片段，我們需要證據來證實我們沒有做夢。
夏爾格蘭街14號。“法國商務出版社”。一定是在那裏的。今天，我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去那裏、去辨認那棟樓了。我已經很老了。那一天，他沒讓我上樓去他的辦公室，但第二天我們在同一時間同一家咖啡館再次見麵。他建議我做一項工作。為一些公司或者機構撰寫小冊子，他多多少少是那些公司或機構的推銷員或者廣告代理，而那些冊子將會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會支付我五千法郎。但那些文章要掛他的名字。我隻是給他做槍手。他會把所有需要的資料都提供給我。就這樣，我撰寫了十來部小作品：《布爾布雷的礦泉水》《綠寶石海岸的旅遊業》《巴尼奧爾-德-羅納地區賓館和俱樂部的曆史》，還有一些有關約旦銀行、瑟裏格曼、米拉波和德馬西銀行的專著。我每次坐在工作台後麵，都擔心自己會因為厭倦而呼呼大睡。但工作做起來還是很簡單，隻需把貝洛-貝多萬所做的筆記整理成文就可以了。他第一次帶我去法國商務出版社的所在地時，我非常吃驚：那是底樓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但在我那個年齡，是不會問自己太多問題的。那個年齡的人對生活充滿信心。兩三個月後，我就不再有這個編輯的消息了。答應給我的稿酬他隻預付了一半，但也足夠我花銷了。有朝一日——假如我有足夠力量的話為什麽不是明天呢——我也許應該去西貢街和夏爾格蘭街朝聖，那是一個中立地區，貝洛-貝多萬和法國商務出版社都隨著那個冬天的雪一起從人間蒸發了。還是不行，思來想去，我真的沒有勇氣那麽做。我甚至在想，那些街道是否還存在，是否已經被那些黑暗物質永遠吸走了。
我更願意在一個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麗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義上的香榭麗舍已經不複存在，不過，到了晚上，它們還能給人造成一種假象。也許，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我依然能聽見你喚我名字的聲音……你賣掉毛皮大衣和鑲嵌有光麵寶石的純綠寶石的那一天，貝洛-貝多萬給我的那筆錢還剩下兩千法郎左右。我們有錢。未來屬於我們。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來到星形廣場街區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們與“死人頭”一起在河堤路那裏見麵、我看見你們倆迎麵朝我走來的那個夏天一樣。我們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館。他們把桌子都擺到了人行道上。天色還早。街上已經沒有汽車了，能聽見人們悄悄的說話聲和腳步聲。接近十點鍾的時候，我們走到了香榭麗舍大街上，我尋思著，黑夜是不是永遠也不會降臨，這是不是一個白夜，不像在俄羅斯和那些北方國家出現的那種白夜。我們漫無目的地走著，我們有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利沃裏街上的拱廊下麵還映照著夕陽的餘暉。這是在夏初，我們很快就要出發了。去哪裏呢？我們還不知道。也許是去西班牙的馬略卡島或者墨西哥。也許去倫敦或者羅馬。去哪裏已經不重要了，這些
地方已經混在一起了。我們旅行的惟一目的就是進入夏日的中心，時間在那裏停止，時鍾的指針永遠指著同一時刻：正午十二時。
到王宮的時候，夜幕降臨了。我們在盧克-尤尼維爾咖啡館的露台上歇了一會兒，然後繼續上路。一條狗跟著我們從利沃裏街走到聖保羅。然後，它走進了那座教堂。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累，露姬告訴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們穿過兵工廠之前的一個中立地區，那幾條街渺無人蹤，從那裏經過的人不禁要問，那裏是否有人居住。我們發現，在一幢房子的二樓，有兩扇大窗戶亮著燈。我們坐在對麵的一張長椅上，情不自禁地望著那兩扇窗戶。那盞電燈的燈罩是紅色的，在房間的最裏頭，暗淡的燈光就是從那裏映照下來的。我們還可以看見，在左邊的牆上有一麵鑲了鍍金鏡框的鏡子。另外幾麵牆上什麽也沒有。我守候著一個可能會在窗戶後麵出現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見有人在這個不知道到底是客廳還是臥室的房間出現，恐怕一個人也沒有。
“我們應該去按門鈴，”露姬說道，“我保準有人在等著我們。”那張長椅位於在兩條街的交匯處形成的一個類似於土台的地方的正中間。幾年之後，我坐在一輛出租車上，沿
著兵工廠去往河堤路。我讓司機把車停下。我想找到那張長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樓的那兩扇窗戶過了那麽長時間之後依然亮著燈。可是，我差點就在幾條通往塞萊斯廷會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牆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對她說沒有必要去按門鈴。因為裏麵可能不會有人。再說了，我們坐在那裏，坐在長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聽見某個地方有泉水的潺潺聲。
“你確定嗎？”露姬問道，我什麽也沒聽見……”
“可我，對麵的那套房間住的是我們倆。我們忘記關燈了。我們一時把鑰匙弄丟了。剛才跟著我們的那條狗一定在等著我們。它在我們的臥室裏睡著了，它會在那裏等著我們回來，直到時間的盡頭。
後來，我們朝北邊走去，為了不偏離航向，我們確定了一個目標：共和國廣場，但是我們並不能肯定我們是否走對了方向。走錯了也無大礙，假如我們迷路的話，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乘坐地鐵，回到阿根廷站。露姬跟我說，小時候，她常來這個街區。她母親的朋友居伊·拉維涅在附近有個汽車修理廠。是的，在共和國廣場附近。我們每見到一家修理廠都要停一下，但我們一直沒找到她所說的聖塞萊斯廷五世（又譯聖則肋司定五世、聖雷定五世、聖切萊斯廷五世1215—1296），意大利籍教皇，塞萊斯廷修會創始者，1294年當選教皇。
那一家。她已經找不到那條路了。下一次她去奧特依拜訪居伊·拉維涅的時候，她一定得問問他以前的修理廠的地址，要趕在這個家夥消失之前，他也會跟著消失的。這看上去沒什麽，但這很重要。不然的話，我們的人生當中將不再有任何參照依據。她還記得她母親和居伊·拉維涅在複活節後的禮拜六帶她去過禦座交易會。他們是走路去的，走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蔭大道，跟我們走的那一條很相像。可能就是同一條道。但我們已經偏離了共和國廣場。那些禮拜六，她常跟母親和居伊·拉維涅一起走到萬森森林的邊緣。
快到午夜了，我們倆要是出現在動物園的柵欄前會顯得很奇怪的。我們會看見半明半暗的夜色中的大象。但是，到那裏後，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塊明亮的林間空地，中間聳立著一座雕像。共和國廣場。我們越往前走，演奏的音樂聲也越來越大。舞會嗎？我問露姬是不是到了七月十四日。她知道的並不比我更清楚。一段時間以來，白天和黑夜都混在一起了，我們都分不清日夜。音樂是從一家咖啡館裏飄出來的，咖啡館在靠近林蔭大道和大修院街的拐角處。
法國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交易會，1965年遷往萬森森林裏的魯利草坪，在每年四五月份舉辦。1965年之前的舉辦地址為現今的民族廣場，該廣場從前叫禦座廣場，交易會由此得名。
太晚了，已經坐不上最後一班地鐵了。就在那家咖啡館過去一點點，有一家開著門的賓館。一盞沒有燈罩的裸燈照著一道非常陡峭的黑木樓梯。值夜者甚至都沒問我們的名字。他隻是跟我們說了二樓一個房間的號碼。“從現在開始，我們也許可以住在這裏。”我對露姬說道。
一張隻能睡下一個人的床，但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很窄。窗戶上既沒有窗簾也沒有百葉窗。我們開著窗戶，因為天氣很熱。樓下的音樂不響了，我們聽見朗朗的大笑聲。她湊到我的耳邊說：
“你說的有道理。我們應該永遠待在這裏。”
我想，我們正在一個遠離巴黎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一個海港上。每天早晨，我們在同一個時刻，沿著海灘的那條路漫步。我記住了那家賓館的地址：大修院街2號。依維尼亞賓館。在隨後那暗無天日的幾年裏，時常有人問我要住址或者電話號碼，我總會說：“您隻要寫信到大修院街2號的依維尼亞賓館就行了。如果我不在，會按新地址轉交的。”我也許應該去找找所有那些信，它們等著我去取回，已經等很久了，一直都沒有給人回複。你說的沒錯，我們本該永遠待在那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