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記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時震發生時我正在做些什麽。反正肯定沒在做什麽大事。我絕對肯定的是沒在寫另一本書。我當時七十八歲，天哪！我的女兒莉莉十八歲了。
但是老基爾戈·特勞特仍然筆耕不輟。在住宿營裏，大家都還以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營自己的帆布床上，剛剛又開始一篇關於一個名叫阿爾伯特·哈代的倫敦工人的小說。阿爾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說名，他出生於一八九六年，生下來頭長在兩條腿中間，而生殖器卻突顯於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蘆”。
阿爾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腳吃飯。這樣他們就可以把他的隱私部位藏進褲子裏。他那部分不像特勞特父親“叮兒——鈴”寓言中那個逃犯的那樣碩大無比。但這與故事無關。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辦公桌前，相隔隻有一步之遙。
但他們仍然沒有見麵。她、達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確信，往門前垃圾簍裏扔稿子的人是個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們至多隻能猜測她來自某個專為落泊老人開設的男女兼收的住宿營，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聖約翰大教堂附近教區會所內的戒癮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當然也是佐爾頓的——是在海龜灣的一所公寓房，離文學藝術院七英裏，街區十分安全，離聯合國總部近得很舒適。她上下班坐專門司機駕駛的經過改裝的高級轎車，可以讓佐爾頓的輪椅上下方便。文學藝術院非常富有。錢從來不是個問題。由於過去老派藝術愛好者的慷慨捐贈，它比聯合國幾個成員國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馬裏、斯威士蘭和盧森堡。
那天下午佐爾頓坐在轎車上，正在去接莫尼卡的路上。
時震發生的時候，她正在等佐爾頓的到來。而他已到了門口。正在按文學藝術院的門鈴，一下子被彈回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他將年輕十歲。而且又肢體健全了！
說到門鈴引出的結果，那就一言難盡了！
但當重播結束，自由意誌重新闖入時，一切都回複到時震開始那一刻的狀態。因此佐爾頓又是下肢癱瘓，困於輪椅，正在按門鈴。他未能意識到突然之間要由他自己決定他的手指下一步該做什麽。他的手指沒有得到來自他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指令，一直按在門鈴上。
佐爾頓的手指正按在門鈴上的時候，一輛失控的消防車撞在他的身上。消防車的司機也沒有意識到，該由他來操縱那機器。
正如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所說：“是自由意誌造成了所有這一切的破壞。時震及震後狀況甚至沒有碰斷蜘蛛網的一根絲，除非其他力量已經先把這根絲弄斷。”
時震襲來時，莫妮卡正在做離宮的預算。這個建在羅德島錫安角的作家度假村，其資金來自朱利亞斯·金·鮑溫基金會。基金會由文學藝術院管理。朱利亞斯·金·鮑溫死於莫妮卡出生之前，是個從來沒結過婚的白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因寫小說和作講演發了大財。他寫的講的都是些關於美國黑人為了獲得成功而竭力模仿成功的白人的事，既精彩又令人感動。
在錫安角公共海灘和離宮度假村之間有一塊鑄鐵的曆史標記牌，上麵說這幢大樓是鮑溫一九二二年直至一九三六年去世這段時間的居家和工作處。據說沃倫·g.哈定總統1宣稱，鮑溫是“美國桂冠搞笑人、黑鬼方言大師，是曾屬於馬克·吐溫的幽默大帝皇冠的繼承者”。
二○○一年我在讀標記牌上文字的時候，特勞特向我指出：“沃倫·g.哈丁有一個私生女，是在白宮放掃帚的小室裏，在—個速記員的產道裏搞成的。”
第二十三章
特勞特被時震彈回到一九九一年加利福尼亞州聖迭戈血庫前的排隊人群中時，他仍然記得《阿爾伯特·哈代》是怎樣結尾的——就是那篇關於一個頭長在腿中間，家夥長在脖子上方的人的小說。但直到自由意誌闖入人心，整整十年他一直無法把結尾寫下來。阿爾伯特後來當了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二場索姆戰役中被炸成了碎片。
阿爾伯特·哈代的身份識別牌未被找到，但他身體的各部分都收拾到了一起，頭放在脖子上方，像其他人一樣。他那件家夥缺失了。但實話實說，也不會為了那件東西去進行徹底搜索。
阿爾伯特·哈代後來被埋葬在法國無名戰士墓園的“不滅聖火”之下，“總算正常了”。
我本人被一下子彈回到紐約長島頂端這一幢房子裏。
現在重播過半，我正在這裏寫作。和現在一樣，一九九一年我正在看我已發表作品的一列清單，心中詫異：“這東西我是怎麽弄出來的？”
當時我的感覺和現在一樣，覺得自己就像赫爾曼·麥爾維爾所描述的那些現已緘口不言的捕鯨人。所有一切能說的，他們都已經說過了。
在二○○一年我告訴特勞特，我有一個紅頭發的童年朋友，叫戴維·克雷格，現在是路易斯安納州新奧爾良的一個建築工。在我們參加的那場戰爭中，他因在諾曼底炸毀了一輛德國人的坦克而獲得銅質獎章。他與一個夥伴發現那個鋼製魔鬼孤零零地停在樹林裏，馬達熄了火，外邊也沒有人。坦克內的收音機播放著流行音樂。
戴維和他的夥伴取來了火箭筒。他們回來時坦克還在老地方，收音機仍在裏麵播放著音樂。他們用火箭筒向坦克發射。德國人沒能跑出炮塔。收音機啞了。就這些。就這麽結束了。
戴維和他的夥伴迅速逃離。
特勞特對我說.看來我童年朋友的銅質獎章是受之無愧的。“他幾乎肯定消滅了裏麵的敵人和收音機，”他說，“因而免除了他們戰後平民生活中多年的失望和枯燥。他也使他們做到了如英國詩人a.e.豪斯曼1所說的‘在榮耀中死去，永不衰老’”。
特勞特停頓了一下，用左手拇指穩住上齶假牙，然後繼續說：“如果我有耐心塑造立體的人物，我也可以寫出暢銷書來。《聖經》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故事，但最受人歡迎的故事隻能是一對漂亮男女興致十足地婚外交媾，但還未盡興時就不得不為了這個或那個原因而分手。”
我想起了我姐姐艾麗三個兒子之一的斯蒂夫·亞當斯。
艾麗的丈夫吉姆在新澤西火車越出無欄吊橋的鐵路事故中不幸身亡。兩天後，生活中的一切又像癌症一樣殺死了艾麗。此後，我的第一位妻子簡和我收養了斯蒂夫。
斯蒂夫在達特茅斯讀大學一年級時，聖誕節假期回到科德角家中。他剛剛讀完一位教授規定必讀的小說——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幾乎熱淚盈眶。
斯蒂夫現在已是個中年影視喜劇作家，但那時卻如此精彩地被衝破了防線，使我深受觸動，決定重讀那使他如此感動的東西。結果發現《永別了，武器》是對婚姻體製的批判。海明威的英雄在戰場上受傷。他同他的護士墜落愛河。他們沒有結婚，就到遠離戰場的地方去度蜜月，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酒。為了不使讀者有一點懷疑，她懷孕了，證明他是個真正的男子漢。
她和嬰兒都死了，因此他不用去找穩定的工作、找房子、買人壽保險等等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而保存了美好的記憶。
我對斯蒂夫說：“海明威使你流下了眼淚，那是寬慰的淚。那家夥原本好像不得不結婚，安頓下來。但後來他卻不必如此。嗬！好險哪！”
特勞特說，像《永別了，武器》那樣對婚姻表示不屑的書，他還能想起的隻有一本。
“說說哪一本。”我說。
他說那是亨利·大衛·梭羅的作品，書名是《沃爾登湖》。
“是本好書。”我說。
第二十四章
我在一九九六年的演講中說，美國有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的婚姻破裂，那是因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再有大家庭。你同某個人結婚，你得到的隻是一個人。
我說夫妻兩人吵架，為的往往不是錢，不是性，不是權。
他們真正想說的是：“你就這麽孤零零的一個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說，他不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麽。
我知道女人想要什麽。她們要的是一大群人聽她們說話。
我很感謝特勞特，因為他提出了夫妻時概念，作為衡量婚姻親密關係的單位。夫婦之間相處親近，意識到互相的存在，如果其中一個想說什麽，不會三句話便大吼大叫，這樣的一小時就是一個夫妻時。特勞特在他的小說《金婚》中說，他們不必非得說些什麽才能掙得一個夫妻時。
《金婚》是時震前達德雷·普林斯從垃圾簍裏撿回來的另一篇小說。小說寫的是一個賣花的人，為了做大生意，說服那些一起在家工作，或一起開夫妻老婆店相廝相守時間長的人，一年之中應當多慶祝幾次結婚周年。
據他計算，在兩處工作的夫妻平均每個工作日可得四個夫妻時，周末可得十六個。兩人熟睡的時候不算在內。
這樣，一個標準夫妻周就包括三十六個夫妻時。
他再將這個數字乘以五十二，取個近似整數，這就得到一個一千八百夫妻時的標準夫妻年。他到處宣傳，任何一對夫妻隻要攢夠了這麽些夫妻時，就有權慶賀結婚周年，就應該得到別人送的鮮花和其他適時禮品，盡管他們有時隻需二十周便可如願。
如果一對夫妻像這樣不斷地積累夫妻時，就像在我的兩次婚姻中，我和我的兩個妻子所做的那樣，那麽他們很容易隻用二十年時間就可以慶祝紅寶石婚，用二十五年就可以慶祝金婚！
我不想借此機會討論自己的愛情生活。可以說我仍然無法理解女人的身材是如何塑成的，我到墳墓裏去的時候也會想著撫弄她們的臀部和胸脯。我也要說，做愛，如果是真誠的，是撒旦放進蘋果讓蛇交給夏娃的最好主意之一。
然而蘋果中最最好的主意是創造爵士樂。
第二十五章
艾麗的丈夫吉姆·亞當斯確確實實是艾麗在醫院去世前兩天因火車翻落無欄杆的吊橋而遇難的。真比小說還離奇！
吉姆因生產一種他自己發明的玩具而把全家深深拖入了債坑。那是一種裏麵填塞著一團永久性可塑膠泥的橡皮球體。實際上是一團長皮膚的膠泥！
橡皮球的表麵印著一張小醜的臉。你可以用手讓它的嘴張大，讓它的鼻子升高，眼睛下陷。吉姆叫它“橡皮泥臉”。橡皮泥臉一直都沒受到歡迎。更有甚者，由於生產和廣告的開支，橡皮泥臉給他們帶來了一大堆債務。
艾麗和吉姆都是生活在新澤西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人，他們共有四個男孩，沒有女兒。其中一個還是啼哭不止的嬰兒。這些人本來就沒讓人把他們生下來。
我們家的男孩和女孩來到這個世界上時，就像艾麗一樣，往往帶著些描圖、繪畫、雕塑或其他藝術天賦。我和簡所生的兩個女兒，伊迪絲和娜內特。現在都是中年職業藝術家，舉辦展出，出售繪畫作品。我們那個當醫生的兒子馬克也是如此。我也如此。艾麗如果願意下點工夫，迫使自己搞點什麽，她也可以在藝術上有所作為。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寫到過，她說，”就算你有才，也並不一定非得用它去搞點什麽。”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藍胡子》裏說：“當心帶著天賦的神祗。”我想當時我寫那句話時，腦子裏想到的是艾麗。我在《時震之一》中讓莫妮卡·佩帕在文學藝術院鋼板大門上用橘黃和紫色油漆噴上“操他娘的藝術”幾個字時，腦子裏想到的還是艾麗。我幾乎可以肯定，艾麗不知道有一個叫文學藝術院的機構，但看到那些鮮豔的文字，不管噴塗在什麽地方，她一定會感到欣喜無比。
我們當建築師的父親對艾麗小時候的任何藝術作品都大加讚揚，言過其實，就好像她是米開朗琪羅再世，這反而使她無地自容。她不笨，也不是沒有品味。父親無意之中同她開玩笑。故意說她才氣有限，這樣，把她本來就不濃的興趣澆滅了。要不然，雖說不一定大有作為，但她的才能興許也會有可為之處。
艾麗也許感到，因為她長得漂亮而得到別人的故意偏袒，一點點小成就受到過度誇獎。隻有男人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
我十歲、艾麗十五、天生的科學家大哥伯尼十八歲時，我在一次吃晚飯時說，女人甚至成不了最好的廚師和裁縫。
男人才是。母親把一大罐水倒在我的頭上。
但是母親愛興致十足地談論艾麗的未來，就像父親講到艾麗的藝術作品時那樣誇誇其談。嫁給一個有錢人，這樣做對艾麗至關重要。大蕭條期間，全家省吃儉用，送艾麗進杜達霍爾的女子學校與印第安納州幾名女繼承人一起上學，該校又稱“兩門地獄”、“少女堆場”，在肖利奇高中以南相隔四條街的地方，若在肖利奇，她就能像我一樣接受自由、更加豐富多彩、更加民主、而且男女瘋狂地混雜的教育。
我第一個妻子簡的父母，哈維和莉婭·考克斯也做了同樣的事情：把獨生女送到杜達霍爾，給她買闊小姐的衣服，盡管經濟上已力不從心，但為了她的緣故堅持不從伍德斯托克高爾夫鄉村俱樂部退出，以便她將來能嫁進一個有財有勢的家族。
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某個有錢有勢的印第安納波利斯男人會允許同一個有闊小姐舉止和品味，但家裏窮得丁當響的姑娘結婚這種想法，就如同想靠賣裝濕泥團的橡皮球賺錢一樣顯得愚不可及。
公事公辦。
艾麗找得到的也隻能是吉姆·亞當斯這樣的丈夫，一個戰爭期間在軍隊裏搞公關的匈牙利人，英俊、瀟灑、滑稽，但既沒有錢也沒有職業。在那個未婚女子感到恐慌的年代，艾麗能找到的也就是這種男人了：從部隊退伍時還是個陸軍一等兵，因在康奈爾大學考試門門不及格去參軍入伍，而現在自由意誌再次闖人，下一步該怎麽走他一無所知。
請你注意：簡不但有闊小姐的風度和服飾，而且在斯沃思摩爾是個優等生，還是學院裏一名出色的作家！
我想既然我學的是理科，或許可以成為某類蹩腳的科學家。
我記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時震發生時我正在做些什麽。反正肯定沒在做什麽大事。我絕對肯定的是沒在寫另一本書。我當時七十八歲，天哪！我的女兒莉莉十八歲了。
但是老基爾戈·特勞特仍然筆耕不輟。在住宿營裏，大家都還以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營自己的帆布床上，剛剛又開始一篇關於一個名叫阿爾伯特·哈代的倫敦工人的小說。阿爾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說名，他出生於一八九六年，生下來頭長在兩條腿中間，而生殖器卻突顯於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蘆”。
阿爾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腳吃飯。這樣他們就可以把他的隱私部位藏進褲子裏。他那部分不像特勞特父親“叮兒——鈴”寓言中那個逃犯的那樣碩大無比。但這與故事無關。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辦公桌前，相隔隻有一步之遙。
但他們仍然沒有見麵。她、達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確信，往門前垃圾簍裏扔稿子的人是個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們至多隻能猜測她來自某個專為落泊老人開設的男女兼收的住宿營，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聖約翰大教堂附近教區會所內的戒癮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當然也是佐爾頓的——是在海龜灣的一所公寓房，離文學藝術院七英裏，街區十分安全，離聯合國總部近得很舒適。她上下班坐專門司機駕駛的經過改裝的高級轎車，可以讓佐爾頓的輪椅上下方便。文學藝術院非常富有。錢從來不是個問題。由於過去老派藝術愛好者的慷慨捐贈，它比聯合國幾個成員國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馬裏、斯威士蘭和盧森堡。
那天下午佐爾頓坐在轎車上，正在去接莫尼卡的路上。
時震發生的時候，她正在等佐爾頓的到來。而他已到了門口。正在按文學藝術院的門鈴，一下子被彈回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他將年輕十歲。而且又肢體健全了！
說到門鈴引出的結果，那就一言難盡了！
但當重播結束，自由意誌重新闖入時，一切都回複到時震開始那一刻的狀態。因此佐爾頓又是下肢癱瘓，困於輪椅，正在按門鈴。他未能意識到突然之間要由他自己決定他的手指下一步該做什麽。他的手指沒有得到來自他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指令，一直按在門鈴上。
佐爾頓的手指正按在門鈴上的時候，一輛失控的消防車撞在他的身上。消防車的司機也沒有意識到，該由他來操縱那機器。
正如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所說：“是自由意誌造成了所有這一切的破壞。時震及震後狀況甚至沒有碰斷蜘蛛網的一根絲，除非其他力量已經先把這根絲弄斷。”
時震襲來時，莫妮卡正在做離宮的預算。這個建在羅德島錫安角的作家度假村，其資金來自朱利亞斯·金·鮑溫基金會。基金會由文學藝術院管理。朱利亞斯·金·鮑溫死於莫妮卡出生之前，是個從來沒結過婚的白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因寫小說和作講演發了大財。他寫的講的都是些關於美國黑人為了獲得成功而竭力模仿成功的白人的事，既精彩又令人感動。
在錫安角公共海灘和離宮度假村之間有一塊鑄鐵的曆史標記牌，上麵說這幢大樓是鮑溫一九二二年直至一九三六年去世這段時間的居家和工作處。據說沃倫·g.哈定總統1宣稱，鮑溫是“美國桂冠搞笑人、黑鬼方言大師，是曾屬於馬克·吐溫的幽默大帝皇冠的繼承者”。
二○○一年我在讀標記牌上文字的時候，特勞特向我指出：“沃倫·g.哈丁有一個私生女，是在白宮放掃帚的小室裏，在—個速記員的產道裏搞成的。”
第二十三章
特勞特被時震彈回到一九九一年加利福尼亞州聖迭戈血庫前的排隊人群中時，他仍然記得《阿爾伯特·哈代》是怎樣結尾的——就是那篇關於一個頭長在腿中間，家夥長在脖子上方的人的小說。但直到自由意誌闖入人心，整整十年他一直無法把結尾寫下來。阿爾伯特後來當了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二場索姆戰役中被炸成了碎片。
阿爾伯特·哈代的身份識別牌未被找到，但他身體的各部分都收拾到了一起，頭放在脖子上方，像其他人一樣。他那件家夥缺失了。但實話實說，也不會為了那件東西去進行徹底搜索。
阿爾伯特·哈代後來被埋葬在法國無名戰士墓園的“不滅聖火”之下，“總算正常了”。
我本人被一下子彈回到紐約長島頂端這一幢房子裏。
現在重播過半，我正在這裏寫作。和現在一樣，一九九一年我正在看我已發表作品的一列清單，心中詫異：“這東西我是怎麽弄出來的？”
當時我的感覺和現在一樣，覺得自己就像赫爾曼·麥爾維爾所描述的那些現已緘口不言的捕鯨人。所有一切能說的，他們都已經說過了。
在二○○一年我告訴特勞特，我有一個紅頭發的童年朋友，叫戴維·克雷格，現在是路易斯安納州新奧爾良的一個建築工。在我們參加的那場戰爭中，他因在諾曼底炸毀了一輛德國人的坦克而獲得銅質獎章。他與一個夥伴發現那個鋼製魔鬼孤零零地停在樹林裏，馬達熄了火，外邊也沒有人。坦克內的收音機播放著流行音樂。
戴維和他的夥伴取來了火箭筒。他們回來時坦克還在老地方，收音機仍在裏麵播放著音樂。他們用火箭筒向坦克發射。德國人沒能跑出炮塔。收音機啞了。就這些。就這麽結束了。
戴維和他的夥伴迅速逃離。
特勞特對我說.看來我童年朋友的銅質獎章是受之無愧的。“他幾乎肯定消滅了裏麵的敵人和收音機，”他說，“因而免除了他們戰後平民生活中多年的失望和枯燥。他也使他們做到了如英國詩人a.e.豪斯曼1所說的‘在榮耀中死去，永不衰老’”。
特勞特停頓了一下，用左手拇指穩住上齶假牙，然後繼續說：“如果我有耐心塑造立體的人物，我也可以寫出暢銷書來。《聖經》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故事，但最受人歡迎的故事隻能是一對漂亮男女興致十足地婚外交媾，但還未盡興時就不得不為了這個或那個原因而分手。”
我想起了我姐姐艾麗三個兒子之一的斯蒂夫·亞當斯。
艾麗的丈夫吉姆在新澤西火車越出無欄吊橋的鐵路事故中不幸身亡。兩天後，生活中的一切又像癌症一樣殺死了艾麗。此後，我的第一位妻子簡和我收養了斯蒂夫。
斯蒂夫在達特茅斯讀大學一年級時，聖誕節假期回到科德角家中。他剛剛讀完一位教授規定必讀的小說——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幾乎熱淚盈眶。
斯蒂夫現在已是個中年影視喜劇作家，但那時卻如此精彩地被衝破了防線，使我深受觸動，決定重讀那使他如此感動的東西。結果發現《永別了，武器》是對婚姻體製的批判。海明威的英雄在戰場上受傷。他同他的護士墜落愛河。他們沒有結婚，就到遠離戰場的地方去度蜜月，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酒。為了不使讀者有一點懷疑，她懷孕了，證明他是個真正的男子漢。
她和嬰兒都死了，因此他不用去找穩定的工作、找房子、買人壽保險等等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而保存了美好的記憶。
我對斯蒂夫說：“海明威使你流下了眼淚，那是寬慰的淚。那家夥原本好像不得不結婚，安頓下來。但後來他卻不必如此。嗬！好險哪！”
特勞特說，像《永別了，武器》那樣對婚姻表示不屑的書，他還能想起的隻有一本。
“說說哪一本。”我說。
他說那是亨利·大衛·梭羅的作品，書名是《沃爾登湖》。
“是本好書。”我說。
第二十四章
我在一九九六年的演講中說，美國有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的婚姻破裂，那是因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再有大家庭。你同某個人結婚，你得到的隻是一個人。
我說夫妻兩人吵架，為的往往不是錢，不是性，不是權。
他們真正想說的是：“你就這麽孤零零的一個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說，他不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麽。
我知道女人想要什麽。她們要的是一大群人聽她們說話。
我很感謝特勞特，因為他提出了夫妻時概念，作為衡量婚姻親密關係的單位。夫婦之間相處親近，意識到互相的存在，如果其中一個想說什麽，不會三句話便大吼大叫，這樣的一小時就是一個夫妻時。特勞特在他的小說《金婚》中說，他們不必非得說些什麽才能掙得一個夫妻時。
《金婚》是時震前達德雷·普林斯從垃圾簍裏撿回來的另一篇小說。小說寫的是一個賣花的人，為了做大生意，說服那些一起在家工作，或一起開夫妻老婆店相廝相守時間長的人，一年之中應當多慶祝幾次結婚周年。
據他計算，在兩處工作的夫妻平均每個工作日可得四個夫妻時，周末可得十六個。兩人熟睡的時候不算在內。
這樣，一個標準夫妻周就包括三十六個夫妻時。
他再將這個數字乘以五十二，取個近似整數，這就得到一個一千八百夫妻時的標準夫妻年。他到處宣傳，任何一對夫妻隻要攢夠了這麽些夫妻時，就有權慶賀結婚周年，就應該得到別人送的鮮花和其他適時禮品，盡管他們有時隻需二十周便可如願。
如果一對夫妻像這樣不斷地積累夫妻時，就像在我的兩次婚姻中，我和我的兩個妻子所做的那樣，那麽他們很容易隻用二十年時間就可以慶祝紅寶石婚，用二十五年就可以慶祝金婚！
我不想借此機會討論自己的愛情生活。可以說我仍然無法理解女人的身材是如何塑成的，我到墳墓裏去的時候也會想著撫弄她們的臀部和胸脯。我也要說，做愛，如果是真誠的，是撒旦放進蘋果讓蛇交給夏娃的最好主意之一。
然而蘋果中最最好的主意是創造爵士樂。
第二十五章
艾麗的丈夫吉姆·亞當斯確確實實是艾麗在醫院去世前兩天因火車翻落無欄杆的吊橋而遇難的。真比小說還離奇！
吉姆因生產一種他自己發明的玩具而把全家深深拖入了債坑。那是一種裏麵填塞著一團永久性可塑膠泥的橡皮球體。實際上是一團長皮膚的膠泥！
橡皮球的表麵印著一張小醜的臉。你可以用手讓它的嘴張大，讓它的鼻子升高，眼睛下陷。吉姆叫它“橡皮泥臉”。橡皮泥臉一直都沒受到歡迎。更有甚者，由於生產和廣告的開支，橡皮泥臉給他們帶來了一大堆債務。
艾麗和吉姆都是生活在新澤西的印第安納波利斯人，他們共有四個男孩，沒有女兒。其中一個還是啼哭不止的嬰兒。這些人本來就沒讓人把他們生下來。
我們家的男孩和女孩來到這個世界上時，就像艾麗一樣，往往帶著些描圖、繪畫、雕塑或其他藝術天賦。我和簡所生的兩個女兒，伊迪絲和娜內特。現在都是中年職業藝術家，舉辦展出，出售繪畫作品。我們那個當醫生的兒子馬克也是如此。我也如此。艾麗如果願意下點工夫，迫使自己搞點什麽，她也可以在藝術上有所作為。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寫到過，她說，”就算你有才，也並不一定非得用它去搞點什麽。”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藍胡子》裏說：“當心帶著天賦的神祗。”我想當時我寫那句話時，腦子裏想到的是艾麗。我在《時震之一》中讓莫妮卡·佩帕在文學藝術院鋼板大門上用橘黃和紫色油漆噴上“操他娘的藝術”幾個字時，腦子裏想到的還是艾麗。我幾乎可以肯定，艾麗不知道有一個叫文學藝術院的機構，但看到那些鮮豔的文字，不管噴塗在什麽地方，她一定會感到欣喜無比。
我們當建築師的父親對艾麗小時候的任何藝術作品都大加讚揚，言過其實，就好像她是米開朗琪羅再世，這反而使她無地自容。她不笨，也不是沒有品味。父親無意之中同她開玩笑。故意說她才氣有限，這樣，把她本來就不濃的興趣澆滅了。要不然，雖說不一定大有作為，但她的才能興許也會有可為之處。
艾麗也許感到，因為她長得漂亮而得到別人的故意偏袒，一點點小成就受到過度誇獎。隻有男人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
我十歲、艾麗十五、天生的科學家大哥伯尼十八歲時，我在一次吃晚飯時說，女人甚至成不了最好的廚師和裁縫。
男人才是。母親把一大罐水倒在我的頭上。
但是母親愛興致十足地談論艾麗的未來，就像父親講到艾麗的藝術作品時那樣誇誇其談。嫁給一個有錢人，這樣做對艾麗至關重要。大蕭條期間，全家省吃儉用，送艾麗進杜達霍爾的女子學校與印第安納州幾名女繼承人一起上學，該校又稱“兩門地獄”、“少女堆場”，在肖利奇高中以南相隔四條街的地方，若在肖利奇，她就能像我一樣接受自由、更加豐富多彩、更加民主、而且男女瘋狂地混雜的教育。
我第一個妻子簡的父母，哈維和莉婭·考克斯也做了同樣的事情：把獨生女送到杜達霍爾，給她買闊小姐的衣服，盡管經濟上已力不從心，但為了她的緣故堅持不從伍德斯托克高爾夫鄉村俱樂部退出，以便她將來能嫁進一個有財有勢的家族。
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某個有錢有勢的印第安納波利斯男人會允許同一個有闊小姐舉止和品味，但家裏窮得丁當響的姑娘結婚這種想法，就如同想靠賣裝濕泥團的橡皮球賺錢一樣顯得愚不可及。
公事公辦。
艾麗找得到的也隻能是吉姆·亞當斯這樣的丈夫，一個戰爭期間在軍隊裏搞公關的匈牙利人，英俊、瀟灑、滑稽，但既沒有錢也沒有職業。在那個未婚女子感到恐慌的年代，艾麗能找到的也就是這種男人了：從部隊退伍時還是個陸軍一等兵，因在康奈爾大學考試門門不及格去參軍入伍，而現在自由意誌再次闖人，下一步該怎麽走他一無所知。
請你注意：簡不但有闊小姐的風度和服飾，而且在斯沃思摩爾是個優等生，還是學院裏一名出色的作家！
我想既然我學的是理科，或許可以成為某類蹩腳的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