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我父親常常錯引莎士比亞的話，但我從沒見他讀過一本書。
不錯，在此我想說的是，用英語寫作的最偉大的作家是蘭斯洛特·安德魯斯（1555—1626）1，而不是那位艾文河畔詩人（1564—1616）2。在那時，空氣裏也散發著詩意。試試這首：
主是我的牧羊人。我再無所求。
主讓我躺在青蔥的草場，帶我到清水池邊。
主讓我靈魂再生，以主的名義領我走上正道。
主護著我，穿過死神陰影籠罩的峽穀，
不再害怕邪惡，主與我同在，
主的臣民給我帶來安撫。
在仇敵麵前，主為我設下筵席，
在我頭上塗上聖油，
在我杯中注滿美酒。
仁慈和善德永伴我身，我永遠在主的庭宇中生活。
蘭斯洛特·安德魯斯是參加詹姆斯國王欽定本《聖經》翻譯學者中的主要翻譯者和釋義者。
基爾戈·特勞特是不是寫過詩歌？據我所知，他隻寫過一首。那是臨死前一天寫下的。他完全意識到猙獰的持鐮收割者在向他走來，很快就會到達。一個有益的提示：在離宮的大樓和活動汽車房之間有一棵水杉樹。
特勞特是這麽寫的：
當這棵水杉樹
劈啪一聲倒伏，
我啪啦一聲回到你處。
第三十四章
我第一個妻子簡和我姐姐艾麗各自有一位時常要發瘋的母親。簡和艾麗都是杜達霍爾女子學校畢業生，曾經是伍德斯托克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裏兩名最漂亮、最活潑的姑娘。順便提一下，所有男性作家，不管多麽潦倒，多麽令人討厭，娶的都是漂亮太太。該有人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簡和艾麗都沒趕上時震，謝天謝地。依我的推測，如果她們活著的話，簡可能會在重播中發現人類一些好的方麵，而艾麗則不會。簡熱愛生活，性情樂觀.同癌症搏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艾麗的臨終遺言表達的是解脫的寬慰，沒有任何其他意思。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記錄了她的話：“沒有痛苦了，沒有痛苦了。”我沒聽到她的話，我哥哥伯尼也不在場，是一個帶外國口音的男護工打電話向我們傳達的。
我不知道簡最後說了些什麽話。我也問了。她那時已是亞當·雅莫林斯基的妻子，不再是我的了。她好像是默默地安睡了，沒意識到不再會回來呼吸空氣了。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一座聖公會教堂裏舉行的葬禮上，亞當對前來哀悼者說，她最喜歡講的驚歎語是，“我等不及了！”
簡一次次以極大的興奮期待的事件，總是與我們六個孩子中的某一個或幾個有關。這些孩子現都已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個是精神病科的護士，一個是喜劇作家，一個是兒科醫生，一個是畫家，一個是航空公司飛行員，一個是版畫複製匠。
在聖公會教堂她的葬禮上，我沒有講話。我什麽也不想講。我想說的一切，都是給她一個人聽的，而現在她已離去。我們兩人同是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老朋友。我們之間最後一次談話，是她去世前兩個星期的一次電話交談。
她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紐約曼哈頓。我同我現在的妻子吉爾·克萊門茨結了婚，她是個攝影師兼作家。
我記不得我們倆是誰先撥的電話，是誰花的電話費。
反正是我們兩人中的一個。不管發起人是誰，這次通話實際上是一次告別。
她死後，我們當醫生的兒子馬克說，他不會像她那樣，為了多活幾天，為了能夠繼續兩眼炯炯有神地說“我等不及了！”而默許醫生在她身上采取各種救治措施。
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十分親密。簡問我，她死亡的具體時刻將由什麽決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許她覺得自己像我寫的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就是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決定著我們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內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決定我們下一步做什麽。她從來沒有從事任何職業。撫養六個孩子已經夠她辛苦了。
我在電話裏對她說，一個皮膚硒得黝黑、舉止放蕩、閑得無聊但並非不快樂，我們倆都不認識的十歲男孩會出現在斯格達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礫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爾港，他眼望前方，但並不專注什麽特別的東西，如鳥、船或其他別的東西。
離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裏的地方，在斯格達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裏，我們曾養育了我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以及我姐姐的三個兒子，直到他們長大成人。現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們的女兒伊迪絲和她當建築師的丈夫約翰·斯奎布，以及他們的兩個小兒子威爾和巴克。
我告訴簡，那個男孩閑來無事，會像其他男孩一樣揀起一塊石子。他會將石子扔過港口。當石子劃著弧線碰擊水麵時，她的壽期也就結束了。
簡真心真意地願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滿神奇色彩的東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為教友會教徒被帶大，但在斯沃思摩爾度過了幸福的四年之後，她不再參加教友的聚會。同亞當結婚以後，她成了聖公會教徒，而他還保持著猶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相信天堂、地獄以及所有這類東西。為此我感到高興。
為何如此？因為我愛她。
第三十五章
用墨水在紙上講故事的人，並非說他們還頂什麽用，要麽是掃射者，要麽是單擊者。掃射者小說寫得很快，雜亂無章，曲裏拐彎，成文再說。然後，他們非常用心地進行修改，對別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處，一一進行修正。單擊者寫作時落筆謹慎，逐字逐句，確切無疑之後才進行到下一句。
收筆之時。文章已成。
我是個單擊者。大多數男人是單擊者，大多數女人是掃射者。作一次同樣的呼籲：該有人對這方麵作一點研究。
也許有些作家、不論哪種性別，天生就會成為掃射者或單擊者。最近我訪問了洛克菲勒大學，那裏的研究者正在尋找，並且已經發現越來越多主導著我們這樣或那樣行為的基因，就如時震以後重播造成的現象那樣。甚至在那次訪問之前。我似乎已經感覺到，我和簡的孩子、艾麗和吉姆的孩子，雖然長大後各不相像，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別無選擇，成了他們注定要成為的那種人。
六個孩子都相當不錯。
當然話又得說回來，六個孩子都有無數機會使自己過得相當不錯。如果你能相信報上讀到的、電視上和信息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會發覺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我看來，善於掃射的作家雖然發現有人滑稽，有人悲慘，覺得這種狀況很妙，值得一書，但卻不首先去想想人為什麽要活著，如何活著。
單擊者表麵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詞造句，但事實上他們也許正在衝破門牆圍欄，從有刺的鐵絲網中劈出一條通道，冒著炮火和毒氣，探索一些永恒問題的答案：“我們到底該怎麽辦？這世上到底出了什麽事？”
如果單擊者們不滿足於單擊作家伏爾泰1所說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2，那麽餘下的便是我準備討論的人權政治。讓我以我和特勞特參加的那場歐洲戰爭中的兩個故事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在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四千萬人死亡之後，德國人投降了。幾天以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離捷克邊境不遠的德雷斯頓南麵一孤立區域，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尚未由蘇聯軍隊占領並維持秩序。我就在這一地區，並在小說《藍胡子》中對此作過描述。成千像我這樣的戰俘已被釋放，另外還有手臂上刺著標記的死亡集中營裏的幸存者、瘋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賽人，應有盡有。
請你注意：人群中還有德國士兵，仍然攜帶著武器但已威風掃地，準備向除蘇聯軍隊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別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維·奧黑爾同他們中的有些人談了話。奧黑爾後來當了律師，為原告也為被告出庭辯護，但現在他已歸天。在那時，我倆都聽到德國人說，美國人現在必須接替他們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對付不信上帝的共產黨。
我們回答說，我們不敢苟同。我們期待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會變得更像美國，有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審判和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等等。反過來，我們也應做到他們聲稱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麵：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務和機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諸如此類。
奧卡姆剃刀。
當時的奧黑爾和我其實不比孩子大多少。我們走進了春天的鄉村裏一間沒有設防的穀倉。我們正尋找食物——任何能吃的東西。但是我們發現的卻是一個躺在幹草堆上身負重傷、顯然即將死去的德國人，是個臭名昭著的殘忍的納粹黨衛軍上尉。直至近幾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遠的某個地方負責嚴刑拷打、組織屠殺死亡集中營裏的受害者。
像所有黨衛軍隊員和所有死亡集中營幸存者一樣，這個上尉的手臂上也應該文著一組數字。要說戰後命運的嘲弄嗎？這種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奧黑爾走開。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說他期待著死亡。我們對他無動於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惡。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他清了清嗓子，表示還有話要說。又一次碰到了臨終遺言的事。如果他臨死有話要說，除了我們他還能講給誰聽？“我浪費了一生中的最後十年。”他說。
你想談時震？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總以為我十分了不起。她錯了。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麽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會主義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劇作家肖伯納1——在八十多歲高齡時曾說，如果大家認為他聰明，那麽他真的十分可憐那些被認為愚鈍的人。他說，他活了那麽久，現在終於學得聰明了，能夠勝任辦公室打雜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倫敦市決定向肖信納授勳章，對此他表示感謝，但他說他早已為自己受過勳了。
要是我，我就會接受。我會發現這其中出現的創造世界級笑話的機會，但我決不會因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讓別人感到像貓拖進家的死老鼠一樣。
就讓這成為我的墓誌銘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將過的時候，我曾問自己，是否有哪些我過去曾擁藏而現在該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親的兄弟——畢業於哈佛大學沒有子女的保險推銷員亞曆克斯叔叔。我十幾歲還在做飛機模型、還在手淫的時候，他讓我讀高層次社會主義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納、諾曼·托馬斯、尤金·德布茲和約翰·多斯·帕索斯。1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曆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2那樣。
但是我仍然喜歡在我們剛得到解放時我和奧黑爾對德國士兵講的話：美國要更社會主義化，要努力為每個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證我們的孩子不挨餓受凍，不擔驚受怕，能學文識字，受到教育。
好運不斷！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納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講都要引用五次社會主義黨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茲（1855—1926）的話：“隻要還有下層階級，我就是其中的成員。隻要還有犯罪因素，我就不會袖手旁觀。隻要還有一個人蹲在監獄，我就還沒有獲得自由。”
近幾年，我發覺在引用德布茲之前，先告訴聽眾他的話應引起嚴肅的對待是謹慎的做法。不然的話，很多人會開始發笑。他們這是彬彬有禮的行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們知道我愛說俏皮話。但是這也是現時期傳出的一個信號，如此一個感人肺腑的山上寶訓1，竟被當做陳糠爛穀，當做完全不該相信的廢話。
事實並非如此。
我父親常常錯引莎士比亞的話，但我從沒見他讀過一本書。
不錯，在此我想說的是，用英語寫作的最偉大的作家是蘭斯洛特·安德魯斯（1555—1626）1，而不是那位艾文河畔詩人（1564—1616）2。在那時，空氣裏也散發著詩意。試試這首：
主是我的牧羊人。我再無所求。
主讓我躺在青蔥的草場，帶我到清水池邊。
主讓我靈魂再生，以主的名義領我走上正道。
主護著我，穿過死神陰影籠罩的峽穀，
不再害怕邪惡，主與我同在，
主的臣民給我帶來安撫。
在仇敵麵前，主為我設下筵席，
在我頭上塗上聖油，
在我杯中注滿美酒。
仁慈和善德永伴我身，我永遠在主的庭宇中生活。
蘭斯洛特·安德魯斯是參加詹姆斯國王欽定本《聖經》翻譯學者中的主要翻譯者和釋義者。
基爾戈·特勞特是不是寫過詩歌？據我所知，他隻寫過一首。那是臨死前一天寫下的。他完全意識到猙獰的持鐮收割者在向他走來，很快就會到達。一個有益的提示：在離宮的大樓和活動汽車房之間有一棵水杉樹。
特勞特是這麽寫的：
當這棵水杉樹
劈啪一聲倒伏，
我啪啦一聲回到你處。
第三十四章
我第一個妻子簡和我姐姐艾麗各自有一位時常要發瘋的母親。簡和艾麗都是杜達霍爾女子學校畢業生，曾經是伍德斯托克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裏兩名最漂亮、最活潑的姑娘。順便提一下，所有男性作家，不管多麽潦倒，多麽令人討厭，娶的都是漂亮太太。該有人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簡和艾麗都沒趕上時震，謝天謝地。依我的推測，如果她們活著的話，簡可能會在重播中發現人類一些好的方麵，而艾麗則不會。簡熱愛生活，性情樂觀.同癌症搏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艾麗的臨終遺言表達的是解脫的寬慰，沒有任何其他意思。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記錄了她的話：“沒有痛苦了，沒有痛苦了。”我沒聽到她的話，我哥哥伯尼也不在場，是一個帶外國口音的男護工打電話向我們傳達的。
我不知道簡最後說了些什麽話。我也問了。她那時已是亞當·雅莫林斯基的妻子，不再是我的了。她好像是默默地安睡了，沒意識到不再會回來呼吸空氣了。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一座聖公會教堂裏舉行的葬禮上，亞當對前來哀悼者說，她最喜歡講的驚歎語是，“我等不及了！”
簡一次次以極大的興奮期待的事件，總是與我們六個孩子中的某一個或幾個有關。這些孩子現都已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個是精神病科的護士，一個是喜劇作家，一個是兒科醫生，一個是畫家，一個是航空公司飛行員，一個是版畫複製匠。
在聖公會教堂她的葬禮上，我沒有講話。我什麽也不想講。我想說的一切，都是給她一個人聽的，而現在她已離去。我們兩人同是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老朋友。我們之間最後一次談話，是她去世前兩個星期的一次電話交談。
她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紐約曼哈頓。我同我現在的妻子吉爾·克萊門茨結了婚，她是個攝影師兼作家。
我記不得我們倆是誰先撥的電話，是誰花的電話費。
反正是我們兩人中的一個。不管發起人是誰，這次通話實際上是一次告別。
她死後，我們當醫生的兒子馬克說，他不會像她那樣，為了多活幾天，為了能夠繼續兩眼炯炯有神地說“我等不及了！”而默許醫生在她身上采取各種救治措施。
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十分親密。簡問我，她死亡的具體時刻將由什麽決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許她覺得自己像我寫的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就是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決定著我們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內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決定我們下一步做什麽。她從來沒有從事任何職業。撫養六個孩子已經夠她辛苦了。
我在電話裏對她說，一個皮膚硒得黝黑、舉止放蕩、閑得無聊但並非不快樂，我們倆都不認識的十歲男孩會出現在斯格達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礫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爾港，他眼望前方，但並不專注什麽特別的東西，如鳥、船或其他別的東西。
離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裏的地方，在斯格達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裏，我們曾養育了我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以及我姐姐的三個兒子，直到他們長大成人。現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們的女兒伊迪絲和她當建築師的丈夫約翰·斯奎布，以及他們的兩個小兒子威爾和巴克。
我告訴簡，那個男孩閑來無事，會像其他男孩一樣揀起一塊石子。他會將石子扔過港口。當石子劃著弧線碰擊水麵時，她的壽期也就結束了。
簡真心真意地願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滿神奇色彩的東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為教友會教徒被帶大，但在斯沃思摩爾度過了幸福的四年之後，她不再參加教友的聚會。同亞當結婚以後，她成了聖公會教徒，而他還保持著猶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相信天堂、地獄以及所有這類東西。為此我感到高興。
為何如此？因為我愛她。
第三十五章
用墨水在紙上講故事的人，並非說他們還頂什麽用，要麽是掃射者，要麽是單擊者。掃射者小說寫得很快，雜亂無章，曲裏拐彎，成文再說。然後，他們非常用心地進行修改，對別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處，一一進行修正。單擊者寫作時落筆謹慎，逐字逐句，確切無疑之後才進行到下一句。
收筆之時。文章已成。
我是個單擊者。大多數男人是單擊者，大多數女人是掃射者。作一次同樣的呼籲：該有人對這方麵作一點研究。
也許有些作家、不論哪種性別，天生就會成為掃射者或單擊者。最近我訪問了洛克菲勒大學，那裏的研究者正在尋找，並且已經發現越來越多主導著我們這樣或那樣行為的基因，就如時震以後重播造成的現象那樣。甚至在那次訪問之前。我似乎已經感覺到，我和簡的孩子、艾麗和吉姆的孩子，雖然長大後各不相像，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別無選擇，成了他們注定要成為的那種人。
六個孩子都相當不錯。
當然話又得說回來，六個孩子都有無數機會使自己過得相當不錯。如果你能相信報上讀到的、電視上和信息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會發覺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我看來，善於掃射的作家雖然發現有人滑稽，有人悲慘，覺得這種狀況很妙，值得一書，但卻不首先去想想人為什麽要活著，如何活著。
單擊者表麵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詞造句，但事實上他們也許正在衝破門牆圍欄，從有刺的鐵絲網中劈出一條通道，冒著炮火和毒氣，探索一些永恒問題的答案：“我們到底該怎麽辦？這世上到底出了什麽事？”
如果單擊者們不滿足於單擊作家伏爾泰1所說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2，那麽餘下的便是我準備討論的人權政治。讓我以我和特勞特參加的那場歐洲戰爭中的兩個故事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在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四千萬人死亡之後，德國人投降了。幾天以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離捷克邊境不遠的德雷斯頓南麵一孤立區域，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尚未由蘇聯軍隊占領並維持秩序。我就在這一地區，並在小說《藍胡子》中對此作過描述。成千像我這樣的戰俘已被釋放，另外還有手臂上刺著標記的死亡集中營裏的幸存者、瘋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賽人，應有盡有。
請你注意：人群中還有德國士兵，仍然攜帶著武器但已威風掃地，準備向除蘇聯軍隊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別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維·奧黑爾同他們中的有些人談了話。奧黑爾後來當了律師，為原告也為被告出庭辯護，但現在他已歸天。在那時，我倆都聽到德國人說，美國人現在必須接替他們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對付不信上帝的共產黨。
我們回答說，我們不敢苟同。我們期待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會變得更像美國，有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審判和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等等。反過來，我們也應做到他們聲稱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麵：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務和機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諸如此類。
奧卡姆剃刀。
當時的奧黑爾和我其實不比孩子大多少。我們走進了春天的鄉村裏一間沒有設防的穀倉。我們正尋找食物——任何能吃的東西。但是我們發現的卻是一個躺在幹草堆上身負重傷、顯然即將死去的德國人，是個臭名昭著的殘忍的納粹黨衛軍上尉。直至近幾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遠的某個地方負責嚴刑拷打、組織屠殺死亡集中營裏的受害者。
像所有黨衛軍隊員和所有死亡集中營幸存者一樣，這個上尉的手臂上也應該文著一組數字。要說戰後命運的嘲弄嗎？這種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奧黑爾走開。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說他期待著死亡。我們對他無動於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惡。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他清了清嗓子，表示還有話要說。又一次碰到了臨終遺言的事。如果他臨死有話要說，除了我們他還能講給誰聽？“我浪費了一生中的最後十年。”他說。
你想談時震？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總以為我十分了不起。她錯了。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麽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會主義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劇作家肖伯納1——在八十多歲高齡時曾說，如果大家認為他聰明，那麽他真的十分可憐那些被認為愚鈍的人。他說，他活了那麽久，現在終於學得聰明了，能夠勝任辦公室打雜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倫敦市決定向肖信納授勳章，對此他表示感謝，但他說他早已為自己受過勳了。
要是我，我就會接受。我會發現這其中出現的創造世界級笑話的機會，但我決不會因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讓別人感到像貓拖進家的死老鼠一樣。
就讓這成為我的墓誌銘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將過的時候，我曾問自己，是否有哪些我過去曾擁藏而現在該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親的兄弟——畢業於哈佛大學沒有子女的保險推銷員亞曆克斯叔叔。我十幾歲還在做飛機模型、還在手淫的時候，他讓我讀高層次社會主義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納、諾曼·托馬斯、尤金·德布茲和約翰·多斯·帕索斯。1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曆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2那樣。
但是我仍然喜歡在我們剛得到解放時我和奧黑爾對德國士兵講的話：美國要更社會主義化，要努力為每個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證我們的孩子不挨餓受凍，不擔驚受怕，能學文識字，受到教育。
好運不斷！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納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講都要引用五次社會主義黨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茲（1855—1926）的話：“隻要還有下層階級，我就是其中的成員。隻要還有犯罪因素，我就不會袖手旁觀。隻要還有一個人蹲在監獄，我就還沒有獲得自由。”
近幾年，我發覺在引用德布茲之前，先告訴聽眾他的話應引起嚴肅的對待是謹慎的做法。不然的話，很多人會開始發笑。他們這是彬彬有禮的行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們知道我愛說俏皮話。但是這也是現時期傳出的一個信號，如此一個感人肺腑的山上寶訓1，竟被當做陳糠爛穀，當做完全不該相信的廢話。
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