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我沒去《印第安納波利斯日報》社工作，而去了很遠的地方上大學，學院在紐約州的伊薩卡。從此以後，我就像《欲望號街車》裏的布蘭奇·杜波伊斯一樣，生活中常常依賴於陌生人的善心。
現在，在離離宮的海濱野餐會隻有五年之遙的時候，我想像著如果我同我父母和祖父母一樣。與高中同學一起度過成年人的生活，既愛又恨地廝守在家鄉，那麽我將成為怎樣一個人？他走了！
倒下也是七尺漢子，珊瑚構築成他的骨骼，珍珠曾是他的雙眼，他的身影永不褪色。
江河萬年，蒼海桑田，他更加豐富，更加奇特！
這個人也許聽說過好幾個我知道的笑話。比如說下麵一個。我小時候同父親、弗雷德和其他人一起去布朗縣打獵時，弗雷德·貝茨·約翰遜曾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根據弗雷德的故事，像我們一樣有一夥人去加拿大狩獵，打鹿和麋鹿。當然得有人做飯，要不他們全都得餓死。
他們以抽簽的方法決定由誰留下做飯，其他人外出打獵，天亮出發，日落而歸。為了使他的笑話更加適情適景，弗雷德說，比方父親抽到了那根短簽。其實我父親真的會做飯。我母親不會，並以此為榮。她也不會洗碗或做別的。
我小時候喜歡到其他小孩子家裏去玩。在別人家裏，這些事都是母親做的。
所有獵人都—致同意，如果誰抱怨父親飯做得不好，那麽，他就得當廚師。於是，父親的飯越做越糟糕，而其他人在林子裏樂不思歸。不管晚飯如何難以下咽，他們都咂著嘴說好吃，拍拍父親的肩膀表示讚許，如此等等。
一天早上，獵人們全體出行以後，父親發現營地外有一堆新鮮麇鹿屎。他取來用機油炸，晚上當蒸小餡餅端出來給大家吃。
第一個夥計咬了一口馬上吐了出來。他根本無法控製自己！他氣急敗壞地說：“老天爺，這東西像機油炸的麋鹿屎！”
但接著他馬上加了一句，“不過不錯，不過不錯！”
我認為我母親被培養成了一個完全無用的人，那是因為她那個開釀酒廠和做股票生意的父親阿爾伯特·裏埃伯相信，美國會產生一個歐洲模式的貴族階級。他一定是這樣推斷的，和舊大陸一樣，美國新貴族成員資格的標誌之一，就是他們的妻子和女兒都必須是裝飾品。
第四十一章
我原來想寫一部關於阿爾伯特·裏埃伯的長篇小說，寫如何主要由他導致了一九四四年母親節前夜我母親的自殺，但終究沒有動筆。但我想我也並未因此而失去什麽。
居住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德裔美國人缺乏共同特征。在電影小說和戲劇中，不管出於同情還是出於惡意，他們都從來沒有被類型化。我必須從頭對他們做一番解釋。
好運連連！
偉大的文學批評家h.l.門肯1也是個德裔美國人，但一輩子住在馬裏蘭州的巴爾的摩。他坦言難以思想集中地閱讀維拉·凱瑟2的小說。不管他如何努力，但總無法使自己對內布拉斯加的捷克移民提起興趣。
同樣的毛病。
作為家史記載我想告訴你們，我外公阿爾伯特·裏埃伯的第一個妻子是在生第三個孩子，即我的舅舅魯迪時去世時。她與我姐姐艾麗同名，娘家姓巴魯斯。我母親是她的長女。彼得舅舅是中間一個。他從麻省理工學院退學，但卻生了個核物理學家，即我的表弟，在加利福尼亞德爾馬的阿爾伯特。表弟阿爾伯特最近剛剛來信，說他的眼睛瞎了。
致使阿爾伯特表弟失明的不是核輻射，是其他原因，在任何從事或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身上都可能發生。阿爾伯特表弟又生下了一個非核物理類的科學家。他的兒子是一個計算機專家。
正如基爾戈·特勞特過去不時感歎的那樣：“生命總會延續！”
我想說明的是，我母親的父親，那個釀酒商、共和黨大人物、一副新貴族氣派講究吃喝的人，在他第一個妻子去世之後，同一個小提琴家結了婚，結果發現她是個瘸態的瘋子。正視這一現實！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她極度憎恨他的幾個孩子。他喜歡他們，她也會嫉妒如仇。她要獨霸整場演出。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
這隻從地獄裏飛出來的雌蝙蝠小提琴拉得神乎其神，但虐待起我母親、彼得舅舅和魯迪舅舅來卻凶神惡煞。在我外公與她離婚之前，她對正處於成長發育階段的幾個孩子所施行的身心折磨，使他們永遠沒能抹去過去的陰影。
如果有足夠的人對印第安納波利斯富有的德裔美國人感興趣，能構成願意掏錢購買的讀者群，要寫一部描寫家世的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易如反掌。如果寫，我將表現我外公事實上謀害了我的母親，以不斷欺騙的方式，非常非常緩慢地致她於死地。
“叮兒——鈴，你這個狗娘養的！”
暫定書名：《飄》。
我父親那時是個家境普通的建築師。他同我母親結婚時，政治要人、酒店老板和其他印第安納波利斯德裔美國人社會的精華，給他們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絲麻織品、瓷器、銀器，甚至還有些金飾品。
山魯佐德！1
誰能懷疑即使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襲的貴族，擁有那些無用的收藏品，可與另一個半球上的蠢家夥們一比高低？大蕭條期間，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親和我看來，像是一堆破爛。這些東西現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畢業生一樣，分散在四麵八方。
aufwiedersehen2。
第四十二章
我總是無法把短篇小說的結尾寫得讓廣大讀者滿意。
在真實生活中，就如在時震後的重播階段一樣，人們不會改變，不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也不會道歉悔過。而在短篇小說中，小說人物必須做這三件事中的至少兩樣，不然的話，還不如將這篇小說扔進美國文學藝術院門前用鐵鏈鎖在消防龍頭上的沒蓋的鐵絲垃圾簍裏。
沒問題，我可以這麽處理。但是在我讓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改變自己，並且／或者吸取了教訓，並且／或者道歉悔過之後，他周圍的人物都隻能像傻瓜似的站著。這決不是告訴讀者演出到此結束的好辦法。
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下來，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時期，我向當時我的文學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讓小說結尾。他是一份重要雜誌的小說編輯，也是一家好萊塢電影製片廠的劇情顧問。
他說：“親愛的孩子，沒比這更簡單了：故事中的英雄騎上馬，迎著落日的餘暉漸漸遠去。”
許多年後，他用一杆十二口徑獵槍自殺了。
另一個也是他客戶的朋友說，他根本不可能輕生，這與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人，也不可能用獵槍意外把自己的腦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還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當學生的那個久遠年代，我曾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談過一次話，泛泛地討論藝術問題。在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將來會涉足任何一種藝術領地。
他問：“你說藝術家是怎樣的人？”
我全然不知。
“藝術家，”他說，“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坦言‘我沒有治理好國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這塊四方的帆布、這張八寸寬十一寸長的紙、這團黏土或這十二個音樂小節收拾得徹底到位！’”
說這話五年以後，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樣行動。
他吞下了氰化鉀。
我給他的寡婦寫了一封信，說跟他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我沒有收到回信。也許是因為她悲傷過度。話又說回來，也可能是因她對他心懷不滿：自己挑了個省事的辦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國餐館問作家威廉·斯泰倫1，整個地球上有多少人擁有我們所擁有的這些，也就是說生活還值得過下去。我們兩人做了些計算，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個交識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頓市中心散步。他是個醫生，在貝勒維醫院專治各種得癮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陽性。我同他講起我和斯泰倫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說他認為這個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別處寫到過，此人是個聖者。我對聖人的定義是：他必須是個在不完美的社會中做出完美表現的人。
我問他貝勒維醫院的病人中為何沒有一半人去自殺。
他說他也曾為同樣的問題所困擾。他有時候也問他們有沒有自毀的念頭。當然他問得漫不經心，就好像是診斷過程中的例行手續。他說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惡心的念頭從來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出現過！
正好在此時，我們碰到了他以前的一個病人，背著一個大塑料袋，裏麵裝滿撿來的鋁罐。他就是基爾戈·特勞特稱之為“聖牛”中的一頭，盡管經濟上是個無用之人，但仍有可愛之處。
“你好，醫生。”他說。
我沒去《印第安納波利斯日報》社工作，而去了很遠的地方上大學，學院在紐約州的伊薩卡。從此以後，我就像《欲望號街車》裏的布蘭奇·杜波伊斯一樣，生活中常常依賴於陌生人的善心。
現在，在離離宮的海濱野餐會隻有五年之遙的時候，我想像著如果我同我父母和祖父母一樣。與高中同學一起度過成年人的生活，既愛又恨地廝守在家鄉，那麽我將成為怎樣一個人？他走了！
倒下也是七尺漢子，珊瑚構築成他的骨骼，珍珠曾是他的雙眼，他的身影永不褪色。
江河萬年，蒼海桑田，他更加豐富，更加奇特！
這個人也許聽說過好幾個我知道的笑話。比如說下麵一個。我小時候同父親、弗雷德和其他人一起去布朗縣打獵時，弗雷德·貝茨·約翰遜曾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根據弗雷德的故事，像我們一樣有一夥人去加拿大狩獵，打鹿和麋鹿。當然得有人做飯，要不他們全都得餓死。
他們以抽簽的方法決定由誰留下做飯，其他人外出打獵，天亮出發，日落而歸。為了使他的笑話更加適情適景，弗雷德說，比方父親抽到了那根短簽。其實我父親真的會做飯。我母親不會，並以此為榮。她也不會洗碗或做別的。
我小時候喜歡到其他小孩子家裏去玩。在別人家裏，這些事都是母親做的。
所有獵人都—致同意，如果誰抱怨父親飯做得不好，那麽，他就得當廚師。於是，父親的飯越做越糟糕，而其他人在林子裏樂不思歸。不管晚飯如何難以下咽，他們都咂著嘴說好吃，拍拍父親的肩膀表示讚許，如此等等。
一天早上，獵人們全體出行以後，父親發現營地外有一堆新鮮麇鹿屎。他取來用機油炸，晚上當蒸小餡餅端出來給大家吃。
第一個夥計咬了一口馬上吐了出來。他根本無法控製自己！他氣急敗壞地說：“老天爺，這東西像機油炸的麋鹿屎！”
但接著他馬上加了一句，“不過不錯，不過不錯！”
我認為我母親被培養成了一個完全無用的人，那是因為她那個開釀酒廠和做股票生意的父親阿爾伯特·裏埃伯相信，美國會產生一個歐洲模式的貴族階級。他一定是這樣推斷的，和舊大陸一樣，美國新貴族成員資格的標誌之一，就是他們的妻子和女兒都必須是裝飾品。
第四十一章
我原來想寫一部關於阿爾伯特·裏埃伯的長篇小說，寫如何主要由他導致了一九四四年母親節前夜我母親的自殺，但終究沒有動筆。但我想我也並未因此而失去什麽。
居住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德裔美國人缺乏共同特征。在電影小說和戲劇中，不管出於同情還是出於惡意，他們都從來沒有被類型化。我必須從頭對他們做一番解釋。
好運連連！
偉大的文學批評家h.l.門肯1也是個德裔美國人，但一輩子住在馬裏蘭州的巴爾的摩。他坦言難以思想集中地閱讀維拉·凱瑟2的小說。不管他如何努力，但總無法使自己對內布拉斯加的捷克移民提起興趣。
同樣的毛病。
作為家史記載我想告訴你們，我外公阿爾伯特·裏埃伯的第一個妻子是在生第三個孩子，即我的舅舅魯迪時去世時。她與我姐姐艾麗同名，娘家姓巴魯斯。我母親是她的長女。彼得舅舅是中間一個。他從麻省理工學院退學，但卻生了個核物理學家，即我的表弟，在加利福尼亞德爾馬的阿爾伯特。表弟阿爾伯特最近剛剛來信，說他的眼睛瞎了。
致使阿爾伯特表弟失明的不是核輻射，是其他原因，在任何從事或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身上都可能發生。阿爾伯特表弟又生下了一個非核物理類的科學家。他的兒子是一個計算機專家。
正如基爾戈·特勞特過去不時感歎的那樣：“生命總會延續！”
我想說明的是，我母親的父親，那個釀酒商、共和黨大人物、一副新貴族氣派講究吃喝的人，在他第一個妻子去世之後，同一個小提琴家結了婚，結果發現她是個瘸態的瘋子。正視這一現實！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她極度憎恨他的幾個孩子。他喜歡他們，她也會嫉妒如仇。她要獨霸整場演出。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
這隻從地獄裏飛出來的雌蝙蝠小提琴拉得神乎其神，但虐待起我母親、彼得舅舅和魯迪舅舅來卻凶神惡煞。在我外公與她離婚之前，她對正處於成長發育階段的幾個孩子所施行的身心折磨，使他們永遠沒能抹去過去的陰影。
如果有足夠的人對印第安納波利斯富有的德裔美國人感興趣，能構成願意掏錢購買的讀者群，要寫一部描寫家世的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易如反掌。如果寫，我將表現我外公事實上謀害了我的母親，以不斷欺騙的方式，非常非常緩慢地致她於死地。
“叮兒——鈴，你這個狗娘養的！”
暫定書名：《飄》。
我父親那時是個家境普通的建築師。他同我母親結婚時，政治要人、酒店老板和其他印第安納波利斯德裔美國人社會的精華，給他們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絲麻織品、瓷器、銀器，甚至還有些金飾品。
山魯佐德！1
誰能懷疑即使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襲的貴族，擁有那些無用的收藏品，可與另一個半球上的蠢家夥們一比高低？大蕭條期間，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親和我看來，像是一堆破爛。這些東西現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畢業生一樣，分散在四麵八方。
aufwiedersehen2。
第四十二章
我總是無法把短篇小說的結尾寫得讓廣大讀者滿意。
在真實生活中，就如在時震後的重播階段一樣，人們不會改變，不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也不會道歉悔過。而在短篇小說中，小說人物必須做這三件事中的至少兩樣，不然的話，還不如將這篇小說扔進美國文學藝術院門前用鐵鏈鎖在消防龍頭上的沒蓋的鐵絲垃圾簍裏。
沒問題，我可以這麽處理。但是在我讓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改變自己，並且／或者吸取了教訓，並且／或者道歉悔過之後，他周圍的人物都隻能像傻瓜似的站著。這決不是告訴讀者演出到此結束的好辦法。
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下來，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時期，我向當時我的文學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讓小說結尾。他是一份重要雜誌的小說編輯，也是一家好萊塢電影製片廠的劇情顧問。
他說：“親愛的孩子，沒比這更簡單了：故事中的英雄騎上馬，迎著落日的餘暉漸漸遠去。”
許多年後，他用一杆十二口徑獵槍自殺了。
另一個也是他客戶的朋友說，他根本不可能輕生，這與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經過軍事訓練的人，也不可能用獵槍意外把自己的腦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還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當學生的那個久遠年代，我曾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談過一次話，泛泛地討論藝術問題。在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將來會涉足任何一種藝術領地。
他問：“你說藝術家是怎樣的人？”
我全然不知。
“藝術家，”他說，“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坦言‘我沒有治理好國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這塊四方的帆布、這張八寸寬十一寸長的紙、這團黏土或這十二個音樂小節收拾得徹底到位！’”
說這話五年以後，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樣行動。
他吞下了氰化鉀。
我給他的寡婦寫了一封信，說跟他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我沒有收到回信。也許是因為她悲傷過度。話又說回來，也可能是因她對他心懷不滿：自己挑了個省事的辦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國餐館問作家威廉·斯泰倫1，整個地球上有多少人擁有我們所擁有的這些，也就是說生活還值得過下去。我們兩人做了些計算，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個交識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頓市中心散步。他是個醫生，在貝勒維醫院專治各種得癮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陽性。我同他講起我和斯泰倫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說他認為這個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別處寫到過，此人是個聖者。我對聖人的定義是：他必須是個在不完美的社會中做出完美表現的人。
我問他貝勒維醫院的病人中為何沒有一半人去自殺。
他說他也曾為同樣的問題所困擾。他有時候也問他們有沒有自毀的念頭。當然他問得漫不經心，就好像是診斷過程中的例行手續。他說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惡心的念頭從來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出現過！
正好在此時，我們碰到了他以前的一個病人，背著一個大塑料袋，裏麵裝滿撿來的鋁罐。他就是基爾戈·特勞特稱之為“聖牛”中的一頭，盡管經濟上是個無用之人，但仍有可愛之處。
“你好，醫生。”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