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我無法逃避。新聞界似乎搞到了一切可能找到我的電話號碼。我唯一能夠采取的行動就是關掉尋呼機，鑽進電影院去躲起來。
或者去音樂廳。當我翻閱《紐約時報》周日版時，我仔細看著上麵提供的大量音樂娛樂節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聽哪一個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維的大提琴手丈夫羅傑·約瑟夫森要在卡內基廳演奏莫紮特、肖邦和弗蘭克1的作品。她無疑會在聽眾之中。我不僅能夠了解到她別後的情況，還可以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她。
1弗蘭克（1822-1890），法籍比利時作曲家。
票幾乎賣完了，但是我還是搞到了一張第一排最邊上的票。從婚禮上見到他以後，約瑟夫森胖了一些，頭發開始出現縷縷灰白色。他突出的特點和他更為成熟的音樂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曾經給人做過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鋼琴伴奏者的技巧。這是一個名叫卡門·德拉羅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從他們老練的表達方式和充滿想像力的、節奏自由的演奏風格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顯然經常在一起演出。
中間休息時我尋找著埃維，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這樣一種類型的妻子：她們覺得緊張，不願在人前坐著，而寧願躲到丈夫的化妝室去。
羅傑和搭檔演奏了激動人心的肖邦的最後一個樂章，聽眾報以狂熱的掌聲。他們確實受之無愧。
其實我並不真正有膽子去做這類事情，但在極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門口，說明自己是約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進了門。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妝室裏擠滿了拍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願的人、管理人員、新聞發布人員等等。我有點猶豫，沒有一頭紮進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腳尖站在那兒，看看能不能從遠處發現埃維。正在這時，彈鋼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來，非常嫵媚地一笑，問道：“我能幫助你嗎？”
“謝謝，”我答道，“我是約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約瑟夫森太太。”她的反應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約過了一秒鍾我才反應過來。
“可是——埃維怎麽了？”我笨拙地問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閃閃發光，“他們已經離婚好幾年了。難道你不看報嗎？”
“噢，實際上我有一陣子不在國內，”我帶著因不了解音樂界近期所發生的變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氣解釋道，“既然這樣，我最好還是離開吧。”
“你幹嗎不等一等？她馬上就應該來接女兒了。”
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個一度親密難分的朋友重逢了，但與此同時，我得知這些年裏，生活並沒有善待她。她離了婚，是個單身母親。
“不，我簡直沒法相信。”聲音是女中音，語氣是快活的，音色像鈴襠一樣清脆。是埃維，第一眼看上去和將近20年前沒有不同。棕色的短頭發，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樣明亮。由於三月天的風吹，由於驚喜，或兩者兼而有之，她的雙頰鮮紅。
我們沒去注意周圍的旁觀者，衝上前擁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氣。
“過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她一麵質問我，一麵繼續毫不在乎地擁抱著我。
“說來話長，埃維。”然後我調整了話題。“我剛到紐約，看來你的生活裏有了一兩個變化。”
“是的，你可以這麽說，”她心平氣和地說道，“過來見一見我生活中兩個最重要的變化。”
她走近兩個女孩子，她們每人都在白襯衫外麵穿了一件藍色套頭衫。她們正在和一個拉美婦女聊天，原來那是暫時照顧她們的保姆。一看便知她們是誰，決不會錯。把她們的媽媽縮小就是她們的樣子，而且無疑都有著媽媽迷人的外貌。
埃維把我介紹給她們時，13歲的莉莉和11歲的戴比表現得很熱情。
“這是我的老朋友，那個我常告訴你們的天才的鋼琴家。”
“你是說後來變成了醫生的那個人嗎？”莉莉問道。
“而且到了叢林裏再也沒有回來？”妹妹問。
“差不多吧。”她們的媽媽笑了。
“你是怎麽聽說我在非洲的？”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了起來，便問道。
“我有自己的途徑，”埃維開玩笑地說，“其實我對你的關心了解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我有一個秘密來源。”
“什麽？”
“它叫做《密執安校友通訊》。你弟弟在使老同學了解你的活動近況方麵非常出色。你家裏人一定非常為你驕傲。”
隻有這時她才仔細地看了看我的左額。
“幾乎看不出來，”她同情地說，“我猜你還算幸運，是吧？”
“你可以這麽說。”我答道，希望聽起來模棱兩可。
“是什麽風把你吹到紐約來的？”
我立刻意識到，我那位給我做編年史的弟弟在關於我最近的活動方麵信息提供得不很及時。
“哦，我想我得說是康奈爾醫學院。我是那兒的教授。”
“真的嗎？”她高興地問道，“做醫生是不是一切都如你所希望的那樣？”
“你是想要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的回答呢，還是可以讓我請你和孩子們到什麽地方去吃一頓早晚餐呢？”
“太好了。”她的女兒們高興地說。
“你肯定沒有別的更重要的安排嗎？”埃維眼含笑意地問道。
“絕對肯定。”
然後，我對兩個女孩說：“你們喜歡俄國茶室嗎？”她們渴切地點點頭。
埃維設法引起了前夫的注意。他們互相招了幾下手，顯然是表示對孩子責任的交接，然後我們就走了。
一走到街上，孩子們本能地蹦蹦跳跳跑到了前麵，給了我對她們的媽媽說出我心裏最想說的話的機會。
“很遺憾你們的婚姻失敗了。”
“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馬修。我們有了兩個非常好的女兒，這是無論給我什麽我也不換的。”
“不過，獨自把她們帶大——你是獨自一人，是嗎？”
“這裏是紐約，”她答道，“你很難說比例對單身女子有利。”
她情緒很好。我感覺得出來，等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會聽到她和羅傑婚姻破裂的黑暗的一麵。
但此時我們已來到了俄國茶室，我們的注意力會轉到夾魚子醬和酸奶酪的烤薄餅，當然還有用俄國式茶炊煮的茶上去了。
我們已經這麽久沒有見麵了，自然需要互通許多基本信息。她選擇女兒們作為敘述的高xdx潮，羅傑棄她而娶了火暴的墨西哥女人作為低潮，這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她當著孩子們的麵坦率地訴說一切，顯然她們是親身經曆了這一個又一個打擊的。
我自己的自豪之處是厄立特裏亞的診所，低潮不可避免的是中彈。我隨便地將此一帶而過，免得讓孩子們不安。這樣一來，就留下了一個在將來討論西爾維亞的機會——這個題目絕對不適合孩子的耳朵。
埃維看來和以前一樣不屈不撓。即使在我們初次見麵20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什麽東西使我改變當初對她的印象。她堅強、開朗、樂觀，隨時都準備好了以感激的心清接受好事，也不帶任何自艾自憐地接受壞事，如果壞事找上門來的話。
離婚後顯然她調整了自己事業方麵的計劃，不過羅傑慷慨地幫她得到了朱利厄德學院的任命，在那兒做私人輔導，教大提琴碩士班。她仍然在紐約市範圍內和各個室內樂小組一起演出。
盡管我有正當的借口，但當她生活中出現危機、我的友誼可能會對她有所幫助的時候，我沒有在她身邊，這仍然使我毫無道理地感到內疚。
“你夏天都做些什麽？”我問道，極力把第一次談話局限在中性話題範圍之內。
“噢，孩子們到羅傑和……”——可以看得出來她說這名字仍有困難——“卡門那裏去住回個月。近來我總是去參加阿斯朋音樂節。好啦，為什麽不告訴我你在隱瞞著什麽？”
我感到困惑。“你這話什麽意思？”
“她的名字，她做什麽工作，你們有幾個孩子？”
“你在說些什麽呀，埃維？”
“你覺得我在說什麽？你的妻子。”
“什麽妻子？”
“紐約每一個像樣點的男人似乎都有的妻子唄。”
“對不起，讓你失望了，我沒有妻子。”
她停下來考慮了片刻，顯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對付這個對她說來實在反常的現象。我知道她的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麽，感覺到她在拚命努力地小心措詞。
“哦，沒有成功？”
“噢，”我含糊地答道，“我以後再告訴你。”
“如果不使你太痛苦的話。”
“啊，不痛苦。”我的回答使人難以相信，至少對埃維是如此，她仍和從前一樣能看透我的心思。
這時我把注意力轉向了孩子們。我希望多了解她們，我明顯地感覺到她們下午和父親在一起過得並不開心。
她們非常可愛，就我所見，已經平安度過並很好地適應了當今過多發生的家庭之舟觸礁事件。很顯然，她們的母親為照顧她們肯定度過了幾年艱辛的歲月，因為她們剛剛才到不必每時每刻都要有父母之一在身邊、可以自己生活的階段。埃維真不簡單。
晚飯已經結束，孩子們幾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輛出租車送她們回家。我高興地發現，她們就住在離我一個街區遠的地方，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博尚巷裏。
“你們這所房子很有名，”我對孩子們說，“人們給了它一個外號，叫它‘東卡內基廳’，說這是紐約唯一的一所每一個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櫃、爐子和斯坦韋牌鋼琴的住宅樓。”
“是的，”戴比說，“媽媽喜歡叫它‘交響樂巷’。”
我看著埃維，她笑了。
“我是孩子們唯一的監護人，這是好處之一。不存在誰得到這套房子的問題。我不僅很高興有這麽多酷愛音樂的鄰居，”她頑皮地一笑，“而且還特別得意，因為卡門對這房子想要得要命，可是怎麽也辦不到。”
“啊，他們仍然有可能得到的。”莉莉插嘴道。
“怎麽回事，寶貝？”埃維問。
“這事有點複雜，不過卡門說要是塞普哈迪先生得到了倫敦的那份工作，他的樓頂套間就會上市，他們會是第一個有希望的買主。”
我看見埃維對此的反應是一個響亮而沒有說出口來的“媽的”。為了安慰她，我謊稱自己也可能對那套房子感興趣，會同樣努力地爭取得到它。兩個孩子好像很喜歡這個主意。
“現在告訴我我急著想知道的事，”埃維急切地說，“目前在音樂方麵你在幹些什麽？”
我搜索著，想找到一個回答。
“目前我正把莫紮特所有的鋼琴協奏曲都過——”
“太棒了。”埃維大聲說。我不好意思地補充道：“隻不過我是讓丹尼爾·巴倫波姆在彈。我是說，我在實驗室大忙了，隻能在音響上放光盤聽。不過這事說來話長，我們下次見麵再談——希望很快就能再見。”
在電梯裏，我看得出埃維在和女兒們進行著無言的對話，以及她們同意她盡管提出她的建議的暗示。
“哦，馬特，女孩子們和我想請你過來吃晚飯。”
“那太好了。”
“哪天對你合適，馬特？”
“我的時間由自己支配，所以你們來定吧。”
我們進行了複雜的協調時間的工作。孩子們星期一有音樂課，埃維星期二、四上課要上到10點半。星期一、四的下午我有研討會，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還有客座報告會。
我們能排出的第一個共同的日子幾乎在半個月以後。我很滿意這個時間，因為我需要時間來整理自己的思緒。
和埃維的重逢打開了道道記憶的脈絡。那失去了的機會，那沒有抓住的機緣。我當時根本就不應該聽任我們逐漸疏遠起來。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現在既然又一次相遇，我們的友誼將在原來的基礎上重新開始，而這一次將不再會中斷。
或者去音樂廳。當我翻閱《紐約時報》周日版時，我仔細看著上麵提供的大量音樂娛樂節目，然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想去聽哪一個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的老朋友埃維的大提琴手丈夫羅傑·約瑟夫森要在卡內基廳演奏莫紮特、肖邦和弗蘭克1的作品。她無疑會在聽眾之中。我不僅能夠了解到她別後的情況，還可以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她。
1弗蘭克（1822-1890），法籍比利時作曲家。
票幾乎賣完了，但是我還是搞到了一張第一排最邊上的票。從婚禮上見到他以後，約瑟夫森胖了一些，頭發開始出現縷縷灰白色。他突出的特點和他更為成熟的音樂技巧相得益彰。他似乎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曾經給人做過伴奏，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鋼琴伴奏者的技巧。這是一個名叫卡門·德拉羅什的漂亮墨西哥女人。從他們老練的表達方式和充滿想像力的、節奏自由的演奏風格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顯然經常在一起演出。
中間休息時我尋找著埃維，但人很多，而且她可能是這樣一種類型的妻子：她們覺得緊張，不願在人前坐著，而寧願躲到丈夫的化妝室去。
羅傑和搭檔演奏了激動人心的肖邦的最後一個樂章，聽眾報以狂熱的掌聲。他們確實受之無愧。
其實我並不真正有膽子去做這類事情，但在極度愉快的心情之下，我走到了舞台門口，說明自己是約瑟夫森家的朋友，很容易就進了門。
自然，大提琴家的化妝室裏擠滿了拍馬屁者和表示良好祝願的人、管理人員、新聞發布人員等等。我有點猶豫，沒有一頭紮進這精力充沛的人群中，而是跟起腳尖站在那兒，看看能不能從遠處發現埃維。正在這時，彈鋼琴的墨西哥女人向我走來，非常嫵媚地一笑，問道：“我能幫助你嗎？”
“謝謝，”我答道，“我是約瑟夫森太太的老朋友，不知道她——”
“我就是約瑟夫森太太。”她的反應中冒出了拉丁式占有欲的火星。大約過了一秒鍾我才反應過來。
“可是——埃維怎麽了？”我笨拙地問道。
“我造成的，”她咧嘴一笑，黑眼睛閃閃發光，“他們已經離婚好幾年了。難道你不看報嗎？”
“噢，實際上我有一陣子不在國內，”我帶著因不了解音樂界近期所發生的變化而感到抱歉的口氣解釋道，“既然這樣，我最好還是離開吧。”
“你幹嗎不等一等？她馬上就應該來接女兒了。”
這消息既好又不好。我很快就要和一個一度親密難分的朋友重逢了，但與此同時，我得知這些年裏，生活並沒有善待她。她離了婚，是個單身母親。
“不，我簡直沒法相信。”聲音是女中音，語氣是快活的，音色像鈴襠一樣清脆。是埃維，第一眼看上去和將近20年前沒有不同。棕色的短頭發，淡褐色的大眼睛和以前一樣明亮。由於三月天的風吹，由於驚喜，或兩者兼而有之，她的雙頰鮮紅。
我們沒去注意周圍的旁觀者，衝上前擁抱在一起。她的香水是春花的香氣。
“過去20年你究竟跑到哪裏去了？”她一麵質問我，一麵繼續毫不在乎地擁抱著我。
“說來話長，埃維。”然後我調整了話題。“我剛到紐約，看來你的生活裏有了一兩個變化。”
“是的，你可以這麽說，”她心平氣和地說道，“過來見一見我生活中兩個最重要的變化。”
她走近兩個女孩子，她們每人都在白襯衫外麵穿了一件藍色套頭衫。她們正在和一個拉美婦女聊天，原來那是暫時照顧她們的保姆。一看便知她們是誰，決不會錯。把她們的媽媽縮小就是她們的樣子，而且無疑都有著媽媽迷人的外貌。
埃維把我介紹給她們時，13歲的莉莉和11歲的戴比表現得很熱情。
“這是我的老朋友，那個我常告訴你們的天才的鋼琴家。”
“你是說後來變成了醫生的那個人嗎？”莉莉問道。
“而且到了叢林裏再也沒有回來？”妹妹問。
“差不多吧。”她們的媽媽笑了。
“你是怎麽聽說我在非洲的？”我的好奇心被勾引了起來，便問道。
“我有自己的途徑，”埃維開玩笑地說，“其實我對你的關心了解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我有一個秘密來源。”
“什麽？”
“它叫做《密執安校友通訊》。你弟弟在使老同學了解你的活動近況方麵非常出色。你家裏人一定非常為你驕傲。”
隻有這時她才仔細地看了看我的左額。
“幾乎看不出來，”她同情地說，“我猜你還算幸運，是吧？”
“你可以這麽說。”我答道，希望聽起來模棱兩可。
“是什麽風把你吹到紐約來的？”
我立刻意識到，我那位給我做編年史的弟弟在關於我最近的活動方麵信息提供得不很及時。
“哦，我想我得說是康奈爾醫學院。我是那兒的教授。”
“真的嗎？”她高興地問道，“做醫生是不是一切都如你所希望的那樣？”
“你是想要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的回答呢，還是可以讓我請你和孩子們到什麽地方去吃一頓早晚餐呢？”
“太好了。”她的女兒們高興地說。
“你肯定沒有別的更重要的安排嗎？”埃維眼含笑意地問道。
“絕對肯定。”
然後，我對兩個女孩說：“你們喜歡俄國茶室嗎？”她們渴切地點點頭。
埃維設法引起了前夫的注意。他們互相招了幾下手，顯然是表示對孩子責任的交接，然後我們就走了。
一走到街上，孩子們本能地蹦蹦跳跳跑到了前麵，給了我對她們的媽媽說出我心裏最想說的話的機會。
“很遺憾你們的婚姻失敗了。”
“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馬修。我們有了兩個非常好的女兒，這是無論給我什麽我也不換的。”
“不過，獨自把她們帶大——你是獨自一人，是嗎？”
“這裏是紐約，”她答道，“你很難說比例對單身女子有利。”
她情緒很好。我感覺得出來，等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會聽到她和羅傑婚姻破裂的黑暗的一麵。
但此時我們已來到了俄國茶室，我們的注意力會轉到夾魚子醬和酸奶酪的烤薄餅，當然還有用俄國式茶炊煮的茶上去了。
我們已經這麽久沒有見麵了，自然需要互通許多基本信息。她選擇女兒們作為敘述的高xdx潮，羅傑棄她而娶了火暴的墨西哥女人作為低潮，這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她當著孩子們的麵坦率地訴說一切，顯然她們是親身經曆了這一個又一個打擊的。
我自己的自豪之處是厄立特裏亞的診所，低潮不可避免的是中彈。我隨便地將此一帶而過，免得讓孩子們不安。這樣一來，就留下了一個在將來討論西爾維亞的機會——這個題目絕對不適合孩子的耳朵。
埃維看來和以前一樣不屈不撓。即使在我們初次見麵20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什麽東西使我改變當初對她的印象。她堅強、開朗、樂觀，隨時都準備好了以感激的心清接受好事，也不帶任何自艾自憐地接受壞事，如果壞事找上門來的話。
離婚後顯然她調整了自己事業方麵的計劃，不過羅傑慷慨地幫她得到了朱利厄德學院的任命，在那兒做私人輔導，教大提琴碩士班。她仍然在紐約市範圍內和各個室內樂小組一起演出。
盡管我有正當的借口，但當她生活中出現危機、我的友誼可能會對她有所幫助的時候，我沒有在她身邊，這仍然使我毫無道理地感到內疚。
“你夏天都做些什麽？”我問道，極力把第一次談話局限在中性話題範圍之內。
“噢，孩子們到羅傑和……”——可以看得出來她說這名字仍有困難——“卡門那裏去住回個月。近來我總是去參加阿斯朋音樂節。好啦，為什麽不告訴我你在隱瞞著什麽？”
我感到困惑。“你這話什麽意思？”
“她的名字，她做什麽工作，你們有幾個孩子？”
“你在說些什麽呀，埃維？”
“你覺得我在說什麽？你的妻子。”
“什麽妻子？”
“紐約每一個像樣點的男人似乎都有的妻子唄。”
“對不起，讓你失望了，我沒有妻子。”
她停下來考慮了片刻，顯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對付這個對她說來實在反常的現象。我知道她的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麽，感覺到她在拚命努力地小心措詞。
“哦，沒有成功？”
“噢，”我含糊地答道，“我以後再告訴你。”
“如果不使你太痛苦的話。”
“啊，不痛苦。”我的回答使人難以相信，至少對埃維是如此，她仍和從前一樣能看透我的心思。
這時我把注意力轉向了孩子們。我希望多了解她們，我明顯地感覺到她們下午和父親在一起過得並不開心。
她們非常可愛，就我所見，已經平安度過並很好地適應了當今過多發生的家庭之舟觸礁事件。很顯然，她們的母親為照顧她們肯定度過了幾年艱辛的歲月，因為她們剛剛才到不必每時每刻都要有父母之一在身邊、可以自己生活的階段。埃維真不簡單。
晚飯已經結束，孩子們幾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輛出租車送她們回家。我高興地發現，她們就住在離我一個街區遠的地方，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博尚巷裏。
“你們這所房子很有名，”我對孩子們說，“人們給了它一個外號，叫它‘東卡內基廳’，說這是紐約唯一的一所每一個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櫃、爐子和斯坦韋牌鋼琴的住宅樓。”
“是的，”戴比說，“媽媽喜歡叫它‘交響樂巷’。”
我看著埃維，她笑了。
“我是孩子們唯一的監護人，這是好處之一。不存在誰得到這套房子的問題。我不僅很高興有這麽多酷愛音樂的鄰居，”她頑皮地一笑，“而且還特別得意，因為卡門對這房子想要得要命，可是怎麽也辦不到。”
“啊，他們仍然有可能得到的。”莉莉插嘴道。
“怎麽回事，寶貝？”埃維問。
“這事有點複雜，不過卡門說要是塞普哈迪先生得到了倫敦的那份工作，他的樓頂套間就會上市，他們會是第一個有希望的買主。”
我看見埃維對此的反應是一個響亮而沒有說出口來的“媽的”。為了安慰她，我謊稱自己也可能對那套房子感興趣，會同樣努力地爭取得到它。兩個孩子好像很喜歡這個主意。
“現在告訴我我急著想知道的事，”埃維急切地說，“目前在音樂方麵你在幹些什麽？”
我搜索著，想找到一個回答。
“目前我正把莫紮特所有的鋼琴協奏曲都過——”
“太棒了。”埃維大聲說。我不好意思地補充道：“隻不過我是讓丹尼爾·巴倫波姆在彈。我是說，我在實驗室大忙了，隻能在音響上放光盤聽。不過這事說來話長，我們下次見麵再談——希望很快就能再見。”
在電梯裏，我看得出埃維在和女兒們進行著無言的對話，以及她們同意她盡管提出她的建議的暗示。
“哦，馬特，女孩子們和我想請你過來吃晚飯。”
“那太好了。”
“哪天對你合適，馬特？”
“我的時間由自己支配，所以你們來定吧。”
我們進行了複雜的協調時間的工作。孩子們星期一有音樂課，埃維星期二、四上課要上到10點半。星期一、四的下午我有研討會，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還有客座報告會。
我們能排出的第一個共同的日子幾乎在半個月以後。我很滿意這個時間，因為我需要時間來整理自己的思緒。
和埃維的重逢打開了道道記憶的脈絡。那失去了的機會，那沒有抓住的機緣。我當時根本就不應該聽任我們逐漸疏遠起來。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現在既然又一次相遇，我們的友誼將在原來的基礎上重新開始，而這一次將不再會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