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言地坐在一起，看著太陽漸漸落下。
我開始感到不自在，急於擺脫出來。
這時，西爾維亞歎了一口氣。“現在好一些了，馬特。即使我死去，至少也見到你了。”
“可是你不會死的，西爾維亞，”我強調說，“我不會讓你死。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她看著我。
“不知道為什麽，當你這麽說的時候，我相信這一點。除了那個姓李普頓的男孩，你還治好了多少人？”
啊，她到底還是一直關注著我事業發展的情況的。
“呃，明天我把登在《新英格蘭雜誌》上的一篇我最新的文章複印給你看看。”
“不，我要聽你親口告訴我。”
“哦，喬希明年就要高中畢業了，凱蒂剛生了第二個孩子，唐尼·科恩和保羅·多諾萬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而斯文·拉鬆的滾本球隊剛剛成功地打進了州半決賽。”
“就這些嗎？”
“不止這些。我的這個技術在丹佛和聖地亞哥有醫療小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你自己也是個醫生，你知道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成功率這種事情。”
我希望她不要再刨根問底了，她也沒有再問。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手表。
“你現在就要走了嗎？”她可憐巴巴地問道，“難道你連喝點什麽的時間都沒有嗎？”
“對不起，我還有一個約會。”
我想起答應過8點後給埃維打電話。
“你就不能往後推幾分鍾嗎？”
她已經招呼了女仆，這時，她正站在一旁聽候西爾維亞的吩咐。“你是不是還愛喝白葡萄酒，馬修？”
“好吧。”我讓步了，但是心裏很生自己的氣。
女仆很快端著托盤走了進來，托盤上有一瓶上品白葡萄酒和兩隻酒杯。
也許是因為在夕陽的光輝下，西爾維亞的臉上似乎稍稍有了點血色。我們逐漸打開了記憶之鎖，開始回憶過去的幸福時光。而我們是有過許多幸福時光的。15分鍾變成了半個小時，這時她說“吃了晚飯再走吧？”這一回我本可以很容易地拒絕的，但我自願地留了下來。
我們坐在一間天花板很高的餐廳裏，牆上掛著雷諾阿、塞尚和修拉的油畫，使這間屋子看上去像是個著名畫廊的附屬建築。
把談話局限在過去是越來越困難了。
“你後來有沒有再見到過弗朗索瓦？”我問道。
“實際上還真見過，”她說，“在某種意義上他背叛了自己。”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他有兩千個醫生在35個國家工作，你怎麽可以把這稱做背叛呢？”
她看著我笑了。
“現在他不僅把襯衫扣得好好的，還真戴領帶穿上衣了。”
“啊，”我笑了起來，“這可真是中產階級化了。”
“去年我們在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飯，”她接著說道，“他拚命想哄尼科捐錢。晚餐結束的時候，我們少了幾百萬美元，他在加蓬有了一所野戰醫院。”
“說起醫院，你最後專門搞了哪一科？”
她微微皺了皺眉。“很久以前我就不得不放棄了醫學。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講給我聽聽，”我說，“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麽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義消沉下去。我是說，你對兒童那麽有辦法。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厄立特裏亞的第一個下午你診斷的那個亞急性的病兒。”
“唉，馬修，那是非洲。意大利完全是另一碼事。”
“意思是？”
“醫學和婚姻不那麽容易讀到一起。這和當年我母親在家的一角辦《晨報》不一樣。我用不著告訴你小兒科有多麽勞神費力。再說，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邊，當然還有孩子們。”
我開始懷疑，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個西爾維亞。我很難掩飾我的失望。
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對不起，馬修，不過你一向對我期望過高。你無法把一個任性的、被慣壞了的米蘭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1”。
1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於馬其頓，197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金，是救濟貧民、特別是印度貧民的天主教仁愛傳教會的創始人。
“得了，西爾維亞，我知道你是什麽樣的人，忘記這一點的是你。”
“好吧，大夫，”她兩手往上一抬，說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不過我還是和醫療行業有些聯係的，”她帶點辯解的意思說，“我是醫院的理事之一，明年我將成為意大利紅十字會的主席。”
我的尋呼機突然響了起來。我拿出尋呼機，液晶顯示屏上顯示的是：給你的妻子打電話——5551200。
我迅速道了聲歉，撥了這個號碼。
“你沒事吧？”埃維問道，“你在哪兒？”
“出了點緊急的事，”我閃爍其詞道（我到家後會向她說明一切），“我馬上就要回家了。”
“盡快回來吧，我們有很多事要談呢。我給你準備點吃的，你到家好吃。”
“不用了，我吃過點東西了。我真想見到你。”
“我等著你，馬特。”
然後，我轉過身對西爾維亞說：“我恐怕得趕快走了。”
“當然，我明白。我已經把你留得太久了。你明天給我彈鋼琴好嗎？”
我突然感到一陣發冷。
“對不起，西爾維亞，”我不耐煩地說，“我真的得走了。”
我們往門口走去時，她挽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能想像今晚有多美好。感謝你所做的一切。”
我慢慢走回家去，思緒萬千。
“你今天回來得真晚，”我們樓裏開電梯的人說，“有急診嗎？”
“是的，路易吉，急診。”
“有時候當個大夫不容易，是吧？”
“是的。”我答道，用的是希望他別再說下去的口氣。
不幸的是，我是他所喜歡的一個對話夥伴，他給我開電梯時總是半速行駛。
“希勒太太還沒有睡。”他告訴我。
“你怎麽知道？”
“我聽見她在練琴。”
這至少是一條很有價值的消息，因為埃維隻在白天練琴，除非是為音樂會做準備。她晚上練琴的唯一原因就是宣泄。
而誰又能因她的惱怒去責備她呢？
已經快11點了。我走進家門時，她仍在拉琴。
“我回來了。”我一麵往裏走，一麵大聲說道。我徑直朝琴室走去。
弗蘭克的《a調奏鳴曲》的鋼琴伴奏聲轟響著從巨大的鮑斯牌音箱中衝出——而且她的琴也拉得大響了。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見我進來，但當我吻她的後脖頸的時候，她並沒有感到吃驚。
“情況怎樣？”她問，仍然全神貫注於音樂之中。
“今天夠緊張的，”我答道，“想喝點什麽嗎？”
“想的，”她說，“和你喝一樣的。”
我給我們兩個人各端了一杯加州幹白葡萄酒，但是她並沒有放下琴。這時我才意識到，她要讓大提琴作為我們談話的第三者見證。終於，她放下了琴弓，喝了一小口酒。
她等了片刻，然後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樣子問道：“她仍舊很漂亮嗎？”
我盡量不看著她，說道：“是的。”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又問道：“你還愛著她嗎？”
“不愛。”我很快回答。也許回答得太快了。
她拿起琴弓，又拉了起來。
“你們談了些什麽？”
“談了過去。”
“談了些什麽具體的事嗎？”
“我猜對了——尼科確實逼她嫁給他來著。”
“我可真幸運。”她說，臉上毫無笑意。
然後，她一聲不響地拉了一長段曲子。我感覺到她正準備問我重要的事。我沒有猜錯。
“你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嗎？”
我想了一想，然後鼓起勇氣說：“是的，今晚我和她在一起。”
她無法掩蓋我對這一點的承認帶給她的傷害。我為什麽沒有在電話裏告訴她？
“我累了，”她說，“我想睡覺了。”
5分鍾後，她關上了她那邊的電燈，躺在了枕頭上。一時間，我想用雙臂摟住她，主動和她親熱親熱。我正在猶豫之時，她翻過身去背對著我。我低聲說：“埃維，我愛你。”但她似乎很快就進入了睡鄉。
我閉上了眼睛，但是無法入睡。最後，我穿上浴衣，走到起居室去看著窗外熟睡的城市。
心裏想，不知一切將導向何處。
我開始感到不自在，急於擺脫出來。
這時，西爾維亞歎了一口氣。“現在好一些了，馬特。即使我死去，至少也見到你了。”
“可是你不會死的，西爾維亞，”我強調說，“我不會讓你死。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她看著我。
“不知道為什麽，當你這麽說的時候，我相信這一點。除了那個姓李普頓的男孩，你還治好了多少人？”
啊，她到底還是一直關注著我事業發展的情況的。
“呃，明天我把登在《新英格蘭雜誌》上的一篇我最新的文章複印給你看看。”
“不，我要聽你親口告訴我。”
“哦，喬希明年就要高中畢業了，凱蒂剛生了第二個孩子，唐尼·科恩和保羅·多諾萬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而斯文·拉鬆的滾本球隊剛剛成功地打進了州半決賽。”
“就這些嗎？”
“不止這些。我的這個技術在丹佛和聖地亞哥有醫療小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你自己也是個醫生，你知道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成功率這種事情。”
我希望她不要再刨根問底了，她也沒有再問。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手表。
“你現在就要走了嗎？”她可憐巴巴地問道，“難道你連喝點什麽的時間都沒有嗎？”
“對不起，我還有一個約會。”
我想起答應過8點後給埃維打電話。
“你就不能往後推幾分鍾嗎？”
她已經招呼了女仆，這時，她正站在一旁聽候西爾維亞的吩咐。“你是不是還愛喝白葡萄酒，馬修？”
“好吧。”我讓步了，但是心裏很生自己的氣。
女仆很快端著托盤走了進來，托盤上有一瓶上品白葡萄酒和兩隻酒杯。
也許是因為在夕陽的光輝下，西爾維亞的臉上似乎稍稍有了點血色。我們逐漸打開了記憶之鎖，開始回憶過去的幸福時光。而我們是有過許多幸福時光的。15分鍾變成了半個小時，這時她說“吃了晚飯再走吧？”這一回我本可以很容易地拒絕的，但我自願地留了下來。
我們坐在一間天花板很高的餐廳裏，牆上掛著雷諾阿、塞尚和修拉的油畫，使這間屋子看上去像是個著名畫廊的附屬建築。
把談話局限在過去是越來越困難了。
“你後來有沒有再見到過弗朗索瓦？”我問道。
“實際上還真見過，”她說，“在某種意義上他背叛了自己。”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他有兩千個醫生在35個國家工作，你怎麽可以把這稱做背叛呢？”
她看著我笑了。
“現在他不僅把襯衫扣得好好的，還真戴領帶穿上衣了。”
“啊，”我笑了起來，“這可真是中產階級化了。”
“去年我們在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飯，”她接著說道，“他拚命想哄尼科捐錢。晚餐結束的時候，我們少了幾百萬美元，他在加蓬有了一所野戰醫院。”
“說起醫院，你最後專門搞了哪一科？”
她微微皺了皺眉。“很久以前我就不得不放棄了醫學。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講給我聽聽，”我說，“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麽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義消沉下去。我是說，你對兒童那麽有辦法。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厄立特裏亞的第一個下午你診斷的那個亞急性的病兒。”
“唉，馬修，那是非洲。意大利完全是另一碼事。”
“意思是？”
“醫學和婚姻不那麽容易讀到一起。這和當年我母親在家的一角辦《晨報》不一樣。我用不著告訴你小兒科有多麽勞神費力。再說，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邊，當然還有孩子們。”
我開始懷疑，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個西爾維亞。我很難掩飾我的失望。
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對不起，馬修，不過你一向對我期望過高。你無法把一個任性的、被慣壞了的米蘭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1”。
1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於馬其頓，197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金，是救濟貧民、特別是印度貧民的天主教仁愛傳教會的創始人。
“得了，西爾維亞，我知道你是什麽樣的人，忘記這一點的是你。”
“好吧，大夫，”她兩手往上一抬，說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不過我還是和醫療行業有些聯係的，”她帶點辯解的意思說，“我是醫院的理事之一，明年我將成為意大利紅十字會的主席。”
我的尋呼機突然響了起來。我拿出尋呼機，液晶顯示屏上顯示的是：給你的妻子打電話——5551200。
我迅速道了聲歉，撥了這個號碼。
“你沒事吧？”埃維問道，“你在哪兒？”
“出了點緊急的事，”我閃爍其詞道（我到家後會向她說明一切），“我馬上就要回家了。”
“盡快回來吧，我們有很多事要談呢。我給你準備點吃的，你到家好吃。”
“不用了，我吃過點東西了。我真想見到你。”
“我等著你，馬特。”
然後，我轉過身對西爾維亞說：“我恐怕得趕快走了。”
“當然，我明白。我已經把你留得太久了。你明天給我彈鋼琴好嗎？”
我突然感到一陣發冷。
“對不起，西爾維亞，”我不耐煩地說，“我真的得走了。”
我們往門口走去時，她挽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能想像今晚有多美好。感謝你所做的一切。”
我慢慢走回家去，思緒萬千。
“你今天回來得真晚，”我們樓裏開電梯的人說，“有急診嗎？”
“是的，路易吉，急診。”
“有時候當個大夫不容易，是吧？”
“是的。”我答道，用的是希望他別再說下去的口氣。
不幸的是，我是他所喜歡的一個對話夥伴，他給我開電梯時總是半速行駛。
“希勒太太還沒有睡。”他告訴我。
“你怎麽知道？”
“我聽見她在練琴。”
這至少是一條很有價值的消息，因為埃維隻在白天練琴，除非是為音樂會做準備。她晚上練琴的唯一原因就是宣泄。
而誰又能因她的惱怒去責備她呢？
已經快11點了。我走進家門時，她仍在拉琴。
“我回來了。”我一麵往裏走，一麵大聲說道。我徑直朝琴室走去。
弗蘭克的《a調奏鳴曲》的鋼琴伴奏聲轟響著從巨大的鮑斯牌音箱中衝出——而且她的琴也拉得大響了。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見我進來，但當我吻她的後脖頸的時候，她並沒有感到吃驚。
“情況怎樣？”她問，仍然全神貫注於音樂之中。
“今天夠緊張的，”我答道，“想喝點什麽嗎？”
“想的，”她說，“和你喝一樣的。”
我給我們兩個人各端了一杯加州幹白葡萄酒，但是她並沒有放下琴。這時我才意識到，她要讓大提琴作為我們談話的第三者見證。終於，她放下了琴弓，喝了一小口酒。
她等了片刻，然後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樣子問道：“她仍舊很漂亮嗎？”
我盡量不看著她，說道：“是的。”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又問道：“你還愛著她嗎？”
“不愛。”我很快回答。也許回答得太快了。
她拿起琴弓，又拉了起來。
“你們談了些什麽？”
“談了過去。”
“談了些什麽具體的事嗎？”
“我猜對了——尼科確實逼她嫁給他來著。”
“我可真幸運。”她說，臉上毫無笑意。
然後，她一聲不響地拉了一長段曲子。我感覺到她正準備問我重要的事。我沒有猜錯。
“你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嗎？”
我想了一想，然後鼓起勇氣說：“是的，今晚我和她在一起。”
她無法掩蓋我對這一點的承認帶給她的傷害。我為什麽沒有在電話裏告訴她？
“我累了，”她說，“我想睡覺了。”
5分鍾後，她關上了她那邊的電燈，躺在了枕頭上。一時間，我想用雙臂摟住她，主動和她親熱親熱。我正在猶豫之時，她翻過身去背對著我。我低聲說：“埃維，我愛你。”但她似乎很快就進入了睡鄉。
我閉上了眼睛，但是無法入睡。最後，我穿上浴衣，走到起居室去看著窗外熟睡的城市。
心裏想，不知一切將導向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