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裏，向來是家庭傳統取代了愛。彼此之間從來沒有很強烈的感情流露。不過逢到家族的聚會我們總是有會必到，足證我們對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節：聖誕節，複活節，感恩節，這三個佳節自是不在話下，還有一個，則是那金秋時分的隆重節日，可以名之為“神聖的周末”。不說也猜得出來，這最後一個大節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頓”1。《聖經》上的“哈米吉多頓”是天下善與惡兩大勢力的決戰，是光明對黑暗的決戰，我這裏所說的則是一場球壇大賽：我們所擁戴的哈佛隊跟耶魯隊之間的一場大決戰。
1“哈米吉多頓”是句希伯來話，典出《聖經-新約-啟示錄》16章16節。原意為世界末日善惡兩種勢力的大決戰，後即被引申為大決戰之意。
到了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到了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隻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態來，而且還可以趁此痛飲一番。
不過我們家過起這個節日來卻要稍稍文靜些。有些校友在開賽之前早早趕到，就在停車場上放下車後的擋板作餐桌吃午飯，“紅瑪麗”1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們巴雷特家的人則不一樣，我們對待哈佛的體育運動，采取的是一種比較穩重的態度。
1一種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鬆子酒加番茄汁調製而成。
我小時候，隻要軍人體育場有球賽爸爸總要帶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趕一次會”的那種人，我們看得簡直就是一場不漏。他給我講解得也細致。所以到我十歲那年，場上裁判的手勢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還學會了喝彩應當怎麽個喝法。爸爸從來不大聲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隻會來一句“好樣兒的！”“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諸如此類的一聲讚歎，簡直就像自言自語似的。有時候要是我們的綠茵鬥士發揮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們就曾輸了個五十五比零，碰到這種時候他也隻是說一聲：“遺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個運動員。他當年是哈佛的劃船隊選手（而且還參加過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他脖子裏那條紅黑條紋相間的榮譽領帶，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他因此也就有權利在橄欖球比賽時買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長的右首。
年複一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的那份光彩卻始終沒有減色，那份隆重也始終沒有變。變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長，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我是冰球隊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碼線處特座的資格。從理論上講，我也就可以帶上自己的兒子，教給他裁判員怎樣的手勢就是判“背後絆人犯規”了。
不過，除了我在大學裏求學的時期，以及婚後的那幾年以外，這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我總是跟爸爸一起去觀看的。媽媽一輩子就是在這一件事上表現得很專橫，她在多年以前就聲明不再參加這項例行的重大活動了。“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這樣對爸爸說的，“再說坐在那裏我的腳凍得受不了。”
大賽在坎布裏奇舉行時，我們的晚飯就在波士頓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奧伯餐館裏吃。如果決戰的地點在紐黑文，爸爸總喜歡上凱西飯店去吃一頓——這家館子雖然沒有那麽古色古香，燒出來的菜倒是比較出色。今年我們就坐在這凱西飯店裏，球賽已經看完，我們母校的代表隊今天輸了個7：0。比賽一點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麵也沒有多少可談的。這就很可能要談及體育以外的一些話題。我打定主意決不提起瑪西。
“遺憾哪，”爸爸說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輸了一場橄欖球，”我已經養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對爸爸的看法總要采取對立的態度。
“對方馬西的傳球今天還不算發揮出色呢，”爸爸說。
“哈佛防傳球還是有兩下的，”我說。
“是啊。你說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們點了龍蝦。這個菜做起來是很花時間的，何況今天顧客又那麽多。店堂裏擠得滿滿當當，盡是些醉醺醺的耶魯貨。有如一群哇哇亂叫的叭喇狗，都在那裏歡呼勝利，為他們在橄欖球場上的彪炳戰功大唱讚歌。總之，隻有我們的餐桌上算是還比較安靜，對麵說話還聽得見——假如我們真有什麽實在的話題可以談談的話。
“近況如何啊？’爸爸問。
“還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說。（說實話，跟他談話我是隻有潑冷水的份兒。）
“你平時……也出去走走嗎？”他是用足了腦筋在沒話找話。我得承認他的用心是夠苦的。
“偶爾出去走走，”我說。
“那就好，”他說。
今天我發覺爸爸這種不自在的樣子又更甚於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紐約一起吃飯的那一次，他都沒有這樣不自在。
“奧利弗，”從他這個口氣聽得出來，他下麵就要談什麽重大的問題了，“我可以談些個人的事嗎？”
他難道還有什麽正經大事可談？
“請隻管說吧，”我說。
“我很想跟你談談今後的事。”
“我今後又怎麽啦，爸爸？”我一聽內心就警惕起來，全身上下的防禦部隊都奉命進入了陣地。
“不是談你，奧利弗。是談我們家今後的事。”
我腦子裏驀地掠過了一個念頭：莫非是他得了什麽病了？還是媽媽得了什麽病了？碰到那種事情的話他們是會擺出這種若無其事的樣子來告訴我的。甚至還可能寫封信來（我這是說的媽媽）。
“我已經六十五了，”他說。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五哩，”我馬上接口說。我故意這樣說得連一個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對他可不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得未雨綢緞，先作這樣的打算吧。”打算什麽？難道爸爸還等著拿社會保險金用？
“按照合夥契約的規定……”
他這話頭一開，我就懶得再聽下去了。因為就在十二個月前，也是這樣一個場合，也是這樣一個話題，我已經領教過他的一番長篇大論了。他要傳遞給我的是一個什麽樣的信息，我已經有數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們這兩個“角色”賽後的“舞台規定動作”跟上次不一樣。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後，我們就去了波士頓，上我們吃慣的那家飯店。爸爸特意把車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辦公大樓旁邊，這裏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資銀行”的總部所在，我們家公開亮出自己姓氏的企業也唯有這一家。
我們下了車，再步行去那家飯店，正走著，爸爸向大樓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說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靜的，是不？”
“你的專用辦公室裏一直是很安靜的，”我答道。
“那可是個颶風眼哪，孩子。”
“隻要你喜歡就好。”
“對，我喜歡，”他說。“我就是喜歡，奧利弗。”
他所喜歡的，自然不會是金錢。也不會是手裏那耀眼的權力，地方發行債券，公用事業或者大公司發行股票，一發就是千千萬萬，在這方麵他就有不小的權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歡的是責任二字。如果責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話，那我覺得激發爸爸那份勁頭的就是這責任二字。無論對紗廠（沒有紗廠就辦不起銀行），還是對銀行，對銀行奉為精神導師的神聖學府哈佛大學，他都不忘記自己的責任。對我們這個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經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過了上屆的哈佛一耶魯大賽，當天晚上在波士頓爸爸就曾這樣說過。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四哩，”我當時就這樣說，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記得的。
“……按照合夥契約的規定，滿了六十八歲我就得退下來了。”
兩人好半晌沒有說話。我們隻是默默走在波士頓中心區安靜的大街上，看這街道的氣派確實不愧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們真應該好好商量商量，奧利弗。”
“商量什麽呀，爸爸？”
“誰來接替我當這主要負責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嗎，”我說。信箋上，招牌上，都寫得明明白白：銀行可畢竟還有兩位合夥人哩。
“西摩他們家的股份隻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說，“沃德更少，隻有百分之十。”
老天有眼！我可沒有問他這些情況啊。
“海倫姑奶奶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股份，那都是由我代管的。”他歇了一口氣，又說：“其餘的，就都是咱們的了……”
我真忍不住想當場提出異議，好免得他順著這個思路再說下去。
“……其實歸根到底也就是你的。”
我真巴不得能換個話題，可是我心裏是再明白不過的：爸爸在這番話裏傾注了多少感情嗬。為了這個節骨眼兒上的談話，他肯定是用足心思作了準備的。
“由西摩當主要負責人又有什麽不可以呢？”我問。
“那當然也不是說不可以。不過那除非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假如我們巴雷特家的股權沒有人……來親自負責掌管的話。”
“那假如由他當了主要負責人，又怎麽樣呢？”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我堅決不幹呢？
“那樣的話，根據合夥契約的規定，他們就有權把我們的股份全部買下。”他頓了一下。“當然那也就是另外一種局麵了。”
他這最後一句可並不是承上而下的推論。那是他在懇求了。
“怎麽？”我問他。
“我們這個家……也就難免要發生困難了，”爸爸說。
他知道我懂。他知道我也了解我們這一路來何以步子走得那麽慢。可是路短話長，轉眼我們就已經到了洛克一奧伯餐館。
腳已經要跨進店門了，他隻來得及匆匆補上一句：“好好考慮考慮吧。”
盡管我點點頭表示可以，心裏卻是斬釘截鐵，拿定了主意絕不考慮。
那天晚上飯店裏的氣氛不太平靜。因為當天下午哈佛隊創造了天大的奇跡。上帝在最後一分鍾叫耶魯隊栽了跟鬥，我們隊裏一個名叫凱姆皮的年輕四分衛如獲神助，在終場前的五十秒鍾裏連獲十六分，耶魯小子一路占盡優勢，結果哈佛健兒居然把比分扳平了。這個平手打得真是揚眉吐氣，值得大慶祝而特慶祝。因此店堂裏到處都飄蕩著美滋滋的歌聲。
我們的健兒所向無敵，
如狂飆向球門奮勇奔襲。
我們願為哈佛的威名搏鬥不息，
要衝過最後一道白線去建立我們的豐功偉績。
那一次我們就沒有再談維係家庭傳統的事。張張餐桌上都在談橄欖球。大家對凱姆皮，對加托都是一片讚揚，也誇獎哈佛隊的鋒線了不起。我們為哈佛隊本賽季的不敗記錄幹杯，從爸爸還沒進大學校門的那個時代算起，哈佛有這樣的成績還是破題兒第一道呢！
而今天，又是十一月裏的一天，情況卻完全不一樣了。空氣好沉重！這倒不是因為我們輸了球。說實在話，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時間已經過了整整一年，而那個問題卻還拖在那兒，懸而未決。豈但懸而未決，如今竟是不得不決了。
“爸爸，我是一個律師，我認為我有我應該做的事。如果可以稱之為責任的話，也就是責任。”
“我明白。不過你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據點移到了波士頓，也不見得就會根本無法從事你的社會活動。正相反，你在銀行裏工作，你倒是可以認為這是對方陣營裏也有了‘行動派’1的勢力了。”
1“行動派”：60年代美國反越戰運動中開始流行的一個名詞，指當時的反戰積極分子。
我實在不忍心傷他的心。所以我就沒有說：他所謂的“對方陣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鬥爭的目標所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說，“不過說實在話……”
說到這兒我猶豫了，我停了好大一會兒，好把激烈反駁的言辭都磨去棱角，變成一些不刺人的話。
“爸爸，承你來征求我的意見，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不過我實在不大……說真的，我是很不……很不很不願意。”
我想我這話是說得夠明確的了。爸爸也沒有再像往常那樣，勸我再考慮考慮。
“明白了，”他說。“我很失望，不過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在高速公路上駕車回去，我隻覺得心頭好大一塊石頭落了地，高興得還自己挪揄了自己一句：
“一家子裏有一個金融巨子就夠了嘛。”
我心裏隻希望瑪西此刻早已到了家裏
1“哈米吉多頓”是句希伯來話，典出《聖經-新約-啟示錄》16章16節。原意為世界末日善惡兩種勢力的大決戰，後即被引申為大決戰之意。
到了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到了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隻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態來，而且還可以趁此痛飲一番。
不過我們家過起這個節日來卻要稍稍文靜些。有些校友在開賽之前早早趕到，就在停車場上放下車後的擋板作餐桌吃午飯，“紅瑪麗”1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們巴雷特家的人則不一樣，我們對待哈佛的體育運動，采取的是一種比較穩重的態度。
1一種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鬆子酒加番茄汁調製而成。
我小時候，隻要軍人體育場有球賽爸爸總要帶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趕一次會”的那種人，我們看得簡直就是一場不漏。他給我講解得也細致。所以到我十歲那年，場上裁判的手勢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還學會了喝彩應當怎麽個喝法。爸爸從來不大聲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隻會來一句“好樣兒的！”“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諸如此類的一聲讚歎，簡直就像自言自語似的。有時候要是我們的綠茵鬥士發揮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們就曾輸了個五十五比零，碰到這種時候他也隻是說一聲：“遺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個運動員。他當年是哈佛的劃船隊選手（而且還參加過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他脖子裏那條紅黑條紋相間的榮譽領帶，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他因此也就有權利在橄欖球比賽時買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長的右首。
年複一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的那份光彩卻始終沒有減色，那份隆重也始終沒有變。變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長，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我是冰球隊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碼線處特座的資格。從理論上講，我也就可以帶上自己的兒子，教給他裁判員怎樣的手勢就是判“背後絆人犯規”了。
不過，除了我在大學裏求學的時期，以及婚後的那幾年以外，這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我總是跟爸爸一起去觀看的。媽媽一輩子就是在這一件事上表現得很專橫，她在多年以前就聲明不再參加這項例行的重大活動了。“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這樣對爸爸說的，“再說坐在那裏我的腳凍得受不了。”
大賽在坎布裏奇舉行時，我們的晚飯就在波士頓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奧伯餐館裏吃。如果決戰的地點在紐黑文，爸爸總喜歡上凱西飯店去吃一頓——這家館子雖然沒有那麽古色古香，燒出來的菜倒是比較出色。今年我們就坐在這凱西飯店裏，球賽已經看完，我們母校的代表隊今天輸了個7：0。比賽一點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麵也沒有多少可談的。這就很可能要談及體育以外的一些話題。我打定主意決不提起瑪西。
“遺憾哪，”爸爸說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輸了一場橄欖球，”我已經養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對爸爸的看法總要采取對立的態度。
“對方馬西的傳球今天還不算發揮出色呢，”爸爸說。
“哈佛防傳球還是有兩下的，”我說。
“是啊。你說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們點了龍蝦。這個菜做起來是很花時間的，何況今天顧客又那麽多。店堂裏擠得滿滿當當，盡是些醉醺醺的耶魯貨。有如一群哇哇亂叫的叭喇狗，都在那裏歡呼勝利，為他們在橄欖球場上的彪炳戰功大唱讚歌。總之，隻有我們的餐桌上算是還比較安靜，對麵說話還聽得見——假如我們真有什麽實在的話題可以談談的話。
“近況如何啊？’爸爸問。
“還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說。（說實話，跟他談話我是隻有潑冷水的份兒。）
“你平時……也出去走走嗎？”他是用足了腦筋在沒話找話。我得承認他的用心是夠苦的。
“偶爾出去走走，”我說。
“那就好，”他說。
今天我發覺爸爸這種不自在的樣子又更甚於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紐約一起吃飯的那一次，他都沒有這樣不自在。
“奧利弗，”從他這個口氣聽得出來，他下麵就要談什麽重大的問題了，“我可以談些個人的事嗎？”
他難道還有什麽正經大事可談？
“請隻管說吧，”我說。
“我很想跟你談談今後的事。”
“我今後又怎麽啦，爸爸？”我一聽內心就警惕起來，全身上下的防禦部隊都奉命進入了陣地。
“不是談你，奧利弗。是談我們家今後的事。”
我腦子裏驀地掠過了一個念頭：莫非是他得了什麽病了？還是媽媽得了什麽病了？碰到那種事情的話他們是會擺出這種若無其事的樣子來告訴我的。甚至還可能寫封信來（我這是說的媽媽）。
“我已經六十五了，”他說。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五哩，”我馬上接口說。我故意這樣說得連一個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對他可不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得未雨綢緞，先作這樣的打算吧。”打算什麽？難道爸爸還等著拿社會保險金用？
“按照合夥契約的規定……”
他這話頭一開，我就懶得再聽下去了。因為就在十二個月前，也是這樣一個場合，也是這樣一個話題，我已經領教過他的一番長篇大論了。他要傳遞給我的是一個什麽樣的信息，我已經有數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們這兩個“角色”賽後的“舞台規定動作”跟上次不一樣。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後，我們就去了波士頓，上我們吃慣的那家飯店。爸爸特意把車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辦公大樓旁邊，這裏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資銀行”的總部所在，我們家公開亮出自己姓氏的企業也唯有這一家。
我們下了車，再步行去那家飯店，正走著，爸爸向大樓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說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靜的，是不？”
“你的專用辦公室裏一直是很安靜的，”我答道。
“那可是個颶風眼哪，孩子。”
“隻要你喜歡就好。”
“對，我喜歡，”他說。“我就是喜歡，奧利弗。”
他所喜歡的，自然不會是金錢。也不會是手裏那耀眼的權力，地方發行債券，公用事業或者大公司發行股票，一發就是千千萬萬，在這方麵他就有不小的權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歡的是責任二字。如果責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話，那我覺得激發爸爸那份勁頭的就是這責任二字。無論對紗廠（沒有紗廠就辦不起銀行），還是對銀行，對銀行奉為精神導師的神聖學府哈佛大學，他都不忘記自己的責任。對我們這個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經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過了上屆的哈佛一耶魯大賽，當天晚上在波士頓爸爸就曾這樣說過。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四哩，”我當時就這樣說，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記得的。
“……按照合夥契約的規定，滿了六十八歲我就得退下來了。”
兩人好半晌沒有說話。我們隻是默默走在波士頓中心區安靜的大街上，看這街道的氣派確實不愧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們真應該好好商量商量，奧利弗。”
“商量什麽呀，爸爸？”
“誰來接替我當這主要負責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嗎，”我說。信箋上，招牌上，都寫得明明白白：銀行可畢竟還有兩位合夥人哩。
“西摩他們家的股份隻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說，“沃德更少，隻有百分之十。”
老天有眼！我可沒有問他這些情況啊。
“海倫姑奶奶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股份，那都是由我代管的。”他歇了一口氣，又說：“其餘的，就都是咱們的了……”
我真忍不住想當場提出異議，好免得他順著這個思路再說下去。
“……其實歸根到底也就是你的。”
我真巴不得能換個話題，可是我心裏是再明白不過的：爸爸在這番話裏傾注了多少感情嗬。為了這個節骨眼兒上的談話，他肯定是用足心思作了準備的。
“由西摩當主要負責人又有什麽不可以呢？”我問。
“那當然也不是說不可以。不過那除非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假如我們巴雷特家的股權沒有人……來親自負責掌管的話。”
“那假如由他當了主要負責人，又怎麽樣呢？”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我堅決不幹呢？
“那樣的話，根據合夥契約的規定，他們就有權把我們的股份全部買下。”他頓了一下。“當然那也就是另外一種局麵了。”
他這最後一句可並不是承上而下的推論。那是他在懇求了。
“怎麽？”我問他。
“我們這個家……也就難免要發生困難了，”爸爸說。
他知道我懂。他知道我也了解我們這一路來何以步子走得那麽慢。可是路短話長，轉眼我們就已經到了洛克一奧伯餐館。
腳已經要跨進店門了，他隻來得及匆匆補上一句：“好好考慮考慮吧。”
盡管我點點頭表示可以，心裏卻是斬釘截鐵，拿定了主意絕不考慮。
那天晚上飯店裏的氣氛不太平靜。因為當天下午哈佛隊創造了天大的奇跡。上帝在最後一分鍾叫耶魯隊栽了跟鬥，我們隊裏一個名叫凱姆皮的年輕四分衛如獲神助，在終場前的五十秒鍾裏連獲十六分，耶魯小子一路占盡優勢，結果哈佛健兒居然把比分扳平了。這個平手打得真是揚眉吐氣，值得大慶祝而特慶祝。因此店堂裏到處都飄蕩著美滋滋的歌聲。
我們的健兒所向無敵，
如狂飆向球門奮勇奔襲。
我們願為哈佛的威名搏鬥不息，
要衝過最後一道白線去建立我們的豐功偉績。
那一次我們就沒有再談維係家庭傳統的事。張張餐桌上都在談橄欖球。大家對凱姆皮，對加托都是一片讚揚，也誇獎哈佛隊的鋒線了不起。我們為哈佛隊本賽季的不敗記錄幹杯，從爸爸還沒進大學校門的那個時代算起，哈佛有這樣的成績還是破題兒第一道呢！
而今天，又是十一月裏的一天，情況卻完全不一樣了。空氣好沉重！這倒不是因為我們輸了球。說實在話，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時間已經過了整整一年，而那個問題卻還拖在那兒，懸而未決。豈但懸而未決，如今竟是不得不決了。
“爸爸，我是一個律師，我認為我有我應該做的事。如果可以稱之為責任的話，也就是責任。”
“我明白。不過你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據點移到了波士頓，也不見得就會根本無法從事你的社會活動。正相反，你在銀行裏工作，你倒是可以認為這是對方陣營裏也有了‘行動派’1的勢力了。”
1“行動派”：60年代美國反越戰運動中開始流行的一個名詞，指當時的反戰積極分子。
我實在不忍心傷他的心。所以我就沒有說：他所謂的“對方陣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鬥爭的目標所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說，“不過說實在話……”
說到這兒我猶豫了，我停了好大一會兒，好把激烈反駁的言辭都磨去棱角，變成一些不刺人的話。
“爸爸，承你來征求我的意見，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不過我實在不大……說真的，我是很不……很不很不願意。”
我想我這話是說得夠明確的了。爸爸也沒有再像往常那樣，勸我再考慮考慮。
“明白了，”他說。“我很失望，不過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在高速公路上駕車回去，我隻覺得心頭好大一塊石頭落了地，高興得還自己挪揄了自己一句：
“一家子裏有一個金融巨子就夠了嘛。”
我心裏隻希望瑪西此刻早已到了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