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並不是太遠久的從前，在一個短暫而光輝的時刻，一個充滿了愛與和平與搖滾（還有大麻！）的時刻，曾經有一個“胡士托國”……
是在革命的、理想的、激情的、反叛的60年代結束前四個半月，發生了一個最能引起那些以60年代為他們世代的人們共鳴的事件，促使這個其實已經懷胎多年的60年代象征，終於在紐約州的一個農場上，以“胡士托音樂藝術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s fair）的形式，在炎炎烈日之下，在大雨稀泥之中，以搖滾為背景，以做愛不作戰為前題，以大麻為夢幻到現實或現實到夢幻的媒介，經過三天三夜的陣痛而後誕生，而且幾乎立刻就被命名為“胡士托國”（woodstock nation），並且使“胡士托”成為整個60年代的一個代號。其國民除了現場的四十萬個見證之外，還包括所有在精神上與其同在的年輕人，換句話說，就是戰後出生的整個一個世代。
這個無影無形、無疆無土、而又無所不在的“胡士托國”，可以說是一個宣言，呐喊出了那一世代，在整個60年代一直不斷以種種方式傳達給上一代的想法，就是，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和理想。而照當時一位設法將文化與理想（搖滾與革命）相結合的激進分子的說法，很簡單：“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藝術、音樂、書報、海報、我們的衣服、我們的家、我們怎麽走路、怎麽說話、我們怎麽留頭發、我們怎麽抽大麻、怎麽搞、怎麽吃、怎麽睡——隻有一句話，這句話就是自由。”
而在這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三天之中，在jimi hendrix，janis joplin，joan baez，arlo guthrie，blood，sweat and tears，jefferson airne，ravi shankar，joe cocker，the who，the grateful dead，g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crosby，stills，nash and young等等無數樂手的搖滾背景之下，那五十萬個搖滾迷反而變成了此一劃時代事件的主角，而且更實現了他們那一世代的夢想；搖滾與大麻、愛與和平、反叛與行動、非暴力、理想主義……不錯，好幾百人抽大麻過量，或吃lsd過量，也有三人意外死亡，但仍有兩名嬰兒出生。不錯，也許除了少數樂手以外，整個音樂節的搖滾並不十分出色，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來了，千百萬計的其他年輕人也認為他們參與了，哪怕隻是精神上的參與，而且人人都感到這是一個曆史性時刻。
當然，胡士托隻是60年代大運動中的半個故事。這個大運動有它的陰和陽、它的文化革命者和它的政治革命者。“新左派”、反戰、反資、反帝、黑人革命、婦女解放等等是大運動中的一部分；大麻、嬉皮、搖滾、禪易、神秘主義、性解放、長頭發、地下刊物等等，也是大運動中的一部分。在任何靜坐示威或遊行示威的時候，有人唱we shall ovee，也有人唱yellow submarine。當他們麵對白人成年中產特權帝國軍事工業既成體製這個共同敵人的時候，這陰和陽有一個統一戰線。但在其他時候，文化革命者、政治革命者，可以從和平共存一直到相互敵視，真有點像老莊對孔孟。
當然主要是搖滾（另外也許還有levi''s牛仔褲）才將這兩股力量結合在一起，所以發生在胡士托搖滾樂會上本來應該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被擴大成為陰陽敵對的象征，而成為60年代運動陰陽兩方鬥爭中的一個腳注。
“新左派”一直利用搖滾來吸收新分子，盡管他們也同時感到這批抽大麻昏了頭的嬉皮沒有正確的政治意識，太個人主義了。可是在反既成體製的統一戰線上，又非需要他們支持不可，因為，很簡單，反叛力量可以增加好幾倍。所以在胡士托音樂會上，正當搖滾樂團“the who”在台上演唱的時候，60年代最出名的大“左派”——“芝加哥八君子”之一、不久前因毒品過量去世的艾比·霍夫曼上了台，呼籲大家為剛被抓起來的一位革命領袖聲援抗議。可是，樂團吉他手pete townshend卻用吉他把霍夫曼撞到一邊（有人說是撞到台下）。革命想要爭取搖滾，搖滾有時也參與革命，但這個搖滾舞台隻是偶爾允許政治上台表演，卻始終拒絕讓政治給霸占，變成搖滾隻不過是一個小配角的政治舞台。
可是卻是這位大“左派”霍夫曼，因上一年的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期間示威而被控以暴亂罪，在胡士托之後一個月出庭受審的時候，才使“胡士托國”這個夢一般的理想國，變成一個文化與政治相結合的烏托邦，並將“胡士托國”建立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之中：
問：請你向法庭表明你的身份。
答：我叫艾比，我是美國一名孤兒。
問：你住在哪裏？
答：我住在“胡士托國”（woodstock nation）。
問：請你告訴法庭它是在哪裏。
答：好，這是被異化的年輕人的國土。我們是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來肩負著它，就如同蘇族（sioux）印第安人背負著蘇族國（sioux nation）一樣。此一國獻身於合作，而非競爭，認為人應該有一個比財產和金錢更好的交易方式，而且在人類的相互作用方麵應該有一些其他基準。
問：請你告訴法庭你現在的年齡。
答：我三十三歲，但我是60年代的小孩。
問：你什麽時候出生。
答：心理上，1960。
當然，整個審判過程是一場荒謬劇，但問題不在這裏——或更精確地說，問題正是在這裏；霍夫曼以嬉皮加“左派”的鬧劇手法，公然藐視法庭，公然藐視既成體製的維護者，不但反映出了胡士托世代與他們所反的上一世代之間的代溝，而且表達出整個60年代文化革命者和政治革命者這個陰陽兩方的反叛精神。
不錯，胡士托國隨著60年代兒童長大成熟而消失。今天，不少人是在輕鬆、半微笑地回顧此一事件，認為二十年前的胡士托音樂會隻不過是60年代青年的一次大派對。好，它發生了，它也熱鬧了一陣子，可是眨了幾下眼睛之後再看，它已經不見了。但是對那些走過60年代的人來說，我們也許不再背負著“胡士托國”這個精神狀態四處遊蕩，我們也許隻能把它當作是……當作是初戀，一個熱烈的初戀。也許正應如此，可能正是如此，情願愛過而後失戀，也比從來沒有戀愛過要好。詩人早就如此安慰我們了。
1987
是在革命的、理想的、激情的、反叛的60年代結束前四個半月，發生了一個最能引起那些以60年代為他們世代的人們共鳴的事件，促使這個其實已經懷胎多年的60年代象征，終於在紐約州的一個農場上，以“胡士托音樂藝術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s fair）的形式，在炎炎烈日之下，在大雨稀泥之中，以搖滾為背景，以做愛不作戰為前題，以大麻為夢幻到現實或現實到夢幻的媒介，經過三天三夜的陣痛而後誕生，而且幾乎立刻就被命名為“胡士托國”（woodstock nation），並且使“胡士托”成為整個60年代的一個代號。其國民除了現場的四十萬個見證之外，還包括所有在精神上與其同在的年輕人，換句話說，就是戰後出生的整個一個世代。
這個無影無形、無疆無土、而又無所不在的“胡士托國”，可以說是一個宣言，呐喊出了那一世代，在整個60年代一直不斷以種種方式傳達給上一代的想法，就是，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和理想。而照當時一位設法將文化與理想（搖滾與革命）相結合的激進分子的說法，很簡單：“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藝術、音樂、書報、海報、我們的衣服、我們的家、我們怎麽走路、怎麽說話、我們怎麽留頭發、我們怎麽抽大麻、怎麽搞、怎麽吃、怎麽睡——隻有一句話，這句話就是自由。”
而在這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三天之中，在jimi hendrix，janis joplin，joan baez，arlo guthrie，blood，sweat and tears，jefferson airne，ravi shankar，joe cocker，the who，the grateful dead，g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crosby，stills，nash and young等等無數樂手的搖滾背景之下，那五十萬個搖滾迷反而變成了此一劃時代事件的主角，而且更實現了他們那一世代的夢想；搖滾與大麻、愛與和平、反叛與行動、非暴力、理想主義……不錯，好幾百人抽大麻過量，或吃lsd過量，也有三人意外死亡，但仍有兩名嬰兒出生。不錯，也許除了少數樂手以外，整個音樂節的搖滾並不十分出色，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來了，千百萬計的其他年輕人也認為他們參與了，哪怕隻是精神上的參與，而且人人都感到這是一個曆史性時刻。
當然，胡士托隻是60年代大運動中的半個故事。這個大運動有它的陰和陽、它的文化革命者和它的政治革命者。“新左派”、反戰、反資、反帝、黑人革命、婦女解放等等是大運動中的一部分；大麻、嬉皮、搖滾、禪易、神秘主義、性解放、長頭發、地下刊物等等，也是大運動中的一部分。在任何靜坐示威或遊行示威的時候，有人唱we shall ovee，也有人唱yellow submarine。當他們麵對白人成年中產特權帝國軍事工業既成體製這個共同敵人的時候，這陰和陽有一個統一戰線。但在其他時候，文化革命者、政治革命者，可以從和平共存一直到相互敵視，真有點像老莊對孔孟。
當然主要是搖滾（另外也許還有levi''s牛仔褲）才將這兩股力量結合在一起，所以發生在胡士托搖滾樂會上本來應該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被擴大成為陰陽敵對的象征，而成為60年代運動陰陽兩方鬥爭中的一個腳注。
“新左派”一直利用搖滾來吸收新分子，盡管他們也同時感到這批抽大麻昏了頭的嬉皮沒有正確的政治意識，太個人主義了。可是在反既成體製的統一戰線上，又非需要他們支持不可，因為，很簡單，反叛力量可以增加好幾倍。所以在胡士托音樂會上，正當搖滾樂團“the who”在台上演唱的時候，60年代最出名的大“左派”——“芝加哥八君子”之一、不久前因毒品過量去世的艾比·霍夫曼上了台，呼籲大家為剛被抓起來的一位革命領袖聲援抗議。可是，樂團吉他手pete townshend卻用吉他把霍夫曼撞到一邊（有人說是撞到台下）。革命想要爭取搖滾，搖滾有時也參與革命，但這個搖滾舞台隻是偶爾允許政治上台表演，卻始終拒絕讓政治給霸占，變成搖滾隻不過是一個小配角的政治舞台。
可是卻是這位大“左派”霍夫曼，因上一年的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期間示威而被控以暴亂罪，在胡士托之後一個月出庭受審的時候，才使“胡士托國”這個夢一般的理想國，變成一個文化與政治相結合的烏托邦，並將“胡士托國”建立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之中：
問：請你向法庭表明你的身份。
答：我叫艾比，我是美國一名孤兒。
問：你住在哪裏？
答：我住在“胡士托國”（woodstock nation）。
問：請你告訴法庭它是在哪裏。
答：好，這是被異化的年輕人的國土。我們是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來肩負著它，就如同蘇族（sioux）印第安人背負著蘇族國（sioux nation）一樣。此一國獻身於合作，而非競爭，認為人應該有一個比財產和金錢更好的交易方式，而且在人類的相互作用方麵應該有一些其他基準。
問：請你告訴法庭你現在的年齡。
答：我三十三歲，但我是60年代的小孩。
問：你什麽時候出生。
答：心理上，1960。
當然，整個審判過程是一場荒謬劇，但問題不在這裏——或更精確地說，問題正是在這裏；霍夫曼以嬉皮加“左派”的鬧劇手法，公然藐視法庭，公然藐視既成體製的維護者，不但反映出了胡士托世代與他們所反的上一世代之間的代溝，而且表達出整個60年代文化革命者和政治革命者這個陰陽兩方的反叛精神。
不錯，胡士托國隨著60年代兒童長大成熟而消失。今天，不少人是在輕鬆、半微笑地回顧此一事件，認為二十年前的胡士托音樂會隻不過是60年代青年的一次大派對。好，它發生了，它也熱鬧了一陣子，可是眨了幾下眼睛之後再看，它已經不見了。但是對那些走過60年代的人來說，我們也許不再背負著“胡士托國”這個精神狀態四處遊蕩，我們也許隻能把它當作是……當作是初戀，一個熱烈的初戀。也許正應如此，可能正是如此，情願愛過而後失戀，也比從來沒有戀愛過要好。詩人早就如此安慰我們了。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