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而我確知），全台灣及大陸，還有香港澳門，有史以來，除了我自己之外，隻有一個半人有過這個共同經驗。是好是壞暫且不談，總而言之，隻有我們這兩個半人是北京美國學校小學部最後一屆畢業生，而其中兩個同時又是台北美國學校初中部第一屆畢業生。
也許應該先澄清什麽算是半個人。這個人是個白俄，名字是喬治·卡諾夫，但稱他為半個人並不是因為他是白俄。我們是北京美國學校的小學同班。他父親官拜將軍，是帝俄時代的貴族，因蘇聯十月革命而流亡到北平，1949年又流亡到台北。我想就算在反共恐共到白熱化地步的50年代初的台灣，喬治·卡諾夫這家人也算是非常反共恐共的人了。正是這樣，朝鮮戰爭一爆發，當他從收音機裏聽到美國決定派其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他比誰都興奮，就在當天下午，不曉得他哪裏弄到一瓶威士忌，約我和另一個小學同班，就是前麵提到“一個半人”中的那“一個”，劉岩，在校舍後麵喝酒慶祝。劉沒有喝，我喝了一口，喬治·卡諾夫則一人喝了將近半瓶，不到半小時就醉倒在地。第二天，他就被開除了。
所以，他並沒有讀完台北美國學校，所以隻能算半個。之後兩三年，我偶爾會在他們家另一個白俄朋友開的台北“明星咖啡室”見到他。再之後就失去了聯絡，至今下落不明。
當年曾經就讀過北京美國學校（即使在“北平”時代，校址在幹麵胡同的北京美國學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 仍一直用“北京”），今天在台灣肯定不止我們三人。我知道的就有世交金大哥金懋輝。不過，他比我高很多班，事實上，當我勝利之後由重慶回北平入北京美國學校的時候，他早已經高中畢業了。
我想今天還是有人不明白為什麽當年在北平，或今天在台北，會有一個“美國學校”，也不明白為什麽竟有中國家庭送子女去那裏上學。原因很多，也很複雜。我這裏隻想回憶一個我個人的經驗和感受。
坦白地說，我從幼兒園時代就開始念外國學校了。要追問為什麽的話，就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諷刺：為了抗拒帝國主義。
我的父親張子奇故世多年，他在參與辛亥革命之後去了日本留學，一住十年。“七七事變”之後，我們家雖然一直住在北平，但我父親在天津任電話局局長，因此那裏也有幢房子，在英租界。那個時候，平津早已被日軍占領，但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租界是唯一安全地帶。日本人知道我父親，不但一定要他交出設在英租界的電話局，還要他加入偽政府，甚至於要以綁架我們兄弟姊妹來威脅。那時我才三歲多，我父親於是不得不送我和我兩個姐姐去上天津法國學校，聖路易。綁架真可能發生，而且出現過不止一次緊急情況。這樣一直僵持到“珍珠港事變”，英美正式向日本宣戰，租界地因而也成為被占領領土，我父親已無處可躲，才隻有急忙先我們而逃往重慶。次年，1942年，我正在法國學校念一年級，情況越來越危險，我母親才帶著四個小孩兒，我們姊弟三人和一位朋友托帶的女兒，走旱路，逃難到了大後方。
換句話說，是因為我父親堅決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誘，不當漢奸，我才上了外國學校。在當時的情況下，這非但自然，也是不得已的。但問題在於，在重慶念了三年德精小學，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父親為什麽又把我送去美國學校。這有主觀客觀兩個因素。
客觀，當時北平沒有一家小學肯收我這個插班生，而隻有北京美國學校肯。主觀，我父親認為，二次大戰前，日文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外文，但他覺得以後必定是英文的天下。就這樣，我插班入了北京美國學校四年級。因為逃難，我的學業耽誤了一年多，1948年夏，我小學畢業。
好，又一個問題來了，那到了台灣，為什麽又去上了台北美國學校？這次非常簡單，沒有什麽主觀因素，全是客觀因素，而這個客觀因素對我來說，至今仍留有一道傷痕。
因為手上隻有一張北京美國學校的小學畢業證書，台北大部分的中學都不準許我報名。雖然有兩家準許，但我都沒有考取，美國學校出來的數學太差。最後，還通過介紹，我才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板橋中學。家在台北龍泉街而上板橋中學可真麻煩，先在水源地乘小火車去萬華，再轉大火車去板橋。反正年紀輕，也不覺得苦，倒是感到非常興奮。因為在同輩或一般人的眼中，我不“奇特”了，至少當時我這麽以為。
一學期下來，我每門課，甚至於包括數學，都是九十分以上，唯獨“品行”，學校給了我五十九分，將我開除！
50年代初的台灣中學教育，更不要提社會風氣，我想也不用我來介紹了。總而言之，比今天保守十倍。大陸帶來的傳統家長式教育與日本殖民者留下來的權威式教育結合在一起，變成了一座死硬的大山，就等著像我這樣一個受過幾年西方教育的卵，來擊它們的石。所以，盡管當時我毫無覺察、完全無辜，但我已經命中注定是，借用美國一個說法，一個等待發生的意外。
受美式教育的影響，我上課的時候喜歡提問題，偶爾還和老師爭論。我的打扮也比較美國化，我尤其喜歡戴棒球帽。我經常找女生講話、開玩笑，約她們一起吃午飯，或她們約我一起乘火車回台北……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平常而正常的事，但你可以想象在1950年的板橋中學訓導處看來又是一種什麽行為。偏偏我書念得很好，但“目無尊長”（及其他）的態度和行為，對校方來說，可要比什麽都可怕。初一上結束前幾乎整整一個月，因“屢誡不改”，每天升旗之後，第一堂課之前，我要自己去訓導處，自己找出尺子，再將尺子送給訓導主任，然後請他先在我的左手打上十板，再在我的右手打上十板。
結果還是開除。理由？如果說我不聽師長教誨，那就算我不服氣，也無話可說。但板中，混蛋的板中，給我家裏的理由竟然是——泡茶室玩茶女！
這是我第一次（但，我想你們也猜到了，並非最後一次）領教莫須有罪名的味道。我想我父親很清楚原因在哪裏，所以就讓我在家先待一陣看看，每天練練大小字、寫寫日記、讀讀《文選》、釣釣魚、打打球，偶爾看場電影……不到三個月，劉岩來電話說台北美國學校剛成立了初中部，正在招生，於是我又從初一念起。
當時校址是中山北路馬偕醫院對麵，學生一共不到三十人。初一隻有我和劉岩和稍後來的喬治·卡諾夫。我還記得我們三人第一次在台北碰麵，還去了“明星”喝了一杯熱巧克力。
第二年，美國學校買了孫連仲將軍也在中山北路的三層樓房為新校址。這時，因為美援，學校一下子增加了好幾倍的學生。學校也比較上了軌道，相當於美國任何一般中學，也就是說，初二開始還要學拉丁文。喬治·卡諾夫這時已被開除，但我們班上另外多了三個外國學生，其中兩個是美國男孩，一個是父親在農複會任森林專家的哈利·弗瑞茲，另一個是父親好像任台灣銀行經濟顧問的萊納德·戴維斯，以及父親搞進出口的韓國女孩艾琳崔。教我們的是美國老師梅麗特女士。到了初三又有了魏小蒙。因此，1952年，台北美國學校初中部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我們這六個人。我記得我們畢業典禮請的貴賓，因我們畢業班四個男生的堅持，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邀請了鼎鼎大名的“七虎”籃球隊，而他們也竟然莫名其妙地來了。
北京美國學校，1947。作者為前排右三（作者提供）
台北美國學校，1951。作者為近右一處，坐於草坪（作者提供）
我就讀的那麽幾年，台灣社會關於台北美國學校的辯論和批評似乎未曾間斷，也無結果。有的基於民族主義，例如“崇洋媚外”；有的說這種學生都是進不了中國學校或中國學校根本不要的“不良子弟”（倒是部分形容了我的情況）；有的指責送子女上美國學校的中國家庭，不是有錢，就是有勢，就是有權等等。
前兩類批評，因為比較感情用事，所以很難辯解，但第三個指責，在相當程度上是相當有根據的，盡管並不完全適用於我和劉岩和其他一些家庭。我父親到台灣已經半退休，但就算在大陸時代，充其量也隻能算是中上級官僚。劉的父親是總領事級的外交官。至於經濟情況，我們兩家都談不上富有。然而我也知道，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在5毛台幣一碗魚翅羹的台北，無論是本省人家庭還是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家庭之中，能付得起初一時每月7美元到初三時漲到每月21美元學費的，也恐怕隻能說是少數。
那50年代初，台北美國學校是不是算是有錢有勢有權的家庭的子女就學？當然有。無論是和我同班、低一班或更多，就有一般人眼中的大官的子女，像桂永清、黃少穀、孫桐崗、孫連仲、周至柔、黃仁霖、魏景蒙等等。真正有錢的巨富也應該有，隻不過我多半不認識，我隻記得有一位姓林的小學二年級學生過生日，不但請了全校一百來人參加這小子的生日宴會，還招待我們全體師生去參觀他們家在金瓜石的金礦。
所以，當時台北美國學校的中國學生，盡管才不過上百人，在各種場合卻引起幾乎普遍的不滿和反感。一個個小小年紀、滿口英文不說，同時又是一個個喬治、瑪麗、保羅、莉莉……然後是在台北街頭“招搖過市”的“奇裝異服”。但你說奇也好、異也好，甚至於今天說有什麽了不起也好，台北美國學校的學生的確是台灣第一批穿牛仔褲的，和十三太保太妹差不多同時。也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們首當其衝地引起了當時日漸興起的青少年幫會的注意。例如，以中山北路為地盤的“十八羅漢”，就是一個喜歡找我們麻煩的幫派。這可要比當時報紙雜誌對我們的任何批評和責罵要真實恐怖得多了。
我於1952年初中畢業，那時美國學校還沒有高中，所以我又以同等學力考進了當時聲名不亞於美國學校的強恕中學（並恰好和堵過我很多次的“十八羅漢”老幺同班！）。等到次年美國學校有了高中，我父親和我都認為我應該在中國學校（哪怕是當時的強恕！）念完中學。結果，我1955年畢業參加五院校第一屆聯合招生而進入師範大學，還是我生平第一次以教育部承認的畢業文憑報的名、考的試。
強恕中學高三學生證，台北，1954（作者提供）
基本上，我不認為小時候上了美國學校，從北京到台北美國學校，對我，作為一個人，有什麽反麵影響（我的侄女張艾嘉也念過台北美國學校，而我也不認為對她有什麽反麵影響）。至少，我的中文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不過，那可能應該感激我多年的家教，葉嘉瑩老師。
至於有沒有正麵影響，那我隻能說，個性之外，我今天一切，從言行到舉止，甚至於到寫作等等，都是我過去全部經驗的結果，美國學校隻是其中之一。而且這今天一切，是好是壞，個人怎麽看是個人問題，並非最後，還應該由別人來評價。上美國學校，對其中大部分人來說，隻是比一般人早一點接觸到美國文化，但又沒有今天的“小留學生”徹底。說實話，就像念任何學校或處於任何情況一樣，隻有盲目自大的人，會因就讀美國學校被人另眼看待而覺得了不起，或者是信心不足的人因就讀美國學校被人指責而感到困擾。就讀美國學校，不必自傲，更不必自卑。它畢竟隻不過是你人生旅途開始時的一個階段，而非其終站。
1990
也許應該先澄清什麽算是半個人。這個人是個白俄，名字是喬治·卡諾夫，但稱他為半個人並不是因為他是白俄。我們是北京美國學校的小學同班。他父親官拜將軍，是帝俄時代的貴族，因蘇聯十月革命而流亡到北平，1949年又流亡到台北。我想就算在反共恐共到白熱化地步的50年代初的台灣，喬治·卡諾夫這家人也算是非常反共恐共的人了。正是這樣，朝鮮戰爭一爆發，當他從收音機裏聽到美國決定派其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他比誰都興奮，就在當天下午，不曉得他哪裏弄到一瓶威士忌，約我和另一個小學同班，就是前麵提到“一個半人”中的那“一個”，劉岩，在校舍後麵喝酒慶祝。劉沒有喝，我喝了一口，喬治·卡諾夫則一人喝了將近半瓶，不到半小時就醉倒在地。第二天，他就被開除了。
所以，他並沒有讀完台北美國學校，所以隻能算半個。之後兩三年，我偶爾會在他們家另一個白俄朋友開的台北“明星咖啡室”見到他。再之後就失去了聯絡，至今下落不明。
當年曾經就讀過北京美國學校（即使在“北平”時代，校址在幹麵胡同的北京美國學校peking american school 仍一直用“北京”），今天在台灣肯定不止我們三人。我知道的就有世交金大哥金懋輝。不過，他比我高很多班，事實上，當我勝利之後由重慶回北平入北京美國學校的時候，他早已經高中畢業了。
我想今天還是有人不明白為什麽當年在北平，或今天在台北，會有一個“美國學校”，也不明白為什麽竟有中國家庭送子女去那裏上學。原因很多，也很複雜。我這裏隻想回憶一個我個人的經驗和感受。
坦白地說，我從幼兒園時代就開始念外國學校了。要追問為什麽的話，就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諷刺：為了抗拒帝國主義。
我的父親張子奇故世多年，他在參與辛亥革命之後去了日本留學，一住十年。“七七事變”之後，我們家雖然一直住在北平，但我父親在天津任電話局局長，因此那裏也有幢房子，在英租界。那個時候，平津早已被日軍占領，但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租界是唯一安全地帶。日本人知道我父親，不但一定要他交出設在英租界的電話局，還要他加入偽政府，甚至於要以綁架我們兄弟姊妹來威脅。那時我才三歲多，我父親於是不得不送我和我兩個姐姐去上天津法國學校，聖路易。綁架真可能發生，而且出現過不止一次緊急情況。這樣一直僵持到“珍珠港事變”，英美正式向日本宣戰，租界地因而也成為被占領領土，我父親已無處可躲，才隻有急忙先我們而逃往重慶。次年，1942年，我正在法國學校念一年級，情況越來越危險，我母親才帶著四個小孩兒，我們姊弟三人和一位朋友托帶的女兒，走旱路，逃難到了大後方。
換句話說，是因為我父親堅決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誘，不當漢奸，我才上了外國學校。在當時的情況下，這非但自然，也是不得已的。但問題在於，在重慶念了三年德精小學，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父親為什麽又把我送去美國學校。這有主觀客觀兩個因素。
客觀，當時北平沒有一家小學肯收我這個插班生，而隻有北京美國學校肯。主觀，我父親認為，二次大戰前，日文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外文，但他覺得以後必定是英文的天下。就這樣，我插班入了北京美國學校四年級。因為逃難，我的學業耽誤了一年多，1948年夏，我小學畢業。
好，又一個問題來了，那到了台灣，為什麽又去上了台北美國學校？這次非常簡單，沒有什麽主觀因素，全是客觀因素，而這個客觀因素對我來說，至今仍留有一道傷痕。
因為手上隻有一張北京美國學校的小學畢業證書，台北大部分的中學都不準許我報名。雖然有兩家準許，但我都沒有考取，美國學校出來的數學太差。最後，還通過介紹，我才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板橋中學。家在台北龍泉街而上板橋中學可真麻煩，先在水源地乘小火車去萬華，再轉大火車去板橋。反正年紀輕，也不覺得苦，倒是感到非常興奮。因為在同輩或一般人的眼中，我不“奇特”了，至少當時我這麽以為。
一學期下來，我每門課，甚至於包括數學，都是九十分以上，唯獨“品行”，學校給了我五十九分，將我開除！
50年代初的台灣中學教育，更不要提社會風氣，我想也不用我來介紹了。總而言之，比今天保守十倍。大陸帶來的傳統家長式教育與日本殖民者留下來的權威式教育結合在一起，變成了一座死硬的大山，就等著像我這樣一個受過幾年西方教育的卵，來擊它們的石。所以，盡管當時我毫無覺察、完全無辜，但我已經命中注定是，借用美國一個說法，一個等待發生的意外。
受美式教育的影響，我上課的時候喜歡提問題，偶爾還和老師爭論。我的打扮也比較美國化，我尤其喜歡戴棒球帽。我經常找女生講話、開玩笑，約她們一起吃午飯，或她們約我一起乘火車回台北……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平常而正常的事，但你可以想象在1950年的板橋中學訓導處看來又是一種什麽行為。偏偏我書念得很好，但“目無尊長”（及其他）的態度和行為，對校方來說，可要比什麽都可怕。初一上結束前幾乎整整一個月，因“屢誡不改”，每天升旗之後，第一堂課之前，我要自己去訓導處，自己找出尺子，再將尺子送給訓導主任，然後請他先在我的左手打上十板，再在我的右手打上十板。
結果還是開除。理由？如果說我不聽師長教誨，那就算我不服氣，也無話可說。但板中，混蛋的板中，給我家裏的理由竟然是——泡茶室玩茶女！
這是我第一次（但，我想你們也猜到了，並非最後一次）領教莫須有罪名的味道。我想我父親很清楚原因在哪裏，所以就讓我在家先待一陣看看，每天練練大小字、寫寫日記、讀讀《文選》、釣釣魚、打打球，偶爾看場電影……不到三個月，劉岩來電話說台北美國學校剛成立了初中部，正在招生，於是我又從初一念起。
當時校址是中山北路馬偕醫院對麵，學生一共不到三十人。初一隻有我和劉岩和稍後來的喬治·卡諾夫。我還記得我們三人第一次在台北碰麵，還去了“明星”喝了一杯熱巧克力。
第二年，美國學校買了孫連仲將軍也在中山北路的三層樓房為新校址。這時，因為美援，學校一下子增加了好幾倍的學生。學校也比較上了軌道，相當於美國任何一般中學，也就是說，初二開始還要學拉丁文。喬治·卡諾夫這時已被開除，但我們班上另外多了三個外國學生，其中兩個是美國男孩，一個是父親在農複會任森林專家的哈利·弗瑞茲，另一個是父親好像任台灣銀行經濟顧問的萊納德·戴維斯，以及父親搞進出口的韓國女孩艾琳崔。教我們的是美國老師梅麗特女士。到了初三又有了魏小蒙。因此，1952年，台北美國學校初中部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我們這六個人。我記得我們畢業典禮請的貴賓，因我們畢業班四個男生的堅持，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邀請了鼎鼎大名的“七虎”籃球隊，而他們也竟然莫名其妙地來了。
北京美國學校，1947。作者為前排右三（作者提供）
台北美國學校，1951。作者為近右一處，坐於草坪（作者提供）
我就讀的那麽幾年，台灣社會關於台北美國學校的辯論和批評似乎未曾間斷，也無結果。有的基於民族主義，例如“崇洋媚外”；有的說這種學生都是進不了中國學校或中國學校根本不要的“不良子弟”（倒是部分形容了我的情況）；有的指責送子女上美國學校的中國家庭，不是有錢，就是有勢，就是有權等等。
前兩類批評，因為比較感情用事，所以很難辯解，但第三個指責，在相當程度上是相當有根據的，盡管並不完全適用於我和劉岩和其他一些家庭。我父親到台灣已經半退休，但就算在大陸時代，充其量也隻能算是中上級官僚。劉的父親是總領事級的外交官。至於經濟情況，我們兩家都談不上富有。然而我也知道，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在5毛台幣一碗魚翅羹的台北，無論是本省人家庭還是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家庭之中，能付得起初一時每月7美元到初三時漲到每月21美元學費的，也恐怕隻能說是少數。
那50年代初，台北美國學校是不是算是有錢有勢有權的家庭的子女就學？當然有。無論是和我同班、低一班或更多，就有一般人眼中的大官的子女，像桂永清、黃少穀、孫桐崗、孫連仲、周至柔、黃仁霖、魏景蒙等等。真正有錢的巨富也應該有，隻不過我多半不認識，我隻記得有一位姓林的小學二年級學生過生日，不但請了全校一百來人參加這小子的生日宴會，還招待我們全體師生去參觀他們家在金瓜石的金礦。
所以，當時台北美國學校的中國學生，盡管才不過上百人，在各種場合卻引起幾乎普遍的不滿和反感。一個個小小年紀、滿口英文不說，同時又是一個個喬治、瑪麗、保羅、莉莉……然後是在台北街頭“招搖過市”的“奇裝異服”。但你說奇也好、異也好，甚至於今天說有什麽了不起也好，台北美國學校的學生的確是台灣第一批穿牛仔褲的，和十三太保太妹差不多同時。也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們首當其衝地引起了當時日漸興起的青少年幫會的注意。例如，以中山北路為地盤的“十八羅漢”，就是一個喜歡找我們麻煩的幫派。這可要比當時報紙雜誌對我們的任何批評和責罵要真實恐怖得多了。
我於1952年初中畢業，那時美國學校還沒有高中，所以我又以同等學力考進了當時聲名不亞於美國學校的強恕中學（並恰好和堵過我很多次的“十八羅漢”老幺同班！）。等到次年美國學校有了高中，我父親和我都認為我應該在中國學校（哪怕是當時的強恕！）念完中學。結果，我1955年畢業參加五院校第一屆聯合招生而進入師範大學，還是我生平第一次以教育部承認的畢業文憑報的名、考的試。
強恕中學高三學生證，台北，1954（作者提供）
基本上，我不認為小時候上了美國學校，從北京到台北美國學校，對我，作為一個人，有什麽反麵影響（我的侄女張艾嘉也念過台北美國學校，而我也不認為對她有什麽反麵影響）。至少，我的中文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不過，那可能應該感激我多年的家教，葉嘉瑩老師。
至於有沒有正麵影響，那我隻能說，個性之外，我今天一切，從言行到舉止，甚至於到寫作等等，都是我過去全部經驗的結果，美國學校隻是其中之一。而且這今天一切，是好是壞，個人怎麽看是個人問題，並非最後，還應該由別人來評價。上美國學校，對其中大部分人來說，隻是比一般人早一點接觸到美國文化，但又沒有今天的“小留學生”徹底。說實話，就像念任何學校或處於任何情況一樣，隻有盲目自大的人，會因就讀美國學校被人另眼看待而覺得了不起，或者是信心不足的人因就讀美國學校被人指責而感到困擾。就讀美國學校，不必自傲，更不必自卑。它畢竟隻不過是你人生旅途開始時的一個階段，而非其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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