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國曆史上提倡以法製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法家思想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麵。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
法家思想先驅可追溯到商朝。經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製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為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管仲和子產既強調法製， 又重視道德教化。
法家生活在春秋戰國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西周以來鼎盛的奴隸製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內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西周統治者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麵所實行的就是以“親親”、“尊尊”為基本原則的“禮治”，其基本特征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思想文化方麵，盡管提出“以德配天“說，但“君權神授”的神權思想仍占據著統治地位；同時，“學在官府”，文化教育完全由官府控製，奴隸主貴族子弟也隻能去官府求學。整個社會保持著等級森嚴的統治秩序。然而，當西周這個曆史的車輪行進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在政治上，春秋末期，周天子早已失去了昔日駕馭諸侯的權勢，王室衰微，王權旁落，各大諸侯國爭奪霸權；各諸侯國內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卿大夫專權跋扈，新舊勢力矛盾激烈。王室東遷之後，原來周王室控製的土地盡數為秦國占有，周天子所直接控製的領土不過是成周一帶的六百裏土地，王室失去了控製各諸侯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徒具天子虛名。戰國時期，各國新興地主階級相繼走上政治舞台變法改革，他們對以前的政治製度已經不再滿足於修修補補，而是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了，於是，以君主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與郡縣製度取代了宗法分封製度，以軍功授爵的官僚製度取代了世卿世祿製度。
在經濟上，鐵器逐漸應用於農業生產，牛耕開始普遍推廣，使得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鐵器在春秋末年已經出現，但不普及，進入戰國以後，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經離不開鐵工具。戰國時期，參與商品交換的種類繁多，商品交換的地域也相當廣，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東方的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業、商業繁榮的結果，城市也空前繁榮，出現了一些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大城市。
在思想文化上，隨著春秋末期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的主張，社會也進入到一個“注重人事”、“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在那裏，傳統的神權觀念和神權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衝擊、批判，“禮”思想、“法”思想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個人著書立說蔚然成風，道、法、名、兵、陰陽、農、雜等學派相繼出現，形成了空前的“百家爭鳴”的新氣象。人們手中已經有很多書籍，學術文化開始步入民間，整個社會的文化、科學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
西周奴隸製社會的運轉，依靠的是兩項權利原則：禮和刑。“禮”針對貴族，“刑”針對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隸製社會禮裏，各種社會關係主要依靠個人接觸和個人關係來維持。各國領導人都想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中保存自己的國家，強大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強化國家的統治，就需要中央集權。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薑太公的封國，薑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製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製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
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
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是社會變革時期的一次思想上的大辯論，這次大辯論基本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儒、法兩家圍繞對待“禮”和“法”的態度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晉大地。
戰國、秦朝時期，法家理論得以全麵實踐。秦的短促覆亡，使得政界和學界都特別看重法家學說的負麵影響。東漢末年，法家學說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義上又得以重新上升。史載曹操“攬申、商之法術”，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隋唐時期法家繼續發展，唐朝的科舉中也設有法家科目。直到宋朝時期儒家全麵上位。法家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曆史契機。奄奄一息的清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麵前隻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方的失敗和日俄戰爭日方的勝利大大加強了國人全盤西化的決心。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麥孟華等發現，相對於西方的法治，近代的中國也有過主張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民國時期對法家思想複興貢獻最大的是陳啟天，他甚至將韓非子同西方的亞裏士多德並列，認為韓非子對中國古典政治學的貢獻有如亞氏對西方政治學的貢獻。
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失敗，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並因開創國營娼妓製度而曾被中國性服務業供奉為保護神。
”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李悝變法在魏國走上富強之路過程曾做出很大貢獻，是中國變法之始，隨後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都在發展著李悝的變法實踐，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慎到早年曾“學黃老道德之術”，後來成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申不害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19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製，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
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製，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製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采納。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於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
李斯，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鹹陽鬧市，並夷三族。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漢法家人物、理財家。出生於洛陽，父親為當地商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人物，專長為財政。其理財之功連對之十分不滿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擊節讚揚，稱弘羊時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與權臣霍光政見不和被殺。
法家思想先驅可追溯到商朝。經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製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為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管仲和子產既強調法製， 又重視道德教化。
法家生活在春秋戰國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西周以來鼎盛的奴隸製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內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西周統治者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麵所實行的就是以“親親”、“尊尊”為基本原則的“禮治”，其基本特征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思想文化方麵，盡管提出“以德配天“說，但“君權神授”的神權思想仍占據著統治地位；同時，“學在官府”，文化教育完全由官府控製，奴隸主貴族子弟也隻能去官府求學。整個社會保持著等級森嚴的統治秩序。然而，當西周這個曆史的車輪行進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在政治上，春秋末期，周天子早已失去了昔日駕馭諸侯的權勢，王室衰微，王權旁落，各大諸侯國爭奪霸權；各諸侯國內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卿大夫專權跋扈，新舊勢力矛盾激烈。王室東遷之後，原來周王室控製的土地盡數為秦國占有，周天子所直接控製的領土不過是成周一帶的六百裏土地，王室失去了控製各諸侯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徒具天子虛名。戰國時期，各國新興地主階級相繼走上政治舞台變法改革，他們對以前的政治製度已經不再滿足於修修補補，而是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了，於是，以君主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與郡縣製度取代了宗法分封製度，以軍功授爵的官僚製度取代了世卿世祿製度。
在經濟上，鐵器逐漸應用於農業生產，牛耕開始普遍推廣，使得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鐵器在春秋末年已經出現，但不普及，進入戰國以後，無論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已經離不開鐵工具。戰國時期，參與商品交換的種類繁多，商品交換的地域也相當廣，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東方的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業、商業繁榮的結果，城市也空前繁榮，出現了一些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大城市。
在思想文化上，隨著春秋末期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的主張，社會也進入到一個“注重人事”、“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在那裏，傳統的神權觀念和神權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衝擊、批判，“禮”思想、“法”思想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個人著書立說蔚然成風，道、法、名、兵、陰陽、農、雜等學派相繼出現，形成了空前的“百家爭鳴”的新氣象。人們手中已經有很多書籍，學術文化開始步入民間，整個社會的文化、科學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
西周奴隸製社會的運轉，依靠的是兩項權利原則：禮和刑。“禮”針對貴族，“刑”針對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隸製社會禮裏，各種社會關係主要依靠個人接觸和個人關係來維持。各國領導人都想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中保存自己的國家，強大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強化國家的統治，就需要中央集權。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開國功臣薑太公的封國，薑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製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製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
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
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是社會變革時期的一次思想上的大辯論，這次大辯論基本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儒、法兩家圍繞對待“禮”和“法”的態度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晉大地。
戰國、秦朝時期，法家理論得以全麵實踐。秦的短促覆亡，使得政界和學界都特別看重法家學說的負麵影響。東漢末年，法家學說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義上又得以重新上升。史載曹操“攬申、商之法術”，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隋唐時期法家繼續發展，唐朝的科舉中也設有法家科目。直到宋朝時期儒家全麵上位。法家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曆史契機。奄奄一息的清朝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麵前隻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方的失敗和日俄戰爭日方的勝利大大加強了國人全盤西化的決心。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麥孟華等發現，相對於西方的法治，近代的中國也有過主張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民國時期對法家思想複興貢獻最大的是陳啟天，他甚至將韓非子同西方的亞裏士多德並列，認為韓非子對中國古典政治學的貢獻有如亞氏對西方政治學的貢獻。
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失敗，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成為齊國上卿（即宰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並因開創國營娼妓製度而曾被中國性服務業供奉為保護神。
”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李悝變法在魏國走上富強之路過程曾做出很大貢獻，是中國變法之始，隨後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都在發展著李悝的變法實踐，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慎到早年曾“學黃老道德之術”，後來成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申不害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19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製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製，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
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製，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製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采納。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於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
李斯，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鹹陽鬧市，並夷三族。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漢法家人物、理財家。出生於洛陽，父親為當地商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人物，專長為財政。其理財之功連對之十分不滿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擊節讚揚，稱弘羊時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與權臣霍光政見不和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