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s god，it’s friday again。（感謝上帝，又到星期五了。）”
“yes？”洪鈞的反應有些遲鈍。
“it is friday again！”宋佳一字一句地說。
“啊，又到星期五啦！”洪鈞愣了一下，終於明白了宋佳的意思。“那好，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然後再陪你去打保齡球吧。”
“這有什麽說法嗎？”宋佳看著洪鈞，眼睛眨動了幾下。
洪鈞也眨動了兩下眼睛，認真地說：“就算咱倆的第一次約會吧！”
洪鈞和宋佳走出商務樓的大門，手拉著手，沿著樹林下的小路，向友誼賓館中區的友誼宮走去。他們在身後的雪地上留下了兩趟彎彎曲曲的腳印……
後記
1996年10月，我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去訪問講學。在彼時的香港，內地人和普通話常被人小覷，但我是能講英語的法學教授，所以還頗受尊敬。有一次，我沾婚姻法的頂級專家楊大文教授的光，應邀去參加香港婦女發展聯合會的成立慶典。香港臨時立法會的範徐麗泰主席親自開車接送我們，而且安排我們與香港“待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等貴賓同桌就餐，誠為“殊榮”。
我的專業領域包括犯罪偵查、刑事證據和刑事司法製度，職務犯罪的偵查和預防是我研究的重點之一。這次香港之行，我還給自己附加了一項任務，就是要完成第4部以洪律師為主人公的犯罪懸疑小說的創作，而我設定的主題就是反腐敗。
在香港可以得到一些在內地難以獲知的信息，而當時給我印象格外深刻的信息之一就是“透明國際”公布的“腐敗感指數排行榜”。“透明國際”是1993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腐敗感指數”是該組織依據十幾個國際機構（世界銀行、世界經濟論壇、蓋洛普調查等）的專家或商業調查結果統計得出的人們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腐敗狀況的觀感，是具有一定客觀性的主觀評價數據。“腐敗感指數”（cpi）的滿分為10分，表示最廉潔；0分表示最腐敗；0—2.5之間為高度腐敗；2.5—5.0之間為比較腐敗；5.0—8.0之間為比較清廉；8.0—10之間為高度廉潔。1995年，“透明國際”首次公布了41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統計結果，中國大陸地區得2.16分，名列倒數第二；最後一名是印度尼西亞，得分僅1.94；香港地區排名第17位，得分是7.12。
看到這些數據，我確實有些震驚。雖然我當時也認為中國的腐敗問題是比較嚴重的，但是沒想到會在世界上排名倒數第二，而且得分如此之低，屬於高度腐敗的範疇。且不說那些政府清廉度名列前茅的新西蘭、丹麥等國家，就是和香港地區相比，我們的差距也很大。我不能說，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言人”或“國際敵對勢力”對中國的誣蔑，因為這樣的話語說出來，連我自己都不信。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香港。在我那主要依據影視作品和負麵宣傳所形成的印象中，香港雖然有高樓大廈和商業繁榮，但是社會秩序比較混亂，以“三合會”為代表的黑惡勢力相當猖獗，官員腐敗，警匪一家，百姓缺乏安全感。但是到香港之後，我在街頭巷尾看到那些身穿深藍色或淺橄欖色製服的警察都很文明，都很規矩。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感知，我發現政府官員大都是遵紀守法的，也是清正廉潔的。後來我得知，香港政府的清廉度在過去20年有顯著提升，而成立於1974年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沒。於是，我就產生了訪問廉署的願望。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關於檢察製度的國際研討會上，我結識了廉署執行處的貝守樸副處長。他是個英國人。到香港後不久，我給他打電話，表達了訪問聯署的願望。他很熱情，當即答應轉告有關部門。第二天上午我就接到了廉署負責內地聯絡事務的湯偉平主任的電話。大概是由於香港就要回歸祖國了，他們對我這位毛遂自薦前去訪問的內地學者非常重視，很快就用傳真發來詳細周到的訪問日程安排表，使我頗有些受寵若驚。
11月19日上午，我來到位於港島紅棉道8號東昌大廈上的廉署總部。首先接待我的就是湯偉平主任。他向我介紹了廉署的曆史和現狀，給我放了一段錄像，又帶我參觀了設在總部的廉署訓練學校。然後，湯主任的助手唐淑賢小姐把我領到廉署執行處。廉署下設三個處：執行處、預防處和社會關係處。其中，執行處負責貪腐案件調查，共有800多人，占廉署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執行處在“停車場大廈”的8層。唐小姐在門口的會客廳把我“移交”給貝守樸副處長。然後，我會見了行動處的處長和另外幾位副處長，並參觀了訊問室等設施。
那天的訪問使我對香港地區反腐倡廉的進程有了較為全麵的了解，對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於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的交流工作之餘，潛心於這部反腐敗小說創作。當我於1997年3月離開香港時，我的行李中已經有了小說初稿。這部名為《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的小說曾在《深圳特區報》《生活時報》等報刊連載，並於1997年11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頗值一提的是，《神秘的古畫》是我在法國出版的第一部小說。1998年5月，我應邀到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回國後不久，我收到一位陌生法國女士的來信。她名叫瑪麗婭·克勞德，正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並已學習中文多年。她通過偶然的機會讀到了《神秘的古畫》，很喜歡，決定把我的小說作為她的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她希望到北京與我見麵並收集相關資料。1999年5月，我在北京接待了這位“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的研究生。我們交談數次，她提了許多問題，也收集了許多關於我的資料。一年後，我拿到了她那印製精美的法語學位論文。隨後，她開始翻譯我的小說。2002年1月，法國的黎明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神秘的古畫》。由於這是第一部被翻譯到法國的當代中國犯罪小說，所以反映甚佳，許多媒體都進行了正麵的評介。2003年，這部小說以“口袋書”的形式再版。2011年，黎明出版社第二次一並再版了我的四部犯罪懸疑小說。
2002年9月2日，我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做為期六個月的客座教授。抵達香港的第二天，我就給正在香港旅遊的瑪麗婭打了電話。我們已經兩年沒有見麵。這一次，我從北京來，她從法國來，聚會在香港。此事本身就頗有詩意，而她又提出了一個更富詩意的建議——共同沿著“洪律師”在《神秘的古畫》中的路線去遊覽港島的太平山。
9月5日下午，我來到瑪麗婭在九龍下榻的酒店。見麵後，她很興奮，特別高興我接受了她的建議。於是，我們從尖沙咀乘渡輪來到中環，在高樓大廈的縫隙中向山上走去。瑪麗婭不時地重複著我在小說中提到的地名和街名，找到之後還會像孩子一樣發出歡快的笑聲。在香港公園觀賞了各種植物和鳥類之後，我們乘有軌纜車來到太平山頂。走出月牙型車站大樓，我們來到山坡北麵懸崖邊的亭台，俯身觀望下麵的摩天大廈。稍事休息，我們沿著山邊小徑向後山走去。
9月的香港，天氣依然炎熱。雖然路旁綠樹成蔭，但是沒過多久，我們就已經汗流浹背了。不過，這裏非常清靜，偶爾才能遇到一兩個行人或過往的車輛。我們走走停停，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談論我的小說。瑪麗婭正在翻譯我的另一部小說《血之罪》，便不時詢問一些翻譯中的難題。我發現，她對我的小說讀得非常仔細，在一些細節上，她甚至比我記得還要清晰。
夕陽西下，湛藍的暮靄籠罩太平山頂。我們按照小說中的情節，來到車站南麵的山頂餐廳，也像洪律師和鄭曉龍那樣選坐在室外臨靠山崖的小桌旁。晚風飄逸，林木朦朧，音樂柔潤，笑語輕盈。在這怡然的氛圍中，我們似乎都在追尋那部小說中的意境。晚飯後，我們走出餐廳，又來到山坡北麵的懸崖邊，在深藍色夜空下眺望香港的夜景。此時，港島的北端和九龍的南端都變成燈光的海洋。在這兩片“燈海”中間是黑色的港灣。我的思維開始像我的眼睛一樣模糊起來——究竟哪些是小說中的畫麵，哪些是現實中的場景，我已很難分清。也許，生活本身就是由一部部小說組成的。
2010年暑假，我應德國馬普國際與外國刑法研究所的邀請到弗萊堡訪問講學，夫人與我同行。8月11日，我們離開巴德小鎮，乘火車來到瑞士的日內瓦，在旅館門口見到了等候多時的瑪麗婭和她的丈夫。他們家住地中海邊的尼斯市，那天早上專程坐飛機到日內瓦與我們見麵。她很激動地與我們擁抱，然後把她丈夫介紹給我們。在一家瑞士餐館共進午餐後，我們一起乘坐遊艇遊覽了日內瓦湖。然後，我們在湖邊漫步，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下午5點鍾，我們告別，瑪麗婭夫婦還要乘飛機趕回尼斯。分手時，她的眼睛濕潤了，我也有些傷感。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有時很近，有時很遠。
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中國的反腐敗問題。2006年至2008年，我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掛職擔任瀆職侵權檢察廳的副廳長，對職務犯罪的現狀又有了更為深切的認知。我認為，反腐敗，嚴懲不如嚴查，嚴查不如嚴防。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公開透明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是預防腐敗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這樣的製度，在我們的國家卻是“千呼萬喚不出來”！究其原因，目前擁有“不宜申報之財產”的官員實在太多。
於是，我就提出了“大赦貪官”的設想。2008年1月27日，我在《法製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一個怪夢：大赦天下貪官”的文章，談了自己關於中國反腐敗路徑的思考，引起強烈反響。後來，我又在《法製日報》上連續發表了6篇文章：“怪夢解析：反腐敗的‘次佳’路徑”，“怪夢延伸：開創反腐敗的新紀元”，“怪夢鏈接：從‘暗赦貪官’到‘明赦貪官’”，“怪夢演繹：社會成就感均衡論”，“怪夢升華：官本位、金本位、善本位”，“怪夢終結：執政黨人的思想解放”，湊成了“大赦貪官：怪夢七夕談”。為了回應網友的質疑並澄清我的觀點，我在2009年4月22日的《東方早報》上發表了“以緩查貪官換取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文章，並就“大赦貪官”問題接受了《南方周末》《鳳凰周刊》《南方都市報》等記者的專訪（2009年9—11月期間）。2010年1月16日，我還應邀到《南方都市報》在廣州主辦的“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作了題為“反腐敗：敢問路在何方”的演講。2010年8月，我又在香港出版的中英文雙語期刊《中國法律》（2010年第4期）上發表了“探索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的論文。2010年9月，由我倡議開設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培養的“職務犯罪偵查方向碩士研究生班”開學，引起廣泛關注，包括英國的《衛報》等中外媒體都進行了專門的報道，並俗稱為“反貪碩士”。我以為，培養社會需要的專業人才，是我的本職工作。
然而，有人說我是“癡人說夢”，有人說我是“不懂政治”。我確實有些癡，因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當癡則癡，當醒則醒”。我也確實不懂政治，因為我希望自己能遠離政治。在一個社會中，搞政治的人越少越好。於是，我從法學走回文學，在小說中演繹我的夢想。我利用今年的寒假，重寫了《神秘的古畫》，並改名為《無罪貪官》。在寫作過程中，我不斷自問：那個清廉的“聖國”究竟離我們有多遠？
這是個問題。
2012年春寫於北京世紀城癡醒齋
“yes？”洪鈞的反應有些遲鈍。
“it is friday again！”宋佳一字一句地說。
“啊，又到星期五啦！”洪鈞愣了一下，終於明白了宋佳的意思。“那好，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然後再陪你去打保齡球吧。”
“這有什麽說法嗎？”宋佳看著洪鈞，眼睛眨動了幾下。
洪鈞也眨動了兩下眼睛，認真地說：“就算咱倆的第一次約會吧！”
洪鈞和宋佳走出商務樓的大門，手拉著手，沿著樹林下的小路，向友誼賓館中區的友誼宮走去。他們在身後的雪地上留下了兩趟彎彎曲曲的腳印……
後記
1996年10月，我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去訪問講學。在彼時的香港，內地人和普通話常被人小覷，但我是能講英語的法學教授，所以還頗受尊敬。有一次，我沾婚姻法的頂級專家楊大文教授的光，應邀去參加香港婦女發展聯合會的成立慶典。香港臨時立法會的範徐麗泰主席親自開車接送我們，而且安排我們與香港“待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等貴賓同桌就餐，誠為“殊榮”。
我的專業領域包括犯罪偵查、刑事證據和刑事司法製度，職務犯罪的偵查和預防是我研究的重點之一。這次香港之行，我還給自己附加了一項任務，就是要完成第4部以洪律師為主人公的犯罪懸疑小說的創作，而我設定的主題就是反腐敗。
在香港可以得到一些在內地難以獲知的信息，而當時給我印象格外深刻的信息之一就是“透明國際”公布的“腐敗感指數排行榜”。“透明國際”是1993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腐敗感指數”是該組織依據十幾個國際機構（世界銀行、世界經濟論壇、蓋洛普調查等）的專家或商業調查結果統計得出的人們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腐敗狀況的觀感，是具有一定客觀性的主觀評價數據。“腐敗感指數”（cpi）的滿分為10分，表示最廉潔；0分表示最腐敗；0—2.5之間為高度腐敗；2.5—5.0之間為比較腐敗；5.0—8.0之間為比較清廉；8.0—10之間為高度廉潔。1995年，“透明國際”首次公布了41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統計結果，中國大陸地區得2.16分，名列倒數第二；最後一名是印度尼西亞，得分僅1.94；香港地區排名第17位，得分是7.12。
看到這些數據，我確實有些震驚。雖然我當時也認為中國的腐敗問題是比較嚴重的，但是沒想到會在世界上排名倒數第二，而且得分如此之低，屬於高度腐敗的範疇。且不說那些政府清廉度名列前茅的新西蘭、丹麥等國家，就是和香港地區相比，我們的差距也很大。我不能說，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言人”或“國際敵對勢力”對中國的誣蔑，因為這樣的話語說出來，連我自己都不信。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香港。在我那主要依據影視作品和負麵宣傳所形成的印象中，香港雖然有高樓大廈和商業繁榮，但是社會秩序比較混亂，以“三合會”為代表的黑惡勢力相當猖獗，官員腐敗，警匪一家，百姓缺乏安全感。但是到香港之後，我在街頭巷尾看到那些身穿深藍色或淺橄欖色製服的警察都很文明，都很規矩。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感知，我發現政府官員大都是遵紀守法的，也是清正廉潔的。後來我得知，香港政府的清廉度在過去20年有顯著提升，而成立於1974年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沒。於是，我就產生了訪問廉署的願望。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關於檢察製度的國際研討會上，我結識了廉署執行處的貝守樸副處長。他是個英國人。到香港後不久，我給他打電話，表達了訪問聯署的願望。他很熱情，當即答應轉告有關部門。第二天上午我就接到了廉署負責內地聯絡事務的湯偉平主任的電話。大概是由於香港就要回歸祖國了，他們對我這位毛遂自薦前去訪問的內地學者非常重視，很快就用傳真發來詳細周到的訪問日程安排表，使我頗有些受寵若驚。
11月19日上午，我來到位於港島紅棉道8號東昌大廈上的廉署總部。首先接待我的就是湯偉平主任。他向我介紹了廉署的曆史和現狀，給我放了一段錄像，又帶我參觀了設在總部的廉署訓練學校。然後，湯主任的助手唐淑賢小姐把我領到廉署執行處。廉署下設三個處：執行處、預防處和社會關係處。其中，執行處負責貪腐案件調查，共有800多人，占廉署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執行處在“停車場大廈”的8層。唐小姐在門口的會客廳把我“移交”給貝守樸副處長。然後，我會見了行動處的處長和另外幾位副處長，並參觀了訊問室等設施。
那天的訪問使我對香港地區反腐倡廉的進程有了較為全麵的了解，對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於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的交流工作之餘，潛心於這部反腐敗小說創作。當我於1997年3月離開香港時，我的行李中已經有了小說初稿。這部名為《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的小說曾在《深圳特區報》《生活時報》等報刊連載，並於1997年11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頗值一提的是，《神秘的古畫》是我在法國出版的第一部小說。1998年5月，我應邀到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回國後不久，我收到一位陌生法國女士的來信。她名叫瑪麗婭·克勞德，正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並已學習中文多年。她通過偶然的機會讀到了《神秘的古畫》，很喜歡，決定把我的小說作為她的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她希望到北京與我見麵並收集相關資料。1999年5月，我在北京接待了這位“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的研究生。我們交談數次，她提了許多問題，也收集了許多關於我的資料。一年後，我拿到了她那印製精美的法語學位論文。隨後，她開始翻譯我的小說。2002年1月，法國的黎明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神秘的古畫》。由於這是第一部被翻譯到法國的當代中國犯罪小說，所以反映甚佳，許多媒體都進行了正麵的評介。2003年，這部小說以“口袋書”的形式再版。2011年，黎明出版社第二次一並再版了我的四部犯罪懸疑小說。
2002年9月2日，我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做為期六個月的客座教授。抵達香港的第二天，我就給正在香港旅遊的瑪麗婭打了電話。我們已經兩年沒有見麵。這一次，我從北京來，她從法國來，聚會在香港。此事本身就頗有詩意，而她又提出了一個更富詩意的建議——共同沿著“洪律師”在《神秘的古畫》中的路線去遊覽港島的太平山。
9月5日下午，我來到瑪麗婭在九龍下榻的酒店。見麵後，她很興奮，特別高興我接受了她的建議。於是，我們從尖沙咀乘渡輪來到中環，在高樓大廈的縫隙中向山上走去。瑪麗婭不時地重複著我在小說中提到的地名和街名，找到之後還會像孩子一樣發出歡快的笑聲。在香港公園觀賞了各種植物和鳥類之後，我們乘有軌纜車來到太平山頂。走出月牙型車站大樓，我們來到山坡北麵懸崖邊的亭台，俯身觀望下麵的摩天大廈。稍事休息，我們沿著山邊小徑向後山走去。
9月的香港，天氣依然炎熱。雖然路旁綠樹成蔭，但是沒過多久，我們就已經汗流浹背了。不過，這裏非常清靜，偶爾才能遇到一兩個行人或過往的車輛。我們走走停停，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談論我的小說。瑪麗婭正在翻譯我的另一部小說《血之罪》，便不時詢問一些翻譯中的難題。我發現，她對我的小說讀得非常仔細，在一些細節上，她甚至比我記得還要清晰。
夕陽西下，湛藍的暮靄籠罩太平山頂。我們按照小說中的情節，來到車站南麵的山頂餐廳，也像洪律師和鄭曉龍那樣選坐在室外臨靠山崖的小桌旁。晚風飄逸，林木朦朧，音樂柔潤，笑語輕盈。在這怡然的氛圍中，我們似乎都在追尋那部小說中的意境。晚飯後，我們走出餐廳，又來到山坡北麵的懸崖邊，在深藍色夜空下眺望香港的夜景。此時，港島的北端和九龍的南端都變成燈光的海洋。在這兩片“燈海”中間是黑色的港灣。我的思維開始像我的眼睛一樣模糊起來——究竟哪些是小說中的畫麵，哪些是現實中的場景，我已很難分清。也許，生活本身就是由一部部小說組成的。
2010年暑假，我應德國馬普國際與外國刑法研究所的邀請到弗萊堡訪問講學，夫人與我同行。8月11日，我們離開巴德小鎮，乘火車來到瑞士的日內瓦，在旅館門口見到了等候多時的瑪麗婭和她的丈夫。他們家住地中海邊的尼斯市，那天早上專程坐飛機到日內瓦與我們見麵。她很激動地與我們擁抱，然後把她丈夫介紹給我們。在一家瑞士餐館共進午餐後，我們一起乘坐遊艇遊覽了日內瓦湖。然後，我們在湖邊漫步，欣賞美麗的湖光山色。下午5點鍾，我們告別，瑪麗婭夫婦還要乘飛機趕回尼斯。分手時，她的眼睛濕潤了，我也有些傷感。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有時很近，有時很遠。
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中國的反腐敗問題。2006年至2008年，我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掛職擔任瀆職侵權檢察廳的副廳長，對職務犯罪的現狀又有了更為深切的認知。我認為，反腐敗，嚴懲不如嚴查，嚴查不如嚴防。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公開透明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是預防腐敗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這樣的製度，在我們的國家卻是“千呼萬喚不出來”！究其原因，目前擁有“不宜申報之財產”的官員實在太多。
於是，我就提出了“大赦貪官”的設想。2008年1月27日，我在《法製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一個怪夢：大赦天下貪官”的文章，談了自己關於中國反腐敗路徑的思考，引起強烈反響。後來，我又在《法製日報》上連續發表了6篇文章：“怪夢解析：反腐敗的‘次佳’路徑”，“怪夢延伸：開創反腐敗的新紀元”，“怪夢鏈接：從‘暗赦貪官’到‘明赦貪官’”，“怪夢演繹：社會成就感均衡論”，“怪夢升華：官本位、金本位、善本位”，“怪夢終結：執政黨人的思想解放”，湊成了“大赦貪官：怪夢七夕談”。為了回應網友的質疑並澄清我的觀點，我在2009年4月22日的《東方早報》上發表了“以緩查貪官換取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文章，並就“大赦貪官”問題接受了《南方周末》《鳳凰周刊》《南方都市報》等記者的專訪（2009年9—11月期間）。2010年1月16日，我還應邀到《南方都市報》在廣州主辦的“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作了題為“反腐敗：敢問路在何方”的演講。2010年8月，我又在香港出版的中英文雙語期刊《中國法律》（2010年第4期）上發表了“探索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的論文。2010年9月，由我倡議開設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培養的“職務犯罪偵查方向碩士研究生班”開學，引起廣泛關注，包括英國的《衛報》等中外媒體都進行了專門的報道，並俗稱為“反貪碩士”。我以為，培養社會需要的專業人才，是我的本職工作。
然而，有人說我是“癡人說夢”，有人說我是“不懂政治”。我確實有些癡，因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當癡則癡，當醒則醒”。我也確實不懂政治，因為我希望自己能遠離政治。在一個社會中，搞政治的人越少越好。於是，我從法學走回文學，在小說中演繹我的夢想。我利用今年的寒假，重寫了《神秘的古畫》，並改名為《無罪貪官》。在寫作過程中，我不斷自問：那個清廉的“聖國”究竟離我們有多遠？
這是個問題。
2012年春寫於北京世紀城癡醒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