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不應讓曆史睡去
曆史的溫度2：細節裏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作者：張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聶耳之死</h2>
長期以來，他給我們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隻有一句話：“音樂家，國歌的作者”。
但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為什麽在23歲的年紀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後有沒有什麽陰謀？
知道的人可能並不多。 1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的海岸監視所，忽然接到了一起報案。
報案的是一名叫濱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鮮男子。他們焦急地告訴警察：一位和他們一起在鵠沼海水浴場遊泳的中國人，在海岸邊失蹤了。
失蹤的時間，大約是在下午一點半。濱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3個多小時，依舊沒有找到，所以報警。
根據記錄，那名失蹤的中國人，叫聶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濱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邊尋找無果後，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國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撈上來的，他已經死了。根據法醫的檢驗，死者死於窒息，換句話說，就是遊泳時溺亡。
不久後，一位名叫張天虛（又名張鶴，長篇小說《鐵輪》的作者）的中國男子趕到，打開棺木，確認了死者身份。聶守信，是這名中國男子的學名，他有個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聶耳。
聶耳
聶耳當時隻有23歲。
這一年，他剛譜寫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國大江南北被中國人傳唱。
歌曲的名字，叫作《義勇軍進行曲》。 2
聶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於雲南昆明。
聶耳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用“顛沛流離”四個字來形容，應該也算貼切。
在聶耳4歲那年，父親聶鴻儀就去世了，母親彭寂寬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她努力考到了行醫資質（聶耳的父親是一名中醫），給人看病開藥，維持家庭生計。
不過，母親的行醫並沒有影響聶耳未來的職業選擇，倒是她另一方麵的愛好對聶耳產生了巨大影響——彭寂寬是傣族人，經常喜歡給聶耳哼一些民族小調，並把一些民間故事配成當地流傳的小調唱出來。
1919年，聶耳開始進入小學學習。雖然家庭拮據——聶耳連一套童子軍服裝的錢都交不出，隻能轉學——但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秀。另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是，聶耳開始對音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開始自學竹笛、二胡等樂器，還擔任了學校學生音樂團的指揮。
1925年，進入雲南第一聯合中學的聶耳，每天晚上參加由法籍教師柏希文開辦的英語學習會，並向他學習音樂基礎理論和鋼琴的彈奏。後來，他又向人學習了小提琴。
1928年，發生了一件對聶耳影響很大的事。
聶耳的老師趙瓊仙被當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黨員），被戴著鐐銬遊街後拖去刑場槍斃。趙瓊仙一路喊口號，聶耳就叫著“老師”在後麵追。趙瓊仙就義後，心被挖了出來，當時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認為吃了能治病，還去搶這顆心。
這件事對聶耳刺激非常大，他認為光學音樂沒用，一定要做點實際的事。
16歲的聶耳隨後就瞞著家裏，報名了滇西軍閥範石生組建的“學生軍”，參軍了。
17歲的聶耳
幾經輾轉，一年之後，這支學生軍在廣州解散，聶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繼續音樂的學習。由於聶耳此時開始參與中共地下黨的一些運動，慢慢被國民黨的特務組織盯上，經家人幫助，聶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照片中最右邊的女孩子名叫袁春暉，當時是雲南私立東陸大學的學生，能歌善舞，是聶耳的初戀女友，也是聶耳一生中唯一愛過的女子
在上海，聶耳打過工，失過業，最終還是如願走上了音樂之路——進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樂部工作。
由於聶耳對音樂特別敏感，很多音樂隻要他聽到，就能唱出來，大家給他起了一個“耳朵”的綽號。
在一次聯歡會上，聶耳表演了一項絕技——兩隻耳朵一前一後地動，結果總經理笑稱他為“聶耳博士”。聶耳說：“我已經有三隻耳朵了（“聶”的繁體字為“聶”），你們還要送我一隻耳朵，也好！”
從此以後，他就索性不叫聶守信，改名叫“聶耳”。 3
聶耳的生活條件雖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讓他音樂的靈感開始迸發的，是他之前貧苦的生活經曆。
聶耳曾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的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紮”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體會女工的辛苦，寫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的《新的女性》；他去碼頭蹲點，觀察碼頭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寫出了“從朝搬到夜，從夜搬到朝”的《碼頭工人之歌》；他每天聆聽小報童的賣報吆喝，譜曲後和報童一起修改，寫出了“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的《賣報歌》。
《賣報歌》的真實原型——報童“小毛頭”楊碧君。聶耳寫完《賣報歌》後曾專門請她提意見，她指出要加進一句“七八個銅板就能買兩份”
回顧聶耳短暫的一生，他從事音樂創作的時間，大約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這兩年。但就在這兩年時間裏，聶耳的音樂天分似乎集中大爆發，留下了十幾首在當時膾炙人口的歌曲。
黎錦暉堪稱中國流行音樂和兒童歌曲的奠基人，後來在抗戰時期也寫了不少抗戰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全境淪陷，華北搖搖欲墜，但一些社會流行歌曲，依舊是《何日君再來》《桃花江是美人窩》。這些歌曲主要來自聶耳當時就職的明月歌舞社，社長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窩》的作者、著名的音樂人黎錦暉先生。
其實黎錦暉也創作過不少抗日歌曲，但因為當時這些流行歌曲能帶來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聶耳就很看不慣，他認為時局危急，不應該再寫和演這種歌舞。為此，他還專門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反對這種行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們認為是“端我們的碗，砸我們的鍋”，之後沒多久，聶耳就離開了歌舞社。
但也正是聶耳發表的那篇批評文章，讓一個人注意到了他，那個人就是田漢。一個詞作者，一個曲作者，從此走到了一起。當時兩個人就商量，能不能寫幾首提振中國人民士氣、呼籲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雲兒女》，電影說的是知識分子最終放棄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漢寫好了一首主題歌的歌詞，但他那個時候因為“宣傳赤化”，被國民黨當局抓捕了。在被捕前，田漢把歌詞抄在一張香煙的襯紙上，夾在了劇本裏。
劇本隨後到了夏衍手裏，夏衍發現了這首歌詞，並把這件事告訴了聶耳。聶耳看了歌詞，一拍桌子：“交給我！我來作曲！”
1934年，田漢（右）成了聶耳（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
當時聶耳隻用了兩天時間，就寫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時，傳來了國民黨當局也準備抓捕聶耳的消息。根據組織安排，聶耳離開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蘇聯。
1935年4月，聶耳到達日本，隨後三易其稿，寫好了那首主題曲的曲譜，寄回了國內。［然後聶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實身份是朝鮮共產黨員）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濱田宏子家去度假。］
聶耳寄回去的曲譜上，題目隻寫了“進行曲”三個字，當時百代唱片的投資人朱慶瀾在這三個字前又加了“義勇軍”三個字，《義勇軍進行曲》就這樣誕生了。
1935年5月，百代公司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從曲調到歌詞，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符，都擊中當時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這首歌迅速被傳唱大江南北。
兩個月後，卻傳來了聶耳與友人在海邊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4
關於聶耳的死因，其實有爭論。
1954年，雲南省重修聶耳墓，請來當時的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來寫墓碑文。郭沫若當時寫的話裏，最後兩句是：
“不幸而死於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敵國”，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顯透露出一種質疑。
無獨有偶，巴西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安德拉德當時寫了一篇散文，叫作《傑出的音樂家》，在文中他這樣寫道：“聶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殺死的。……是的，聶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單上，敵人很可能暗殺他。……聶耳還是小青年，隻有23歲。但是過了不到一個月他就死了。在檢查了一具流血的屍體後，日本警察正式發表看法說：‘他是溺死的。’”
尤其是，聶耳屍體被打撈上來時，頭部和鼻孔都有輕微出血現象，使得當時國內有一種說法流傳開來：“聶耳當時是七竅流血，是日本人認為他宣傳抗日，派人殺死他後拋屍大海。”
真的是這樣嗎？
目前所有的證據，都不能支撐這一說法。
第一，聶耳雖然當時寫了一批傳唱很廣的歌曲，包括《義勇軍進行曲》，但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作曲者是聶耳，聶耳當時作為一個業餘作曲家，名氣絕沒有大到日本特務要派人暗殺的地步。
第二，當時聶耳雖然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黨員的身份。他去日本也沒用護照，用的是一張學生證，上麵寫的是“聶守信”這個名字，日本人也很難知道他的身份。即便知道聶耳的真實身份，日本警察也不會輕易暗殺，因為對當時流亡日本、名氣最響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隻是“監視居住”。當時中日也沒有全麵開戰，日本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暗殺一個在當時其實不算有名的聶耳。
早期油印的《義勇軍進行曲》簡譜
第三，聶耳在日本期間的日記後來全部曝光，沒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務跟蹤的記錄。
第四，當時聶耳的同鄉摯友張天虛從頭到尾參與了聶耳的認屍到入殮的全過程，他後來所有的回憶錄和文字，都沒有提到懷疑聶耳是被日本人暗殺的。
最後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曾多次與聶耳在上海一起遊過泳的他的朋友孫瑜、金焰、吳永剛、趙丹、黎錦光等人，都回憶說聶耳的遊泳技術不高，不會換氣，經常沉底，因此有著“潛水艇”的外號。而根據濱田宏子的回憶，當天她帶著兒子在淺水區遊泳，而聶耳去了深水區。
根據遊泳專業人士的經驗，他們救過的一些溺水的人，確實會出現口鼻有輕微出血的現象。
日本著名音樂大師團伊玖磨後來到中國拍攝《聶耳》專題片時，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聶耳在那天遊泳時可能突發心髒病。
說聶耳是被暗殺，證據確實不足。 5
聶耳的生命，停留在了23歲。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貴的遺產。
1937年，中日全麵開戰，從將軍到士兵，從商人到學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國人都飽含熱淚，握著拳頭口口傳唱《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1937年的淞滬會戰，謝晉元率400餘名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每天都要齊唱《義勇軍進行曲》；在台兒莊，中國士兵集結在斷壁殘垣的莊內，高唱著“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向日軍發起衝鋒……
不僅僅是在中國。
“二戰”期間，在蘇聯，在法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義勇軍進行曲》被翻譯為《起來》，灌錄成唱片，“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響徹歐亞大陸。
1940年，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並於次年灌錄了一套《起來，新中國之歌》（chei: song of new china）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作序。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也淪落到日本人的鐵蹄之下，《義勇軍進行曲》開始成為東南亞人民抗日的“戰歌”。1944年，《義勇軍進行曲》在馬來亞的歌詞被改為“馬來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一位馬來亞遊擊隊員，在被捕後，麵對日軍，是用馬來語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就義的。
到了“二戰”尾聲，盟軍推出了一批凱旋的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征集新中國“國歌”，梁思成、徐悲鴻等一批人提議，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刻表示讚成。
之後經曆“文革”，《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遭到迫害，國歌的歌詞被推翻重寫，但這首歌的曲調卻無人敢動。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再次確定，恢複《義勇軍進行曲》原歌詞。
而在日本，也有人紀念聶耳。
1954年，在聶耳遇難的日本藤澤市湘南海岸公園，日本人建立起了一座“聶耳紀念碑”，但1958年毀於一場台風。1963年，藤澤市民成立了“聶耳紀念碑保存會”。1965年，保存會通過民間募集400多萬日元，重建“聶耳紀念碑”。
每年的7月17日，藤澤市“聶耳紀念碑保存會”都會和市民在聶耳紀念碑前舉辦“聶耳紀念祭”，獻花，默哀，並由市消防樂團吹奏《義勇軍進行曲》。
聶耳肖像的石材取自他的故鄉雲南。1981年，因聶耳的生死緣，昆明市和藤澤市成為友好城市
在激昂的歌曲聲中，大家會再讀一遍聶耳紀念碑上的碑文：
紀念聶耳
這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曲家聶耳的終焉之地。
他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來此避暑遊泳，淹沒在突來波瀾中而成為不歸之客。
聶耳一九一二年生於雲南，師事歐陽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幾年的生涯裏，留下了歌頌中國勞動民眾的《大路歌》《碼頭工人歌》等大作，現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是聶耳作曲的。
傾耳過來，至今可以聽到聶耳的亞洲解放之聲。
饅頭說
2012年倫敦奧運會，在跳水比賽的現場，我曾經和一個在倫敦政經學院讀碩士的留學生聊天。
“這人哪，就是怪。在國內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國家毛病太多，一定要出來。”這哥們兒說，“可真一出來，心裏想的全是祖國。”
就是這個哥們兒，自己買了票來看比賽（跳水比賽在英國非常熱門，門票非常貴）。在吳敏霞拿到女子三米板金牌後的升旗儀式上，國歌一響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哭得跟個傻x似的”。
作為一個曾經采訪過三屆奧運會和幾十項國際比賽的體育記者，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尤其是奧運會的比賽，當中國運動員登上冠軍領獎台，升起國旗，奏響國歌的時候，看台上用力揮舞國旗，哭著跟著一起唱的，大多數都是當地的華人和留學生。
這背後，自然主要是“祖國情結”，但國歌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義勇軍進行曲》其實一點都不複雜，沒有華麗的樂章，但每個音符都鏗鏘有力，擊中人的內心，讓人感受到一種危機感和奮發的動力。
新中國成立前夕那場對新國歌的討論，其實不是沒有對《義勇軍進行曲》的質疑：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建國了，還說“最危險的時候”，合適嗎？
但最後還是通過了。而且事實證明，在這之後，中華民族確實遠沒有到可以圖安逸的時候，甚至說有瀕臨“最危險的時候”，也不為過。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
時至今日，我們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過時了嗎？
真的過時了嗎？
讀者評論
李茉莉：如果放到今天，“鍵盤俠”們又會問，為什麽剛寫了抗日的歌就去日本？為什麽抗日的聶耳還會有日本人給立碑紀念？等等陰謀論……但是曆史就是曆史，人性是最真實的。感謝饅頭大師再掀開這一章，讓我們重讀曆史，多多見識！
冰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最危險的時候，永不過時！
偉：聶耳先生是我的校友（求實學校）。學校花園有他的塑像，每次經過的時候，我會停下腳步，對著塑像默唱一遍國歌。起來！
阿小?菁?依然：袁春暉是我奶奶的堂姐，那時候我奶奶還小，他們會帶上我奶奶一起出去玩。他們那一輩的青春歲月，還是挺美好的……如果不是社會動蕩他們應該會在一起吧。春暉奶奶的子女現在很好，我們也很好，這樣的生活離不開革命先輩的努力（作者回複：有一位讓我覺得曆史很近的讀者）。
長期以來，他給我們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隻有一句話：“音樂家，國歌的作者”。
但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為什麽在23歲的年紀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後有沒有什麽陰謀？
知道的人可能並不多。 1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的海岸監視所，忽然接到了一起報案。
報案的是一名叫濱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鮮男子。他們焦急地告訴警察：一位和他們一起在鵠沼海水浴場遊泳的中國人，在海岸邊失蹤了。
失蹤的時間，大約是在下午一點半。濱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3個多小時，依舊沒有找到，所以報警。
根據記錄，那名失蹤的中國人，叫聶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濱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邊尋找無果後，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國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撈上來的，他已經死了。根據法醫的檢驗，死者死於窒息，換句話說，就是遊泳時溺亡。
不久後，一位名叫張天虛（又名張鶴，長篇小說《鐵輪》的作者）的中國男子趕到，打開棺木，確認了死者身份。聶守信，是這名中國男子的學名，他有個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聶耳。
聶耳
聶耳當時隻有23歲。
這一年，他剛譜寫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國大江南北被中國人傳唱。
歌曲的名字，叫作《義勇軍進行曲》。 2
聶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於雲南昆明。
聶耳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用“顛沛流離”四個字來形容，應該也算貼切。
在聶耳4歲那年，父親聶鴻儀就去世了，母親彭寂寬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她努力考到了行醫資質（聶耳的父親是一名中醫），給人看病開藥，維持家庭生計。
不過，母親的行醫並沒有影響聶耳未來的職業選擇，倒是她另一方麵的愛好對聶耳產生了巨大影響——彭寂寬是傣族人，經常喜歡給聶耳哼一些民族小調，並把一些民間故事配成當地流傳的小調唱出來。
1919年，聶耳開始進入小學學習。雖然家庭拮據——聶耳連一套童子軍服裝的錢都交不出，隻能轉學——但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秀。另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是，聶耳開始對音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開始自學竹笛、二胡等樂器，還擔任了學校學生音樂團的指揮。
1925年，進入雲南第一聯合中學的聶耳，每天晚上參加由法籍教師柏希文開辦的英語學習會，並向他學習音樂基礎理論和鋼琴的彈奏。後來，他又向人學習了小提琴。
1928年，發生了一件對聶耳影響很大的事。
聶耳的老師趙瓊仙被當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黨員），被戴著鐐銬遊街後拖去刑場槍斃。趙瓊仙一路喊口號，聶耳就叫著“老師”在後麵追。趙瓊仙就義後，心被挖了出來，當時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認為吃了能治病，還去搶這顆心。
這件事對聶耳刺激非常大，他認為光學音樂沒用，一定要做點實際的事。
16歲的聶耳隨後就瞞著家裏，報名了滇西軍閥範石生組建的“學生軍”，參軍了。
17歲的聶耳
幾經輾轉，一年之後，這支學生軍在廣州解散，聶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繼續音樂的學習。由於聶耳此時開始參與中共地下黨的一些運動，慢慢被國民黨的特務組織盯上，經家人幫助，聶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照片中最右邊的女孩子名叫袁春暉，當時是雲南私立東陸大學的學生，能歌善舞，是聶耳的初戀女友，也是聶耳一生中唯一愛過的女子
在上海，聶耳打過工，失過業，最終還是如願走上了音樂之路——進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樂部工作。
由於聶耳對音樂特別敏感，很多音樂隻要他聽到，就能唱出來，大家給他起了一個“耳朵”的綽號。
在一次聯歡會上，聶耳表演了一項絕技——兩隻耳朵一前一後地動，結果總經理笑稱他為“聶耳博士”。聶耳說：“我已經有三隻耳朵了（“聶”的繁體字為“聶”），你們還要送我一隻耳朵，也好！”
從此以後，他就索性不叫聶守信，改名叫“聶耳”。 3
聶耳的生活條件雖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讓他音樂的靈感開始迸發的，是他之前貧苦的生活經曆。
聶耳曾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的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紮”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體會女工的辛苦，寫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的《新的女性》；他去碼頭蹲點，觀察碼頭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寫出了“從朝搬到夜，從夜搬到朝”的《碼頭工人之歌》；他每天聆聽小報童的賣報吆喝，譜曲後和報童一起修改，寫出了“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的《賣報歌》。
《賣報歌》的真實原型——報童“小毛頭”楊碧君。聶耳寫完《賣報歌》後曾專門請她提意見，她指出要加進一句“七八個銅板就能買兩份”
回顧聶耳短暫的一生，他從事音樂創作的時間，大約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這兩年。但就在這兩年時間裏，聶耳的音樂天分似乎集中大爆發，留下了十幾首在當時膾炙人口的歌曲。
黎錦暉堪稱中國流行音樂和兒童歌曲的奠基人，後來在抗戰時期也寫了不少抗戰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全境淪陷，華北搖搖欲墜，但一些社會流行歌曲，依舊是《何日君再來》《桃花江是美人窩》。這些歌曲主要來自聶耳當時就職的明月歌舞社，社長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窩》的作者、著名的音樂人黎錦暉先生。
其實黎錦暉也創作過不少抗日歌曲，但因為當時這些流行歌曲能帶來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聶耳就很看不慣，他認為時局危急，不應該再寫和演這種歌舞。為此，他還專門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反對這種行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們認為是“端我們的碗，砸我們的鍋”，之後沒多久，聶耳就離開了歌舞社。
但也正是聶耳發表的那篇批評文章，讓一個人注意到了他，那個人就是田漢。一個詞作者，一個曲作者，從此走到了一起。當時兩個人就商量，能不能寫幾首提振中國人民士氣、呼籲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雲兒女》，電影說的是知識分子最終放棄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漢寫好了一首主題歌的歌詞，但他那個時候因為“宣傳赤化”，被國民黨當局抓捕了。在被捕前，田漢把歌詞抄在一張香煙的襯紙上，夾在了劇本裏。
劇本隨後到了夏衍手裏，夏衍發現了這首歌詞，並把這件事告訴了聶耳。聶耳看了歌詞，一拍桌子：“交給我！我來作曲！”
1934年，田漢（右）成了聶耳（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
當時聶耳隻用了兩天時間，就寫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時，傳來了國民黨當局也準備抓捕聶耳的消息。根據組織安排，聶耳離開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蘇聯。
1935年4月，聶耳到達日本，隨後三易其稿，寫好了那首主題曲的曲譜，寄回了國內。［然後聶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實身份是朝鮮共產黨員）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濱田宏子家去度假。］
聶耳寄回去的曲譜上，題目隻寫了“進行曲”三個字，當時百代唱片的投資人朱慶瀾在這三個字前又加了“義勇軍”三個字，《義勇軍進行曲》就這樣誕生了。
1935年5月，百代公司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從曲調到歌詞，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符，都擊中當時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這首歌迅速被傳唱大江南北。
兩個月後，卻傳來了聶耳與友人在海邊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4
關於聶耳的死因，其實有爭論。
1954年，雲南省重修聶耳墓，請來當時的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來寫墓碑文。郭沫若當時寫的話裏，最後兩句是：
“不幸而死於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敵國”，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顯透露出一種質疑。
無獨有偶，巴西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安德拉德當時寫了一篇散文，叫作《傑出的音樂家》，在文中他這樣寫道：“聶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殺死的。……是的，聶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單上，敵人很可能暗殺他。……聶耳還是小青年，隻有23歲。但是過了不到一個月他就死了。在檢查了一具流血的屍體後，日本警察正式發表看法說：‘他是溺死的。’”
尤其是，聶耳屍體被打撈上來時，頭部和鼻孔都有輕微出血現象，使得當時國內有一種說法流傳開來：“聶耳當時是七竅流血，是日本人認為他宣傳抗日，派人殺死他後拋屍大海。”
真的是這樣嗎？
目前所有的證據，都不能支撐這一說法。
第一，聶耳雖然當時寫了一批傳唱很廣的歌曲，包括《義勇軍進行曲》，但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作曲者是聶耳，聶耳當時作為一個業餘作曲家，名氣絕沒有大到日本特務要派人暗殺的地步。
第二，當時聶耳雖然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黨員的身份。他去日本也沒用護照，用的是一張學生證，上麵寫的是“聶守信”這個名字，日本人也很難知道他的身份。即便知道聶耳的真實身份，日本警察也不會輕易暗殺，因為對當時流亡日本、名氣最響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隻是“監視居住”。當時中日也沒有全麵開戰，日本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暗殺一個在當時其實不算有名的聶耳。
早期油印的《義勇軍進行曲》簡譜
第三，聶耳在日本期間的日記後來全部曝光，沒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務跟蹤的記錄。
第四，當時聶耳的同鄉摯友張天虛從頭到尾參與了聶耳的認屍到入殮的全過程，他後來所有的回憶錄和文字，都沒有提到懷疑聶耳是被日本人暗殺的。
最後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曾多次與聶耳在上海一起遊過泳的他的朋友孫瑜、金焰、吳永剛、趙丹、黎錦光等人，都回憶說聶耳的遊泳技術不高，不會換氣，經常沉底，因此有著“潛水艇”的外號。而根據濱田宏子的回憶，當天她帶著兒子在淺水區遊泳，而聶耳去了深水區。
根據遊泳專業人士的經驗，他們救過的一些溺水的人，確實會出現口鼻有輕微出血的現象。
日本著名音樂大師團伊玖磨後來到中國拍攝《聶耳》專題片時，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聶耳在那天遊泳時可能突發心髒病。
說聶耳是被暗殺，證據確實不足。 5
聶耳的生命，停留在了23歲。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貴的遺產。
1937年，中日全麵開戰，從將軍到士兵，從商人到學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國人都飽含熱淚，握著拳頭口口傳唱《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1937年的淞滬會戰，謝晉元率400餘名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每天都要齊唱《義勇軍進行曲》；在台兒莊，中國士兵集結在斷壁殘垣的莊內，高唱著“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向日軍發起衝鋒……
不僅僅是在中國。
“二戰”期間，在蘇聯，在法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義勇軍進行曲》被翻譯為《起來》，灌錄成唱片，“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響徹歐亞大陸。
1940年，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並於次年灌錄了一套《起來，新中國之歌》（chei: song of new china）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作序。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也淪落到日本人的鐵蹄之下，《義勇軍進行曲》開始成為東南亞人民抗日的“戰歌”。1944年，《義勇軍進行曲》在馬來亞的歌詞被改為“馬來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一位馬來亞遊擊隊員，在被捕後，麵對日軍，是用馬來語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就義的。
到了“二戰”尾聲，盟軍推出了一批凱旋的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征集新中國“國歌”，梁思成、徐悲鴻等一批人提議，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刻表示讚成。
之後經曆“文革”，《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遭到迫害，國歌的歌詞被推翻重寫，但這首歌的曲調卻無人敢動。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再次確定，恢複《義勇軍進行曲》原歌詞。
而在日本，也有人紀念聶耳。
1954年，在聶耳遇難的日本藤澤市湘南海岸公園，日本人建立起了一座“聶耳紀念碑”，但1958年毀於一場台風。1963年，藤澤市民成立了“聶耳紀念碑保存會”。1965年，保存會通過民間募集400多萬日元，重建“聶耳紀念碑”。
每年的7月17日，藤澤市“聶耳紀念碑保存會”都會和市民在聶耳紀念碑前舉辦“聶耳紀念祭”，獻花，默哀，並由市消防樂團吹奏《義勇軍進行曲》。
聶耳肖像的石材取自他的故鄉雲南。1981年，因聶耳的生死緣，昆明市和藤澤市成為友好城市
在激昂的歌曲聲中，大家會再讀一遍聶耳紀念碑上的碑文：
紀念聶耳
這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曲家聶耳的終焉之地。
他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來此避暑遊泳，淹沒在突來波瀾中而成為不歸之客。
聶耳一九一二年生於雲南，師事歐陽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幾年的生涯裏，留下了歌頌中國勞動民眾的《大路歌》《碼頭工人歌》等大作，現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是聶耳作曲的。
傾耳過來，至今可以聽到聶耳的亞洲解放之聲。
饅頭說
2012年倫敦奧運會，在跳水比賽的現場，我曾經和一個在倫敦政經學院讀碩士的留學生聊天。
“這人哪，就是怪。在國內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國家毛病太多，一定要出來。”這哥們兒說，“可真一出來，心裏想的全是祖國。”
就是這個哥們兒，自己買了票來看比賽（跳水比賽在英國非常熱門，門票非常貴）。在吳敏霞拿到女子三米板金牌後的升旗儀式上，國歌一響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哭得跟個傻x似的”。
作為一個曾經采訪過三屆奧運會和幾十項國際比賽的體育記者，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尤其是奧運會的比賽，當中國運動員登上冠軍領獎台，升起國旗，奏響國歌的時候，看台上用力揮舞國旗，哭著跟著一起唱的，大多數都是當地的華人和留學生。
這背後，自然主要是“祖國情結”，但國歌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義勇軍進行曲》其實一點都不複雜，沒有華麗的樂章，但每個音符都鏗鏘有力，擊中人的內心，讓人感受到一種危機感和奮發的動力。
新中國成立前夕那場對新國歌的討論，其實不是沒有對《義勇軍進行曲》的質疑：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建國了，還說“最危險的時候”，合適嗎？
但最後還是通過了。而且事實證明，在這之後，中華民族確實遠沒有到可以圖安逸的時候，甚至說有瀕臨“最危險的時候”，也不為過。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
時至今日，我們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過時了嗎？
真的過時了嗎？
讀者評論
李茉莉：如果放到今天，“鍵盤俠”們又會問，為什麽剛寫了抗日的歌就去日本？為什麽抗日的聶耳還會有日本人給立碑紀念？等等陰謀論……但是曆史就是曆史，人性是最真實的。感謝饅頭大師再掀開這一章，讓我們重讀曆史，多多見識！
冰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最危險的時候，永不過時！
偉：聶耳先生是我的校友（求實學校）。學校花園有他的塑像，每次經過的時候，我會停下腳步，對著塑像默唱一遍國歌。起來！
阿小?菁?依然：袁春暉是我奶奶的堂姐，那時候我奶奶還小，他們會帶上我奶奶一起出去玩。他們那一輩的青春歲月，還是挺美好的……如果不是社會動蕩他們應該會在一起吧。春暉奶奶的子女現在很好，我們也很好，這樣的生活離不開革命先輩的努力（作者回複：有一位讓我覺得曆史很近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