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到底有多少故宮文物被運往台灣?
曆史的溫度2：細節裏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作者：張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篇文章，可能是本書“含金量”最高的一篇文章，因為說的是一個關於一批國寶的故事。 1
1949年1月28日，農曆除夕。
整個南京城籠罩在綿綿細雨中。
在下關碼頭，1700個蓋著油布的箱子，已經在那裏堆放了好幾天。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麽，但從箱子周圍森嚴的守備來看，裏麵裝的應該不是普通的東西。
下午，碼頭終於緩緩駛來了一艘軍艦——國民黨海軍的“昆侖號”。
這艘軍艦，是專門來接運碼頭上這1700個箱子的。但是，等到軍艦靠港時，碼頭上的工人們卻無動於衷。原來，工人們在鬧罷工，已經僵持多日。
經過一番交涉，工人們的要求全部被滿足，隻要能先把那些貨搬上船。
但正當工人們開始搬運的時候，不知從哪裏忽然擁進來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還帶著很多行李。他們都是國民黨海軍司令部的人員及家屬，在得知這艘船要駛往台灣時，都擠上了船。
誰都看得出來，在解放軍的攻勢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侖號”在1948年被改造成運輸艦，有前後兩個船艙。那些海軍司令部人員和家屬，很快就占滿了後艙。這也導致1700個箱子，隻有500個被裝進了船。
這時候，一位高級長官模樣的人帶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夠服從安排，先下船再說。但是哪有那麽容易？沒有人肯聽他的話，有些孩子和婦女開始哭了起來，有人帶著哭腔喊：“桂司令！什麽東西能比我們人命重要？”
桂永清，蔣介石嫡係，當年國民黨軍隊最精銳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指揮，曾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打得異常勇猛，但也在“蘭封會戰”中逃跑貽誤戰機，放走了土肥原賢二師團。1954年病逝於台灣，享年54歲
那個被叫作“桂司令”的，是國民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在滿艙的哭聲中，桂永清一言不發，最終隻能下令：把所有的寢室、餐廳、醫務室，全部用來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在忙亂的搬運之後，1700個箱子，最後隻搬上去972箱，其餘的被再送回倉庫。正當“昆侖號”終於準備起錨，這時候，又有人送來了四個大箱子，並一再叮囑：這四個箱子非常重要！
無奈，船上人員再將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進這四個箱子，然後起航。
嚴重超載的“昆侖號”一路顛簸，路上又不斷停靠，終於在1949年2月22日抵達了台灣的基隆港。
抵達港口下船後，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讓海軍總司令親自上艦查看的箱子，裏麵裝的是價值連城的故宮文物。 2
這早就不是故宮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短短時間內，東北三省淪陷，而離東北不遠的北平，已經可以聞到硝煙的味道。
是否要遷移故宮的國寶文物？怎麽遷移？一場爭論隨即展開。
當時的國民黨元老張繼，主張將國寶遷往西安，而當時的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主張轉到上海。當然，也有不主張遷移的，比如當時的院長助理吳瀛，他主張再觀察下形勢，並善意提醒易培基：“古物一出神武門，責任即重，問題多，閑話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將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輕易做這樣的決定！”
但是易培基反倒生氣了：“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你這是推卸責任！”
吳瀛隨即不再勸阻。
1933年1月，日軍攻入山海關，時局愈加險惡，故宮的文物遷移已經勢在必行。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院長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承諾：“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最終，故宮文物被決定遷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車進入了紫禁城北門的神武門。日落時分，從紫禁城到車站開始全麵戒嚴，夜色降臨，早已被精心打包裝箱的19557箱故宮文物正式啟運。
當時沿途軍警林立，街上空無一人，排成長列的板車都朝著火車站方向移動。裝載著大量故宮珍貴文獻、書畫、檔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專列隨即緩緩啟動。
易培基。吳瀛當年一語成讖，1933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故宮盜寶案”，無辜的易培基和吳瀛均受牽連，被懷疑監守自盜，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鬱而終
專列被嚴格防衛：車頂四周架設機槍，車廂內遍布武裝押運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軍隊保護，還有張學良的騎兵時而護衛。除了特別快車，其餘列車都要讓道給這些專列。
第一次的故宮文物轉移，是後來曆次轉移中條件最好的一次。但這些文物一出故宮，從此關山萬裏，顛沛流離。 3
1936年，在上海的這些故宮文物都被運送到了南京，但還沒過多久，“七七事變”爆發了。
1937年，國民政府已做出了遷都重慶的決定，留在南京的這些文物，也隨即踏上了二次遷移的征程。
當時的遷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漢口—長沙—貴陽—安順。
第二路：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樂山安古鎮。
第三路：南京—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峨眉。
盡管當時政府也調用了一切可調用的資源，但這次的遷移，依舊是最艱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護送隊伍遭遇日軍飛機轟炸，土匪騷擾，汽車故障，道路泥濘等，三條線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驗和挑戰。但是，在押運人員一路的嚴密甚至拚死保護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沒有丟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運送文物的卡車在老百姓的幫助下艱難前行
參與北路（北路是最艱苦的一路）押運的那誌良，在經曆了一路上遭遇轟炸、翻車、翻船後發現文物依舊完好無損，於是開始相信有人和他說過的四個字：
古物有靈。 4
1945年抗戰勝利後，這些故宮的文物，又從西南大後方陸陸續續重新運回了南京，並準備運回北京故宮。
但不久之後，解放戰爭又爆發了。
國民黨軍隊一潰千裏，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宮文物，再一次麵臨遷移。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中的頹勢已無法逆轉，搶運故宮文物的決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個蕭瑟的冬日，故宮文物的又一次遷徙開始了。
在南京的下關碼頭，海軍司令桂永清手裏已經幾乎無船可調，隻能調來一艘國民黨海軍“中鼎號”平底運輸艦。11年前，從南京運往內陸的故宮文物，也是從下關碼頭出發的，而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灣基隆港。
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將故宮文物運往台灣，一共運走了320箱。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宮文物被運往台灣，搭乘的是招商局調派的“海滬輪”。
四庫全書共有3500多種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典籍，故稱“全書”。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稱為“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稱為“南三閣”
這一批運載的故宮文物有1680箱，是遷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其中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離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共七部，故宮文淵閣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繕寫得最為完整的一部。這批運走的青銅器和瓷器後來成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宮文物被運往台灣，這次國民黨動用的是“昆侖號”——也就是本文開頭描寫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運走972箱。那天最後送上船的四個箱子裏，就有一個故宮稀世珍寶——碧玉屏風。
碧玉屏風在1941年被汪精衛當禮物送給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後又被要求送還了回來
在此之前，解放軍合圍北平在即，當時的民國教育部次長，轉運負責人杭立武著急地想要把故宮的一批精品會同南京的文物，一起運往台灣，但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虛與委蛇，不斷拖延，最後保證了北平故宮的文物沒有被運走一件。
在三批文物被運送之後，當時的李宗仁代總統下令禁止再從故宮運出文物。（1949年10月，國民黨從重慶又空運走了當年留在重慶的38箱文物。）
就這樣，國民黨分三批運往台灣的故宮文物，總計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圖書1334箱，文獻204箱，占當時留在南京的文物的1/4左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包括南京在內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宮文物，都被陸陸續續運回了北京故宮。
馬衡 5
應該說，當初運往台灣的故宮文物，雖然數量遠不及留在北京故宮的文物，但畢竟經過精挑細選，裏麵還是有很多精品的。
翠玉白菜
除了我們大陸遊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還有下麵這些門類的精品。
第一大類是青銅器。民國學者重視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視為國家的象征。國民黨一共帶走了2382件青銅器——要不是後母戊鼎（即原來的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估計也被帶走了。
第二大類是書畫。國民黨當年共帶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僅宋畫即達943件。
肉形石
毛公鼎
蘇軾《寒食帖》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早春圖》
第三大類是瓷器。國民黨通過精心打包，共帶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第四類是玉器，國民黨共計帶走了1萬多件。
第五類是各類文獻。
這些珍品，連同69.6萬件藏品一起，被陳列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見證曆史，供人觀瞻。
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
北宋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
戰國玉螭紋觿
明《永樂大典》
饅頭說
先回答一個不少讀者心裏其實都想問的問題：那些留在大陸的故宮文物，乃至故宮本身，後來安然無恙否？
1966年8月，中國開始刮起“破四舊”風，周恩來隨即做出關閉故宮的決定，並派軍隊駐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的幾點意見》，起到了一定扭轉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間，故宮所幸隻損失了一些附屬物：故宮內城隍廟泥塑神像11個，奉先殿前“焚帛爐”被拆壞。其他都保存無損，甚至連故宮的修複工作，在“文革”期間也沒停止。
“文革”後期，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分成了兩派，互相鬥來鬥去，但不管怎麽鬥，兩派人都有一個默契：誰也不能損害文物。
再回過頭來看故宮文物那16年的顛沛流離。
在整個過程中，我最佩服的，還是所有參與這個過程的人，無論是押送的工作人員還是士兵，無論是馬衡還是杭立武，甚至無論是桂永清還是蔣介石。
盡管意識形態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見，但大家對於中華民族老祖宗遺留下來的瑰寶，態度都是一致的。
馬衡不肯讓文物出北京故宮，當然有他的道理——以當時國民黨的潰敗之勢和當時台灣這樣的偏遠之地，誰能保證文物運送到那裏不會出問題？
而杭立武堅決主張要把文物運往台灣，也沒有私心——我隻想保存好這批寶貝。事實上，那批隨文物去台灣的工作人員，後來很多人都把一生獻給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獻給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護文物這一出發點上，其實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於此，我個人以為，既然曆史原因造成現在兩岸“兩個故宮”的局麵，那就泰然視之：
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無價之寶，放在哪裏，都是被中華兒女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峽對岸的那個“故宮”，還能每天提醒那裏的同胞，我們的淵源在哪裏，根在哪裏。
一直研究故宮的日本記者野島剛，曾向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和“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同時問過一個問題：“兩岸統一之前，兩個‘故宮’統一的日子是否會先到來？”
對岸的周功鑫院長表示，“故宮”的收藏品對台灣民眾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的回答是：“讓曆史來決定。”
我個人更欣賞鄭院長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宮永遠隻有一個。
就讓曆史來決定吧。
讀者評論
lillian：放台灣也比流失海外強，不論如何，東西還是在自己人手裏。這幾年在歐美居住期間走訪了大大小小近百家博物館，每每看到流失文物都是泣不成聲，那心情真是糟糕透了。知名的博物館就不說了。給歐洲或要去歐洲旅行的饅頭粉推薦：巴黎集美博物館（從新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的館藏極其全麵，精品程度高於國內大部分館藏，特別推薦千佛洞、敦煌文物），巴黎的塞努齊博物館（青銅器全麵），巴黎楓丹白露宮（有英法聯軍侵華時圓明園被搶的七車文物），科隆東亞美術館（書畫），柏林亞洲藝術館（石像），日內瓦鮑爾博物館（玉器精妙，特別推薦明成化鬥彩雞缸杯，目前已知存世的大概隻有20隻，2014年香港拍出一隻2.8億元天價），蘇黎世利特博格博物館（魏晉、唐、遼時期文物較出彩），羅馬國立東方藝術館（石窟）……
李想：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分成了兩派，互相鬥來鬥去，但不管怎麽鬥，兩派人都有一個默契：誰也不能損害文物。這句話讓我想起來之前樊錦詩院長講當時敦煌的狀況，敦煌研究院分成十幾個派係，但是在保護文物上是一致的。
1949年1月28日，農曆除夕。
整個南京城籠罩在綿綿細雨中。
在下關碼頭，1700個蓋著油布的箱子，已經在那裏堆放了好幾天。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麽，但從箱子周圍森嚴的守備來看，裏麵裝的應該不是普通的東西。
下午，碼頭終於緩緩駛來了一艘軍艦——國民黨海軍的“昆侖號”。
這艘軍艦，是專門來接運碼頭上這1700個箱子的。但是，等到軍艦靠港時，碼頭上的工人們卻無動於衷。原來，工人們在鬧罷工，已經僵持多日。
經過一番交涉，工人們的要求全部被滿足，隻要能先把那些貨搬上船。
但正當工人們開始搬運的時候，不知從哪裏忽然擁進來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還帶著很多行李。他們都是國民黨海軍司令部的人員及家屬，在得知這艘船要駛往台灣時，都擠上了船。
誰都看得出來，在解放軍的攻勢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侖號”在1948年被改造成運輸艦，有前後兩個船艙。那些海軍司令部人員和家屬，很快就占滿了後艙。這也導致1700個箱子，隻有500個被裝進了船。
這時候，一位高級長官模樣的人帶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夠服從安排，先下船再說。但是哪有那麽容易？沒有人肯聽他的話，有些孩子和婦女開始哭了起來，有人帶著哭腔喊：“桂司令！什麽東西能比我們人命重要？”
桂永清，蔣介石嫡係，當年國民黨軍隊最精銳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指揮，曾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打得異常勇猛，但也在“蘭封會戰”中逃跑貽誤戰機，放走了土肥原賢二師團。1954年病逝於台灣，享年54歲
那個被叫作“桂司令”的，是國民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在滿艙的哭聲中，桂永清一言不發，最終隻能下令：把所有的寢室、餐廳、醫務室，全部用來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在忙亂的搬運之後，1700個箱子，最後隻搬上去972箱，其餘的被再送回倉庫。正當“昆侖號”終於準備起錨，這時候，又有人送來了四個大箱子，並一再叮囑：這四個箱子非常重要！
無奈，船上人員再將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進這四個箱子，然後起航。
嚴重超載的“昆侖號”一路顛簸，路上又不斷停靠，終於在1949年2月22日抵達了台灣的基隆港。
抵達港口下船後，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讓海軍總司令親自上艦查看的箱子，裏麵裝的是價值連城的故宮文物。 2
這早就不是故宮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短短時間內，東北三省淪陷，而離東北不遠的北平，已經可以聞到硝煙的味道。
是否要遷移故宮的國寶文物？怎麽遷移？一場爭論隨即展開。
當時的國民黨元老張繼，主張將國寶遷往西安，而當時的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主張轉到上海。當然，也有不主張遷移的，比如當時的院長助理吳瀛，他主張再觀察下形勢，並善意提醒易培基：“古物一出神武門，責任即重，問題多，閑話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將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輕易做這樣的決定！”
但是易培基反倒生氣了：“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你這是推卸責任！”
吳瀛隨即不再勸阻。
1933年1月，日軍攻入山海關，時局愈加險惡，故宮的文物遷移已經勢在必行。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院長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承諾：“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最終，故宮文物被決定遷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車進入了紫禁城北門的神武門。日落時分，從紫禁城到車站開始全麵戒嚴，夜色降臨，早已被精心打包裝箱的19557箱故宮文物正式啟運。
當時沿途軍警林立，街上空無一人，排成長列的板車都朝著火車站方向移動。裝載著大量故宮珍貴文獻、書畫、檔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專列隨即緩緩啟動。
易培基。吳瀛當年一語成讖，1933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故宮盜寶案”，無辜的易培基和吳瀛均受牽連，被懷疑監守自盜，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鬱而終
專列被嚴格防衛：車頂四周架設機槍，車廂內遍布武裝押運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軍隊保護，還有張學良的騎兵時而護衛。除了特別快車，其餘列車都要讓道給這些專列。
第一次的故宮文物轉移，是後來曆次轉移中條件最好的一次。但這些文物一出故宮，從此關山萬裏，顛沛流離。 3
1936年，在上海的這些故宮文物都被運送到了南京，但還沒過多久，“七七事變”爆發了。
1937年，國民政府已做出了遷都重慶的決定，留在南京的這些文物，也隨即踏上了二次遷移的征程。
當時的遷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漢口—長沙—貴陽—安順。
第二路：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樂山安古鎮。
第三路：南京—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峨眉。
盡管當時政府也調用了一切可調用的資源，但這次的遷移，依舊是最艱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護送隊伍遭遇日軍飛機轟炸，土匪騷擾，汽車故障，道路泥濘等，三條線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驗和挑戰。但是，在押運人員一路的嚴密甚至拚死保護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沒有丟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運送文物的卡車在老百姓的幫助下艱難前行
參與北路（北路是最艱苦的一路）押運的那誌良，在經曆了一路上遭遇轟炸、翻車、翻船後發現文物依舊完好無損，於是開始相信有人和他說過的四個字：
古物有靈。 4
1945年抗戰勝利後，這些故宮的文物，又從西南大後方陸陸續續重新運回了南京，並準備運回北京故宮。
但不久之後，解放戰爭又爆發了。
國民黨軍隊一潰千裏，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宮文物，再一次麵臨遷移。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中的頹勢已無法逆轉，搶運故宮文物的決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個蕭瑟的冬日，故宮文物的又一次遷徙開始了。
在南京的下關碼頭，海軍司令桂永清手裏已經幾乎無船可調，隻能調來一艘國民黨海軍“中鼎號”平底運輸艦。11年前，從南京運往內陸的故宮文物，也是從下關碼頭出發的，而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灣基隆港。
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將故宮文物運往台灣，一共運走了320箱。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宮文物被運往台灣，搭乘的是招商局調派的“海滬輪”。
四庫全書共有3500多種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典籍，故稱“全書”。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稱為“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稱為“南三閣”
這一批運載的故宮文物有1680箱，是遷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其中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離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共七部，故宮文淵閣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繕寫得最為完整的一部。這批運走的青銅器和瓷器後來成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宮文物被運往台灣，這次國民黨動用的是“昆侖號”——也就是本文開頭描寫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運走972箱。那天最後送上船的四個箱子裏，就有一個故宮稀世珍寶——碧玉屏風。
碧玉屏風在1941年被汪精衛當禮物送給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後又被要求送還了回來
在此之前，解放軍合圍北平在即，當時的民國教育部次長，轉運負責人杭立武著急地想要把故宮的一批精品會同南京的文物，一起運往台灣，但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虛與委蛇，不斷拖延，最後保證了北平故宮的文物沒有被運走一件。
在三批文物被運送之後，當時的李宗仁代總統下令禁止再從故宮運出文物。（1949年10月，國民黨從重慶又空運走了當年留在重慶的38箱文物。）
就這樣，國民黨分三批運往台灣的故宮文物，總計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圖書1334箱，文獻204箱，占當時留在南京的文物的1/4左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包括南京在內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宮文物，都被陸陸續續運回了北京故宮。
馬衡 5
應該說，當初運往台灣的故宮文物，雖然數量遠不及留在北京故宮的文物，但畢竟經過精挑細選，裏麵還是有很多精品的。
翠玉白菜
除了我們大陸遊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還有下麵這些門類的精品。
第一大類是青銅器。民國學者重視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視為國家的象征。國民黨一共帶走了2382件青銅器——要不是後母戊鼎（即原來的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估計也被帶走了。
第二大類是書畫。國民黨當年共帶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僅宋畫即達943件。
肉形石
毛公鼎
蘇軾《寒食帖》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早春圖》
第三大類是瓷器。國民黨通過精心打包，共帶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第四類是玉器，國民黨共計帶走了1萬多件。
第五類是各類文獻。
這些珍品，連同69.6萬件藏品一起，被陳列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見證曆史，供人觀瞻。
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
北宋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
戰國玉螭紋觿
明《永樂大典》
饅頭說
先回答一個不少讀者心裏其實都想問的問題：那些留在大陸的故宮文物，乃至故宮本身，後來安然無恙否？
1966年8月，中國開始刮起“破四舊”風，周恩來隨即做出關閉故宮的決定，並派軍隊駐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的幾點意見》，起到了一定扭轉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間，故宮所幸隻損失了一些附屬物：故宮內城隍廟泥塑神像11個，奉先殿前“焚帛爐”被拆壞。其他都保存無損，甚至連故宮的修複工作，在“文革”期間也沒停止。
“文革”後期，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分成了兩派，互相鬥來鬥去，但不管怎麽鬥，兩派人都有一個默契：誰也不能損害文物。
再回過頭來看故宮文物那16年的顛沛流離。
在整個過程中，我最佩服的，還是所有參與這個過程的人，無論是押送的工作人員還是士兵，無論是馬衡還是杭立武，甚至無論是桂永清還是蔣介石。
盡管意識形態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見，但大家對於中華民族老祖宗遺留下來的瑰寶，態度都是一致的。
馬衡不肯讓文物出北京故宮，當然有他的道理——以當時國民黨的潰敗之勢和當時台灣這樣的偏遠之地，誰能保證文物運送到那裏不會出問題？
而杭立武堅決主張要把文物運往台灣，也沒有私心——我隻想保存好這批寶貝。事實上，那批隨文物去台灣的工作人員，後來很多人都把一生獻給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獻給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護文物這一出發點上，其實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於此，我個人以為，既然曆史原因造成現在兩岸“兩個故宮”的局麵，那就泰然視之：
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無價之寶，放在哪裏，都是被中華兒女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峽對岸的那個“故宮”，還能每天提醒那裏的同胞，我們的淵源在哪裏，根在哪裏。
一直研究故宮的日本記者野島剛，曾向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和“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同時問過一個問題：“兩岸統一之前，兩個‘故宮’統一的日子是否會先到來？”
對岸的周功鑫院長表示，“故宮”的收藏品對台灣民眾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的回答是：“讓曆史來決定。”
我個人更欣賞鄭院長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宮永遠隻有一個。
就讓曆史來決定吧。
讀者評論
lillian：放台灣也比流失海外強，不論如何，東西還是在自己人手裏。這幾年在歐美居住期間走訪了大大小小近百家博物館，每每看到流失文物都是泣不成聲，那心情真是糟糕透了。知名的博物館就不說了。給歐洲或要去歐洲旅行的饅頭粉推薦：巴黎集美博物館（從新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的館藏極其全麵，精品程度高於國內大部分館藏，特別推薦千佛洞、敦煌文物），巴黎的塞努齊博物館（青銅器全麵），巴黎楓丹白露宮（有英法聯軍侵華時圓明園被搶的七車文物），科隆東亞美術館（書畫），柏林亞洲藝術館（石像），日內瓦鮑爾博物館（玉器精妙，特別推薦明成化鬥彩雞缸杯，目前已知存世的大概隻有20隻，2014年香港拍出一隻2.8億元天價），蘇黎世利特博格博物館（魏晉、唐、遼時期文物較出彩），羅馬國立東方藝術館（石窟）……
李想：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分成了兩派，互相鬥來鬥去，但不管怎麽鬥，兩派人都有一個默契：誰也不能損害文物。這句話讓我想起來之前樊錦詩院長講當時敦煌的狀況，敦煌研究院分成十幾個派係，但是在保護文物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