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乒乓球被稱為“國球”,這個項目,早已超越了普通體育項目的意義。


    同樣具有不同意義的,還有打乒乓球的運動員,尤其是在那個極需樹立民族自尊心的年代。


    所以,今天要說的這位乒乓球運動員,也不僅僅隻是一名運動員了,不知道這是他的喜,還是他的悲。  1


    2013年2月10日,新華社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國家體育總局乒羽中心辦公室副主任劉威10日晚向記者確認,罹患癌症多年的乒乓球名宿莊則棟於當日下午17時06分在北京佑安醫院去世,享年73歲。”


    莊則棟


    莊則棟這個名字,似乎離開人們視線很久了,久到一些“90後”,甚至“85後”,都未必知道這個人。


    但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莊則棟”這個名字,在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如雷貫耳。


    事實上,莊則棟作為一名乒乓球運動員經曆的人生,可謂大起大伏,某種程度上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2


    首先,莊則棟的家世就很傳奇。


    話說在20世紀初,上海有一個著名的猶太大亨,名叫哈同。哈同曾被稱為“遠東首富”,他把上海的南京路開創為最繁華的商業街,並擁有這條路上44%的地產。


    當時,在哈同創辦的上海倉頡中學有一位老師,名叫莊惕深。有一天,莊惕深在上班途中撿到了一張馬票,第二天,這張馬票居然中了獎。據說一向迷信的哈同知道這件事後,認為此人乃有福之人,將來他的兒子肯定是個人才,於是就將養女羅馥貞許配給了莊惕深(饅頭說:其實莊家乃書香門第,哈同應該是了解了莊惕深的為人,想來不會單憑一張馬票中獎就許配這門婚事吧)。


    哈同為莊惕深夫婦在北京購置了一套前清某王府的舊宅作為嫁妝,大大小小共計330個房間,人稱“北京哈同花園”。


    不幸的是,莊惕深和羅馥貞此後所生的兩女一子,都夭折了。莊惕深為續香火,瞞著妻子,在老家揚州又偷偷娶了一個名叫雷仲如的女子。


    1940年8月25日,雷仲如為莊惕深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莊則棟”。


    後排右一為莊則棟,右二位莊惕深,前排為莊則棟母親  3


    小時候身體不好的莊則棟,被父親要求習武。在習武過程中,莊則棟被灌輸了一個理念: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這對他之後的乒乓球生涯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5年抗戰勝利,5歲的莊則棟被父親接回了北京。1955年,莊則棟15歲了,就讀於北京第22中學。當時學校裏的同學都很崇拜能為國爭光的運動員。莊則棟覺得自己個子不夠高,當不了籃球運動員,身體不夠壯,又當不了足球運動員,想來想去,他想做一個乒乓球運動員。


    少年莊則棟


    就這樣,15歲的莊則棟踏上了業餘乒乓球之路——進入了當時北京市少年宮。


    負責教莊則棟的教練叫靳聲華,也是一名業餘乒乓球愛好者。但他對學員的基本功要求非常嚴格,並且有一個特色:強調直拍近台兩麵快攻。當時,他編了一個口訣,叫“左方斜射,右方斜射”,他的組裏,每個學員都會背。這種打法,莊則棟一開始很不習慣,但靳聲華堅持要他這麽練,慢慢也就融會貫通了。


    沒想到,“兩麵快攻”成了莊則棟之後成名的重要武器。


    1956年2月,北京舉行第一次少年乒乓球比賽,莊則棟榮獲冠軍,從這以後他一連三次獲得北京市少年乒乓賽冠軍,當時他隻有15歲。


    1957年,莊則棟入選北京市隊,兩年後入選國家青年隊。1961年,莊則棟代表國家隊參加了第26、27、28、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其中,第26、27、28屆,莊則棟三次蟬聯男子單打冠軍,成為中國第一個在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榮獲三連冠的人(第28屆獲得男子雙打冠軍)。


    盡管那三屆世錦賽的男單冠軍,一直有李富榮“讓球”的故事(關於乒乓球的讓球,請參看《曆史的溫度》之“‘讓球’陰影下的‘小山智麗事件’”),但李富榮後來自己也承認,當時“確實是莊則棟更厲害一些”。(當然,李老後麵還說了一句:“但我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青年莊則棟


    莊則棟當時厲害到什麽程度?除了國際賽場,在當時的國內賽場,莊則棟是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男單三連冠,國家隊內單打三連冠(其中包括一百多場的連勝紀錄,這也側麵證明他在國內確實是最強,因為國內基本不存在“讓球”);在他當打之年(1961―1971年),他獲得的冠軍頭銜數,超過了其他所有隊友所獲冠軍數的總和。


    將莊則棟選入國家隊的邱鍾惠(中國第一位乒乓球女子世界冠軍)回憶起當年的情形:莊則棟是“使勁快打,見球就打。打得很猛,主動進攻,一般都不防守不推擋”。總之,很多人看莊則棟打球,就是一個“爽”字。


    由於莊則棟球技出眾,形象也出彩,毫無懸念地成了當時的“國民偶像”。從當時國內的情況來看,他的熱度肯定超過之後的劉翔或姚明。  4


    命運,並沒有讓莊則棟沿著運動員的軌跡一直走下去。


    1971年,因為“文革”而中斷兩屆參賽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了在日本名古屋舉辦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當時已經31歲的莊則棟,狀態已經不如當年(李富榮、張燮林等一批當打之年的頂尖運動員,都因那場浩劫錯過了施展自己才華的最佳機遇),但依舊作為老將帶隊出征,並和隊友一起獲得了男子團體冠軍。


    那一屆比賽的最精彩部分,當然不是那個男團冠軍。


    在比賽開始的第二天,一個名叫科恩的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因為匆忙,錯登上了中國隊的班車——等他發現全車廂都是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時,班車已經發動,再下車已不可能了。


    當時中美尚未建交,雖然已處於“破冰”前夕(尼克鬆已經上台),但場麵還是非常尷尬:


    科恩麵朝車門,一句話也不敢說。而根據當時中國代表團的規定,碰到美國運動員“不握手,不打招呼,不送禮物”,所以滿車中國教練員和運動員誰也不敢亂說亂動,大家都保持沉默。


    這時候,莊則棟站出來打破了僵局。


    他帶著翻譯,和科恩開始了交談,然後考慮再三,從包裏拿出了一個禮物——一條一米多長的杭州織錦,送給了科恩。


    由於當時中國和美國之間敏感的關係,中國隊的班車一抵達目的地,莊則棟和科恩微笑著站在一起的畫麵,立刻被敏銳的日本記者捕捉到了,消息第二天就出現在了各大報刊的醒目位置,甚至是頭版頭條,成了爆炸性新聞。


    贈送禮物時的場景


    後來莊則棟回憶當時為什麽要迎上去,說一是他覺得中國是禮儀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裏”,二是他想起了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老朋友斯諾時說的話:“我們要寄大希望於美國人民。”


    據林克、徐濤、吳旭君所著《曆史的真實》披露,毛澤東邀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是向美國高層傳遞往來信號。但美國高層並未捕獲這一微妙細節。基辛格在《白宮歲月》中記述,“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


    莊則棟和科恩回到各自隊裏,也是遭遇了不同的命運。


    莊則棟的行為讓整個代表團大為緊張,因為這是明顯違反紀律的,所以當時甚至已經準備讓他趕緊回國,聽候處分。而科恩回團匯報後,經過層層報告,美國乒乓球隊副領隊哈裏森提出了“希望帶隊訪問中國”的請求。


    4月6日,中國外交部拒絕了這一請求,周恩來圈閱,毛澤東晚上看到了這個文件,也對不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表示同意。


    4月6日晚上,文件送走後,毛澤東提前吃了安眠藥,打算睡覺。11點多,毛澤東的保健護士長吳旭君為他讀“大參考”(供中央高層閱讀的“參考資料”)。毛澤東本來已經昏昏欲睡。但在聽到外電報道莊則棟在班車上和科恩講話、送禮物的時候,他突然說起話來。吳旭君聽了一會兒才聽出,大意是:“打電話……美國隊……訪華!”


    當時毛澤東自己規定:吃安眠藥後講的話不算數。吳旭君想,主席剛剛還圈閱不邀請美國隊訪華的報告,現在怎麽又變卦了?所以她不敢動。


    看吳旭君沒動靜,毛澤東生氣了:“小吳,你怎麽還不去辦?”吳旭君故意說自己沒聽清。毛澤東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地說了一遍。聽清楚了之後,吳旭君還是不放心,問毛澤東吃安眠藥後說的話算不算數。毛澤東急了,一揮手,說:“算!趕快辦,來不及了!”


    就這樣,一場大家都知道的“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此拉開帷幕。


    後來,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熊向暉對莊則棟說:“小莊,你這件事辦到毛主席的心坎兒上去了!”  5


    毫無疑問,莊則棟在這場改變中國乃至世界格局的外交中,成為一個“符號人物”。


    這樣一個“符號”,放到“文革”的曆史背景中,必然會產生不同尋常的故事。


    其實在“文革”開始的時候,莊則棟因為屬於“保皇派”(反對批鬥國家體委副主任榮高棠)而被批鬥,在那段三個多月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批鬥的日子裏,一批莊則棟的教練和隊友,都不堪受辱,選擇了自殺,其中就有新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


    但是,那場“乒乓外交”,一下子改變了莊則棟的命運。1971年的“乒乓外交”後,入駐在乒乓球隊的軍管會領導被撤離,周恩來所調的三十八軍政委王猛出任國家體委主任,國家體委從總參回歸國務院領導。


    1972年,莊則棟任團長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美國,回國後,莊則棟成了國家青年隊的領隊兼總教練,同時兼任國家體委黨組副書記。莊則棟後來回憶:“副書記就是掛個名,還是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


    但他自己可能還沒意識到,作為一個運動員,他已經不知不覺地跨入了政壇。


    1973年,莊則棟被派到“中央讀書班”學習。“學的第一個文件就是《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莊則棟後來回憶,當時這封信對他影響很大,讓他認為,聽毛主席“親密愛人”的話總是沒錯的,“要跟對人”。


    在試圖拉攏王猛失敗後,江青開始指揮莊則棟批鬥王猛。在王猛被調離後,作為“獎勵”,34歲的莊則棟成了國家體委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正部級)。


    就任體委主任後,江青、王洪文接見了莊則棟,告訴他:“你年輕,很多事情不懂,什麽時候有問題找我們,都見。”


    在“四人幫”的授意下,莊則棟提出了“不要專業,要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開始大規模調整體委人事,大批地提拔“自己條線”上的人。根據莊則棟後來自己回憶,他當時選人的主要標準就是“可靠”,他也承認,大規模調整人事,得罪了很多人,“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但他也始終堅持一點:“我沒打幹部,更沒整死人。”


    莊則棟的兒子莊飆後來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在那個年代,父親肯定也參與了“整人”,隻是肯定沒有“血淋淋整人”。  6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莊則棟的命運也急轉直下。


    首先,他被免去了國家體委主任的職位,然後被關到北京衛戍區審查,一審就是四年。審查結束後,莊則棟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隊等候審查結果(據說當時對處理莊則棟有兩種意見,一是按“敵我矛盾”處理,判刑,另一個是“犯嚴重錯誤”,考慮到他曾為國爭光,隻是一時誤入歧途,先進行冷處理,不判刑。持後一種意見的,恰恰是當年莊則棟竭力要打倒的王猛)。


    人生大起大伏,莊則棟首先失去的是愛情。


    在1959年的維也納世界青年聯歡節上,莊則棟認識了一位年輕的鋼琴演奏家,叫鮑蕙蕎,兩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墜入愛河。


    1967年,莊則棟與鮑蕙蕎結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家庭的命運:鮑蕙蕎的工程師父親首先被打為右派,隨後莊則棟又因為不肯批鬥榮高棠,每天挨批、挨鬥、挨揍,鮑蕙蕎被流放到幹校,那段日子過得非常艱難。


    隨著莊則棟的“翻身”,鮑蕙蕎也被江青從幹校調到北京,為樣板戲伴奏。一開始,鮑蕙蕎非常感激江青,但後來發現周圍人其實都對江青有意見,於是開始告誡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離。”但莊則棟不以為意。


    更讓鮑蕙蕎傷心的是,隨著做了國家幹部,莊則棟似乎慢慢變了。鮑蕙蕎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寫道:我生第二個孩子斕斕的時刻,莊則棟已是體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對我說:“我還要去會見外賓,我先走了。”一個下午,遲遲不見他來,後來,他終於出現在產房裏。他背著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個大幹部在巡視工作,身後還跟著一位最能標誌首長身份的隨從。


    “文革”結束後,莊則棟在被隔離審查期間,鮑蕙蕎也受到牽連,不準上台演出。那段時間,鮑蕙蕎不僅撐起了那個家,還來回奔走,為丈夫上訪。但是,夫妻倆的感情裂痕已無法彌補,1985年2月2日,雙方協議離婚。


    莊則棟與鮑蕙蕎在“文革”晚期的合影


    受到影響的,還有他的孩子。


    1987年,莊則棟的兒子莊飆去考中央音樂學院,之後接到學院電話通知:“你沒考上,把自己的檔案取回去吧。”他拿著檔案突然很想知道:這裏麵到底裝的是什麽?拆開一看,街道辦寫了一張條子:


    “該生的父親在‘文革’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望你校在錄取時予以認真考慮。”  7


    莊則棟後來一直在練書法


    人生低穀時,鼓勵和支持莊則棟前行的,還是他的老本行:體育。


    1984年,莊則棟得到了調回北京的機會,但他婉轉地表示:鑒於以前在體育係統犯過的錯誤,以及人事關係上的不便,不希望回到體委工作,而願意去北京少年宮擔任青少年教練。


    莊則棟沒想到,他這個請求,很快得到了批準,北京市委還特地關照,給莊則棟安排離家近的少年宮,“讓他心情愉快地工作”。


    於是,30年後,那個當初在少年宮嶄露頭角的世界冠軍,又回到了起點。


    在少年宮擔任教練期間,莊則棟遭遇了妻離子散,每月的收入隻有100元(其中包含世界冠軍津貼,一個冠軍10元,他拿過3個),其中30元給老母,40元作為孩子撫養費,自己留30元生活費。


    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莊則棟開始真正體會到人間的真情冷暖。


    有一次,食堂裏一位頭發花白的胖老頭叫住了莊則棟:“你就是莊則棟?食堂裏有規矩,吃完飯不準帶走飯盒,知道嗎?”


    當時已經是驚弓之鳥的莊則棟唯唯諾諾,立刻留下了自己的飯盒。


    第二天吃午飯,莊則棟去拿自己的飯盒,忽然發現飯盒變得沉甸甸的,打開一看,裏麵裝滿了肉和雞蛋。


    那位老頭遞給莊則棟一支煙,和他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你過去來這兒打比賽,那會兒你剛得了世界冠軍,每次吃完飯,人家抹抹嘴都走了,隻有你,幫我們收拾碗筷,你還到廚房裏跟我握了握手,一點兒沒有大冠軍的架子。想起當年的你,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


    1980年,莊則棟在家中與兒子和女兒合影


    體會到了人間真情,莊則棟還收獲了新的愛情。


    1984年,莊則棟正在少年宮帶小朋友訓練,突然一位日本女球迷來拜訪,她的名字叫佐佐木敦子。


    出生在中國的佐佐木敦子,一直是莊則棟的球迷,兩人在1971年的名古屋世錦賽時就認識了,在過去的13年裏,佐佐木敦子一直單身。


    兩人確立了戀愛關係之後準備結婚,卻碰到了麻煩:因為個人政治原因,莊則棟不可以和外籍女子結婚。


    怎麽辦?佐佐木敦子做出了自己的決定:為了嫁給莊則棟,放棄日本國籍,加入中國國籍。麵對依舊存在的阻力,莊則棟最後決定給鄧小平寫信,這封信一路上傳,最終真的到了鄧小平手裏,鄧小平大筆一揮:同意!


    莊則棟與佐佐木敦子


    1987年,47歲的莊則棟和43歲的佐佐木敦子結為夫妻。佐佐木敦子放棄了在日本公司的優厚待遇,從此陪著莊則棟過起了清貧的生活,成了一位“胡同大媽”。


    遲來的收獲,還有當年的友情。粉碎“四人幫”後,因為當年的那些事,莊則棟從一些活動中“蒸發”了。有一次,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來到中國,問莊則棟到哪兒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出差去了”。


    1996年,某省主辦一場乒乓球比賽,請莊則棟來頒發冠軍獎杯。打到決賽,主辦方突然想起莊則棟跟體育係統的“文革”宿怨,立刻擔心起來:馬上要打全運會,萬一影響到省體委和國家體委的關係怎麽辦?結果隻好去跟莊則棟說謊:“今天下午停電,沒法打決賽了。”他們臨時買了一張回京的軟臥車票,當天晚上把他送回了北京。


    但是,時間畢竟還是能衝淡一切的,何況,大家還是明事理的人。


    2002年,莊則棟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乒乓球俱樂部,他給過去的隊友、同事,現在已經是國家體育總局的領導們寫了一封信:


    中國乒協徐寅生、李富榮等領導:


    借北京莊則棟乒乓球國際俱樂部成立之際,我誠懇地邀請並期待你們的光臨……過去我們是戰友,在“文革”中由於我犯了錯誤,造成了隔閡,傷害了我們的感情。經過這麽多年風風雨雨,回想起來深感遺憾。我希望把我們的隔閡結束在上一世紀,這樣對曆史也是積極的交代。


    2002年12月20日,莊則棟的俱樂部開張,徐寅生、李富榮都如約出現在開業典禮上。


    三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時候,媒體用了那個老掉牙但還算貼切的標題: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參加第27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賽的中國男子隊選手(從左至右):張燮林、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王家聲(黃景達攝,圖片選自《莊則棟自述》,莊則棟、佐佐木敦子著,新華出版社2014年5月版) 8


    時間能帶來很多東西,但也會帶走很多東西。


    2006年,莊則棟出現血便等症狀,一度被誤診為痔瘡。2008年,他被確診為癌症晚期。之後,他得到北京、上海多所醫院的全力救治,“走到哪裏都是綠色通道”。


    在莊則棟患病期間,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那些昔日的隊友和同事,包括當時剛剛擔任乒協主席的蔡振華,都去看望了他。


    2013年2月8日中午,莊則棟病情急轉直下,院方通知家屬考慮準備後事。


    病床前,莊則棟閉著眼睛,緊緊拉著妻子佐佐木敦子的手,同時伸出另一隻手,讓兒子莊飆握住。


    守在身邊的人問道:“你拉的是誰的手?”莊則棟回答:“是我前妻。”站在旁邊的鮑蕙蕎趕緊上去,從莊飆手裏接過莊老的手:“我是蕙蕎。”


    在家人的陪伴下,73歲的莊則棟最終合上了眼睛,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饅頭說


    我和莊則棟老先生,算是有過兩次交集。


    一次是在考大學的時候。我那年考的,是複旦大學的“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提前錄取,在預先考完“3+1”的筆試後,我進入了麵試。


    麵試由複旦大學的文史哲三係選派教授一起麵試。滿分150分,前50分是抽一道題目,主觀陳述15分鍾(後100分為三係的教授自由出題,我記得第一個教授上來叫我從蒙古開始,把和中國接壤的國家順時針說一遍,另一個教授叫我把從明朝建立到滅亡,所有我覺得值得一說的事情說一遍)。


    我當時抽到了兩個題目(可以二選一),一個是:“試論述秦朝的建立對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影響”,第二個是:“談一談你理解的‘小球推動大球’”。


    雖然第二個題目答題範圍非常廣,但我想了想,還是把“小球推動大球”的那張紙條扔回了抽簽箱。


    其實那個時候我很喜歡打乒乓球,也熟悉那段外交曆史,但到現在也沒想明白為什麽沒選那一道題。


    然後就到了2005年,上海,第4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我作為一名記者,參加了大賽開幕前的一個中國乒乓元老的聚會。


    那場聚會,雲集了幾乎所有新中國成立以來還健在的乒乓名宿。我發現,全場有兩個人有那麽一點尷尬,一個是小山智麗,一個是莊則棟。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莊則棟的真人。


    當時給我留下兩個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文質彬彬,給人非常儒雅的感覺;第二,他的字寫得非常漂亮(當時我有個報社給我的任務,帶一塊乒乓板,請所有的乒壇名宿簽字)。


    當時的莊則棟和小山智麗,給我一個比較明顯的感覺:挺想接受采訪的,但同時又非常謹慎,怕采訪者無法忠實記錄他們想表達的意思。


    我一直持這樣一個觀點:大家都希望,體育能遠離政治,但事實上,體育是不可能擺脫政治的,過去不能,現在不能,將來也不能。比如奧運會,如果哪一天,奧運會真的能遠離政治,那隻有一種可能——奧運會再也沒有人關注了。


    所以放到一個大時代背景下的小個體身上,我們該怎樣評價莊則棟?


    很難。我覺得,還是用莊則棟自己的話來作為結尾吧。


    那是莊則棟在1980年被安排到山西隊時,時任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去看望他時,他發自肺腑說的一句話:


    “打乒乓,我是大學生;搞政治,我是小學生。以後我一輩子再也不會碰政治了。”


    讀者評論


    □3c□:從小就讀過“小球推動大球”的曆史,但從來沒關注過莊則棟後來的人生。謝謝饅頭大師,讓我們看到任何一個曆史人物都是人,都有喜怒哀樂,旦夕禍福。


    a.c.lee:科恩的命運呢?回團匯報就完了?(作者回複:回國後火過一陣兒,做講座,做嘉賓,但後來不行了。作為美國嬉皮士文化一代的典型代表,科恩後來長期服用精神類藥物,工作上也沒有著落,2004年病逝,終年52歲。)


    楊雷:當年不知什麽原因,國家乒乓球隊在中央音樂學院集訓,吃、住、培訓都在學校,莊先生和蕙蕎先生的愛情就是在那時開花的。順帶說一句,由於有這個機緣,那個年代的中央音樂學院老師的乒乓球水平相當高。


    啊紫:個人的命運總是被時代的大環境左右,人生的對錯恐怕不是一句“如果當初如何如何”就能說得清楚的。如果說命運是注定的,莊則棟這一生可謂可歎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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