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何物？秩序出於混沌也。混沌大而秩序小，混沌久而秩序短。故文明者，選擇、刊落也。譬如認知圖景，非出於眼而出於腦。感官之所入，紛繁迷離而不能成像。靈明之所擇，僅在先定之若幹認知框架。框架之外視若無睹，猶紫外線、超聲波之屬。然其異者在於：非五官所不能，實心智所不欲。文明亦然。有形態意義出於無形態質料，猶巨匠之鑿石留像。意義有異、宗風各別，然石多像少，一也。石固可無像，像不可無石。混沌固可無秩序，秩序不可無混沌。文明秩序生於混沌，亡於混沌。文明在世之日，亦須時刻自“混沌汪洋”抽取“秩序之流”以維持自身。
曆史何物？伏脈隱於蒼莽也。“秩序之流”在，則意義在；意義在，則曆史在。循流溯源謂之史。意義世界之前、之後、之外，有事件而無曆史。天下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後有星宿、積石。河竭，星宿、積石無異於鄰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蘭尼米德尚有意義，以其後裔未絕、江河浩蕩之故。否則，事件喪失意義，後人隻知其為權力與財富之爭。帝國早期史家尚知愷撒、龐培龍爭虎鬥，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擇；拜占庭晚期史家則視同列朝諸帝爭位。曆史喪失意義與文明衰亡過程同步，昭然若揭。權力與財富之爭無所不在，鄰村村長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遠求？故不知秩序脈絡而輯錄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郵學也。
文明何益？賦予生存以意義也。曆史何益？發掘維持意義世界也。原人棲棲遑遑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棲棲遑遑為禮樂，曆史之人也。範進棲棲遑遑為科第，史後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義世界。史後之人有先人所遺之意義世界，然而無法理解。愚夫愚婦皆知克倫威爾篡位不同於亨利四世篡位，證明史家已盡其維護文明責任。愚夫愚婦皆知劉邦、項羽爭位等於朱元璋、張士誠爭位，證明史家已盡其消耗文明責任。文明將衰而未亡，則史家相率拋棄意義維持而逃於材料編列，甚至以理性客觀中立專業自詡。文明將興或複興，以史家能就同樣材料創造或重建意義體係為先兆。觀諸軸心時代及近世歐洲，可見風會所至、百無一失。王船山所謂“六經責我開生麵”，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義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縱然知其不可為，亦當有所必為，以待來者。
是為序，填詞誌之。
水龍吟·岐下
銅蠡何處斜陽，鸞韶久閉行雲度。
紫陌題鐫，風遊雨嬉，空階數處。
過眼蒼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顧。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燁，霜天老，鷺影孤。
一笑依約解語，憶三生，迢遞青蕪。
結廬人杳，殘英遺瑟，家山無據。
隴阪西風，長楊蒺藜，碧雞難度。
任驛庭新月，宵深猶過，當年駿骨。
t.s.艾略特的意見大致是：著作的意義與作者關係不大，而主要取決於著作依托的傳統。人類依靠意義生活，甚於依靠眼睛和麵包。在意義世界中，沒有比傳統的建立和延續更重要的事情。現世的失敗和肉體的毀滅都是瑣屑而非決定性的泡沫，隻有傳統的顛覆才是終極而不可逆的裁決。普希金曾經揚言，他要讓劊子手的子孫為他詛咒自己的祖先；但東正教-神聖俄羅斯-家長君主製的三位一體傳統雖然沒有阿克薩科夫和舍維廖夫期待的那樣強大，倒也並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樣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孫和舍維廖夫的精神子孫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邊播種。俄羅斯的遼闊原野和億兆子民無異於諸神的競技場和原料庫。普希金所預見的那種可怕裁決隻發生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例如，希特勒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孫用他們繼承的遺產殺害自己的祖先，將詛咒傳揚到萬國和後世。有些人之所以對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原因就在於他們看到：日本的種子沒有死亡，人為的嚴冬早晚會過去；一個驕傲的民族終將卷土重來，將地方性戰爭的是非成敗投入資料雜物室。
在華夏世界的天空下，諸神的戰爭圍繞“正閏之辯”展開。“正統”和“閏統”之於儒家文明的習慣法體係，猶如“憲製”和“僭政”之於日耳曼習慣法。習慣法的力量總是大於任何成文法，卻不會有明確的邊界。因此，儒生的“正閏之辯”就發揮了相當於英格蘭王國上議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們要通過“眾議僉同”裁決：什麽是權利（right），什麽是權宜（necessary），什麽是僭越（self-assumed）。前兩者屬於“正統”，後者屬於“閏統”。在“正統”邊界內，還存在“經權之辯”。“經”類似權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絕對合憲性。“權”類似權宜（necessary），允許——但僅僅為合憲的目的而允許——行使緊急狀態權力。研究和鑒定“正、閏、經、權”的學問，就叫“經學”。從材料和內容上看，經學似乎就是史學的一種。其實不然，兩者的差別像愛德華·科克與戈登·伍德、施米特與蘭克一樣大。當然，許多重量級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謨和麥考萊的所謂史學，其實主要是經學。他們的著作與其說與世無爭地考證曆史，不如說積極主動地加入了作者同時代的憲法鬥爭。我們必須對顧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給予同樣的評價，但錢大昕的著作就隻能視為真正的史學。
在華夏傳統中，經學的極端派稱為“公羊學”。王莽和康有為就是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們勇敢地主張：如果有利於教育君主和國民，肆無忌憚地捏造曆史並非不正當。他們如果了解西學，大概會從來庫古和努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這不是經學的主流。正統派通常堅持：在毫無目的的考證和毫無依據的政論之間，審慎地尋找最佳平衡點。審慎是政治德性當中難度最大的一種，因此經學就是所有學問當中危險最大的一種。看上去似乎毫無技術含量，但這正是經學最危險的地方。漢景帝之所以叫停關於湯武的爭論，理由就在這裏。“為什麽承認秦始皇的正統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準則？”“為什麽否定唐太宗的權宜必要性，可能損害君主維護良治的積極性？”這樣的問題確實關係到共同體的生死存亡。比較輕浮的雜文家大概會嘲笑這些無事生非的折騰，但這種表現僅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產物。英格蘭王國的牧師和律師難道真會認為，王位繼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對他們都一樣？法利賽人難道真會認為，猶太人用什麽方式遵守安息日對他們都一樣？如果負有維護正統責任的特殊階級（他們的特權完全有賴於此）如此缺乏遠見和責任感，那麽共同體和他們自己的毀滅就會比最悲觀的預言還要迅速。
筆者如果不是在《民國紀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過王國維和周作人對葉德輝之死的不同反應。周作人其實和王國維一樣身在局中，無由置身事外，但他沒有運用智力反而更好，從而便不會為自己營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覺。他不願麵對事實：黨軍是否打算害誰並不重要，因為黨軍出現的事實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為，如果他能科學地證明老鼠並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會像其他人一樣淹死。然而，自欺欺人隻會將他引向更少尊嚴的死亡。人類沒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則，卻逃脫不了違背法則的代價。精明的賭徒過高估計個人的智慧，通常會比愚夫愚婦死得更慘。司馬遷為此發明了一種十足經學的辭令：“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撇開一神教傳統和世俗人文主義傳統的差異，這話的意義就相當於猶太人所謂“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開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後看到智者教育兒童不用害怕，最後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許多，你會不會急於研究老鼠的生物學特征，或是急於聯絡愛貓人士捉老鼠？實際上，你最應該做一件事：將最寶貴的信息裝進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來的事情，不再與你有關。“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種子也許落入石田，也許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麽是民國？它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條道路，隻是一個模模糊糊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也許有許多條路，也許一條路也沒有，也許有高速列車接送，也許必須自己開路。地圖是重要的，但不會比方向更為重要。道路決定命運，但方向決定了道路的命運。方向是價值決斷的產物，超乎實證知識的層麵。價值源於產生你的傳統和你選擇的傳統，是一切論證的起點而非結論。如果你決定去更加溫暖的地方，你就要選擇去廣州的馬車，而拒絕去北京的飛機。如果有人說他的飛機比你的馬車先進，他的飛行員比你的馬車夫高明，以及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終點喂了鯊魚，這時，你沒有必要費心爭論，要像水手對待颶風一樣承受必要的代價。如果你想欺騙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優劣偷換方向的選擇，你將在為時太晚的時候發現，你的聰明不足以代替法則保護你。
什麽是法統？它不是憲法的形式和權力的分配，而是一種必須建立和鞏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種鑒定“正、閏、經、權”的價值選擇。隻要後兩者存在，任何形式的憲法和權力都能穩固。反之亦然。如果華夏可能變形為民國，正統就必須變形為法統。法統失敗，就是民國失敗。權力鬥爭以法統為借口進行，就是法統勝利的最佳證明；而權力鬥爭不再以法統為借口進行，就是法統失敗的最佳證明。朱元璋與張士誠的鬥爭必須以儒家道義為借口，甚至必須為此犧牲和掩飾原有的白蓮教信仰，這就是儒家正統的勝利。如果朱元璋敢於理直氣壯地宣布白蓮教的勝利，或是宣稱朝廷理應依靠不受任何限製的暴力統治，那就證意味著無論儒家正統是否應該滅亡，事實上已經滅亡。如果詹姆斯國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稱英格蘭古老法律的化身，那麽法統和英格蘭王國就已經勝利了，而君主和國會誰勝誰負已經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執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都自稱廢除法統的革命政府，那麽法統和民國就已經失敗了，而南北雙方誰勝誰負已經不再重要。政治借口與權力鬥爭的關係無異於婚姻神聖和肉欲享受的關係。以肉體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會基石的神聖性，在經學和史學的意義上都是極其幼稚的。不寧唯是，這種論證是價值虛無主義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確征兆。價值虛無主義的源頭並非難以判斷，我們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後者特別希望證明：一切男女關係本質上都是肉體關係，因此婚姻、通奸和強奸沒有本質區別；一切統治本質上都是暴力關係，因此法統、僭政和無政府沒有本質區別。這種論證的下一步就是：強奸犯是誠實的，因為他願意為自己的享樂付出犧牲；丈夫是卑鄙的，因為他借助虛偽的形式騙取免費的福利。這些論證是超乎正確或錯誤之外的，因為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確征兆。隻要走到這一步，任何論證都已經喪失意義。
埃德蒙·柏克曾經說過，法國革命的可怕在於國王和王後變成了可以砍頭的男男女女，因為君統的神聖性乃君主國存亡的關鍵。法律是共和國的母親，因為法統的神聖性乃共和國存亡的關鍵。所謂神聖性，就是信任出於敬畏而非理性。共同體受製於群眾想象力的弱點，甚於智者理性的巔峰。純粹理性沒有敬畏法則的背景約束，幾乎不可避免地解構自身。從現代到後現代、從人本主義到價值虛無主義的路途並不遙遠。如果君主隻是可以殺死的人，法律隻是強者的命令，君統和法統都是統治者的虛偽和臣民的幻想，那麽人類也隻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資格的唯一證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證明。這種生活隻能是悲慘和屈辱的，任何個體的智慧和力量隻能加重整體的惡性循環。這種社會隻能產生一種哲學，就是我們俗稱的後現代主義或莊禪之道。“末人”智者誇耀自己的解構能力，從而滿足不知為何尚未解構的殘餘虛榮心。
法統的滅亡和動物化生存，乃同一客體的兩種不同修辭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虛榮而非敬畏為出發點，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認你對自己做了些什麽。相反，你將同時提出兩種不大可能全都正確的論證：南方其實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實沒有什麽區別。一種法律形式不難轉變為另一種，但前提是法統仍然存在。法統滅亡以後，社會不是改變了某種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為無形態戰爭。社會性超限戰的習慣（略同於時下所謂的潛規則）需要長時期的積累，才能凝固為習慣法。習慣法積累的過程如果遭到幹擾和破壞，任何共同體都無法形成。在此之前，談論任何有形態的統治都沒有多大意義。
任何醫生都會告訴我們：在感染結束以前，傷口不會愈合。用不用生肌藥、用什麽生肌藥，影響幾近於零。即使我們充分了解熬湯的所有步驟，也不可能將湯變成魚。漂流瓶雖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滿意，船員的命運卻不大可能因此而改變。命運遵循人類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則，在表麵的不公之下維持著神秘的公正。世界曆史就是世界法庭，審判正在進行。我們經常沒有意識到：草擬判決，其中有我們一份；承受判決，其中也有我們一份。
曆史何物？伏脈隱於蒼莽也。“秩序之流”在，則意義在；意義在，則曆史在。循流溯源謂之史。意義世界之前、之後、之外，有事件而無曆史。天下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後有星宿、積石。河竭，星宿、積石無異於鄰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蘭尼米德尚有意義，以其後裔未絕、江河浩蕩之故。否則，事件喪失意義，後人隻知其為權力與財富之爭。帝國早期史家尚知愷撒、龐培龍爭虎鬥，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擇；拜占庭晚期史家則視同列朝諸帝爭位。曆史喪失意義與文明衰亡過程同步，昭然若揭。權力與財富之爭無所不在，鄰村村長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遠求？故不知秩序脈絡而輯錄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郵學也。
文明何益？賦予生存以意義也。曆史何益？發掘維持意義世界也。原人棲棲遑遑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棲棲遑遑為禮樂，曆史之人也。範進棲棲遑遑為科第，史後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義世界。史後之人有先人所遺之意義世界，然而無法理解。愚夫愚婦皆知克倫威爾篡位不同於亨利四世篡位，證明史家已盡其維護文明責任。愚夫愚婦皆知劉邦、項羽爭位等於朱元璋、張士誠爭位，證明史家已盡其消耗文明責任。文明將衰而未亡，則史家相率拋棄意義維持而逃於材料編列，甚至以理性客觀中立專業自詡。文明將興或複興，以史家能就同樣材料創造或重建意義體係為先兆。觀諸軸心時代及近世歐洲，可見風會所至、百無一失。王船山所謂“六經責我開生麵”，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義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縱然知其不可為，亦當有所必為，以待來者。
是為序，填詞誌之。
水龍吟·岐下
銅蠡何處斜陽，鸞韶久閉行雲度。
紫陌題鐫，風遊雨嬉，空階數處。
過眼蒼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顧。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燁，霜天老，鷺影孤。
一笑依約解語，憶三生，迢遞青蕪。
結廬人杳，殘英遺瑟，家山無據。
隴阪西風，長楊蒺藜，碧雞難度。
任驛庭新月，宵深猶過，當年駿骨。
t.s.艾略特的意見大致是：著作的意義與作者關係不大，而主要取決於著作依托的傳統。人類依靠意義生活，甚於依靠眼睛和麵包。在意義世界中，沒有比傳統的建立和延續更重要的事情。現世的失敗和肉體的毀滅都是瑣屑而非決定性的泡沫，隻有傳統的顛覆才是終極而不可逆的裁決。普希金曾經揚言，他要讓劊子手的子孫為他詛咒自己的祖先；但東正教-神聖俄羅斯-家長君主製的三位一體傳統雖然沒有阿克薩科夫和舍維廖夫期待的那樣強大，倒也並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樣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孫和舍維廖夫的精神子孫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邊播種。俄羅斯的遼闊原野和億兆子民無異於諸神的競技場和原料庫。普希金所預見的那種可怕裁決隻發生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例如，希特勒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孫用他們繼承的遺產殺害自己的祖先，將詛咒傳揚到萬國和後世。有些人之所以對靖國神社耿耿於懷，原因就在於他們看到：日本的種子沒有死亡，人為的嚴冬早晚會過去；一個驕傲的民族終將卷土重來，將地方性戰爭的是非成敗投入資料雜物室。
在華夏世界的天空下，諸神的戰爭圍繞“正閏之辯”展開。“正統”和“閏統”之於儒家文明的習慣法體係，猶如“憲製”和“僭政”之於日耳曼習慣法。習慣法的力量總是大於任何成文法，卻不會有明確的邊界。因此，儒生的“正閏之辯”就發揮了相當於英格蘭王國上議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們要通過“眾議僉同”裁決：什麽是權利（right），什麽是權宜（necessary），什麽是僭越（self-assumed）。前兩者屬於“正統”，後者屬於“閏統”。在“正統”邊界內，還存在“經權之辯”。“經”類似權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絕對合憲性。“權”類似權宜（necessary），允許——但僅僅為合憲的目的而允許——行使緊急狀態權力。研究和鑒定“正、閏、經、權”的學問，就叫“經學”。從材料和內容上看，經學似乎就是史學的一種。其實不然，兩者的差別像愛德華·科克與戈登·伍德、施米特與蘭克一樣大。當然，許多重量級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謨和麥考萊的所謂史學，其實主要是經學。他們的著作與其說與世無爭地考證曆史，不如說積極主動地加入了作者同時代的憲法鬥爭。我們必須對顧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給予同樣的評價，但錢大昕的著作就隻能視為真正的史學。
在華夏傳統中，經學的極端派稱為“公羊學”。王莽和康有為就是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們勇敢地主張：如果有利於教育君主和國民，肆無忌憚地捏造曆史並非不正當。他們如果了解西學，大概會從來庫古和努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這不是經學的主流。正統派通常堅持：在毫無目的的考證和毫無依據的政論之間，審慎地尋找最佳平衡點。審慎是政治德性當中難度最大的一種，因此經學就是所有學問當中危險最大的一種。看上去似乎毫無技術含量，但這正是經學最危險的地方。漢景帝之所以叫停關於湯武的爭論，理由就在這裏。“為什麽承認秦始皇的正統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準則？”“為什麽否定唐太宗的權宜必要性，可能損害君主維護良治的積極性？”這樣的問題確實關係到共同體的生死存亡。比較輕浮的雜文家大概會嘲笑這些無事生非的折騰，但這種表現僅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產物。英格蘭王國的牧師和律師難道真會認為，王位繼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對他們都一樣？法利賽人難道真會認為，猶太人用什麽方式遵守安息日對他們都一樣？如果負有維護正統責任的特殊階級（他們的特權完全有賴於此）如此缺乏遠見和責任感，那麽共同體和他們自己的毀滅就會比最悲觀的預言還要迅速。
筆者如果不是在《民國紀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過王國維和周作人對葉德輝之死的不同反應。周作人其實和王國維一樣身在局中，無由置身事外，但他沒有運用智力反而更好，從而便不會為自己營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覺。他不願麵對事實：黨軍是否打算害誰並不重要，因為黨軍出現的事實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為，如果他能科學地證明老鼠並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會像其他人一樣淹死。然而，自欺欺人隻會將他引向更少尊嚴的死亡。人類沒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則，卻逃脫不了違背法則的代價。精明的賭徒過高估計個人的智慧，通常會比愚夫愚婦死得更慘。司馬遷為此發明了一種十足經學的辭令：“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撇開一神教傳統和世俗人文主義傳統的差異，這話的意義就相當於猶太人所謂“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開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後看到智者教育兒童不用害怕，最後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許多，你會不會急於研究老鼠的生物學特征，或是急於聯絡愛貓人士捉老鼠？實際上，你最應該做一件事：將最寶貴的信息裝進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來的事情，不再與你有關。“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種子也許落入石田，也許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麽是民國？它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條道路，隻是一個模模糊糊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也許有許多條路，也許一條路也沒有，也許有高速列車接送，也許必須自己開路。地圖是重要的，但不會比方向更為重要。道路決定命運，但方向決定了道路的命運。方向是價值決斷的產物，超乎實證知識的層麵。價值源於產生你的傳統和你選擇的傳統，是一切論證的起點而非結論。如果你決定去更加溫暖的地方，你就要選擇去廣州的馬車，而拒絕去北京的飛機。如果有人說他的飛機比你的馬車先進，他的飛行員比你的馬車夫高明，以及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終點喂了鯊魚，這時，你沒有必要費心爭論，要像水手對待颶風一樣承受必要的代價。如果你想欺騙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優劣偷換方向的選擇，你將在為時太晚的時候發現，你的聰明不足以代替法則保護你。
什麽是法統？它不是憲法的形式和權力的分配，而是一種必須建立和鞏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種鑒定“正、閏、經、權”的價值選擇。隻要後兩者存在，任何形式的憲法和權力都能穩固。反之亦然。如果華夏可能變形為民國，正統就必須變形為法統。法統失敗，就是民國失敗。權力鬥爭以法統為借口進行，就是法統勝利的最佳證明；而權力鬥爭不再以法統為借口進行，就是法統失敗的最佳證明。朱元璋與張士誠的鬥爭必須以儒家道義為借口，甚至必須為此犧牲和掩飾原有的白蓮教信仰，這就是儒家正統的勝利。如果朱元璋敢於理直氣壯地宣布白蓮教的勝利，或是宣稱朝廷理應依靠不受任何限製的暴力統治，那就證意味著無論儒家正統是否應該滅亡，事實上已經滅亡。如果詹姆斯國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稱英格蘭古老法律的化身，那麽法統和英格蘭王國就已經勝利了，而君主和國會誰勝誰負已經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執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都自稱廢除法統的革命政府，那麽法統和民國就已經失敗了，而南北雙方誰勝誰負已經不再重要。政治借口與權力鬥爭的關係無異於婚姻神聖和肉欲享受的關係。以肉體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會基石的神聖性，在經學和史學的意義上都是極其幼稚的。不寧唯是，這種論證是價值虛無主義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確征兆。價值虛無主義的源頭並非難以判斷，我們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後者特別希望證明：一切男女關係本質上都是肉體關係，因此婚姻、通奸和強奸沒有本質區別；一切統治本質上都是暴力關係，因此法統、僭政和無政府沒有本質區別。這種論證的下一步就是：強奸犯是誠實的，因為他願意為自己的享樂付出犧牲；丈夫是卑鄙的，因為他借助虛偽的形式騙取免費的福利。這些論證是超乎正確或錯誤之外的，因為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確征兆。隻要走到這一步，任何論證都已經喪失意義。
埃德蒙·柏克曾經說過，法國革命的可怕在於國王和王後變成了可以砍頭的男男女女，因為君統的神聖性乃君主國存亡的關鍵。法律是共和國的母親，因為法統的神聖性乃共和國存亡的關鍵。所謂神聖性，就是信任出於敬畏而非理性。共同體受製於群眾想象力的弱點，甚於智者理性的巔峰。純粹理性沒有敬畏法則的背景約束，幾乎不可避免地解構自身。從現代到後現代、從人本主義到價值虛無主義的路途並不遙遠。如果君主隻是可以殺死的人，法律隻是強者的命令，君統和法統都是統治者的虛偽和臣民的幻想，那麽人類也隻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資格的唯一證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證明。這種生活隻能是悲慘和屈辱的，任何個體的智慧和力量隻能加重整體的惡性循環。這種社會隻能產生一種哲學，就是我們俗稱的後現代主義或莊禪之道。“末人”智者誇耀自己的解構能力，從而滿足不知為何尚未解構的殘餘虛榮心。
法統的滅亡和動物化生存，乃同一客體的兩種不同修辭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虛榮而非敬畏為出發點，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認你對自己做了些什麽。相反，你將同時提出兩種不大可能全都正確的論證：南方其實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實沒有什麽區別。一種法律形式不難轉變為另一種，但前提是法統仍然存在。法統滅亡以後，社會不是改變了某種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為無形態戰爭。社會性超限戰的習慣（略同於時下所謂的潛規則）需要長時期的積累，才能凝固為習慣法。習慣法積累的過程如果遭到幹擾和破壞，任何共同體都無法形成。在此之前，談論任何有形態的統治都沒有多大意義。
任何醫生都會告訴我們：在感染結束以前，傷口不會愈合。用不用生肌藥、用什麽生肌藥，影響幾近於零。即使我們充分了解熬湯的所有步驟，也不可能將湯變成魚。漂流瓶雖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滿意，船員的命運卻不大可能因此而改變。命運遵循人類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則，在表麵的不公之下維持著神秘的公正。世界曆史就是世界法庭，審判正在進行。我們經常沒有意識到：草擬判決，其中有我們一份；承受判決，其中也有我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