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王負家國眾望,必欲為楚人之戴高樂,絕難容忍諸夏(諸歐)一統、榮耀古國淪為尋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國體係,無異於盟軍肢解德國,重建“各民族的歐洲”。新聯盟用於監視霸國複起,並無取秦而自為秦政之意。有原則政治家唯願複興祖國,所爭不在權位,故而政綱一敗,絕不戀餞、偷生。“無麵目見江東父老(楚國貴族)”證明項王隻知有楚,以為華夏不過文明概念,並非國家。後人責其何不西都關中,愚蠢程度等於責問戴高樂何不定都柏林。顯而易見,此類計劃唯有無根遊士-遊民集團始能奉行。就當時形勢推斷:八千子弟必係楚國本土貴族精華,斷非沛公“為天下者不顧家”之個人冒險家集團。項王之所以不能廣納各方人才,亦在於貴族集團原不能容許外邦人、卑賤遊民出人頭地。後人以為楚軍等於後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團,想象首領完全依賴個人手段、隨意行使武斷權力,純屬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田橫之心全同魯公[12],所異僅在為齊而非楚,複國不成,豈愛大者王、小者侯? 漢高流氓,無曆史重負,正所謂無產者無祖國,本無榮譽可爭,舍功利無所計,故不忌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漢製郡、國並立,即以秦皇之製治關西、項王之製治關東,所謂“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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