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鎮之亂”[55]之於元魏，襲用“永嘉喪亂”[56]之於典午腳本，而成敗相反。洛邑公卿門第養六鎮，即漢魏之加恩南單於、烏丸，以降虜熟蕃為備邊主力，捍禦其生番階級兄弟，馴犬驅狼之政治版也。降虜，阿拉裏克輩也，甚合湯因比之“外部無產者”定義，其心常異，一朝“認識到自己的力量”“無產者聯合起來”，則“壓迫者必將發抖”“青衣銜璧何年返”“紅粉哭隨回鶻馬”矣。自然士大夫並非白癡，儒家保守派尤重曆史經驗主義，馴犬之術與時俱進，甚合生態學“紅色皇後”競賽之義，而官僚化、集權化於此拉鋸戰中日益深密，酷似肝腎硬化於免疫、外菌拉鋸中進展。蠻族闌入，於他國有反官僚、反集權功能，於中土無不為官僚化加速劑。作因於此，來者尚多，其中關鍵，皆在士大夫以“曆史製造者”自任，以曆史路徑為實驗原材料，且乎經驗技巧日益老練。
六鎮社會政治組織為“種落製”，即征服、殖民前之貴族封建，與先周、前遼、前金、塔西佗心愛之醇德蠻夷有若印刻。此輩一旦得國，自然反應即化家為國，循部落貴族家長舊製，論爵封土，自有成周規模、荷馬英雄時代、西歐領主社會自然沉澱產生。文士（候補）-官僚（轉正）階級乃晚期成熟衰老文明千錘百煉之產物，非鴻蒙童稚所能勝任愉快。然則有士大夫階級在，曆史進程驟然加速，試管嬰兒越子宮而呱呱墜地。華夏二期文明[57]以此得免千年黑暗之苦，漢土山河得免淪為地理名詞，然則亦失卻別開生麵之難得易失機運。麥考萊雲：“西歐以封建黑暗為代價幸免於戴克裏先中國式路徑。”
永嘉士人以附方伯，諸王爭開府，招夷酋充選鋒為急，其意態猶天下原不出吾輩手心，縱犬互噬，意在其主。雖江統先見[58]亦不過憂後漢羌亂重演，絕不信“動物農莊”真有現實可能性，及至天荒地變，居然被迫於“動物農莊”苟延殘喘長養子孫，其創深痛巨有難言者。北朝士人無所依恃、無地可避，政治敏感性不能不內化入骨髓。
晉匈奴屬國、魏六鎮弓馬稱兵內向，原係早晚之事。彼以封建之習，敬騎士之花馬上身先士卒、帳下敕勒悲歌，視文士官僚為無勇無德臨陣而怯之婦人孺子、弄筆墨恃輕險用權詐奪沙場健兒血汗之勞者。洛京官僚則愛豪奢、慕風雅，以近日為尊、巧言為智，州縣且不入法眼，邊鎮者，匹夫無品者、戴罪失路者收容所也。直“汝，家奴耳！”一國有兩核心價值觀，未有不決裂潰敗者。
爾朱氏河陰屠殺[59]，重演匈奴屠各入洛之舉，無非外部無產者“要掃除一切寄生蟲”階級感情之自然體現；而山東豪俊反應與之大相徑庭。前者幸中央潰滅，慶地方解放，喜蕃兵之勁悍可為吾吞鄰郡用，爭相招納，竟如“那時誰會信他們能有效治理一星期呢”？[60]後者乃於不足二年內，行齊魯趙魏士族總動員。高封崔李諸大姓自前燕入鄴、南燕據齊以來，以經學周旋南北列國，今則全體跨馬控弦，號召勤王。天下洶洶，洛京其地如掌。
自關東諸名士聯兵討董卓以來，未有類此者。靈太後母子童昏烏足致此耿耿之誠，實北朝門第“不吃二茬苦”之最後底線凝固為階級意誌也。元氏懿戚列在州郡，欲效八王開府者眾，招引外兵亦非所嫌；而山東豪俊互無統屬，竟無應者，反擁首鼠奴賊高歡。其步調之一致，足見本非有愛於元氏。
所勤之王，乃在洛京所係之官僚集權製及其文治主義。“吳兒老翁”（蕭衍）已據江東正統，北朝士族無路可退，銘記永嘉反麵教材，“不計一切成本”即為諸公心術。“擇明主”，病急亂投醫，以高家父子之淫昏無誌，得天下之易有若是者，曹公、寄奴真當妒殺。然自大族根本利益計，“殷州妥協”共同綱領業已誠實奉行，他非所計。
高齊一代二元體製，“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即晉陽胡化宮廷（不容廢帝，“漢兒不類我”）懲其匹夫之怒，委政於鄴都儒學世族。文宣一朝，“製度建設”斕然可觀。隋唐雖出武川，官製刑政反以東齊為軸幹，有其不得不耳。立製最能體現階級意誌，北朝儒門之集體定策，自太和至於天保，百年一貫，端在奪州郡強中央，以詮敘理清議。魏晉萬眾矚目之中正漸淪閑職，吏部權傾天下，部曲退居後備，軍府盡入考功，文法吏退出曆史，儒化先於行政列為定論。隋唐之“老吏抱牘死”，始於魏世祖，成於齊文宣。魏齊隋唐四百年立國規模，實乃北朝士族政治遺產。
若“二度封建”“領主論”為實，山東豪俊當以皇室集權為假想敵，各據州郡，推動地方軍事化、世襲化。勤王之日，此事無難。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權，反以官僚機器為儒化漢化工具為我所用；視武化為必要邪惡；視握州郡而稱兵內向之寒人軍功集團、蠻族封建種落私軍為主敵；為剝奪二者生存空間，不惜去一切私軍，複歸文治。此道確有實效，隋唐盛運之憲法締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諸公，蘇綽、蘇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過摘果園工而已。
關隴門第身即政權，且係晚近曆史人為製造，不足承載曆史傳統，能有文化遺痕尚在盛唐奪柄之後。山東士族承東京之舊，居人籬下，處境維艱。政治乃其生死存亡之急，而非習智求名之術，故所取皆在經術、法學、“羅馬式”實用之術。其意態保守，重經驗輕學理，留戀東京章句記誦之學，心疑魏晉新學；然智術不足駁之，僅得以就“學理一錢不值”之“社會效益論”自說自話。非但為南士所輕，後人亦不重其保守粗淺平庸常識之學。當時海內無限崇拜，人主呼為“天上人”，但求今生得見一麵之名儒，於今不過乏味常識家，路人不知，六朝史外尋常史家亦不知，然此學最能為中等人沉默大多數說法，最適於庸德謹慎保守穩健之行政官而養國家元氣。國事，庸淺蕪雜同義語，為庸人設不為才子設，古今同理。
江東士類承魏晉主流，寬裕優越，以智術相尚。才人天然為極端個人主義者，非入文辭，即析玄理，不如是，不得盡其智，而階級團結力、社會動員力有退無進。一入北土，皆有麟鳳之望；身居南朝，居安相傾相忌，禦外則醜態百出。玄暉（謝朓）、隱侯（沈約）、子山（庾信）、王褒、江總之流，於君國皆有慚德，其所為皆尚小智利己而不憫階級利益。天醉之日，江左勤王者之險詐相傾，恰與山東大族之忠信不二成尖刻對比。南風不競，亦由自取，然則棄實就虛，六朝或中古文學史，即等於江表文學史。北人若有若無，幾同點綴。陰、何、庾、徐（陰鏗、何遜、庾信、徐陵）所啟者，即煬帝、太宗煽其焰，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廣其流，武後、沈（沈佺期）、宋（宋之問）、玄宗總其成之近體詩。千秋萬代，黃口孺子，誰人不誦“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甫《春日憶李白》），誰複知其為一代之顧秉謙、洪承疇、馮銓、張縉彥哉？
力不虛擲、功不唐捐，求仁得仁、種瓜得瓜，天道不常之變終無所移不變之常。
六鎮社會政治組織為“種落製”，即征服、殖民前之貴族封建，與先周、前遼、前金、塔西佗心愛之醇德蠻夷有若印刻。此輩一旦得國，自然反應即化家為國，循部落貴族家長舊製，論爵封土，自有成周規模、荷馬英雄時代、西歐領主社會自然沉澱產生。文士（候補）-官僚（轉正）階級乃晚期成熟衰老文明千錘百煉之產物，非鴻蒙童稚所能勝任愉快。然則有士大夫階級在，曆史進程驟然加速，試管嬰兒越子宮而呱呱墜地。華夏二期文明[57]以此得免千年黑暗之苦，漢土山河得免淪為地理名詞，然則亦失卻別開生麵之難得易失機運。麥考萊雲：“西歐以封建黑暗為代價幸免於戴克裏先中國式路徑。”
永嘉士人以附方伯，諸王爭開府，招夷酋充選鋒為急，其意態猶天下原不出吾輩手心，縱犬互噬，意在其主。雖江統先見[58]亦不過憂後漢羌亂重演，絕不信“動物農莊”真有現實可能性，及至天荒地變，居然被迫於“動物農莊”苟延殘喘長養子孫，其創深痛巨有難言者。北朝士人無所依恃、無地可避，政治敏感性不能不內化入骨髓。
晉匈奴屬國、魏六鎮弓馬稱兵內向，原係早晚之事。彼以封建之習，敬騎士之花馬上身先士卒、帳下敕勒悲歌，視文士官僚為無勇無德臨陣而怯之婦人孺子、弄筆墨恃輕險用權詐奪沙場健兒血汗之勞者。洛京官僚則愛豪奢、慕風雅，以近日為尊、巧言為智，州縣且不入法眼，邊鎮者，匹夫無品者、戴罪失路者收容所也。直“汝，家奴耳！”一國有兩核心價值觀，未有不決裂潰敗者。
爾朱氏河陰屠殺[59]，重演匈奴屠各入洛之舉，無非外部無產者“要掃除一切寄生蟲”階級感情之自然體現；而山東豪俊反應與之大相徑庭。前者幸中央潰滅，慶地方解放，喜蕃兵之勁悍可為吾吞鄰郡用，爭相招納，竟如“那時誰會信他們能有效治理一星期呢”？[60]後者乃於不足二年內，行齊魯趙魏士族總動員。高封崔李諸大姓自前燕入鄴、南燕據齊以來，以經學周旋南北列國，今則全體跨馬控弦，號召勤王。天下洶洶，洛京其地如掌。
自關東諸名士聯兵討董卓以來，未有類此者。靈太後母子童昏烏足致此耿耿之誠，實北朝門第“不吃二茬苦”之最後底線凝固為階級意誌也。元氏懿戚列在州郡，欲效八王開府者眾，招引外兵亦非所嫌；而山東豪俊互無統屬，竟無應者，反擁首鼠奴賊高歡。其步調之一致，足見本非有愛於元氏。
所勤之王，乃在洛京所係之官僚集權製及其文治主義。“吳兒老翁”（蕭衍）已據江東正統，北朝士族無路可退，銘記永嘉反麵教材，“不計一切成本”即為諸公心術。“擇明主”，病急亂投醫，以高家父子之淫昏無誌，得天下之易有若是者，曹公、寄奴真當妒殺。然自大族根本利益計，“殷州妥協”共同綱領業已誠實奉行，他非所計。
高齊一代二元體製，“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即晉陽胡化宮廷（不容廢帝，“漢兒不類我”）懲其匹夫之怒，委政於鄴都儒學世族。文宣一朝，“製度建設”斕然可觀。隋唐雖出武川，官製刑政反以東齊為軸幹，有其不得不耳。立製最能體現階級意誌，北朝儒門之集體定策，自太和至於天保，百年一貫，端在奪州郡強中央，以詮敘理清議。魏晉萬眾矚目之中正漸淪閑職，吏部權傾天下，部曲退居後備，軍府盡入考功，文法吏退出曆史，儒化先於行政列為定論。隋唐之“老吏抱牘死”，始於魏世祖，成於齊文宣。魏齊隋唐四百年立國規模，實乃北朝士族政治遺產。
若“二度封建”“領主論”為實，山東豪俊當以皇室集權為假想敵，各據州郡，推動地方軍事化、世襲化。勤王之日，此事無難。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權，反以官僚機器為儒化漢化工具為我所用；視武化為必要邪惡；視握州郡而稱兵內向之寒人軍功集團、蠻族封建種落私軍為主敵；為剝奪二者生存空間，不惜去一切私軍，複歸文治。此道確有實效，隋唐盛運之憲法締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諸公，蘇綽、蘇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過摘果園工而已。
關隴門第身即政權，且係晚近曆史人為製造，不足承載曆史傳統，能有文化遺痕尚在盛唐奪柄之後。山東士族承東京之舊，居人籬下，處境維艱。政治乃其生死存亡之急，而非習智求名之術，故所取皆在經術、法學、“羅馬式”實用之術。其意態保守，重經驗輕學理，留戀東京章句記誦之學，心疑魏晉新學；然智術不足駁之，僅得以就“學理一錢不值”之“社會效益論”自說自話。非但為南士所輕，後人亦不重其保守粗淺平庸常識之學。當時海內無限崇拜，人主呼為“天上人”，但求今生得見一麵之名儒，於今不過乏味常識家，路人不知，六朝史外尋常史家亦不知，然此學最能為中等人沉默大多數說法，最適於庸德謹慎保守穩健之行政官而養國家元氣。國事，庸淺蕪雜同義語，為庸人設不為才子設，古今同理。
江東士類承魏晉主流，寬裕優越，以智術相尚。才人天然為極端個人主義者，非入文辭，即析玄理，不如是，不得盡其智，而階級團結力、社會動員力有退無進。一入北土，皆有麟鳳之望；身居南朝，居安相傾相忌，禦外則醜態百出。玄暉（謝朓）、隱侯（沈約）、子山（庾信）、王褒、江總之流，於君國皆有慚德，其所為皆尚小智利己而不憫階級利益。天醉之日，江左勤王者之險詐相傾，恰與山東大族之忠信不二成尖刻對比。南風不競，亦由自取，然則棄實就虛，六朝或中古文學史，即等於江表文學史。北人若有若無，幾同點綴。陰、何、庾、徐（陰鏗、何遜、庾信、徐陵）所啟者，即煬帝、太宗煽其焰，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廣其流，武後、沈（沈佺期）、宋（宋之問）、玄宗總其成之近體詩。千秋萬代，黃口孺子，誰人不誦“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甫《春日憶李白》），誰複知其為一代之顧秉謙、洪承疇、馮銓、張縉彥哉？
力不虛擲、功不唐捐，求仁得仁、種瓜得瓜，天道不常之變終無所移不變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