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聖之道，百家祖述，迄於魏晉，其脈漸窮。後王負救時之譽者，曹公武侯以降，無不意態蕭瑟，有抱殘守缺之態。政令猥雜，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執著國本、澄清天下之誌，不可複得。自仲長統泣百王之弊，至符氏（前秦）、宇文氏尊經複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長夜。究其細故，衰周諸子定策，猶如摩西遙指迦南，有誌未遂，實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黃老、雜霸、醇儒，次第登場，信用相繼破產。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難掩，殊非“世無明王，途窮而後見吾子”自解。怎奈兵農錢穀之俗務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鄉願之“中道最大公約數主義”[63]填之。人類綿衍景長，端賴禮樂典章尚在，足以憩有生未生之願景。文明之衰，無不自士人之道窮始，猶日之淹，猶根之枯，寒霜雖遠，枝葉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絕而已。魏晉六朝，其太陽澌滅、陰影淹沒大地所需之八分鍾歟。
江左紹緒，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曠日持久之道統政統退化史。上承東京勝流之文治政權，下啟建鄴陳家之戰鬥政權，其間則為坐食遺德、日漸萎弱之清流政權。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時時暴起，以霸術行興奮劑政略，再四淪入清流名士柔性規訓之手。曹魏、劉宋為其顯例。每經一度霸術，必有片刻師武臣力之壯，而後繼之以長久之虛脫，終至頹勢甚於前朝。文治愈淺，則政統愈弱；霸術愈甚，則建鄴政權愈有朝不保夕之歎。梁陳之變，陳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徑以無名編戶之家姓為國號，破亙古易君，封號須據曆史資源之成例[64]，湯因比所謂“內部無產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圓滿。陳亡，禪代政統所籍之漢魏故事亦亡。漢璽曆新莽漢魏晉宋齊梁自若，獨亡於侯景之亂[65]，為法統喪敗添一注腳。或曰寶物存廢，出於偶然，此不思之論也。設若繼統政權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偽之璽複出，一如董卓孫堅故事，信之則真，誰複泥其所自？吳兒無璽而帝，不以為憾。政治社會不以為怪，亦無以璽為據自命正統者出，其間透露信息已頗可觀。若非強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烏得至此？
蕭梁勵精圖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極於是，史有定評。叔達（蕭衍）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權之地，且集古典華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產於一身。其史傳五色迷離、蕪雜詭異，頗有時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學標本之紐結數億年進化淘汰史遺痕器官。論其史者各據其一二，振振有詞，無不有理有據而不足駁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紂之君行其“死後洪水滔天”主義。然梁武刻己愛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難誣。天水之前，萬口同聲，莫不頌其賢德而惜其凶終。魏玄成諡為“恭儉莊敬，藝能博學”（《梁書·武帝下》），頗征時代精神。[66]賀琛、傅奕之異詞，曲高和寡，乏人問津。可留意者，賀、傅皆積世宿儒，明經起家，琛之致力《三禮》、奕之疏義《五經》，亦皆有《白虎通》時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離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諸晉唐學術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簡括，相去雲壤。[67]時人目之為冬烘鈍才、迂滯偏激，雖有直聲，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溫公（司馬光）著意，盡翻成局，偏鋒一變為主流。蕭公佞佛縱戚之罪，始成鐵案。此事關係蕭梁者淺，印證時風世變者深。蓋佞佛、縱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脈暗通，容後論），就六朝民間文化、政治社會而言，非罪實功，士民視為仁義功德，籍說部變文流傳千餘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陳武收拾離亂，亦必效此。溫公歎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將心有戚戚，然中古諸歐、日本史家之視虔誠者愛德華、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與六朝人士之視梁武同。可敬者比德[68]“醇德無瑕，斯亦不宜苟存濁世”之讚，恰係簡之（姚思廉）、子山“行仁義而國亡”“天何為而此醉”盎格魯版。賀琛、傅奕孤明先發，生不逢時，殆舊儒家輝格史觀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睞。
以後儒之見，“如露亦如電”“天國不在此岸”之政治失敗主義，足以反證大一統帝國、士大夫理性主義、儒學保守主義真有濟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為治。此論真偽可不論，然“政治低能足以喚醒古學複興”之前題，衡諸歐、日史乘，難信而無征。伊拉斯謨之賢何嚐遜於文中子，然則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統主義終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於北朝諸胡何以一變而為頗有戰鬥狂熱之原教旨尊經複古論者，以秕糠魏晉、憲章虞夏為誌，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連二氏。其間詭異，略同維金諾曼人自居羅馬哲人元老，輕賤拉丁基督教徒為左道蠻夷。
錢賓四（穆）雲：“五胡不如東晉，北朝勝於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曆史自然順序，自部落入貴族封建製，貴族封建製入官僚集權製，其文明層次原與西周宗法甫健之際相若，故而親周複古，順流而下，毫不勉強。北朝諸儒，不過起催化劑作用，五胡君長實居主動地位。苻堅，尊經複古之政治理想主義先驅者；宇文邕，尊經複古主義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拓跋宏），華夏正統主義之浪漫派播種者；隋文（楊堅），華夏正統主義之犬儒派收割者。東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後曆史衰變順序，自清流激進主義入士人寡頭政體，士人寡頭政體入強人赤裸暴力。苟無外患，待其門第盡而政統亡，繼之者不外乎馬穆魯克式軍事平等主義僭主政體。梁陳之際，此類政體竟有雨後蘑菇之盛況，橫行江左，乍生乍滅。
南朝社會的鮮明特點，在於神職、武夫物望之盛，有淩駕文人政府之勢，為古典華夏、近世東亞所罕睹；然則衡以中古諸文明，實屬正常，反襯現華夏文明之特殊性。二者皆與士族寡頭主義有關，大凡政治社會封閉、士庶分明之際，寒人有才有誌者，文則為僧，武則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擬於文人政府浪費精力。故而神職、軍職，一變而為中古平等主義堡壘。大凡高級宗教，無不輕視俗世貴賤，神職之社會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別，僅在於士人寡頭為後曆史假貴族，有壟斷之實而不能發揮前曆史貴族騎士之軍事職能，因而終須仰仗官僚製而非封建製為其特殊勢力張本。中古曆史之三岔口[69]在此，路徑依賴既成，其行愈遠，愈有積重難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遠邁先秦，其後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之心血結晶。餘風播於初唐，其後則衰，恰與社會平等化曲線相對。胡適之“宋以後和尚皆不讀書”，實肇於是。無奈藏暉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場，必欲視浮屠為病魔，竟至自蔽其視野。科舉平等主義既興，即成政治通貨膨脹之源。文化基因多樣性，每經易代，必有一度擴張。千軍萬馬，獨木橋上；用智之地，唯權術耳，餘才注於文藝辭章、隨筆小品、短小平快、急智靈才可辦者。凡用宏取精，非邏輯嚴密、體係完備不可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簷退化效應，順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無須霸君施暴。神職、軍職於列國皆為文武精英所聚之地，獨於吾華淪為社會遊民養濟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盡矣”之歎，雖別有寄托，衡諸世變，仍不啻為卡珊德拉預言。
“功利短視”“酷愛和平”二庸德，忝為晚期文明順民與生俱來之胎記。其實貴族集團往往壓製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質，斷不能滅絕自由。平等與專製結合，反而最有破壞社會文化基因多樣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點，在於所計者短，僅及其身家，無所愛於法統，故而於無形態僭主政體，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貴族特殊利益純係人為，維護法統敏感性極高，虐民雖實有之，反而易於抵禦無形態權力。吾國文宣家所雲“封建罪惡”，十之七八實為僭主之惡，而專製平等化為其遠因，醫之以變本加厲之專製平等化，何怪乎不起？
梁武與齊同祖，入宋已鎮淮陰，昭明、簡文、湘東（蕭繹）皆文壇健者。辭章體例，能自我作古者，蕭公以降，次第無人。任君才堪記室，蕭公難任騎兵。江左文化爛熟之兆，曆曆可見。流民渠帥武運將衰，不足以保障江淮，故而武、元難父難子皆不得不以北來降人為軍事支柱。行之善者，猶賀拔勝恩及南獸、王僧辯忠存帝子；行之不善者，則社稷為墟。此間背景，在於永嘉之亂餘波漸落，社會性武裝集團遷移漸成絕響，北朝郡縣化結穴收功。自此，南朝軍事資源枯竭，吳兵輕銳、傖楚剽悍，亦成曆史名詞。而南士自組織能力（就六朝而言，組織能力=宗族自治能力=禮學水準）衰靡，較之僧院再組織能力，不免相形見絀。江陵陷沒，梁陳各戰鬥政權不複有組織士人文治政府之意，舍軍需征發外，不知有治，甘棄養民教民之政於浮屠。陳武（陳霸先）開基君臣名諱小號幾同異種，映射民間小傳統已成斷線風箏，而以戰利品再分配為國家正供，曆武、文、宣三朝不改，竟能安之若素，亦陳國獨有之事。侯景之亂，原不過蘇峻、祖約之翻版，而王綱解紐、文武道盡，一至於斯！若非南朝社會基層久已異質化，殊難有此詭異。
梁武施治，以釋化儒，用內典慈悲之義、外教好生之德，潛移刑憲。自河內司馬氏以禮學入法，除當塗肉刑複古苛政以外，存心於刑法人道化者，莫過於此君。治道常為政製探路先鋒，其易幟多在政製更化數百年前；司法常為政製保守內核，其景從多在政製更化數百年後。就儒化而論，賈生、董子即其治道先鋒，而政製尚用雜霸。待新莽複周政、光武行柔道，政製儒化始定，而獄政猶出文法吏。儒吏短長，紛紜漢魏。典午以禮入法、移孝作忠，司法始與秦政訣別。儒學和平滲透，先於思想（兼並百家），次於政典（退法用禮），終於社會（儒化家族），固非易易。其間且有曹魏之反複。浮屠闌入，則先於社會（漢魏祈福之教），次於思想（六代因明之學）。梁陳之際，甫入政典，乃不旋踵而敗。舍釋氏自身弱點外，未能於五胡雲擾之初，掌握貴族封建製嬗變關鍵期，以胡僧-胡騎封建共同體阻止官僚-郡縣製重現北國（有此重現，則為收兵源稅源計，滅法固早晚之事），最為緊要。似此，則北疆列國封建體係將為定局，南朝釋化將有數百年餘裕滲透成熟，異質文明亦可不致流產。弱國家強社會之下，兼並一統甚難。通古斯係、氐羌係、僚瑤係漸行漸遠。東亞將有複數之二期諸文明，而非單數之新儒化官僚國家-三教混融體係 [70]，後者固無不以撲殺歧異為償者。自然，欲取青春文化炎炎之氣，必不能安享天下國家太平之福。末人俗民早習晚期文明之庸福，亦必不能受自由之苦。其雖大而必小、雖強而必弱，自食善因之惡報，盡在不言中。
附注：
朝代更迭是中國曆史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曆史的特殊性，但朝代的更迭和隱藏在朝代背後的政治-社會變遷並不一定同步。有時，朝代並未更迭，社會已經發生劇變，唐朝中葉就是這樣。有時，朝代一再更迭，政治-社會結構卻始終維持原狀，甚至前後幾個政治上相互競爭的王朝，在社會意義上其實是同一個集團。南北朝時期，這種現象尤為突出。西魏-北周-隋-唐的統治集團全體出自北魏戍邊六鎮的武川鎮，以至於趙翼驚歎此地為“王氣所鍾”。
東晉-南朝前期（宋、齊、梁）的偏安政權，也就是詩人庾信（子山）在《哀江南賦》中提到的“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也屬於這一類型。建康諸帝的政府，在社會意義上是北來僑姓士族對吳姓和寒門的統治，在種族意義上是僑、吳新舊移民對江南土著的統治。客強主弱是江東社會-種族結構的主要特點。從秦漢征服到永嘉東渡，軍事殖民呈波浪式推進，每一次都增加和強化了原來的分層結構。
江東從來不是華夏民族的核心區，秦漢在這裏設置的郡縣具有明顯的軍事殖民性質。秦人置諸暨，戍衛貢道（山陰道）的安全。嶺表（天台山外的浙東）地形、種族複雜，置之度外。東冶、東甌孤懸化外，被土著徹底消滅。取代秦郡縣的閩越、東甌王國是純粹的百越土著政權，而不是南越那樣由華夏統治者和百越被統治者組成的軍事殖民政權。漢武帝用“遷其民而墟其地”的殘酷政策對付這些熱愛叛亂的土著。地方製度比文字記載更加說明問題：西部都尉鎮撫錢塘、東部都尉鎮撫鄞縣、南部都尉鎮撫回浦，秩同太守，製同屬國，這是漢家對待西域、西羌的軍事監護製。
到東漢時期，荊州在長江南岸的四郡集中在湘、沅二水口岸，內地，更不用說山區，布滿了洞、蠻、溪[71]、楯[72]之類名目繁多的族群。揚州刺史坐鎮淮南（壽春），稱他的大部分轄地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車駕時時入洛，極少過江（刺史本來是巡視監察官員），無意中流露了華夏本位主義者對化外之地的真實想法。晉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補給。東漢大儒王朗（的確被孫策趕出江東，但並不曾被諸葛亮罵死）就走過這條路線，他和其他漢代學者一直對兩個問題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島還是大陸？第二，福建土著是人還是蛇？
華夏核心地區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漢光武罷郡兵、晉武帝罷州兵，都是這一進程的折射。但邊區不在這些詔令所指範圍中，仍然沿襲戰國、秦漢舊製，守、尉敵體，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這些邊區中最大的一個。孫吳政權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結合，綏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績，軍事殖民性質往往淩駕於割據性質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吳人卑詞事魏，幹戈內向，幾於無日不戰。諸葛恪開新都郡，獲得十餘萬壯丁。鑒於東吳全國軍隊不過二十餘萬，動員五萬以上軍隊的戰役極少，這是一個驚人的比例。
永嘉東渡使江表社會結構更加複雜。僑姓移民構成建康諸帝的政權基礎，孫吳政權貴族世家的後裔顧榮、陸玩等人雖然采取了妥協態度，但還是漸漸被排擠到邊緣。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後來居上，壟斷了中央政權和州郡要職。中原流民渠帥郭默、蔡豹、蘇峻構成建康政權的軍事骨幹。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據點）“酒可飲，兵可用”，在謝玄手中拯救了東晉，又在劉裕手中毀滅了東晉。淮右軍事集團（來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廣固、彭城的流民）在蕭道成手中毀滅了劉宋，雍梁軍事集團（關隴流民的據點）在蕭衍手中毀滅了蕭齊。
東晉末年以後，門戶之見日深，吳姓隻能擔任地方低級官吏，南人最後一次（陸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視為反麵教材。但他們仍然各擁部曲、私軍，在洞主、蠻酋這些非華夏的精英階級麵前以征服者自居。據陶侃稱，洞、蠻、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們不斷叛亂的原因。平蠻戰爭與六朝相始終，（宋明帝一朝內戰時）潯陽政府的最高軍事統帥劉胡和陳朝的開國皇帝陳霸先都是在平蠻戰爭中積功起家的。
吳姓往往對僑姓政權充滿了嫉妒和仇恨。周劄（周處的第三子）詛咒顧榮不該將這些北方蠻子（傖楚）放進江南，但顧榮能夠看到他看不到的東西：五胡暴起，華夏政權已經無力維持武力優勢，因而強調正統性和曆史繼承權是它僅有的生存機會。然而吳姓無論文武，在六朝之始（孫吳）之末（陳朝），都表現出邊區軍事殖民社會精英的先天不足，幾乎無力組織一個像樣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說維係全國物望的正統政府了。
孫吳早期就是一個沒有法統的軍政府，甚至連軍隊都無法與諸將（幾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軍相區別。它後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僅僅是門麵，顧雍等人的政府和他們派出的刺史從來不能對地方政府實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終掌握在都督（呂蒙、陸遜）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區別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隻是得到朝廷名分、與君主的私人關係較好而已。相比之下，諸葛亮和蔣琬能隨意任免蜀國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維持漢朝相權與監察權相互平衡的法統。不難理解，為什麽正統性之爭發生在魏蜀之間，而孫吳政權甚至從來沒有要求過統治全國（野心最大的時候也隻要求瓜分東方各州）。可以說：土豪聯盟政權不能想象，也不歡迎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這跟它的邊區軍事殖民性質大有關係，西周封建與周人封建（軍事殖民）殷商東土、歐洲封建與日耳曼人封建（軍事殖民）羅馬南國也有同樣的關係，類似進程在世界曆史上發生過多次。
東晉南朝之所以能維持“漢魏衣冠”的正統性和曆史延續性，比五胡十六國和北朝更具備中央政府的合法組織和聲望，的確必須歸功於僑姓士族（王謝芝蘭玉樹）的政治經驗和文化傳統。這些人在血統、學統和政統上都是東漢清流士大夫階級的直接延續，漢魏晉宋齊梁一脈相承的正統性就體現在這批士大夫階級的曆史延續性上。“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實際上是在說：南朝以士大夫為統，以君為輔；北朝以君為統，以臣為輔，政治上相互敵對的各王朝都必須主動接受僑姓士族確定的法統才能實施有效統治（表現為“王謝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統對絕對君主個人並不有利，仍然隻能把南朝作為他漢化改革的樣板，因為這是北朝爭取正統性的唯一途徑。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僑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現實基礎依賴於兩者：繼承漢魏文化政統和保持僑人軍事優勢。如果比較一下統治英格蘭的諾曼貴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語對撒克遜語的統治和貴族對撒克遜人的統治，以此為資本控製國王，就會比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統官僚帝國主導的中國，這些特點出現的時間不多。陳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謝安因為擅長“洛生詠”（東漢洛陽太學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統性焦慮”的投影。與東晉同病相憐的南宋也同樣熱衷於保護汴京口音和麵食，而占據中原的明朝卻絲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樣不在乎長安口音。
運用社會階級分析法，“金陵王氣”其實就是僑姓士族政治共同體的文學表述，他們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窮途末路，但也隻有他們的衰亡才能給受他們壓製的寒門浪人、吳姓土豪和蠻夷酋領創造一個（南朝滅亡時）回光返照的機會。結束南朝的陳霸先軍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聯盟，其表現酷似開啟南朝的孫權軍政府。
侯景之亂是南朝滅亡的契機，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權以前經曆過類似的蘇峻之亂、姚襄之亂而能夠恢複，但現在不能，主要原因在於僑姓士族的政治組織能力和軍事資源已經枯竭。
儒家的政治組織資源凝聚於經學和禮學，前者維係國家，後者維係家族。漢代學術重心集中於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袁紹、劉表都是經生），魏晉則轉入禮學（琅琊王氏以禮學傳家）。與此同時，帝國衰微、宗族勃興，絕非偶然。經學和禮學就哲學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陳寅恪先生說，中國像羅馬，隻重實用政治哲學，缺乏精深遠大之思，就是這個意思），遠不能與精妙的印度哲學和宗教競爭。南朝士大夫醉心於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於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論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對手，卻能正確地指出佛教泛濫在財政上和軍事上的災難性後果。不過，從蕭衍、陳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壯舉或愚行看，南朝社會印度化的程度已經超出儒家的控製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響遠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後優勢”。很明顯，天下大亂時能夠及時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較高的人，留下來等待宰割的隻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們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進文化，隻能保守東漢經學的陳詞濫調。蘇綽父子和武川軍事集團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經學的“周政複古主義”為基礎，所以這個新王朝才會名叫“北周”，而且複辟了《周禮》製度和《尚書》文體。曆史學家公認：隋唐製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慮到經學、禮學本來就是漢儒為大一統官僚帝國設計的程序，這一點絲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學意義上的高深至今還沒有被超越，但它肯定會造成一個遍布寺院、世俗政權極為軟弱的政治社會，與中古歐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頗為神似。這樣的社會勢必分割其財政和人力資源，因而在技術上無法維持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隻能漸次瓦解為一係列支離破碎的封建貴族政權，羅馬帝國和平安時代的日本律令國家就是這樣走向封建和分裂的。這條曆史路徑比官僚帝國更有利於近代化，但順民必須放棄他們熱愛的大一統太平之福。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這也是一個例證。
江左紹緒，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曠日持久之道統政統退化史。上承東京勝流之文治政權，下啟建鄴陳家之戰鬥政權，其間則為坐食遺德、日漸萎弱之清流政權。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時時暴起，以霸術行興奮劑政略，再四淪入清流名士柔性規訓之手。曹魏、劉宋為其顯例。每經一度霸術，必有片刻師武臣力之壯，而後繼之以長久之虛脫，終至頹勢甚於前朝。文治愈淺，則政統愈弱；霸術愈甚，則建鄴政權愈有朝不保夕之歎。梁陳之變，陳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徑以無名編戶之家姓為國號，破亙古易君，封號須據曆史資源之成例[64]，湯因比所謂“內部無產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圓滿。陳亡，禪代政統所籍之漢魏故事亦亡。漢璽曆新莽漢魏晉宋齊梁自若，獨亡於侯景之亂[65]，為法統喪敗添一注腳。或曰寶物存廢，出於偶然，此不思之論也。設若繼統政權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偽之璽複出，一如董卓孫堅故事，信之則真，誰複泥其所自？吳兒無璽而帝，不以為憾。政治社會不以為怪，亦無以璽為據自命正統者出，其間透露信息已頗可觀。若非強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烏得至此？
蕭梁勵精圖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極於是，史有定評。叔達（蕭衍）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權之地，且集古典華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產於一身。其史傳五色迷離、蕪雜詭異，頗有時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學標本之紐結數億年進化淘汰史遺痕器官。論其史者各據其一二，振振有詞，無不有理有據而不足駁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紂之君行其“死後洪水滔天”主義。然梁武刻己愛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難誣。天水之前，萬口同聲，莫不頌其賢德而惜其凶終。魏玄成諡為“恭儉莊敬，藝能博學”（《梁書·武帝下》），頗征時代精神。[66]賀琛、傅奕之異詞，曲高和寡，乏人問津。可留意者，賀、傅皆積世宿儒，明經起家，琛之致力《三禮》、奕之疏義《五經》，亦皆有《白虎通》時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離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諸晉唐學術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簡括，相去雲壤。[67]時人目之為冬烘鈍才、迂滯偏激，雖有直聲，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溫公（司馬光）著意，盡翻成局，偏鋒一變為主流。蕭公佞佛縱戚之罪，始成鐵案。此事關係蕭梁者淺，印證時風世變者深。蓋佞佛、縱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脈暗通，容後論），就六朝民間文化、政治社會而言，非罪實功，士民視為仁義功德，籍說部變文流傳千餘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陳武收拾離亂，亦必效此。溫公歎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將心有戚戚，然中古諸歐、日本史家之視虔誠者愛德華、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與六朝人士之視梁武同。可敬者比德[68]“醇德無瑕，斯亦不宜苟存濁世”之讚，恰係簡之（姚思廉）、子山“行仁義而國亡”“天何為而此醉”盎格魯版。賀琛、傅奕孤明先發，生不逢時，殆舊儒家輝格史觀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睞。
以後儒之見，“如露亦如電”“天國不在此岸”之政治失敗主義，足以反證大一統帝國、士大夫理性主義、儒學保守主義真有濟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為治。此論真偽可不論，然“政治低能足以喚醒古學複興”之前題，衡諸歐、日史乘，難信而無征。伊拉斯謨之賢何嚐遜於文中子，然則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統主義終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於北朝諸胡何以一變而為頗有戰鬥狂熱之原教旨尊經複古論者，以秕糠魏晉、憲章虞夏為誌，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連二氏。其間詭異，略同維金諾曼人自居羅馬哲人元老，輕賤拉丁基督教徒為左道蠻夷。
錢賓四（穆）雲：“五胡不如東晉，北朝勝於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曆史自然順序，自部落入貴族封建製，貴族封建製入官僚集權製，其文明層次原與西周宗法甫健之際相若，故而親周複古，順流而下，毫不勉強。北朝諸儒，不過起催化劑作用，五胡君長實居主動地位。苻堅，尊經複古之政治理想主義先驅者；宇文邕，尊經複古主義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拓跋宏），華夏正統主義之浪漫派播種者；隋文（楊堅），華夏正統主義之犬儒派收割者。東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後曆史衰變順序，自清流激進主義入士人寡頭政體，士人寡頭政體入強人赤裸暴力。苟無外患，待其門第盡而政統亡，繼之者不外乎馬穆魯克式軍事平等主義僭主政體。梁陳之際，此類政體竟有雨後蘑菇之盛況，橫行江左，乍生乍滅。
南朝社會的鮮明特點，在於神職、武夫物望之盛，有淩駕文人政府之勢，為古典華夏、近世東亞所罕睹；然則衡以中古諸文明，實屬正常，反襯現華夏文明之特殊性。二者皆與士族寡頭主義有關，大凡政治社會封閉、士庶分明之際，寒人有才有誌者，文則為僧，武則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擬於文人政府浪費精力。故而神職、軍職，一變而為中古平等主義堡壘。大凡高級宗教，無不輕視俗世貴賤，神職之社會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別，僅在於士人寡頭為後曆史假貴族，有壟斷之實而不能發揮前曆史貴族騎士之軍事職能，因而終須仰仗官僚製而非封建製為其特殊勢力張本。中古曆史之三岔口[69]在此，路徑依賴既成，其行愈遠，愈有積重難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遠邁先秦，其後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之心血結晶。餘風播於初唐，其後則衰，恰與社會平等化曲線相對。胡適之“宋以後和尚皆不讀書”，實肇於是。無奈藏暉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場，必欲視浮屠為病魔，竟至自蔽其視野。科舉平等主義既興，即成政治通貨膨脹之源。文化基因多樣性，每經易代，必有一度擴張。千軍萬馬，獨木橋上；用智之地，唯權術耳，餘才注於文藝辭章、隨筆小品、短小平快、急智靈才可辦者。凡用宏取精，非邏輯嚴密、體係完備不可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簷退化效應，順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無須霸君施暴。神職、軍職於列國皆為文武精英所聚之地，獨於吾華淪為社會遊民養濟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盡矣”之歎，雖別有寄托，衡諸世變，仍不啻為卡珊德拉預言。
“功利短視”“酷愛和平”二庸德，忝為晚期文明順民與生俱來之胎記。其實貴族集團往往壓製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質，斷不能滅絕自由。平等與專製結合，反而最有破壞社會文化基因多樣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點，在於所計者短，僅及其身家，無所愛於法統，故而於無形態僭主政體，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貴族特殊利益純係人為，維護法統敏感性極高，虐民雖實有之，反而易於抵禦無形態權力。吾國文宣家所雲“封建罪惡”，十之七八實為僭主之惡，而專製平等化為其遠因，醫之以變本加厲之專製平等化，何怪乎不起？
梁武與齊同祖，入宋已鎮淮陰，昭明、簡文、湘東（蕭繹）皆文壇健者。辭章體例，能自我作古者，蕭公以降，次第無人。任君才堪記室，蕭公難任騎兵。江左文化爛熟之兆，曆曆可見。流民渠帥武運將衰，不足以保障江淮，故而武、元難父難子皆不得不以北來降人為軍事支柱。行之善者，猶賀拔勝恩及南獸、王僧辯忠存帝子；行之不善者，則社稷為墟。此間背景，在於永嘉之亂餘波漸落，社會性武裝集團遷移漸成絕響，北朝郡縣化結穴收功。自此，南朝軍事資源枯竭，吳兵輕銳、傖楚剽悍，亦成曆史名詞。而南士自組織能力（就六朝而言，組織能力=宗族自治能力=禮學水準）衰靡，較之僧院再組織能力，不免相形見絀。江陵陷沒，梁陳各戰鬥政權不複有組織士人文治政府之意，舍軍需征發外，不知有治，甘棄養民教民之政於浮屠。陳武（陳霸先）開基君臣名諱小號幾同異種，映射民間小傳統已成斷線風箏，而以戰利品再分配為國家正供，曆武、文、宣三朝不改，竟能安之若素，亦陳國獨有之事。侯景之亂，原不過蘇峻、祖約之翻版，而王綱解紐、文武道盡，一至於斯！若非南朝社會基層久已異質化，殊難有此詭異。
梁武施治，以釋化儒，用內典慈悲之義、外教好生之德，潛移刑憲。自河內司馬氏以禮學入法，除當塗肉刑複古苛政以外，存心於刑法人道化者，莫過於此君。治道常為政製探路先鋒，其易幟多在政製更化數百年前；司法常為政製保守內核，其景從多在政製更化數百年後。就儒化而論，賈生、董子即其治道先鋒，而政製尚用雜霸。待新莽複周政、光武行柔道，政製儒化始定，而獄政猶出文法吏。儒吏短長，紛紜漢魏。典午以禮入法、移孝作忠，司法始與秦政訣別。儒學和平滲透，先於思想（兼並百家），次於政典（退法用禮），終於社會（儒化家族），固非易易。其間且有曹魏之反複。浮屠闌入，則先於社會（漢魏祈福之教），次於思想（六代因明之學）。梁陳之際，甫入政典，乃不旋踵而敗。舍釋氏自身弱點外，未能於五胡雲擾之初，掌握貴族封建製嬗變關鍵期，以胡僧-胡騎封建共同體阻止官僚-郡縣製重現北國（有此重現，則為收兵源稅源計，滅法固早晚之事），最為緊要。似此，則北疆列國封建體係將為定局，南朝釋化將有數百年餘裕滲透成熟，異質文明亦可不致流產。弱國家強社會之下，兼並一統甚難。通古斯係、氐羌係、僚瑤係漸行漸遠。東亞將有複數之二期諸文明，而非單數之新儒化官僚國家-三教混融體係 [70]，後者固無不以撲殺歧異為償者。自然，欲取青春文化炎炎之氣，必不能安享天下國家太平之福。末人俗民早習晚期文明之庸福，亦必不能受自由之苦。其雖大而必小、雖強而必弱，自食善因之惡報，盡在不言中。
附注：
朝代更迭是中國曆史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曆史的特殊性，但朝代的更迭和隱藏在朝代背後的政治-社會變遷並不一定同步。有時，朝代並未更迭，社會已經發生劇變，唐朝中葉就是這樣。有時，朝代一再更迭，政治-社會結構卻始終維持原狀，甚至前後幾個政治上相互競爭的王朝，在社會意義上其實是同一個集團。南北朝時期，這種現象尤為突出。西魏-北周-隋-唐的統治集團全體出自北魏戍邊六鎮的武川鎮，以至於趙翼驚歎此地為“王氣所鍾”。
東晉-南朝前期（宋、齊、梁）的偏安政權，也就是詩人庾信（子山）在《哀江南賦》中提到的“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也屬於這一類型。建康諸帝的政府，在社會意義上是北來僑姓士族對吳姓和寒門的統治，在種族意義上是僑、吳新舊移民對江南土著的統治。客強主弱是江東社會-種族結構的主要特點。從秦漢征服到永嘉東渡，軍事殖民呈波浪式推進，每一次都增加和強化了原來的分層結構。
江東從來不是華夏民族的核心區，秦漢在這裏設置的郡縣具有明顯的軍事殖民性質。秦人置諸暨，戍衛貢道（山陰道）的安全。嶺表（天台山外的浙東）地形、種族複雜，置之度外。東冶、東甌孤懸化外，被土著徹底消滅。取代秦郡縣的閩越、東甌王國是純粹的百越土著政權，而不是南越那樣由華夏統治者和百越被統治者組成的軍事殖民政權。漢武帝用“遷其民而墟其地”的殘酷政策對付這些熱愛叛亂的土著。地方製度比文字記載更加說明問題：西部都尉鎮撫錢塘、東部都尉鎮撫鄞縣、南部都尉鎮撫回浦，秩同太守，製同屬國，這是漢家對待西域、西羌的軍事監護製。
到東漢時期，荊州在長江南岸的四郡集中在湘、沅二水口岸，內地，更不用說山區，布滿了洞、蠻、溪[71]、楯[72]之類名目繁多的族群。揚州刺史坐鎮淮南（壽春），稱他的大部分轄地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車駕時時入洛，極少過江（刺史本來是巡視監察官員），無意中流露了華夏本位主義者對化外之地的真實想法。晉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補給。東漢大儒王朗（的確被孫策趕出江東，但並不曾被諸葛亮罵死）就走過這條路線，他和其他漢代學者一直對兩個問題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島還是大陸？第二，福建土著是人還是蛇？
華夏核心地區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漢光武罷郡兵、晉武帝罷州兵，都是這一進程的折射。但邊區不在這些詔令所指範圍中，仍然沿襲戰國、秦漢舊製，守、尉敵體，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這些邊區中最大的一個。孫吳政權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結合，綏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績，軍事殖民性質往往淩駕於割據性質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吳人卑詞事魏，幹戈內向，幾於無日不戰。諸葛恪開新都郡，獲得十餘萬壯丁。鑒於東吳全國軍隊不過二十餘萬，動員五萬以上軍隊的戰役極少，這是一個驚人的比例。
永嘉東渡使江表社會結構更加複雜。僑姓移民構成建康諸帝的政權基礎，孫吳政權貴族世家的後裔顧榮、陸玩等人雖然采取了妥協態度，但還是漸漸被排擠到邊緣。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後來居上，壟斷了中央政權和州郡要職。中原流民渠帥郭默、蔡豹、蘇峻構成建康政權的軍事骨幹。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據點）“酒可飲，兵可用”，在謝玄手中拯救了東晉，又在劉裕手中毀滅了東晉。淮右軍事集團（來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廣固、彭城的流民）在蕭道成手中毀滅了劉宋，雍梁軍事集團（關隴流民的據點）在蕭衍手中毀滅了蕭齊。
東晉末年以後，門戶之見日深，吳姓隻能擔任地方低級官吏，南人最後一次（陸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視為反麵教材。但他們仍然各擁部曲、私軍，在洞主、蠻酋這些非華夏的精英階級麵前以征服者自居。據陶侃稱，洞、蠻、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們不斷叛亂的原因。平蠻戰爭與六朝相始終，（宋明帝一朝內戰時）潯陽政府的最高軍事統帥劉胡和陳朝的開國皇帝陳霸先都是在平蠻戰爭中積功起家的。
吳姓往往對僑姓政權充滿了嫉妒和仇恨。周劄（周處的第三子）詛咒顧榮不該將這些北方蠻子（傖楚）放進江南，但顧榮能夠看到他看不到的東西：五胡暴起，華夏政權已經無力維持武力優勢，因而強調正統性和曆史繼承權是它僅有的生存機會。然而吳姓無論文武，在六朝之始（孫吳）之末（陳朝），都表現出邊區軍事殖民社會精英的先天不足，幾乎無力組織一個像樣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說維係全國物望的正統政府了。
孫吳早期就是一個沒有法統的軍政府，甚至連軍隊都無法與諸將（幾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軍相區別。它後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僅僅是門麵，顧雍等人的政府和他們派出的刺史從來不能對地方政府實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終掌握在都督（呂蒙、陸遜）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區別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隻是得到朝廷名分、與君主的私人關係較好而已。相比之下，諸葛亮和蔣琬能隨意任免蜀國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維持漢朝相權與監察權相互平衡的法統。不難理解，為什麽正統性之爭發生在魏蜀之間，而孫吳政權甚至從來沒有要求過統治全國（野心最大的時候也隻要求瓜分東方各州）。可以說：土豪聯盟政權不能想象，也不歡迎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這跟它的邊區軍事殖民性質大有關係，西周封建與周人封建（軍事殖民）殷商東土、歐洲封建與日耳曼人封建（軍事殖民）羅馬南國也有同樣的關係，類似進程在世界曆史上發生過多次。
東晉南朝之所以能維持“漢魏衣冠”的正統性和曆史延續性，比五胡十六國和北朝更具備中央政府的合法組織和聲望，的確必須歸功於僑姓士族（王謝芝蘭玉樹）的政治經驗和文化傳統。這些人在血統、學統和政統上都是東漢清流士大夫階級的直接延續，漢魏晉宋齊梁一脈相承的正統性就體現在這批士大夫階級的曆史延續性上。“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實際上是在說：南朝以士大夫為統，以君為輔；北朝以君為統，以臣為輔，政治上相互敵對的各王朝都必須主動接受僑姓士族確定的法統才能實施有效統治（表現為“王謝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統對絕對君主個人並不有利，仍然隻能把南朝作為他漢化改革的樣板，因為這是北朝爭取正統性的唯一途徑。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僑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現實基礎依賴於兩者：繼承漢魏文化政統和保持僑人軍事優勢。如果比較一下統治英格蘭的諾曼貴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語對撒克遜語的統治和貴族對撒克遜人的統治，以此為資本控製國王，就會比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統官僚帝國主導的中國，這些特點出現的時間不多。陳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謝安因為擅長“洛生詠”（東漢洛陽太學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統性焦慮”的投影。與東晉同病相憐的南宋也同樣熱衷於保護汴京口音和麵食，而占據中原的明朝卻絲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樣不在乎長安口音。
運用社會階級分析法，“金陵王氣”其實就是僑姓士族政治共同體的文學表述，他們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窮途末路，但也隻有他們的衰亡才能給受他們壓製的寒門浪人、吳姓土豪和蠻夷酋領創造一個（南朝滅亡時）回光返照的機會。結束南朝的陳霸先軍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聯盟，其表現酷似開啟南朝的孫權軍政府。
侯景之亂是南朝滅亡的契機，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權以前經曆過類似的蘇峻之亂、姚襄之亂而能夠恢複，但現在不能，主要原因在於僑姓士族的政治組織能力和軍事資源已經枯竭。
儒家的政治組織資源凝聚於經學和禮學，前者維係國家，後者維係家族。漢代學術重心集中於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袁紹、劉表都是經生），魏晉則轉入禮學（琅琊王氏以禮學傳家）。與此同時，帝國衰微、宗族勃興，絕非偶然。經學和禮學就哲學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陳寅恪先生說，中國像羅馬，隻重實用政治哲學，缺乏精深遠大之思，就是這個意思），遠不能與精妙的印度哲學和宗教競爭。南朝士大夫醉心於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於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論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對手，卻能正確地指出佛教泛濫在財政上和軍事上的災難性後果。不過，從蕭衍、陳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壯舉或愚行看，南朝社會印度化的程度已經超出儒家的控製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響遠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後優勢”。很明顯，天下大亂時能夠及時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較高的人，留下來等待宰割的隻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們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進文化，隻能保守東漢經學的陳詞濫調。蘇綽父子和武川軍事集團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經學的“周政複古主義”為基礎，所以這個新王朝才會名叫“北周”，而且複辟了《周禮》製度和《尚書》文體。曆史學家公認：隋唐製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慮到經學、禮學本來就是漢儒為大一統官僚帝國設計的程序，這一點絲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學意義上的高深至今還沒有被超越，但它肯定會造成一個遍布寺院、世俗政權極為軟弱的政治社會，與中古歐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頗為神似。這樣的社會勢必分割其財政和人力資源，因而在技術上無法維持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隻能漸次瓦解為一係列支離破碎的封建貴族政權，羅馬帝國和平安時代的日本律令國家就是這樣走向封建和分裂的。這條曆史路徑比官僚帝國更有利於近代化，但順民必須放棄他們熱愛的大一統太平之福。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這也是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