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儒林傳》以趙魏齊魯為儒林重心：江東多文苑，儒則遜矣；關西則次第無人，有之皆客卿。六代王官幾廢，學在民間，門第以學統幹政統，興邦易統，視同分內。隋唐以關隴武人與山東士流共天下，不意運交叔季，竟有“河朔蠻猈”“齊魯獷悍”“淮右風俗過於蠻夷”，縱雲藩鎮無德兵爭禍民，何至於能五胡六鎮所不能為？且乎殘唐五季“雇傭兵戰爭”合於通例，自重其死，擾動尚輕，未若永嘉之甚。此事幹係後史者大，當自漢魏以降蠻夷政策及中下政治社會連鎖牽動機製覓之。
漢魏邊政，行屬國監護製，即一君兩社會，貴族種落製麵對士族官僚製。蠻夷君長身兼中夏士大夫之任，進則辟入州郡，身即公卿，退則返歸部落，自治其種，甚合漢氏選舉社會之義。蠻夷種落擬於儒學宗族，乃兩社會綸合點。典午之初，慕容氏儒冠遼左，為此製之具體而微，河北門第之誕育，五燕關係極深。
君長—族長—士人連類，則周禮乃有不得不用者。中世佛道號曰極盛，然考諸社會，自成平行社會未有如西歐、東瀛之甚者。夏人之信徒，道流崔浩、佛徒蕭偊輩，皆職業儒士兼業佛道，猶李慎之職業黨人兼業自由主義，烏得與格萊斯頓並坐？儒者，禮學所以“做家門”（魏徵語），經學所以正世道，春秋所以樹君國。佛道修心習智，幾於無“公域”概念，方其鼎盛之日，亦有所不能爭者。中世家—國、孝—忠、社會—政治自成平衡木，此消彼長。君威盡而族望盛，秦式原子化小家庭於亂世有自然淘汰之趨勢，唯大族能有砥柱中流之望。
大族，立郡望，修族譜，紮根於地理曆史，自別於原子化散沙流氓之術也。儒者，部勒[89]宗族，而後以宗族為單元建構社會之必要公共品也。故而胡漢無別，胡人闌入，亦非原子化浪人求榮利，而係種落集體做地理遷移，社會組織依舊，貴族君長化為儒學士大夫，部民種落化為鄉裏宗族，此皆自然之勢。北朝隋唐政權，成於胡人（胡化）貴族騎士武人與華夏（華化）文人官僚士大夫之階級鬥爭及階級合作，儒學為雙方組織接合點，文武雙方個人利益從屬於本階級乃當然之事。
趙魏、齊魯稍有異者，在於後者為前者支脈。高封名族於前燕已據要津，而後世所謂齊魯大族者，皆南燕君臣趙魏名族聯翩東渡之遺。山東團結力強，或與出身有關，亦猶江左政治軟弱出於主客水火。至於“初期華夏”之齊魯豫徐，史公之泱泱者大，詹事之才利如錐，於河淮鼎沸之際，玉石俱焚。典午“勝兵三十萬”之青州，殘民三百戶而已。東京舊業，須待慕容氏保護之河北大族延續。
唐興，邊政有二戲劇性變革。一為太宗之“一華戎策”[90]，次為玄宗之“用蕃將策”[91]。二者亦有連鎖關係，伏念、溫傅之亂[92]居其樞軸。
太宗乘定襄之捷，設安北、單於二府，置各都督府、州（二者內地亦有），漢胡雜用，（長安朝廷）胡人與朝士相半，實欲變“一國兩製”為“一國一製”，以華官外任、胡官內任為定製，抹殺天然界限，野心無疑較屬國製為大。
伏念之亂、裴行檢之定亂，原不足奇，而梟首長安之處置，以五服製理論，即已視二府五十州為郡縣、內臣，沐皇恩而受教化，有完全責任能力，故而叛者當斬。若係外臣、生番，則當視為“蠻夷不知禮義”，本無完全責任能力，奪其柄、政協之可也。突厥既明此義，再叛而不歸。
以儒生立場，王者不務遠略，不以無用害有用，故魏徵諫伐高昌，狄仁傑務安河北，姚崇、宋璟不賞邊功。“一華戎策”之漢官外任，徒資靡費；蠻夷內屬，恐蹈永嘉舊轍。然以皇室立場，不以黷武開邊為不是，仍信蕃兵胡馬之可用；吸取教訓，不在目的而在手段。玄宗之蕃兵政策，變太宗之招攬蠻族種落，為招攬蠻族浪人戰士。就長期曆史而言，太宗之“招各部種落為營伍”，恰係漢魏“招全體蠻族為屬國”與玄宗“招蠻族浪人為健兒”之中間環節，其基本精神為：破壞其原有社會紐帶及組織力、團結性，保留其原子化個人或小集團軍事技能。前者或為國患，後者可為吾用。“用蕃將策”實為將秦政散沙化精神推廣於草原。
太宗朝蕃將，阿史那社爾之屬，以酋長將本部種落為唐室戰，酋長受唐封爵，然於朝廷之外自有獨立地位，效忠有個人性質，其種落尚非唐卒，從君長耳。玄宗朝蕃將，安史之屬，以浪人（通六蕃語為互市牙郎，已孤立於部族組織外）求祿受唐職官，其上官、下屬無不為唐臣，謀叛亦須沿用唐家軍政體係，無自身部落組織可為憑借，敗則無沙漠可竄，死入《逆臣傳》，不入《四夷傳》。個人賢愚成敗不論，此係政治集權化、社會散沙化之擴大、深化無疑。
於是，太宗朝之六胡州，仍近於南單於、北朝，蠻族貴族組織與夏人宗族集團僅為地理重疊。玄宗朝之河北藩鎮，蠻族浪人雇傭兵散沙與華人流氓無產者散沙合流，排擠門第士大夫。當武周革命，寒人抬頭之勢、河北習武胡化、江南詩賦進士，皆足以破經學、門第壟斷學統政統之局。進士（李衛公所謂浮薄）貴而明經賤，詩賦盛而經義衰，即河北門第士大夫喪失其文治勢力，江南平民士大夫（趙宋新儒家之階級前世）代興。胡漢雇傭兵集團（受唐室政令唆使）進據地方利源培養軍事化社會（五代藩鎮之階級前世），即河北門第士大夫喪失其地方勢力，拋棄根本，依附二京官僚係統（日益為科舉侵奪之）殘餘位置，終與二京同歸於盡。
蕃將出身為浪人而利益在官職，絕不同於屬國君長以部落封建貴族兼任帝國士人官僚。自身無宗族，無所愛於門第；無成國之製，無需社會合作者；發跡依據個人才藝、勇力，天然為軍功平等主義者。昭義[93]之治，即科舉文才平等主義之軍事版，以定期定則之全民武勇考試為鎮本。不合格，為民供餉；合格，為軍食餉；有功者，為長官。耕戰之外，不容其餘社會階級存在，經學乃何物哉？儒士若有殘存者，當如葛鴉兒詩之可憐。經學舊族僅有選擇，不外二者：遷洛者接受進士科文才平等主義，自身亦喪失地方根基及組織資源，漸次淪於寒人本無郡望或假冒郡望者之列；留鄉者武化、胡化而棄其儒學出身。兩害相權，門第多取遷洛，衛公（李靖）即是。雖然苟存階級個性於本朝，終不能逃易代之劫，此無根失根階級之宿命。
天保改製之先，河北世族各擁部曲私軍，軍事質量遠不及六鎮胡騎，然保持“集體談判能力”，確有餘裕。苟無東齊士大夫之“還軍於國、還政於文”，兵戈不止，大一統難期。彼輩既以政治聯姻分享隋唐盛大光昌於先，自不得不分享傭兵淩辱文治之衰運於後，同受蠶食，同歸於盡。
中世係於經學，北國係於門第。門第盡，則世運衰。近世開於天水，新儒出自寒人，官家仰命東南。北土完全喪失一切社會組織及中間階級，小農散沙直麵君威，社會經濟文化有賴於自組織者，如鄭衛陳蔡之水網、滑相殷海之實業、齊魯趙魏之私學，次第殘破。北國垂亡，漸成化外，王船山視為禮義掃盡、蠻夷不若、流毒天下之流寇樂園。晚期華夏之餘命，遞於兩浙紳糧之手，以待末劫。
附注一：
唐家明經、進士二科，兼階級、地理意義，非僅題型有異，明經填空而已。太原明經狄仁傑豈幼兒園哉？實則此道為追認山東經學世家既有之地位設。彼輩之學因襲東京之舊，無所發明，然其免費提供地方、朝廷及社會之服務，尚無可以替代者。此類服務皆公益性，無需學術能力或文學才華，高度仰仗曆史經驗、門風家教，不能見於紙上。人類曆史最近於此者，即羅馬卸任哲人行政官或英國太平紳士。李衛公以為科舉於此輩不公，且乎有文無質、有虛無實、長浮薄而退長厚，不利於國，即此義。至於進士，純係個人主義靈才測驗，寒人南士舍此無出路，所培養者乃有才無根之高度個人主義者，尤利於平等化、散沙化。進士終為主流，即專製平等主義夷平最後障礙，乃有呼之為“封建護法者”。西歐去封建未遠，階級團體主義受個人主義侵蝕較輕，社會組織資源較厚，團結力較強，是以能用階級社會之組織力優勢淩專製平等主義之無階級散沙社會。淺人不察，張冠李戴，乃有呼之為“個人主義壓迫集體主義者”。
附注二：
用蕃兵，即侵奪府兵（關隴門第政治基地）；開進士，即侵奪經學世族（山東門第政治基地），皆破壞中世社會基礎以擴充君主個人權力之革命行動，特文武有別而已。皇室身兼首要革命家及最大平等主義者，素為國史一大特色，不限於唐。
附注三：
蕃將傭兵有私屬性質，同於後妃、宦官，非如儒臣、府兵社稷之臣，故“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以內廷私屬排斥正途重臣，元首政治行政集權固有之病，無藥可治，唐家特殊之處僅在其開邊黷武主義突出，蕃將乃成軍事主流。不尚開邊列朝，外戚宦官奪外朝為行政主流亦無二致。元老院敗，則元首家奴權重。總統集權，則有國安顧問基辛格淩國務卿羅傑斯。水門事件實為守衛國會政治，抵製羅馬化之後衛戰。開邊黷武於外—元首政治行政集權—破壞國內憲政，如影隨形。“不賞邊功防黷武”，儒者社稷之忠也。
附注四：
東京士大夫變“政治型”為“經濟型”，大興田園經營之風，魏晉六朝因之。雖有均田之名，實大亂之後，以無主荒地優惠招民墾熟而已，能墾者即可割其半為私田以代傭直，子孫永保，非均也。魏複古視為東方專製根基之水利，大抵非朝廷所為，而係地方大姓組織經理。大姓亡，小農無財無力無組織保持，流官無愛於任地，短任亦無力籌劃“可持續發展”，是以一退千裏。北國原係諸夏之膏腴奧區 [94]；宋衛儒墨縱橫，鬱鬱乎文；齊魯衣被天下，泱泱者大。漢魏名士謀臣之鄉，北朝隋唐儒林之楨幹，竟化為梁山刀會粗豪不文之所、流寇拳民之溫床、通國之禍源。唯以平等—階級論，紅日之下散沙高度平等確已實現。
附注五：
唐室有公主不售問題，太宗至於宣宗，滿紙呻吟，無六朝胡漢南北帝室同病，後無來者。士大夫有閨門禮法問題，言及悍婦，痛心疾首。細究其故，皇室以冒牌暴發戶身份，欲以聯姻擠入正牌士大夫之列，然魏徵、白敏中之流，薄天家貴戚而崇拜一介白丁之山東崔氏詩禮舊家。太宗、宣宗飽受歧視之餘，發憤為詞。士大夫聯姻，旗鼓相當，各有黨羽，有衝突自無單方屈服之理，各行其宗族動員，互控罪名，載在典策，流於後世，貌似婦解先聲，隋文獨孤後即此類。此皆階級社會固有之事，與中世同盡。
此後宋明皇家選妃擇婿，皆取平民，明人尤甚，必取販夫走卒菜傭酒保。其心殆防平民秀才亦可望百裏之侯，至不濟可為師爺訟棍，或不能耐強製性終生政協待遇。此道其效如神，公主問題永久解決，不憂萬惡資本主義之生產過剩。至於統購統銷之“隻有大白菜可吃”，鑒於吃菜者背景孤寒、無強宗大姓為後盾，極易和諧，不留痕跡，貌似婦德突飛猛進。此平等社會之優越性也。
漢魏邊政，行屬國監護製，即一君兩社會，貴族種落製麵對士族官僚製。蠻夷君長身兼中夏士大夫之任，進則辟入州郡，身即公卿，退則返歸部落，自治其種，甚合漢氏選舉社會之義。蠻夷種落擬於儒學宗族，乃兩社會綸合點。典午之初，慕容氏儒冠遼左，為此製之具體而微，河北門第之誕育，五燕關係極深。
君長—族長—士人連類，則周禮乃有不得不用者。中世佛道號曰極盛，然考諸社會，自成平行社會未有如西歐、東瀛之甚者。夏人之信徒，道流崔浩、佛徒蕭偊輩，皆職業儒士兼業佛道，猶李慎之職業黨人兼業自由主義，烏得與格萊斯頓並坐？儒者，禮學所以“做家門”（魏徵語），經學所以正世道，春秋所以樹君國。佛道修心習智，幾於無“公域”概念，方其鼎盛之日，亦有所不能爭者。中世家—國、孝—忠、社會—政治自成平衡木，此消彼長。君威盡而族望盛，秦式原子化小家庭於亂世有自然淘汰之趨勢，唯大族能有砥柱中流之望。
大族，立郡望，修族譜，紮根於地理曆史，自別於原子化散沙流氓之術也。儒者，部勒[89]宗族，而後以宗族為單元建構社會之必要公共品也。故而胡漢無別，胡人闌入，亦非原子化浪人求榮利，而係種落集體做地理遷移，社會組織依舊，貴族君長化為儒學士大夫，部民種落化為鄉裏宗族，此皆自然之勢。北朝隋唐政權，成於胡人（胡化）貴族騎士武人與華夏（華化）文人官僚士大夫之階級鬥爭及階級合作，儒學為雙方組織接合點，文武雙方個人利益從屬於本階級乃當然之事。
趙魏、齊魯稍有異者，在於後者為前者支脈。高封名族於前燕已據要津，而後世所謂齊魯大族者，皆南燕君臣趙魏名族聯翩東渡之遺。山東團結力強，或與出身有關，亦猶江左政治軟弱出於主客水火。至於“初期華夏”之齊魯豫徐，史公之泱泱者大，詹事之才利如錐，於河淮鼎沸之際，玉石俱焚。典午“勝兵三十萬”之青州，殘民三百戶而已。東京舊業，須待慕容氏保護之河北大族延續。
唐興，邊政有二戲劇性變革。一為太宗之“一華戎策”[90]，次為玄宗之“用蕃將策”[91]。二者亦有連鎖關係，伏念、溫傅之亂[92]居其樞軸。
太宗乘定襄之捷，設安北、單於二府，置各都督府、州（二者內地亦有），漢胡雜用，（長安朝廷）胡人與朝士相半，實欲變“一國兩製”為“一國一製”，以華官外任、胡官內任為定製，抹殺天然界限，野心無疑較屬國製為大。
伏念之亂、裴行檢之定亂，原不足奇，而梟首長安之處置，以五服製理論，即已視二府五十州為郡縣、內臣，沐皇恩而受教化，有完全責任能力，故而叛者當斬。若係外臣、生番，則當視為“蠻夷不知禮義”，本無完全責任能力，奪其柄、政協之可也。突厥既明此義，再叛而不歸。
以儒生立場，王者不務遠略，不以無用害有用，故魏徵諫伐高昌，狄仁傑務安河北，姚崇、宋璟不賞邊功。“一華戎策”之漢官外任，徒資靡費；蠻夷內屬，恐蹈永嘉舊轍。然以皇室立場，不以黷武開邊為不是，仍信蕃兵胡馬之可用；吸取教訓，不在目的而在手段。玄宗之蕃兵政策，變太宗之招攬蠻族種落，為招攬蠻族浪人戰士。就長期曆史而言，太宗之“招各部種落為營伍”，恰係漢魏“招全體蠻族為屬國”與玄宗“招蠻族浪人為健兒”之中間環節，其基本精神為：破壞其原有社會紐帶及組織力、團結性，保留其原子化個人或小集團軍事技能。前者或為國患，後者可為吾用。“用蕃將策”實為將秦政散沙化精神推廣於草原。
太宗朝蕃將，阿史那社爾之屬，以酋長將本部種落為唐室戰，酋長受唐封爵，然於朝廷之外自有獨立地位，效忠有個人性質，其種落尚非唐卒，從君長耳。玄宗朝蕃將，安史之屬，以浪人（通六蕃語為互市牙郎，已孤立於部族組織外）求祿受唐職官，其上官、下屬無不為唐臣，謀叛亦須沿用唐家軍政體係，無自身部落組織可為憑借，敗則無沙漠可竄，死入《逆臣傳》，不入《四夷傳》。個人賢愚成敗不論，此係政治集權化、社會散沙化之擴大、深化無疑。
於是，太宗朝之六胡州，仍近於南單於、北朝，蠻族貴族組織與夏人宗族集團僅為地理重疊。玄宗朝之河北藩鎮，蠻族浪人雇傭兵散沙與華人流氓無產者散沙合流，排擠門第士大夫。當武周革命，寒人抬頭之勢、河北習武胡化、江南詩賦進士，皆足以破經學、門第壟斷學統政統之局。進士（李衛公所謂浮薄）貴而明經賤，詩賦盛而經義衰，即河北門第士大夫喪失其文治勢力，江南平民士大夫（趙宋新儒家之階級前世）代興。胡漢雇傭兵集團（受唐室政令唆使）進據地方利源培養軍事化社會（五代藩鎮之階級前世），即河北門第士大夫喪失其地方勢力，拋棄根本，依附二京官僚係統（日益為科舉侵奪之）殘餘位置，終與二京同歸於盡。
蕃將出身為浪人而利益在官職，絕不同於屬國君長以部落封建貴族兼任帝國士人官僚。自身無宗族，無所愛於門第；無成國之製，無需社會合作者；發跡依據個人才藝、勇力，天然為軍功平等主義者。昭義[93]之治，即科舉文才平等主義之軍事版，以定期定則之全民武勇考試為鎮本。不合格，為民供餉；合格，為軍食餉；有功者，為長官。耕戰之外，不容其餘社會階級存在，經學乃何物哉？儒士若有殘存者，當如葛鴉兒詩之可憐。經學舊族僅有選擇，不外二者：遷洛者接受進士科文才平等主義，自身亦喪失地方根基及組織資源，漸次淪於寒人本無郡望或假冒郡望者之列；留鄉者武化、胡化而棄其儒學出身。兩害相權，門第多取遷洛，衛公（李靖）即是。雖然苟存階級個性於本朝，終不能逃易代之劫，此無根失根階級之宿命。
天保改製之先，河北世族各擁部曲私軍，軍事質量遠不及六鎮胡騎，然保持“集體談判能力”，確有餘裕。苟無東齊士大夫之“還軍於國、還政於文”，兵戈不止，大一統難期。彼輩既以政治聯姻分享隋唐盛大光昌於先，自不得不分享傭兵淩辱文治之衰運於後，同受蠶食，同歸於盡。
中世係於經學，北國係於門第。門第盡，則世運衰。近世開於天水，新儒出自寒人，官家仰命東南。北土完全喪失一切社會組織及中間階級，小農散沙直麵君威，社會經濟文化有賴於自組織者，如鄭衛陳蔡之水網、滑相殷海之實業、齊魯趙魏之私學，次第殘破。北國垂亡，漸成化外，王船山視為禮義掃盡、蠻夷不若、流毒天下之流寇樂園。晚期華夏之餘命，遞於兩浙紳糧之手，以待末劫。
附注一：
唐家明經、進士二科，兼階級、地理意義，非僅題型有異，明經填空而已。太原明經狄仁傑豈幼兒園哉？實則此道為追認山東經學世家既有之地位設。彼輩之學因襲東京之舊，無所發明，然其免費提供地方、朝廷及社會之服務，尚無可以替代者。此類服務皆公益性，無需學術能力或文學才華，高度仰仗曆史經驗、門風家教，不能見於紙上。人類曆史最近於此者，即羅馬卸任哲人行政官或英國太平紳士。李衛公以為科舉於此輩不公，且乎有文無質、有虛無實、長浮薄而退長厚，不利於國，即此義。至於進士，純係個人主義靈才測驗，寒人南士舍此無出路，所培養者乃有才無根之高度個人主義者，尤利於平等化、散沙化。進士終為主流，即專製平等主義夷平最後障礙，乃有呼之為“封建護法者”。西歐去封建未遠，階級團體主義受個人主義侵蝕較輕，社會組織資源較厚，團結力較強，是以能用階級社會之組織力優勢淩專製平等主義之無階級散沙社會。淺人不察，張冠李戴，乃有呼之為“個人主義壓迫集體主義者”。
附注二：
用蕃兵，即侵奪府兵（關隴門第政治基地）；開進士，即侵奪經學世族（山東門第政治基地），皆破壞中世社會基礎以擴充君主個人權力之革命行動，特文武有別而已。皇室身兼首要革命家及最大平等主義者，素為國史一大特色，不限於唐。
附注三：
蕃將傭兵有私屬性質，同於後妃、宦官，非如儒臣、府兵社稷之臣，故“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以內廷私屬排斥正途重臣，元首政治行政集權固有之病，無藥可治，唐家特殊之處僅在其開邊黷武主義突出，蕃將乃成軍事主流。不尚開邊列朝，外戚宦官奪外朝為行政主流亦無二致。元老院敗，則元首家奴權重。總統集權，則有國安顧問基辛格淩國務卿羅傑斯。水門事件實為守衛國會政治，抵製羅馬化之後衛戰。開邊黷武於外—元首政治行政集權—破壞國內憲政，如影隨形。“不賞邊功防黷武”，儒者社稷之忠也。
附注四：
東京士大夫變“政治型”為“經濟型”，大興田園經營之風，魏晉六朝因之。雖有均田之名，實大亂之後，以無主荒地優惠招民墾熟而已，能墾者即可割其半為私田以代傭直，子孫永保，非均也。魏複古視為東方專製根基之水利，大抵非朝廷所為，而係地方大姓組織經理。大姓亡，小農無財無力無組織保持，流官無愛於任地，短任亦無力籌劃“可持續發展”，是以一退千裏。北國原係諸夏之膏腴奧區 [94]；宋衛儒墨縱橫，鬱鬱乎文；齊魯衣被天下，泱泱者大。漢魏名士謀臣之鄉，北朝隋唐儒林之楨幹，竟化為梁山刀會粗豪不文之所、流寇拳民之溫床、通國之禍源。唯以平等—階級論，紅日之下散沙高度平等確已實現。
附注五：
唐室有公主不售問題，太宗至於宣宗，滿紙呻吟，無六朝胡漢南北帝室同病，後無來者。士大夫有閨門禮法問題，言及悍婦，痛心疾首。細究其故，皇室以冒牌暴發戶身份，欲以聯姻擠入正牌士大夫之列，然魏徵、白敏中之流，薄天家貴戚而崇拜一介白丁之山東崔氏詩禮舊家。太宗、宣宗飽受歧視之餘，發憤為詞。士大夫聯姻，旗鼓相當，各有黨羽，有衝突自無單方屈服之理，各行其宗族動員，互控罪名，載在典策，流於後世，貌似婦解先聲，隋文獨孤後即此類。此皆階級社會固有之事，與中世同盡。
此後宋明皇家選妃擇婿，皆取平民，明人尤甚，必取販夫走卒菜傭酒保。其心殆防平民秀才亦可望百裏之侯，至不濟可為師爺訟棍，或不能耐強製性終生政協待遇。此道其效如神，公主問題永久解決，不憂萬惡資本主義之生產過剩。至於統購統銷之“隻有大白菜可吃”，鑒於吃菜者背景孤寒、無強宗大姓為後盾，極易和諧，不留痕跡，貌似婦德突飛猛進。此平等社會之優越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