鈔者，出於民間票據，其“非國家化”原係自然。私幣維持信用，嚴於刻己，有命長於皇室者，不贅述。可留意者，鈔法甫入官府，即財政擴張主義—官商經濟學—黷武主義—惡性通貨膨脹固結不解，橫亙宋、金、元、明四朝，遺一超早熟之自我毀滅紀錄於國史。為行文便利計，泛稱“寶鈔體製”(下同)。
四朝度支，鹽、鈔聯用，以其皆有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便於中樞以意為輕重，較之田賦正供零星散碎，定額難增，非與地方利益做複雜迂曲妥協，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語。鹽引、寶鈔，操之在我，乃經濟中央集權、經濟政治化關鍵步驟，並非“萌芽論”“東方中心論”幻想中之近代化，而係秦政—政治中央集權之越界擴張。行此道者，當時及後世皆視為商君、弘羊傳人，明史臣春秋筆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費午餐者，代不乏人，然於實物或金屬貨幣時代，其道易窮。沈郎（沈充）之青錢、馬氏（馬殷）之鉛鐵錢、蔡相（蔡京）之當十大錢，枉負罵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曆史絆腳石，預演金元劵救國策，仍有待於異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過兩黨之一，王、蔡、秦、賈（王安石、蔡京、秦檜、賈似道）皆困於儒家保守主義及農村—地方利益集團，不得暢行其誌。金元改製，以削台諫為急，以為宋製錯亂，監察行政犬牙交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大損行政效能。“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亡國之由也。台諫失柄，即儒學“輿論指導政治”核心價值觀慘遭痛擊，亦農業利益集團邊緣化。楚材之主中書，品階始終次於馬合木、鎮海。元人立製出此，言利之臣淩駕儒臣，兩黨形勢聲價，恰與宋代相反。
金、元初入中原，雜封建、郡縣用之，分種人於基層，構築農村秩序中心，思路無異北朝府兵。然外環境已變，軍人樂於受薪逸樂，不樂受田世代勞碌。皇室以餉製軍吏，遠較以授田製府兵更為如意。代價在於，以鈔法養兵，可以實質增稅至於無窮，大異租調實物有天然上限，無形中保護小農。宣宗（完顏珣）徙汴，盡召兩河種人從駕，軍戶集而民戶散，三司妙計，僅餘鈔法，乃有通貨膨脹千倍之說。
就政治代價而論，魏周幾無貨幣概念，國用不出穀帛，除徹底皈依農政，已無選擇，北朝君臣模古稱周，自居正統儒者，不能與此無關。種人紮根於地方，世代仰仗農業收入，無論出身夷夏，必有自居地方—農業代言人，抗拒中央集權—官商剝奪之傾向。北朝隋唐之門第、豪傑若是，樂天（白居易）“平地無銅山”論為主流，敵視鹽鐵官商間接稅；愛爾蘭新教托利黨地主亦如此，斯威夫特《布商的書信》抵製漢諾威輝格黨君臣之通貨膨脹計劃，保護天主教農村利益；拉美天主教—印第安—農村聯盟尤為如此。
然則殘金以鹽（間接稅）、鈔（通貨膨脹）養遊手軍戶，軍戶非但不能為農業利益代言人，反為農戶直接寄生者、掠奪者，幾於千夫所指，故而國亡之際，至於“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婦孺不免。而府兵漸廢，五胡異種，無非混同漢民。種族出身宗教文化，遠不及階級形勢為要。
元據兩河，王公采邑、朝廷郡縣兩製並存，是以忽必烈有不臣之心，能以封邑為據點，積累實力。及其謀叛，有王文統輩精於鹽法鈔法者為“經濟獨裁者”，諸邑宗王在華者無不受金鈔巨萬而倒戈。阿裏不哥、海都走避，草原騎士、封建土俗敗於漢土金帛、官商經濟動員體係，等於成就夾穀清臣未盡之業。
宗王自此奪實邑，行省一統長城內外，名義封邑以朝廷金鈔贖買，即大都朝廷以經濟利益換取政治集權。《元史·世祖本紀》幾為發寶鈔若幹賜宗王、諸軍、降將、新附民、災民之流水賬簿，所涉金額之巨，於宋世百倍不止。不取江南稅源，寶鈔體製必有內潰之虞，無異殘金。雖取江南，亦必與阿合馬、桑哥輩“國家壟斷經濟學家”共治，用之而後殺之以平民憤。開國之君窘困若此，為曆代所鮮見。即令權變至此，不過補綴二紀而已。成宗即位，公私困弊，危重難言，計無所出。
武宗二年（1309），三寶奴[113]奏：“尚書省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後“製可。詔天下，敢有沮撓尚書省事者，罪之”。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寶，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亦即更張，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複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乃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元史·武宗本紀》）
熟於金哀宗賈少師財政學、金元劵銀元劵沿革、戒煙丸戒鴉片故實者，不難推知結局。紙質寶鈔、鹽引與無限皇權結合，有元一代，鹽價永遠上揚，鈔值永遠跌落。及其亡，民變之有組織者，唯有教派及鹽梟。
至正垂亡之際，兩浙士論久已切齒於“言利之臣”。劉誠意[114]集中，念念不忘烹弘羊、繼周道二事，亦一時輿論氣候反應，未必皆獨得之見。彼從石抹宜孫父子，誌在勤王，無奈順帝君臣不能為文宗、恭王，自然不得為曾左[115]，竟以“長毛狀元”、紅巾軍師了此一生。牧齋（錢謙益）詫其未遇時心氣發揚，仕明為公卿反而鬱鬱悲回，實於反動階級敵視流氓無產者之本能心理估計不清。
明祖父子於重農反本、滅絕言利之臣，與諸儒立場一致；然而稍有“國家理由”，立刻不能自製。《洪武實錄》用寶鈔如用沈家聚寶盆，免費午餐之樂，躍然紙上。成祖數絕大漠，六出西洋，望其能護財政保守主義，實難愜情。據“反鄭派”劉大夏高見：留都匠戶、軍戶有幸辦皇差，為鄭和下西洋出力者，等於賣炭翁“半尺紅綃（寶鈔）”加古拉格式“政治任務提前獻禮”，注定家破人亡。鄭太監雄風所欠良民血債，不下萬戶。洪、宣主弱臣強，儒生用事，大興“右傾翻案風”，四朝言利之臣，一概打入曆史編纂學地獄，鄭公公忝陪末座，無人稱冤。至於後人妒視西洋航海家，以移情作用翻案，固非明人所能料。
右傾翻案，即行仁政之義。仁、宣二宗既廢乃祖乃父恐怖政策，自然無術強使商民接受信用破產之寶鈔，於是有馬尼拉白銀船填補真空，“晚明貿易中心論”實為（人類最早）紙幣受（人類最早）惡性通脹連累而破產之間接後果。
附注一：
周秦之儒，以周政貴族主義反對秦政平等主義。六朝之儒，以門第文治主義反對寒、人蠻族（內外無產者）軍事統治。宋明之儒，以農本—地方視角反對官商—集權視角。謂其永遠慢曆史半拍，永遠保守反動，毫無過當。然觀其所保所守者，有二恒德在焉：其一，以民間視角，堅持於政統之外必須保留某種社會組織核心，其為貴族、門第、紳士等等，尚屬次要；其二，堅持民族共同體有代際契約性質，維係契約之民德民俗不在政爭範圍內，不得以政統革易而動搖之。二者皆有至意在焉。
附注二：
政製所計，多在橫向博弈；實則人類生存蕃茂，多係於縱向遊戲規則。後者多賴宗教、傳統、民風維係，多出無文默喻，不在典冊。革新一事，多有實為破產賴債術者、異化少數派文人政客施專政於無文大多數。細民犧牲最重，反而偏於保守。革新之成果，往有賴於消費民族共同體擬為子孫代代相傳之公產，遺憂患於未來者。最能計遠者，多為農業貴族，工商精英已有流沙性質，群眾政治古今皆以愚蠢近視聞，流氓無產者政治則永為上帝之蛆，所以結束文明而召喚“上帝之鞭”。故而政製平民化而文化宗教缺乏保守核心者，多有民族自殺傾向。
四朝度支，鹽、鈔聯用，以其皆有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便於中樞以意為輕重，較之田賦正供零星散碎，定額難增，非與地方利益做複雜迂曲妥協，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語。鹽引、寶鈔，操之在我，乃經濟中央集權、經濟政治化關鍵步驟，並非“萌芽論”“東方中心論”幻想中之近代化，而係秦政—政治中央集權之越界擴張。行此道者，當時及後世皆視為商君、弘羊傳人，明史臣春秋筆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費午餐者，代不乏人，然於實物或金屬貨幣時代，其道易窮。沈郎（沈充）之青錢、馬氏（馬殷）之鉛鐵錢、蔡相（蔡京）之當十大錢，枉負罵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曆史絆腳石，預演金元劵救國策，仍有待於異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過兩黨之一，王、蔡、秦、賈（王安石、蔡京、秦檜、賈似道）皆困於儒家保守主義及農村—地方利益集團，不得暢行其誌。金元改製，以削台諫為急，以為宋製錯亂，監察行政犬牙交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大損行政效能。“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亡國之由也。台諫失柄，即儒學“輿論指導政治”核心價值觀慘遭痛擊，亦農業利益集團邊緣化。楚材之主中書，品階始終次於馬合木、鎮海。元人立製出此，言利之臣淩駕儒臣，兩黨形勢聲價，恰與宋代相反。
金、元初入中原，雜封建、郡縣用之，分種人於基層，構築農村秩序中心，思路無異北朝府兵。然外環境已變，軍人樂於受薪逸樂，不樂受田世代勞碌。皇室以餉製軍吏，遠較以授田製府兵更為如意。代價在於，以鈔法養兵，可以實質增稅至於無窮，大異租調實物有天然上限，無形中保護小農。宣宗（完顏珣）徙汴，盡召兩河種人從駕，軍戶集而民戶散，三司妙計，僅餘鈔法，乃有通貨膨脹千倍之說。
就政治代價而論，魏周幾無貨幣概念，國用不出穀帛，除徹底皈依農政，已無選擇，北朝君臣模古稱周，自居正統儒者，不能與此無關。種人紮根於地方，世代仰仗農業收入，無論出身夷夏，必有自居地方—農業代言人，抗拒中央集權—官商剝奪之傾向。北朝隋唐之門第、豪傑若是，樂天（白居易）“平地無銅山”論為主流，敵視鹽鐵官商間接稅；愛爾蘭新教托利黨地主亦如此，斯威夫特《布商的書信》抵製漢諾威輝格黨君臣之通貨膨脹計劃，保護天主教農村利益；拉美天主教—印第安—農村聯盟尤為如此。
然則殘金以鹽（間接稅）、鈔（通貨膨脹）養遊手軍戶，軍戶非但不能為農業利益代言人，反為農戶直接寄生者、掠奪者，幾於千夫所指，故而國亡之際，至於“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婦孺不免。而府兵漸廢，五胡異種，無非混同漢民。種族出身宗教文化，遠不及階級形勢為要。
元據兩河，王公采邑、朝廷郡縣兩製並存，是以忽必烈有不臣之心，能以封邑為據點，積累實力。及其謀叛，有王文統輩精於鹽法鈔法者為“經濟獨裁者”，諸邑宗王在華者無不受金鈔巨萬而倒戈。阿裏不哥、海都走避，草原騎士、封建土俗敗於漢土金帛、官商經濟動員體係，等於成就夾穀清臣未盡之業。
宗王自此奪實邑，行省一統長城內外，名義封邑以朝廷金鈔贖買，即大都朝廷以經濟利益換取政治集權。《元史·世祖本紀》幾為發寶鈔若幹賜宗王、諸軍、降將、新附民、災民之流水賬簿，所涉金額之巨，於宋世百倍不止。不取江南稅源，寶鈔體製必有內潰之虞，無異殘金。雖取江南，亦必與阿合馬、桑哥輩“國家壟斷經濟學家”共治，用之而後殺之以平民憤。開國之君窘困若此，為曆代所鮮見。即令權變至此，不過補綴二紀而已。成宗即位，公私困弊，危重難言，計無所出。
武宗二年（1309），三寶奴[113]奏：“尚書省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後“製可。詔天下，敢有沮撓尚書省事者，罪之”。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寶，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亦即更張，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複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乃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元史·武宗本紀》）
熟於金哀宗賈少師財政學、金元劵銀元劵沿革、戒煙丸戒鴉片故實者，不難推知結局。紙質寶鈔、鹽引與無限皇權結合，有元一代，鹽價永遠上揚，鈔值永遠跌落。及其亡，民變之有組織者，唯有教派及鹽梟。
至正垂亡之際，兩浙士論久已切齒於“言利之臣”。劉誠意[114]集中，念念不忘烹弘羊、繼周道二事，亦一時輿論氣候反應，未必皆獨得之見。彼從石抹宜孫父子，誌在勤王，無奈順帝君臣不能為文宗、恭王，自然不得為曾左[115]，竟以“長毛狀元”、紅巾軍師了此一生。牧齋（錢謙益）詫其未遇時心氣發揚，仕明為公卿反而鬱鬱悲回，實於反動階級敵視流氓無產者之本能心理估計不清。
明祖父子於重農反本、滅絕言利之臣，與諸儒立場一致；然而稍有“國家理由”，立刻不能自製。《洪武實錄》用寶鈔如用沈家聚寶盆，免費午餐之樂，躍然紙上。成祖數絕大漠，六出西洋，望其能護財政保守主義，實難愜情。據“反鄭派”劉大夏高見：留都匠戶、軍戶有幸辦皇差，為鄭和下西洋出力者，等於賣炭翁“半尺紅綃（寶鈔）”加古拉格式“政治任務提前獻禮”，注定家破人亡。鄭太監雄風所欠良民血債，不下萬戶。洪、宣主弱臣強，儒生用事，大興“右傾翻案風”，四朝言利之臣，一概打入曆史編纂學地獄，鄭公公忝陪末座，無人稱冤。至於後人妒視西洋航海家，以移情作用翻案，固非明人所能料。
右傾翻案，即行仁政之義。仁、宣二宗既廢乃祖乃父恐怖政策，自然無術強使商民接受信用破產之寶鈔，於是有馬尼拉白銀船填補真空，“晚明貿易中心論”實為（人類最早）紙幣受（人類最早）惡性通脹連累而破產之間接後果。
附注一：
周秦之儒，以周政貴族主義反對秦政平等主義。六朝之儒，以門第文治主義反對寒、人蠻族（內外無產者）軍事統治。宋明之儒，以農本—地方視角反對官商—集權視角。謂其永遠慢曆史半拍，永遠保守反動，毫無過當。然觀其所保所守者，有二恒德在焉：其一，以民間視角，堅持於政統之外必須保留某種社會組織核心，其為貴族、門第、紳士等等，尚屬次要；其二，堅持民族共同體有代際契約性質，維係契約之民德民俗不在政爭範圍內，不得以政統革易而動搖之。二者皆有至意在焉。
附注二：
政製所計，多在橫向博弈；實則人類生存蕃茂，多係於縱向遊戲規則。後者多賴宗教、傳統、民風維係，多出無文默喻，不在典冊。革新一事，多有實為破產賴債術者、異化少數派文人政客施專政於無文大多數。細民犧牲最重，反而偏於保守。革新之成果，往有賴於消費民族共同體擬為子孫代代相傳之公產，遺憂患於未來者。最能計遠者，多為農業貴族，工商精英已有流沙性質，群眾政治古今皆以愚蠢近視聞，流氓無產者政治則永為上帝之蛆，所以結束文明而召喚“上帝之鞭”。故而政製平民化而文化宗教缺乏保守核心者，多有民族自殺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