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版圖,實不如漢。清為多元-共主-君合國,關外各邦地位高於華夏,統治華夏而不為華夏統治。目前“新清史”實際涵義在此,多用曲筆而已。


    帝國疆域擴大,實為光緒以後“內亞帝國主義”“印第安戰爭”產物。故而內亞各邦之視日本,往往如國府之視富蘭克林·羅斯福。


    由漢至明,不計安南朝鮮,版圖基本穩定。唐遼金元清同為多元-共主-君合國,郡縣漢地盈縮極其有限。真正變化在於:儒化—社會同質化—政體扁平化—集權化日益加深。


    封建本為部落簡陋之習,優勢即在青春(野蠻);專製本為晚期文明姑息之製,弱點即在文明(爛熟)。老少之異,並非製度之別,可以人為改變。日耳曼蠻族發展成熟為希臘羅馬甚易,托勒密埃及返老還童為希臘羅馬甚難。


    斯賓格勒周期:原始民族—封建青春期(西周、中世紀、荷馬時代)—啟蒙鼎盛期(春秋、近代歐洲、伯裏克利時代)—帝國衰朽期(秦漢、羅馬帝國、世界大戰後)—費拉民族(埃及與東方專製國家,等待征服者和文明解體)。


    克隆,抑或克累得


    傳承之術,不外二者。以忠於原版計,自當取克隆;為抗亂耐劫計,克累得[2]居優;略外擾而計繁殖能力,二者相去無幾。進化,以度劫為勝,不知優劣,是以克隆種群掃地幾盡,舍若幹昆蟲外,僅存人造果類薯蕷之屬,其品種天然退化性,育種家亦無如之何。


    梵文之衍生、拉丁之破碎,語言之克累得也。華語則克隆之孤臣孽子,雖韓、日、滿、蒙舊字亦不就其範圍。方言蔓衍,變異無端,一統者易困,繼統者多亡,自然之理。《國史大綱》斷-岐、續-統別中西,不易之論。衰周齊楚不通譯,百家尚在,秦漢文字一而學統定,其間若有契合。此後華以同質勝,歐以異質勝,合者弱而聵,分者強而慧,正應史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列國自奮,愛其士而強其民,謀於外也;天下一統,愚其士而弱其民,謀於內也。自由不賴多國體係(政治學之克累得?)而能久存者,古今中西未有。雖羅馬一統,亦亡其共和而用東方神皇。吉本歎息:“微北蠻,吾子孫其退化為侏儒乎?”麥考萊曰:“微封建黑暗,順戴克裏先專製一統之製,吾歐其將為中國乎?”所憂正與孔子相反。


    近乎孔門者,前有拉丁教士,後有拉丁人文學者。想使大格列高利、伊拉斯謨斯諸賢得行其誌,必廢封建、破等級,有教無類,拔寒門向學者為官僚以代貴族。於是西歐當有羅馬後朝之一統,以古典(基督教)經、(哲人)子典籍取士任官,寒人蠻鄙皆以誦拉丁效羅馬為榮身耀鄉不二法門。政治克隆術得誌,近代世界胎死腹中。豆瓣諸公必為艾南英之續。


    當代之克隆術,莫大於國族運動、國語運動,皆方言之天敵。然則行於歐洲,以拚音文字本色,反激小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國族國語大興於十九世紀,芬蘭、波希米亞、愛沙尼亞諸方言複活而有文藝勃興,非偶然也。二十世紀,小族複興、中歐破碎,皆其順流之勢。其風方勁,蘇格蘭、威爾士、巴斯克、加泰隆、布列塔尼方言再造文化民族主義方興未艾。


    大國語大國族運動,成效最著者反在遠東效顰者。中日韓皆以同質性高、文化創造力疲軟聞,然內部比較,華之領先日韓,亦無可疑。


    以是觀之,繁簡之別,不在其美感、文野,而在其同質性。舊體有字無音,不能盡去方言也明,為克累得留一線之機,須知曆代詩詞文極而弊,皆賴返本以求方言民謠活水而複振,其道無異土豆蘋果不取野種雜交,不數代則退化為枳。新體之身兼音字,自命普及文化,實則先否認地方文化有文化資格而後滅度之,實秦火滅度十五國風而官書隸字以吏為師之擴大深化版。問題不在字形,而在官書國語一統普及主義有大礙於華文化基因多樣性,必增加其退化機會而削弱其抗病幸存能力。


    政治大一統之所利,即文化繁衍力之所患。英語布於萬邦、法語不出魁北克,即出此道。人工花園扶持,速其亡也。北美獨立,英帝國之大患,英語之大幸。華文化之幸,亦在太宗無力亡韓成祖、未能吞越,其大不幸乃在楚齊特色文化終亡於秦漢。閩語變異,大華國族主義之不幸,華夏世界之幸;吳語垂絕,國語國族之成就,華夏文化之自戕。


    物無兩大,事無兩全,眾善不並立,唯有勇有識者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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