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以前的基辛格
歐洲式外交是一種經驗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參與者的習慣性協調才能維持。這種協調運動本質上屬於藝術，不應該成為科學的適當對象；因為它不可複製。即使在初始條件完全確定的情況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應隻要節奏稍快或稍慢；就會在一兩代內產生戲劇性的差異。有目的有計劃的外交總是失敗的，外交成功的意義其實是：通過外交對本國國民（政治階層）進行政治訓練，使其長期保持“競技狀態良好”的運動姿勢。從曆史進程看，與其說歐洲各邦建立了歐洲外交網絡，不如說歐洲外交網絡塑造了歐洲各邦——包括其憲製和民情。
如果一個邦國在其憲製形成的關鍵時期未曾經受外交舞會的熏陶，她就永遠無法彌補“青春期笨手笨腳”的痕跡。她像成年以後才學外語的人，格外依賴語法分析；並不是因為語法比語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隻能掌握語法。英國的外交傳統最蔑視理論，而她最近的親戚美國最喜歡引進歐洲外交理論（尤其是德國外交理論）；原因就在這裏。歐洲式外交在美國始終不脫“客卿”性質，經常受到國內地方性政治的約束；原因也在這裏。
基辛格在美國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寫照。他的《白宮歲月》浸透了一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氣氛：假如美國政治習慣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來可以大顯身手，不至於屢次功虧一簣。然而理解同時代美國憲製的讀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歐洲式權力外交必須依賴尼克鬆的宮廷式內政支持。二者雖然還沒有直接違背憲法條文；但已經彌散出濃厚的“非美”氣味，足以刺激美國政治階層的嗅覺。元首通過（憲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內廷”係統推行馬基雅維利式個人外交，架空（憲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這種做法是東方各帝國的政治常規（和官製演變的主要動力），在波拿巴-戴高樂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頗為常見；但日耳曼係各邦極少容忍這種僭越。尼克鬆政府的淒慘下場跟美國政治階層的長期猜疑頗有關係，基辛格的外交風格對培育國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沒有什麽幫助。
以基辛格的聰明絕頂，他不會意識不到這一點；但他享有舊大陸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權：可以通過理論升華，象征性解決（現實中似乎不大可能解決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圖解大概不至於違背作者的內心傾向：美國外交擺動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前者以威爾遜-裏根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對美國的道德優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將自己的好運當成了自己的美德。後者以西奧多·羅斯福為代表，能清醒地認識多色調的世界，有分寸地維護多元國際體係（而非山巔之城的十字軍）。
不難看出：基辛格對哪一種傳統更為讚賞。他的讚賞跟馬基雅維利對愷撒·博吉亞的讚賞非常相似：欽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並不意味著讚賞他的政治目的。這種價值中立的技術外交觀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體現。吊詭的是：美國卻在威爾遜傳統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沒有對此作出解釋，但曆史背景早已說明了原因：威爾遜主義和現實主義不是平起平坐的兩種外交學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與合眾國憲製的自然體現，像安泰一樣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輕民族的原始力量；這種力量足以彌補數不盡數的技術性失誤。後者隻是一係列斷斷續續的插曲。基辛格權力外交也好，他欽佩的俾斯麥權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極其老練的手段，將本國憲製的空隙利用到難以為繼的極致。二者平庸的繼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勝任的重擔，迅速退回更簡單僵硬的路線。本國政治階層的排異反應也迫使他們隻能這樣做。
在《大外交》中，中國隻是陪襯。在西方外交史敘事中，外交技術背後的文明價值隻是陪襯。在《論中國》當中，二者都將走向舞台中心。
《論中國》的曆史敘事框架
基辛格並不以編年史作者自居：沿著時間軸前進，逐次展開敘述。相反，他以文明觀察者自居：從高空拍攝點出發，不斷下降。取景範圍漸次縮小，由文明價值觀移向政治細節。他的圖景從“中國文明的傳統價值取向”開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曆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參與的中美交涉”。不過，他忽略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中間層次：邦國憲製形式與外交文化的互動。這種權力主義的前理解肯定會引起美國社會本能的反感，卻很容易喚醒中國讀者的親密感。“非美”知識階層的偏好一再構成中國讀者的美國想象，這種現象不是第一次出現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將中國人的接受偏好考慮在內，而且中國政治傳統遠比美國政治傳統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開始就把中國人視為假想讀者了。
基辛格的中國文明觀大體是《迂回與進入》和《原始思維》的綜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給讀者留下一種印象：中國式思維具有混沌性質，不能也不想精確界定內政、外交、戰爭與戰略，用私人的權謀技術取代製度和一切硬約束；但這不是原始或腐敗的特征，而是不同於（甚至優於）西方還原論、線性邏輯思維和剛性製度的另一種文明。弗朗索瓦·於連和列維—布留爾的原著實際上針對同樣的對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但他們的措辭多半會觸發許多中國讀者的被歧視感。這種特征可能源於中國文明在軸心時代奠定的哲學取向，也可能是後來特殊曆史路徑的產物；二者構成中國許多重大爭論的焦點，但不會影響基辛格隨後的論述。
在弗朗索瓦·於連的框架中，混沌思維和權謀技術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體的政治舉措，同時體現於《詩經》時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鬥爭語言。在基辛格的論述中，內外不分、戰爭與權爭不分的中國式智慧同時體現於《孫子兵法》、越南戰爭和恭親王的戰略。恭親王的偉大在於，他正確地判斷：平息內亂比維護邊境領土重要，邊境領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意見相同。）狹隘的外交家肯定會認為，這是失敗的外交。偉大的戰略家卻心裏有數，外交隻不過是文明大戰略的一種工具。我們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學者於連更懂說法的藝術。他的表述總會稍留餘地，使兩種讀者各得其所。第一種讀者會對作者的淵博、識見和友好態度感到滿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種讀者會領悟到基辛格留下了（於連直言不諱的）最後一段話：中國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對自己不利）的外交舉措同樣如此，真正的交涉對象不是外國而是內部秩序的某些不穩定因素。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參與的中美交涉”推進的過程中，迅速掃過了一些沒有親自參與的曆史事件。在這些地方，他證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曆史實證主義者。他似乎習慣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國及其鄰國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樣，是老謀深算的國際戰略家，很少受財政、人事和各種臨時突發事件影響而屈從於短期行為。然而，現有的一切可靠證據都說明：當時中國、日本、俄國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這些短期行為，目的隻在於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這方麵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絕大部分源於某些政治家的事後宣傳和他自己的郢書燕悅。總的說來，這一部分內容是相當空洞的。
不過，隨著紀錄進入基辛格親自參與和見證的時代，《白宮歲月》那位文采飛揚的智者又回來了。這一部分占據了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撇開1972年和1979年的兩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瑪利亞·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實際上傳達了一種經驗性觀察：中國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國。她有縱深遼闊的戰略，卻沒有範圍明確的外交。伊裏布和李鴻章的手段、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手段雖然成敗各異，但同樣建立在人事關係-施恩庇護的基礎上。鴉片戰爭時期的英國代表覺得：清國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書。李鴻章在馬關訴諸私人交情和關於文明遠景的哲學理論，使他的日本對手既困惑又煩躁。紅色中國的神秘領袖身居禁宮，把他們的光臨或接見視為主要的外交讓步，把雙方的感情視為主要的外交收獲。在他們眼中，西歐外交的實質性內容似乎隻是秘書和技術員的活兒：卑微而不足道，隻是感情融洽或疏遠的副產品，額外恩賞或報以顏色都不在話下。
基辛格始終老於世故，巧於辭令。他如果直言不諱，大概就會說出類似《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言辭。中央帝國（可以用革命中心或偉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戰略時間表往往以許多世紀為基本單位。蠻夷各邦唯利是圖、急功近利的臨時性外交對帝國的布局影響甚微。給予蜉蝣小邦的恩賞、親善、褒獎、讓步、犧牲都不過是賈生“五餌”的各種變形（氣度狹窄的小邦很可能視之為對方的愚蠢或失敗），最終仍然會像草船借箭一樣回到帝國。隻不過如此漫長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蠻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韓、於闐各小王、酋長對伊裏布和鄧小平的甜蜜、李鴻章和毛澤東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於馬爾嘎尼勳爵和基辛格博士。魯莽強健的少年往往能傷害深沉虛弱的老人，但他從來不能理解後者。
當然，基辛格沒有這樣直截了當。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問題上，直言不諱的結果多半是：中國讀者感到西方肆無忌憚的侮辱和傷害，西方讀者感到中國深不可測的陰險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樣，精通“怎樣用中國人既能聽懂、又喜歡聽的修辭表達敏感問題”這種高深藝術。順便說一句，這種本領也是曆代中國官場的核心技術，比才學、功績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禮國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勝利的地方失敗，原因就在於他們用錯誤的方式說出了實際內容完全相同的話。李鴻章對格蘭特的禮遇其實就是基辛格後半生在華所受禮遇的失敗原型，是一種針對候補客卿—信使的文化訓練。這種訓練的成功率並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國明知道西方政壇“退役”人物不過是政治僵屍，仍然堅持授少數訓練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賞和長期的信任；原因在此。這種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維庸名句）在本國從來不能指望的。
《論中國》的現實關懷
基辛格寫這本書，當然不是為了“老功臣擦抹舊勳章”或是做國際關係理論智力操。關於前者，他早已在幾部回憶錄中做過了。關於後者，他沒有必要炒學院知識分子的冷飯。老牌馬基雅維利戰略家（這無疑是他在美國的公眾形象）在中國遇見了更徹底的馬基雅維利戰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憚之餘，並非看不清價值觀衝突蘊含宗教性戰爭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蜜月期，這種價值觀戰爭就已經隱約可見。“鄧小平嘲笑美國對蘇聯在第三世界開拓勢力範圍的回應，並責備美國試圖“取悅”蘇聯：‘你們的發言人總是為蘇聯的行動辯護。有時他們說沒有跡象證明蘇聯和古巴插手紮伊爾和安哥拉。你們這麽說沒有用。說實話，你們每次要和蘇聯締結協議，都是美方讓步來取悅蘇聯。’做得實在漂亮。這個國家身為蘇聯的首要目標，卻把它所建議的聯合行動說成是理性的義務，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更不是對美國的求助。中國處境危險——有它自己的分析為證——但它表現得像是教授戰略的老師，而不像美國的歐洲盟友那樣，經常是被動地聽從美國的指示。美國辯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國際法、多邊解決、民眾的同意——在中國的戰略分析中常告闕如，除非是作為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而這個目標，鄧小平告訴布熱津斯基，就是對付‘北極熊’，沒有別的。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美國社會根本價值觀中所謂的現實主義是有限度的。讓殺人不眨眼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權就超過了這樣一個限度。沒有哪個美國總統能把紅色高棉簡單地看做圍棋戰略中的又一顆棋子。它把金邊的居民趕進叢林，大規模屠殺某類的平民，這些種族滅絕的行為美國不能視若無睹（雖然我們下麵會看到有時也為了需要而犧牲原則）。”（《論中國》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對越作戰）
麵對這樣一個交涉對象，美國民眾的本能反應隻可能跟工會主席喬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眾的粗話打亂了肯尼迪、尼克鬆兩屆政府的緩和戰略。基辛格諳熟的現實主義外交必須在多元利益鬥爭的前提下才會遊刃有餘，在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和冷戰這種“漢賊不兩立”的形勢下很容易適得其反。他同樣清楚：美國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於鄙視“腐敗舊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覺。“山巔之城”“自由衛士”“跨海平魔”的正邪鬥爭dna永遠遺存在她的外交傳統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麥式戰略為尼克鬆贏得了“狡猾的迪克”綽號，裏根粗糙的“邪惡帝國”論卻深得民心。
堅持原則不一定總是最好的政策，卻經常是美國最好的政策。在英國貴族和羅馬元老手中，權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實力、彌補硬實力。在美國草根群眾當中，馬基雅維利主義會造成憲法危機、社會分裂和國民士氣低落。由此導致的硬實力損害會遠遠超過巧實力的益處。尼克鬆-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況下發動外交革命，使蘇聯陷入更惡劣的戰略包圍圈，完全解除了美國人在印度支那傷亡的危險；卻仍然能通過武裝南越軍隊，保持跟美軍直接幹涉相同的戰果。然而，總統秘密外交造成了國會的不信任。尼克鬆本人、總統的戰爭權力、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戰爭、南越軍隊的武裝都淪為憲法危機的犧牲品。西貢陷落的悲情隻有依靠裏根重振威爾遜主義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納達和轟炸利比亞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對恢複美國國民的鬥誌和團結卻是功不可沒。裏根作為知識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稱職的，但他體會美國民情的敏銳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識卻是傑克遜總統以後的第一人。冷戰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點不是偶然。
中美戰略關係一開始就是針對共同威脅的馬基雅維利政治，從不具備共同原則的基礎。（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不是建議成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采取必要措施。”）這種戰略關係不具備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於赤裸權力的寒風中，對自己和夥伴都不抱幻想。這種關係的唯一基礎就是：坦率地求同存異。也就是說：針對具體問題的臨時性合作，隨時準備化友為敵、應對分歧；既不指望雙方根本價值觀的衝突可以永久性調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標的衝突能夠永久性推遲。隨著共同威脅（蘇聯）的瓦解，權力政治早晚會露出本來麵目。“中國與西方外交戰略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自我脆弱時的反應。美國和西方外交官認為他們應該小心地避免挑釁，而中國的反應更傾向於放大藐視。西方外交官從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必須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他們呼籲外交舉措，把對手放置在‘錯誤’的一麵，在道義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並占領了柬埔寨以後，這基本上是美國給鄧的意見。中國的戰略家們更可能會增大他們的承諾以鼓起勇氣和心理壓力，反對對手的物質優勢。他們相信先發製人是威懾力的形式。當中國的規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他們的對手獲得了不能接受的優勢和戰略趨勢轉向對己不利時，他們的反應是企圖破壞敵人的信心，並讓中國，如果不能在物質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風。”（《論中國》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對越作戰）
如果將上文的印度支那問題修改為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或東海問題，這種行為模式的差異仍然存在。這時，西方世界和中國再次由合作者變為對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沒錯，我們就會推導出下麵這樣的結論：西方的克製態度實際上會增加戰爭或衝突的危險；因為這必然會暴露自身的軟弱，刺激中國根據權力政治原則得寸進尺。中國的強硬或敵視態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證明；因為這說明中國已經發現自身的軟弱，指望以虛張聲勢掩飾保守退縮的實際舉措。這種外交合乎邏輯的典範隻能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金門危機的處置，1996年危機重演了這一範式。
往日的帝國，未來的匈奴
我們隨著基辛格的腳步，考察朝鮮戰爭以後的中美交涉；以下的結論是無從回避的。其一：在共同價值觀和穩定聯盟體係不可能存在的情況下，馬基雅維利主義總會笑在最後。其二：中國總是一再發現自己的軟弱，然後根據這種軟弱調整戰略（內政外交在戰略中明確區別）；“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革命”和“韜光養晦”都以軟弱為出發點，毛鄧時代構成連續的整體。其三：儒家古老的“經權之變”仍然在發揮作用。中國的“經”雖然並非一成不變；但始終是西方的異質體，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觸範圍內。中國外交始終屬於“權”的範圍；隻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服從一時一地的力量對比。如果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權宜之計不但必然改變、而且理應改變。如果美國以“保持現狀”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對比的現狀就是她唯一的選擇。換句話說，必須維持美國的優勢和中國的軟弱。
那麽，什麽才是中國的“經”呢？基辛格無從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的中國朋友無一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甚至可以說：沒有幾個中國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國”，更不用說達成命運共識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中國自我定位為社會主義、第三世界或是正在複興的古老文明，她的“經”都會具有“改變西方遊戲規則”的涵義。中國最終戰略的結果（無論成敗）隻能意味著當代國際體係和中國自身憲製的結構性演變。當代國際體係和中國自身憲製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訓規世界的產物，中國自身憲製又是近代國際體係演變的被動產物。中國的崛起或發展意味著扭轉這種（有損帝國尊嚴的）路徑依賴，恢複（西方訓規前的）正常狀態。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國、甚至印度的崛起僅僅意味著改善自身地位和國民生活水平，並不會影響世界體係本身；因為她們的“經”都已經從屬於西方價值觀，她們的“權”已經納入國際體係。
曆史一再告訴我們：國際衝突的原因不在於利益衝突，而在於利益衝突能否納入當時的國際體係。明太祖和清世宗對朝鮮和越南的領土讓步範圍遠遠超過東海和南海的無人島嶼，但不會引起任何嚴重後果；因為在天下的體係中，帝國向藩屬割地無異於內地省份對邊遠省份的照顧。英法兩國的殖民地糾紛是可以協調的；因為雙方的要求具體而有限，可以在現存國際體係中通過利益交換解決。英德衝突最終導致國際體係瓦解；因為德國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摩洛哥或剛果，而是改造國際舊秩序。當今之世，隻有中國存在這種德國式的處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轍，把“融入西方”視為自己的最終命運；就無異於宣布拿破侖戰爭（反帝革命）以來的一切犧牲都是謬誤和徒勞，官方的英雄將一變為坑害和欺騙同胞的惡棍。在一個以世俗曆史為合法性源泉的國度，修改國家命運（無論是革命還是複興）就是憲法危機。中國革命和複興針對的目標都是西方霸權（西方秩序），在國際上融入現存秩序意味著在國內瓦解現存秩序。歐盟的超國家和後國家秩序必須以德國原有憲製和曆史解釋的毀滅為代價。隻有政治上極其幼稚的人才會相信：種植果樹可以不種樹根，隻種結實的樹枝；越過殘酷的暑熱，直接進入溫馨的收獲季節。
基辛格從來不是清教徒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飽經世故的歐洲人——不，中歐人。他知道最大的危險在哪裏，在全書最後一章提到了1907年的《克勞備忘錄》。“克勞的結論是，德國宣稱追求什麽目標沒有關係。無論德國遵循什麽路線，‘德國打造一支盡可能強大的海軍顯然是明智之舉’。一旦德國取得海上優勢，克勞評估稱，不管德國的意圖是什麽，這本身就是對英國的客觀威脅，‘與大英帝國的生存互不相容’。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式保證沒有意義。無論德國政府如何表白，結果依然是‘對世界形成巨大威脅，如同通過預謀蓄意占領一塊陣地’。即便德國溫和的政治家想要表達誠意，德國溫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隨時消失’在追求霸權的陰謀詭計中。因此，在克勞的分析中，結構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勞不無挖苦地說：‘一國針對鄰國的野心一般不公開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國家表示無限的政治善意，都證明不了該國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說算不上不公平。’由於事關重大，這‘英國冒不起任何風險’。倫敦必須做最壞的設想，並基於這一設想而采取行動。至少隻要德國在建設一支龐大的、極具威脅的海軍，英國就應該這麽做。換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間，事態已經演變成誰會在危機中讓步，而且一旦條件得不到滿足，戰爭就幾乎不可避免。7年後，世界大戰爆發了。如果讓克勞分析當今的局勢，他可能會得出與1907年報告類似的判斷。我大致介紹一下他的解讀，因為他的解讀很接近太平洋兩岸廣泛持有的觀點。”
歐洲式外交是一種經驗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參與者的習慣性協調才能維持。這種協調運動本質上屬於藝術，不應該成為科學的適當對象；因為它不可複製。即使在初始條件完全確定的情況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應隻要節奏稍快或稍慢；就會在一兩代內產生戲劇性的差異。有目的有計劃的外交總是失敗的，外交成功的意義其實是：通過外交對本國國民（政治階層）進行政治訓練，使其長期保持“競技狀態良好”的運動姿勢。從曆史進程看，與其說歐洲各邦建立了歐洲外交網絡，不如說歐洲外交網絡塑造了歐洲各邦——包括其憲製和民情。
如果一個邦國在其憲製形成的關鍵時期未曾經受外交舞會的熏陶，她就永遠無法彌補“青春期笨手笨腳”的痕跡。她像成年以後才學外語的人，格外依賴語法分析；並不是因為語法比語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隻能掌握語法。英國的外交傳統最蔑視理論，而她最近的親戚美國最喜歡引進歐洲外交理論（尤其是德國外交理論）；原因就在這裏。歐洲式外交在美國始終不脫“客卿”性質，經常受到國內地方性政治的約束；原因也在這裏。
基辛格在美國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寫照。他的《白宮歲月》浸透了一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氣氛：假如美國政治習慣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來可以大顯身手，不至於屢次功虧一簣。然而理解同時代美國憲製的讀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歐洲式權力外交必須依賴尼克鬆的宮廷式內政支持。二者雖然還沒有直接違背憲法條文；但已經彌散出濃厚的“非美”氣味，足以刺激美國政治階層的嗅覺。元首通過（憲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內廷”係統推行馬基雅維利式個人外交，架空（憲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這種做法是東方各帝國的政治常規（和官製演變的主要動力），在波拿巴-戴高樂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頗為常見；但日耳曼係各邦極少容忍這種僭越。尼克鬆政府的淒慘下場跟美國政治階層的長期猜疑頗有關係，基辛格的外交風格對培育國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沒有什麽幫助。
以基辛格的聰明絕頂，他不會意識不到這一點；但他享有舊大陸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權：可以通過理論升華，象征性解決（現實中似乎不大可能解決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圖解大概不至於違背作者的內心傾向：美國外交擺動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前者以威爾遜-裏根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對美國的道德優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將自己的好運當成了自己的美德。後者以西奧多·羅斯福為代表，能清醒地認識多色調的世界，有分寸地維護多元國際體係（而非山巔之城的十字軍）。
不難看出：基辛格對哪一種傳統更為讚賞。他的讚賞跟馬基雅維利對愷撒·博吉亞的讚賞非常相似：欽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並不意味著讚賞他的政治目的。這種價值中立的技術外交觀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體現。吊詭的是：美國卻在威爾遜傳統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沒有對此作出解釋，但曆史背景早已說明了原因：威爾遜主義和現實主義不是平起平坐的兩種外交學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與合眾國憲製的自然體現，像安泰一樣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輕民族的原始力量；這種力量足以彌補數不盡數的技術性失誤。後者隻是一係列斷斷續續的插曲。基辛格權力外交也好，他欽佩的俾斯麥權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極其老練的手段，將本國憲製的空隙利用到難以為繼的極致。二者平庸的繼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勝任的重擔，迅速退回更簡單僵硬的路線。本國政治階層的排異反應也迫使他們隻能這樣做。
在《大外交》中，中國隻是陪襯。在西方外交史敘事中，外交技術背後的文明價值隻是陪襯。在《論中國》當中，二者都將走向舞台中心。
《論中國》的曆史敘事框架
基辛格並不以編年史作者自居：沿著時間軸前進，逐次展開敘述。相反，他以文明觀察者自居：從高空拍攝點出發，不斷下降。取景範圍漸次縮小，由文明價值觀移向政治細節。他的圖景從“中國文明的傳統價值取向”開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曆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參與的中美交涉”。不過，他忽略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中間層次：邦國憲製形式與外交文化的互動。這種權力主義的前理解肯定會引起美國社會本能的反感，卻很容易喚醒中國讀者的親密感。“非美”知識階層的偏好一再構成中國讀者的美國想象，這種現象不是第一次出現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將中國人的接受偏好考慮在內，而且中國政治傳統遠比美國政治傳統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開始就把中國人視為假想讀者了。
基辛格的中國文明觀大體是《迂回與進入》和《原始思維》的綜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給讀者留下一種印象：中國式思維具有混沌性質，不能也不想精確界定內政、外交、戰爭與戰略，用私人的權謀技術取代製度和一切硬約束；但這不是原始或腐敗的特征，而是不同於（甚至優於）西方還原論、線性邏輯思維和剛性製度的另一種文明。弗朗索瓦·於連和列維—布留爾的原著實際上針對同樣的對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但他們的措辭多半會觸發許多中國讀者的被歧視感。這種特征可能源於中國文明在軸心時代奠定的哲學取向，也可能是後來特殊曆史路徑的產物；二者構成中國許多重大爭論的焦點，但不會影響基辛格隨後的論述。
在弗朗索瓦·於連的框架中，混沌思維和權謀技術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體的政治舉措，同時體現於《詩經》時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鬥爭語言。在基辛格的論述中，內外不分、戰爭與權爭不分的中國式智慧同時體現於《孫子兵法》、越南戰爭和恭親王的戰略。恭親王的偉大在於，他正確地判斷：平息內亂比維護邊境領土重要，邊境領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意見相同。）狹隘的外交家肯定會認為，這是失敗的外交。偉大的戰略家卻心裏有數，外交隻不過是文明大戰略的一種工具。我們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學者於連更懂說法的藝術。他的表述總會稍留餘地，使兩種讀者各得其所。第一種讀者會對作者的淵博、識見和友好態度感到滿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種讀者會領悟到基辛格留下了（於連直言不諱的）最後一段話：中國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對自己不利）的外交舉措同樣如此，真正的交涉對象不是外國而是內部秩序的某些不穩定因素。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參與的中美交涉”推進的過程中，迅速掃過了一些沒有親自參與的曆史事件。在這些地方，他證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曆史實證主義者。他似乎習慣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國及其鄰國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樣，是老謀深算的國際戰略家，很少受財政、人事和各種臨時突發事件影響而屈從於短期行為。然而，現有的一切可靠證據都說明：當時中國、日本、俄國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這些短期行為，目的隻在於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這方麵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絕大部分源於某些政治家的事後宣傳和他自己的郢書燕悅。總的說來，這一部分內容是相當空洞的。
不過，隨著紀錄進入基辛格親自參與和見證的時代，《白宮歲月》那位文采飛揚的智者又回來了。這一部分占據了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撇開1972年和1979年的兩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瑪利亞·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實際上傳達了一種經驗性觀察：中國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國。她有縱深遼闊的戰略，卻沒有範圍明確的外交。伊裏布和李鴻章的手段、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手段雖然成敗各異，但同樣建立在人事關係-施恩庇護的基礎上。鴉片戰爭時期的英國代表覺得：清國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書。李鴻章在馬關訴諸私人交情和關於文明遠景的哲學理論，使他的日本對手既困惑又煩躁。紅色中國的神秘領袖身居禁宮，把他們的光臨或接見視為主要的外交讓步，把雙方的感情視為主要的外交收獲。在他們眼中，西歐外交的實質性內容似乎隻是秘書和技術員的活兒：卑微而不足道，隻是感情融洽或疏遠的副產品，額外恩賞或報以顏色都不在話下。
基辛格始終老於世故，巧於辭令。他如果直言不諱，大概就會說出類似《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言辭。中央帝國（可以用革命中心或偉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戰略時間表往往以許多世紀為基本單位。蠻夷各邦唯利是圖、急功近利的臨時性外交對帝國的布局影響甚微。給予蜉蝣小邦的恩賞、親善、褒獎、讓步、犧牲都不過是賈生“五餌”的各種變形（氣度狹窄的小邦很可能視之為對方的愚蠢或失敗），最終仍然會像草船借箭一樣回到帝國。隻不過如此漫長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蠻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韓、於闐各小王、酋長對伊裏布和鄧小平的甜蜜、李鴻章和毛澤東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於馬爾嘎尼勳爵和基辛格博士。魯莽強健的少年往往能傷害深沉虛弱的老人，但他從來不能理解後者。
當然，基辛格沒有這樣直截了當。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問題上，直言不諱的結果多半是：中國讀者感到西方肆無忌憚的侮辱和傷害，西方讀者感到中國深不可測的陰險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樣，精通“怎樣用中國人既能聽懂、又喜歡聽的修辭表達敏感問題”這種高深藝術。順便說一句，這種本領也是曆代中國官場的核心技術，比才學、功績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禮國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勝利的地方失敗，原因就在於他們用錯誤的方式說出了實際內容完全相同的話。李鴻章對格蘭特的禮遇其實就是基辛格後半生在華所受禮遇的失敗原型，是一種針對候補客卿—信使的文化訓練。這種訓練的成功率並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國明知道西方政壇“退役”人物不過是政治僵屍，仍然堅持授少數訓練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賞和長期的信任；原因在此。這種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維庸名句）在本國從來不能指望的。
《論中國》的現實關懷
基辛格寫這本書，當然不是為了“老功臣擦抹舊勳章”或是做國際關係理論智力操。關於前者，他早已在幾部回憶錄中做過了。關於後者，他沒有必要炒學院知識分子的冷飯。老牌馬基雅維利戰略家（這無疑是他在美國的公眾形象）在中國遇見了更徹底的馬基雅維利戰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憚之餘，並非看不清價值觀衝突蘊含宗教性戰爭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蜜月期，這種價值觀戰爭就已經隱約可見。“鄧小平嘲笑美國對蘇聯在第三世界開拓勢力範圍的回應，並責備美國試圖“取悅”蘇聯：‘你們的發言人總是為蘇聯的行動辯護。有時他們說沒有跡象證明蘇聯和古巴插手紮伊爾和安哥拉。你們這麽說沒有用。說實話，你們每次要和蘇聯締結協議，都是美方讓步來取悅蘇聯。’做得實在漂亮。這個國家身為蘇聯的首要目標，卻把它所建議的聯合行動說成是理性的義務，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更不是對美國的求助。中國處境危險——有它自己的分析為證——但它表現得像是教授戰略的老師，而不像美國的歐洲盟友那樣，經常是被動地聽從美國的指示。美國辯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國際法、多邊解決、民眾的同意——在中國的戰略分析中常告闕如，除非是作為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而這個目標，鄧小平告訴布熱津斯基，就是對付‘北極熊’，沒有別的。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美國社會根本價值觀中所謂的現實主義是有限度的。讓殺人不眨眼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權就超過了這樣一個限度。沒有哪個美國總統能把紅色高棉簡單地看做圍棋戰略中的又一顆棋子。它把金邊的居民趕進叢林，大規模屠殺某類的平民，這些種族滅絕的行為美國不能視若無睹（雖然我們下麵會看到有時也為了需要而犧牲原則）。”（《論中國》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對越作戰）
麵對這樣一個交涉對象，美國民眾的本能反應隻可能跟工會主席喬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眾的粗話打亂了肯尼迪、尼克鬆兩屆政府的緩和戰略。基辛格諳熟的現實主義外交必須在多元利益鬥爭的前提下才會遊刃有餘，在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和冷戰這種“漢賊不兩立”的形勢下很容易適得其反。他同樣清楚：美國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於鄙視“腐敗舊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覺。“山巔之城”“自由衛士”“跨海平魔”的正邪鬥爭dna永遠遺存在她的外交傳統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麥式戰略為尼克鬆贏得了“狡猾的迪克”綽號，裏根粗糙的“邪惡帝國”論卻深得民心。
堅持原則不一定總是最好的政策，卻經常是美國最好的政策。在英國貴族和羅馬元老手中，權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實力、彌補硬實力。在美國草根群眾當中，馬基雅維利主義會造成憲法危機、社會分裂和國民士氣低落。由此導致的硬實力損害會遠遠超過巧實力的益處。尼克鬆-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況下發動外交革命，使蘇聯陷入更惡劣的戰略包圍圈，完全解除了美國人在印度支那傷亡的危險；卻仍然能通過武裝南越軍隊，保持跟美軍直接幹涉相同的戰果。然而，總統秘密外交造成了國會的不信任。尼克鬆本人、總統的戰爭權力、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戰爭、南越軍隊的武裝都淪為憲法危機的犧牲品。西貢陷落的悲情隻有依靠裏根重振威爾遜主義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納達和轟炸利比亞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對恢複美國國民的鬥誌和團結卻是功不可沒。裏根作為知識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稱職的，但他體會美國民情的敏銳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識卻是傑克遜總統以後的第一人。冷戰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點不是偶然。
中美戰略關係一開始就是針對共同威脅的馬基雅維利政治，從不具備共同原則的基礎。（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不是建議成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采取必要措施。”）這種戰略關係不具備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於赤裸權力的寒風中，對自己和夥伴都不抱幻想。這種關係的唯一基礎就是：坦率地求同存異。也就是說：針對具體問題的臨時性合作，隨時準備化友為敵、應對分歧；既不指望雙方根本價值觀的衝突可以永久性調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標的衝突能夠永久性推遲。隨著共同威脅（蘇聯）的瓦解，權力政治早晚會露出本來麵目。“中國與西方外交戰略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自我脆弱時的反應。美國和西方外交官認為他們應該小心地避免挑釁，而中國的反應更傾向於放大藐視。西方外交官從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必須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他們呼籲外交舉措，把對手放置在‘錯誤’的一麵，在道義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並占領了柬埔寨以後，這基本上是美國給鄧的意見。中國的戰略家們更可能會增大他們的承諾以鼓起勇氣和心理壓力，反對對手的物質優勢。他們相信先發製人是威懾力的形式。當中國的規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他們的對手獲得了不能接受的優勢和戰略趨勢轉向對己不利時，他們的反應是企圖破壞敵人的信心，並讓中國，如果不能在物質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風。”（《論中國》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對越作戰）
如果將上文的印度支那問題修改為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或東海問題，這種行為模式的差異仍然存在。這時，西方世界和中國再次由合作者變為對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沒錯，我們就會推導出下麵這樣的結論：西方的克製態度實際上會增加戰爭或衝突的危險；因為這必然會暴露自身的軟弱，刺激中國根據權力政治原則得寸進尺。中國的強硬或敵視態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證明；因為這說明中國已經發現自身的軟弱，指望以虛張聲勢掩飾保守退縮的實際舉措。這種外交合乎邏輯的典範隻能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金門危機的處置，1996年危機重演了這一範式。
往日的帝國，未來的匈奴
我們隨著基辛格的腳步，考察朝鮮戰爭以後的中美交涉；以下的結論是無從回避的。其一：在共同價值觀和穩定聯盟體係不可能存在的情況下，馬基雅維利主義總會笑在最後。其二：中國總是一再發現自己的軟弱，然後根據這種軟弱調整戰略（內政外交在戰略中明確區別）；“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革命”和“韜光養晦”都以軟弱為出發點，毛鄧時代構成連續的整體。其三：儒家古老的“經權之變”仍然在發揮作用。中國的“經”雖然並非一成不變；但始終是西方的異質體，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觸範圍內。中國外交始終屬於“權”的範圍；隻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服從一時一地的力量對比。如果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權宜之計不但必然改變、而且理應改變。如果美國以“保持現狀”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對比的現狀就是她唯一的選擇。換句話說，必須維持美國的優勢和中國的軟弱。
那麽，什麽才是中國的“經”呢？基辛格無從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的中國朋友無一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甚至可以說：沒有幾個中國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國”，更不用說達成命運共識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中國自我定位為社會主義、第三世界或是正在複興的古老文明，她的“經”都會具有“改變西方遊戲規則”的涵義。中國最終戰略的結果（無論成敗）隻能意味著當代國際體係和中國自身憲製的結構性演變。當代國際體係和中國自身憲製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訓規世界的產物，中國自身憲製又是近代國際體係演變的被動產物。中國的崛起或發展意味著扭轉這種（有損帝國尊嚴的）路徑依賴，恢複（西方訓規前的）正常狀態。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國、甚至印度的崛起僅僅意味著改善自身地位和國民生活水平，並不會影響世界體係本身；因為她們的“經”都已經從屬於西方價值觀，她們的“權”已經納入國際體係。
曆史一再告訴我們：國際衝突的原因不在於利益衝突，而在於利益衝突能否納入當時的國際體係。明太祖和清世宗對朝鮮和越南的領土讓步範圍遠遠超過東海和南海的無人島嶼，但不會引起任何嚴重後果；因為在天下的體係中，帝國向藩屬割地無異於內地省份對邊遠省份的照顧。英法兩國的殖民地糾紛是可以協調的；因為雙方的要求具體而有限，可以在現存國際體係中通過利益交換解決。英德衝突最終導致國際體係瓦解；因為德國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摩洛哥或剛果，而是改造國際舊秩序。當今之世，隻有中國存在這種德國式的處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轍，把“融入西方”視為自己的最終命運；就無異於宣布拿破侖戰爭（反帝革命）以來的一切犧牲都是謬誤和徒勞，官方的英雄將一變為坑害和欺騙同胞的惡棍。在一個以世俗曆史為合法性源泉的國度，修改國家命運（無論是革命還是複興）就是憲法危機。中國革命和複興針對的目標都是西方霸權（西方秩序），在國際上融入現存秩序意味著在國內瓦解現存秩序。歐盟的超國家和後國家秩序必須以德國原有憲製和曆史解釋的毀滅為代價。隻有政治上極其幼稚的人才會相信：種植果樹可以不種樹根，隻種結實的樹枝；越過殘酷的暑熱，直接進入溫馨的收獲季節。
基辛格從來不是清教徒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飽經世故的歐洲人——不，中歐人。他知道最大的危險在哪裏，在全書最後一章提到了1907年的《克勞備忘錄》。“克勞的結論是，德國宣稱追求什麽目標沒有關係。無論德國遵循什麽路線，‘德國打造一支盡可能強大的海軍顯然是明智之舉’。一旦德國取得海上優勢，克勞評估稱，不管德國的意圖是什麽，這本身就是對英國的客觀威脅，‘與大英帝國的生存互不相容’。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式保證沒有意義。無論德國政府如何表白，結果依然是‘對世界形成巨大威脅，如同通過預謀蓄意占領一塊陣地’。即便德國溫和的政治家想要表達誠意，德國溫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隨時消失’在追求霸權的陰謀詭計中。因此，在克勞的分析中，結構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勞不無挖苦地說：‘一國針對鄰國的野心一般不公開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國家表示無限的政治善意，都證明不了該國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說算不上不公平。’由於事關重大，這‘英國冒不起任何風險’。倫敦必須做最壞的設想，並基於這一設想而采取行動。至少隻要德國在建設一支龐大的、極具威脅的海軍，英國就應該這麽做。換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間，事態已經演變成誰會在危機中讓步，而且一旦條件得不到滿足，戰爭就幾乎不可避免。7年後，世界大戰爆發了。如果讓克勞分析當今的局勢，他可能會得出與1907年報告類似的判斷。我大致介紹一下他的解讀，因為他的解讀很接近太平洋兩岸廣泛持有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