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百川入海，殊途同歸誰之現代?誰之世界?
守先待後：思想、格局與傳統 作者：劉仲敬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現代化”和“現代世界”是觀念史上最混亂的概念之一，像一個伸縮性極強又沒有固定形狀的橡膠口袋，可以包含任何相互矛盾的內容。這種題材的作品很容易匯聚大批劣質作者，後者以為題材的模糊性來掩飾自己頭腦的混亂。對於真有所見的作者，隻要弄清他們心目中的“現代化”和“現代世界”是什麽意思，剩下的內容就可以迎刃而解。簡單粗暴地說，這個題材隻存在兩種解釋：不是西歐中心論，就是反西歐中心論。作品如果不能納入二者之一，就證明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麽。
艾倫·麥克法蘭（n macfane）《現代世界的誕生[17]》選擇了一個誤導性的書名。從作者的宗旨看，本書顯然應該命名為“英格蘭如何塑造現代世界”。他不僅是西歐中心論者，而且是英格蘭特殊論者。他的“現代世界”等同於“英格蘭傳統”，早在中古時期已經蔚然可觀，而世界其他地方，即使在近代都不存在。英格蘭是世界的種子，西歐和全世界的現代性都是她的苗裔，現代人都是英國人。她相當於人類起源的“非洲夏娃”，她的子孫取代了爪哇猿人或北京猿人的子孫，現代人都是非洲人。
麥克法蘭的關鍵詞是“分離”。“分離”在他的體係中，重要性相當於“科層”在馬克斯·韋伯的體係中：“舊製度將生活中互不相幹的領域混成一鍋粥。在部落社會，親屬關係作為調節器，將所有人團結在親屬關係之內。在農民社會，社會與經濟不分彼此，宗教與政治不分你我，那裏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和村莊共同體，上麵覆蓋著一層有文化的統治者。相反，現代社會對不同領域進行了深入劃分，致使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無論是親屬關係、宗教還是其他——能夠提供一種基礎性原則。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發了現代社會的動力。一旦某個文明隻留下單一基座，該文明多半會走向僵化。”
“分離”產生於11世紀的英格蘭，偉大的傳統從未中斷，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和市場體係與英格蘭習慣法互為表裏。所謂“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征”，其實就是英格蘭封建自由的本來麵目。從大憲章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全世界大多數地區稱之為“現代”，無非因為他們隻能從外界引進業已成熟的現代性。早在1978年，麥克法蘭就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係統地論述了這些理論。本書是一係列零散專題文章的合集，論係統性其實不及前書。讀者如果不了解前書，可能會對本書提出一些非常低級的質疑。例如，中學教科書不是說過，私有財產產生於16世紀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前書。柯克、梅特蘭（maind）和斯塔布斯(stubbs)一直將財產權視為日耳曼習慣法和封建自由的固有成分，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國史研究者越來越傾向於將“光榮革命”視為“光榮複辟”，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麵支持麥克法蘭的主張。麥克法蘭本人卻沒有這樣做。他明顯偏重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視角，因此經常不得不以薄弱的證據支持敏銳的洞見。他最有力的證據本來應該來自憲法史、製度史和區域研究，但這些領域不是他的強項。
1978年以後，麥克法蘭開始接受並濫用日本史家速水融 “勤勞革命”概念。速水融的意思是：水稻種植區走進了勞動密集型增長的死胡同，增加的人口消耗了增加的產量，因此東方經濟發展沒有促發西方那樣的近代化鏈式反應，後者的特點是增加的產量大大超過了增加的人口。彭慕蘭（keh pomeranz）運用逆向思維和外行的膽大妄為，發明了“大分流”概念，支持與原作者相反的主張：東方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近代化的革命意義名過其實。目前坊間流傳的“大清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之類故事都是彭慕蘭學說以訛傳訛的結果。專業經濟史家（不幸他們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如彭慕蘭）對他的咆哮如果翻譯成白話文，就會是這樣：“他是什麽東西？他從哪裏冒出來的？他怎麽敢這樣？”
麥克法蘭居然也會借用“大分流”和“勤勞革命”概念，大概說明了學術界看似莊嚴，其實並不是不受時尚流行的影響。某個理論點在某個時間突然紅起來或冷下去，並不比時裝界的類似現象依據更多。不同之處在於，他把“大分流”放在加來海峽，將皮卡迪[18]和西貢[19]之間的人類統統打入“舊製度”範圍。他的經濟理論如果翻譯成伊麗莎白朝華麗麗的語言，就跟沃爾特·雷利（water raleigh)爵士和弗蘭西斯·培根的頌詞沒有區別：強健、自由、勇敢的英格蘭約曼農及其“豐裕革命”（效果大略相當於我們中學教科書上的“工業革命”，原因卻不見得與工業有關）跟“負重驢子”及其“勤勞革命”沒有什麽共同之處。二者存在層次差別，正如獅子和驢子存在本質差異。他的核心要點比彭慕蘭正確得多，因此從技術上講沒法反駁。我們可以在黑死病、敞田製、丹法區與蘇格蘭邊區的細節問題上提出疑問，但不會影響論斷的整體。至少英格蘭東南各郡，早在地理大發現以前，甚至可能早在愛德華三世朝，就已經不在馬爾薩斯門檻內。與此同時，東亞水稻種植區的總產量上升和人均產量下降並行不悖，在馬爾薩斯陷阱內越陷越深。
全書在涉及法律和官製的部分最為薄弱，這一點非常可惜。因為英格蘭習慣法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實在太密切，資料又是世界上最豐富的。考慮到作者的觀念，他居然無法有效地加以利用，隻能說知識結構確有偏差錯位。他一旦進入家庭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思想的領域，立刻就恢複了良好的自我感覺，頗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揮灑自如的風範。對此，我們隻能說，麥克法蘭畢竟還是披著曆史學家外衣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軟性”的材料更符合他的偏好和特長。新政治史和經濟史是他的短板，但他的良好洞見往往能彌補弱點。攻擊他的疏略是容易的，但這種攻擊幾乎不會影響他的結論。如果有一個知識全麵的專業曆史學家替他彌補資料的不足，他就是不可戰勝的。
貝利（c.a.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20]》比較名副其實。他反對西方中心論，將現代性視為百川歸海的全球性進程，影響是多元和相互的。一般來說，這樣的著作很容易變成散漫無章的資料輯錄，但作者對此似乎頗有警惕，因為他發明了自己的關鍵詞——“標準化”。現代性意味著“標準化”的鞏固和普及。“標準化”與韋伯的“科層”在很大程度上重疊，但適用範圍更廣，貫穿各種亞文化和職業團體。本書的實證研究具備年鑒學派的許多特征：強調全球各區域的共時性，認為整體史觀是史學的基礎，尤其重視觀念史和文化史，將自然科學的工具和材料引入史學。
“多中心的曆史進程”隻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話語。作者承擔了一項異常困難的任務——將東方從被動變成主動，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他隻有依靠三種工具：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係論、布羅代爾（femand braudel）的“世界時間論”、彭慕蘭和弗蘭克的東方中心論。後者除了蓄意歪曲和技術錯誤，確實沒有任何內容。極少數經濟史專家對待他們兩位，就像醫生對待街頭的營養保健品酬賓會。然而，時髦愛好者和政治宣傳家總是人數眾多。貝利的反西方中心論迫使他以彭慕蘭和麥克法蘭都無法接受的方式運用了“勤勞革命”的概念，將西北歐、中國、日本、印度、非洲提高勞動強度的做法全部納入“勤勞革命”範圍，否定它們存在質的區別，而將工業革命列為全世界“勤勞革命”的共同產物。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華南水稻種植者和印度紡織工人的勤奮，英國工業革命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理論成立，同樣的推論方式其實完全可以證明，如果中國人沒有在山區種植紅薯，美洲黑奴就不會在甘蔗種植園內受苦了。工業革命既然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成就，黑奴貿易自然也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罪惡。中國農民固然對兩者都沒有直接參與，但如果沒有他們的間接支持，兩者都不可能存在。
布羅代爾對本書的影響比較值得讚賞，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我們都知道，這位大師強調日常生活、政治活動、世界格局三個層次的劃分，但從來沒能解釋清楚這三個層次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關係。他本人的著作滿足於分層次地羅列資料，把要害問題的解釋留給了後人。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沒有任何傳人光榮地完成這項宏大任務。大量羅列資料的做法同樣有嚴重問題，不同資料的可信度相差甚遠，可能應驗了古老的笑話：如果你計算一頭大象、三百隻兔子和兩千顆櫻桃的平均重量，能否更加精確地判斷中國皇帝鼻子的長度呢？資料的豐富程度和問題的重要程度從來不對等，可能應驗了另一個古老的笑話：醉漢在路燈下尋找鑰匙。雖然鑰匙掉在陰溝裏，但那裏沒有光；路燈下雖然沒有鑰匙，但畢竟有光。貝利並沒有表現出他比布羅代爾更擅長應對這些難題。他試圖證明歐洲中心論是現代化研究的歧途，1848年歐洲革命和同時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南亞武裝暴動存在內在的因果關係，曆史是全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但他辛苦搜集的材料與歐洲中心論者的材料幾乎沒有什麽差別。我們不能不嚴重懷疑：華夏中心論是東亞研究的歧途，蘇州園林與北海道蝦夷人的漁船存在內在的因果關係。一切結果都與一切因素有關，那就很難判斷甘地的素食主義到底是造就或損害了美國的大蕭條，還是造就或損害了德國的集中營。你隻要將相對主義引入曆史，早晚免不了這種結果。
在世界體係的問題上，貝利實際上延伸了沃勒斯坦的理論。他將1800年以前的大西洋貿易和殖民主義稱為“原始全球化”，將1780—1820年的“世界危機”視為現代世界的起點。他對“東西方平等”的前提如此執著，以至於為我們描繪了“共時性”的全球帝國共同衰落史，包括波斯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和莫臥兒帝國。他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帝國過度擴張的結果，但他沒有解釋，同時代的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應該屬於哪種情況，班圖人和占城人有沒有促成或阻止這種衰落。“世界危機”引起了“革命時代”。革命不是一國內部的革命，而是世界體係的革命，體現於英法爭霸、殖民和結盟戰略，結束於維也納會議。然而，這又是一個非常“歐洲中心”的現象。如果造就現代世界的危機和革命體現於英法兩國，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要麽這是歐洲中心論的另一種表述形式，要麽就是貝利忘了說明廷巴克圖王國或布哈拉埃米爾國在這些事件中的共同作用或內在因果關係。最後，我們已經不再驚訝地聽說，1900年，現代世界的效仿典範體現於日本而非英法。我們開始胡思亂想：或許，參加八國聯軍的日本軍隊在北京紀律嚴明，符合標準化的定義，這是現代性的體現；或許，日本加入國際警察行動，同時體現了東西方多因素的協同效果，這才是現代性的體現。中國人、暹羅人、越南人確實頗有模仿明治帝國的衝動，但俄國或阿根廷會模仿日本超過模仿英法似乎需要更多的說明。然而，貝利仍然無可奉告。他無可奉告的場合未免太多了一點，正如他乞靈於多因素解釋的場合。
我們為讀者考慮，最合理的建議隻能是這樣：如果你喜歡一位問題意識強烈的人類學家涉獵曆史，就選擇麥克法蘭；如果你喜歡政治正確而不太在乎解釋力，就選擇貝利。
艾倫·麥克法蘭（n macfane）《現代世界的誕生[17]》選擇了一個誤導性的書名。從作者的宗旨看，本書顯然應該命名為“英格蘭如何塑造現代世界”。他不僅是西歐中心論者，而且是英格蘭特殊論者。他的“現代世界”等同於“英格蘭傳統”，早在中古時期已經蔚然可觀，而世界其他地方，即使在近代都不存在。英格蘭是世界的種子，西歐和全世界的現代性都是她的苗裔，現代人都是英國人。她相當於人類起源的“非洲夏娃”，她的子孫取代了爪哇猿人或北京猿人的子孫，現代人都是非洲人。
麥克法蘭的關鍵詞是“分離”。“分離”在他的體係中，重要性相當於“科層”在馬克斯·韋伯的體係中：“舊製度將生活中互不相幹的領域混成一鍋粥。在部落社會，親屬關係作為調節器，將所有人團結在親屬關係之內。在農民社會，社會與經濟不分彼此，宗教與政治不分你我，那裏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和村莊共同體，上麵覆蓋著一層有文化的統治者。相反，現代社會對不同領域進行了深入劃分，致使生活中沒有任何一個領域——無論是親屬關係、宗教還是其他——能夠提供一種基礎性原則。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發了現代社會的動力。一旦某個文明隻留下單一基座，該文明多半會走向僵化。”
“分離”產生於11世紀的英格蘭，偉大的傳統從未中斷，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和市場體係與英格蘭習慣法互為表裏。所謂“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征”，其實就是英格蘭封建自由的本來麵目。從大憲章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全世界大多數地區稱之為“現代”，無非因為他們隻能從外界引進業已成熟的現代性。早在1978年，麥克法蘭就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係統地論述了這些理論。本書是一係列零散專題文章的合集，論係統性其實不及前書。讀者如果不了解前書，可能會對本書提出一些非常低級的質疑。例如，中學教科書不是說過，私有財產產生於16世紀嗎？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前書。柯克、梅特蘭（maind）和斯塔布斯(stubbs)一直將財產權視為日耳曼習慣法和封建自由的固有成分，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國史研究者越來越傾向於將“光榮革命”視為“光榮複辟”，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麵支持麥克法蘭的主張。麥克法蘭本人卻沒有這樣做。他明顯偏重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視角，因此經常不得不以薄弱的證據支持敏銳的洞見。他最有力的證據本來應該來自憲法史、製度史和區域研究，但這些領域不是他的強項。
1978年以後，麥克法蘭開始接受並濫用日本史家速水融 “勤勞革命”概念。速水融的意思是：水稻種植區走進了勞動密集型增長的死胡同，增加的人口消耗了增加的產量，因此東方經濟發展沒有促發西方那樣的近代化鏈式反應，後者的特點是增加的產量大大超過了增加的人口。彭慕蘭（keh pomeranz）運用逆向思維和外行的膽大妄為，發明了“大分流”概念，支持與原作者相反的主張：東方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近代化的革命意義名過其實。目前坊間流傳的“大清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之類故事都是彭慕蘭學說以訛傳訛的結果。專業經濟史家（不幸他們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如彭慕蘭）對他的咆哮如果翻譯成白話文，就會是這樣：“他是什麽東西？他從哪裏冒出來的？他怎麽敢這樣？”
麥克法蘭居然也會借用“大分流”和“勤勞革命”概念，大概說明了學術界看似莊嚴，其實並不是不受時尚流行的影響。某個理論點在某個時間突然紅起來或冷下去，並不比時裝界的類似現象依據更多。不同之處在於，他把“大分流”放在加來海峽，將皮卡迪[18]和西貢[19]之間的人類統統打入“舊製度”範圍。他的經濟理論如果翻譯成伊麗莎白朝華麗麗的語言，就跟沃爾特·雷利（water raleigh)爵士和弗蘭西斯·培根的頌詞沒有區別：強健、自由、勇敢的英格蘭約曼農及其“豐裕革命”（效果大略相當於我們中學教科書上的“工業革命”，原因卻不見得與工業有關）跟“負重驢子”及其“勤勞革命”沒有什麽共同之處。二者存在層次差別，正如獅子和驢子存在本質差異。他的核心要點比彭慕蘭正確得多，因此從技術上講沒法反駁。我們可以在黑死病、敞田製、丹法區與蘇格蘭邊區的細節問題上提出疑問，但不會影響論斷的整體。至少英格蘭東南各郡，早在地理大發現以前，甚至可能早在愛德華三世朝，就已經不在馬爾薩斯門檻內。與此同時，東亞水稻種植區的總產量上升和人均產量下降並行不悖，在馬爾薩斯陷阱內越陷越深。
全書在涉及法律和官製的部分最為薄弱，這一點非常可惜。因為英格蘭習慣法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實在太密切，資料又是世界上最豐富的。考慮到作者的觀念，他居然無法有效地加以利用，隻能說知識結構確有偏差錯位。他一旦進入家庭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思想的領域，立刻就恢複了良好的自我感覺，頗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揮灑自如的風範。對此，我們隻能說，麥克法蘭畢竟還是披著曆史學家外衣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軟性”的材料更符合他的偏好和特長。新政治史和經濟史是他的短板，但他的良好洞見往往能彌補弱點。攻擊他的疏略是容易的，但這種攻擊幾乎不會影響他的結論。如果有一個知識全麵的專業曆史學家替他彌補資料的不足，他就是不可戰勝的。
貝利（c.a.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20]》比較名副其實。他反對西方中心論，將現代性視為百川歸海的全球性進程，影響是多元和相互的。一般來說，這樣的著作很容易變成散漫無章的資料輯錄，但作者對此似乎頗有警惕，因為他發明了自己的關鍵詞——“標準化”。現代性意味著“標準化”的鞏固和普及。“標準化”與韋伯的“科層”在很大程度上重疊，但適用範圍更廣，貫穿各種亞文化和職業團體。本書的實證研究具備年鑒學派的許多特征：強調全球各區域的共時性，認為整體史觀是史學的基礎，尤其重視觀念史和文化史，將自然科學的工具和材料引入史學。
“多中心的曆史進程”隻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話語。作者承擔了一項異常困難的任務——將東方從被動變成主動，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他隻有依靠三種工具：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係論、布羅代爾（femand braudel）的“世界時間論”、彭慕蘭和弗蘭克的東方中心論。後者除了蓄意歪曲和技術錯誤，確實沒有任何內容。極少數經濟史專家對待他們兩位，就像醫生對待街頭的營養保健品酬賓會。然而，時髦愛好者和政治宣傳家總是人數眾多。貝利的反西方中心論迫使他以彭慕蘭和麥克法蘭都無法接受的方式運用了“勤勞革命”的概念，將西北歐、中國、日本、印度、非洲提高勞動強度的做法全部納入“勤勞革命”範圍，否定它們存在質的區別，而將工業革命列為全世界“勤勞革命”的共同產物。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華南水稻種植者和印度紡織工人的勤奮，英國工業革命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理論成立，同樣的推論方式其實完全可以證明，如果中國人沒有在山區種植紅薯，美洲黑奴就不會在甘蔗種植園內受苦了。工業革命既然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成就，黑奴貿易自然也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罪惡。中國農民固然對兩者都沒有直接參與，但如果沒有他們的間接支持，兩者都不可能存在。
布羅代爾對本書的影響比較值得讚賞，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我們都知道，這位大師強調日常生活、政治活動、世界格局三個層次的劃分，但從來沒能解釋清楚這三個層次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關係。他本人的著作滿足於分層次地羅列資料，把要害問題的解釋留給了後人。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沒有任何傳人光榮地完成這項宏大任務。大量羅列資料的做法同樣有嚴重問題，不同資料的可信度相差甚遠，可能應驗了古老的笑話：如果你計算一頭大象、三百隻兔子和兩千顆櫻桃的平均重量，能否更加精確地判斷中國皇帝鼻子的長度呢？資料的豐富程度和問題的重要程度從來不對等，可能應驗了另一個古老的笑話：醉漢在路燈下尋找鑰匙。雖然鑰匙掉在陰溝裏，但那裏沒有光；路燈下雖然沒有鑰匙，但畢竟有光。貝利並沒有表現出他比布羅代爾更擅長應對這些難題。他試圖證明歐洲中心論是現代化研究的歧途，1848年歐洲革命和同時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南亞武裝暴動存在內在的因果關係，曆史是全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但他辛苦搜集的材料與歐洲中心論者的材料幾乎沒有什麽差別。我們不能不嚴重懷疑：華夏中心論是東亞研究的歧途，蘇州園林與北海道蝦夷人的漁船存在內在的因果關係。一切結果都與一切因素有關，那就很難判斷甘地的素食主義到底是造就或損害了美國的大蕭條，還是造就或損害了德國的集中營。你隻要將相對主義引入曆史，早晚免不了這種結果。
在世界體係的問題上，貝利實際上延伸了沃勒斯坦的理論。他將1800年以前的大西洋貿易和殖民主義稱為“原始全球化”，將1780—1820年的“世界危機”視為現代世界的起點。他對“東西方平等”的前提如此執著，以至於為我們描繪了“共時性”的全球帝國共同衰落史，包括波斯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和莫臥兒帝國。他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帝國過度擴張的結果，但他沒有解釋，同時代的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應該屬於哪種情況，班圖人和占城人有沒有促成或阻止這種衰落。“世界危機”引起了“革命時代”。革命不是一國內部的革命，而是世界體係的革命，體現於英法爭霸、殖民和結盟戰略，結束於維也納會議。然而，這又是一個非常“歐洲中心”的現象。如果造就現代世界的危機和革命體現於英法兩國，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要麽這是歐洲中心論的另一種表述形式，要麽就是貝利忘了說明廷巴克圖王國或布哈拉埃米爾國在這些事件中的共同作用或內在因果關係。最後，我們已經不再驚訝地聽說，1900年，現代世界的效仿典範體現於日本而非英法。我們開始胡思亂想：或許，參加八國聯軍的日本軍隊在北京紀律嚴明，符合標準化的定義，這是現代性的體現；或許，日本加入國際警察行動，同時體現了東西方多因素的協同效果，這才是現代性的體現。中國人、暹羅人、越南人確實頗有模仿明治帝國的衝動，但俄國或阿根廷會模仿日本超過模仿英法似乎需要更多的說明。然而，貝利仍然無可奉告。他無可奉告的場合未免太多了一點，正如他乞靈於多因素解釋的場合。
我們為讀者考慮，最合理的建議隻能是這樣：如果你喜歡一位問題意識強烈的人類學家涉獵曆史，就選擇麥克法蘭；如果你喜歡政治正確而不太在乎解釋力，就選擇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