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同進化
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 作者：凱文·凱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5.1 放在鏡子上的變色龍是什麽顏色的？
20世紀70年代初期，斯圖爾特·布蘭德[1]向格雷戈裏·貝特森[2]提出了上述謎題。貝特森與諾伯特·維納同為現代控製論的奠基人。貝特森接受的是最正統的牛津教育，從事的卻是最異端的職業。他在印尼拍攝巴厘舞影片；他研究海豚；他還提出了實用的精神分裂症理論。60多歲時，貝特森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任教。在那裏，他那些有關心理健康和進化規律的觀點既離經叛道又才氣橫溢，深深吸引了具有整體觀念且崇尚非主流文化的人群。
斯圖爾特·布蘭德是貝特森的學生，也是倡導控製整體論（cybeic holism）的傳奇人物。1974年，布蘭德在他的《全球概覽》雜誌中提出了這一變色龍公案。布蘭德這樣寫道：“一次，我與格雷戈裏·貝特森進行討論，當時，兩人都沉湎於思考意識的功能是什麽，或者意識到底有沒有功能（指自我意識）。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都是生物學家，便將話題轉而討論這讓人難以捉摸的變色龍。格雷戈裏斷言，變色龍最終將停留在它變色範圍的中間點；我則堅信，這個可憐的家夥因為想方設法要從自身影像的世界中隱身，會將種種保護色試個沒完。”
鏡子可以構成一個信息回路的絕妙實現。普普通通的兩麵鏡子相對放置會產生奇趣屋[3]效應，不停地將一個物象來回映射，直至消失於無窮回溯中。相向而放的鏡子間的任何信息，無論如何來回反射都不會改變其形式。那麽，如果其中一麵鏡子具備了變色龍似的反應功能，既能反射又能產生影像將會如何呢？這種試圖將自己與自身鏡像保持一致的行為會不斷攪亂自身的鏡像。它有可能最終定格於某種持續時間足夠長、可以準確描述的穩定狀態麽？
貝特森覺得這個係統——可能與自我意識類似——會快速進入一種由變色龍在各種顏色的極值間變化時而達成的平衡態。互相衝突的顏色（或者人類心智所組成的社會中相互衝突的觀點）會向“中間色調”折衷，仿佛那是一次民主表決。而布蘭德則認為任何類型的平衡都近乎沒有可能，而且自適應係統將既無定向也無終點地搖擺不定。他猜想（變色龍的）顏色變化會陷入一種如同太極陰陽的混沌狀態中。
變色龍對自身影像變化的反應恰似人類世界對時尚變化的反應。從整體看來，時尚不正是蜂群思維對自身映像的反應麽？
在一個緊密相連的21世紀社會中，市場營銷就是那麵鏡子，而全體消費者就是變色龍。你將消費者放入市場的時候，他該是什麽顏色？他是否會沉降到某個最小公分母——成為一個平均消費者？或者總是為試圖追趕自己循環反射的鏡像而處於瘋狂振蕩的搖擺狀態？
變色龍之謎的深奧令貝特森沉醉，他繼續向自己的其他學生提出此疑問。其中一名學生傑拉爾德·霍爾提出了第三種假說來解釋這位鏡中人的最終顏色：“變色龍會保持進入鏡子反射區域那一瞬間的任何顏色。”
在我看來，這是最符合邏輯的答案。鏡子與變色龍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許是如此密切、迅捷，幾乎沒有發生適應調節的可能。事實上，一旦變色龍出現在鏡子前，它可能絲毫也改變不了自己的顏色，除非由於外部誘因導致其變色或者其自身的變色程序出錯。否則，鏡子與變色龍組成的係統將凝固於其初始狀態——無論那是什麽顏色。
對於市場營銷這樣一個鏡像世界來說，這第三個答案就意味著消費者的凍結。他要麽隻買其最初所用的品牌，要麽什麽也不買。
當然還可能有其他的答案。在為寫這本書進行采訪的時候，我不時向被訪者提出變色龍之謎。科學家們將它看作是自適應反饋的典型案例。他們的答案林林總總。下麵舉幾個例子： <blockquote>
數學家約翰·霍蘭德[4]：變色龍會像萬花筒一樣千變萬化！由於存在時間的滯後，它的顏色會閃爍不停。變色龍永遠不可能停在某種固定的顏色上。
計算機科學家馬文·明斯基：變色龍可能會有若幹特征值或者特征色，因此會回歸到若幹顏色上。假如你把它放進去的時候它是綠色，它可能一直是綠色；假如是紅色，它就可能一直是紅色；而如果你是在它呈棕色時放進去，它有可能會變成綠色。
自然主義者彼得·沃肖爾：變色龍出於某種恐懼反應才改變顏色，因此這一切都取決於其情緒狀態。一開始它也許被自己的鏡像嚇壞，但隨後就處之泰然了；顏色則會隨著它的情緒而變化。 </blockquote>
把變色龍放在鏡子上似乎是個很簡單的實驗，所以我想，即使是作家也可以完成這個實驗。於是我著手實驗。我做了一個小箱子，裏麵裝上鏡子，買了一條會變顏色的蜥蜴放進去。雖然布蘭德的謎題已流傳了20年之久，但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嚐試真正動手試驗。
趴在鏡子上的蜥蜴穩定在一種顏色——綠色，是春樹發新葉的那種嫩綠。每次把它放進去時都回歸到這個顏色。但在回到綠色之前，它也許在一段時間內會保持棕色。它在鏡箱裏休憩時用的顏色看來與它在箱外時喜歡保持的深棕色不同。
盡管我完成了這個實驗，但我對實驗的結果卻信心不足，這主要由於如下一些重要的原因：我用的不是真正的變色龍，而是一條變色蜥蜴，它可以改變的顏色種類比真正的變色龍少多了。（真正的變色龍一條要花好幾百美元，還要配一個專門的玻璃容器來飼養，我可不想買。）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我所讀過的為數不多的相關文獻資料得知，除了根據背景顏色而相應改變顏色外，變色蜥蜴變色還有別的原因。如同沃肖爾所說，它們為了應對恐懼也變色。它們確實相當恐懼。變色蜥蜴不願進入鏡箱。在箱裏顯示出的綠色與它害怕時采用的顏色一樣。鏡子上的變色龍也可能僅僅會處於持續的恐懼狀態——它本身的陌生感被放大並充斥著其所在的周身環境。假如我在鏡箱裏，肯定也會抓狂。最後是觀察者的問題：我隻有把臉貼近鏡箱，將藍眼睛和紅鼻子深入變色蜥蜴的地盤，才能看到蜥蜴。這種行為騷擾了蜥蜴，卻又無法避免。
可能要等到將來使用真正的變色龍，並進行更多的對比實驗，才能真正破解這個謎題。但我仍心存疑慮。真正的變色龍與變色蜥蜴一樣，是身體碩大的動物，有著不隻一個改變顏色的理由。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恐怕最好僅作為思想實驗來保持其理想化的形式。
即便從理論角度來考慮，“真正的”答案也取決於下述具體因素：比如變色龍顏色細胞的反應時間，其對色調改變的敏感性以及是否有其他影響信號的因素。所有這些都是反饋回路中常見的重要數值。如果有人能夠改變變色龍身上的這些參數，就可以一一演示前文所述鏡子上的變色龍變色的種種可能。其實，工程師們正是這樣設計控製電路以引導宇宙飛船或控製機器人手臂的。通過調整滯後的長短、信號的敏感度、以及衰減率等參數，他們可以調整一個係統使之達到一個廣域的平衡態（比如將溫度保持在華氏68至70度之間），或不斷的變化，或某個介於兩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點。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也發生在網絡化的市場活動中。毛衣生產商試圖通過文化鏡像來激發消費者此消彼長的購買欲望，以銷售多種款式的毛衣；而洗碗機製造商則力圖將消費者行為的反饋聚集在幾個公約數上，即僅推出幾款洗碗機，因為較之花樣繁多的毛衣款式，推出多種洗碗機的成本要高得多。反饋信號的數量和速度決定了市場的類型。
鏡子上變色龍之謎的重要之處在於，蜥蜴與鏡子形成了一個整體。“蜥蜴屬性”和“鏡子屬性”融合為一種更複雜的屬性——“蜥鏡屬性”，其行為方式與單一變色龍或單一鏡子的行為方式都有所不同。
中世紀的生活是極端抹殺個性的。普通人對自己的形像隻有模糊的概念。他們對獨立人格和社會身份的認知是通過參與宗教儀式和遵循傳統而達成的，而非通過行為反射。與此相反，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了鏡像的世界。我們有無處不在的電視攝像機、每天都在進行的民意調查（如“63%的美國人離過婚”），它們將我們集體行為的每一個細枝末節都反映給我們。持續不斷的紙麵記錄——帳單、評分、工資單、商品目錄——幫助我們建立了個人的身份標識。不遠的將來，普及的數字化必將為我們提供更清晰、更快捷、更無所不在的鏡子。每個消費者都將成為反射鏡像與反射體，既是因，也是果。
希臘哲學家癡迷於鏈式的因果關係，研究如何沿因果鏈條溯本追源，直至找到最初原因。這種反向倒推的路徑是西方邏輯的基礎，即線性邏輯。而蜥蜴-鏡子係統展示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一種網狀的因果循環。在遞歸反射領域，事件並非由存在鏈所觸發，而是由一係列業因如奇趣屋般地反射、彎曲、彼此互映所致。與其說業因和控製是從其源頭按直線發散，倒不如說它是水平擴展，如同湧動的潮水，曲折、彌散地釋放著影響力。淺水喧鬧，深潭無波；仿佛萬物彼此間的關聯顛覆了時空的概念。
計算機科學家丹尼·希利斯指出，計算，特別是網絡計算，呈現了一種非線性的因果關係域。他寫道： <blockquote>
在物質世界中，一件事對另一件事的影響隨兩者之間的時間或空間距離的增大而衰減。因此，我們在研究木星衛星的運行軌道時不去考慮水星的影響。這是物體和作用力這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作用力的局限性體現在光速是有限的，體現在場的平方反比定律之中[5]，還體現在宏觀統計效應上，如反應速度和音速等。
在計算領域中，或至少在計算領域的舊有模式中，一個隨意的微小事件有可能、也往往會造成任意的重大影響。比如，一段小程序可以抹去所有的內存；一條簡單的指令可以使主機停止運行。在計算科學中沒有類似於距離這樣的概念。沒有哪個存儲單元比別的存儲單元更不易受影響。 </blockquote>
自然生態係統中的控製軌跡也呈發散狀溶入因果關係的界域。控製不僅分散到空間中，還隨著時間而逐漸模糊。當變色龍爬到鏡子上的時候，誘使其變色的業因便溶入到一個因果自循環的界域中。事物的推演不像箭那樣直線行進，而是像風一樣四散開來。 5.2 生命之無法理喻之處
斯圖爾特·伯蘭德在斯坦福大學主修生物學，導師是人口生物學家保羅·埃爾利希[6]。埃爾利希也執迷於難解的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而他是從蝴蝶與其宿主植物之間的關係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謎題的影子。那些狂熱的蝴蝶收藏家們很早就知道，製作完美標本的最好方法就是將毛毛蟲和它要吃的植物一起裝入盒子等它化繭。變身之後，蝴蝶會破繭而出，展現出完美無缺的翅膀。這時迅速將它殺死，就能製成完美的標本。
這個辦法要求蝴蝶收藏家們懂得蝴蝶要吃什麽植物。為了得到完美的標本，他們可謂不遺餘力。其結果是積累了大量有關植物/蝴蝶群落的文獻資料。簡而言之，大多數蝴蝶幼蟲隻吃一種特定的植物。舉個例子，黑脈金斑蝶的幼蟲就專吃馬利筋，而馬利筋似乎也隻歡迎黑脈金斑蝶前來就餐[7]。
埃爾利希注意到，從這個意義上說，蝴蝶的映像投入了植物，而植物的映像也投入了蝴蝶。為了防止蝴蝶幼蟲完全吞噬自己的莖葉，馬利筋步步設防，迫使黑脈金斑蝶“改變顏色”——想法子繞過植物的防線。這種相互投映仿佛兩條貼著肚皮跳舞的變色龍。馬利筋如此投入地進行自我保護，以抗拒黑脈金斑蝶的侵襲，結果反而變得與蝴蝶難舍難分。反之亦然。任何長期敵對的關係似乎都包容這樣的相互依存。1952年，關注機器如何學習的控製論專家羅斯·艾希比[8]寫道：“［生物的基因模式］並沒有具體規定小貓如何抓老鼠，但是提供了學習機製和遊戲的旨趣，因此是老鼠將捕鼠的要領教給了小貓。”
1958年，穆德[9]在《進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專性寄生生物與其宿主共同進化的數學模型》。埃爾利希在這個標題中發現了一個可以用來形容這種貼身雙人舞的詞——共同進化（coevolution）。與大多數生物學發現一樣，共同進化這個概念並不新鮮。神奇的達爾文在其1859年的傑作《物種起源》中便曾提到過：“生物體彼此之間的共同適應……”
約翰·湯普森[10]在《互相影響和共同進化》一書中對“共同進化”做了一個正式定義：“共同進化是互相影響的物種間交互的進化演變。”實際上共同進化更像一曲探戈。馬利筋與黑脈金斑蝶肩並肩結成了一個單係統，互相影響共同進化。共同進化之路上的每一步都使這兩個對手纏繞得更加密不可分，直到一方完全依賴於另一方的對抗，從而合二為一。生物化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11]就這種相擁狀況寫道：“物種的進化與其所處環境的演變密不可分。這兩個進程緊密結合，成為不可分割的單一進程。”
布蘭德采用了這個術語，並創辦了名為《共同進化季刊》的雜誌，用於發表包羅萬象的宏論——闡述相互適應、相互創造、同時編織成為整體係統的生物學、社會學和科技等。作為發刊詞，布蘭德撰寫了共同進化的定義：“進化就是不斷適應環境以滿足自身的需求。共同進化，是更全麵的進化觀點，就是不斷適應環境以滿足彼此的需求。”
共同進化之“共同”是指向未來的路標。盡管有人抱怨人際關係的地位在持續降低，現代人在生活中互相依賴的程度卻日益增長，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目前，所有政治都意指全球政治，而全球政治則意味著“共同”政治；在通訊網絡基礎上建立起的在線社區則是“共同”世界。馬歇爾·麥克盧漢[12]並非完全正確。我們共同打造的不是一個舒適的地球村；我們共同編織的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全球化蜂群——一個最具社會性的“共同”世界，一個鏡狀往複的“共同”世界。在這種環境下，所有的進化，包括人造物的進化，都是共同進化。任何個體隻有接近自己變化中的鄰居才能給自己帶來變化。
自然界充斥著共同進化。每個有植物的角落都有寄生生物、共生生物在活動，時刻上演著難解難分的雙人舞。生物學家普萊斯[13]估計，今天物種的50%都是寄生生物。（這個數字已經很陳舊了，而且應該在不斷增長。）而最新的說法是：自然界半數生物都共生共存！商業谘詢師們常常警告其客戶，切不可陷入依賴於某個單一客戶或供應商的共生處境。但是，據我所知，許多公司都是這麽做的，而他們所過的有利可圖的日子，平均起來也並不比其他公司少。20世紀90年代，大企業之間的結盟大潮——尤其在信息和網絡產業當中——是世界經濟日益增長的共同進化的又一個側麵。與其吃掉對手或與之競爭，不如結成同盟——共生共棲。
共生關係中的各方行為不必對稱或對等。事實上，生物學家發現自然界幾乎所有的共棲同盟在相互依存過程中都必然有一方受惠更多，這實際上暗示了某種寄生狀態。盡管一方所得就意味著另一方所失，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雙方都是受益者，因此契約繼續生效。
布蘭德在他那本名為《共同進化》的雜誌裏開始收集各種各樣共同進化的故事。以下是一則自然界裏最具說服力的結盟的實例： <blockquote>
墨西哥東部生長著各類金合歡屬灌木和掠奪成性的螞蟻。多數金合歡長有荊刺和苦味的葉子以及其他抵禦貪婪世界傷害的防護措施。其中一種“巨刺金合歡”（即牛角相思樹）學會了如何誘使一種螞蟻為獨占自己而殺死或驅趕其他的掠食者。誘餌漸漸囊括了可供螞蟻居住的防水的漂亮巨刺、現成的蜜露泉和專為螞蟻準備的食物——葉尖嫩苞。螞蟻的利益漸漸與合歡的利益相融合。螞蟻學會了在刺裏安家，日夜為金合歡巡邏放哨，攻擊一切貪吃金合歡的生物，甚至剪除如藤蘿、樹苗之類可能遮擋住金合歡媽媽的入侵植物。金合歡不再依靠苦味的葉子、尖尖的刺或是其他保護措施，如今它的生存完全依賴於這種金合歡螞蟻的保護；而蟻群離開金合歡也活不下去。它們組合起來就天下無敵。 </blockquote>
在進化過程中，生物的社會性與日俱增，共同進化的實例也愈來愈多。生物的社會行為越豐富，就越有可能形成互惠互利的關係。同樣，我們構建的經濟和物質世界越是相互影響，共同努力，我們越能見證到更多的共同進化的實例。
對於生命體而言，寄生行為本身就是一片安身立命的新天地。也正因此，我們發現寄生之上還有寄生。生態學家約翰·湯普森注意到“正如豐富的社會行為能夠促進與其他物種的共生關係，某些共生關係也促成了新型社會行為的進化。”共同進化的真正含義是，共同進化孕育了共同進化。
距今千百萬年後，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大都具有社會性，隨處可見寄生物和共生體；而世界經濟也許會是一個擁擠的聯盟網絡。那麽，當共同進化充斥了整個地球時又會發生什麽呢？這個由映射、回應、相互適應以及首尾相接循環不息的生命之鏈所組成的星球會做些什麽呢？
蝴蝶和馬利筋繼續在彼此周圍舞蹈著，無休無止的瘋狂芭蕾使它們的形態大大改變，遠遠不同於它們彼此處於平靜狀態時可能擁有的形態。鏡子上不停翻騰的變色龍陷入了遠非正常的某種紊亂狀態。二戰之後的核軍備競賽讓我們同樣有種愚蠢地追趕自我倒影的感覺。共同進化將事物推往荒唐的境地。蝴蝶和馬利筋，雖然從某種角度來看是競爭對手，卻又不能分開獨立存活。保羅·埃爾利希認為共同進化推動兩個競爭對手進入“強製合作”。他寫道：“除掉敵人既損害了掠食者的利益，也損害了被掠食者的利益。”這顯然不合乎常理，但又顯然是一股推動自然的力量。
當一個人的意識失去控製、鑽入攬鏡自顧的牛角尖時，或過於看重自己的敵人以至於對敵人亦步亦趨時，我們會認為這種意識有些失常。然而，智力和意識本來就有一點失常——或者說，一點失衡。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使是最簡單的心智，也一定會顧影自憐。莫非任何意識都非得固守其自我嗎？
在布蘭德向貝特森提出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題後，有關意識的失衡性成為了談話的重點，兩人轉而順著這個話題探討了下去，最終得出了一個古怪的結論，相對於其他事物都有一個平衡點來說，意識、生命、智力以及共同進化都是失衡的、意外的，甚至是無法理喻的。我們之所以看到智力和生命的不可捉摸之處，正是因為他們維持著一個遠離平衡態的不穩定狀態。較之宇宙間其他事物，智力、意識乃至生命，都處於一個穩定的非穩態。
蝴蝶和馬利筋，猶如立足筆尖的鉛筆，依靠共同進化的遞歸動態而立得筆直。蝴蝶拉扯馬利筋，馬利筋也拉扯蝴蝶，它們拉扯得越厲害，就越難以放手，直到整體的蝴蝶/馬利筋逐漸形成一個獨特的存在——一個鮮活的昆蟲/植物係統便自我生成。
共生並非隻能成雙成對。三個一組也可融合成一個漸進的、以共同進化方式連接的共生係統。整個群落也可共同進化。實際上，任何生物，隻要能適應其周邊生物，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間接的共同進化觸媒的作用。既然所有的生物都相互適應，就意味著同一生態係統內所有生物都能通過直接共生或間接相互影響的方式參與到一個共同進化的統一體裏。共同進化的力量由一個生物流向它最親密的鄰居，然後以較弱一級的波狀向周邊擴散，直至波及所有生物。這樣一來，地球家園中由億萬物種構成的鬆散網絡就編結起來，成為不可拆分的共同進化體係，其組成部分會自發提升至某種不可捉摸的、穩定之非穩態的群集狀態。
地球上的生命網絡，與所有分布式存在一樣，超越了作為其組成成分的生命本身。然而強悍的生命向更深處紮根，不但用它的網絡將整個地球包裹起來，而且將沒有生命的岩石和大氣也串連進它的共同進化的怪誕行動之中。 5.3.在持久的搖搖欲墜狀態中保持平衡
30年前，生物學家請nasa （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將兩個無人操縱的探測器發射到最有可能找到地外生命的兩個待選星球——火星和金星上，並用探針插入它們的土壤檢測是否有生命跡象。
nasa的生命探測器是一個相當複雜、精密而且昂貴的精巧裝置，一旦著陸，就能從灑落其上的塵土中找尋細菌生命的蛛絲馬跡。說話溫和的英國生物化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是nasa聘請的顧問之一。他發現了一個能夠更好檢測行星生命的辦法。這個辦法不需要價值數百萬美金的精巧玩意兒，甚至都不需要發射火箭。
洛夫洛克是現代科學研究領域罕見的奇才。他在英格蘭康沃爾郡鄉下一個灌木籬笆牆圍繞的石頭庫房內從事科學研究，仿佛一位獨行俠。他保持著無可挑剔的科學聲望，卻不隸屬於任何正規的科研機構，這在動輒就需要大筆資金的科學界實屬罕見。他那鮮明的獨立性滋養了自由思想，也離不開自由思想。20世紀60年代早期，洛夫洛克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建議，讓nasa探索團隊的其他成員都感到不痛快。他們是真想向外星發射探測器，而他卻說不必找這個麻煩。
洛夫洛克告訴他們，隻需通過一架天文望遠鏡進行觀測，他就能確定某行星是否有生命。他可以通過測量該行星大氣層的光譜來確定其氣體的成分。包裹著行星的大氣組成就能揭秘星球是否存在過生命體。因此，用不著投擲一個昂貴的罐罐穿越太陽係去查明真相。答案他早就知道了。
1967年，洛夫洛克寫了兩篇論文，預言說，根據他對星球大氣光譜的解讀，火星上麵沒有生命。10年後，nasa發射了環火星軌道航天器，再10年後的數次壯觀的火星軟著陸[14]探測終於明白地告訴世人，火星確實如洛夫洛克預測的那樣死氣沉沉。對金星進行的類似探測帶回來同樣的壞消息：太陽係裏除地球之外一片死寂。
洛夫洛克是怎樣知道的呢？
是通過對化學反應和共同進化的研究。火星大氣和土壤中的成分被太陽射線賦予能量，被火星核心加熱，再被火星引力吸附，曆經數百萬年進入動態平衡。懂得了化學反應的一般規則，科學家就可以將星球當作一個大燒瓶裏的物質來對它們的複雜反應做計算。化學家得出火星、金星以及其他行星的近似反應方程式之後，等號兩邊基本持平：能量、吸入成分；能量、逸出成分。通過天文望遠鏡以及後來的實地采樣獲得的結果都符合反應方程式的預測。
地球卻不同。地球大氣中氣體混合的路數並不循常。經洛夫洛克查明，它們的不循常，是共同進化累積形成的有趣效果。
尤其是氧氣，它占地球大氣的21%，造成地球大氣的不穩定。氧氣是高活性氣體，能在我們稱之為火或燃燒的激烈化學反應中與許多元素化合。從熱力學角度來看，由於大氣氧化了固體表麵，地球大氣中氧氣的高含量理應快速下降才對。其他活性示蹤氣體[15]，如一氧化二氮、碘甲烷也處於異常爬升的水平。氧氣雖與甲烷共存，卻根本不相容，更確切地說，它們太融洽了，以至於會相互引爆。令人費解的是，二氧化碳理應像在其他行星那樣成為大氣的主要成分，卻僅僅是一種示蹤氣體。除大氣之外，地球表麵的溫度及堿度也處於異乎尋常的水平。整個地球表麵似乎是一個巨大、不穩定的化學怪胎。
在洛夫洛克看來，似乎有一種看不見的能量，一隻看不見的手，將互動的化學反應推至某個高點，似乎隨時都會回落至平衡狀態。火星和金星上的化學反應猶如元素周期表那般穩定，那般死氣沉沉。以化學元素表來衡量，地球的化學性質是不正常的，完全失去了平衡，卻充滿活力。由此，洛夫洛克得出結論，任何有生命的星球，都會展現奇特的不穩定的化學性質。有益生命的大氣層不一定富含氧氣，但應該突破規範的平衡。
那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共同進化的生命。
共同進化中的生命擁有非凡的生成穩定的非穩態的能力，將地球大氣的化學循環推至一個洛夫洛克所稱的“持久的非均衡態”。大氣中的氧含量應該隨時都會下降，但數百萬年來它就是不降下來。既然絕大多數的微生物生命都需要高濃度的氧，既然微生物化石都已存在億萬年了，那麽，這種奇特的不和諧的和諧狀態算得上是相當持久而穩定的了。
地球大氣尋求穩定的氧含量，與恒溫器尋求穩定的溫度非常相似。它碰巧使得氧氣的平均濃度為20%，按一位科學家的說法“純屬偶然”。低於這個水平是貧氧，高於這個水平就易燃。多倫多大學的喬治·r·威廉斯這樣寫道：“20%左右的氧含量似乎能夠保證某種平衡，在洋流近乎完全換氣的同時，又不會招致毒性物質或可燃性有機物的聚集而產生更大危害。”那麽，地球的傳感器和溫控機製在哪兒呢？那個加熱用的爐子又在哪兒呢？
無生命星球通過地質輪回來達到平衡。氣體，如二氧化碳，溶入液體並經沉澱析出固體。溶入定量的氣體之後達到自然飽和。固體在火山活動中經加熱或加壓，會將氣體釋放回大氣層。沉降、風化、隆起——所有巨大的地質力量——也如強大的化學作用那樣，打斷或形成物質的化學鍵。熱力學的熵變將所有化學反應拉到它們的最低能量值[16]。火爐的比喻不管用了。無生命星球上的平衡不太像恒溫控製下的平衡，它更像碗裏的水，處在等高的水平；當不能降得更低時就幹脆處在同一個水平上。
而地球則是一個恒溫器。相互糾纏共同進化的生命提供了一個自主循環的回路，引導地球的化學物質趨向上升的勢能。大概要等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寂滅之後，地球的大氣才會回降至持久的平衡態，變得像火星和金星那樣單調乏味。但是，隻要生命的分布式之手仍占主導地位，它就能保持地球的化學物質脫離四平八穩的狀態。
但失衡本身卻是自主平衡的。共同進化的生命產生的持久失衡，自有其穩定之道。洛夫洛克一直致力於尋找這種持久失衡，想以此作為生命存在的快速測試。據我們所知，地球大氣中20%左右的氧含量已保持了億萬年之久。大氣層像一個高空懸索上搖搖擺擺的雜技演員，而且幾百萬年來一直保持著那個欲跌還休的姿勢。她永不墜落，也永遠擺脫不了墜落的趨勢，始終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
洛夫洛克認為這持久的搖搖欲墜狀態是生命的顯著特征。近來複雜性理論的研究人士也已意識到，任何活係統：經濟體、自然生態係統、複雜的計算機模擬係統、免疫係統，以及共同進化係統，都具有搖搖欲墜的顯著特征。當它們保持著埃舍爾式[17]的平衡態——處在總在下行卻永遠未曾降低過的狀態時，都具有那種似是而非的最佳特性——在塌落中平衡。
戴維·雷澤爾[18]在他的科普性書籍《宇宙發生說》中辯稱：“生命的核心價值不在於它繁殖的不變性，而在於它繁殖的不穩定性。”生命的密鑰在於略微失調地繁衍，而不是中規中矩地繁衍。這種幾近墜落乃至混沌的運行狀態確保了生命的增殖。
少有人注意到活係統的核心特點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特質是具傳染性的。活係統將它們的不穩定姿態傳染給它們接觸到的任何事物，而且無所不及。地球上，生命橫衝直撞，把勢力擴張到固體、液體和氣體之中。就我們所知，沒有哪塊從未被生命觸摸過的岩石。微小的海洋微生物將溶入海水的碳和氧固化，生產出一種散布在海床的鹽。這些沉積物最終被沉澱性的重量壓成岩石。微小的植物性微生物將碳從空氣中吸入土壤乃至深入海底，在水下化為石油。生命生產出甲烷、氨氣、氧氣、氫氣、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氣體。鐵，還有金屬，聚集來細菌造出金屬礦團。（鐵作為非生命的典型代表，竟然產生生命！）通過嚴格的觀察，地質學家得出結論：所有露出地表的岩石（或許火山岩除外）都是再循環的沉澱物，因此，所有的岩石都具生物成因的實質，也就是說，在某些方麵受生命影響。共同進化生命的無情推拉，最終將宇宙中的非生命物質帶入它的遊戲之中。它甚至將頑石也變成為映射其婆娑姿影的明鏡之一角。 5.4.岩石乃節奏緩慢的生命
俄羅斯地質學家弗拉基米爾·沃爾納德斯基[19]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觀點——生命直接塑造了地球的肉身。他將地球上億萬生命體加以總結，並思考它們對地球的物質資源產生的群體影響。1926年，他出了一本書，把這個宏大的資源係統稱為“生物圈”（其實愛德華·蘇斯[20]在幾年前也曾創造了這個術語），書中著手對生物圈進行了量化評估。這本名為《生物圈》的著作直到最近才被譯成英語。
沃爾納德斯基將生命明確地比作石頭鏡子上的變色龍，這個說法得罪了兩方人。他把活體生物所處的生物圈看作巨型的化工廠，激怒了生物學家。在他看來，植物和動物在礦物質環繞世界的流動中充當著臨時化學容器的作用。“活體生物不過是岩石的一個特類……既古老又永恒年輕的岩石，”沃爾納德斯基寫道。活體生物是存儲這些礦物的精美而脆弱的貝殼。有一次他談到動物的遷移和運動時說：“動物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幫助風和浪來攪拌發酵中的生物圈。”
與此同時，沃爾納德斯基將岩石看作半生命，又引起了地質學家的強烈不滿。他說，由於每塊石頭都是從生命中起源，它們與生命機體之間的不斷互動表明岩石是生命中移動最慢的一部分。山脈、海洋裏的水以及天空中的氣體，都是節奏非常緩慢的生命。地質學家們當然要阻止這種明顯的密契主義[21]觀點。
兩種奇思怪論組合成一個美麗且對稱的體係。生命是不斷更新的礦物質，礦物質是節奏緩慢的生命。它們構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等式的兩端並不能精確地開解；它們同屬一個係統：蜥蜴/鏡子、植物/昆蟲、岩石/生命，以及當代的人類/機器係統。有機體即是環境，而環境也即是有機體。
這個古老且神聖的觀念在邊緣科學領域起碼存在有幾百年了。19世紀的許多進化論生物學家，如赫胥黎[22]、赫伯特·斯賓塞[23]，當然還有達爾文，對此都有直覺上的認識——物理環境塑造了生物，生物也塑造了其所處的環境。如果從長遠看，環境就是生物，而生物就是環境。早期的理論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洛特卡[24]於1925年寫道：“進化的不隻是生物或物種，而是物種加環境的整個係統。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進化的生命和星球構成了一個共同進化的整體係統，一如變色龍的鏡上舞。
沃爾納德斯基認為，假如生命從地球上消失，不但地球本身沉淪至一種“化學穩定”的平衡狀態，而且那些沉積的粘土層、石灰岩的洞穴、礦山中的礦石、白堊的峭壁，以及我們視為地球景觀的特有構造也將隨之消退。“生命並非地表上偶然發生的外部演化。相反，它與地殼構造有著密切的關聯，”沃爾納德斯基於1929年寫道，“沒有生命，地球的臉麵就會失去表情，變得像月球般木然。”
30年後，自由思想家詹姆斯·洛夫洛克通過天文望遠鏡對其他星球進行分析，也得出同樣的結論。“生物體簡直無法‘適應’一個僅由物理和化學支配的死氣沉沉的世界。它們生存的世界由其先祖們的氣息和骨骼構成，而今由它們繼續維持著。”洛夫洛克有關早期地球的知識較之沃爾納德斯基更為全麵，對氣體和物質在地球上的環流模式的理解也略高一籌。所有這些，都令他得出一個十分嚴肅的結論：“我們呼吸的空氣，以及海洋和岩石，所有這一切要麽是生命機體的直接產物，要麽是由於他們的存在而被極大改變了的結果。”
法國自然哲學家讓·巴蒂斯特·拉馬克[25]早在1800年就已預言了這一非凡的結論，當時他所擁有的行星動力學方麵的信息甚至比沃爾納德斯基還要少。作為生物學家，拉馬克與達爾文旗鼓相當。他，而非達爾文，才是進化論真正的發現人。拉馬克之所以沒有獲得應得的讚譽而淪落為失敗者，部分原因是他太過依賴直覺而不是現代科學所推崇的詳細例證。拉馬克憑直覺推演生物圈，而且具有先見之明。但因為當時沒有一絲一毫的科學根據的支持，拉馬克的言論並不具有影響力。1802年，他寫道：“以單體聚合、礦體、岩層等形式出現的所有構成地殼的複合礦物質，以及由此形成的低地、丘陵、峽穀和山脈，都是在地球表麵生存過的動植物的獨一無二的產物。”
拉馬克、沃爾納德斯基還有洛夫洛克之流大膽的主張乍看起來似乎荒謬可笑，但是在橫向因果關係下卻頗有道理：我們周圍目所能及的一切——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從東到西的深海，逶迤起伏的群山，色調陰森的荒漠峽穀，充滿樂趣的溪穀——與蜂窩一樣都是生命的產物。
洛夫洛克不停地向鏡中窺探，發現它幾乎是個無底深淵。其後幾年，隨著對生物圈的仔細觀察，他將更多的複雜現象列入了生命產物表。舉幾個例子：海洋浮遊生物釋放出一種氣體（二甲基硫），經氧化後產生亞微觀的硫酸鹽氣霧，形成雲中水滴凝聚的凝結核。如此說來，甚至雲層雨水也是由生物的活動產生的。夏天的雷暴雨也許是生命自身幻化為雨。某些研究暗示，大多數雪晶的核也許是腐朽的植物、細菌或菌類孢子；因此，也許雪大都是由生命觸發的。能逃脫生命印記的隻是極少數。“也許我們這個星球的內核並不受生命的影響，但我不認為這種假設是合理的，”洛夫洛克如是說。
“生命是最具威力的地質力量，”沃爾納德斯基斷言，“而且這力量與時俱進。”生命越多，它的物質力量就越大。人類將生命進一步強化。我們利用化石能源，將生命植入機器。我們的整個製造業基礎設施——好比我們自己身體的擴展——成為更廣泛的、全球規模的生命的一部分。我們的工業產生的二氧化碳進入大氣，改變全球大氣的成分，我們的人造機械領域也成為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喬納森·韋納[26]當年寫《下個一百年》時就能肯定地說：“工業革命是驚心動魄的地質學事件。”如果岩石是節奏緩慢的生命，那麽我們的機器就是相對快一點的節奏緩慢的生命。
將地球比作母親是一種古老且親切的說法，但將地球比作機械裝置卻令人難以接受。沃爾納德斯基的看法非常接近洛夫洛克的感悟，即地球的生物圈顯現了一個超越化學平衡的規則。沃爾納德斯基注意到“生物體呈現出一種自我管理的特性”，生物圈似乎也是自我管理的，但他沒有進一步深入下去，因為一個關鍵概念——純機械過程的自我管理——當時尚未出現。一台純粹的機器怎麽能自我控製呢？
我們現在知道了，自我控製和自我管理並非生命所獨有的神奇活力要素，因為我們已經創造出了能夠自我控製和自我管理的機器。其實，控製和意圖是純粹的邏輯過程，它們可以產生於任何足夠複雜的介質中，包括鐵製的齒輪和操作杆，乃至更為複雜的化學路徑中。如果恒溫器和蒸汽機都能夠具有自我調控能力的話，那麽一個星球可以進化出如此優雅的反饋回路也不是那麽怪異的想法了。
洛夫洛克將工程師的敏感帶入對地球母親的分析。他做過修補匠、發明家、專利持有人，還給無論何時都是最大的工程技術公司nasa打過工。1972年，洛夫洛克提出了地球的自治表征的假說。他寫道：“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體集合，從巨鯨到細菌，從橡樹到海藻，可以看成是一個單體生命，它能夠熟練地操控地球大氣層以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而其所具備的能力和能量也遠超過其組成部分。”洛夫洛克把這個觀點稱為蓋亞[27]，並於1972年與微生物學家林恩·瑪格麗絲[28]一起公布了這個觀點，以接受科學評判。洛夫洛克說，“蓋亞理論要比共同進化論更強化些，”至少在生物學家使用這個詞的時候。
一對在互相攀比、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中共同進化的生物似乎隻能滑向失控的深淵；而一對卿卿我我、眼中隻有對方的共生體又似乎隻能陷入停滯不前的唯我主義。但洛夫洛克卻認為，假如有一張大網遍布著共同進化的動因，它網羅所有生物使其無可逃遁，生物創造自身存活所需的基質，而基質又創造存活其中的生物，這個共同進化的網絡就會向周圍擴展，直到成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我控製的閉環回路。埃爾利希所提出的共同進化論中的“強製合作”——無論互為敵人抑或互為伴侶，不僅僅能從各方培育出自發的內聚力，並且這種內聚力也會有效地調和自身的極端值以尋求自身的生存。全球範圍內的生物在共同進化的環境中所映射出的休戚與共的關係，就是洛夫洛克所指的蓋亞。
許多生物學家（包括保羅·埃爾利希）都不喜歡蓋亞理念，因為洛夫洛克並未獲得他們的準許就擴大生命的定義。他單方麵將生命的範疇擴大，使之具有一個占優勢地位的機械器官。簡而言之，這個固體行星成了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生命形式”。這是一頭怪獸：99.9%的岩石，大量的水，一點空氣，再裹以薄薄一層環繞其周身的綠膜。
但是，假如將地球縮成細菌大小，放在高倍顯微鏡下觀察，它能比病毒更奇怪嗎？蓋亞就在那裏，一個強光映照下的藍色球體，吸收著能量，調節著內部狀態，擋避著各種擾動，並日趨繁複，準備好一有機會便去改造另一個星球。
後來，洛夫洛克不再堅持早期的主張，即強調蓋亞是一個有機體或表現得像一個有機體，但他保留意見說蓋亞確實是一個具有生命特征的係統。它是一個活係統。無論是否具備有機體所需的所有屬性，它都是一個鮮活的係統。
盡管蓋亞是由許多純粹的機械回路所組成的，但這不應成為阻止我們為它貼上生命標簽的理由。畢竟，細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化學循環；海洋中的某些矽藻也隻不過是毫無生氣的鈣晶；樹木則是硬化的漿汁。但它們全都仍然是有生命的有機體。
蓋亞是一個有邊界的整體。作為一個生命係統，它那些無生氣的機械構件也是其生命的一部分。洛夫洛克說：“在地球表麵任何地方，生命物質和非生命物質之間都沒明確的區分。從岩石和大氣所形成的物質環境到活細胞，隻不過是生命強度的不同層級而已。”在蓋亞的邊界上——或是在稀薄的大氣頂層，或是在熾熱的地球核心——生命的影響會消退。但是，沒有人能說清這條邊界到底在哪裏，如果它有的話。 5.5.不講交情或無遠見的合作
對於多數懷疑論者來說，蓋亞的麻煩在於將一個非活物的星球看作是一部“聰明的”機器。我們曾試圖將毫無生氣的計算機設計成人工學習機器，卻遭受了挫折。因此，在行星尺度內展開頭緒紛亂的人工學習，其前景似乎挺荒謬。
但實際上我們高估了學習，把它當成一件難事，這與我們的沙文主義情節——把學習當成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不無關係。在本書中，我想要表述一種強烈的看法，即進化本身就是一種學習。因此，凡有進化（哪怕是人工進化）的地方就會有學習。
將學習行為拉下神壇，是我們正在跨越的最激動人心的知識前沿之一。在一個虛擬的回旋加速器裏，學習正被撞裂成為基本粒子。科學家們正在為適應、歸納、智能、進化、共同進化等事物的基本成分編目造冊，使之成為一個生命的元素周期表。學習所需的各種粒子藏身於所有遲鈍的介質當中，等待著被組裝（並往往自行組裝）成奔湧靈動的事物。
共同進化就是多種形式的學習。斯圖爾特·布蘭德在《共同進化季刊》中寫道：“沒錯，生態係統是一個完整係統，而共同進化則是一個時間意義上的完整係統。它在常態下是向前推進的、係統化的自我教育，並從不斷改正錯誤中汲取營養。如果說生態係統是在維持的話，那麽共同進化則是在學習。”
生物的共同進化行為也許可以用一個更好的術語來描述——共同學習，或者共同傳授也行，因為共同進化的各方在相互學習的同時也在相互傳授。（我們沒有恰當的字眼來表述同時施教與受教，但假如做到了教學相長，我們的學校教育將會得到改善。）
一個共同進化關係中的施與受——同時施教與受教——使許多科學家想到了玩遊戲。簡單的兒童遊戲如“哪隻手裏有鋼鏰兒”具有“鏡子上的變色龍”般的遞歸邏輯。藏鋼鏰兒的人進入這樣一個無止境的過程：“我剛才把鋼鏰兒藏在右手裏，那麽現在猜的人會認為它在我的左手，因此，我要把它移到右手。但她也知道我知道她會怎麽想，於是，我還是把它留在左手裏。”
由於猜測者的思考過程也是如此，雙方就構成了一個相互預測對方意圖的遊戲。“哪隻手裏有鋼鏰兒”的謎題和“鏡子上的變色龍是什麽顏色”的謎題相關聯。從這類簡單的規則衍生出的無限複雜性令約翰·馮·諾依曼非常感興趣。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這位數學家就研發出用於計算機的可編程邏輯，並同維納和貝特森一起開辟了控製論的新領域。
馮·諾依曼[29]發明了與遊戲有關的數學理論。他將遊戲定義為一場利益衝突，遊戲各方都試圖預測其他方的舉動，並采取一係列的步驟，以解決衝突。1944年，他與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特恩[30]合寫了一本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他察覺到，經濟具有高度共同進化和類似遊戲的特性，而他希望以簡單的遊戲動力學來闡釋它。舉例說，雞蛋的價格取決於賣方和買方彼此之間的預期猜測——我出價多少他才能夠接受，他認為我會出多少，我的出價應該比我能承受的價位低多少？令馮·諾依曼驚訝的是，這種相互欺詐、相互蒙騙、效仿、映像以及“博弈”的無休止遞歸一般都能夠落實到一個明確的價格上，而不是無限糾纏下去。即使在股市上，當有成千上萬的代理在玩著相互預測的遊戲時，利益衝突的各方也能迅速達成一個還算穩定的價格。
馮·諾依曼最感興趣的是想看看自己能否給這種互動遊戲找出最理想的策略，因為乍一看來，它們在理論上幾乎是無解的。於是他提出了博弈論作為解答。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塔莫妮卡市的蘭德公司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智庫。那裏的研究人員發展了馮·諾依曼的工作，最後列出了4種有關相互猜測遊戲的基本變體。每一個變體各有不同的輸贏或平局的獎勵結構。這4個簡單的遊戲在技術文獻中統稱為“社會困境”，但又可以被看作是構造複雜共同進化遊戲的4塊積木。這4個基本變體是：草雞博弈、獵鹿博弈、僵局，以及囚徒困境。
“草雞博弈”是供魯莽的青少年玩的遊戲。兩輛賽車朝懸崖邊奔去；後摔出來的司機是贏家。“獵鹿”是一群獵手麵對的難題，他們必須合作才能把鹿殺死，如果沒有人合作的話，那麽開小差各自去攆兔子會更好些。他們是在賭合作（高回報）還是背叛（低，但是肯定有回報）嗎？“僵局”是挺無聊的遊戲，彼此背叛收益最高。最後一個“囚徒困境”最有啟發性，在20世紀60年代末成為兩百多例社會心理學實驗的測試模型。
“囚徒困境”是由蘭德公司的梅裏爾·弗勒德[31]於1950年設計出來的。遊戲中，兩個分別關押的囚犯必須獨立決定否認還是坦白罪行。如果兩人都認罪，那麽兩人都會受到懲罰。如果兩人都否認的話，則都會被無罪釋放。但假如隻有一人認罪，那麽他就會得到獎勵，而另一個則受到懲罰。合作有回報，但如果策略奏效的話，背叛也有回報。你該怎麽辦呢？
如果隻玩一次，背叛對手是最合理的選擇。但當兩個“囚徒”一次又一次地玩，從中相互學習——也即“重複的囚徒困境”，遊戲的推演就發生了變化。你不能無視對手玩家的存在；不論是作為強製的敵手還是同夥，他都必須受到重視。這種緊密相連的共同命運與政敵之間、生意對手之間或者生態共生體之間的共同進化關係非常類似。隨著對這個簡單遊戲的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問題變成了：要想在長期內取得高分，麵對“重複的囚徒困境”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策略？還有，同無情或友善的各類玩家對壘時，該采取什麽樣的策略更容易取得成功呢？
1980年，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32]組織了一次錦標賽，征集了14條不同的用於“囚徒困境”的對策，以循環賽的形式看哪個對策最後勝出。最後獲勝的是一個最簡單的對策，叫作“一報還一報”，由心理學家阿納托爾·拉普伯特[33]設計。“一報還一報”是往複型策略，它以合作回報合作，以背叛回報背叛，往往產生一輪輪合作的周期。阿克塞爾羅德發現，重複遊戲能產生一次性遊戲所不具備的“未來陰影”之效果，這種效果鼓勵合作，因為對玩家來說，用現在對他人予以的合作來換取今後他人給予的合作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合作的閃現使阿克塞爾羅德陷入沉思：“沒有中央集權的自我主義世界需要具備什麽條件才能湧現出合作的行為？”
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34]宣稱：隻有在善意的中央集權幫助下才能產生合作。這一傳統政治推論曾經在幾個世紀裏一直被奉為圭臬。霍布斯斷言，沒有自上而下的管理，就隻會有群體自私。不管經濟體製如何，必須有強大的勢力來推行政治利他主義。然而，在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後逐步建立起來的西方民主製度表明，民意通達的社會可以在沒有中央集權強力幹預的情況下發展合作機製。個人利益也能孕育出合作。在後工業化經濟裏，自發合作是常有的事情。被廣泛采用的工業標準（既有質量方麵的，也有協議方麵的，如110伏電壓，還有ascii碼），以及因特網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無政府形態的興起，都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孕育共同進化合作所需的必要條件。
這種合作不是新時代的精神至上主義。相反，如阿克塞爾羅德所說，這是一種“不講交情、無需遠見的合作”，是大自然的冷規則，適用於許多層麵，並催生了自組織結構。不管你願不願意，多少都得合作。
“囚徒困境”這類遊戲，不單是人類，任何自適應個體都可以玩。細菌，犰狳，或是計算機裏的半導體器件，都可以根據各種回報機製，在眼前的穩妥收獲與未來的高風險高回報之間做出權衡。當長時間與相同的夥伴一起玩這個遊戲時，雙方既是在博弈，又是在進行某種類型的共同進化。
每一個複雜的自適應組織都麵臨著基本的權衡。生物必須在完善現有技能、特質（練腿力以便跑得更快）與嚐試新特質（翅膀）之間做取舍。它不可能同時做所有的事情。這種每天都會碰到的難題便屬於在開發和利用之間作權衡。阿克塞爾羅德用醫院做了一個類比：“一般情況下，你可以想見試用某種新藥比盡可能發掘已有成藥的療效回報來得低。但假如你給所有病人用的都是目前最好的成藥，你就永遠無法驗證新藥的療效。從病人個人角度來講最好不要試用新藥。但從社會集合體的角度出發，做實驗是必要的。”開發（未來收益）與利用（目前穩贏的籌碼）之比應該是多少，這是醫院不得不做的博弈。生命有機體為了跟上環境的變化，在決定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變異和創新時，也會做出類似的權衡。當海量的生物都在做著類似的權衡並且互相影響時，就形成一個共同進化的博弈遊戲。
阿克塞爾羅德發起的、有14位玩家參與的“囚徒困境”循環錦標賽是在電腦上進行的。1987年，阿克塞爾羅德通過設定一套係統拓展了這個電腦遊戲。在係統裏，有一小群程序玩家執行隨機產生的“囚徒困境”策略。每個隨機策略在和所有其他運行中的策略對陣一圈之後被打分，得分最高的策略在下一代的複製率最高，於是最成功的策略便得以繁衍和傳播。許多策略都是通過“捕食”其他策略來取勝的，因而，隻有當獵物能存活時，這些策略才能興旺發達。這就導出了自然界荒野中俯拾皆是的生物數量呈周期性波動的機理，說明了狐狸和兔子的數量在年複一年的共同進化的循環中是如何起起落落的。兔子數量增，狐狸繁殖多；狐狸繁殖多，兔子死翹翹。但是沒有了兔子，狐狸就得餓死。狐狸數量少了，兔子數量就多了。兔子多了，狐狸也就多了，以此類推。
1990年，在哥本哈根尼爾斯波爾研究院工作的克裏斯蒂安·林德格雷[35]將這個共同進化實驗的玩家數擴展到一千，同時引入隨機幹擾，並使這個人工共同進化過程可以繁衍到三萬世代之後。林德格雷發現，由眾多參與“囚徒困境”遊戲的愚鈍個體所組成的群體不但重現了狐狸和兔子數量的生態波動，也產生出許多其他自然現象，如寄生、自發湧現的共生共棲，以及物種間長期穩定的共存關係等，就如同一整套生態係統。林德格雷的工作讓一些生物學家興奮不已，因為在他的漫長回合博弈遊戲中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周期。每個周期的持續時間都很長；而在一個周期內，由不同策略的“物種”所形成的混合維持著非常穩定的狀態。然而，這些盛世都被一些突發、短命的不穩定插曲所打斷，於是舊的物種滅絕，新的物種生根。持新策略的物種間迅速達成新的穩定，又持續發展數千代。這個模式與從早期化石裏發現的進化的常見模式相契合，該模式在進化論業界裏叫作間斷平衡[36]，或簡稱為“蹦移”（punk eek）。
這些實驗得出了一個了不起的結果，令所有希望駕馭共同進化力量的人都為之矚目。這是眾神的另一條律法：在一個飾以“鏡子上的變色龍”式的疊套花環的世界裏，無論你設計或演變出怎樣高妙的策略，如果你絕對服從它，為它所用，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個策略就無法與其他具競爭力的策略相抗衡。也即是說，如何在持久戰中讓規則為你所用才是一個具競爭力的策略。另一方麵，引入少許的隨機因素（如差錯、缺陷）反而能夠在共同進化的世界裏締造出長久的穩定，因為這樣一來，某些策略就無法被輕易地“山寨”，從而能夠在相對長的時期裏占據統治地位。沒有了幹擾，即出乎意料或是反常的選擇，就沒有足夠多的穩定周期來維持係統的發展，逐步升級的進化也就失去了機會。錯誤能使共同進化關係不致因為膠著太緊而陷入自沉的漩渦，從而保持共同進化的係統順流前行。向你的錯誤致敬吧。
在電腦中進行的這些共同進化遊戲還提供了另外的教益。零和與非零和遊戲的區別是少數幾個滲透到大眾文化中的博弈論理念之一。象棋、選舉、賽跑和撲克是零和遊戲：贏家的收益取自輸家的損失。自然界的荒野、經濟、思維意識、網絡則屬於非零和遊戲：熊的存在並不意味狼獾會失敗。共同進化中的衝突環環相扣、彼此關聯，意味著整體收益可以惠及（有時殃及）所有成員。阿克塞爾羅德告訴我：“來自博弈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洞見之一就是，非零和遊戲的戰略內涵與零和遊戲的戰略內涵截然不同。零和遊戲中對他人的任何傷害都對你有好處。在非零和遊戲中，你們可能共榮，也可能同衰。我認為，人們常用零和遊戲的觀點看世界，其實他們本不該這樣。他們常說：‘我比別人做得好，所以我就該發達。’而在非零和遊戲裏，盡管你比別人做得好，你也可能和他一樣潦倒。”
阿克塞爾羅德注意到，作為贏家，“一報還一報”策略從不琢磨利用對手的策略——它隻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一對一的對決中，該策略並不能勝過任何一個其他策略；但在非零和遊戲中，它卻能夠在跟許多策略對抗的過程中取得最高累積分，從而奪得錦標。正如阿克塞爾羅德向“囚徒困境”的始作俑者威廉·龐德斯通[37]指出的：“這個理念太不可思議了。下棋時怎麽可能不擊敗任何一個對手就奪得錦標呢？”但是在共同進化中——變化是響應自身而變化——不用打擊他人就能贏。企業界那些精明的首席執行官們現在也承認，在網絡和結盟的時代，公司犯不著打擊他人就可以大把地賺錢。這個就是所謂的雙贏。
雙贏是共同進化模式下生命所演繹的故事。
坐在堆滿書籍的辦公室裏，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還沉浸在對共同進化的理解和思考中。然後他補充道：“希望我在合作進化方麵的工作有助於避免世界衝突。你看過國家科學院給我的獎狀沒有，”他指著牆上的一塊牌匾說，“他們認為它有助於避免核戰爭。”盡管馮·諾依曼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人物，但他並沒有將他的理論明確地應用於核軍備競賽的政治遊戲。在1957年馮·諾依曼逝世之後，軍事戰略智囊團開始利用他的博弈論分析冷戰，冷戰中兩個相互為敵的超級大國帶有共同進化關係中“強製合作”的意味。戈爾巴喬夫具有基本的共同進化洞察力。阿爾塞德羅說：“他看到，減少而不是增加坦克數量會讓蘇聯更安全。他單方麵裁掉了一萬輛坦克，使得美國和歐洲更難有借口保持大規模的軍事預算，借此全麵展開了結束冷戰的進程。”
對於“偽神們”[38]來說，從共同進化中獲得的最有用的教訓就是，在共同進化的世界裏，控製和保密隻能幫倒忙。你無法控製，而開誠布公比遮遮掩掩效果更好。“在零和遊戲中你總想隱藏自己的策略，”阿克塞爾羅德說，“但在非零和遊戲中，你可能會將策略公之於眾，這樣一來，別的玩家就必須適應它。”戈爾巴喬夫的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他公開實施了這個策略；如果隻是秘密地單方麵削減武器則會一事無成。
鏡子上的變色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係統。無論是蜥蜴還是玻璃，都沒有任何秘密。蓋亞的大封閉圈裏循環不斷，是因為其中所有的小循環都在不斷的共同進化溝通中互相交流。從蘇聯指令式計劃經濟的崩潰中我們了解到，公開的信息能夠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增長。
共同進化可以看作是雙方陷入相互傳教的網絡。共同進化的關係，從寄生到結盟，從本質上來講都具有信息的屬性。穩步的信息交流將它們焊接成一個單一的係統。與此同時，信息交流——無論是侮辱、還是幫助，抑或隻是普通新聞，都為合作、自組織，以及雙贏結局的破土發芽開辟了園地。
在我們剛剛邁入的網絡時代中，頻繁的交流正在創造日益成熟的人工世界，為共同進化、自發的自組織以及雙贏合作的湧現而準備著。在這個時代，開放者贏，中央控製者輸，而穩定則是由持續的誤差所保證的一種永久臨跌狀態。
[1] 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全球電子鏈接"（well - 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電話會議係統創建者，《全球概覽》（the whole earth catalog）刊物創辦人。
[2] 格雷戈裏·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05.09～1980.07.04）：英國人類學家、社會科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者及控製論專家，其論述涉及許多領域。
[3] 奇趣屋（fun-house hall）：馬戲團常設的一種娛樂項目。屋內放置了許多鏡子，人走入其中就像走入了“複製自己的世界”。
[4] 約翰·霍蘭德（john hond，1929.02.02～）：複雜理論和非線性科學的先驅，遺傳算法之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教授，麥克阿瑟研究獎獲得者，麥克阿瑟協會及世界經濟論壇的會員，聖塔菲研究所指導委員會主席之一。
[5] 場的平方反比定律：指物體或粒子間的場力（引力、電磁力等）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6] 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03.14～1915.08.20）：德國著名醫學家，血液學和免疫學奠基人之一，1908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獲得者。
[7] 馬利筋（milkweed）：是一種蜜源植物，它的乳汁是有毒的。其花蕊的封閉式構造使其很難利用風力傳粉。所以分泌花蜜並通過蝴蝶的足肢沾染授粉器達到授粉目的。黑脈金斑蝶幼蟲以馬利筋嫩莖與葉為食，蛻蝶後以花蜜為食；它能將馬利筋的強心柑毒素累積在自己體內轉為防禦武器。
[8] 羅斯·艾希比（ross ashby，1903.09.06～1972.1 1.15）：英國精神病學家，從事控製論和複雜係統研究的先驅。
[9] c.j.穆德（charles j.mode）：賓州費城德雷塞爾大學名譽數學教授，資深多產科學家。研究興趣包括：生物統計學、隨機過程、人口統計學、傳染病學、遺傳學和生物信息學、統計推理與數據分析方法、馬爾科夫鏈、不完全馬爾科夫過程、軟件工程、蒙特卡羅模擬法等。
[10] 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賓夕法尼亞大學華盛頓-傑佛遜學院教授。
[11] 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國科學家，蓋亞假說的提出者。在他的假說中，地球被視為一個“超級有機體”。
[12]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 1～1980）：加拿大著名哲學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學教授英國文學、文學批判及傳播理論。他是現代傳播理論的奠基人，其觀點深遠影響了人類對媒體的認知。在沒有“互聯網”這個詞出現時，他已預示互聯網的誔生，“地球村”一詞正是由他首先使用。
[13] p.w.普萊斯（p.w.price）：生物學家。在加拿大和美國從事科學研究多年，2002年至今任北亞利桑那大學生物科學係名譽教授。
[14] 火星登陸探測：在發射了“水手”號探測器的基礎上，美國實施“海盜”號火星著陸探測計劃，共研製了兩個“海盜”號火星探測器。1975年8月20日發射“海盜”1號，1976年6月19日探測器進入了火星軌道，7月20日降落裝置在火星表麵軟著陸成功，進行了大量拍照和考察，在火星上工作時間達6年，於1982年1 1月停止發回信息。1975年9月9日“海盜”2號發射上天，1976年8月7日進入火星軌道，9月3日降落裝置在火星表麵軟著陸成功，在火星上的考察至1978年7月停止。這兩個探測器專門對火星上有無生命存在進行了4次檢查和重要的試驗。
[15] 示蹤氣體：是在研究空氣運動中，一種氣體能與空氣混合，而且本身不發生任何改變，並在很低的濃度時就能被測出的氣體總稱。其他示蹤氣體包括：氟仿、過氧乙酰硝酸酯、二氧化氯、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氡、汞。由於示蹤氣體的總量非常小，因此它們的變化幅度可以非常大。目前空氣成分變化最大的是二氧化碳，工業化開始後其濃度增加了約40%。
[16] 熱力學的熵增定律：大多數自發化學反應趨向於係統混亂度增大的方向，即熵增方向。伴隨著係統熵的增加，反應體內的能量相應減少。
[17] 埃舍爾（m.c.escher，1898～1972）：荷蘭著名藝術家，他以在畫麵上營造“一個不可能的世界”而著稱。在他的作品裏展示了深廣的數學哲理。一些自相纏繞的怪圈、一段永遠走不完的樓梯或者兩個不同視角所看到的兩種場景產生出悖論、幻覺甚至哲學意義。
[18] 戴維·雷澤爾（davidyzer）：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學家。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明確指出，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日益膨脹的宇宙中熵會增加，但是由於一些相空間細胞也不斷增加，熵的最大極限其增長速度可能超過熵本身的增長。
[19] 弗拉基米爾·沃爾納德斯基（dimir vernadsky，1863～1945）：俄羅斯礦物學家和地球化學家。代表作為《生物圈》（1926年）一書。在蘇聯，他被稱為20世紀的羅蒙諾索夫。他的生物圈學說和智慧圈思想揭示了人與自然平等共生的關係，描繪出人與生物圈共同進化的圖景。他被稱為現代生物地球化學之父。
[20] 愛德華·蘇斯（eduard suess，1831.08.20～1941.08.26）：奧地利地質學家。曾任維也納大學教授，是英國皇家學會、奧地利皇家學會會員，法國科學院、彼得堡科學院外籍院士。
[21] 密契主義（mysticism）：同時肯定道與萬物。.“密契主義”一詞出自希臘語動詞myein，即“閉上”，尤其是“閉上眼睛”。之所以要閉上眼睛，乃是出自對通過感官從現象世界獲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過，密契主義並不像懷疑主義那樣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它僅僅主張閉上肉體的眼睛，同時卻主張睜開心靈的眼睛，使心靈的眼睛不受現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幹擾，從而返回自我，在心靈的靜觀中達到真理、智慧。因此，辭書中對神秘主義的解釋一般是“通過從外部世界返回到內心，在靜觀、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狀態中與神或者某種最高原則結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
[22] t.h.赫胥黎（t.h.huxley，1825.05.04～1895.06.29）：英國生物學家、教育家。在古生物學、海洋生物學、比較解剖學、地質學等方麵都有重大貢獻。
[23]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9世紀下半期英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他被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
[24] 阿爾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1880.03.02～1949.12.05）：數學家。曾於1924年至1933年間擔任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統計數學研究的負責人。
[25] 讓·巴蒂斯特·拉馬克（jean baptistemarck，1744.08.01~1829.12.18）：法國生物學家，科學院院士，早期的進化論者之一。1809年發表了《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書，係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理論，即通常所稱的拉馬克學說。書中提出了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兩個法則，並認為這既是生物產生變異的原因，又是適應環境的過程。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著作。
[26] 喬納森·韋納（jonathan weiner）：美國作家，197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曾獲1995年普利策獎、1994年洛杉磯時報圖書獎、1999年全國圖書評論家大獎，並獲2000年安萬特獎入選提名。曾在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洛克菲勒大學任教，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執教。
[27] 蓋亞（gaia）：這個名字源自希臘神話的大地女神蓋亞，是一個統稱，包含了地球上有機生命體通過影響自然環境使之更適於生存的相關概念。這套理論認為，地外生命中的所有生物體使星球管理生物圈以造福全體。蓋亞理念描繪出一個物種間的殘存性生命力的聯係，以及這種聯係對其他物種生存的適用性。當蓋亞理論有了若幹先驅者時，英國化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便於1970年以科學形式推出了蓋亞假說。蓋亞假說解決的是自動動態平衡概念，並主張主體星球的居留生命與其居住環境匹配為一個單一、自動調節的係統。這個係統包括近地表的岩石，土壤，以及大氣。開始時有過論戰，後來科學界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以不同形式呈現的這一理念。
[28] 林恩·瑪格麗絲（lynn margulis，1938～）：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生物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著有《性的奧秘》、《何為生命》。她因提出真核生物起源理論而聞名，也是現今生物學普遍接受的內共生學說的主要貢獻者，此學說解釋了細胞中某些胞器（如粒線體）的由來。其另一個理論認為，發生在不同界或門之間的生物共生關係是驅動進化的力量。她認為遺傳變異的存在是源自細菌、病毒以及真核細胞之間的信息轉移。近年來她不斷強調共生與合作在生物進化上的重要性，並認為所有生物之間存在共生現象。同時更與英國生物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合作闡述蓋亞假說。但這些理論並未為主流科學界完全接受。
[29] 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2～1957.02）：美國籍猶太人數學家，現代計算機創始人之一。
[30] 奧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1902.01.24～1977.07.26）：出生於德國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他與約翰·馮·諾依曼一起創立了博弈論。
[31] 梅裏爾·弗勒德（merrill flood，1912～）：1935年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獲數論碩士學位，同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美國陸軍部、蘭德公司、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處任職，曾任美國管理科學學會會長、美國運籌學學會會長，以及工業管理工程師協會副會長。
[32] 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密歇根大學政治學與公共政策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行為分析及博弈論專家。
[33] 阿納托爾·拉普伯特（anatol rapoport，191 1.05.22～2007.01.20）：出生在俄羅斯的美籍猶太裔數學家和心理學家。主要貢獻有統攝係統理論、數學生物學、社會相互影響的數學模式，以及隨機感應模型。
[34]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97）：英國政治學家、哲學家。英國理性主義傳統的奠基人。
[35] 克裏斯蒂安·林德格雷（kristian lindgren）：從事複雜係統和物質能源理論的研究。目前是威尼斯的歐洲生活科技中心主任。
[36] 間斷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1972年由美國古生物學家n.埃爾德雷奇和s.j.古爾德提出後，在歐美流傳頗廣。認為新種隻能以跳躍的方式快速形成；新種一旦形成就處於保守或進化停滯狀態，直到下一次物種形成事件發生之前，表型上都不會有明顯變化；進化是跳躍與停滯相間，不存在勻速、平滑、漸變的進化。
[37] 威廉· 龐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美國作家、懷疑論者。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物理，現居洛杉磯。長期為《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知名報刊以及美國一些電視台撰稿。迄今已出版著作十餘部，其中《循環的宇宙》、《推理的迷宮》獲普利策獎提名。
[38] 偽神：這裏應當是指人類。
20世紀70年代初期，斯圖爾特·布蘭德[1]向格雷戈裏·貝特森[2]提出了上述謎題。貝特森與諾伯特·維納同為現代控製論的奠基人。貝特森接受的是最正統的牛津教育，從事的卻是最異端的職業。他在印尼拍攝巴厘舞影片；他研究海豚；他還提出了實用的精神分裂症理論。60多歲時，貝特森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任教。在那裏，他那些有關心理健康和進化規律的觀點既離經叛道又才氣橫溢，深深吸引了具有整體觀念且崇尚非主流文化的人群。
斯圖爾特·布蘭德是貝特森的學生，也是倡導控製整體論（cybeic holism）的傳奇人物。1974年，布蘭德在他的《全球概覽》雜誌中提出了這一變色龍公案。布蘭德這樣寫道：“一次，我與格雷戈裏·貝特森進行討論，當時，兩人都沉湎於思考意識的功能是什麽，或者意識到底有沒有功能（指自我意識）。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都是生物學家，便將話題轉而討論這讓人難以捉摸的變色龍。格雷戈裏斷言，變色龍最終將停留在它變色範圍的中間點；我則堅信，這個可憐的家夥因為想方設法要從自身影像的世界中隱身，會將種種保護色試個沒完。”
鏡子可以構成一個信息回路的絕妙實現。普普通通的兩麵鏡子相對放置會產生奇趣屋[3]效應，不停地將一個物象來回映射，直至消失於無窮回溯中。相向而放的鏡子間的任何信息，無論如何來回反射都不會改變其形式。那麽，如果其中一麵鏡子具備了變色龍似的反應功能，既能反射又能產生影像將會如何呢？這種試圖將自己與自身鏡像保持一致的行為會不斷攪亂自身的鏡像。它有可能最終定格於某種持續時間足夠長、可以準確描述的穩定狀態麽？
貝特森覺得這個係統——可能與自我意識類似——會快速進入一種由變色龍在各種顏色的極值間變化時而達成的平衡態。互相衝突的顏色（或者人類心智所組成的社會中相互衝突的觀點）會向“中間色調”折衷，仿佛那是一次民主表決。而布蘭德則認為任何類型的平衡都近乎沒有可能，而且自適應係統將既無定向也無終點地搖擺不定。他猜想（變色龍的）顏色變化會陷入一種如同太極陰陽的混沌狀態中。
變色龍對自身影像變化的反應恰似人類世界對時尚變化的反應。從整體看來，時尚不正是蜂群思維對自身映像的反應麽？
在一個緊密相連的21世紀社會中，市場營銷就是那麵鏡子，而全體消費者就是變色龍。你將消費者放入市場的時候，他該是什麽顏色？他是否會沉降到某個最小公分母——成為一個平均消費者？或者總是為試圖追趕自己循環反射的鏡像而處於瘋狂振蕩的搖擺狀態？
變色龍之謎的深奧令貝特森沉醉，他繼續向自己的其他學生提出此疑問。其中一名學生傑拉爾德·霍爾提出了第三種假說來解釋這位鏡中人的最終顏色：“變色龍會保持進入鏡子反射區域那一瞬間的任何顏色。”
在我看來，這是最符合邏輯的答案。鏡子與變色龍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許是如此密切、迅捷，幾乎沒有發生適應調節的可能。事實上，一旦變色龍出現在鏡子前，它可能絲毫也改變不了自己的顏色，除非由於外部誘因導致其變色或者其自身的變色程序出錯。否則，鏡子與變色龍組成的係統將凝固於其初始狀態——無論那是什麽顏色。
對於市場營銷這樣一個鏡像世界來說，這第三個答案就意味著消費者的凍結。他要麽隻買其最初所用的品牌，要麽什麽也不買。
當然還可能有其他的答案。在為寫這本書進行采訪的時候，我不時向被訪者提出變色龍之謎。科學家們將它看作是自適應反饋的典型案例。他們的答案林林總總。下麵舉幾個例子： <blockquote>
數學家約翰·霍蘭德[4]：變色龍會像萬花筒一樣千變萬化！由於存在時間的滯後，它的顏色會閃爍不停。變色龍永遠不可能停在某種固定的顏色上。
計算機科學家馬文·明斯基：變色龍可能會有若幹特征值或者特征色，因此會回歸到若幹顏色上。假如你把它放進去的時候它是綠色，它可能一直是綠色；假如是紅色，它就可能一直是紅色；而如果你是在它呈棕色時放進去，它有可能會變成綠色。
自然主義者彼得·沃肖爾：變色龍出於某種恐懼反應才改變顏色，因此這一切都取決於其情緒狀態。一開始它也許被自己的鏡像嚇壞，但隨後就處之泰然了；顏色則會隨著它的情緒而變化。 </blockquote>
把變色龍放在鏡子上似乎是個很簡單的實驗，所以我想，即使是作家也可以完成這個實驗。於是我著手實驗。我做了一個小箱子，裏麵裝上鏡子，買了一條會變顏色的蜥蜴放進去。雖然布蘭德的謎題已流傳了20年之久，但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嚐試真正動手試驗。
趴在鏡子上的蜥蜴穩定在一種顏色——綠色，是春樹發新葉的那種嫩綠。每次把它放進去時都回歸到這個顏色。但在回到綠色之前，它也許在一段時間內會保持棕色。它在鏡箱裏休憩時用的顏色看來與它在箱外時喜歡保持的深棕色不同。
盡管我完成了這個實驗，但我對實驗的結果卻信心不足，這主要由於如下一些重要的原因：我用的不是真正的變色龍，而是一條變色蜥蜴，它可以改變的顏色種類比真正的變色龍少多了。（真正的變色龍一條要花好幾百美元，還要配一個專門的玻璃容器來飼養，我可不想買。）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我所讀過的為數不多的相關文獻資料得知，除了根據背景顏色而相應改變顏色外，變色蜥蜴變色還有別的原因。如同沃肖爾所說，它們為了應對恐懼也變色。它們確實相當恐懼。變色蜥蜴不願進入鏡箱。在箱裏顯示出的綠色與它害怕時采用的顏色一樣。鏡子上的變色龍也可能僅僅會處於持續的恐懼狀態——它本身的陌生感被放大並充斥著其所在的周身環境。假如我在鏡箱裏，肯定也會抓狂。最後是觀察者的問題：我隻有把臉貼近鏡箱，將藍眼睛和紅鼻子深入變色蜥蜴的地盤，才能看到蜥蜴。這種行為騷擾了蜥蜴，卻又無法避免。
可能要等到將來使用真正的變色龍，並進行更多的對比實驗，才能真正破解這個謎題。但我仍心存疑慮。真正的變色龍與變色蜥蜴一樣，是身體碩大的動物，有著不隻一個改變顏色的理由。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恐怕最好僅作為思想實驗來保持其理想化的形式。
即便從理論角度來考慮，“真正的”答案也取決於下述具體因素：比如變色龍顏色細胞的反應時間，其對色調改變的敏感性以及是否有其他影響信號的因素。所有這些都是反饋回路中常見的重要數值。如果有人能夠改變變色龍身上的這些參數，就可以一一演示前文所述鏡子上的變色龍變色的種種可能。其實，工程師們正是這樣設計控製電路以引導宇宙飛船或控製機器人手臂的。通過調整滯後的長短、信號的敏感度、以及衰減率等參數，他們可以調整一個係統使之達到一個廣域的平衡態（比如將溫度保持在華氏68至70度之間），或不斷的變化，或某個介於兩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點。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也發生在網絡化的市場活動中。毛衣生產商試圖通過文化鏡像來激發消費者此消彼長的購買欲望，以銷售多種款式的毛衣；而洗碗機製造商則力圖將消費者行為的反饋聚集在幾個公約數上，即僅推出幾款洗碗機，因為較之花樣繁多的毛衣款式，推出多種洗碗機的成本要高得多。反饋信號的數量和速度決定了市場的類型。
鏡子上變色龍之謎的重要之處在於，蜥蜴與鏡子形成了一個整體。“蜥蜴屬性”和“鏡子屬性”融合為一種更複雜的屬性——“蜥鏡屬性”，其行為方式與單一變色龍或單一鏡子的行為方式都有所不同。
中世紀的生活是極端抹殺個性的。普通人對自己的形像隻有模糊的概念。他們對獨立人格和社會身份的認知是通過參與宗教儀式和遵循傳統而達成的，而非通過行為反射。與此相反，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了鏡像的世界。我們有無處不在的電視攝像機、每天都在進行的民意調查（如“63%的美國人離過婚”），它們將我們集體行為的每一個細枝末節都反映給我們。持續不斷的紙麵記錄——帳單、評分、工資單、商品目錄——幫助我們建立了個人的身份標識。不遠的將來，普及的數字化必將為我們提供更清晰、更快捷、更無所不在的鏡子。每個消費者都將成為反射鏡像與反射體，既是因，也是果。
希臘哲學家癡迷於鏈式的因果關係，研究如何沿因果鏈條溯本追源，直至找到最初原因。這種反向倒推的路徑是西方邏輯的基礎，即線性邏輯。而蜥蜴-鏡子係統展示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一種網狀的因果循環。在遞歸反射領域，事件並非由存在鏈所觸發，而是由一係列業因如奇趣屋般地反射、彎曲、彼此互映所致。與其說業因和控製是從其源頭按直線發散，倒不如說它是水平擴展，如同湧動的潮水，曲折、彌散地釋放著影響力。淺水喧鬧，深潭無波；仿佛萬物彼此間的關聯顛覆了時空的概念。
計算機科學家丹尼·希利斯指出，計算，特別是網絡計算，呈現了一種非線性的因果關係域。他寫道： <blockquote>
在物質世界中，一件事對另一件事的影響隨兩者之間的時間或空間距離的增大而衰減。因此，我們在研究木星衛星的運行軌道時不去考慮水星的影響。這是物體和作用力這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作用力的局限性體現在光速是有限的，體現在場的平方反比定律之中[5]，還體現在宏觀統計效應上，如反應速度和音速等。
在計算領域中，或至少在計算領域的舊有模式中，一個隨意的微小事件有可能、也往往會造成任意的重大影響。比如，一段小程序可以抹去所有的內存；一條簡單的指令可以使主機停止運行。在計算科學中沒有類似於距離這樣的概念。沒有哪個存儲單元比別的存儲單元更不易受影響。 </blockquote>
自然生態係統中的控製軌跡也呈發散狀溶入因果關係的界域。控製不僅分散到空間中，還隨著時間而逐漸模糊。當變色龍爬到鏡子上的時候，誘使其變色的業因便溶入到一個因果自循環的界域中。事物的推演不像箭那樣直線行進，而是像風一樣四散開來。 5.2 生命之無法理喻之處
斯圖爾特·伯蘭德在斯坦福大學主修生物學，導師是人口生物學家保羅·埃爾利希[6]。埃爾利希也執迷於難解的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而他是從蝴蝶與其宿主植物之間的關係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謎題的影子。那些狂熱的蝴蝶收藏家們很早就知道，製作完美標本的最好方法就是將毛毛蟲和它要吃的植物一起裝入盒子等它化繭。變身之後，蝴蝶會破繭而出，展現出完美無缺的翅膀。這時迅速將它殺死，就能製成完美的標本。
這個辦法要求蝴蝶收藏家們懂得蝴蝶要吃什麽植物。為了得到完美的標本，他們可謂不遺餘力。其結果是積累了大量有關植物/蝴蝶群落的文獻資料。簡而言之，大多數蝴蝶幼蟲隻吃一種特定的植物。舉個例子，黑脈金斑蝶的幼蟲就專吃馬利筋，而馬利筋似乎也隻歡迎黑脈金斑蝶前來就餐[7]。
埃爾利希注意到，從這個意義上說，蝴蝶的映像投入了植物，而植物的映像也投入了蝴蝶。為了防止蝴蝶幼蟲完全吞噬自己的莖葉，馬利筋步步設防，迫使黑脈金斑蝶“改變顏色”——想法子繞過植物的防線。這種相互投映仿佛兩條貼著肚皮跳舞的變色龍。馬利筋如此投入地進行自我保護，以抗拒黑脈金斑蝶的侵襲，結果反而變得與蝴蝶難舍難分。反之亦然。任何長期敵對的關係似乎都包容這樣的相互依存。1952年，關注機器如何學習的控製論專家羅斯·艾希比[8]寫道：“［生物的基因模式］並沒有具體規定小貓如何抓老鼠，但是提供了學習機製和遊戲的旨趣，因此是老鼠將捕鼠的要領教給了小貓。”
1958年，穆德[9]在《進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專性寄生生物與其宿主共同進化的數學模型》。埃爾利希在這個標題中發現了一個可以用來形容這種貼身雙人舞的詞——共同進化（coevolution）。與大多數生物學發現一樣，共同進化這個概念並不新鮮。神奇的達爾文在其1859年的傑作《物種起源》中便曾提到過：“生物體彼此之間的共同適應……”
約翰·湯普森[10]在《互相影響和共同進化》一書中對“共同進化”做了一個正式定義：“共同進化是互相影響的物種間交互的進化演變。”實際上共同進化更像一曲探戈。馬利筋與黑脈金斑蝶肩並肩結成了一個單係統，互相影響共同進化。共同進化之路上的每一步都使這兩個對手纏繞得更加密不可分，直到一方完全依賴於另一方的對抗，從而合二為一。生物化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11]就這種相擁狀況寫道：“物種的進化與其所處環境的演變密不可分。這兩個進程緊密結合，成為不可分割的單一進程。”
布蘭德采用了這個術語，並創辦了名為《共同進化季刊》的雜誌，用於發表包羅萬象的宏論——闡述相互適應、相互創造、同時編織成為整體係統的生物學、社會學和科技等。作為發刊詞，布蘭德撰寫了共同進化的定義：“進化就是不斷適應環境以滿足自身的需求。共同進化，是更全麵的進化觀點，就是不斷適應環境以滿足彼此的需求。”
共同進化之“共同”是指向未來的路標。盡管有人抱怨人際關係的地位在持續降低，現代人在生活中互相依賴的程度卻日益增長，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目前，所有政治都意指全球政治，而全球政治則意味著“共同”政治；在通訊網絡基礎上建立起的在線社區則是“共同”世界。馬歇爾·麥克盧漢[12]並非完全正確。我們共同打造的不是一個舒適的地球村；我們共同編織的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全球化蜂群——一個最具社會性的“共同”世界，一個鏡狀往複的“共同”世界。在這種環境下，所有的進化，包括人造物的進化，都是共同進化。任何個體隻有接近自己變化中的鄰居才能給自己帶來變化。
自然界充斥著共同進化。每個有植物的角落都有寄生生物、共生生物在活動，時刻上演著難解難分的雙人舞。生物學家普萊斯[13]估計，今天物種的50%都是寄生生物。（這個數字已經很陳舊了，而且應該在不斷增長。）而最新的說法是：自然界半數生物都共生共存！商業谘詢師們常常警告其客戶，切不可陷入依賴於某個單一客戶或供應商的共生處境。但是，據我所知，許多公司都是這麽做的，而他們所過的有利可圖的日子，平均起來也並不比其他公司少。20世紀90年代，大企業之間的結盟大潮——尤其在信息和網絡產業當中——是世界經濟日益增長的共同進化的又一個側麵。與其吃掉對手或與之競爭，不如結成同盟——共生共棲。
共生關係中的各方行為不必對稱或對等。事實上，生物學家發現自然界幾乎所有的共棲同盟在相互依存過程中都必然有一方受惠更多，這實際上暗示了某種寄生狀態。盡管一方所得就意味著另一方所失，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雙方都是受益者，因此契約繼續生效。
布蘭德在他那本名為《共同進化》的雜誌裏開始收集各種各樣共同進化的故事。以下是一則自然界裏最具說服力的結盟的實例： <blockquote>
墨西哥東部生長著各類金合歡屬灌木和掠奪成性的螞蟻。多數金合歡長有荊刺和苦味的葉子以及其他抵禦貪婪世界傷害的防護措施。其中一種“巨刺金合歡”（即牛角相思樹）學會了如何誘使一種螞蟻為獨占自己而殺死或驅趕其他的掠食者。誘餌漸漸囊括了可供螞蟻居住的防水的漂亮巨刺、現成的蜜露泉和專為螞蟻準備的食物——葉尖嫩苞。螞蟻的利益漸漸與合歡的利益相融合。螞蟻學會了在刺裏安家，日夜為金合歡巡邏放哨，攻擊一切貪吃金合歡的生物，甚至剪除如藤蘿、樹苗之類可能遮擋住金合歡媽媽的入侵植物。金合歡不再依靠苦味的葉子、尖尖的刺或是其他保護措施，如今它的生存完全依賴於這種金合歡螞蟻的保護；而蟻群離開金合歡也活不下去。它們組合起來就天下無敵。 </blockquote>
在進化過程中，生物的社會性與日俱增，共同進化的實例也愈來愈多。生物的社會行為越豐富，就越有可能形成互惠互利的關係。同樣，我們構建的經濟和物質世界越是相互影響，共同努力，我們越能見證到更多的共同進化的實例。
對於生命體而言，寄生行為本身就是一片安身立命的新天地。也正因此，我們發現寄生之上還有寄生。生態學家約翰·湯普森注意到“正如豐富的社會行為能夠促進與其他物種的共生關係，某些共生關係也促成了新型社會行為的進化。”共同進化的真正含義是，共同進化孕育了共同進化。
距今千百萬年後，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大都具有社會性，隨處可見寄生物和共生體；而世界經濟也許會是一個擁擠的聯盟網絡。那麽，當共同進化充斥了整個地球時又會發生什麽呢？這個由映射、回應、相互適應以及首尾相接循環不息的生命之鏈所組成的星球會做些什麽呢？
蝴蝶和馬利筋繼續在彼此周圍舞蹈著，無休無止的瘋狂芭蕾使它們的形態大大改變，遠遠不同於它們彼此處於平靜狀態時可能擁有的形態。鏡子上不停翻騰的變色龍陷入了遠非正常的某種紊亂狀態。二戰之後的核軍備競賽讓我們同樣有種愚蠢地追趕自我倒影的感覺。共同進化將事物推往荒唐的境地。蝴蝶和馬利筋，雖然從某種角度來看是競爭對手，卻又不能分開獨立存活。保羅·埃爾利希認為共同進化推動兩個競爭對手進入“強製合作”。他寫道：“除掉敵人既損害了掠食者的利益，也損害了被掠食者的利益。”這顯然不合乎常理，但又顯然是一股推動自然的力量。
當一個人的意識失去控製、鑽入攬鏡自顧的牛角尖時，或過於看重自己的敵人以至於對敵人亦步亦趨時，我們會認為這種意識有些失常。然而，智力和意識本來就有一點失常——或者說，一點失衡。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使是最簡單的心智，也一定會顧影自憐。莫非任何意識都非得固守其自我嗎？
在布蘭德向貝特森提出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題後，有關意識的失衡性成為了談話的重點，兩人轉而順著這個話題探討了下去，最終得出了一個古怪的結論，相對於其他事物都有一個平衡點來說，意識、生命、智力以及共同進化都是失衡的、意外的，甚至是無法理喻的。我們之所以看到智力和生命的不可捉摸之處，正是因為他們維持著一個遠離平衡態的不穩定狀態。較之宇宙間其他事物，智力、意識乃至生命，都處於一個穩定的非穩態。
蝴蝶和馬利筋，猶如立足筆尖的鉛筆，依靠共同進化的遞歸動態而立得筆直。蝴蝶拉扯馬利筋，馬利筋也拉扯蝴蝶，它們拉扯得越厲害，就越難以放手，直到整體的蝴蝶/馬利筋逐漸形成一個獨特的存在——一個鮮活的昆蟲/植物係統便自我生成。
共生並非隻能成雙成對。三個一組也可融合成一個漸進的、以共同進化方式連接的共生係統。整個群落也可共同進化。實際上，任何生物，隻要能適應其周邊生物，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間接的共同進化觸媒的作用。既然所有的生物都相互適應，就意味著同一生態係統內所有生物都能通過直接共生或間接相互影響的方式參與到一個共同進化的統一體裏。共同進化的力量由一個生物流向它最親密的鄰居，然後以較弱一級的波狀向周邊擴散，直至波及所有生物。這樣一來，地球家園中由億萬物種構成的鬆散網絡就編結起來，成為不可拆分的共同進化體係，其組成部分會自發提升至某種不可捉摸的、穩定之非穩態的群集狀態。
地球上的生命網絡，與所有分布式存在一樣，超越了作為其組成成分的生命本身。然而強悍的生命向更深處紮根，不但用它的網絡將整個地球包裹起來，而且將沒有生命的岩石和大氣也串連進它的共同進化的怪誕行動之中。 5.3.在持久的搖搖欲墜狀態中保持平衡
30年前，生物學家請nasa （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將兩個無人操縱的探測器發射到最有可能找到地外生命的兩個待選星球——火星和金星上，並用探針插入它們的土壤檢測是否有生命跡象。
nasa的生命探測器是一個相當複雜、精密而且昂貴的精巧裝置，一旦著陸，就能從灑落其上的塵土中找尋細菌生命的蛛絲馬跡。說話溫和的英國生物化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是nasa聘請的顧問之一。他發現了一個能夠更好檢測行星生命的辦法。這個辦法不需要價值數百萬美金的精巧玩意兒，甚至都不需要發射火箭。
洛夫洛克是現代科學研究領域罕見的奇才。他在英格蘭康沃爾郡鄉下一個灌木籬笆牆圍繞的石頭庫房內從事科學研究，仿佛一位獨行俠。他保持著無可挑剔的科學聲望，卻不隸屬於任何正規的科研機構，這在動輒就需要大筆資金的科學界實屬罕見。他那鮮明的獨立性滋養了自由思想，也離不開自由思想。20世紀60年代早期，洛夫洛克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建議，讓nasa探索團隊的其他成員都感到不痛快。他們是真想向外星發射探測器，而他卻說不必找這個麻煩。
洛夫洛克告訴他們，隻需通過一架天文望遠鏡進行觀測，他就能確定某行星是否有生命。他可以通過測量該行星大氣層的光譜來確定其氣體的成分。包裹著行星的大氣組成就能揭秘星球是否存在過生命體。因此，用不著投擲一個昂貴的罐罐穿越太陽係去查明真相。答案他早就知道了。
1967年，洛夫洛克寫了兩篇論文，預言說，根據他對星球大氣光譜的解讀，火星上麵沒有生命。10年後，nasa發射了環火星軌道航天器，再10年後的數次壯觀的火星軟著陸[14]探測終於明白地告訴世人，火星確實如洛夫洛克預測的那樣死氣沉沉。對金星進行的類似探測帶回來同樣的壞消息：太陽係裏除地球之外一片死寂。
洛夫洛克是怎樣知道的呢？
是通過對化學反應和共同進化的研究。火星大氣和土壤中的成分被太陽射線賦予能量，被火星核心加熱，再被火星引力吸附，曆經數百萬年進入動態平衡。懂得了化學反應的一般規則，科學家就可以將星球當作一個大燒瓶裏的物質來對它們的複雜反應做計算。化學家得出火星、金星以及其他行星的近似反應方程式之後，等號兩邊基本持平：能量、吸入成分；能量、逸出成分。通過天文望遠鏡以及後來的實地采樣獲得的結果都符合反應方程式的預測。
地球卻不同。地球大氣中氣體混合的路數並不循常。經洛夫洛克查明，它們的不循常，是共同進化累積形成的有趣效果。
尤其是氧氣，它占地球大氣的21%，造成地球大氣的不穩定。氧氣是高活性氣體，能在我們稱之為火或燃燒的激烈化學反應中與許多元素化合。從熱力學角度來看，由於大氣氧化了固體表麵，地球大氣中氧氣的高含量理應快速下降才對。其他活性示蹤氣體[15]，如一氧化二氮、碘甲烷也處於異常爬升的水平。氧氣雖與甲烷共存，卻根本不相容，更確切地說，它們太融洽了，以至於會相互引爆。令人費解的是，二氧化碳理應像在其他行星那樣成為大氣的主要成分，卻僅僅是一種示蹤氣體。除大氣之外，地球表麵的溫度及堿度也處於異乎尋常的水平。整個地球表麵似乎是一個巨大、不穩定的化學怪胎。
在洛夫洛克看來，似乎有一種看不見的能量，一隻看不見的手，將互動的化學反應推至某個高點，似乎隨時都會回落至平衡狀態。火星和金星上的化學反應猶如元素周期表那般穩定，那般死氣沉沉。以化學元素表來衡量，地球的化學性質是不正常的，完全失去了平衡，卻充滿活力。由此，洛夫洛克得出結論，任何有生命的星球，都會展現奇特的不穩定的化學性質。有益生命的大氣層不一定富含氧氣，但應該突破規範的平衡。
那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共同進化的生命。
共同進化中的生命擁有非凡的生成穩定的非穩態的能力，將地球大氣的化學循環推至一個洛夫洛克所稱的“持久的非均衡態”。大氣中的氧含量應該隨時都會下降，但數百萬年來它就是不降下來。既然絕大多數的微生物生命都需要高濃度的氧，既然微生物化石都已存在億萬年了，那麽，這種奇特的不和諧的和諧狀態算得上是相當持久而穩定的了。
地球大氣尋求穩定的氧含量，與恒溫器尋求穩定的溫度非常相似。它碰巧使得氧氣的平均濃度為20%，按一位科學家的說法“純屬偶然”。低於這個水平是貧氧，高於這個水平就易燃。多倫多大學的喬治·r·威廉斯這樣寫道：“20%左右的氧含量似乎能夠保證某種平衡，在洋流近乎完全換氣的同時，又不會招致毒性物質或可燃性有機物的聚集而產生更大危害。”那麽，地球的傳感器和溫控機製在哪兒呢？那個加熱用的爐子又在哪兒呢？
無生命星球通過地質輪回來達到平衡。氣體，如二氧化碳，溶入液體並經沉澱析出固體。溶入定量的氣體之後達到自然飽和。固體在火山活動中經加熱或加壓，會將氣體釋放回大氣層。沉降、風化、隆起——所有巨大的地質力量——也如強大的化學作用那樣，打斷或形成物質的化學鍵。熱力學的熵變將所有化學反應拉到它們的最低能量值[16]。火爐的比喻不管用了。無生命星球上的平衡不太像恒溫控製下的平衡，它更像碗裏的水，處在等高的水平；當不能降得更低時就幹脆處在同一個水平上。
而地球則是一個恒溫器。相互糾纏共同進化的生命提供了一個自主循環的回路，引導地球的化學物質趨向上升的勢能。大概要等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寂滅之後，地球的大氣才會回降至持久的平衡態，變得像火星和金星那樣單調乏味。但是，隻要生命的分布式之手仍占主導地位，它就能保持地球的化學物質脫離四平八穩的狀態。
但失衡本身卻是自主平衡的。共同進化的生命產生的持久失衡，自有其穩定之道。洛夫洛克一直致力於尋找這種持久失衡，想以此作為生命存在的快速測試。據我們所知，地球大氣中20%左右的氧含量已保持了億萬年之久。大氣層像一個高空懸索上搖搖擺擺的雜技演員，而且幾百萬年來一直保持著那個欲跌還休的姿勢。她永不墜落，也永遠擺脫不了墜落的趨勢，始終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
洛夫洛克認為這持久的搖搖欲墜狀態是生命的顯著特征。近來複雜性理論的研究人士也已意識到，任何活係統：經濟體、自然生態係統、複雜的計算機模擬係統、免疫係統，以及共同進化係統，都具有搖搖欲墜的顯著特征。當它們保持著埃舍爾式[17]的平衡態——處在總在下行卻永遠未曾降低過的狀態時，都具有那種似是而非的最佳特性——在塌落中平衡。
戴維·雷澤爾[18]在他的科普性書籍《宇宙發生說》中辯稱：“生命的核心價值不在於它繁殖的不變性，而在於它繁殖的不穩定性。”生命的密鑰在於略微失調地繁衍，而不是中規中矩地繁衍。這種幾近墜落乃至混沌的運行狀態確保了生命的增殖。
少有人注意到活係統的核心特點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特質是具傳染性的。活係統將它們的不穩定姿態傳染給它們接觸到的任何事物，而且無所不及。地球上，生命橫衝直撞，把勢力擴張到固體、液體和氣體之中。就我們所知，沒有哪塊從未被生命觸摸過的岩石。微小的海洋微生物將溶入海水的碳和氧固化，生產出一種散布在海床的鹽。這些沉積物最終被沉澱性的重量壓成岩石。微小的植物性微生物將碳從空氣中吸入土壤乃至深入海底，在水下化為石油。生命生產出甲烷、氨氣、氧氣、氫氣、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氣體。鐵，還有金屬，聚集來細菌造出金屬礦團。（鐵作為非生命的典型代表，竟然產生生命！）通過嚴格的觀察，地質學家得出結論：所有露出地表的岩石（或許火山岩除外）都是再循環的沉澱物，因此，所有的岩石都具生物成因的實質，也就是說，在某些方麵受生命影響。共同進化生命的無情推拉，最終將宇宙中的非生命物質帶入它的遊戲之中。它甚至將頑石也變成為映射其婆娑姿影的明鏡之一角。 5.4.岩石乃節奏緩慢的生命
俄羅斯地質學家弗拉基米爾·沃爾納德斯基[19]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觀點——生命直接塑造了地球的肉身。他將地球上億萬生命體加以總結，並思考它們對地球的物質資源產生的群體影響。1926年，他出了一本書，把這個宏大的資源係統稱為“生物圈”（其實愛德華·蘇斯[20]在幾年前也曾創造了這個術語），書中著手對生物圈進行了量化評估。這本名為《生物圈》的著作直到最近才被譯成英語。
沃爾納德斯基將生命明確地比作石頭鏡子上的變色龍，這個說法得罪了兩方人。他把活體生物所處的生物圈看作巨型的化工廠，激怒了生物學家。在他看來，植物和動物在礦物質環繞世界的流動中充當著臨時化學容器的作用。“活體生物不過是岩石的一個特類……既古老又永恒年輕的岩石，”沃爾納德斯基寫道。活體生物是存儲這些礦物的精美而脆弱的貝殼。有一次他談到動物的遷移和運動時說：“動物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幫助風和浪來攪拌發酵中的生物圈。”
與此同時，沃爾納德斯基將岩石看作半生命，又引起了地質學家的強烈不滿。他說，由於每塊石頭都是從生命中起源，它們與生命機體之間的不斷互動表明岩石是生命中移動最慢的一部分。山脈、海洋裏的水以及天空中的氣體，都是節奏非常緩慢的生命。地質學家們當然要阻止這種明顯的密契主義[21]觀點。
兩種奇思怪論組合成一個美麗且對稱的體係。生命是不斷更新的礦物質，礦物質是節奏緩慢的生命。它們構成了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等式的兩端並不能精確地開解；它們同屬一個係統：蜥蜴/鏡子、植物/昆蟲、岩石/生命，以及當代的人類/機器係統。有機體即是環境，而環境也即是有機體。
這個古老且神聖的觀念在邊緣科學領域起碼存在有幾百年了。19世紀的許多進化論生物學家，如赫胥黎[22]、赫伯特·斯賓塞[23]，當然還有達爾文，對此都有直覺上的認識——物理環境塑造了生物，生物也塑造了其所處的環境。如果從長遠看，環境就是生物，而生物就是環境。早期的理論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洛特卡[24]於1925年寫道：“進化的不隻是生物或物種，而是物種加環境的整個係統。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進化的生命和星球構成了一個共同進化的整體係統，一如變色龍的鏡上舞。
沃爾納德斯基認為，假如生命從地球上消失，不但地球本身沉淪至一種“化學穩定”的平衡狀態，而且那些沉積的粘土層、石灰岩的洞穴、礦山中的礦石、白堊的峭壁，以及我們視為地球景觀的特有構造也將隨之消退。“生命並非地表上偶然發生的外部演化。相反，它與地殼構造有著密切的關聯，”沃爾納德斯基於1929年寫道，“沒有生命，地球的臉麵就會失去表情，變得像月球般木然。”
30年後，自由思想家詹姆斯·洛夫洛克通過天文望遠鏡對其他星球進行分析，也得出同樣的結論。“生物體簡直無法‘適應’一個僅由物理和化學支配的死氣沉沉的世界。它們生存的世界由其先祖們的氣息和骨骼構成，而今由它們繼續維持著。”洛夫洛克有關早期地球的知識較之沃爾納德斯基更為全麵，對氣體和物質在地球上的環流模式的理解也略高一籌。所有這些，都令他得出一個十分嚴肅的結論：“我們呼吸的空氣，以及海洋和岩石，所有這一切要麽是生命機體的直接產物，要麽是由於他們的存在而被極大改變了的結果。”
法國自然哲學家讓·巴蒂斯特·拉馬克[25]早在1800年就已預言了這一非凡的結論，當時他所擁有的行星動力學方麵的信息甚至比沃爾納德斯基還要少。作為生物學家，拉馬克與達爾文旗鼓相當。他，而非達爾文，才是進化論真正的發現人。拉馬克之所以沒有獲得應得的讚譽而淪落為失敗者，部分原因是他太過依賴直覺而不是現代科學所推崇的詳細例證。拉馬克憑直覺推演生物圈，而且具有先見之明。但因為當時沒有一絲一毫的科學根據的支持，拉馬克的言論並不具有影響力。1802年，他寫道：“以單體聚合、礦體、岩層等形式出現的所有構成地殼的複合礦物質，以及由此形成的低地、丘陵、峽穀和山脈，都是在地球表麵生存過的動植物的獨一無二的產物。”
拉馬克、沃爾納德斯基還有洛夫洛克之流大膽的主張乍看起來似乎荒謬可笑，但是在橫向因果關係下卻頗有道理：我們周圍目所能及的一切——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從東到西的深海，逶迤起伏的群山，色調陰森的荒漠峽穀，充滿樂趣的溪穀——與蜂窩一樣都是生命的產物。
洛夫洛克不停地向鏡中窺探，發現它幾乎是個無底深淵。其後幾年，隨著對生物圈的仔細觀察，他將更多的複雜現象列入了生命產物表。舉幾個例子：海洋浮遊生物釋放出一種氣體（二甲基硫），經氧化後產生亞微觀的硫酸鹽氣霧，形成雲中水滴凝聚的凝結核。如此說來，甚至雲層雨水也是由生物的活動產生的。夏天的雷暴雨也許是生命自身幻化為雨。某些研究暗示，大多數雪晶的核也許是腐朽的植物、細菌或菌類孢子；因此，也許雪大都是由生命觸發的。能逃脫生命印記的隻是極少數。“也許我們這個星球的內核並不受生命的影響，但我不認為這種假設是合理的，”洛夫洛克如是說。
“生命是最具威力的地質力量，”沃爾納德斯基斷言，“而且這力量與時俱進。”生命越多，它的物質力量就越大。人類將生命進一步強化。我們利用化石能源，將生命植入機器。我們的整個製造業基礎設施——好比我們自己身體的擴展——成為更廣泛的、全球規模的生命的一部分。我們的工業產生的二氧化碳進入大氣，改變全球大氣的成分，我們的人造機械領域也成為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喬納森·韋納[26]當年寫《下個一百年》時就能肯定地說：“工業革命是驚心動魄的地質學事件。”如果岩石是節奏緩慢的生命，那麽我們的機器就是相對快一點的節奏緩慢的生命。
將地球比作母親是一種古老且親切的說法，但將地球比作機械裝置卻令人難以接受。沃爾納德斯基的看法非常接近洛夫洛克的感悟，即地球的生物圈顯現了一個超越化學平衡的規則。沃爾納德斯基注意到“生物體呈現出一種自我管理的特性”，生物圈似乎也是自我管理的，但他沒有進一步深入下去，因為一個關鍵概念——純機械過程的自我管理——當時尚未出現。一台純粹的機器怎麽能自我控製呢？
我們現在知道了，自我控製和自我管理並非生命所獨有的神奇活力要素，因為我們已經創造出了能夠自我控製和自我管理的機器。其實，控製和意圖是純粹的邏輯過程，它們可以產生於任何足夠複雜的介質中，包括鐵製的齒輪和操作杆，乃至更為複雜的化學路徑中。如果恒溫器和蒸汽機都能夠具有自我調控能力的話，那麽一個星球可以進化出如此優雅的反饋回路也不是那麽怪異的想法了。
洛夫洛克將工程師的敏感帶入對地球母親的分析。他做過修補匠、發明家、專利持有人，還給無論何時都是最大的工程技術公司nasa打過工。1972年，洛夫洛克提出了地球的自治表征的假說。他寫道：“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體集合，從巨鯨到細菌，從橡樹到海藻，可以看成是一個單體生命，它能夠熟練地操控地球大氣層以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而其所具備的能力和能量也遠超過其組成部分。”洛夫洛克把這個觀點稱為蓋亞[27]，並於1972年與微生物學家林恩·瑪格麗絲[28]一起公布了這個觀點，以接受科學評判。洛夫洛克說，“蓋亞理論要比共同進化論更強化些，”至少在生物學家使用這個詞的時候。
一對在互相攀比、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中共同進化的生物似乎隻能滑向失控的深淵；而一對卿卿我我、眼中隻有對方的共生體又似乎隻能陷入停滯不前的唯我主義。但洛夫洛克卻認為，假如有一張大網遍布著共同進化的動因，它網羅所有生物使其無可逃遁，生物創造自身存活所需的基質，而基質又創造存活其中的生物，這個共同進化的網絡就會向周圍擴展，直到成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我控製的閉環回路。埃爾利希所提出的共同進化論中的“強製合作”——無論互為敵人抑或互為伴侶，不僅僅能從各方培育出自發的內聚力，並且這種內聚力也會有效地調和自身的極端值以尋求自身的生存。全球範圍內的生物在共同進化的環境中所映射出的休戚與共的關係，就是洛夫洛克所指的蓋亞。
許多生物學家（包括保羅·埃爾利希）都不喜歡蓋亞理念，因為洛夫洛克並未獲得他們的準許就擴大生命的定義。他單方麵將生命的範疇擴大，使之具有一個占優勢地位的機械器官。簡而言之，這個固體行星成了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生命形式”。這是一頭怪獸：99.9%的岩石，大量的水，一點空氣，再裹以薄薄一層環繞其周身的綠膜。
但是，假如將地球縮成細菌大小，放在高倍顯微鏡下觀察，它能比病毒更奇怪嗎？蓋亞就在那裏，一個強光映照下的藍色球體，吸收著能量，調節著內部狀態，擋避著各種擾動，並日趨繁複，準備好一有機會便去改造另一個星球。
後來，洛夫洛克不再堅持早期的主張，即強調蓋亞是一個有機體或表現得像一個有機體，但他保留意見說蓋亞確實是一個具有生命特征的係統。它是一個活係統。無論是否具備有機體所需的所有屬性，它都是一個鮮活的係統。
盡管蓋亞是由許多純粹的機械回路所組成的，但這不應成為阻止我們為它貼上生命標簽的理由。畢竟，細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化學循環；海洋中的某些矽藻也隻不過是毫無生氣的鈣晶；樹木則是硬化的漿汁。但它們全都仍然是有生命的有機體。
蓋亞是一個有邊界的整體。作為一個生命係統，它那些無生氣的機械構件也是其生命的一部分。洛夫洛克說：“在地球表麵任何地方，生命物質和非生命物質之間都沒明確的區分。從岩石和大氣所形成的物質環境到活細胞，隻不過是生命強度的不同層級而已。”在蓋亞的邊界上——或是在稀薄的大氣頂層，或是在熾熱的地球核心——生命的影響會消退。但是，沒有人能說清這條邊界到底在哪裏，如果它有的話。 5.5.不講交情或無遠見的合作
對於多數懷疑論者來說，蓋亞的麻煩在於將一個非活物的星球看作是一部“聰明的”機器。我們曾試圖將毫無生氣的計算機設計成人工學習機器，卻遭受了挫折。因此，在行星尺度內展開頭緒紛亂的人工學習，其前景似乎挺荒謬。
但實際上我們高估了學習，把它當成一件難事，這與我們的沙文主義情節——把學習當成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不無關係。在本書中，我想要表述一種強烈的看法，即進化本身就是一種學習。因此，凡有進化（哪怕是人工進化）的地方就會有學習。
將學習行為拉下神壇，是我們正在跨越的最激動人心的知識前沿之一。在一個虛擬的回旋加速器裏，學習正被撞裂成為基本粒子。科學家們正在為適應、歸納、智能、進化、共同進化等事物的基本成分編目造冊，使之成為一個生命的元素周期表。學習所需的各種粒子藏身於所有遲鈍的介質當中，等待著被組裝（並往往自行組裝）成奔湧靈動的事物。
共同進化就是多種形式的學習。斯圖爾特·布蘭德在《共同進化季刊》中寫道：“沒錯，生態係統是一個完整係統，而共同進化則是一個時間意義上的完整係統。它在常態下是向前推進的、係統化的自我教育，並從不斷改正錯誤中汲取營養。如果說生態係統是在維持的話，那麽共同進化則是在學習。”
生物的共同進化行為也許可以用一個更好的術語來描述——共同學習，或者共同傳授也行，因為共同進化的各方在相互學習的同時也在相互傳授。（我們沒有恰當的字眼來表述同時施教與受教，但假如做到了教學相長，我們的學校教育將會得到改善。）
一個共同進化關係中的施與受——同時施教與受教——使許多科學家想到了玩遊戲。簡單的兒童遊戲如“哪隻手裏有鋼鏰兒”具有“鏡子上的變色龍”般的遞歸邏輯。藏鋼鏰兒的人進入這樣一個無止境的過程：“我剛才把鋼鏰兒藏在右手裏，那麽現在猜的人會認為它在我的左手，因此，我要把它移到右手。但她也知道我知道她會怎麽想，於是，我還是把它留在左手裏。”
由於猜測者的思考過程也是如此，雙方就構成了一個相互預測對方意圖的遊戲。“哪隻手裏有鋼鏰兒”的謎題和“鏡子上的變色龍是什麽顏色”的謎題相關聯。從這類簡單的規則衍生出的無限複雜性令約翰·馮·諾依曼非常感興趣。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這位數學家就研發出用於計算機的可編程邏輯，並同維納和貝特森一起開辟了控製論的新領域。
馮·諾依曼[29]發明了與遊戲有關的數學理論。他將遊戲定義為一場利益衝突，遊戲各方都試圖預測其他方的舉動，並采取一係列的步驟，以解決衝突。1944年，他與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特恩[30]合寫了一本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他察覺到，經濟具有高度共同進化和類似遊戲的特性，而他希望以簡單的遊戲動力學來闡釋它。舉例說，雞蛋的價格取決於賣方和買方彼此之間的預期猜測——我出價多少他才能夠接受，他認為我會出多少，我的出價應該比我能承受的價位低多少？令馮·諾依曼驚訝的是，這種相互欺詐、相互蒙騙、效仿、映像以及“博弈”的無休止遞歸一般都能夠落實到一個明確的價格上，而不是無限糾纏下去。即使在股市上，當有成千上萬的代理在玩著相互預測的遊戲時，利益衝突的各方也能迅速達成一個還算穩定的價格。
馮·諾依曼最感興趣的是想看看自己能否給這種互動遊戲找出最理想的策略，因為乍一看來，它們在理論上幾乎是無解的。於是他提出了博弈論作為解答。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塔莫妮卡市的蘭德公司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智庫。那裏的研究人員發展了馮·諾依曼的工作，最後列出了4種有關相互猜測遊戲的基本變體。每一個變體各有不同的輸贏或平局的獎勵結構。這4個簡單的遊戲在技術文獻中統稱為“社會困境”，但又可以被看作是構造複雜共同進化遊戲的4塊積木。這4個基本變體是：草雞博弈、獵鹿博弈、僵局，以及囚徒困境。
“草雞博弈”是供魯莽的青少年玩的遊戲。兩輛賽車朝懸崖邊奔去；後摔出來的司機是贏家。“獵鹿”是一群獵手麵對的難題，他們必須合作才能把鹿殺死，如果沒有人合作的話，那麽開小差各自去攆兔子會更好些。他們是在賭合作（高回報）還是背叛（低，但是肯定有回報）嗎？“僵局”是挺無聊的遊戲，彼此背叛收益最高。最後一個“囚徒困境”最有啟發性，在20世紀60年代末成為兩百多例社會心理學實驗的測試模型。
“囚徒困境”是由蘭德公司的梅裏爾·弗勒德[31]於1950年設計出來的。遊戲中，兩個分別關押的囚犯必須獨立決定否認還是坦白罪行。如果兩人都認罪，那麽兩人都會受到懲罰。如果兩人都否認的話，則都會被無罪釋放。但假如隻有一人認罪，那麽他就會得到獎勵，而另一個則受到懲罰。合作有回報，但如果策略奏效的話，背叛也有回報。你該怎麽辦呢？
如果隻玩一次，背叛對手是最合理的選擇。但當兩個“囚徒”一次又一次地玩，從中相互學習——也即“重複的囚徒困境”，遊戲的推演就發生了變化。你不能無視對手玩家的存在；不論是作為強製的敵手還是同夥，他都必須受到重視。這種緊密相連的共同命運與政敵之間、生意對手之間或者生態共生體之間的共同進化關係非常類似。隨著對這個簡單遊戲的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問題變成了：要想在長期內取得高分，麵對“重複的囚徒困境”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策略？還有，同無情或友善的各類玩家對壘時，該采取什麽樣的策略更容易取得成功呢？
1980年，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32]組織了一次錦標賽，征集了14條不同的用於“囚徒困境”的對策，以循環賽的形式看哪個對策最後勝出。最後獲勝的是一個最簡單的對策，叫作“一報還一報”，由心理學家阿納托爾·拉普伯特[33]設計。“一報還一報”是往複型策略，它以合作回報合作，以背叛回報背叛，往往產生一輪輪合作的周期。阿克塞爾羅德發現，重複遊戲能產生一次性遊戲所不具備的“未來陰影”之效果，這種效果鼓勵合作，因為對玩家來說，用現在對他人予以的合作來換取今後他人給予的合作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合作的閃現使阿克塞爾羅德陷入沉思：“沒有中央集權的自我主義世界需要具備什麽條件才能湧現出合作的行為？”
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34]宣稱：隻有在善意的中央集權幫助下才能產生合作。這一傳統政治推論曾經在幾個世紀裏一直被奉為圭臬。霍布斯斷言，沒有自上而下的管理，就隻會有群體自私。不管經濟體製如何，必須有強大的勢力來推行政治利他主義。然而，在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後逐步建立起來的西方民主製度表明，民意通達的社會可以在沒有中央集權強力幹預的情況下發展合作機製。個人利益也能孕育出合作。在後工業化經濟裏，自發合作是常有的事情。被廣泛采用的工業標準（既有質量方麵的，也有協議方麵的，如110伏電壓，還有ascii碼），以及因特網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無政府形態的興起，都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孕育共同進化合作所需的必要條件。
這種合作不是新時代的精神至上主義。相反，如阿克塞爾羅德所說，這是一種“不講交情、無需遠見的合作”，是大自然的冷規則，適用於許多層麵，並催生了自組織結構。不管你願不願意，多少都得合作。
“囚徒困境”這類遊戲，不單是人類，任何自適應個體都可以玩。細菌，犰狳，或是計算機裏的半導體器件，都可以根據各種回報機製，在眼前的穩妥收獲與未來的高風險高回報之間做出權衡。當長時間與相同的夥伴一起玩這個遊戲時，雙方既是在博弈，又是在進行某種類型的共同進化。
每一個複雜的自適應組織都麵臨著基本的權衡。生物必須在完善現有技能、特質（練腿力以便跑得更快）與嚐試新特質（翅膀）之間做取舍。它不可能同時做所有的事情。這種每天都會碰到的難題便屬於在開發和利用之間作權衡。阿克塞爾羅德用醫院做了一個類比：“一般情況下，你可以想見試用某種新藥比盡可能發掘已有成藥的療效回報來得低。但假如你給所有病人用的都是目前最好的成藥，你就永遠無法驗證新藥的療效。從病人個人角度來講最好不要試用新藥。但從社會集合體的角度出發，做實驗是必要的。”開發（未來收益）與利用（目前穩贏的籌碼）之比應該是多少，這是醫院不得不做的博弈。生命有機體為了跟上環境的變化，在決定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變異和創新時，也會做出類似的權衡。當海量的生物都在做著類似的權衡並且互相影響時，就形成一個共同進化的博弈遊戲。
阿克塞爾羅德發起的、有14位玩家參與的“囚徒困境”循環錦標賽是在電腦上進行的。1987年，阿克塞爾羅德通過設定一套係統拓展了這個電腦遊戲。在係統裏，有一小群程序玩家執行隨機產生的“囚徒困境”策略。每個隨機策略在和所有其他運行中的策略對陣一圈之後被打分，得分最高的策略在下一代的複製率最高，於是最成功的策略便得以繁衍和傳播。許多策略都是通過“捕食”其他策略來取勝的，因而，隻有當獵物能存活時，這些策略才能興旺發達。這就導出了自然界荒野中俯拾皆是的生物數量呈周期性波動的機理，說明了狐狸和兔子的數量在年複一年的共同進化的循環中是如何起起落落的。兔子數量增，狐狸繁殖多；狐狸繁殖多，兔子死翹翹。但是沒有了兔子，狐狸就得餓死。狐狸數量少了，兔子數量就多了。兔子多了，狐狸也就多了，以此類推。
1990年，在哥本哈根尼爾斯波爾研究院工作的克裏斯蒂安·林德格雷[35]將這個共同進化實驗的玩家數擴展到一千，同時引入隨機幹擾，並使這個人工共同進化過程可以繁衍到三萬世代之後。林德格雷發現，由眾多參與“囚徒困境”遊戲的愚鈍個體所組成的群體不但重現了狐狸和兔子數量的生態波動，也產生出許多其他自然現象，如寄生、自發湧現的共生共棲，以及物種間長期穩定的共存關係等，就如同一整套生態係統。林德格雷的工作讓一些生物學家興奮不已，因為在他的漫長回合博弈遊戲中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周期。每個周期的持續時間都很長；而在一個周期內，由不同策略的“物種”所形成的混合維持著非常穩定的狀態。然而，這些盛世都被一些突發、短命的不穩定插曲所打斷，於是舊的物種滅絕，新的物種生根。持新策略的物種間迅速達成新的穩定，又持續發展數千代。這個模式與從早期化石裏發現的進化的常見模式相契合，該模式在進化論業界裏叫作間斷平衡[36]，或簡稱為“蹦移”（punk eek）。
這些實驗得出了一個了不起的結果，令所有希望駕馭共同進化力量的人都為之矚目。這是眾神的另一條律法：在一個飾以“鏡子上的變色龍”式的疊套花環的世界裏，無論你設計或演變出怎樣高妙的策略，如果你絕對服從它，為它所用，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個策略就無法與其他具競爭力的策略相抗衡。也即是說，如何在持久戰中讓規則為你所用才是一個具競爭力的策略。另一方麵，引入少許的隨機因素（如差錯、缺陷）反而能夠在共同進化的世界裏締造出長久的穩定，因為這樣一來，某些策略就無法被輕易地“山寨”，從而能夠在相對長的時期裏占據統治地位。沒有了幹擾，即出乎意料或是反常的選擇，就沒有足夠多的穩定周期來維持係統的發展，逐步升級的進化也就失去了機會。錯誤能使共同進化關係不致因為膠著太緊而陷入自沉的漩渦，從而保持共同進化的係統順流前行。向你的錯誤致敬吧。
在電腦中進行的這些共同進化遊戲還提供了另外的教益。零和與非零和遊戲的區別是少數幾個滲透到大眾文化中的博弈論理念之一。象棋、選舉、賽跑和撲克是零和遊戲：贏家的收益取自輸家的損失。自然界的荒野、經濟、思維意識、網絡則屬於非零和遊戲：熊的存在並不意味狼獾會失敗。共同進化中的衝突環環相扣、彼此關聯，意味著整體收益可以惠及（有時殃及）所有成員。阿克塞爾羅德告訴我：“來自博弈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洞見之一就是，非零和遊戲的戰略內涵與零和遊戲的戰略內涵截然不同。零和遊戲中對他人的任何傷害都對你有好處。在非零和遊戲中，你們可能共榮，也可能同衰。我認為，人們常用零和遊戲的觀點看世界，其實他們本不該這樣。他們常說：‘我比別人做得好，所以我就該發達。’而在非零和遊戲裏，盡管你比別人做得好，你也可能和他一樣潦倒。”
阿克塞爾羅德注意到，作為贏家，“一報還一報”策略從不琢磨利用對手的策略——它隻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一對一的對決中，該策略並不能勝過任何一個其他策略；但在非零和遊戲中，它卻能夠在跟許多策略對抗的過程中取得最高累積分，從而奪得錦標。正如阿克塞爾羅德向“囚徒困境”的始作俑者威廉·龐德斯通[37]指出的：“這個理念太不可思議了。下棋時怎麽可能不擊敗任何一個對手就奪得錦標呢？”但是在共同進化中——變化是響應自身而變化——不用打擊他人就能贏。企業界那些精明的首席執行官們現在也承認，在網絡和結盟的時代，公司犯不著打擊他人就可以大把地賺錢。這個就是所謂的雙贏。
雙贏是共同進化模式下生命所演繹的故事。
坐在堆滿書籍的辦公室裏，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還沉浸在對共同進化的理解和思考中。然後他補充道：“希望我在合作進化方麵的工作有助於避免世界衝突。你看過國家科學院給我的獎狀沒有，”他指著牆上的一塊牌匾說，“他們認為它有助於避免核戰爭。”盡管馮·諾依曼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人物，但他並沒有將他的理論明確地應用於核軍備競賽的政治遊戲。在1957年馮·諾依曼逝世之後，軍事戰略智囊團開始利用他的博弈論分析冷戰，冷戰中兩個相互為敵的超級大國帶有共同進化關係中“強製合作”的意味。戈爾巴喬夫具有基本的共同進化洞察力。阿爾塞德羅說：“他看到，減少而不是增加坦克數量會讓蘇聯更安全。他單方麵裁掉了一萬輛坦克，使得美國和歐洲更難有借口保持大規模的軍事預算，借此全麵展開了結束冷戰的進程。”
對於“偽神們”[38]來說，從共同進化中獲得的最有用的教訓就是，在共同進化的世界裏，控製和保密隻能幫倒忙。你無法控製，而開誠布公比遮遮掩掩效果更好。“在零和遊戲中你總想隱藏自己的策略，”阿克塞爾羅德說，“但在非零和遊戲中，你可能會將策略公之於眾，這樣一來，別的玩家就必須適應它。”戈爾巴喬夫的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他公開實施了這個策略；如果隻是秘密地單方麵削減武器則會一事無成。
鏡子上的變色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係統。無論是蜥蜴還是玻璃，都沒有任何秘密。蓋亞的大封閉圈裏循環不斷，是因為其中所有的小循環都在不斷的共同進化溝通中互相交流。從蘇聯指令式計劃經濟的崩潰中我們了解到，公開的信息能夠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增長。
共同進化可以看作是雙方陷入相互傳教的網絡。共同進化的關係，從寄生到結盟，從本質上來講都具有信息的屬性。穩步的信息交流將它們焊接成一個單一的係統。與此同時，信息交流——無論是侮辱、還是幫助，抑或隻是普通新聞，都為合作、自組織，以及雙贏結局的破土發芽開辟了園地。
在我們剛剛邁入的網絡時代中，頻繁的交流正在創造日益成熟的人工世界，為共同進化、自發的自組織以及雙贏合作的湧現而準備著。在這個時代，開放者贏，中央控製者輸，而穩定則是由持續的誤差所保證的一種永久臨跌狀態。
[1] 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全球電子鏈接"（well - 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電話會議係統創建者，《全球概覽》（the whole earth catalog）刊物創辦人。
[2] 格雷戈裏·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05.09～1980.07.04）：英國人類學家、社會科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者及控製論專家，其論述涉及許多領域。
[3] 奇趣屋（fun-house hall）：馬戲團常設的一種娛樂項目。屋內放置了許多鏡子，人走入其中就像走入了“複製自己的世界”。
[4] 約翰·霍蘭德（john hond，1929.02.02～）：複雜理論和非線性科學的先驅，遺傳算法之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教授，麥克阿瑟研究獎獲得者，麥克阿瑟協會及世界經濟論壇的會員，聖塔菲研究所指導委員會主席之一。
[5] 場的平方反比定律：指物體或粒子間的場力（引力、電磁力等）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6] 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03.14～1915.08.20）：德國著名醫學家，血液學和免疫學奠基人之一，1908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獲得者。
[7] 馬利筋（milkweed）：是一種蜜源植物，它的乳汁是有毒的。其花蕊的封閉式構造使其很難利用風力傳粉。所以分泌花蜜並通過蝴蝶的足肢沾染授粉器達到授粉目的。黑脈金斑蝶幼蟲以馬利筋嫩莖與葉為食，蛻蝶後以花蜜為食；它能將馬利筋的強心柑毒素累積在自己體內轉為防禦武器。
[8] 羅斯·艾希比（ross ashby，1903.09.06～1972.1 1.15）：英國精神病學家，從事控製論和複雜係統研究的先驅。
[9] c.j.穆德（charles j.mode）：賓州費城德雷塞爾大學名譽數學教授，資深多產科學家。研究興趣包括：生物統計學、隨機過程、人口統計學、傳染病學、遺傳學和生物信息學、統計推理與數據分析方法、馬爾科夫鏈、不完全馬爾科夫過程、軟件工程、蒙特卡羅模擬法等。
[10] 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賓夕法尼亞大學華盛頓-傑佛遜學院教授。
[11] 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國科學家，蓋亞假說的提出者。在他的假說中，地球被視為一個“超級有機體”。
[12]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 1～1980）：加拿大著名哲學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學教授英國文學、文學批判及傳播理論。他是現代傳播理論的奠基人，其觀點深遠影響了人類對媒體的認知。在沒有“互聯網”這個詞出現時，他已預示互聯網的誔生，“地球村”一詞正是由他首先使用。
[13] p.w.普萊斯（p.w.price）：生物學家。在加拿大和美國從事科學研究多年，2002年至今任北亞利桑那大學生物科學係名譽教授。
[14] 火星登陸探測：在發射了“水手”號探測器的基礎上，美國實施“海盜”號火星著陸探測計劃，共研製了兩個“海盜”號火星探測器。1975年8月20日發射“海盜”1號，1976年6月19日探測器進入了火星軌道，7月20日降落裝置在火星表麵軟著陸成功，進行了大量拍照和考察，在火星上工作時間達6年，於1982年1 1月停止發回信息。1975年9月9日“海盜”2號發射上天，1976年8月7日進入火星軌道，9月3日降落裝置在火星表麵軟著陸成功，在火星上的考察至1978年7月停止。這兩個探測器專門對火星上有無生命存在進行了4次檢查和重要的試驗。
[15] 示蹤氣體：是在研究空氣運動中，一種氣體能與空氣混合，而且本身不發生任何改變，並在很低的濃度時就能被測出的氣體總稱。其他示蹤氣體包括：氟仿、過氧乙酰硝酸酯、二氧化氯、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氡、汞。由於示蹤氣體的總量非常小，因此它們的變化幅度可以非常大。目前空氣成分變化最大的是二氧化碳，工業化開始後其濃度增加了約40%。
[16] 熱力學的熵增定律：大多數自發化學反應趨向於係統混亂度增大的方向，即熵增方向。伴隨著係統熵的增加，反應體內的能量相應減少。
[17] 埃舍爾（m.c.escher，1898～1972）：荷蘭著名藝術家，他以在畫麵上營造“一個不可能的世界”而著稱。在他的作品裏展示了深廣的數學哲理。一些自相纏繞的怪圈、一段永遠走不完的樓梯或者兩個不同視角所看到的兩種場景產生出悖論、幻覺甚至哲學意義。
[18] 戴維·雷澤爾（davidyzer）：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學家。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明確指出，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日益膨脹的宇宙中熵會增加，但是由於一些相空間細胞也不斷增加，熵的最大極限其增長速度可能超過熵本身的增長。
[19] 弗拉基米爾·沃爾納德斯基（dimir vernadsky，1863～1945）：俄羅斯礦物學家和地球化學家。代表作為《生物圈》（1926年）一書。在蘇聯，他被稱為20世紀的羅蒙諾索夫。他的生物圈學說和智慧圈思想揭示了人與自然平等共生的關係，描繪出人與生物圈共同進化的圖景。他被稱為現代生物地球化學之父。
[20] 愛德華·蘇斯（eduard suess，1831.08.20～1941.08.26）：奧地利地質學家。曾任維也納大學教授，是英國皇家學會、奧地利皇家學會會員，法國科學院、彼得堡科學院外籍院士。
[21] 密契主義（mysticism）：同時肯定道與萬物。.“密契主義”一詞出自希臘語動詞myein，即“閉上”，尤其是“閉上眼睛”。之所以要閉上眼睛，乃是出自對通過感官從現象世界獲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過，密契主義並不像懷疑主義那樣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它僅僅主張閉上肉體的眼睛，同時卻主張睜開心靈的眼睛，使心靈的眼睛不受現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幹擾，從而返回自我，在心靈的靜觀中達到真理、智慧。因此，辭書中對神秘主義的解釋一般是“通過從外部世界返回到內心，在靜觀、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狀態中與神或者某種最高原則結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
[22] t.h.赫胥黎（t.h.huxley，1825.05.04～1895.06.29）：英國生物學家、教育家。在古生物學、海洋生物學、比較解剖學、地質學等方麵都有重大貢獻。
[23]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9世紀下半期英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他被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
[24] 阿爾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1880.03.02～1949.12.05）：數學家。曾於1924年至1933年間擔任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統計數學研究的負責人。
[25] 讓·巴蒂斯特·拉馬克（jean baptistemarck，1744.08.01~1829.12.18）：法國生物學家，科學院院士，早期的進化論者之一。1809年發表了《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書，係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理論，即通常所稱的拉馬克學說。書中提出了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兩個法則，並認為這既是生物產生變異的原因，又是適應環境的過程。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著作。
[26] 喬納森·韋納（jonathan weiner）：美國作家，197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曾獲1995年普利策獎、1994年洛杉磯時報圖書獎、1999年全國圖書評論家大獎，並獲2000年安萬特獎入選提名。曾在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洛克菲勒大學任教，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執教。
[27] 蓋亞（gaia）：這個名字源自希臘神話的大地女神蓋亞，是一個統稱，包含了地球上有機生命體通過影響自然環境使之更適於生存的相關概念。這套理論認為，地外生命中的所有生物體使星球管理生物圈以造福全體。蓋亞理念描繪出一個物種間的殘存性生命力的聯係，以及這種聯係對其他物種生存的適用性。當蓋亞理論有了若幹先驅者時，英國化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便於1970年以科學形式推出了蓋亞假說。蓋亞假說解決的是自動動態平衡概念，並主張主體星球的居留生命與其居住環境匹配為一個單一、自動調節的係統。這個係統包括近地表的岩石，土壤，以及大氣。開始時有過論戰，後來科學界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以不同形式呈現的這一理念。
[28] 林恩·瑪格麗絲（lynn margulis，1938～）：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教授，生物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著有《性的奧秘》、《何為生命》。她因提出真核生物起源理論而聞名，也是現今生物學普遍接受的內共生學說的主要貢獻者，此學說解釋了細胞中某些胞器（如粒線體）的由來。其另一個理論認為，發生在不同界或門之間的生物共生關係是驅動進化的力量。她認為遺傳變異的存在是源自細菌、病毒以及真核細胞之間的信息轉移。近年來她不斷強調共生與合作在生物進化上的重要性，並認為所有生物之間存在共生現象。同時更與英國生物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合作闡述蓋亞假說。但這些理論並未為主流科學界完全接受。
[29] 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2～1957.02）：美國籍猶太人數學家，現代計算機創始人之一。
[30] 奧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1902.01.24～1977.07.26）：出生於德國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他與約翰·馮·諾依曼一起創立了博弈論。
[31] 梅裏爾·弗勒德（merrill flood，1912～）：1935年在內布拉斯加大學獲數論碩士學位，同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美國陸軍部、蘭德公司、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處任職，曾任美國管理科學學會會長、美國運籌學學會會長，以及工業管理工程師協會副會長。
[32] 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密歇根大學政治學與公共政策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行為分析及博弈論專家。
[33] 阿納托爾·拉普伯特（anatol rapoport，191 1.05.22～2007.01.20）：出生在俄羅斯的美籍猶太裔數學家和心理學家。主要貢獻有統攝係統理論、數學生物學、社會相互影響的數學模式，以及隨機感應模型。
[34]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97）：英國政治學家、哲學家。英國理性主義傳統的奠基人。
[35] 克裏斯蒂安·林德格雷（kristian lindgren）：從事複雜係統和物質能源理論的研究。目前是威尼斯的歐洲生活科技中心主任。
[36] 間斷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1972年由美國古生物學家n.埃爾德雷奇和s.j.古爾德提出後，在歐美流傳頗廣。認為新種隻能以跳躍的方式快速形成；新種一旦形成就處於保守或進化停滯狀態，直到下一次物種形成事件發生之前，表型上都不會有明顯變化；進化是跳躍與停滯相間，不存在勻速、平滑、漸變的進化。
[37] 威廉· 龐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美國作家、懷疑論者。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物理，現居洛杉磯。長期為《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知名報刊以及美國一些電視台撰稿。迄今已出版著作十餘部，其中《循環的宇宙》、《推理的迷宮》獲普利策獎提名。
[38] 偽神：這裏應當是指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