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書很沉。我非常激動地回到家裏，我發現那些書不是舊書，以前奧利維耶羅老師給我找的書都是二手書，通常都散發著難聞的味道，但莉拉給我的書是新書，散發著墨香，在這些書中間還有一些詞典：“津加雷利”、“羅西”和“卡龍奇—喬爾喬斯”3，那都是老師從來沒能搞到的。
通常無論我發生什麽事情，我的母親總是會說一些鄙夷的話，但這次她看到我打開那些書的包裝，忽然哭了起來。她的這種反常表現讓我很驚異，也有些驚恐，我馬上跑到她跟前，用手撫摸著她的胳膊。也很難說清楚是什麽打動了她：也許是因為肉食店老板娘的慷慨，也許是因為在貧窮麵前，她的無能為力，我不知道。她很快平靜下來了，嘀咕了幾句我沒聽清楚的話，然後就去忙她的了。
在我和幾個弟弟住的那個小房間裏，我有一張拚起來的小桌子，上麵有很多蟲洞，通常我就在那張桌子前寫作業。我把所有的書都放在桌子上，看著它們整齊地靠牆排列著，我頓時充滿了能量。
時光飛馳而去，我把暑假時加利亞尼老師借給我的書還了回去，她又借給了我其他書，這些書更加難懂。我每個星期天都非常專注地讀這些書，但我看不太懂，我一行一行地看，翻頁，但那些很長的複句讓我很煩，我摸不透那些文字的意思。高二的一整年，我都是一邊學習，一邊讀這些很難懂的書，我覺得辛苦，但很滿意，覺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有一天，加利亞尼老師問我：
“格雷科，你在讀什麽報紙？”
這個問題讓我非常尷尬，就像那次在莉拉地婚禮上我和尼諾談話時的感覺。加利亞尼老師想當然地認為，我在家裏也會讀報，但在我生活的環境裏，讀報並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怎麽才能告訴她，我父親從來不買報紙，我從來都沒讀過報紙？我覺得我開不了口，我拚命地回想，帕斯卡萊作為一個共產黨，他在讀什麽報紙，但我什麽也沒想起來。這時候，我想起了多納托·薩拉托雷在伊斯基亞島的沙灘上讀的報紙，我想起來他給《羅馬報》寫文章，於是我回答說：
“我讀《羅馬報》。”
老師臉上露出帶著些諷刺的微笑，從那天開始，她把自己看過的報紙給我看。她會買兩份報紙，有時候會買三份，在放學的時候，她會給我一份。我對她表示感謝，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格外沉重，這對我來說是又多了一份家庭作業。
剛開始的時候，我總是把報紙隨手放在家裏，打算做完作業再看，但到了晚上，我發現報紙消失了，我父親已經把報紙據為己有，他在床上，或者在廁所裏讀那些報紙。於是我改變了“策略”，把報紙藏在課本中間，隻有在晚上大家都睡著時才拿出來。有時候老師給我的是《團結報》，有時候是《晨報》或《晚郵報》，但是我覺得這三份報紙對我來說都很難懂，那就像看係列漫畫書，從中間撿起來一本看，卻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麽。因此我一個專欄一個專欄地翻閱，不是出於個人興趣，而是出於義務，就像學校裏的功課一樣，我希望我今天看不懂的地方，如果堅持下去，總有一天能看懂。
那段時間我和莉拉見麵的次數很少。有時候放學之後，我馬上跑回家做完作業，然後去新肉食店找她。我肚子很餓，她知道這一點，就馬上給我做一個裏麵夾著很多肉食和奶酪的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地吃著三明治，我會用標準意大利語說一些我從書中或者從加利亞尼老師的報紙上看來的句子。我記得我說了在納粹集中營裏發生的那些殘酷的事，還有現在人們本可以做的事情，我還提到了核戰爭對人類和平的威脅，總而言之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發明的工具來馴服自然，現在我們的工具變得比自然更加可怕；還說到了我們需要一種文明，來和人類的痛苦做鬥爭，我們要消除人類所遭的罪；我也提到了宗教會從人的意識裏消失，我們會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沒有階級差別，人們對於社會和生活都會有一個比較科學、理性的認識。我跟她說了很多很多，一方麵是因為我要向她展示，我的每門功課都有考八分的希望，另一方麵，我好像不知道對她說什麽才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希望她能反駁我，這樣我們就可以像以前那樣進行討論。但她幾乎什麽都沒說，有時候表現得有些尷尬，好像聽不明白我說的話。或者她說幾句，最後以這樣的表達結束——我不知道為什麽她又提到了這個問題——她開始談到了堂·阿奇勒的錢是從哪兒來的，還有索拉拉家的錢，有時候是當著卡門的麵說這些，卡門也很快表示認同。但一有顧客進來買東西，她馬上就不說了，變得非常客氣，非常殷勤，馬上切東西稱重，收錢。
有一次她看著打開的抽屜，盯著裏麵的錢看，心情看起來很壞。她說：
“這些錢都是我和卡門辛辛苦苦賺的，但這裏麵的所有錢都不是我的，萊農，這些錢是斯特凡諾的錢賺的。斯特凡諾的錢是他父親攢的，沒有堂·阿奇勒通過黑市、放高利貸賺來的錢——那些藏在床墊下麵的錢，今天就沒有這家店，也沒有鞋作坊。不僅如此，斯特凡諾、裏諾還有我父親，假如沒有索拉拉家的關係和他們借的錢，他們會一雙鞋子也賣不出去的。索拉拉家也是放高利貸的。我現在的處境顯而易見，是吧？”
她說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明白她說這些話有什麽用。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我對她說，我提起了當時她和斯特凡諾訂婚時，我們得出的結論，“你說的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和那些人不一樣。”
這些話原本是她說的，但她現在不是很肯定。她對我說，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她是用方言說的：
“我不喜歡我曾經做過的事情，我也不喜歡我正在做的事兒。”
我想她可能又開始和帕斯卡萊來往，因為他一直都是這種觀點。我想他們之間的友誼越來越堅實，因為帕斯卡萊現在和艾達訂婚了，艾達是老肉食店的售貨員，帕斯卡萊是卡門的哥哥，而卡門現在和她在經營新的肉食店。離開肉食店的時候我很不開心，我非常吃力地抑製著自己小時候就有的一種情結，那種感覺很痛苦——當時莉拉和卡門成了朋友，她們開始排擠我。我學習到很晚才平靜下來。
有一天夜裏我在讀《晨報》，因為太累了，我的眼睛都要閉上了，忽然間我像遭到電擊一樣醒了過來，因為我看到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短評，談論的正是馬爾蒂裏廣場上的鞋店，文章讚美了我和莉拉一起製作的畫板，這簡直讓我無法相信。
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有幾行字我現在還記著：在馬爾蒂裏廣場上的一家鞋店裏，有一幅照片和色彩混合的創意之作，遺憾的是，經營鞋店的兩位姑娘不願向我透露創作這幅作品的藝術家的名字。但無論如何，他都堪稱具有先鋒意識的藝術家，他通過一種天神般無邪而獨特的力量，通過圖像揭示了一種極度內在、強烈的悲傷，非常有表現力。除此之外，還用很多溢美之詞，頌揚了整個鞋店，說這是那不勒斯的企業近些年活力四射的重要表現。
我徹夜未眠。
第二天放學之後我馬上跑去找莉拉。商店是空的，卡門回家去照顧她媽媽了，朱塞平娜生病了，莉拉正在和一個鄉下的供貨商通電話，說他沒把水牛奶酪或者鮮奶酪送過來，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我聽見她在大喊大叫，還說了很多髒話，這讓我非常震驚。我在想，電話的另一頭可能是一個年老的男人，他可能會生氣，可能會讓他兒子來報複。我想，為什麽她要那麽誇張。她打完電話之後，充滿鄙夷地歎了一口氣，對我解釋說：
“假如我不這樣說的話，他們不會聽我的。”
我給她看報紙，她漫不經心地瞥了一眼說：“我已經看過了。”她跟我解釋說那是米凱萊·索拉拉的主意，他和往常一樣，做事從不和任何人商量。“你看。”她說著走到收銀台，拉開了抽屜，從裏麵拿出一些剪報遞給我。那些文章也是在談論馬爾蒂裏廣場上的商店。有一篇刊登在《羅馬報》上的短文，作者不遺餘力地頌揚了索拉拉兄弟，但是對於畫板卻隻字不提。另外有一篇文章，發表在《那不勒斯晚報》上，整整三欄，把那家商店吹噓得像皇宮一樣，文章用一種非常浮誇的書麵語描寫了商店的環境，讚美了裏麵的裝修，奢華的燈飾，尤其是裏麵的鞋子，還讚美了兩位優雅、溫柔又客氣的少女，也就是說吉耀拉·斯帕紐洛小姐和朱塞平娜·卡拉奇小姐，兩個正值花樣年華的美少女在經營著這家在我們的城市蒸蒸日上的商店。到文章的最後才提到了那幅畫，但說得不多，還把那幅畫描述成：一幅粗俗之作，是這一優雅奢華環境的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你看到下麵的署名了嗎？”莉拉用一種玩笑的語氣問我。
《羅馬報》上的文章署名是縮寫的d.s，《那不勒斯晚報》文章後麵的署名是多納托·薩拉托雷——尼諾的父親。
“是的。”
“你有什麽看法？”
“我能說什麽呢？”
“你應該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她笑了起來，但一點兒也不開心。她向我解釋說，現在“賽魯羅”鞋子和索拉拉的鞋店越來越紅火，米凱萊決定要擴大影響，他四處送禮，因為這個緣故，這個城市的報紙都在說索拉拉鞋店的好話。廣告，這些都是付錢的廣告，讀了也沒意思。她對我說，這些文章裏沒有一句真話。
這讓我很難過，我覺得她不應該貶低這些報紙，我那麽辛苦地在讀這些報紙，甚至犧牲了睡眠。我也不喜歡她強調尼諾和這兩篇文章作者的關係，把尼諾和他父親——一個寫出浮華、虛假文章的人聯係起來，有這個必要嗎？
通常無論我發生什麽事情，我的母親總是會說一些鄙夷的話，但這次她看到我打開那些書的包裝，忽然哭了起來。她的這種反常表現讓我很驚異，也有些驚恐，我馬上跑到她跟前，用手撫摸著她的胳膊。也很難說清楚是什麽打動了她：也許是因為肉食店老板娘的慷慨，也許是因為在貧窮麵前，她的無能為力，我不知道。她很快平靜下來了，嘀咕了幾句我沒聽清楚的話，然後就去忙她的了。
在我和幾個弟弟住的那個小房間裏，我有一張拚起來的小桌子，上麵有很多蟲洞，通常我就在那張桌子前寫作業。我把所有的書都放在桌子上，看著它們整齊地靠牆排列著，我頓時充滿了能量。
時光飛馳而去，我把暑假時加利亞尼老師借給我的書還了回去，她又借給了我其他書，這些書更加難懂。我每個星期天都非常專注地讀這些書，但我看不太懂，我一行一行地看，翻頁，但那些很長的複句讓我很煩，我摸不透那些文字的意思。高二的一整年，我都是一邊學習，一邊讀這些很難懂的書，我覺得辛苦，但很滿意，覺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有一天，加利亞尼老師問我：
“格雷科，你在讀什麽報紙？”
這個問題讓我非常尷尬，就像那次在莉拉地婚禮上我和尼諾談話時的感覺。加利亞尼老師想當然地認為，我在家裏也會讀報，但在我生活的環境裏，讀報並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怎麽才能告訴她，我父親從來不買報紙，我從來都沒讀過報紙？我覺得我開不了口，我拚命地回想，帕斯卡萊作為一個共產黨，他在讀什麽報紙，但我什麽也沒想起來。這時候，我想起了多納托·薩拉托雷在伊斯基亞島的沙灘上讀的報紙，我想起來他給《羅馬報》寫文章，於是我回答說：
“我讀《羅馬報》。”
老師臉上露出帶著些諷刺的微笑，從那天開始，她把自己看過的報紙給我看。她會買兩份報紙，有時候會買三份，在放學的時候，她會給我一份。我對她表示感謝，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格外沉重，這對我來說是又多了一份家庭作業。
剛開始的時候，我總是把報紙隨手放在家裏，打算做完作業再看，但到了晚上，我發現報紙消失了，我父親已經把報紙據為己有，他在床上，或者在廁所裏讀那些報紙。於是我改變了“策略”，把報紙藏在課本中間，隻有在晚上大家都睡著時才拿出來。有時候老師給我的是《團結報》，有時候是《晨報》或《晚郵報》，但是我覺得這三份報紙對我來說都很難懂，那就像看係列漫畫書，從中間撿起來一本看，卻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麽。因此我一個專欄一個專欄地翻閱，不是出於個人興趣，而是出於義務，就像學校裏的功課一樣，我希望我今天看不懂的地方，如果堅持下去，總有一天能看懂。
那段時間我和莉拉見麵的次數很少。有時候放學之後，我馬上跑回家做完作業，然後去新肉食店找她。我肚子很餓，她知道這一點，就馬上給我做一個裏麵夾著很多肉食和奶酪的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地吃著三明治，我會用標準意大利語說一些我從書中或者從加利亞尼老師的報紙上看來的句子。我記得我說了在納粹集中營裏發生的那些殘酷的事，還有現在人們本可以做的事情，我還提到了核戰爭對人類和平的威脅，總而言之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發明的工具來馴服自然，現在我們的工具變得比自然更加可怕；還說到了我們需要一種文明，來和人類的痛苦做鬥爭，我們要消除人類所遭的罪；我也提到了宗教會從人的意識裏消失，我們會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沒有階級差別，人們對於社會和生活都會有一個比較科學、理性的認識。我跟她說了很多很多，一方麵是因為我要向她展示，我的每門功課都有考八分的希望，另一方麵，我好像不知道對她說什麽才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希望她能反駁我，這樣我們就可以像以前那樣進行討論。但她幾乎什麽都沒說，有時候表現得有些尷尬，好像聽不明白我說的話。或者她說幾句，最後以這樣的表達結束——我不知道為什麽她又提到了這個問題——她開始談到了堂·阿奇勒的錢是從哪兒來的，還有索拉拉家的錢，有時候是當著卡門的麵說這些，卡門也很快表示認同。但一有顧客進來買東西，她馬上就不說了，變得非常客氣，非常殷勤，馬上切東西稱重，收錢。
有一次她看著打開的抽屜，盯著裏麵的錢看，心情看起來很壞。她說：
“這些錢都是我和卡門辛辛苦苦賺的，但這裏麵的所有錢都不是我的，萊農，這些錢是斯特凡諾的錢賺的。斯特凡諾的錢是他父親攢的，沒有堂·阿奇勒通過黑市、放高利貸賺來的錢——那些藏在床墊下麵的錢，今天就沒有這家店，也沒有鞋作坊。不僅如此，斯特凡諾、裏諾還有我父親，假如沒有索拉拉家的關係和他們借的錢，他們會一雙鞋子也賣不出去的。索拉拉家也是放高利貸的。我現在的處境顯而易見，是吧？”
她說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明白她說這些話有什麽用。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我對她說，我提起了當時她和斯特凡諾訂婚時，我們得出的結論，“你說的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和那些人不一樣。”
這些話原本是她說的，但她現在不是很肯定。她對我說，這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她是用方言說的：
“我不喜歡我曾經做過的事情，我也不喜歡我正在做的事兒。”
我想她可能又開始和帕斯卡萊來往，因為他一直都是這種觀點。我想他們之間的友誼越來越堅實，因為帕斯卡萊現在和艾達訂婚了，艾達是老肉食店的售貨員，帕斯卡萊是卡門的哥哥，而卡門現在和她在經營新的肉食店。離開肉食店的時候我很不開心，我非常吃力地抑製著自己小時候就有的一種情結，那種感覺很痛苦——當時莉拉和卡門成了朋友，她們開始排擠我。我學習到很晚才平靜下來。
有一天夜裏我在讀《晨報》，因為太累了，我的眼睛都要閉上了，忽然間我像遭到電擊一樣醒了過來，因為我看到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短評，談論的正是馬爾蒂裏廣場上的鞋店，文章讚美了我和莉拉一起製作的畫板，這簡直讓我無法相信。
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有幾行字我現在還記著：在馬爾蒂裏廣場上的一家鞋店裏，有一幅照片和色彩混合的創意之作，遺憾的是，經營鞋店的兩位姑娘不願向我透露創作這幅作品的藝術家的名字。但無論如何，他都堪稱具有先鋒意識的藝術家，他通過一種天神般無邪而獨特的力量，通過圖像揭示了一種極度內在、強烈的悲傷，非常有表現力。除此之外，還用很多溢美之詞，頌揚了整個鞋店，說這是那不勒斯的企業近些年活力四射的重要表現。
我徹夜未眠。
第二天放學之後我馬上跑去找莉拉。商店是空的，卡門回家去照顧她媽媽了，朱塞平娜生病了，莉拉正在和一個鄉下的供貨商通電話，說他沒把水牛奶酪或者鮮奶酪送過來，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我聽見她在大喊大叫，還說了很多髒話，這讓我非常震驚。我在想，電話的另一頭可能是一個年老的男人，他可能會生氣，可能會讓他兒子來報複。我想，為什麽她要那麽誇張。她打完電話之後，充滿鄙夷地歎了一口氣，對我解釋說：
“假如我不這樣說的話，他們不會聽我的。”
我給她看報紙，她漫不經心地瞥了一眼說：“我已經看過了。”她跟我解釋說那是米凱萊·索拉拉的主意，他和往常一樣，做事從不和任何人商量。“你看。”她說著走到收銀台，拉開了抽屜，從裏麵拿出一些剪報遞給我。那些文章也是在談論馬爾蒂裏廣場上的商店。有一篇刊登在《羅馬報》上的短文，作者不遺餘力地頌揚了索拉拉兄弟，但是對於畫板卻隻字不提。另外有一篇文章，發表在《那不勒斯晚報》上，整整三欄，把那家商店吹噓得像皇宮一樣，文章用一種非常浮誇的書麵語描寫了商店的環境，讚美了裏麵的裝修，奢華的燈飾，尤其是裏麵的鞋子，還讚美了兩位優雅、溫柔又客氣的少女，也就是說吉耀拉·斯帕紐洛小姐和朱塞平娜·卡拉奇小姐，兩個正值花樣年華的美少女在經營著這家在我們的城市蒸蒸日上的商店。到文章的最後才提到了那幅畫，但說得不多，還把那幅畫描述成：一幅粗俗之作，是這一優雅奢華環境的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你看到下麵的署名了嗎？”莉拉用一種玩笑的語氣問我。
《羅馬報》上的文章署名是縮寫的d.s，《那不勒斯晚報》文章後麵的署名是多納托·薩拉托雷——尼諾的父親。
“是的。”
“你有什麽看法？”
“我能說什麽呢？”
“你應該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她笑了起來，但一點兒也不開心。她向我解釋說，現在“賽魯羅”鞋子和索拉拉的鞋店越來越紅火，米凱萊決定要擴大影響，他四處送禮，因為這個緣故，這個城市的報紙都在說索拉拉鞋店的好話。廣告，這些都是付錢的廣告，讀了也沒意思。她對我說，這些文章裏沒有一句真話。
這讓我很難過，我覺得她不應該貶低這些報紙，我那麽辛苦地在讀這些報紙，甚至犧牲了睡眠。我也不喜歡她強調尼諾和這兩篇文章作者的關係，把尼諾和他父親——一個寫出浮華、虛假文章的人聯係起來，有這個必要嗎？